从新的视角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

第一篇：从新的视角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

从新的视角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

——由湖南桃江突发公共卫生应急事件引发的思考

摘要：通过观看《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视频和撰写十九大报告读书笔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字贯彻报告始终，创新点不断。其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阐述，即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意味着需要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三个没有变”中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本文拟结合2017年湖南桃江学生肺结核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换一个视角，以具体事件的角度来分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谈出自己的理解。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桃江学生肺结核事件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报告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继1956年党的八大以及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规范表述以来，执政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再次改变[1]。社会矛盾的转变，是以一定的经济增长、政治文明、文化繁荣、社会稳定、生态和谐为基础的。首先，经过长期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有了很快的发展，原本社会主要矛盾中的“落后生产力”的现状已经有所改变，从“亚投行”、“一带一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都可以看到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逐渐在世界各国中承担的重要角色；其次，“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也有足够的事实来支持和证明。[1] 刘同舫.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背后的必然逻辑[J/OL].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6):1-5.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139.C.20171114.1616.002.html.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保障性住房建设稳步推进[2]。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推出，基本的生存需要解决之后，人们的需要会转变为更高层次的需要，具体来讲，就是从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到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的新的需要。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温饱问题的解决和小康社会的建成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前提和基础。

这个转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基本内涵中应当包含政治文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生态和谐、社会稳定、科技进步等各个美好生活的衡量指标，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幸福生活指数”。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其中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现状，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外，还应该意识到我们这个转变的前提和基础应当是客观、公正的和普遍的。

2017年的湖南桃江学生肺结核个例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应急事件，似乎给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基础和前提蒙上了一层阴影。事件发生在湖南省桃江县城的一所中学，据有关资料显示，该中学大约从一月份起就发现有肺结核病例，却没有引起校方重视，直至八月份才有疫情通报，以至于事情由个例发展到公共卫生事件，由可控发展成为了不可控。校方的有关机构负责从事件的发生到确定再到合理的上报全部处于被动状态，截至2017年11月17日，桃江县中学已发现肺结核确诊病例29例，对于10例就可以称之为疫情暴发的肺结核疫情，校方、政府有关部门发现疫情没有及时上报，甚至隐瞒发病人身份。就在这所中学疫情上报之后待处理时，桃江县职业中专学校也发现疫情，桃江县的卫生部门展开了积极的处置，同时当地的卫生部门也对这个学校的学生开展了筛查工作。[2]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7/10/19/033907439.shtml

截至2017年11月24日20时30分，桃江县第四中学共报告肺结核确诊病例81例、疑似病例7例。桃江县职业中专学校共报告肺结核确诊病例9例、疑似病例3例[3]。卫生部门对两所中学的学生都进行了筛查，并做出了休学和治疗等决定，而针对康复治疗阶段患病学生的实际情况和个人意愿，校方也制定了不同的学习方案。

当事件发生直至程度严重追责的时候，各部门却又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甚至有新闻节目《1+1》对这个事件调查和报道的过程中提到，该中学学生在最早被误诊为肺癌的时候就主动要求去市级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但是却被学校有关领导“半路拦截”，不让学生去进一步做检查确诊。这场公共卫生事件中，学生、校方、政府有关部门，这些本该处于主动的事件主角，学生不懂，校方发现疫情苗头却未引起重视，没有进行任何防控措施和公告，直至八月份，县政府才决定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对于具有感染性的疾病，校方直至大规模爆发后，仍然没有任何政策和宣传上的应对措施，学生对与学校是否有肺结核疫情也不知情，这不仅让我们注意到我们在一些传染性疾病的日常教育上的缺失。事件以对学校、政府及其相关责任人的追责和免职为处置结果。针对这种传染性的疫情，一方面要公开透明，另一方面一定要保持足够的重视，但是这次疫情的发生和处理过程让我们看到，社会大众和政府部门对于社会责任的履行和承担还有很大的不足之处。

几名地方政府官员的被问责也难以承担近百名学生被传染了肺结核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关键是一个原本可控的个人疾病为何会演变为影响恶劣的公共卫生事件，桃江涉事学校、老师、疫控中心或者说学生遇事会选择无视或者隐瞒，因为这其中可能会涉及到维护名誉或者追求教学效果等因素，还有对传染病防控知 [3]http://www.xiexiebang.com/newsDetail_forward_1869390卫计委派员督导桃江四中结核病疫情处置：及时公开发布信息.识的缺失等。今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 2017 版》，明确要求同一学校同一学期发现 2 例及以下患者，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及时向患者所在学校反馈；发现 3 例及以上有流行病学关联的患者时，应当向同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学校报告、反馈[4]。但是疫情发生后学校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处理却不尽人意。其实，从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前提和基础的夯实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大众一起去创造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需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去发展、去进步，不能否认矛盾、回避矛盾。这样的事件发生以及最先隐瞒疫情的处理措施无疑是回避矛盾的，是隐藏在学校以及政府创造的“美好景象”后更大的危害。一则事件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关注，就更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应该去做的不是一味地追责，而是不断反思。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明确涵盖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需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美好生活需要”较“物质文化需要”要求更高，涵盖面更宽，层次更高。例如，物质文化需要没有明确涵盖生态环境的要求，而美好生活需要则包括了人民对优美舒适环境的需要。物质文化需要没有明确涵盖安全的需要，而美好生活需要则包含了人民对自己的生命财产保护的需要。物质文化需要也没有明确涵盖政治民主、社会公平方面的要求，而美好生活需要涵盖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要求。对于如何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坚持新发展理念的基本方略，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遵循[5]。只有坚定不移地遵循新发展理念，才能确保发展的可持续。

[4][5]张萧然.桃江四中肺结核事件的症结：传染病防控意识的缺失[N].中国产经新闻,2017-11-23(001).郭熙保.用新发展理念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N].中国教育报,2017-12-02(003).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经济发展需要有新理论来指导，这个新理论就是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6]。因此，新发展理念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行动指南。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需要贯彻落实协调、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重大任务。协调发展就是要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不同步问题。绿色发展就是要解决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不平衡问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把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共享发展是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困问题，解决公共产品的公平分配问题。通过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的协同，着力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公平问题。

此外，要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则需要贯彻落实创新、开放发展理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不竭动力。我国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过去那种依靠高资本积累驱动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关键就是要实现动力机制的转换，就是要把过去以高资本积累推动增长的动力机制转换到依靠技术进步推动增长的动力机制。而技术进步的源泉就是创新。现阶段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提高供给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也是落实创新发展理念、转换发展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发展理念也是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重要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现阶段对外开放较之以往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前开放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开放，不仅仅是出口导向和吸引外资的那种初级阶段的单向对外开放，而是在经济全球化 [6]郭熙保.用新发展理念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N].中国教育报,2017-12-02(003).日益深入、中国经济深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背景下，逐步从出口导向和引进外资转变为出口与进口并重、“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格局，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成为世界经济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这种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的必由之路。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需要新发展理念，坚持新发展理念才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是我们两个一百年目标得以实现的基础和前提。从湖南桃江县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和处理上，我们看到在发展的路途上仍然面临很大的挑战，而社会、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应对这些挑战、面对这些矛盾的态度则是关键所在。不回避、承认矛盾的存在并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理清每个角色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认真履行社会责任，才能规避回避矛盾的假象，才是真正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意义和强大理论支撑所在。

第二篇：从新的视角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从新的视角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关键词]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中心;东西方革命;社会主义因素

[摘 要] 本文系统地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的思想、世界革命中心转移的思想、东西方革命互动的思想。他们论述这些问题的最终目的在于推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但是,他们对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预测和设想至今没有实现,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却发生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情形。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现实,引导我们去发现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以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忽视、而在现今历史条件下凸显出来的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思想,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的思想。这个思想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的思想为理论基础,根据世界范围内历史时代的演变和革命形势的变化,先后论述了19世纪40年代以来直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前后世界革命中心的转移与东西方革命的互动关系,预测和设想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时机、条件、形式和进程。他们的预测和设想至今没有变成现实,而且在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局面,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思想,即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的观点,成了我们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新视角。这个理论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这个理论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有助于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坚定社会主义必然在世界范围内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信念。

一、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主张批判“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他们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有两个绝对必需的前提:一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否则就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然会重新开始争夺生活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会死灰复燃。二是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代替。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相联系的各个个人的存在。他们认为,如果不具备这两个前提,就会造成以下两个后果:(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能发展成为普遍的因而是不可忍受的力量,它们仍然会处于地方性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于是他们得出结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P86、87)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共产主义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时指出:“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1](P241)学术理论界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理论称为“共同胜利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论”,既是他们的世界革命中心转移和东西方革命互动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从新的视角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基本的理论出发点。

我国理论界有人认为,“共同胜利论”只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中的思想,1850年以后,他们就放弃了这个思想。中央编译局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对上述两段引文所作的注释就持这种观点。注释写道:“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一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可能胜利,因而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恩格斯最早在《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中作了明确的表述……。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预见到美国将发展成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并认为欧洲要不陷入对美国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在这以后,他们再没有重提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的设想”。[1](P792)这个说法根本不符合实际。“共同胜利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恩格斯在晚年还多次重申过这个思想。恩格斯在1892年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说:“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只依靠英国一个国家。它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保证”。[2](P361)恩格斯在1893年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说:“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如果法国——可能如此——发出信号,那么,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受社会主义影响最深、理论最深入群众的德国;虽然如此,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都还不能保证最终的胜利,只要英国还留在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3](P87)恩格斯晚年讲的这两段话,与他早年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讲的那段话是基本上相同的,怎么能说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以后“没有重提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的设想”呢?当然对“同时发生”和“共同胜利”不能机械地作简单化理解。“同时发生”和“共同胜利”不是指在某年某月某日世界上一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而是由于工业发展程度的不同,在不同国家里革命发生得有快有慢、有迟有早、有易有难,有一个由少数国家到多数国家再到全世界的蔓延扩展过程。这一点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讲得十分清楚。[1](P241)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提出的“同时发生”和“共同胜利”的设想并没有变成现实,历史条件却发生了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使得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发生并取得胜利,而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很可能是经济文化尚不发达或不甚发达的国家,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列宁首先发现并运用这一规律,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开辟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列宁的这个思想是在1915年《论欧洲联邦口号》、1916年《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提出来的。学术理论界把列宁的这个思想简称为“一国胜利论”。

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他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4](P554)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力图打垮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战争,从我们方面来说就会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4](P722)列宁的这两段论述,有以下几点需要提醒读者注意:(1)在帝国主义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只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而不是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并取得胜利,其最深刻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2)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不一定是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但一定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前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3)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要支持和援助仍然在资产阶级压迫下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向全世界扩展,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进程。这说明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4)各国资产阶级必然发动战争力图打垮获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因此,获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必须奋起反抗国际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正当的和正义的自卫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

特别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列宁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取得胜利的思想,但他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单独一国或几国的无产阶级是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不能建成完全的或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任务只有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不仅如此,一国或几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如果得不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响应和支持,不能激发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其革命成果是难于巩固甚至可能得而复失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惨痛事实确凿地证实了这个真理。由此可见,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论”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它的继承、发展和深化。那种认为“共同胜利论”只适用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而不适用于帝国主义时代、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论”的否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一条相关的注释就持这种观点。这条注释如下:“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1847)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一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时才可能胜利(这种转述与恩格斯的原文不完全一样。恩格斯的原文是:„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这种掐头去尾的转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恩格斯的原意——引者注),因而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这个结论对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代来说是正确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列宁根据他所发现的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做出了新的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几个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不可能同时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内获得胜利”。[5](P698)这种观点作为个人的一家之言是可以的,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权威的编译机构,做这样的注释则是欠妥的。这样的注释只是指出了列宁的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的差别,即无产阶级革命首先从哪里开始、是几个发达国家“同时进行”还是一国或几国“首先进行”的不同,而没有指出这两种观点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即建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只有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也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必然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共同胜利”。

二、世界革命中心的转移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的思想,即“共同胜利论”,为他们的世界革命中心转移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革命中心的任何一次转移,都是以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前提和最终目标的。

在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英国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矛盾最集中、最尖锐的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英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对其他国家有着巨大的影响。恩格斯在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对这种情况做了具体论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时英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无产阶级革命将有可能首先在英国爆发,由英国向全世界扩展。恩格斯1847年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讲到,“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1](P241)

1848年2月,在法国爆发了反对金融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代表金融资产阶级的路易•菲力浦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工业资产阶级统治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由于工人阶级在二月革命中没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所以二月革命胜利的成果被资产阶级窃取,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迅速上升到首位。资产阶级要求第二共和国确立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全面统治。工人阶级被迫拿起武器,发动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六月起义。马克思在总结欧洲1848年革命经验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长文中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1](P398)在1848年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法国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马克思在上述这篇文章中说:“只要法国发生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起义,都必然会引起世界战争。新的法国革命将被迫立刻越出本国范围去夺取欧洲的地区,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够实现19世纪的社会革命”。“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发挥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1](P401)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3月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告诫人们,革命即将迫近,在新的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要再像1848年二月革命那样受资产阶级的利用和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导致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资产阶级窃取。同时强调指出:“如果说德国工人不经过较长时间的革命发展的整个过程,就不能掌握统治权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这一次他们至少有一个把握,那就是这一出即将开始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必将在他们自己的阶级在法国取得直接胜利的时候演出,因而第一幕的发展一定会大大加速”。[1](P374-375)这就是说,法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成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序曲和先声。

1885年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的第三版序言中,在总结法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1848年革命斗争经验时强调,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解决;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1](P582-583)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将由法国转移到德国。1863—1864年爆发的波兰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压迫的起义,不仅是波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阶段,而且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欧洲各国最进步的力量都支援了波兰人民的解放斗争。马克思在1863年2月13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波兰这次反对沙皇政府专制制度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标志着“在欧洲又广泛地揭开了革命的新纪元”,并且认为这次革命将接受1848年二月革命的教训,抛弃1848年二月革命“那些天真的幻想”和“那种近乎幼稚的热忱”,并且希望“这一次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而不是相反,这样我们就可以摆脱法国首倡作用的„光荣‟”。[6](P322)所谓革命的“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就是指东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诱发、激起西方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恩格斯在1870年2月为《德国农民战争》写的第二版序言中,叙述了伴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1848年革命以后的20年中,德国无产阶级及其各种组织发展壮大、逐渐成熟的情况,认为“德国工人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唯有他们做到了把工人和工人代表派到国会中去,而无论是法国人或英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7](P628)马克思在1870年2月12日至恩格斯的信中,表示赞同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中的思想,并且认为,“虽然第一次冲击将出自法国,但德国对于社会运动更成熟得多,并将远远超过法国人。如果法国人仍然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就是自我欺骗”。[8](P427)为什么说“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德国人比法国人“更成熟得多”呢?恩格斯在1875年为《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写的补充中作了说明。恩格斯认为,“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7](P635)第一,德国民族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主要理论前提。如果德国工人没有理论感,科学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深入他们的血肉。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初始形态的蒲鲁东主义而发生毒害和混乱,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经巴枯宁进一步漫画化的蒲鲁东主义而发生毒害和混乱。第二,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从时间上来说,差不多是最迟的。德国工人运动的实践,是站在英国和法国工人运动的肩上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避免重犯他们当时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德国工人运动是在自有工人运动以来,把工人运动的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验方面所有这三个方面互相结合、互相联系,有计划进行的典范。总起来看,“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同时恩格斯当时似乎预感到,欧洲革命运动的中心还可能发生变化。他指出:“事态变化究竟容许他们(指法国工人——引者注)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先断言的。但是,只要他们还占据这个地位,他们就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地位所应有的职责”。[7](P636)

世界革命形势的变化,证实了恩格斯当时的预感。1861年俄国农奴制度改革以来,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革命的中心逐渐从法国和德国向俄国转移。马克思一向十分重视对俄国社会状况的研究,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为此,他专门学习了俄文。当他能够查着字典相当快地阅读俄国民粹派理论家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时,感到十分高兴。他在1870年3月5日至劳•拉法格和保•拉法格的信中,对这部著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部著作使人深信:“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并在日益临近,自然是具有同俄国当前发展水平相应的初级形式。这是好消息。俄国和英国是现代欧洲体系的两大支柱。其余一切国家,甚至包括美丽的法国和有教养的德国在内,都只具有次要意义”。[8](P646)

恩格斯在187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指出:“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在俄国,“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阶级,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向前推进,很快就会使它超出最初的立宪阶段的范围;这个革命单只由于如下一点就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就是它会一举消灭欧洲整个反动势力的迄今一直未被触动的最后的后备力量”。[9](P284、285)同年,恩格斯在为《俄国的社会问题》所写的导言中又说:“俄国事态的发展,对德国工人阶级有极大的意义。现在的俄罗斯帝国是西欧整个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根有力支柱”。“西欧的任何革命,只要在近旁还存在着现代俄罗斯国家,就不能获得彻底胜利。而德国却是同俄国最近的邻国,因此俄国反动派军队的第一个冲击便会落到德国身上。因而,俄罗斯沙皇制度的覆灭,俄罗斯帝国的灭亡便成了德国无产阶级取得最终胜利的首要条件之一。”[10](P642)马克思在1878年2月4日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预测,假如俄国在俄土战争中失败,“会大大加速俄国的社会变革”,“从而会加速整个欧洲的急剧转变”。[11](P294)

从以上的简略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的轨迹是:革命中心逐渐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即从英国转移到法国,从法国转移到德国,从德国转移到俄国。从经济发展程度上看,则是从资本主义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国家逐步向资本主义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转移。在革命中心处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他们希望并相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能够把东方落后国家带进社会主义社会中去;在革命中心处在东方落后国家的时候,他们希望革命的“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即东方落后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能够激发起西欧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情况都是希望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这两种设想都没有变成现实。应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设想属于对革命形势的预测和判断,而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以不能因为这些预测和判断没有变成现实,去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这种情况却启发我们从新的视角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革命中心转移的思想,着重论述了20世纪初亚洲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和俄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的思想。

列宁1913年5月7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亚洲的觉醒》一文指出,一向被公认为长期停滞的典型国家——中国,“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继俄国1905年的运动之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席卷了土耳其、波斯、中国。在英属印度,**也在加剧”。他认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4](P315、316)列宁在同年5月18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另一篇文章《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一文中,兴高采烈地指出:“在亚洲,强大的民主运动到处都在发展、扩大和加强。那里的资产阶级还在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数亿人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追求自由。这个世界性的运动使一切懂得只有通过民主才能达到集体主义的觉悟工人多么欢欣鼓舞!一切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对年轻的亚洲是多么同情!”[4](P318)

前面讲过,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9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革命的中心转向俄国。他们讲的俄国革命是指反对沙皇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生,而不可能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首先发生,直至晚年也没有改变这种看法。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论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提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比较容易开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并不是那些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掠夺和有力量收买本国工人上层分子的剥削国家”,[12](P416)而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锋队已经由西欧转移到俄国。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召开的全国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讲到,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末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其所以由法国人开始,是因为法国人在几十年的革命中养成了发起革命行动的奋不顾身的首创精神,从而使他们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队”。“现在的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会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12](P416、416-417)列宁的这一对世界革命发展进程的预言同样没有变成现实。俄国人确实开始了,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却没有去完成,他们至今仍然停留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列宁的这一预言属于对革命形势及其发展进程的判断,而不属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不能因为它没有实现而否定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这种情况同样启发我们从新的视角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第三篇：换一种视角看教育

换一种视角看教育

俗话说:“思想有多远，路就能走多远”，观念决定行动。实施新课程，教师的教育理念更新显得非常重要。

一、教育观问题——根雕原理

根雕艺术家去寻找树根之前，不会去构想好根雕形象后，再按图索骥去找相似的树根，而是在找到树根之后，依据树根的形状去雕塑。这说明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是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不是选择适合教育的学生。教育者应树立人人都能成功的学生观，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学生的优点，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的缺点。

二、主体观问题——过河原理

有一则寓言说：一位教授坐上一条小船过河，在船上教授高谈鸿论，滔滔不绝，教授向船夫提出的问题，船夫要么回答不上来，要么回答得前言不搭后语，教授很生气，说:“你这个船夫素质太差劲，怎么连起码的语法都不通。”船夫听了并不理会。这时，船驶到河中间，风也大了，浪也大了，小船眼看就要翻了。船夫问教授:“你会游泳吗？”教授吓得面如紫色说:“我不会！快救救我！”一个巨浪打来，小船翻了，教授葬身鱼腹。船夫凭着自己游泳的本领游上了河岸。这则寓言以坐船的和撑船的各有各的优势，告诉我们，每位学生都有自己的优势智能，教师不能以统一目光看待学生，唯一方法教育学生，唯一标准评价学生，所有学生都是学习过程的主体，要在微观领域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三、发展观问题——图钉原理

我们把图钉帽比喻为学习基础，图钉尖比喻为学习特长，就可看出，图钉帽和图钉尖是不可分离的，人才也是坚实的素质基础和良好的个性特长的统一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是使学生的素质基础和个性特长都得到充分发展的教育。

四、教学观问题——饮茶原理

有这么一位侍从，在他主人比武结束后，先给主人泡了一杯淡淡的凉茶，主人一口把茶喝完了，接着又给主人泡了一杯香香的温茶，主人分两口喝完，最后给主人泡了一杯浓浓的热茶，主人慢悠悠的品味着，对侍从大加赞赏。饮茶是如是，教学活动也就应当从实际出发，适应学生的不同要求，要坚持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的结合。

五、动力观问题——蛙跳原理

有两只青蛙掉入深坑，跳不上来，在一片“不要跳了”的呐喊声中，一只青蛙死在坑中，一只青蛙跳出了深坑。原来跳出来的青蛙是聋子，它把“不要跳了”当成“加油”声。这个寓言故事说明，形成引导和激励机制是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重要途径，学校教育要建立以鼓励为主的激励机制以增强学生发展优势和提升弱势的信心。

六、师生观问题——钉孔原理

有一个人老犯错误，他问一位长者怎么办？长者告诉他:你犯了一次错误就在树桩上钉上一个钉子，改正一个错误就拔掉一个钉子。他听了很受启发，以后每犯一次错误就在树桩上钉上一个钉子，直到树桩钉得满满的。他看到满满的钉子，觉得实在不能再犯了。下决心改正错误，尔后他每改正一个错误，就在树桩上拔掉一个钉子，最后树桩上一个钉子也没有了，他非常高兴，去向长者表示感谢。长者没有接受他的感谢，要他回去看看树桩上留下了什么。他看了后说，树桩上留满了钉孔。是啊，改正错误容易，而因错误导致的伤害却是永远无法抹平的。在学校中教师和学生应该建立起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在终身学习社会，接受学校教育不止是人生的准备阶段，更是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最大限度的减少“师源性”情感伤害。

七、评价观问题——罗森塔尔效应

罗森塔尔是美国的一位心理学教授，他来到一所普通中学，在一个班里随便地走了一趟，然后就在学生名单上圈了几个名字，告诉他们的老师说，这几个学生智商很高，很聪明。过了一段时间，教授又来到这所中学，奇迹发生了，那几个被他选出的学生现在真的成为了班上的佼佼者。罗森塔尔教授这时才对他们的老师说，自己对这几个学生一点也不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是“期望”这一神奇的魔力在发挥作用。罗森塔尔教授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在人们心中有很高的权威，老师们对他的话都深信不疑，因此对他指出的那几个学生产生了积极的期望，像对

待聪明孩子那样对待他们，而这几个学生也感受到了这种期望，也认为自己是聪明的，从而提高了自信心，提高了对自己的要求标准，最终他们真的成为了优秀的学生。

评价是期望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罗森塔尔效应告诉我们，学校的评价指标体系引导着教育的方向，必须高度重视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评价方式影响着教育的效果，必须高度重视评价方式的人性化；要将绩效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统一起来，以通过评价激励进取。

八、过程观问题——木碗原理

“木碗”故事是讲，有一对年青父母，因长辈手发抖常打碎瓷碗，就改用木碗给长辈盛饭，他们的儿子也动手做木碗，问曰:“给你们将来用”。这则故事起码说明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体验是学生发展的重要过程，教师在教学中要为学生创造良好的体验环境；二是教师的行为是学生行为判断的重要体验依据，俗话说“教师的影子，就是学生的样子，教师的步子，就是学生的路子”，要把师德建设放在教育工作的重要地位，要强调新形势下的身教重于言教。

九、教育价值观问题——分苹果原理

在美国，一位死囚和一位部长都有分苹果的体验。死囚的妈妈，因为死囚谎称要把大苹果让给弟弟而分给他大苹果，所以死囚经常说谎最终成为死囚；部长的妈妈，给几个孩子公平竞争，看谁

铲草坪又大又干净，谁赢了，谁得到大苹果。所以部长一生诚实守信，用优异的绩效博得大众好评，而成为部长。这则故事告诉我们，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教育价值的最重要体现，教育应当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要加强德育体系、德育点和德育场的研究，以增强价值观教育的自觉性。

十、方法论问题——穿越玉米地原理

穿越玉米地要比什么呢？第一个要比谁穿越得快；第二个要比在穿越的过程中谁掰的玉米多；第三个是比过程当中，玉米叶子可能会刮伤皮肤，穿越过去看谁身上的伤口少。这就是平常所说的速度、效益和成本的关系问题。成熟的企业都知道速度、效益和成本必须要全面、整体考虑。

速度、效益和成本也是教学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三个要素：速度可看作学习时间；效益可看作学习结果；成本可看作学习体验。这三者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它们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学习时间是前提，学习结果是关键，学习体验是灵魂。教学必须综合考虑这三个因素，提高学习效率，增进学习结果，强化学习的积极体验。

第四篇：哲学视角看人生

哲学视角看人生

俞吾金 浙江萧山人，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国外思潮研究中心（国家985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主任、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暨人文社科学部主席、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研究外国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已出版的科研成果中，有11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一等奖。

我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说过，哲学就是对人生意义的探究。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就像流星从天际划过。怎样使自己短暂的人生获得意义？换言之，怎样使自己不虚度此生？是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应该思索的问题。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所说，未经反省的人生是可悲的。我们应该学会反省自己的人生，使它变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选择怎样的人生

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它是短暂的，正因此，它才值得每个人珍惜。人生三岔路口需要行路者做出准确的选择，而准确的选择需要眼光，这种眼光则来自哲学。

我曾经在课堂上问学生：“你们能说出几个父系祖先的姓名？”一般大家只知道自己父亲、祖父的姓名，对曾祖父的姓名已经茫然无知了。我把这种状态称作“有姓名的匿名状态”。意思是说，尽管先辈们都有自己的姓名，但既然已被自己的后辈所遗忘，所以他们实际上处于“无名”的状态之中。

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墓碑上，刻着如下两句话：

在这里，伟大导师将流芳百世，青年人啊，要想想怎样使自己英名永存！

生命在时间的长河悄悄展开，也在时间的长河悄悄消逝。尤其是在网络和信息化时代，大家都在为生计而奔忙，但我以为，有必要匀出半天时间，把手机、电话、电脑都关了，坐下来认真思考一下：人活在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怎样度过未来的岁月？无论如何，我们应该从那种得过且过、浑浑噩噩的生活方式中超拔出来，对生命和人生采取自觉反思的态度。

生命是短暂的，也是珍贵的，正是这一点引起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感慨和遐想。其实，生命之所以珍贵，正因为它是短暂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人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已与死亡相伴随了。在自然界里，一块石头之所以能无限地存在下去，正因为它是没有生命的。凡有生命的存在物必定会死亡。在这个意义上，有生命的个体去追求长生不老，就好比堂吉诃德要向风车挑战一样，因为除非他是无机物，比如一块石头，否则，他就会死亡。死亡是无可避免的结果，是任何个体都必定会遭遇到的结局。

其实，只要深入地加以思考，就会发现，长生不老正是无聊、单调、荒谬的同义词。不然，在古代的神话传说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仙女宁可从天宫里逃出来，到凡间去过普通人的短促的生活？法国哲学家萨特的情妇波伏娃曾经出版过一部小说《人都是要死的》，小说的主角雷蒙〃福斯卡感到人生短促，无法在短暂的有生之年中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因而渴望自己能长生不老。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个老乞丐手里获得了来自埃及的不死药，服用后打算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后来却因自己最爱的女人变老和死去而陷入绝望之中。他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取消自己的生命，然而，无论是他迎着子弹奔过去，还是从高高的城墙上跳下去，他都无法舍弃自己的生命。由此，福斯卡意识到，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它是短暂的，永生非但不是对生命的奖励，反而是对生命的惩罚。

由此可见，正因为人生是短暂的，它才值得每个人珍惜。记得黑格尔曾经说过：转瞬即逝的玫瑰并不逊于万古长存的山岭。虽然玫瑰生存的时间非常短促，但它火一般的生命和鲜艳亮丽的色彩，与冷漠的山岭比较起来，更令我们羡慕。如何使自己短促的人生绽放出美丽的火花？如何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让同时代人和后人牢牢地记住自己的名字？这正是每个人都应该思索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无所事事的人生乃是对生命的亵渎。实际上，人生不但是短促的，而且也是由一系列三岔路口构成的，每个路口都需要行路者做出准确的选择，而准确的选择需要眼光，这种眼光则来自哲学。

从哲学上看，对于涉世未深的青年人来说，首先要确立的是正确的人生观。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所谓“大者”，就是一个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根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生观。事实上，一个人只有确立了正确的人生观，才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但在重大事情上坚持正确的人生态度，而且在日常琐事上也能做到坦荡慎独。在孟子看来，是否坚持正确的做人原则，正是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从词源上考察，哲学就是“爱智慧”的意思，但哲学认同的“智慧”始终蕴含着人生观或道德观的维度。有的人抛开这个维度来谈智慧，智慧就很容易蜕变为阴谋诡计或“厚黑学”。由此可见，在每个人的生活道路上，确立起正确的人生观是何等重要。深入的考察表明，当前流行的人生观主要有以下四种不同的类型：

一是小市民式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其一，时时处处为自己和小家庭谋取利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乃是这种人生观的座右铭。信奉这种人生观的人通常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的目的，把他人视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法国皇帝路易十五的名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说出了这类人的共同心声。其二，用自私自利的观念去阐释并评价周围的一切现象。这类人就像马克思批评的那个脚上长着鸡眼、站在路边的粗汉，他把自己的鸡眼作为评判路人善恶的标准。在他看来，凡是踩到他鸡眼的人都是世界上最可恶、最卑鄙的人。其三，由于只看到自己鼻子底下的利益，这类人永远处于“小肚鸡肠”的状态中。就像契诃夫笔下的那个小职员，由于打喷嚏而把唾沫溅到上司的脸上，从此一直处于惶惶不安的状态中。

二是得过且过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其一，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和抱负，就像一条小船，没有桨、没有橹，也没有罗盘，只是随波逐流而已。拥有这种人生观的人就像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把“无所事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其二，只有权利意识，没有相应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比如，时下青年人中有一小部分人之所以背上了“啃老族”的恶名，因为他们不求进取，没有承担起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推而广之，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他们也完全缺乏相应的担当意识。从哲学上看，人之所以与事物不同，就在于人是可能性的动物，而可能性正是通过人对未来的规划而得以展开的。因此，一个没有抱负、从不规划未来的人，他的人生只能是一个空壳，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抽象符号。

三是悲观脆弱的人生观。从哲学上看，这样的人生观缺乏对挫折的承受和回应的能力。契诃夫在一篇题为《如何防止自杀》的短文中曾经启示我们，一个人在生活道路上遭遇到任何挫折乃至打击时，应该设想出更糟糕、更痛苦的结局。这样一来，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压力就会缓解，生命的承受力和韧性就会增加。

四是有抱负、有责任、有气节的人生观。我把它作为积极的、应该加以提倡和弘扬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抱负、有追求。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传统知识分子的抱负是“三立”，即立德、立功和立言。立德是成为道德上的楷模，立功是为国家社稷建立事功，立言则是著书立说。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显示出传统知识分子的伟大抱负。从哲学上看，一个有抱负、有追求的人生才是有高度的人生。假如一个人只为自己而活着，那么他的快乐必定是自私的，他的幸福也必定是没有根基的。其二，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具有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其实，“人”字就是一撇一捺，顶天立地地站在那里，这表明人之为人的关键在于其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个“责”字充分传达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其三，在生死考验面前保持自己的气节。在这方面，文天祥《过零丁洋》中的名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令人肃然起敬，而岳飞留下的《满江红》更是气贯长虹、豪情满怀，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感到荡气回肠。

确立适当的志向

必须先确立志向，然后才有可能实现这一志向。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才能确立起适合于自己的志向。

中国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充分表明了志向的重要性。如果说，每个人在思想上都有自己的高度的话，那么，这个高度绝不可能超出他自己确定的志向。易言之，每个人的思想高度都是由他的志向的高度决定的。我认为，在探索人生与志向的关系时，以下三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确立志向是人生中最紧要的事情。既然人的思想高度取决于他志向的高度，没有志向的人便等于放弃了自己的人生。在南方古猿的演化过程中，假如从未有过从自然界里抬起自己高贵头颅的愿望和志向，它们是绝不可能转化为直立行走的人类的，或许人类至今还像鳄鱼一样在沼泽地里爬行。历史和实践都表明，必须先确立志向，然后才有可能实现这一志向。拿破仑就曾说过：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绝不是好的士兵，因为一定的人生道路总是由相应的志向塑造出来的。

翻开中国历史，同样能够发现，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无不少有大志。当年轻的项羽看见秦始皇的车队经过时，脱口说道：“彼可取而代之。”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陈胜年轻时已有远大的志向，当同伴们对他的志向表示不解时，他叹息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二是要追问：我们应该确立什么样的志向？有人把赚钱、成为亿万富翁、过名车别墅的生活理解为自己的志向。其实，只要他从事的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是合法的，这样的志向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从更高的标准出发，就会发现，这样的志向和欢乐毕竟是“自私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马克思在17岁那年写下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已经确立了远大的志向：

“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而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学家、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这是何等远大的志向和何等高尚的情操！后来，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攻读哲学时一度陷入“志向危机”。通过深入的反思，他很快就告别了迷惘，确立了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伟大目标和志向。马克思去世后，他的遗骸被埋葬在伦敦的梅格特公墓中，墓碑上镌刻着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地去瞻仰马克思的墓地，他们对马克思的人格和灵魂都怀着深深的敬意。

三是坚持志向的适度性。志向并不是越高越合理，而是因人而异的，即不同层次的人拥有不同层次的志向，决不能划一而论。具体地说，在人的才华与志向的关系上，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情形：

其一，志向大于才华。古人所说的“志大才疏”就属于这种情形。《后汉书〃孔融传》曾经批评孔融“志大才疏”；同样地，《三国志》也指责袁绍“志大才疏”。在日常生活中，这类人是触目可见的，除了留下一些话柄和笑料，他们并不能对人类历史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二，志向小于才华。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可以发现这样的情形，即有些人很有才华，但志向却定得很低。如前所述，人的一生是按照其志向而展开的。如果立志很低，其行为和行为的结果就会处于更低的层次上。说得不客气一点，这类人完全是在浪费自己的才华或天赋。

其三，志向与才华相当。打个比喻，志向就像苹果树结出的苹果，才华就像一个人的弹跳能力。如果一个人的弹跳能力很弱而苹果所在的位置很高，那就是前面说的第一种情况，即“志大才疏”；如果一个人的弹跳能力很强而苹果所在位置很低，那就是前面说的第二种情况，即“志小才大”；如果一个人的弹跳能力的强度与苹果所在位置的高度正好相称，他经过自己的努力（弹跳）就能把苹果摘下来。那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第三种情况，即“志向与才华相当”。

这就启示我们，志向应该具有适度性。志向太高，怎么努力也实现不了，必定会产生沮丧情绪；反之，志向太低，无需努力就能加以实现，又会浪费才华。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才华来确立自己的志向。我国古人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古希腊的德尔斐神庙门前也镌刻着 “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可见，正确地了解并评价自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才能确立起适合于自己的志向。

活出自己的境界

每个人都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一个是日常生活的世界，另一个是安顿灵魂的世界。只有以超功利的方式进入后一个世界，领悟生的真正意义，前一个世界才会被火炬所照亮，变得更美好。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一个是日常生活的世界。用古人的话来说，每天起床就会遇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问题。其实，大部分人一生的时间大多消耗在谋生的劳动中。这个世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另一个是安顿灵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得不像后期印象派画家高更一样，在一幅关于塔希提人生活的绘画中追问自己：我们来自何处？我们是谁？我们打算到哪里去？假如以我们更熟悉的方式来提问，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

比较起来，前一个世界就像一条黑暗的、没有尽头的隧道，人们在里面摸索着往前走；后一个世界就像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它照亮了黑暗的隧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遭遇到的绝大部分人都很现实，他们几乎只生活在一个世界，即日常生活的世界中，就像司马迁所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偶尔，当他们从事宗教信仰活动时，才试图去叩开另一个世界安顿灵魂的世界的大门。然而，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实用理性的传统仍然牢牢地束缚着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无事不登三宝殿”这句谚语表明，与其说普通人是在 “拜佛”，不如说他们是在“用佛”。总之，普通人把后一个世界理解为前一个世界的延伸，而从未意识到这两个世界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因而始终停留在佛教所说的“无明”状态中。事实上，只有以超功利的方式进入后一个世界，通过认真的反思，领悟了生的真正意义，前一个世界才会被火炬所照亮，才会变得美好起来。要言之，一个人的思想只有自觉地、超功利地居留在后一个世界中，他的人生才能活出高度、活出境界来。

众所周知，通向后一个世界的“洛西南特”（堂〃吉诃德的坐骑）主要是艺术、伦理、宗教和哲学。当人们摆脱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欲求，自觉地接触并深入到这些学科中时，不但他们的修养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且他们的思想境界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而正因为有了思想境界的大幅度提升，康德才有可能提出下面这样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人应当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人是什么？事实上，康德一生写下的论著都是围绕着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解答而展开的。

“境界”是一个来自于佛教的概念，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就十分重视对诗词内蕴的思想境界的评论。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中划分出四种不同的人生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其中自然境界是最低的境界，即人像其他动物一样，只关心自己的吃喝拉撒；尽管功利境界比自然境界略高，但仍然以利益主宰一切，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始终纠结在利益中；在道德境界中，人们开始超越单纯的利益，用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责任自觉地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而在天地境界中，人的眼光进一步超越了单纯的人际关系，把人生和天地视为一体，正如庄子所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天地境界意味着看问题不仅要超出个人、超出家庭、超出国家，甚至也要超出地球，以整个宇宙为出发点，唐代诗人杜甫所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也。如果以这种境界论回溯历史，就会发现，孔子的自述“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随欲不逾矩”蕴含着新的意思。事实上，孔子自己经历的每个人生阶段都代表着一种境界，“七十从心随欲不逾矩”则是他所理解的人生的最高境界。

人生是短暂的，而唯其短暂，它才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每个人都应该尊重自己的生命，珍惜自己的人生。要使人生变得更美好，就必须自觉地确立自己的志向，并为此而奋斗。在奋斗的进程中，人只有不断地追问存在的意义，努力地安顿好自己的灵魂，才能活出自己的境界和高度来。

第五篇：从新课程理念看教学反思

从新课程理念看教学反思

新课程改革是在不断实践、大胆的创新中进行的，每个教师都处在探索提高阶段，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教学反思尤为重要。反思实际上是一种研究活动，是对过去行为再认识的过程。教学反思，是教师实施教学和研究的基本手段，在教学反思中教师将自己的教学活动和课堂情境作为研究对象，对教学行为和教学过程进行有意识的分析与总结，认识和找到自身教学的不足，适时积累经验，以不断提高教学的质量。

从新课程理念出发，教师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教学反思：第一，反思态度。也许有人会心生疑窦，反思已经是在努力查缺补漏了，何来态度好坏之分？其实，现在的教学反思除了部分都是能自动自觉之外，很多是由于学校的大力提倡，甚至明文规定篇幅字数而写，质量参差不齐。有些寥寥几笔，纯属应付；有的东拉西扯，反思不到点上；即使有洋洋洒洒一大篇者，也不过是重复他人之言，毫无实际意义和价值。这样的反思，与我们的初衷相去甚远。长此已往，徒费时间笔墨而已。我想，反思贵在真实。反思的落脚点应是我们自已的教学行为。教学进程完毕。我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疑问，与组内的教学老师一起研究讨论，随机刻录即成。千万别把它当成一项任务、一种负担。用心感悟、用心反思，这才是反思的真谛所在啊！第二，反思内容。反思教学内容固然非常重要，但与之息息相关的教学行为与现象更值得我们深究。比如，我们时常感叹现在的孩子变得功利，不用奖品吸引不给什么鼓励就没有学习的积极性，可反思即知，这种现象未必不是我们在日常教学中无意识的引导造成的。一个教师所呈现出的每堂课都与他自身的人文积淀有关。学识浅薄，无以支撑，自然会和优秀课例产生差距。坚持用一颗反思之心来看人待事，对我们的教学都是不小的促进。第三，反思效果。对教学效果的反思，除了了解学生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外，还要分析学生是否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与策略，以及在听课的同时是否积极思考。回答问题和参与讨论，是否能与其他同学合作学习等。教师通过课常观察。个别访谈。形成性测验等多种方式，及时了解自已的教学效果。反思这些方面，对自已的后续教学有很大的好处。教师是新课程的实施者，而教师素质的高低是课程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任何知识都是不断更新的，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位教师必须不断地学习，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培养出时代需要的人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师更要有超前意识，具有前瞻性，积极应对新课程带来的挑战，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以适应新课程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