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和主要流派[样例5]

第一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和主要流派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和主要流派

刊摘 [2005-01-19]

在新自由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若干经济流派。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些流派的基本理论，早在1927年米瑟斯的《自由主义》一书中就奠定了。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反对社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核心。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特点和主要内容是:

第一，从主观的假设出发。认为每个人都是很理性的人，市场内部是完全自由竞争的。这实质上是撇开人们的社会属性和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谈，脱离现实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制造一种抽象的“理想人”、“理想市场”作为理论前提。

第二，鼓吹极端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都是利己的，不可能有利他的动机和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这反映了资产阶级单个的人狭隘自私、力图攫取最大限度的财富的本性。

第三，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认为自由选择是经济和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自由地交易、消费和自由地就业，自由选择的程度越高，经济活动的效率越高。

第四，崇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认为市场的自动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充分就业均衡的唯一途径。

第五，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由国家来计划经济、调节分配，破坏了经济自由，扼杀了“经济人”的积极性，只有让市场自行其事才会产生最好的结果。因此，只要有可能，私人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不要干预，即使不得不干预，也是愈少愈好。

第六，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化是保证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私人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企业。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所有制改革，明晰产权、国家从法律上制度上必须给予保障。

新自由主义各个流派的政策主张也大体相同或近似，如对政府的活动进行限制，资产私有化，解除对金融和企业的管制，减少公共支出和投资，削减社会福利，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排斥工会，声称要反对“妨碍经济自由的垄断力量”的工会，限制工会的作用；为追求利润和效率而大量裁员，增加失业；实行国际自由贸易；实行金融自由化，实现国际货币自由流动等。

一、新奥地利学派

领衔人物为哈耶克。他原是费边社会主义思潮的成员，1950～1962年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代表作《通往奴役之路》的中心思想是:实行国家干预或计划经济必然导致国家权力的专制和奴役。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偏见和阶级的偏见。

新奥地利学派承袭了米瑟斯的自由放任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仅有自由放任是不够的，政府还必须确保自由放任。这个学派认为用中央计划管理经济，无法知道何种生产计划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因此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能自发地产生一种“自然秩序”，只有它能使经济活动协调一致；否定劳动价值论、生产费用论。对商品价值的认定采取完全主观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立场；特别强调市场和私人企业的功用。认为只有通过市场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产生效率，形成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价格体系是市场的信息收集器和发散器；提出“货币非国家化”的政策主张。认为靠私人发行货币可以抑制通货膨胀，反对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垄断货币的供给，要求把货币的发行权下放给私人，由私人通过竞争来解决货币供给。

二、芝加哥学派

也称货币主义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其信条是唯有货币重要。由弗里德曼担纲的货币主义对里根政府的政策取向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个学派认为货币影响产量、就业和物价等实际经济变量，是决定国民收入水平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因素；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应归结为“货币现象”，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过多引起的，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制止通货膨胀。而不必过多考虑经济增长和就业；认为私人经济本身就具有稳定性，靠市场供求关系自动调节就够了，无需政府干预；认为政府的作用只能是为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稳定的货币体系，在经济的其他一切领域最好是都放任自流；认为政府应该实行“固定不变的货币增长率”，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同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大体上在4－5％。

三、新制度经济学派

以科斯为代表，包括诺斯、福格尔等人。他们主张完全的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强调制度创新。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是目前最受推崇、影响最广的新自由主义，核心是交易成本理论(科斯定理)和产权理论，尤其强调所有权或产权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独联体、东欧和拉美一些国家变卖国有产权，主要依据其产权理论。

这个学派的交易成本理论说，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包括发现交易者的费用、谈判费用、签订合同的费用，以及保证合同履行的费用等。市场里边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市场的这种不确定性是影响交易成本的首要因素。而交易成本的大小又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财富的分配，只有按照当事人自愿和契约交换的制度进行，才是最好的；其产权理论建立在科斯定理上面，其要点首先是产权明晰；其次是产权可以交易；第三是产权要结构化；最后是产权必须私有化。“产权学说最终证明，私人企业是效率得到最大保证的企业。因为在私人企业中，资本持有人对避免出现任何非法侵吞利润的现象最关心。”

四、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代表人物是199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卢卡斯。其理论观点建立在一系列主观假设上面，宣扬市场是万能的，市场不会失灵，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无效。

这个学派认为各类市场内部都能实现充分竞争，一旦市场出现供求失衡，价格和工资就会迅速做出调整；认为市场机制具有自动调节功能，可以使经济总在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下运行；认为在市场中，每个“经济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利用捕捉到的信息，有能力使他的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达到最优；认为政策是无效的，市场所知比政府所知更高明；主张采取规则的政策而不是斟酌使用的政策。

五、公共选择学派

以布坎南为代表，主要成员也出身于芝加哥大学。所谓公共选择，是相对于单个人的选择而言的，指两个以上的个人对共享的公共物品的选择。该学派的主要特点，是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推广到政治领域，认为政府无能，为“市场失灵”辩护。

这个学派批评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只分析政府的经济政策及效果，没有分析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即政治过程)；二是假定同一个人在经济生活中是利己的，而在政治生活中却是利他的，这样就把一个人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割裂开了；提出“两个市场”的概念，一个是经济市场，一个是政治市场。无论在哪个市场上，每个人的动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认为政府不过是无意识、无偏好的“稻草人”，其行为和目标受到政治家和官员个人动机的支配；提出要进行“市场化”的政治体制政草，把经济市场的竞争机制引入政治市场，对公有资源的产权进行明晰、界定，在公共部门中实行自由竞争。

六、弗莱堡学派

又称社会市场经济学派。这是在西德成长起来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路德维希·艾哈德。该学派主张在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之间走出一条”中间道路”。

这个学派强调社会市场经济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有区别的；肯定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追求建立“一种能为自由的经济活动提供空间的经济秩序”；强调政府只可充当裁判的角色，责任是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指导私人企业家的行为，不能用固定价格或控制产量的办法来干预市场机制，不能直接干预经济事务；认为经济政策的目标应当是实现有序的竞争，主张实施全面的福利国家、以货币政策为重心、劳资共同决策和反垄断等政策。

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流派在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时，多少触及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缺陷。如布坎南批评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失败，但目的仍是要加强和完善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有的研究一般市场机制的角度，也不无新颖或合理因素，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考虑了人的心理预期对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的影响，弗莱堡学派强调法规、社会保障制度、物价稳定在市场经济申的作用等，可供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借鉴和吸取。但从整体上说，新自由主义经济流派在方法论上都继承了李嘉图以来西方庸俗经济学的手法，从主观假设出发，只去描述经济现象及其表面联系，不可能、不愿意也不敢去触及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

第二篇：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主要流派

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主要流派

(1)兵家。兵家以谋略著称

(2)法家。法家主张“法治”、刑治、霸道。其核心是依靠严刑峻法以力服人。

(3)道家。道家的政治思想是无而治，主张“齐物论”和“道法自然”，认为从“道”的观点看，万物一体，无是无非。

(4)儒家。儒家反对一味以刑杀治国，主张“德治”和“仁政”维护政治统治。

第三篇：中国古代史上的五大思想流派

中国古代史上的五大思想流派

儒家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法家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兵家

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是中华民族灿烂的古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代军事家对战争决策、指挥、统筹及其规律方面的理性认识的总和。

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包括若干科学的管理观点，它既把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国际关系等各种客观因素作为决定胜负的条件，并把它们看成是相互关联的管理决策的统一整体同时又把战争主观指导，即主体的决策、指挥、组织、运筹等军事理素质(所谓的“将能”、“将才”)作为一项基本因素，并由此而引出争取战争胜利的一系列战法。

关于计谋(战略)的论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中内容最丰富方面，它所揭示的许多带有规律性的原则，是至今仍必须遵守的。许多名言已成为脍炙人口的管理格言，诸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先计后战”，“远交近攻”，“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以众击寡”，“兵贵胜、不贵久”，“兵贵神速”；“兵贵其和，和则一心”，“三军一人，胜”，“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密察敌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等等。这些著名的兵家管理格言运用的一些基本原则，与现代科学理的理论，不仅基本精神一致在语言上也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道家

在中国，儒道经常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儒家主张“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大丈夫能屈能伸”，条件允许便积极奋斗，遇到阻力，便拐个弯走，退居山林。所以，道家的“避世”、“无为”，恰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柔韧一面，可以说对儒家思想是个补充。

道家以道为世界的本原和普遍法则，认为天道无为，道法自然，据此提出无为而治、贵柔守雌、以柔克刚等政治、军事策略。

古代道家的政治思想比儒家还要庞杂。老子的思想主要是“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庄子逃避政治，并且是无君论的宗师；杨朱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黄老道家在继承老子“无为而治”的同时，又杂糅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如法家的权术；魏晋时期的阮籍和嵇康实践了政治上的个人不服从主义，此后，道家对政治的看法转化为道教的政治思想，我对此不熟悉，故略之。

西方政治学中有这样的观点：“政府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老子的无为而治与此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也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老子的无为是对专制政府的告诫，而西方的那些思想都是从自由民主的理念而来。老子的“小国寡民”说的是古代社会自然村落的状态，不过却和现代社会的自治理想有许多相似之处。

庄子逃避政治的思想使人们认为整个道家都是主张逃避主义的。事实上，庄子对社会政治的批判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他可以说是古代无君论的宗师。这种思想中经阮籍、鲍敬言、《无能子》、邓牧等，成了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宝贵资源。

杨朱被人们看成了一毛不拨自私自利的典型，但他们的自私是建立在不损害别人利益之上的自私，这对中国的集体本位思想是大胆的反叛。颇有点现代“经济人”的形象，如果他们的政治理想变为现实，那就是先秦版的“帕累托最优”。

人们对道家还有一个误解，那就是权谋的代表，其实权谋虽然和道家思想有关，一开始却是法家的专利。后来黄老道家将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糅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人主南面之术。不过黄老道家将无为而治的思想发扬光大，主张清静自定，汉唐盛世以及宋代的繁荣都与黄老道家有密切的关系。魏晋时期，阮籍和嵇康实践了政治上的个人不服从主义，这与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美国马丁路德非暴力群众直接行动运动有显著的区别；至于魏晋玄学不过是统治者横征暴敛得过且过的遮羞布，留下了空谈误国的说法。

墨家

儒家讲以德治国，崇尚模范作用；墨家走极权主义治国道路，崇尚服从上级(尚同)。(“上之所是皆是，上之所非皆非”，这话大家恐怕很熟悉，就是来自墨子。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战国初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一位有卓越贡献的自然科学家。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创说，学术空气十分活跃，涌现出了许多思想家和科学流派。墨家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

墨子名翟，生卒年不详。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墨子生于公元前476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也有人考证说墨子大约出生在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480年)左右，卒于周威烈王六年(公元前420年)左右。

墨子出生何地，也有争议。《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国的大夫。《吕氏春秋·当染》则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文章相传他原为宋国人，但后来长期居住在鲁国。墨子可能属于当时的“士”阶层，但他本人曾经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具有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据说，他制作守城器械的本领比历史上最著名的巧匠鲁班还要高明，曾经在楚惠王面前与鲁班互比攻守城池的技术，结果斗败了鲁班。

相传墨子初学于儒术，但由于不满儒术所提倡的繁琐的“礼”，学习大禹刻苦简朴的精神，因而自立新说，创建了墨家学派。墨子的学说对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学派是儒家学派的主要反对派。

墨子的门徒很多，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他们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性团体，纪律要求非常严格。这些人能够吃苦耐劳，勤于进行实验，作战十分勇敢，平时从事生产劳动。墨子及其门人为人们做好事，即使是牺牲了个人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淮南子》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而且他们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过着极其简朴和艰苦的生活。

墨子的一生都是在为扶危济困的正义事业而奔忙，班固《答宾戏》中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像孔子一样为天下事而终日奔劳，连将席子坐暖和将炉灶的烟囱染黑的功夫都没有。他“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相传他曾阻止强大的楚国进攻弱小的宋国，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后来鲁阳文君要攻打郑国，墨子知道后又前去说之以理，说服鲁阳文君停止攻郑。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多次访问楚国，献书楚惠王。但后来他拒绝了楚王赐给他的封地，离开了楚国。墨子晚年来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讨伐鲁国，但没有成功。越王邀请墨子作官，并许给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听吾言，用我道(听我的劝告，按我讲的道理办事)”作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主张。

墨家学派在政治上所代表的是广大小生产者、小私有者阶层的利益。墨子的学说，如“天志、明思”等仍脱离不了殷周的传统思想，但赋以了“非命、兼爱”的内容，以反对儒家的“天命”和“爱有差等”的思想。墨子认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极力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不应有亲疏贵贱之别。他更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献身精神。

他的“非攻”思想，体现了当时人民反对掠夺战争的意向。他提出“非乐”、“节用”、“节葬”的主张，反对当权贵族的“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的腐朽生活。他意识到了劳动人类生活的基础，提出强调重视生产和“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主张。在政治上，他主张改善劳动者和小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提倡“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并且提出“尚贤”和“尚同”的观点，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对于知识和逻辑等问题，墨子有较深的研究，制定了作为认识真理准则的“三表”，并且提出了“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墨子的教育思想是“艰苦实践、服从纪律”，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教育目的。

墨学在先秦时期曾为一时之“显学”，可是到了汉代就衰落不显了。但是，墨家精神并未失传，汉代以后的侠士是墨家“兼爱”精神的继承者。中国的民间社党“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平等互助的侠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墨家精神的真传。中国歌颂侠义精神的诗歌和侠士小说，其精神源头莫不与墨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墨家思想在中国民间的社会底层流传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并不亚于儒学和道学。(来源：葡萄酒旅游网)

第四篇：新自由主义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意识的负面影响及对策探讨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思想文化不断涌入我国，作为西方主流思想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也逐步渗入、不断蔓延，并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产生了一定影响。为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接班人，必须正视新自由主义思想对当代大学生的负面影响，并针对问题进行探讨，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思想

当代大学生

思想意识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新自由主义思想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面临经济滞涨而凯恩斯主义又无法解决之时而兴起的理论。它来源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但又有所改进。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的要求而发展起来的理论思想，并在西方国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遂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思想。新自由主义主要体现在美国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中，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等内容。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不仅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的扩张对象，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中国作为其最大的威胁对象。西方对我国逐渐由战争威胁转变为“和平演变”，其中，意识形态的渗透是一种主要的手段。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思想大量涌入我国，作为西方主流思想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也逐步渗透、不断蔓延，并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产生了一定影响。大学生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为实现其全面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培养合格的接班人，必须正视新自由主义思想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并针对问题进行探讨，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

二、新自由主义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意识的负面影响

高校是思想传播的主阵地之一，而在高校学习的大学生就成了思想的主要接收者和传播者。新自由主义思想作为西方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在向中国渗透的过程中，大学生成了一个特殊的接受群体，由于大学生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对于外来思想的鉴别能力有限，思想容易受到干扰，所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重视新自由主义思想对大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强调个人主义，淡化集体主义

新自由主义思想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强调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和欲望被看做是至高无上的，并且广泛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界约束的个人和自我。这种思想严重侵蚀了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在大学生中形成了“自我意识”并不断向“自我扩张” 和“唯我主义”发展。大学生在与老师、同学相处时，首先考虑到的是个人能获得什么利益，一切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追求目标。在各种奖项、奖学金、入党机会等涉及个人利益的方面时便表现出极端的个人主义，不惜牺牲集体和他人利益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在自我的不断扩张中淡化了对集体的认同感，对集体没有热情和感情，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总是把个人置于集体之外，认为集体主义是对个人主义的约束，把集体和个人对立起来。这种思想最终导致的是大学生对国家前途、人类未来等重大问题更是不屑一顾。

（二）、道德判断标准的转化

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来自西方的一些道德价值标准。仁爱、重义轻利、谦让、诚信、团结等优秀传统道德思想受到挑战。甚至有人认为这些道德要求已经过时。在大学校园里看见的是与之相反的思想行为，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考试作弊，谈恋爱是为了找饭卡，交朋友是因为某人对自己有用，在有限的贫困补助名额面前拼命地为自己争取等等。甚至是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不惜采取卑劣的手段。宽容、关心、尊重已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对是非、善恶、对错的判断有了新的标准。

（三）、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弱化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但现代大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在不断的弱化。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在不断弱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作品已没有多少人愿意花时间静下心来品读，中国的“琴棋书画”已不能引起大学生的兴趣，中国的许多传统节日已不被大学生所记得。相反，他们更愿意去接受西方的文化，西方的重金属音乐、服饰、发型、发色、节日成了他们自己心目中的文化，西方传入的思想被他们接受和推崇。另一方面是对现行文化表现出的反感。我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期，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有待于发展和完善，这使大学生处于迷茫和困惑之中，不能全面理解这种转型状态。其结果是民族性、国家性、社会主义性等在大学生思想领域中的淡化。

三、应对新自由主义思想负面影响的对策

（一）、正确鉴别新自由主义思想，增强大学生的国家意识

新自由主义思想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一种方式，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在理论层面上它们主要是向发展中国家灌输“意识形态终结论”，试图让发展中国家放弃对自己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进而实现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

作为当代大学生，首先应该看到新自由主义思想作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思想，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而产生的，它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服务的。其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向发展中国家推销他们的主流思想，是进行“和平演变”的一种手段。“一个人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与国家，他总是有一定的国籍，是某个国家的公民”，每个人的命运与自己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西方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来瓦解社会主义社会，而当前大学生的国家意识不强并出现了淡化的的倾向，当代大学生要肩负起振兴中华的重任，就要清楚认识新自由主义思想是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一种手段的本质，增强抵制错误思想冲击的思维能力，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的思想，树立社会主义价值观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基本内容包括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胡惊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及十七届四中全会中提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部分，是从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丰富思想文化成果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精华，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刻内涵的科学揭示。

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大学生树立起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首先对大学生进行思想理论方面的教育，使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一个理论层面的认识。大学生能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树立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和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勇于改革、敢于创新的时代精神。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明确区分善恶、美丑、真假。学校应该为学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搭建学习的平台，利用网络进行网上教育、交流并建设网上论坛活动，吸引大学生的兴趣。同时充分利用校园广播、校报等载体进行宣传。

其次是积极开展各项实践活动，增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性认识。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说，认识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在新的实践中又会产生更高的认识。毛泽东说，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所以，除了理论层面加强对大学生的教育之外，还必须重视理论向实践的回归。学校可以利用大学生社团开展各类实践活动。如学术沙龙、学生刊物、社会调查、志愿服务、法制宣传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引导大学生接受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感受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感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总之，新自由主义思想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蔓延到我国的一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培养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合格接班人，大学生是一个重要的群体，必须正确认识新自由主义思想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感，培养其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参考书目：

1、《重申自由主义》安东尼。德。雅赛

2、《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

3、《高校需正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负面》 王新爱

贾建梅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2009年6月

4、《辩证看待新自由主义 提高大学生思想教育的针对性》

李东海

江苏高教 010年第一期

增强大学生国家意识，强化民族凝聚力

要培养大学生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必须使大学生正确认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增强大学生的国家意识。“一个人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与国家，他总是有一定的国籍，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国家意识使得每一位大学生具有归属感和情感的依托，能够激起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责任感、使命感。从而体现在自己的生活、学习等方面。要突出对大学生集体主义、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法制等方面的思想教育，以强化民族凝聚力。

（四）、对法律制度的漠视

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只关心自己享有的权利，而规则意识和法制意识淡薄。在个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只关心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法律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但是遇到实际问题就束手无策了，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泼熊事件，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事件等，都说明了当代大学生对法律制度的漠视。这不仅影响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而且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建设。

第五篇：杜威实用主义流派思想及对中国教育反思

杜威实用主义流派思想及对中国教育反思

【摘要】：以杜威为核心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传入中国以后,即对当时以及其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教育改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不仅为当时的中国教育输入了新的气息,而且对当代的中国教育也有较好的现实指导意义。关键词：杜威实用主义现实意义教育反思

一杜威与实用主义思想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产生于19世纪末,是为了适应美国工业革命和经济迅速发展对学校教育提出的新的任务和挑战而形成的。当时的美国,“一场知识的革命已经发生„„知识不再是凝固不变的东西,它已经成为变动不定的东西。它在社会自身的一切潮流之中积极地活动着”。正是在这一时期,随着美国社会的变革,美国学校教育的全部环节,从培养目标到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进行改革,以适应正在形成中的新社会的需要。

然而在此之前的美国教育现实却是,从欧洲传入的赫尔巴特教育思想在学校教育领域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就这种教育而言,其致命弱点就是教育上的形式主义,致使学校生活、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极不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尽管公共教育在美国的发展促使入学人数增加,但学校却是个惹人厌烦的地方。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脱节,儿童被动地接受教师早已准备好的教材;“划一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儿童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在教师的控制下,儿童的个性也受到一定的压制。这种教育“是非常专门化的、片面的和狭隘的。这是一种几乎完全被中世纪的学术观念所支配的教育”。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正是试图解决当时美国教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它“同工业主义和集体企业时代是协调的”。

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民主主义与教育》是其教育著述的代表作。英美学者把它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卢梭的《爱弥儿》并列，并称他创立的反映时代剧变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思想是“美国天才的最深刻、最完全的表现”。

杜威于1859年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风景秀丽的农业小镇柏灵顿。1884～1894年任教密执安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期间，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中小学课程内容贫乏，感到当时流行教学法呆板，与他童年学习时的枯燥情况类似，顿然产生了教改的要求。于是他便由课堂的理论讲授者，进而成为教育革新的酝酿者。杜威于1894～1904年任芝加哥大学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主任，这十年是他改革教育的尝试阶段。他于1896年创立实验学校，以他的哲学和心理学为根据，着手教育创新。

1904年杜威受聘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任教该校达26年之久，和孟禄、康德尔、桑代克等教育史家、比较教育学家和教育心里学家，共同铸成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黄金时代。他推动学校革新，曾于1915年著成《明日之学校》。他经历长期教育实践和研究，在他57岁时，即1916年，终于著成经典性的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一套具有完整体系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从此建立起来。

杜威以其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理论为基础全面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的教育观。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教育本质。杜威在自己的教育理论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多方面且反复地论述了教育本质问题。他关于教育本质的观点,基本可以用他提出的三个重要论点来加以概括,这就是:“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造”。他明确指出:“教育即是生长,除它自身之外,并没有别的目的,我们如要度量学校教育的价值,要看它能否创造继续不断的生长欲望,能否供给方法,使这种欲望得以生长”。从这种教育即生长观点出发,杜威又从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角度提出教育的本质即是生活。他指出,儿童的本能生长总是在生活过程中展开的,或者说生活就是生长的社会性表现。因此,教育即是生活,在他看来,人不能脱离

环境,学校也不能脱离眼前的生活。教育的开展及过程就是眼前生活的本身,学校教育应该利用现有的生活情境作为其主要内容,而不能把未来的东西、成人的经验外在地强加给儿童,否则就会忽视儿童的需要与兴趣,就会陷儿童于教育中的被动地位。从获取知识的角度,杜威又把教育的本质看作“经验的改造或重新组织”。这一论点完全是以他的主观经验论的哲学理论和不可知的认识论为基础的。

(2)关于教育目的。杜威从多方面论述过教育目的问题,而最重要的是他关于“教育无目的”的论述。杜威认为教育只是一种过程,除这一过程外,教育是没有目的的,或者说只有“教育过程内的”目的,而无“教育过程以外”的目的。所谓“教育过程内的”目的,即指由儿童的本能、冲动、兴趣所决定的具体教育过程就是教育的目的,而把由社会、政治需要所决定的教育总目的看作是“教育过程以外”的目的,并指斥这是一种外在的、虚构的目的。据此,杜威提出应追求建立一种“良好的教育目的”,并指出它所应具备的特征:教育目的要根据受教育者的个人的活动、需要和现有能力;教育目的必须同时也是组织活动教学的方法,能提出解放、组织学生能力所需的环境;制定教育目的要避免制定一般的、终极的目的,而制定当前的和各种具体的目的等等。

(3)关于教学的基本原则。杜威教育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是他的教学理论,而“从做中学”又是他全部教学理论的基本原则。“从做中学”从根本上说是以杜威的经验论哲学观和本能论心理学思想为基础的,是对传统教育的教学进行全面否定的一个中心论据。杜威全面地批评了传统式的教学。指出教学的基本原则和最有效的方法是“从做中学”。在教材与课程的问题上,杜威强烈反对传统教育所使用的以既有知识为中心的教材和由这种教材所组成的学科课程。他认为把这种“早已准备好了的教材”强加给儿童,是违反儿童天性的,多种多样的学科课程只会把儿童自己的统一的生活经验给以割裂和肢解,必将阻碍儿童的生长。他提出在课程中占中心位置的应是各种形式的活动作业,如:木工、铁工、烹调、缝纫以及各种服务性的活动。在教学方法上杜威最根本的要求是在活动中进行教学。他认为传统的班级授课是学生没有活动的情境,只能“单纯地学习书本上的课文”却无从发展学生的制造与思维的能力。因此杜威提出,在以学生主动活动为中心的教学过程中,“教员与课本不复成为学生唯一的导师,手、眼睛、耳朵、以及身体全部,都是知识的渊薮。而教员变成发起人,课本变成试验品。”这样,教师在教学中就不再起主导作用,而只是一种从旁协助学生活动的参谋作用了。

二 对我国教育影响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之一。当前我国与19世纪末美国相似的社会大变革背景,对学校教育提出了相似的变革要求。而传统教育理念、体制上存在的相近弊端决定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一些重要观点对当今中国教育反思不足,深化改革,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借鉴意义。联系当前中国教育现状,我们择其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教育即生活”与“学校即社会”

针对美国当时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严重脱离的封闭和僵化状况,早在1897年发表的《我的教育信条》中,杜威就明确提出了关于教育本质的基本观点。

一是“教育即生活”。

杜威强调说:“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没有教育即不能生活。所以我们可以说,教育即生活。”在他看来,教育过程是一个社会经验不断改组、不断改造 和不断转化的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无目的。教育就是儿童现在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

因此,教育应该给儿童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二是“学校即社会”。杜威强调说,学校应该“成为一个小型的社会,以反映大社会生活的各种类型的作业进行活动„„”在他看来,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生活过程,那么,学校就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学校应该把现实的社会生活简化起来,缩小到一个雏形的状态。学校必须呈现儿童现在的社会生活。按照杜威的意见,现代教育中许多方面的失败,正是忘记了“学校即社会”这个基本观点。他认为,为了做到“学校即社会”,学校本身必须是一种社会生活过程,具有社会生活的全部含义,校内学习应与校外学习连接起来,两者之间能有自由的相互影响。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中,“教育即生活”与“学校即社会”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因为“只有当学校本身是一个小规模的合作化社会时候,教育才能使儿童为将来的社会生活做准备”。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目前教育发达国家中小学无论教材还是教学方法,都重视从小培养学生熟悉社会、适应社会、在社会中独立生活的能力。

而反观国内,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的学校教育无论内容还是方法上都与社会现实存在很大的脱节。学校所开设的课程不能跟上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需求,有些课程和教材甚至十几年不变。而社会上所需要的一些新的知识能力教学学校却不能及时给以满足,学生走上社会后往往要花很长时间来重新学习和适应。在道德教育上,这个问题犹为突出。学生所接受的大多是书本上整理好的抽象的道德知识和规范,许多既远远落后于时代和生活的变化,又缺乏学生道德生活实践的有力支撑和内化,因而当学生一旦真正踏入社会生活,马上就会体验到学校道德理论与现实明显的反差和冲突。这种反差冲突不仅严重削弱了学校教育的功效,甚至会事与愿违使一部分同学产生逆反心理。要解决这一矛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道德知识传授和道德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既要向同学们灌输纯洁高尚的道德知识,又要引导他们在参与社会生活中辨清美丑,崇善抑恶,接受道德现实锤炼,在实践的基础上将道德要求内化为自己自觉的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

(二)“从做中学”

从批判传统的学校教育出发,杜威提出了“从做中学”的教育基本原则。他认为,在传统学校的教室里,一切都是有利于“静听”的,儿童很少有活动的机会和地方,这样必然会阻碍儿童的自然发展。因此,在学校里,教学过程应该就是“做”的过程,教学应该从儿童的现在生活经验出发,儿童应该从自身的活动中进行学习。杜威强调说:“人们最初的知识和最牢固地保持的知识,是关于怎样做的知识„„应该认识到,自然的发展进程总是从包含着从做中学的那些情境开始。”

杜威的“从做中学”的观点,实际上也就是“从活动中学”,“从经验中学”。在一定程度上,它强调了实践对于学习的重要性。知识本来源自实践,而能力的培养更离不开实践锻炼。对于缺少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实践感性经验的儿童来说,纯粹的理论知识是神秘而抽象的。如果只采取课堂灌输的教法和死记硬背的学法,显然很难达到教育的真正目的。

因此,有效的教学方法应是还原抽象理论知识于实践,使学生在亲身“做”的过程中具体生动地理解、掌握和创新知识。当然,在“做”的过程中教师必须进行必要的、科学的指导。目前我国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大量存在着脱离应用、脱离实践、忽视能力培养的弊端。教学的目的只是为了学生考高分和教师学校的攀比评级,教学内容上教师只会死扣课本,能创造性地理论联系实践的很少。教学方法上则采用填鸭式的“满堂灌”和死记硬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自主性被扼杀,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更无从谈起。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体系陈旧,实践能力薄弱,创新精神缺乏,千人一面,毫无个性,怎么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呢?“解放学生于课堂,还学生完整的世界”在当今的中国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教育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当然,责任并不只在学校,家长对子 女培养只关心分数高低,而忽视能力大小,子女参加“吃苦夏令营”时家长普遍在“苦”上弄虚作假;社会在择人用人上往往只看重高分高学历而忽略其它方面,无形中也诱导了对人才培育的错误取向。教育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因此要改变“重分轻能”的教育观念,还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三)关于思维与教学

杜威十分强调学校的教学应该能唤起儿童的“思维”,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思维习惯和能力。他认为,对于学校来说,它能做的或需要做的,就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优良的思维习惯。在教学方法上,充分尊重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摒弃那种把学生看成是只能对信号或刺激做出某种反应的消极客体的方法,强调要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能自己发或领会所学的东西。按照杜威的意见,思维就是明智的学习方法,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明智的经验方法。他说:“所谓思维或反省,就是识别我们所尝试的事和所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关系„„没有某种思维的因素,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经验。”儿童只有处于直接的经验的情境,亲身考虑问题的种种条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称为真正的思维。因此,学校应该提供可以引起思维的经验的情境。这里还有一个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位置关系问题。

对此,杜威既强调教育要以学生为中心,同时也不应放弃教师应承担的指导责任,即教育过程是学生和教师共同参与的过程,也是学生和教师真正合作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如果过于树立教师的权威地位,忽视学生积极参与,那么学生就会倾向于迷信教师,从而放弃了自己思考的机会。另一方面,承认学生的独立性并不等于对学生放任自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尽指导的责任。针对此,杜威还提出了著名的“教学五步”法。

我国传统教育的最大缺憾就是只注重知识传授而忽视对学生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过于强调教师的权威和主导作用,而不重视和鼓励学生积极性、自主性的发挥;强调课程中心、课堂中心和以学科教材为中心的封闭的教育活动。这样下来,学生的独立个性被抹杀,思维创造力被埋没,只会死记硬背书本上和教师课堂上讲授的东西,学到最后大家全成了“高分低能”的“书呆子”。究其根源,还是我国教育体制上的“一考定终身”和应试教育机制使然。我国人口众多,教育需求旺盛,而经济实力和教育资源有限,因而有限的教育资源只能择优分配。在现实中,择优往往演化为易操作衡量的“择分”。那么,要想在这场国家组织的考试中取得高分,就不能不服从国家组织的教学安排,就不能不采取“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在这种教育体制下,难怪推行素质教育改革会遇到这么大的压力,而且大都是学生家长最为反对。素质教育当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但是我们的考试却并不是有了素质就一定能通得过或取得高分的。这实在是当前我国教育无奈的悖论。只要“以分取人”的应试教育机制不彻底改革,那么素质教育就只能是一句口号。

面对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当前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和实践适应时代要求的教育改革,以此作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在此背景下,我国教育的现状决定了我国教育改革具有更强的紧迫性。因此,我国教育在顺应这一大趋势的同时,还必须努力借鉴别国先进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路子。对此,邓小平同志早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教育发展“三个面向”的指针。最近江泽民同志也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象牙塔”式的教育不再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使青少年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推行全面的教育教学改革,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采取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实施新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杜威实用主义流派思想及对中国教育反思

——西方教育流派论文

院系：教育与教师发展学院教育学

学号：1010314077

姓名：李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