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事强制措施的改进与完善

第一篇：浅谈刑事强制措施的改进与完善

浅谈刑事强制措施的改进与完善

杨

海

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刑事措施。司法实践表明这五种强制措施在刑事诉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现有强制措施的预防性和实用性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巳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刑事诉讼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需在立法和实践中加以完善，本文就如何改进与完善刑事强制措施略陈已见。

一、关于拘传

根据刑诉理论，拘传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对末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强制其到指定地点接受讯问的一种强制方法。从我国刑诉法第50条规定看，除说明拘传的机关、对象、方法和目的外，没有其它内容。由于规定过于抽象，在适应中逐步暴露出下列问题：

1、适应面偏窄。拘传是我国现有五种强制措施中最轻微的一种，其目的仅仅是被拘传人到案接受讯问，这种对被拘传人约束力极其有限的强制措施，如果仅适应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它的实用性也就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拒不到案的情况并不严重，而较多的是那些拒绝提供案件情况的知情人，但这种人恰恰被立法者排除在拘传的适应对象之外。

拘传的时限规定太短，刑诉法第92条二款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如果12小时之内不能讯问完结，应该将被拘传人立即释放，且不能再拘传了，这就丧失了拘传的其它目的。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针对上述问题对现有拘传措施作如下改进和完善。

（一）从立法上扩大拘传的适应范围

拘传措施，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应外，对拒绝提供情况的证人也可以适应，理由很简单：①这是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需要，刑事强制措施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和刑事诉讼任务的及时完成。而证人经合法传唤而拒不到案，其行为如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一样会对刑事诉讼顺利进行起着延缓作用。把证人列为拘传对象，正是为了体现拘传的目的，符合立法原意。②把证人列为拘传对象有利于公民履行作证义务，我国刑诉法48条虽然规定也：“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但对有义务履行，也有条件履行而拒不履行作证义务的公民则缺乏相应的强制措施，刑法中也没有明确规定应负什么法律责任。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一些了解案件真实情况有义务作证的公民拒绝履行向司法机关作证义务的现象，致使一些案件难以处理。如果把证人列为拘传对象，不仅可以约束公民更好地履行作证义务，而且可以预防和减少拒绝作证现象的发生。

（二）就办案实际情况着想，规定十二小时内就同一事实不能讯问完结的，可以接着讯问不算超限，但必须履行一定的审批手续，持续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为限。

二、关于取保候审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取保候审措施，实际上是一种人保或财保相结合的形式，以保证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受羁押的条件下，不逃避侦查、起诉、审判，并能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方法。具体说，取保候审这一强制措施在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直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该措施的执行实际上是靠保证人对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行约束，缺乏来自外界和有关机关的强制力，因而也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就是，对嫌疑人、被告人和保证人没有足够的法律约束力，笔者认为应当明确保证人未尽保证义务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在取保候审期间，如果保证人未履行保证义务而发生嫌疑人、被告人逃跑、自杀、毁灭证据等有碍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的事件，视情节轻重，追究保证人的法律责任和给予其他处罚。如果保证人有意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跑或帮助其逃跑或者明知被保证人串供、毁灭、伪造证据而不制止、不报告，应按刑法第310条规定：以包庇罪追究保证人的刑事责任，情节一般的可给予罚款，行政拘留等处分。另外，建议实行双保制，把人保和财保有机结合起来，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保证人应同时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保证金可以随案移交，在变更或解除这一措施时，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保证人履行义务情况法定是否退还，促使保证人认真履行其保证义务，以约束犯罪嫌疑犯、被告人的行为。

三、关于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是司法机关根据情况，贪污限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离开指定区域，并对其行动自由进行监视的一种强制方法。就立法本意看，监视居住介于拘传、取保候审与拘留、逮捕之间，属于一种有条件地相对限制人身自由的中性措施。但由于立法当时对这项强制措施规定的过于原则，笼统，弹性过大，加之又未充分考虑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因而在实践中特别是检察环节中，很少使用甚至不使用监视居住措施，使这项强制措施基本流于形式。故一些学者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取消这项强制措施，笔者同意这种观点。

为保持原有强制措施体系的完整性，增强取保候审与拘留、逮捕之间的衔接性。取消监视居住以后，可能考虑把收容审查升格为刑事强制措施，取代监视居住。理由是：

1、收容审查与拘留，取保候审相比，更能适应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

2、收容审查与拘留、逮捕相比，适应条件宽，对人犯人身自由限制程度低，深受广大司法工作人员普遍欢迎，把收容审查作为刑事强制措施，可使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进一步完善。

四、关于拘留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拘留措施，实际上是一种针对刑事诉讼中紧急情况而采取的紧急处置手段，它在保证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中起着重要而又积极的作用。但随着近年来刑事诉讼中新情况、新问题的增多，拘留措施也暴露出一些需改进和完善的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立法规定的时间过短，影响了使用效能，刑诉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至四日。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这样犯罪嫌疑人实际拘留期限为十四天。而我国幅员辽阔，司法人员办案路途遥远，交通又不十分发达，少数边远地区更是如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人员流动越来越大，要想在限定的三至七日内查清主要犯罪事实，达到批准逮捕的程度，显然是不客观的。因此，笔者认为现有的拘留期限仍有适当延长之必要，根据一般案件在提请逮捕前侦查工作实际需要的天数，同时考虑当前我国各地司法机关现有的侦查条件，能力以及承受力等因素，将现在的三至于七日延长到十至十五天，以增强拘留的实用性。

五、关于逮捕

逮捕是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最严厉的一种措施，也是司法实践中适应较多的一种。尽管立法当时对这一措施规定的较为详细，但在实践中仍反映出一些问题，主要是：①逮捕条件弹性较大，一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二是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三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这三个条件，最容易掌握的仅仅是第一个条件，而第三个条件最难把握，例如：社会危险性指什么？怎样认定犯罪嫌疑人有可能继续犯罪逃跑、自杀、行凶报复等？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其判断依据是什么？这些都是很难具体把握，结果只能凭侦查机关或有权批准，决定逮捕的机关自由认定。②法律规定：“逮捕人犯由公安机关执行”有点欠妥，刑诉法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这一规定从立法原意上看是为了加强公检法三机关间的相互制约。但实际上，公安机关除对自行侦查，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人犯派人执行外，对检、法两家自行受理的案件需要逮捕人犯的，基本上不派人执行，以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贪污、受贿案件为例，检察机关决定逮捕后，不要说到外分，主刑已执行完毕，但还在执行附加刑，不享有政治权利，有的没有固定住处，不属常住人口，没有稳定的收入等。

二是保证人不履行法律规定的保证义务。在许多情况下，保证人办理守取保候审手续后，一般很少过问被取保人的情况。

三是对保证人是否履行保证义务的监督不到位，缺乏对不履行保证义务的保证人进行处罚的必要的法律措施和手段。虽然刑诉法第五十五条有规定：被保证人有违反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保证人未及时报告，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贪污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在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取保候审决定机关和执行机关应当对保证人进行监督和考察在 本上没有监督和考察，一旦发现被取保人逃匿或保证人有帮助之嫌，也时过境迁，难以取到相应证据，确定保证人的法律责任，以此处以刑罚，往往只能处以罚款了之，难以达到法律的威慑作用。

2、执法不严，违规取保候审。

一是对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对象决定取保候审。《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⑴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⑵可能头版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对严重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抢劫、强奸、杀人、故意伤害、贩毒等），可能判处实刑的被告人，流窜作案的犯罪嫌疑人，依照法律规定，一般是不能保候审的。但有的执法部门往往从自身利益和办案的困难考虑抓住案件中的一些情节，如投案自首、检举立功、未成年人等，而不顾案件性质的严重性。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取保候审时，以收取高额保证金决定取保候审，导致其继续危害社会。如某地一个月内连续发生6次抢劫学生和老师的案件，抢劫财物的价值虽不巨大，但作案次数多，社会影响大，严重影响正常教学和师生人身财产安全，家长也终日惶惶。县公安机关立案后，经调查和师生反映，作案对象逐渐集中到徐某（17岁）身上。在种种压力下，徐某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交待了6次作案，并检举了同案犯，但隐瞒了自己是组织、策划者的情节。在当事人的要求下，公安机关决定对其取保候审，收取了3万元的保证金。徐某取保后在不到1个月内又伙同他人抢劫两次，并打伤1人，作案后出逃外地，后经公安机关多方合作才缉获归案，这是因违规取保导致不该发生的案件发生的典型例子。

二是对贪污、受贿、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滥用取保候审。

三是对逮捕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规变更为取保候审。虽然法律规定逮捕以后可以变更为取保候审，但这种变更是有严格条件的。目前，捕后取保候审的较多，结果导致犯罪嫌疑人逃跑、毁证甚至又犯罪，给社会治安带来严重危害。刑诉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在对被逮捕的人变更强制措施时，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但有的公安机关将逮捕变更为取保候审时，不通知或不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逮捕后取保候审的随意性大，逮捕后取保的理由各种各样，有的以投案自首为由，有的以亲人病危为由，有的以能坦白交待犯罪事实为由将捕了的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

四是对同一对象违规重复收取取保候审保证金。有些地方，公安机关决定取保候审并收取保证金后，在起诉和审判时，检察院和法院又分别重新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并收取保证金导致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多次，多次交纳保证金。

五是人保和财保同时使用。有的执法机关违反法律的规定，对被取保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担保人质，同时又收取保证

以上种种违法违规决定的取保候审，都给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带来严肃的挑战。

二、违规取保候审的原因及危害后果

1、违规取保候审的原因

①受利益驱动。当前，司法部门都存在办案经费短缺，为钱办案的现象时有发生，而法律规定取保候审可以收取保证金，且数额没有封顶，使取保候审变为执法部门解决经费不足的“创收”手段，导致执法不严，受利益驱动违规取保，给社会治安再添乱源，使案件久拖不决的问题较为严重。

②办案人员徇私枉法办“人情”案，违法取保候审。在情与法、权与法的较量中，少数执法人员因思想素质不高，过不了“人情关”、“金钱关”、“权力关”，为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减轻罪责，达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的目的，违法取保候审也是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是上级领导打招呼，顶不住压力，或为讨好领导，为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违背事实真相的相关材料；二是朋友、同学、同事打招呼或者接受请托人的财物、吃喝，为其提供方便或编造理由为人“了难”；三是徇私枉法编造虚假病历或故意违背事实作出错误法医鉴定，为其减轻罪责。用这样的手段取保候审后，其结果必然是被取保人翻供、串供、威逼和利诱证人反证，颠倒黑白，使案件是非难辩，以达到逃避法律惩处的目的。

③办案人员责任心不强。

2、违规取保候审的危害后果。

⑴不利于打击犯罪。不符合取保候审的对象被取保后，有的妨碍或逃避侦查、审查和审判，打击报复举报人、证人，判处实刑后收监难，逃匿后的缉获难度增大。

⑵不利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取保后进行串供、毁证、转移赃物，增加了办案的难度和阻力，导致案件久侦难结，久拖不判，甚至不了了之。

⑶有损于执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法律的尊严。执法人员的每一行为都关系到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如果违规取保候审，使案件长期不能终结，犯罪分子得不到法律的惩处，被害人得不到伸冤，人民群众丧失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信心，执法机关的形象和威信将受到损害，法律的尊严将受到破坏。

二、规范和完善取保候审的对策。

1、规范和完善取保候审，严格按照取保候审的条件、程序操作，是严格执法、准确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需要，是公正执法、保护人权的需要，也是使取保候审服务于办案，成为打击犯罪的有力手段的要求。为此，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规范和完善取保候审。

2、完善立法。一是尽管刑诉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可以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表面上看，规定比较全面，而实际上不够具体，衡量标准不明确，容易千万认识和理解上的偏差，给决定者的自由载量空间太大。因此笔者认为应对刑诉法第五十一条进行完善，使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具体化，严格取保候审的对象和范围，以便在办案工作中更好操作。如：规定暴力型犯罪，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涉嫌多次犯罪的，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不得取保候审。暴力型犯罪社会危险性大，人身攻击性强；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后，不利于法庭审判，更不利于收监执行；涉嫌多次作案，说明主观恶意大，社会危害大，取保后更容易继续危险社会。二是保证我的法律责任应具体化。刑诉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被保证人有违反本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保证人未及时报告的，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贪污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太笼统，无法操作，应当对保证人的行为以具体罪名来规范，因为保证人的行为，事关法律的落实和法律的权威，所以应当承担更大的法律责任。如明知被取保人未经批准离开所居住的市、县，导致传讯时不能到案而未及时报告，应以窝藏罪追究其法律责任。如果帮助被取保人逃跑的，应从重处罚。明知被取保人干扰证人作证，不及时报告的，应以包庇罪追究其法律责任，与被取保人串通，妨碍办案的，从重处罚。明知被取保人在伪造、毁灭证据不及时报告的，应以伪证罪追究其法律责任，帮助被取保人毁灭和伪造证据的，从重处罚。

3、建立违规取保候审惩罚制度。执法人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替人“了难”，违法取保候审，导致打击不力，案件久拖不决的，应当以渎职罪追究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从重处罚。没有构成犯罪的，应建立违规取保惩罚制度，以严厉的惩罚来规范执法人员的行为。

4、建立和完善取保候审的监督制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取保候审后，执行机关对执行情况没有一套有效的管理制度，千万人保流于形式，财保成为“以罚代刑”的手段，没有针对执法机关执行取保候审情况进行监督的制度，因此不但在完善执行机关本身的执行管理制度，同时应建立和完善检察机关的监督制度，使取保候审的执行置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之中。应行实取保候审备案审查制度和个案执行报告制度，凡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的，应及时向人民检察院备案。公安机关对每一起取保候审的执行情况应及时向人民检察院写出书面通知。这样使取保候审在执行过程中中发生的违法乱纪情形及时查处和纠正，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和防止司法腐败的发生。

作者单位：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检察院

第二篇：刑事 13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

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

申请人：安徽庐州律师事务所肖桂林律师

地址：合肥市马鞍山路创智广场6B2408室，联系电话：***。申请事项：请求贵局依法对犯罪嫌疑人施慧明变更强制措施（变更对犯罪嫌疑人施慧明采取的拘留措施，依法对其实施取保候审）。申请理由：

犯罪嫌疑人施慧明因涉嫌容留卖淫罪一案，于2013年5月24日被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刑事拘留，现羁押于合肥市看守所。受施慧明配偶张顺文的委托，申请人依法提请将施慧明从刑事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张顺文愿为施慧明提供保证人或缴纳保证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申请人认为施慧明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理由如下：

一、施慧明起始并不知有卖淫行为，归案后能如实交代，态度良好，并愿意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办案。

二、施慧明以往没有前科劣迹，本次所涉嫌的犯罪，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

三、施慧明年近5旬，身体有病，此景此情下，其家人迫切希望公安机关能对施慧明改拘留为取保候审，给她机会回去安顿好家庭事务，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家庭危机。

鉴于以上情形，恳请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准予对犯罪嫌疑人施慧明变更拘留为取保候审！

此致

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

安徽庐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肖桂林2013年5月27日

第三篇：(最新刑事格式文书)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申请书（范文）

刑事诉讼格式文书十五

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申请书

：

贵单位办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因涉嫌 一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 年 月 日 时开始，被

采取 了

的强制措施手段，至今法定期限已届满。本人作 委托的辩护律师，根据《中 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特向贵单位提出，要

求解除对其采取的强制措施。

此致

辩护律师（签名）：

年 月 日

注：本函用于向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提交。

第四篇：刑事强制措施的种类及时限要求

刑事强制措施的种类及时限要求

强制措施是指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公安机关、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案件的办理过程中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依法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重大嫌疑分子的人身自由采取限制或者剥夺的一种强制性方法。

刑事强制措施的种类及时限要求：

1、拘传。是司法机关对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强制其到案接受讯问的一种强制措施。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24小时，不得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

2、取保候审。是司法机关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使其不逃避或妨碍侦查、起诉或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方法。取保候审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

3、监视居住。是司法机关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离开其住处或指定的居所，并对其行动加以监视和控制的一种强制措施。监视居住的时间最长不超过6个月。

4、拘留。是指公安、检察机关对于现行犯或重大犯罪嫌疑分子，在遇有法定紧急情况时，临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延长至三十日。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5、逮捕。是司法机关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剥夺其人身自由，收押于看守所强行进行审查的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2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对刑诉法第126条所规定之案件，在上述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2个月；因特殊原因，在较长时间内不宜交付审判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延期审理。

逮捕和拘留后，除有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司法机关应当把逮捕、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24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和被拘留人的家属或他的所在单位。并在逮捕和拘留后的24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发现不应当逮捕和拘留的，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

第五篇：完善刑事立案监督与刑事侦查监督制度

完善刑事立案监督与刑事侦查监督制度

时间: 2005-10-12 08:45: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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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艳宏〗

在我国，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监督立案、侦查、审判、执行整个诉讼过程的重任。近年来，检察机关积极探索,依法进行监督，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可否认，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阻力，尤其在刑事立案监督与刑事侦查监督中境遇尴尬。

随着立案监督实践的深入，现行立案监督制度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日益突显。其主要问题：一是监督手段不够有力，二是监督范围不够完善。因此，有必要通过司法体制改革，从立法上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案监督制度。

一、赋予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强化刑事立案监督效果

目前法律虽然授权检察机关可以对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活动进行监督，发现应当立案而公安机关不立案的，检察机关可以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并可以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但是，法律却没有规定对公安机关接到立案通知后仍不立案的进一步监督措施，使刑事立案监督缺乏应有的刚性和实效，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建议完善关于刑事立案监督制度的法律规定，强化对监督对象不履行职责或者不积极履行职责的进一步监督措施，赋予检察机关对这类案件直接立案侦查的机动侦查权。

实践中，公安机关接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后，既不说明理由，也不立案的现象时有发生，检察机关做为法律监督机关往往束手无策。对此，世界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赋予检察机关在公安机关不履行职责时的直接侦查权。从有利于加强立案监督、有效打击犯罪、提高诉讼效率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考虑，我国也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中增加检察机关对通知公安机关立案而公安机关拒不立案或者立而不侦的案件，可以直接立案侦查的规定。同时，为了防止滥用此项职权，有必要在程序上严格限制，即可以规定地市级以下检察院行使这项权力时，要报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批准。但是对于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的范围，不应限制。另外，为了防止侦查机关立案后又不当撤案，建议完善撤案监督制度。即规定对于检察机关通知立案的案件，侦查机关立案后又拟作撤案的，应当在撤案前征求检察机关的意见；检察机关不同意撤案的，应当提出具体侦查意见，由侦查机关继续依法侦查。

二、完善立案监督范围，全面保障刑事立案活动的合法性

实践中，公安机关有时以刑事立案插手经济纠纷或者利用刑事手段解决民事纠纷，严重影响了公安机关的形象，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但是由于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却没有明确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权限，致使这类违法问题不能被及时发现和有效纠正。这显然不利于保障刑事诉讼的依法进行和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符合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加强法律监督的要求。因此，应当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把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的问题纳入刑事立案监督的范畴。

首先，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进行监督，是全面确立刑事立案监督制度，保障刑事立案活动及时合法进行的需要。在我国，立案被规定为刑事诉讼中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是开展刑事侦查的前提，立案决定本身虽然并不意味着对被立案者的人身、财产等权利进行限制、剥夺，但是却要给被立案者确立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令其必须接受刑事调查，而紧随其后的必然是一系列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可是在我国的文化背景和道德观念中，一个人即使只被侦查机关作为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在社会上都会对之产生相当负面的影响。可见，立

案并非无关紧要，而是一项关乎公民、法人合法权利的十分严肃的刑事诉讼活动，必须认真对待，并纳入法律监督范围。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而没有规定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使得我国现行的刑事立案监督制度实质上只是不立案监督制度，在监督范围上存在严重缺陷，不利于保障整个刑事立案活动的合法性。

其次，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进行监督，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特点所决定的，也是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客观需要。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案后，侦查机关可以自行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以外的所有强制性侦查措施，而无需任何司法审查程序。这一诉讼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只有从立案这一诉讼的源头上把住法律关口，才能实现对当事人基本人权的有效保护，保障整个刑事侦查活动依法进行。

总之，我们应当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立案监督的范围作出进一步完善。对此，可以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不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立案侦查的，或者被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或者聘请的律师认为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侦查而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立案的理由，公安机关应当在５日内作出说明。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说明的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撤销案件，并将撤案决定书副本送达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不予撤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公安机关应当执行。在刑事侦查监督活动中，检察机关同样面临困境，.刑事侦查监督制度亦是弊端重重。一是检察院侦查监督带有倾向性，缺乏中立性、独立性。二是侦查监督部门获得监督线索途径少。三是国家没有通过法律明确界定侦查监督保障体制。四是侦查监督方式不完善、方法不够灵活。因此,许多制度和做法还值得探讨、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

一、通过完善相关立法保障刑事侦查监督。

检察机关尽管属于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却事实上担负着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的职责，它们本质上也属于国家追诉犯罪机构，在诉讼目标和诉讼角色方面与侦查机构是一致的。这就使得检察机关做为监督者的监督意识和公安干警做为被监督者接受监督的意识都很淡薄。侦查活动很难受到有效的司法控制。对此，《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应当明确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责、义务，如撤销违法决定、制止违法行为、调查违法事实、拒不纠正时的惩办等并具体规定监督程序、监督方式及监督机关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尽量将监督的内容具体化，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刑事侦查监督权以法定的权威性和强制力。

二、开辟获得线索新途径，强化检察机关自身的刑事侦查监督职能。

目前，侦查监督部门获取侦查监督线索的途径主要有：第一通过审查侦查机关报送的刑事案件材料发现。第二接受举报、申诉。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大量工作都是书面审查侦查机关报送的材料，而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少反映在案卷中。或者即使公安干警在侦查中有刑讯、诱供等违法行为，由于法律普及程度不高、法制观念淡薄等问题，人民群众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观念也非常有限。侦查监督部门还承担着繁重的审查批捕任务、检察机关普遍存在经费匮乏、侦查手段和设备有限等问题，开展侦查监督方面难免人力、物力的困扰。因此，要获得线索非常困难；或者展开调查时已时过境迁，丧失了最佳查证时机，往往是忙了一番而没有结果。

在侦查程序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滞后性，参与程度的有限性与被动性都使其预防和纠正侦查违法的作用大打折扣。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对此，检察机关应实行专人专职负责监督，在工作安排、精力投入上予以加强；要建立以侦查监督部门为主，批捕、起诉、控申、监所等部门积极配合的强大信息结构，从中发现线索。同时建立联合执法检查制度、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的社会知晓面。

三、完善侦查监督保障机制

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有些规定仅仅是原则性的，不够明确、具体，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目前检察机关实践中使用的《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口头纠正意见等纠正违法的方式均未在《刑事诉讼法》或相关司法解释中对其适用范围、法律效力等加以规定，导致这些监督方式缺乏法定的权威性；对不接受监督的法律责任及后果，也未加以明确规定，当侦查机关对监督意见既不提出异议又不执行时，侦查监督部门除了一遍遍催问，只能徒唤奈何，监督缺乏保证有效落实和执行的保障机制，失去了严肃性、权威性和实效性。

四、加大司法改革力度，促进监督方式改进

要从根本上扭转目前刑事侦查监督工作方式不完善、工作力度跟不上的局面，则要推进司法改革，建立科学的检、侦关系。即“检察引导侦查”的新体制。使检察机关通过对案件的全程参与、跟踪，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督，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变静态监督为动态监督.这样既可以更容易地发现问题，将监督机制落到实处，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又可以更及时地发现问题，将违法事实消灭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