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从新刑诉法看技术侦查的监督问题

第一篇：浅析从新刑诉法看技术侦查的监督问题

浅析从新刑诉法看技术侦查的监督问题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佘景妮编辑：studa121

1论文摘要 新刑诉法用专节明确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对侦查活动监督提出了新课题。本文通过分析技术侦查的内涵、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及监督技术侦查的必要性，对如何监督技术侦查措施提出一些建议。

论文关键词 新刑诉法 技术侦查 监督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在司法实践中日益广泛运用的技术侦查纳入了调整的范畴，但未对如何开展技术侦查监督作出规定。由于技术侦查的特殊性，一旦对其缺乏有效的监督，很有可能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因此，为了准确打击犯罪、规范侦查和维护人权，对技术侦查进行有效的监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技术侦查的内涵

技术侦查，这一侦查手段在刑事侦查实践中运用已久，但其内涵并无在我国法律中得到明确体现。从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和《警察法》、加入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到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可见我国在不断加强完善技术侦查的立法规制，却未对技术侦查的内涵做出明文规定。

在理论界，亦仍未对技术侦查形成完整、统一的概念。目前，对技术侦查的内涵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技术侦查，是指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方法和技术的各种侦查手段的总称。该观点主要是从广义上来诠释技术侦查，突出强调的是技术侦查的技术性这一特征。第二种观点认为： 技术侦查措施，指的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作案人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监听（俗称窃听），秘密录像、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手段。该观点将技术侦查视为秘密侦查的一种。第三种观点认为： 技术侦查，指因调查犯罪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特殊需要而由法律加以规定和授权的、法定常规侦查措施以外的一些经过特别审批手续而秘密采取的侦查方法。该观点将技术侦查措施作狭义上理解，则是强调了技术侦查的秘密性，并明确了技术侦查的实施要经过法律授权和法定程序。

以上观点分别体现了技术侦查的技术性、秘密性等特征，具有一定的可采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仍有不足，或模糊了技术侦查和侦查技术的界限，或混淆了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的关系，或忽视考虑了技术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条件和范围、审批程序等要件。技术性、秘密性、强制性是技术侦查的重要特征，且因技术侦查会对行为对象的相关权利产生巨大影响，为防止侦查权滥用，必须对其进行严格控制，所以，界定技术侦查概念时须考虑以上要素。因此笔者认为，技术侦查是指依法享有技术侦查权的侦查机关为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法律的规定，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采用监听、邮件检查、电子监控、秘拍秘照等特定的技术侦查手段秘密或非秘密地查清犯罪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一种侦查方式。

二、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的规定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针对技术侦查措施在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用专节对技术侦查措

施的适用范围、批准程序、执行主体、适用对象和期限、侦查人员的保密义务和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信息材料的处理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将游离于刑诉法调整之外的技术侦查手段纳入了法定侦查措施，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大进步。

（一）明确了技术侦查适用的范围

新刑诉法将技术侦查适用的范围限定于公安机关侦查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和检察机关侦查的“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以及“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该范围限定体现了重罪原则。而“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则体现了必要性原则。

（二）明确了技术侦查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适用对象和适用期限执行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涉及到公民的权利，必须严格依法实施。为防止侦查机关对技术侦查的滥用，新刑诉法明确规定，执行机关对批准的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适用对象不得随意扩大，对适用期限不得随意延长。

（三）明确了侦查人员的保密义务和对采取技术侦查所获取材料的处理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必然会获取大量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资料，这就关系到国家利益、单位或个人的经济利益和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所以，新刑诉法规定了侦查人员及予以配合的有关单位和个人的保密义务，并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限定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

（四）明确了控制下交付等秘密侦查措施

新刑诉法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该规定有利于将秘密侦查措施纳入法制轨道。

（五）明确了通过技术侦查获取的材料可作为证据使用

目前实践中通过技术侦查取得的证据不能直接公开作为证据使用，影响了打击犯罪的效力。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作为收集证据的合法手段，所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在司法实践中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对技术侦查进行监督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有效惩治犯罪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犯罪形式日趋组织化、智能化、隐蔽化。技术侦查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传统侦查方法的不足之处，降低了获取新型犯罪证据的难度，从而加大了打击违法犯罪的力度。但若缺乏对技术侦查的监督，即使通过技术侦查获得了关键性证据，却因错误运用甚至违法运用技术侦查措施，而使通过技术侦查获得的证据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同样降低了惩治犯罪的有效性。因此，为了做到对新时期各类犯罪的准确打击，有必要加强对技术侦查的监督。

（二）有利于保障人权

技术侦查具有的技术性、秘密性、强制性等特点，正是其区别于其他侦查手段而发挥作用的根本所在。但正是技术侦查的以上特点，也使其在运用过程中更容易发生问题，因为其更大程度地触及公民的权利，包括犯罪嫌疑人和其他公民的通信自由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技术侦查就好比双刃剑，对其运用得当有利于及时侦破案件以打击犯罪，一旦侦查机关在追求破案效率的思想影响下对其恣意滥用又会侵犯人权。因此，必须严格限制使用技术侦查，加强对技术侦查运用全过程的监督制约。

（三）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

正义是司法制度的永恒追求，其既包括实体正义，也包括程序正义。技术侦查作为重要侦查措施之一，要追求案件事实，必须要依照一定的法定程序，只有实现了程序正义，才能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从当前技术侦查发展的大环境来看，通过对技术侦查程序进行监督，保障技术侦查具备正当化基础，无疑能使技术侦查获得更多的支持力量。加强技术侦查监督不仅是改进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现有状况、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侦查程序法治化、遵循国际刑事侦查发展趋势的应有之义。

四、对技术侦查进行监督的建议

虽然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作出了相关规定，体现了法治的进步，但对如何开展技术侦查监督并未作出规定。为了更好地防止技术侦查权力滥用，检察机关应会同公安机关在实践中认真探索、研究如何对技术侦查进行监督，从而使技术侦查活动在法治的轨道内良好运行。

（一）监督的主体

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由其监督我国技术侦查活动，符合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和现行司法体制的具体情况，并且应主要由检察机关中具有侦查活动监督职能的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开展监督，检察机关中的其他相关部门配合监督。但是，应根据不同侦查机关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而有所区别。对于公安机关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可由同级的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进行监督。对于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为体现执法公信力和监督效能，应由上级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监督下级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技术侦查活动。

（二）监督的内容

因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批准程序、执行主体、适用对象和期限、侦查人员的保密义务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所以监督主体即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部门应当根据新刑诉法规定的内容对技术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监督的主要内容应包括：技术侦查措施在案件侦查中实施的必要性，申请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程序是否合法，是否按照规定进行审批，有无超范围、期限、措施种类进行侦查，适用对象、执行主体是否合法，侦查人员有无违反保密义务，侦查人员有无诱人犯罪，获取的材料有无用于其他用途等等。

（三）监督的方式和程序

由于新刑诉法对“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没作具体规定，且鉴于我国目前的侦查体制和司法实践现状，建议由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通过审批技术侦查措施申请的形式作为主要的监督方式。侦查监督部门在受理技术侦查措施申请后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以书面形式作出批准决定，并载明措施种类、对象、期限等，再由申请的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交由同级的公安机关严格按批准执行。对于特别紧急的案件，可由侦查机关先行实施，但必须在实施后特定期限内报检察机关批准，检察机关不予批准的，侦查机关必须立即停止实施技术侦查手段。除审批技术侦查措施申请外，侦查监督部门还可通过接受举报控告、提前介入、审查逮捕案件等方式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过程（包括侦查人员有无违法保密义务、获取材料如何处理等方面）进行监督。

（四）监督的后续处理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通过对侦查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进行监督后，发现有违法开展技术侦查措施的，可以通过《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等形式对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对认定属于违法获取的证据以及其转化证据的，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对尚不能认定属于非法证据的，作为存疑非法证据予以记录备案留待公诉部门认定排除。对侦查人员利用侦技手段侵犯他人权利的，建议有关机关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应移交相关部门追

究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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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新刑诉法技术侦查相关规定

新刑诉法关于技术侦查的相关规定

（一）案件范围

1、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2、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

3、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

（二）期限

批准决定应当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确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和适用对象。批准决定自签发之日起三个月以内有效。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对于复杂、疑难案件，期限届满仍有必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经过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长，每次不得超过三个月。

（三）材料的保密运用等

1、侦查人员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与案件无关的材料，必须及时销毁。

2、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3、公安机关依法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并对有关情况予以保密。

（四）秘密侦查

1、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

2、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

3、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第四篇：从新课程理念看教学反思

从新课程理念看教学反思

新课程改革是在不断实践、大胆的创新中进行的，每个教师都处在探索提高阶段，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教学反思尤为重要。反思实际上是一种研究活动，是对过去行为再认识的过程。教学反思，是教师实施教学和研究的基本手段，在教学反思中教师将自己的教学活动和课堂情境作为研究对象，对教学行为和教学过程进行有意识的分析与总结，认识和找到自身教学的不足，适时积累经验，以不断提高教学的质量。

从新课程理念出发，教师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教学反思：第一，反思态度。也许有人会心生疑窦，反思已经是在努力查缺补漏了，何来态度好坏之分？其实，现在的教学反思除了部分都是能自动自觉之外，很多是由于学校的大力提倡，甚至明文规定篇幅字数而写，质量参差不齐。有些寥寥几笔，纯属应付；有的东拉西扯，反思不到点上；即使有洋洋洒洒一大篇者，也不过是重复他人之言，毫无实际意义和价值。这样的反思，与我们的初衷相去甚远。长此已往，徒费时间笔墨而已。我想，反思贵在真实。反思的落脚点应是我们自已的教学行为。教学进程完毕。我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疑问，与组内的教学老师一起研究讨论，随机刻录即成。千万别把它当成一项任务、一种负担。用心感悟、用心反思，这才是反思的真谛所在啊！第二，反思内容。反思教学内容固然非常重要，但与之息息相关的教学行为与现象更值得我们深究。比如，我们时常感叹现在的孩子变得功利，不用奖品吸引不给什么鼓励就没有学习的积极性，可反思即知，这种现象未必不是我们在日常教学中无意识的引导造成的。一个教师所呈现出的每堂课都与他自身的人文积淀有关。学识浅薄，无以支撑，自然会和优秀课例产生差距。坚持用一颗反思之心来看人待事，对我们的教学都是不小的促进。第三，反思效果。对教学效果的反思，除了了解学生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外，还要分析学生是否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与策略，以及在听课的同时是否积极思考。回答问题和参与讨论，是否能与其他同学合作学习等。教师通过课常观察。个别访谈。形成性测验等多种方式，及时了解自已的教学效果。反思这些方面，对自已的后续教学有很大的好处。教师是新课程的实施者，而教师素质的高低是课程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任何知识都是不断更新的，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位教师必须不断地学习，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培养出时代需要的人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师更要有超前意识，具有前瞻性，积极应对新课程带来的挑战，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以适应新课程发展的需要。

第五篇：读《从新判例看刑法》有感

读《从新判例看刑法》有感

赵一帅

两千年多年的教育家孔子曾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单纯学习书中的知识却不思考现实存在的问题，只会感到迷茫而无所适从：执着于眼前的问题而不研究发展的理论，就会变得精神疲惫而一无所得。学习和思考之间的问题正如刑法理论和司法裁判的关系，《从新判例看刑法》正是这样一本在如何让二者达到良性互动的问题上给予启示的书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新判例看刑法》是日本山口厚教授的著作，其本身所包含的日本文化印迹，为我们展示的日本刑法解释的最新动向以及刑法讨论的前沿成果对于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都具有启迪意义和参考价值。本书共有21章，每一章都是以专题的形式对刑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且如山口厚教授在前言中写道：“本书并非是简单地停留在对新的判例、裁判例的解释上，而是以此为前提，对与判例有关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解读，这样，在将采用的判例、裁判例放置于判例、学说的走向中考察的同时，也打算明确其对于一直以来的判例、学说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其写作目的正是希望通过达到案例和理论的良性互动进而推动司法实务和理论的发展。

同时，本书的每一章大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由导论引出主题，进而阐述本章的主要内容以及相关理论的介绍。第二部分通过介绍案例引出理论的解释。第三部分则是对本章中的重点内容进行论证和阐述。文章结构在布局上简单明了，逻辑清晰合理，内容详实，读者在对判例进行正确理解目的的同时，仍能够立足于理论的基础上，拓宽自身从与判例有关的基础问题直到其周边相关问题的理解。在我看来，书中的第三章、第九章以及第二十章涉及的内容各具特色且都突出了山口厚教授的写作意图。限于篇幅，之后我将就相应章节作为典型进行简要地阐述，并表达自己的见解。

本书第三章的内容涉及不作为的杀人罪，并对不真正不作为犯中的保障人地位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探讨，山口厚教授在引用日本法院判例的基础之上再对理论进行论述，既让关于保障人地位的问题在实践中得以明确，同时有力论证了日本法院裁判合理性。一般认为，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必要条件是不作为者处于保障人的地位。法谚有云：“法律不强人所难。”法律不以“圣人”的道德情操要求众人，但法律不会阻碍进步，故法律也不能以“小人”的标准定纷止争。既然要求人们对不能预见的事项履行义务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要求人们对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承担责任也就是“强人所难”.而山口厚教授则通过一个案例引出对被告人在何种场合处于保障人的地位问题，正是要说明法律会在怎样的情况下规定人们需要履行某种特定的义务。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宪章，又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刑法要保护人们的权利又岂能作出强人所难的规定。因此，文章进一步说明，在出现可归责于本人的先行行为的时候，本人就处于保障人的地位。

其后，山口厚教授着重讨论了关于保障人的地位问题，对排他的支配学说以及其他几种关于作为义务成立要件的学说进行了阐述，就不作为的共犯也是以保障人的地位即作为义务存在为其成立要件，就保障人的排他性支配地位是否必要进行了探讨，得出了针对正犯复数的共犯，排他性的支配不是共犯成立必需要件的结论。最终说明，在判断保障人地位时，排他性支配并不是必需的要件，能够肯定不作为者对原因结果的支配以及对不发生结果是有责任、有依存关系就能得出结论。正是这种理论联系实践的方法以及重视判例的态度使得刑法理论不断地从中汲取营养，推动理论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同时也使得各级法院能够在每一次判决中显得相对公平，维护最终的正义，这也是我在读过本书其他章节的内容之后较为深刻地感受。

本书第九章论述的内容是关于“侵入住宅罪的成立要件”,在山口厚教授引用的两则案例中，日本高等裁判所和最高裁判所均做出了保障人民权益的判决，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在关于侵入住宅罪保护的法益问题上，日本刑法理论采用了“住宅权说”,而从我国的司法现状来看，被认定为非法侵入住宅罪的行为，都是严重妨害了住宅成员的平稳与安宁的行为，也就是采用了“平稳说”.虽然犯罪的保护法益是犯罪成立要件的前提，但各国在学说上的差异并不影响其司法机关在具体案件中做出公正的判决。“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公民住宅作为私人生活的权利空间，不属于公共场所，它是不可随意侵入的公民权利领地。而前述判决认为侵入住宅罪保护的法益是权利人有自由决定是否允许他人进入住宅的权利，我国刑法中规定的非法侵入住宅罪则不仅强调侵入住宅的行为，而且还突出了该行为的非法性。可以看到，这是中日两国在刑法规定上的差别，当然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在日本存在的犯罪，比如第三章涉及的保护责任者遗弃罪，第八章涉及的暴行罪，第十二章涉及的侵夺不动产罪以及第二十章涉及的伪造私文书罪等，在中国刑法之中就并不存在。二是就同样的犯罪而言，中日两国的规定可能也并不一致，典型的是对于诈骗罪等财产犯罪，日本刑法之中（在是否成立犯罪的意义上）并无犯罪数额的要求，而中国刑法之中存在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诈骗等财产犯罪也存在着数额的要求，即便是同一个罪名，两国成立犯罪的条件也未必完全相同。

管中窥豹，由于中日文化差异，中日法律思想，法律结构框架的不同，自然也产生了法律规定上的差异。面对这种差异，我认为自身仍要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一味地说借鉴别国的经验来解决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显得浮躁和盲目。而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我们在创造文明的时候，也在不断的吸收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通过学术上的交流以及实践的运用，自然也会不断学习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

本书第二十章涉及的内容是关于“制作名义人的含义与有形伪造”,山口厚教授引用了相关判例对伪造文书罪中的制作名义人的含义以及有形伪造的概念进行了讨论。在日本，围绕伪造文书罪产生了各种问题，其中制作名义人的含义以及有形伪造的概念存在较多争议。而山口厚教授认为伪造文书罪的罚则，是为了担保有关文书的实际制作者就是文书的制作名义人的信用性，其以文书的公共信用作为伪造文书犯罪侵犯的法益。有这样一句法律格言：“法律不理会琐细之事。”在刑法的层面上来看，其表达的是刑法谦抑性的特点，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将某种行为入罪时，该行为不但应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还需己经穷尽了其他控制手段。如果运用其他法律就能抑制某种行为，保护合法权益，就不能将其规定为犯罪，如果使用更轻的制裁方法就能抑制某种行为，保护合法权益，就不能用较重的制裁方法。

在山口厚教授所举的几个案例之中，各行为人伪造私文书的行为似乎都没有直接侵害具体个人的法益，但是对该文书的社会信用和保证作用都产生了较大地损害。而对于伪造私文书罪，我国并没有相应的规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各种新型犯罪层出不穷，有必要正确认识伪造私文书的行为。而是否将伪造私文书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就仍需要对该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以及我国有关法律是否已经对伪造私文书的行为作出了规定等问题加以进一步的探讨。

在上述三章的内容中，山口厚教授均是对刑法各论的具体犯罪进行研究，着重对判例进行解释论证，辅之以相关理论的研究。正如美国大法官卡多佐说的那样：“法律就像旅行一样，必须为明天做准备。它必须具备成长的原则。”而刑法的进步同样需要做好准备，让刑法根植于理论和实务的发展，和理论一起成长，与实务共同进步，以面对未来出现的种种问题。谈及个人，无论将来从事理论研究抑或司法实务的工作，在今后的每一天，自身就要像即将出发旅行的背包客一样，时刻做好准备，不断学习和思考，以充实自己的行囊，踏上成长成才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