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刑事强制措施之不足及修改建议

第一篇：我国现行刑事强制措施之不足及修改建议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是指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逃避侦查和审判，或者继续进行犯罪或其他破坏活动，以及为了保全证据和保证刑罚的执行，在刑事诉讼进行中，依法采取的暂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方法和手段。我国现行刑事强制措施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五种。这是一个由轻到重、层次分明、结构

合理、相互衔接的体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体现了刑事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必要性、相当性、适时性等适用原则要求，但还存在一些规定不够具体、明确。笔者试就现行刑事强制措施中的缺陷和立法完善略作阐述。

一、现行刑事强制措施的缺陷

1、对连续拘传的时间间隔没有明确规定。刑诉法第92条第2款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其它相关规定都只规定了一次拘传的持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但是，由于没有对两次拘传的间隔时间和拘传的次数加以明确规定，就造成在司法实践中以拘传为名长时间连续拘押、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以致实践中难以真正杜绝以连续拘传的方式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现象，以致对拘传的硬性规定形同虚设。有的地方甚至钻法律的空子，拘传规定的时间一到立即放人，然后等犯罪嫌疑人刚迈出门即再次将其拘传，这样一种拘传方式实质就是一种变相而非法的羁押，由于被羁押在办案单位，也往往容易造成“刑讯逼供”等非法收集证据的结果。

2、取保候审内容不确定，保障措施不健全。首先，关于保证金的数额及没收的问题。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规定、解释中都没有规定保证金的上限。实践中有的地方收取的保证金数额忽高忽低，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利于司法公正和统一。新刑诉法第56条规定了四种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没收保证金的情形，高检《规则》第54条规定：“对取保候审期间故意实施新的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已交纳保证金的，通知公安机关没收保证金”。但在实践中，有的地方仅以犯罪嫌疑人“翻供”、“态度不老实”为由，随意作出没收保证金决定，这显然有违法律规定。其次关于取保候审的期限问题。新刑诉法第58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据此分别规定了各自的取保候审期间不超过6个月、监视居住的期限不超过12个月。实践中，因此可能存在着三个机关对同一犯罪嫌疑人重复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现象，这样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监视居住就可能达到三年，取保候审就可能达到一年半，这样就极大的损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权。第三，取保候审的妨碍司法侦查和脱逃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采取取保候审这一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会有相互串供、做伪证等妨害司法侦查的活动；另一方面，就是取保候审对犯罪嫌疑人缺乏足够的法律约束力，致使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脱逃情况时常发生，给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带来极大困难。刑事诉讼法第55条、56条规定，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犯罪嫌疑人没收保证金或变更强制措施予以逮捕，无论罚款或没收都是司法处分的两种形式，但我国目前尚无有关适用司法处分的程序规定，因此实践中标准不

一、操作混乱，不仅达不到完善保证责任的目的，反而对司法机关的社会形象造成不良影响。我国刑事法律未规定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候审期间脱逃的刑事责任，也未规定保证人故意帮助或过失放纵被取保候审脱逃的刑事责任，尤其是前者，没有给被取保候审人造成法律上的压力，而只是简单规定变更强制措施为逮捕，而被取保候审人一旦脱逃，逮捕事实上也无从实施。

３、逮捕的条件过于苛刻。众所周知，新刑诉法放宽了逮捕的条件，把“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修改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立法的模糊和现行《国家赔偿法》相对于新刑诉讼法的落后，导致很多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部门与审查起诉部门对批捕与起诉适用大体一致的条件，对逮捕条件的理解依然过严，这就造成了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内部的不衔接，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保护。逮捕的条件忽略了逮捕必要性，带有实体定罪意义逮捕的条件过于苛刻。从中外对比情况看，我国的逮捕条件是最严格的，逮捕的首要条件是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犯罪事实，而国外一般逮捕的条件是有重大犯罪嫌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司法实践中，为了避免因错误批捕而使自己承担国家赔偿的责任，往往在批捕时以起诉的条件来替代逮捕的条件，无形中大大提高了批捕的条件。逮捕条件的严格，虽然可以避免无辜公民被逮捕，但也因此而使得刑事拘留很难与其衔接。公安机关对拘留的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在检察院不批捕的情况下，又担心采取取

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犯罪嫌疑人会脱逃，因而往往被迫违法超期羁押。刑事拘留与逮捕的脱节，充分说明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不完善，也就导致了对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侵犯。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依法逮

捕”。在实践中，无论是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还是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人员，更多考虑的是逮捕的前二个条件，而忽略逮捕的第三个条件“有逮捕必要”，而逮捕的必要性，笔者认为才是理解和适用逮捕条件的关键，即采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只有用逮捕手段才能保证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否则就会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行为才应该适用逮捕，而不是凡刑事案件就该逮捕，达到前二个条件而没有逮捕必要的同样不应该逮捕。逮捕的必要性不应该成为被忽略的对象，而应该较前两个条件更值得有关司法人员予以关注和适用。是否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应该是审判阶段的决定，而报捕大多在立案不久、侦查工作尚未终结前，此时加以判断既不严肃也不科学，尽管刑诉法使用的是“可能”这一字眼，也类似于有罪推定的一种方法，从而使逮捕成为超出诉讼法意义上的范畴，而具有强烈的实体法意义。由于错捕导致检察机关对案件的不起诉后会引发国家赔偿，因此逮捕条件从实体法意义上的把握更加严格，逮捕基本就相当于定了罪，没有特殊情况，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一定要判刑，有些地方甚至把逮捕条件等同于起诉条件。

４、缺乏对刑事强制措施不服的司法救济。我国刑诉法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强制措施不服的申告权。在我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采取何种刑事强制措施，完成由作为控诉一方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采取的强制措施有错误而不服时，没有任何司法救济手段。例如，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有逮捕必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完成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决定。在司法实践中，通常都是将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公安、检察机关的逮捕决定无能为力，法律并未赋予其申告的权利。这样的做法必然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期间基本处于被羁押的状态。这与无罪推定的原则及公民权利保障的精神是相悖的。

５、超期羁押行为的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羁押期限必须严格遵守法定规定。如果没有相应的超期羁押的责任规定，否则将不利于有效防止超期羁押问题发生。

二、现行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建议

１、进一步明确拘传条件，规范拘传程序。在现行刑事法规定的强制措施体系中，拘传是严厉性最轻的一种强制措施，立法有必要对拘传间隔的时间作出明确的规定。拘传时应当向被传人出示拘传证；应当正确界定拘传的持续时间和两次拘传之间的间隔时间，防止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两次拘传之间的间隔时间以界定8小时为宜，这样既可以起到防止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的作用，又可避免因间隔时间过长而不利于侦查机关侦讯活动的及时进行。在再次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时，应该有新的证据或线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杜绝通过连续传唤、拘传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不受非法侵犯。

２、确立符合我国国情和打击犯罪需要的取保候审制度。明确取保候审适用条件。取保候审条件中“社会危险性”内涵模糊，是造成司法机关在实践中裁量权大，取保候审随意性增强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建议立法从三个方面明确取保候审适用条件，一是该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考虑其涉嫌犯罪性质、情节、可能量刑情况等因素。就我国国情而言，仍应以犯罪情节较轻的犯罪嫌疑人作为取保候审对象，明确设立可能量刑的上限，限制范围，以确保社会稳定；二是该犯罪嫌疑人的家庭环境，是否具备保证条件；三是该犯罪嫌疑人的个人综合情况及前科情况，个人综合情况应该综合考虑其品质、职业、经济状况、流动性大小、犯罪原因等多方面因素，累犯一般应不考虑取保候审。人保还是财保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在取保候审适用方式的原则上，在上述明确适用条件的基础上，应该针对个案的不同情况，有选择地进行适用。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财型犯罪、经济犯罪，可以优先考虑适用保证金担保；犯罪嫌疑人职业流动性大、经济条件较好的，可以优先考虑适用保证金担保；犯罪嫌疑人工作和家庭地址较为固定，个人品质一贯表现较好的，可以优先考虑适用保证人担保；如果采用保证人担保和保证金担保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保障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的，可以责令其提供“双重担保”，即既提供保证人又要交纳保证金。保证人和保证金条件细化，责任明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确定了保证人条件，但“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这样的条件可操作性不强，应进一步细化保证人条件和保证金交纳数额标准，保证人的“有能力”可以考虑这样几个因素：保证人与被保证人生活、工作在一起，能够随时掌握被保证人的情况，并对其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保证人有一定数量的财物，能够承担违反法定保证义务而被罚款的责任以及被保证人逃匿后的附带民事赔偿责任。保证金的数额标准则可以借鉴美国的“保释金适度原则”，综合考虑犯罪情节和性质、证据的证明力、经济状况等等，确定适度的保证金交纳。在银行建立专门的保证金交纳帐户，以便于统一管理，避免保证金交纳和退还的无序性，也避免无法定事由对保证金的任意没收。设置对保证人违反法定保证义务、被取保候审违反取保候审规定进行司法处分的程序。在出现上述违反义务的情况下，确定如何罚款、没收保证金，由哪一个机关执行，罚款标准，罚款交纳帐户，保证金没收渠道。笔者始终认为，从程序规范入手，而不是盲目改革制度，应该是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以程序正义来实现实体正义。在刑法中增设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脱逃罪，在犯罪嫌疑人脱逃后重新抓捕归案，其原涉嫌罪行未定罪的，应单独对其取保候审脱逃罪定罪量刑，其原涉嫌罪行定罪的，与取保候审脱逃罪实行数罪并罚，从而以刑事惩罚的威慑力来提高取保候审的安全系数。各司法机关之间不必重复取保候审，期限共用，以法律文书的形式明确告知。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被取保候审后再移送其他机关审核处理时，移送机关应开具相关法律文书，说明其取保候审事由、期限，接受机关接受后即以此为依据，计算其取保候审期限，如到期或其他法定事由，则可以依法解除取保候审或变更强制措施。

３、放宽逮捕条件，以完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由于我国的逮捕条件过高，使得刑事拘留很难与其衔接，反过来又促使刑事拘留期限越来越长，超期羁押现象越来越严重。为使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更加完善，必须放宽逮捕条件，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与国际接轨，规定对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即可实施逮捕。由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则上可以适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这样放宽逮捕条件后，也不会导致看守所人满为患。逮捕条件放宽后，相应地就可以缩短刑事拘留期限，如能如此修改，就可以使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真正形成一个完整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使其有效发挥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作用。

４、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事强制措施不服的司法救济制度。在适用强制措施特别是非羁押性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知情权、申诉权、控告权、辩护权等权利的保障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中有待完善，并且相关的损害赔偿制度也不健全。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将会直接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和对国家追诉行为的有效约束。健全实施刑事强制措施的人权保障制度，一是建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实施的刑事强制措施不服的申诉制度。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相对应，建立被实施刑事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采取强制措施不服提出申诉的复议程序；二是建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变更或解除刑事强制措施的申请制度。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为追诉机关适用的强制措施不当，有申请变更或解除刑事强制措施的权利；三是建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超期羁押的控告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超期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向法院进行控告，如果是法院超期羁押的，有权向上级法院进行控告；四是建立被害人、自诉人申请强制措施等诉讼制度。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藏、转移、毁灭证据，继续犯罪或脱逃，侵犯被害人、自诉人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被害人、自诉人可申请追诉机关及时启动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程序，依法采取必要的刑事强制措施。

５、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被超期羁押的申告权，对超期羁押行为进行治罪，以彻底杜绝超期羁押。《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超期羁押的，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受聘请的律师有权提出申告。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接到申告后，经审查认为确属超期羁押的，应即作出决定，要求原决定机关在规定时间内变更强制措施或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释放，原决定机关逾期不执行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有权作出释放被羁押人的决定。羁押期限届满前十天，看守所应当书面告知办案单位，提醒其应在法定期限内办理延长手续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对超期羁押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将情况向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告。为了彻底杜绝超期羁押，笔者认为应当将超期羁押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因为超期羁押实际上是未经有权机关或者人员批准的羁押，其实质就是非法拘禁。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的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构成非法拘禁罪。由于我国未确定无罪推定原则，也由于我国在刑事诉讼领域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轻忽，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及其人员，甚至社会上普遍的观点均认为，被羁押的人是涉嫌犯罪的人或者是被指控犯罪的人，对这些人即使超期羁押也无碍大局，公安、检察人员是因办案而对这些人超期羁押，有时也是无奈，因而并不认为超期羁押行为构成了犯罪。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如果这种认识逻辑能够成立，那么，《刑事诉讼法》就不必规定侦查羁押期限，刑讯逼供也同样不构成犯罪。因此，将超期羁押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有利于根绝超期羁押。

第二篇：之辨析我国现行司法鉴定体制改革

我国现行司法鉴定体制改革之辨析

周艳姣

由于鉴定在认定案件事实中具有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鉴定的准确与否直接关系着案件的认定，据有关统计，在100个错案中，仅有不到一个是由法律适用错误引起的，而大量的错案都错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上。因而，司法鉴定的改革迫在眉睫。

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目的是为了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鉴定管理不统一而导致的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问题。《决定》规定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全国的司法鉴定，各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资格的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工作，并取消了人民法院内部设立的鉴定机构，同时规定侦查机关根据工作的需要可以设立鉴定机构，但不得对外接受委托。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被认为是司法鉴定改革的基本方向。为配合这一《决定》，司法部成立了司法鉴定管理局，具体负责全国的司法鉴定管理工作。

然而上述各项措施的实施，并未达到司法鉴定改革的既定目的。在实践当中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一、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等混乱无序的问题。

法律应明确规定司法鉴定的启动程序。由于当事人一方私下委托的鉴定结论在诉讼中很难得到另一方的认同，导致无休止的重复鉴定。建议在诉讼进行中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应由双方当事人协商选择鉴定

机构，协商不成由法院指定。是否需要启动初次鉴定及重新鉴定程序，有条件的法院可以提请司法技术人员进行相应的咨询和审核。

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以及司法部成立司法鉴定管理局，笔者当然赞同，它对于防止那些不具有鉴定资格的机构和人员进入司法鉴定领域，滥竽充数做出错误鉴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并未能解决多头鉴定和重复鉴定的问题。《决定》只规定了司法鉴定的实施主体，对司法鉴定的启动者无明确规定。实践中经常出现一个案件原、被告双方、律师事务所及法院分别委托不同鉴定机构作出的多份鉴定结论。因此，统一管理只是解决了一个资格问题。只要允许存在不同的鉴定机构，并赋予当事人启动鉴定程序的权利，就会存在当事人聘请不同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情况，这就使得我国的司法鉴定启动程序比较混乱。同时由于不同的鉴定机构在技术设备、人员素质上存在差异，以及某些鉴定问题本身可能就不存在定论，再加上当作出的鉴定结论不符合当事人的意愿时，他可能会更换鉴定机构进行重新鉴定或要求再次鉴定，那么就必然会出现多头鉴定和重复鉴定的情况，除非全国只有一个鉴定机构。

在诉讼中，由于对重复鉴定无次数上的限制，一旦当事人觉得鉴定的结果对自己不利便会申请重新鉴定，使得同一问题反复鉴定，同一待证事实出现多份鉴定，这种多头鉴定、重复鉴定导致诉讼久拖不决。

笔者认为作为为审判活动提供专门性意见的司法鉴定应与为之服务的司法审判相适应，不能无限制的提起。我国应建立司法鉴定鉴级制，并规定同一鉴定事项在省内一般不应超过两次。一个鉴定事项通过初次鉴定、重新鉴定无正当理由不得再提起鉴定。

二、我国的司法体制在鉴定的权力与权利配置上存在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方没有开启鉴定的权利，只有鉴定申请权，在当事人要求进行鉴定或重新鉴定时，必须得到公检法机关的允许，当事人在鉴定问题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开启鉴定的权力被公检法垄断。鉴定材料被公检法垄断，特别是侦查机关。由于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一权独大，造成其垄断鉴定材料，在当事人想申请鉴定或请求重新鉴定时却无法获得鉴定所需的材料。因此，要解决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必须打破公检法垄断鉴定的局面，赋予当事人开启鉴定、获得鉴定材料的权利，使我国的司法体制在鉴定的权力与权利配置上保持平衡。

三、对多个鉴定意见的取舍完全依赖法官的自由心证。

现行司法鉴定体制下，各鉴定机构之间没有隶属关系，鉴定机构之间是平等的，所作出的鉴定结论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也是平等的。这可以避免当事人为了追求更高级别的司法鉴定而带来的重复鉴定问题，但面对不同的鉴定意见时，法官该如何取信，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各法院司法技术咨询和审核工作也没有真正有效的开展起来。

四、对鉴定结论进行质证辩论时流于形式

《决定》规定了鉴定人在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时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后出庭作证。但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办案人员盲目轻信鉴定结论，发现问题不及时反馈给鉴定单位和鉴定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也未得到很好的实施，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的少，以至于鉴定人鉴定错了也不知道，错案责任无法追究，进而滋长了一些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科学和实事求是的不良鉴定作风。毫无疑问，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但关键是控辩双方以及法官如何交叉询问?在庭审中，对鉴定的问

题，大家都是“门外汉”，如果仅仅要求鉴定人出庭，未必解决得了问题。控辩双方在交叉询问中对自己知识领域以外的问题往往不得要领，法官对这些非法律的技术问题也可能一头雾水，或认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无所适从。

因此，我国应建立健全鉴定人出庭制度和司法错鉴追究责任制。法官不应迷信司法鉴定结论，发现问题应及时反馈给鉴定机构或向本院的司法技术人员咨询。法律应对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作硬性要求，同时也应建立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补赔制度。对故意或严重失职造成错鉴并给当事人带来利益损害的，应予赔偿，并追究鉴定人员的相应责任。在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情况下，还必须加强控辩双方交叉询问的实质能力，也必须加强法官对鉴定问题的把握能力。此时，我们有必要借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技术顾问制度的规定，赋予控辩双方聘请技术顾问的权利。在控辩双方对鉴定人询问时，由技术顾问给予专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从而使交叉询问有的放矢，使质证实质化。对法官而言，如果整个案件专业性很强，可以由专业陪审员参与审判，如果案件中某个方面涉及专业性问题，可以聘请技术顾问，避免在控辩双方的技术顾问对鉴定结论进行质证辩论时，法官因无专业人士指点而不知所措。

五、司法鉴定技术标准混乱。

司法鉴定领域中许多专门性问题无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而有些鉴定类别虽有部门标准，但执行中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要求，严重影响了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现行法律对此也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不利于司法鉴定的顺利进行。

我国应在已有部门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技术标准体系，并在有些鉴定类别部门标准的执行中建立统一的标准和要求。

第三篇：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之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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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之紧迫性

王忠辉

【内容提要】劳动教养制度作为中国特有的一项教育改造制度，自1955年创立以来，在改造违法犯罪人员和预防犯罪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项制度发展到今天，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不断暴露出了诸多法理上和实践上的缺陷，并严重影响着中国的法制化进程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目标的进一步实现。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建立、健全合法合理的劳动教养制度就显得尤为迫切。

【关 键 词】劳动教养/作用/缺陷/改革

一、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由来

1955年下半年，我国在取得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又在机关内部开展了大规模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共中央于1955年8月25日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1956年1月10日，党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该指示对劳动教养的性质、任务、指导原则、审批权限、领导和管理等问题作了原则规定。从此，劳动教养机构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诞生。

1957年8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于8月3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11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又于同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具体实施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此后，全国人大常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委会又根据社会治安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在1986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通过了《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这些规定进一步对劳动教养的对象作了扩大。此外，一些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也对劳动教养工作作出了补充规定，如1989年国务院发布的《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处理反动会道门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上述法规、规章、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共同构成了我国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指导、规范着我国的劳动教养工作。

二、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发挥的作用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自1955年创立以来，迄今已走过了50年的历程。50年来，这项制度在预防犯罪和改造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使那些处于犯罪边缘的人避免了继续违法和走向犯罪，而且通过改造也使那些已经违法犯罪的人认识到罪错，及时纠正了自己的不良行为习惯。据调查显示：经过改造的人员返回社会后，他们中的90%左右的人都能够遵纪守法、自食其力，有的甚至还被评为“先进模范”，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主要表现在：

1、预防、震慑作用。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及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对劳动教养的性质、适应的对象、劳动教养的期限等内容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使得劳动教养的适用有了一定的规则和依据，这些规则和依据会有效指引行为人的行为，使行为人能够及时根据相关规定了解和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属违法犯罪行为，是否会受到劳动教养处罚，并有意识地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另一方面，通过劳动教养的适用，不仅使得违法行为能够得到相应处罚，起到有效遏制、预防犯罪的作用;而且也能够警戒社会上不稳定分子，使他们不敢挺而走险。尤其，劳动教养最高处罚四年的规定，更对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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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改造作用。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开宗明义：“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劳动教养问题，作如下决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三条：“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针，教育感化第一，生产劳动第二。在严格管理下，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锻炼，把他们改造成为遵纪守法，尊重公德，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材。”。依照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劳动教养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违法犯罪，而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强制性的教育改造。

实践中，劳动教养的教育、改造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如：为有利于劳教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就业，不少劳动教养管理所办有电脑、裁剪、缝纫、电器维修、木工、烹调、理发、汽车驾驶和维修等职业技术培训班;劳教人员学习文化和职业技术经考试合格的，发给社会承认的文化或技术等级证书;劳教所还积极与劳教人员的家属、原工作单位和原居住地的政府及有关单位建立联系，采取“请进来”、“走出去”以及签订“联合帮教协议”等方法，对劳教人员共同进行帮助教育;这些都使广大劳教人员体会到党和政府及社会公众对他们的期望和要求，增强了改正错误的信心。

三、我国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的尴尬

勿容置疑，劳动教养作为中国特有的法律制度，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也曾经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但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该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尤其，随着我国《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出台，更将劳动教养制度推上了不合法的境地。

1、劳动教养制度违反《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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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据此规定，我们可以推出：长时间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应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否则，均应认为是非法(从国外立法来看，长时间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也无不置于司法机关的合法监控之下)。而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及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劳动教养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来审查批准的(实际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而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又是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依此程序来对行为人实施限制人身自由时间较长的劳动教养显然严重违反《宪法》规定，背离《宪法》和法治精神。

2、劳动教养制度违反《行政处罚法》、《立法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无权设定，而作为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基础性法律依据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在性质上至多属于行政法规(有人认为其更像似政策性文件)。因此，以行政法规来设定限制人身自由这样重大的行政处罚已明显违反《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规定。

3、劳动教养制度不符合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九条第一项、第四项明文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剥夺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因此，从该规定来看，公约要求任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都必须始终处于司法机关的合法监控之下。而与之相比，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显然差之甚远。

4、劳动教养制度的性质不明、且期限过长。

劳动教养制度自创建以来,迄今为止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提法”，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二条：“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之规定，劳动教养的性质是一种强制教育措施,而根据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二条：“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之规定，劳动教养的性质又是一种行政措施，另外，实践中有的学者根据劳动教养期限的长期性，更将劳动教养制度看成为“准刑法”性质。虽然根据我们目前的司法实践，可以推断出劳动教养的性质应为行政处罚，但根据现行法规，作为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又是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这一性质不明的机构作出，这让我们又难以自圆其说。

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期限，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及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也作了相关规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第三条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节日、星期日休息。”，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劳动教养期限，根据需要劳动教养的人的违法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动机和危害程度，确定为一至三年。劳动教养时间，从通知收容之日起计算，通知收容以前先行收容审查或羁押的，一日折抵一日。”。根据这些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一般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可以达到四年，如此长的期限规定实际上与剥夺自由的有期徒刑无异，甚至比《刑法》所规定的管制、拘役、刑期较短的有期徒刑还要重。而劳动教养所适用的对象，却仅为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者，并且从程序上来看，劳动教养也不需要通过司法程序而直接由劳教委就可作出决定，无怪乎实践中有些违法犯罪人宁愿被定罪处刑也不愿被劳动教养。

四、改革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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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作为中国特有的法律制度，自1955年实施以来，确实在感化人、教育人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曾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济突飞猛进，社会主义法制也日臻完善，依法治国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写进了十五大，再加上当前面临着某些地区存在严重司法腐败和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人权问题的指责，使我们不得不对我国劳动教养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改革完善，使之更适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1、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现代社会“法制统一”规则的要求。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渊源包括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及其他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其中，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是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基础性行政法规，国务院后来转发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在性质上也仅仅属于部门规章，而近年来我国颁布实施的若干基本法律实际上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劳动教养的合法性。如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可见构成劳动教养制度法律依据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规定，已明显与现行法律作出的明确规定相违背，而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理，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事实上已经处于不合法的境地，只是未被明令废止和撤销而已。

2、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遵守和履行国际公约的要求。

中国政府一再承诺，信守已签署的国际公约规定的责任和义务。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根据公约，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决定只有通过正当程序由法院作出，才符合国际人权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保护精神。虽然我国目前尚未正式批准加入该公约，但那只是时间问题，最终批准却是必然的。而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规定与公约要求的格格不入，必将影响到我国批准该公约的进程，进而影响到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因此，如果我们不及时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将会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中国政府违背国际公约和侵犯人权留下最好的借口。

3、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现代社会“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原则的要求。

由于长期受“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影响，导致我国一段时间以来在法律制定和法律适用上出现了片面追求实体而忽略程序的现象，认为只要“实体公正”就是公正，程序无关痛痒，忽视“程序公正”的存在。近年来，随着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程序的独立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考察我国现行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实体方面规定的较为丰富，程序规范却严重缺乏。表现在：劳动教养直接由承办的公安机关报请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即可，其内部性、部门性、非诉性、简易性的特点决定了其缺乏严格和公正，因而很难避免对公民作出不公正的处理，使一部分不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员被劳教;劳动教养审批程序剥夺了被劳动教养者的参与机会，如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赔偿请求权等均没有规定，违背程序公正原则;不服劳动教养决定的救济途径基本没有规定，实践中，虽然被劳教人员不服劳教决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由于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往往很难行使诉权，劳教决定很少受到司法监督。上述种种缺陷，严重影响了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制形象。

4、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劳动教养制度自身及实践对其提出的要求。

自劳动教养制度创立以来，我国立法机关作出了不少含有劳动教养的决定，行政机关也制定、颁布、批转了不少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司法、执法机关也对劳动教养工作制发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可谓“法出多门”。但从内容上看，绝大多数都是粗略的实体规定，程序规定几乎为零，另外还有些规定或前后不

一、或相互矛盾，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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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才使得劳教委(实际上由公安部门)适用劳动教养和劳教机关执行劳动教养存在很大程度的随意性，为执法腐败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在现实办案过程中存在不少由于缺少法律规定滋生的以罚代教、以教代刑甚至不够劳动教养条件而被强行劳动教养的不正常现象。例如：笔者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个案件，×市出租车司机为反对无营运手续的出租车及非法运营的三轮车上街运营而举行集体游行示威(此次游行没有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张×是当地一名出租车司机，当日上街观看。被×市×区公安带走询问，后被刑事拘留，×区公安提请批捕，检察机关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后张×被劳动教养。在这个案件中，由于张×根本没有参与游行，公安机关证据不足，检察机关才不批准逮捕，但张×却被当地劳教委决定劳动教养。由此可见劳教委(实际上由公安机关)适用劳动教养的随意性。通过该案例，可以让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五、改革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构想

对于劳动教养的出路，理论界大致有三类主张：一是主张保留并强化，认为劳教制度创建50年来，教育改造了几百万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人，不仅为稳定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把大量被劳教人员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因而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二是主张废除，认为劳教性质不明，劳教对象混乱，操作过程缺乏监督，随意性大，且期限过长，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是法治不健全时代的产物，应予以废除;三是主张改革，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社会治安、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仍需进一步稳定，在这种形势下，要一下子把实行了50年之久的劳动教养制度完全取消，不切实际。再者，我国刑法对犯罪概念既有定性规定，又有定量规定(而西方国家的刑法却只有定性规定，没有定量规定)，定量规定决定了我国刑法偏重于结果本位，忽视行为人的人格状况，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二者均对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因素考虑不够，从而在预防和治理犯罪上留下一种结构性缺陷，这一结构性缺陷需要劳动教养这样一种侧重行为人的主观恶习而关注其人格矫治的方法来弥补。但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种种弊端又确实不容忽视，因而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从近几年的讨论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人属于第三种观点，即主张改革，笔者同样倾向于该观点。那么，究竟应如何改革呢?下面笔者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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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动教养制度应尽快上升为法律，取得法律上的依据。

目前，我国关于劳动教养制度方面的规定，主要存在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及有关的规范性文件中，法律尚未对劳动教养制度作出任何规定。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颁布，劳动教养制度已与这些法律直接发生冲突，而且事实上已经处于不合法的境地，只是未被明令废止而已。因此，为解决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所面临的窘境，必须尽快制定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使其合法化。

2、劳教立法应明确劳动教养的性质。

我们都知道，性质不明是制约劳动教养制度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劳动教养定性不明，才导致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发生理解和适用上的混乱。我国劳动教养制度自从创建以来，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提法。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劳动教养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之后颁布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又规定：劳动教养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实践中更有人把劳动教养看作是“准刑事处罚”。究其缘由，乃法律规定不明确所致。因此，对劳动教养进行法律定性就成为完善劳教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必须明确劳动教养的性质。因此，笔者建议在修改和完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时，首先要明确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

就劳动教养的性质而言，其究竟属于行政处罚，还是属于“准刑事处罚”，还是属于其他性质呢?从我国劳动教养的方针和具体内容来看，劳动教养似更注重对违法行为人的教育改造，注重对违法行为人的心态和人格的矫正。因此，其与行政处罚或“准刑事处罚”的职能有一定的距离，将其归类于行政处罚或“准刑事处罚”，称谓似乎不太恰当，而且可能会不利于违法行为人的心态、人格的矫正，使其产生逆反心理，影响其改造效果。从这一点来看，笔者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更加突出对违法行为人心态、人格的矫正，另外，考虑到违法行为矫治的强制性，笔者认为，将其定性为行政强制措施似乎更为恰当，而且这样一来也可和我国已经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对接。

3、劳教立法应统一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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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在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上极其混乱和随意。在适用范围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未作规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为大中城市，后来随着农村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一些地方又把劳动教养的适用面扩大到农村;在适用对象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了四类，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也可以收容劳动教养。而且适用对象也扩大到六类，后来又明确规定对赌博，制作、出售或传播淫秽物品和经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亦可实行劳动教养，对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应当实行劳动教养。这样适用对象再一次扩大。这些都充分表明了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在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上的混乱和随意。因此，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屏弃这些弊端，取消适用范围上的地域限制，统一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规定把劳动教养普遍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每一个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中国公民，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4、劳教立法应缩短劳动教养的期限。

从我国现行劳动教养规定来看，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3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这样的期限规定与刑法中的管制、拘役和短期自由刑相比，在严厉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违背了罪(错)罚相当原则，在实践中危害极大。因此，笔者建议，未来劳教立法应缩短劳动教养期限，将期限改为3个月至1年。必要时可延长半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好其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规定的衔接问题。

5、劳教立法应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监督机制及救济途径。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任何一种制度，不管设计得多么完善，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在实践中也很难保证公正、公平和有效的保障人权。尤其是在今天“权力分离、权力制衡”的法治社会，越来越要求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

我国现行劳动教养之所以遭到人们的质疑，一方面是法制冲突的因素，另一方面劳动教养制度本身缺乏监督和救济方面的规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改革后的劳教制度应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监督机制和法律上的救济途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www.xiexiebang.com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径，如完善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规定行为人不服劳动教养可申辩、申请复议、提起诉讼，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有权获得国家赔偿等，以此来更好地督促国家机关依法行政，保障公民的人权。

6、劳教立法应明确劳动教养决定程序及配套程序。

从决定的主体来看，建议废除劳动教养委员会这一形同虚设的机构，明确规定由公安机关决定，但必须向检察机关报告并接受其监督。检察机关认为不适当的，可要求公安机关重新作出决定或直接作出决定。同时赋予行为人申辩权、申请复议权、提起诉讼权、获得国家赔偿权等。另外，要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决定的时限、报告的时限、重新作出决定的时限、行为人行使各项权利的时限，只有明确提出时限要求，才能保证国家机关正确、及时行使职权，保证行为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和及时的救济。

总之，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其在实践中的危害也是有目共睹，不容忽视，而且正越来越显现出来。因此，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显得非常的必要和紧迫。然而，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国内外关于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废之争的白热化，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早已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3年，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127名代表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劳动教养立法》的议案;2004年3月7日，《违法行为矫治法》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五年立法规划中。本文中，笔者仅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几年来实践经验的积累，对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有感而发，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仅希望能籍此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劳教制度改革。

参考书目：

1、夏宗素、张劲松主编：《劳动教养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 版。

2、常兆玉主编：《劳动教养管理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 版。

参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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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晓鹏：《对劳动教养工作的调查》，《法学杂志》1998年第6期。

2、刘仁文：《劳动教养亟需立法》，《法学杂志》1998年第5期。

3、陶积根：《关于劳动教养立法的思考》，《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4、张惠军：《完善劳动教养制度之构想》，《法治论丛》

1998年第1期。

第四篇：我国科学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之原因

我国科学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之原因

要鼓励科研的“冒险”精神，积极支持不违背基本科学原理的“奇思妙想”和“异想天开”的“非共识”研究项目。

世界尖端科学技术是金钱买不到的，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也是单纯靠投入换不来的。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持续增长我国的综合实力，赢得发展的主动权，要靠科学技术，关键是自主创新能力要大幅度提高，这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为何总不如我们期望的呢？ 巨额投入≠能力提升

对于我国科技工作的现状，政协委员十分担忧。今年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收到的聚焦科技创新的提案有107件。梳理他们共同关注的问题令人深思—— 全国自然科学一等奖已经连续多年无人问津。

取得像胰岛素那样为世界所认同、并对全人类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成果长期没有。

在汽车工业领域，我国自主研发、比较成熟的高端车型几乎没有，绝大多数车型来自于仿造，发动机等核心动力部件依赖进口。

在大型民航客机制造等高端领域，我们仅限于总装、组装，核心尖端部件都源于进口。

在医疗领域，所用最新的西药95%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所有尖端最新医疗设备95%以上来自西方国家，我们自主创新研发几乎为零。以CT为例，进口品牌最高已发展到640层CT、双源CT、能谱CT，而国产品牌64层CT还没能推出来，国产16层CT仍没有心脏扫描功能，差距越拉越大。

据预测中国将会在2013年，成为世界研究与发展投资领域里新的领头羊。科技界的政协委员担心的是，虽然投入直线上升，却很难产生与之相适应的高水平、高质量的尖端自主创新科研成果。北京糖尿病医院院长、英国皇家医学会院士王执礼委员感叹地说“只有经济总量而没有抢占科学技术制高点，我们永远要受制于人。”

我国科技事业总体发展水平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量不高，先导性战略高技术领域科技力量薄弱,使得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出速度较进口品牌落后很多，重要产业对外技术依赖程度仍然较高。这种情况与我们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极不相符，与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科技发展上不断增加的投入极不相符。

为什么我们国家拥有大量的科研机构、大批的科技人才，却出不了高质量的科技成果？

前几年，各方的意见集中在科研经费投入上。这几年国家大幅度增加科研投入，2000年到2010年，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从46.7亿元增长至324.0亿元，增幅为594%。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由13.5亿元增长到95亿元，增幅为604%。美国近10年研究和发展的投入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7%，欧盟27国为2.9%，中国为19.1%。我国科研经费增长的力度之大、速度之快，令人瞩目。尽管科研创新总要有一个过程，不能急功近利，但是巨额投入与能力投入之间没有等号。遥感应用专家周成虎委员和中科院院士陈运泰委员说：“我国整体科研实力的提高一直令人不满意，与这种高强度投入很不相称。”

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世界尖端科学技术是金钱买不到的。我国科技发展的实践又告诉我们，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也是单纯靠投入换不来的。创新文化氛围缺失

“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原因可能很多，但我认为科研创新文化氛围的缺失和科技评价体系的扭曲是主要的原因。”化学专家王梅祥委员一语道破。

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不仅由于社会外部环境不佳，而且科技人员从事原创研究的内在动力也不足。张庆成委员这样分析：“客观总结和科学分析世界科技发展和我国科技活动的现状，不难看出我国的基础科研、工程技术研究和新产品开发等研究活动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原始创新性，缺乏重大原始创新的思想、方法、技术和产品。”

王梅祥认为：“我们尚未在全社会形成真正的创新文化氛围，对‘新、奇、特’的思想和事物常持怀疑、否定甚至打击的态度。全社会也是为一味求稳、求全、求成功的理念所主导，结果导致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缺失。”。

科学家们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在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和新产品开发立项时，我们总是询问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进展，或询问他们是否获得成功。若国外无成功先例，我们自己的申报通常就被认为不可行或者可行性差，得不到资助和立项。

比如，同全社会存在的“跟风”和追逐“时髦”的风气一样，在科技研究领域，不少科研人员也喜欢追“热点”，追逐知名科学家，追赶已获得国际大奖的研究方向，美其名曰是“对前沿科技热点的敏锐性”，久而久之却成为他人研究和研究方向的追随者，甚至是复制者，彻底失去了创造和创立前沿科技研究方向、引领发展潮流的能力。

比如，学术界缺乏“批判、质疑和探究科学真理”的精神，评奖也已异化为追逐名利和荣誉的游戏。

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到北京、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调研发现，部分省、市、地区企业、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在创新过程中热情虽然很高，但创新意识难以满足客观需要，在具体实施上感到很迷惘。出现这些问题在于没有具体的科学创新理论的指导，只是按照上级的部署搞创新。

因此，王梅祥提出，现阶段要鼓励科研的“冒险”精神，积极支持不违背基本科学原理的“奇思妙想”和“异想天开”的“非共识”研究项目。功利的管理引发恶性循环

体制性的弊端，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瓶颈。

“真正有价值的科研，要么着重于基础理论性研究，要么专注于社会实用领域研究，而这些科研课题，大多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功力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果，而不是一朝一夕、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王执礼的看法代表了许多政协委员的意见。他们讲述了国内大多数科研院所的现状，大多有着逼迫学生必须在一两年内做出东西并发表文章才能毕业的制度，这样就逼得学生和导师无心也无力做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基础性和前沿实用性的科研课题，而只模仿国外别人的课题，依葫芦画瓢，做一些没有原创性没有突破性的垃圾课题，最后匆匆发几篇无关痛痒的垃圾文章。这样，学生好毕业，导师好根据这些文章的数量申请科研经费。科研经费申请下来，又接着做另一些于社会没有多少价值的科研课题。如此恶性循环，实际上既浪费了国家的财政资源和导师、学生的精力与时间，又使中国的科研整体呈现出创新性和创造力的缺乏。

这些情况触及到科研管理体制问题，王执礼说：科研管理体制比较保守、僵化，有些还沿袭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没有像经济领域一样完全实行对外开放，真正融入世界科技发展大格局，其中最严重的一点是：急功近利而又虚浮于事。科技界的政协委员特别呼吁：“我们的科研项目审批制度亟待改进。”他们说，现在国家把大量的科研任务交给政府科研机构承担，实行科研项目立项逐级申报、成果鉴定逐级审批，缺乏公平、公正、开放的竞争机制。这种非竞争机制,使得众多的研究院所在科研领域形成垄断地位。科研项目申请者如果与项目评审成员没有学术关系、师生关系，则很难获得批准，更不可能得到项目经费。这使许多非常优秀的年轻科技人员失去了发展机会，失去了创造优秀科研成果的条件。

有的科研人员为获得项目、通过评审，把大部分精力用于人际公关，无心真正的科学研究。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的学术论文数量接近世界前五名，而真正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比例，则位于世界100名以后，严重影响了国家科研事业的发展。正如周成虎、陈运泰委员所说：“一些科研学术带头人整天忙于东奔西跑争取项目，一个研究小组同时承担若干不同方向的研究项目，或者是承担相类似的若干小项目，项目多多，成果聊聊。造成此种结果的原因既有体制问题，也有机制问题，其中科研立项体制的不合理应得到纠正。”

这样的科研项目审批制度容易滋生科研腐败，不仅腐蚀了政府官员，而且腐蚀了科技人员。时至今日还有人通过学术造假产生论文，搞虚假数字和简单重复劳动，浪费了宝贵的精力、财力。除了科研项目审批制度，如何建立科学的科技评价制度，也引起了政协委员的关注。王梅祥说，在我国，科技评价一直颇受争议，至今尚难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基础研究、工程技术以及新产品开发等不同研究属性的研究活动的评价标准时常互相混淆。结果是基础研究不注重原创性发现，工程技术研究不注重重大发明，产品开发人员不关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设计。更有甚者，临床医生也不比一心一意救死扶伤，却比发表的论文数量。在科技评价中重论文数量，轻科研质量，忽视科研的真正价值，忽视科技活动所解决的科学问题以及对科技发展的贡献。

与此同时，在科技评价中缺乏批判和质疑的精神，自我吹嘘，相互吹捧的浮夸风仍较盛行，甚至也时有造假等违背科研道德规范的事件发生。大家都说，这样的科研管理体制不改不行了！轻视非职务发明阻塞创新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国一方面严重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另一方面民间却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难以得到支持和承认。一方面我国90%以上企业没有专利，另一方面大量非职务发明专利成果却难以转化实施。这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李玉光注意到的。

什么是非职务发明呢？它是指非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非依靠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明，若申请专利则专利权属于个人。

据统计，自1985年起至2010年底，我国非职务专利授权总量累计已超182万件，占全部授权量的47%，相应的非职务发明人约140万人，形成了一个数量相当大的社会创新群体，其中既有科技人员和干部，也有个体工作者、农民、工人、医生、教师、退休人员和学生，这一群体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已不容忽视。但现实情况是，非职务发明难以得到科技界主流的重视和认可，难以得到金融投资界的支持，专利成果也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李玉光委员在《关于重视、支持非职务发明，促进科技创新的提案》中提出：虽然非职务发明专利水平参差不齐，但这是发明创新的源泉，其中不乏重大原创发明。现在缺少发现、鉴别、培育、支持这些专利成果的政策和机制，导致一些重大原创发明被埋没，也导致这一创新群体面临很多问题和困难。有些人多年付出精力、财力执著于发明创造，得不到经费支持，家庭生活趋贫化。他们不仅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而且普遍存在不满情绪。李玉光认为，解决非职务发明人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也应该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

与轻视非职务发明相仿的是许多高校、科研院所瞧不起横向合作，轻视社会服务，关起门来培养人才，关起门来搞学科建设，把论文、职称和奖励当作科研目的。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局长陶凯元委员说：近年来，企业研发投入逐年高速增长，已

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70%以上。现在，有的高等院校主动深入企业、与企业合作研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这样的高等院校获得来自企业委托的经费已经超过来自国家财政纵向科技经费的3倍。但是，也有许多高等院校不屑于同企业合作，致使我国协同创新动力不足。

为什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样的科技公共资源只对体制内单位开放，将民间科技力量拒之门外？张庆成委员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体制封闭、崇洋媚外、文凭歧视是重要的原因。一说到原创科技，许多人只知道古时的“四大发明”，这是何等的无奈。要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从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反思，全面进行改革。

把科技创新搞上去，不仅是科技人员的使命，也是全社会的义务。

第五篇：论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之紧迫性

论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之紧迫性

摘要：劳动教养制度作为中国特有的一项教育改造制度，自1955年创立以来，在改造违法犯罪人员和预防犯罪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项制度发展到今天，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不断暴露出了诸多法理上和实践上的缺陷，并严重影响着中国的法制化进程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目标的进一步实现。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建立、健全合法合理的劳动教养制度就显得尤为迫切。关键词：劳动教养/作用/缺陷/改革

一、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由来

1955年下半年，我国在取得全国范围内的镇压******运动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又在机关内部开展了大规模肃清暗藏******分子的运动。中共中央于1955年8月25日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分子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1956年1月10日，党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该指示对劳动教养的性质、任务、指导原则、审批权限、领导和管理等问题作了原则规定。从此，劳动教养机构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诞生。

1957年8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于8月3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11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又于同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具体实施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根据社会治安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在1986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通过了《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这些规定进一步对劳动教养的对象作了扩大。此外，一些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也对劳动教养工作作出了补充规定，如1989年国务院发布的《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处理反动会道门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上述法规、规章、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共同构成了我国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指导、规范着我国的劳动教养工作。

二、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发挥的作用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自1955年创立以来，迄今已走过了50年的历程。50年来，这项制度在预防犯罪和改造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使那些处于犯罪边缘的人避免了继续违法和走向犯罪，而且通过改造也使那些已经违法犯罪的人认识到罪错，及时纠正了自己的不良行为习惯。据调查显示：经过改造的人员返回社会后，他们中的90％左右的人都能够遵纪守法、自食其力，有的甚至还被评为“先进模范”，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主要表现在：预防、震慑作用。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及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对劳动教养的性质、适应的对象、劳动教养的期限等内容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使得劳动教养的适用有了一定的规则和依据，这些规则和依据会有效指引行为人的行为，使行为人能够及时根据相关规定了解和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属违法犯罪行为，是否会受到劳动教养处罚，并有意识地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通过劳动教养的适用，不仅使得违法行为能够得到相应处罚，起到有效遏制、预防犯罪的作用；而且也能够警戒社会上不稳定分子，使他们不敢挺而走险。尤其，劳动教养最高处罚四年的规定，更对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

2、教育、改造作用。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开宗明义：“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劳动教养问题，作如下决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三条：“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针，教育感化第一，生产劳动第二。在严格管理下，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锻炼，把他们改造成为遵纪守法，尊重公德，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材。”。依照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劳动教养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违法犯罪，而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强制性的教育改造。

实践中，劳动教养的教育、改造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如：为有利于劳教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就业，不少劳动教养管理所办有电脑、裁剪、缝纫、电器维修、木工、烹调、理发、汽车驾驶和维修等职业技术培训班；劳教人员学习文化和职业技术经考试合格的，发给社会承认的文化或技术等级证书；劳教所还积极与劳教人员的家属、原工作单位和原居住地的政府及有关单位建立联系，采取“请进来”、“走出去”以及签订“联合帮教协议”等方法，对劳教人员共同进行帮助教育；这些都使广大劳教人员体会到党和政府及社会公众对他们的期望和要求，增强了改正错误的信心。

三、我国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的尴尬

勿容置疑，劳动教养作为中国特有的法律制度，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也曾经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但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该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尤其，随着我国《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出台，更将劳动教养制度推上了不合法的境地。劳动教养制度违反《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据此规定，我们可以推出：长时间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应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否则，均应认为是非法（从国外立法来看，长时间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也无不置于司法机关的合法监控之下）。而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及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劳动教养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来审查批准的（实际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而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又是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依此程序来对行为人实施限制人身自由时间较长的劳动教养显然严重违反《宪法》规定，背离《宪法》和法治精神。

2、劳动教养制度违反《行政处罚法》、《立法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无权设定，而作为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基础性法律依据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在性质上至多属于行政法规（有人认为其更像似政策性文件）。因此，以行政法规来设定限制人身自由这样重大的行政处罚已明显违反《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规定。

3、劳动教养制度不符合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九条第一项、第四项明文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因此，从该规定来看，公约要求任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都必须始终处于司法机关的合法监控之下。而与之相比，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显然差之甚远。

4、劳动教养制度的性质不明、且期限过长。

劳动教养制度自创建以来,迄今为止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提法”，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二条：“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之规定，劳动教养的性质是一种强制教育措施,而根据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二条：“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之规定，劳动教养的性质又是一种行政措施，另外，实践中有的学者根据劳动教养期限的长期性，更将劳动教养制度看成为“准刑法”性质。虽然根据我们目前的司法实践，可以推断出劳动教养的性质应为行政处罚，但根据现行法规，作为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又是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这一性质不明的机构作出，这让我们又难以自圆其说。

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期限，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及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也作了相关规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第三条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节日、星期日休息。”，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劳动教养期限，根据需要劳动教养的人的违法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动机和危害程度，确定为一至三年。劳动教养时间，从通知收容之日起计算，通知收容以前先行收容审查或羁押的，一日折抵一日。”。根据这些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一般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可以达到四年，如此长的期限规定实际上与剥夺自由的有期徒刑无异，甚至比《刑法》所规定的管制、拘役、刑期较短的有期徒刑还要重。而劳动教养所适用的对象，却仅为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者，并且从程序上来看，劳动教养也不需要通过司法程序而直接由劳教委就可作出决定，无怪乎实践中有些违法犯罪人宁愿被定罪处刑也不愿被劳动教养。

四、改革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劳动教养作为中国特有的法律制度，自1955年实施以来，确实在感化人、教育人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曾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济突飞猛进，社会主义法制也日臻完善，依法治国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写进了十五大，再加上当前面临着某些地区存在严重司法****和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问题的指责，使我们不得不对我国劳动教养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改革完善，使之更适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1、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现代社会“法制统一”规则的要求。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渊源包括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及其他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其中，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是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基础性行政法规，国务院后来转发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在性质上也仅仅属于部门规章，而近年来我国颁布实施的若干基本法律实际上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劳动教养的合法性。如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７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５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２０００年７月１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可见构成劳动教养制度法律依据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规定，已明显与现行法律作出的明确规定相违背，而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理，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事实上已经处于不合法的境地，只是未被明令废止和撤销而已。

2、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遵守和履行国际公约的要求。

中国政府一再承诺，信守已签署的国际公约规定的责任和义务。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根据公约，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决定只有通过正当程序由法院作出，才符合国际****保护精神。虽然我国目前尚未正式批准加入该公约，但那只是时间问题，最终批准却是必然的。而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规定与公约要求的格格不入，必将影响到我国批准该公约的进程，进而影响到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因此，如果我们不及时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将会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中国政府违背国际公约和侵犯****留下最好的借口。

3、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现代社会“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原则的要求。由于长期受“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影响，导致我国一段时间以来在法律制定和法律适用上出现了片面追求实体而忽略程序的现象，认为只要“实体公正”就是公正，程序无关痛痒，忽视“程序公正”的存在。近年来，随着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程序的独立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考察我国现行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实体方面规定的较为丰富，程序规范却严重缺乏。表现在：劳动教养直接由承办的公安机关报请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即可，其内部性、部门性、非诉性、简易性的特点决定了其缺乏严格和公正，因而很难避免对公民作出不公正的处理，使一部分不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员被劳教；劳动教养审批程序剥夺了被劳动教养者的参与机会，如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赔偿请求权等均没有规定，违背程序公正原则；不服劳动教养决定的救济途径基本没有规定，实践中，虽然被劳教人员不服劳教决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由于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往往很难行使诉权，劳教决定很少受到司法监督。上述种种缺陷，严重影响了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制形象。

4、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是劳动教养制度自身及实践对其提出的要求。

自劳动教养制度创立以来，我国立法机关作出了不少含有劳动教养的决定，行政机关也制定、颁布、批转了不少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司法、执法机关也对劳动教养工作制发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可谓“法出多门”。但从内容上看，绝大多数都是粗略的实体规定，程序规定几乎为零，另外还有些规定或前后不

一、或相互矛盾，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

正是由于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才使得劳教委（实际上由公安部门）适用劳动教养和劳教机关执行劳动教养存在很大程度的随意性，为执法****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在现实办案过程中存在不少由于缺少法律规定滋生的以罚代教、以教代刑甚至不够劳动教养条件而被强行劳动教养的不正常现象。例如：笔者曾经接触过这样一个案件，×市出租车司机为反对无营运手续的出租车及非法运营的三轮车上街运营而举行集体游行示威（此次游行没有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张×是当地一名出租车司机，当日上街观看。被×市×区公安带走询问，后被刑事拘留，×区公安提请批捕，检察机关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后张×被劳动教养。在这个案件中，由于张×根本没有参与游行，公安机关证据不足，检察机关才不批准逮捕，但张×却被当地劳教委决定劳动教养。由此可见劳教委（实际上由公安机关）适用劳动教养的随意性。通过该案例，可以让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五、改革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构想

对于劳动教养的出路，理论界大致有三类主张：一是主张保留并强化，认为劳教制度创建50年来，教育改造了几百万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人，不仅为稳定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把大量被劳教人员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因而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二是主张废除，认为劳教性质不明，劳教对象混乱，操作过程缺乏监督，随意性大，且期限过长，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是法治不健全时代的产物，应予以废除；三是主张改革，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社会治安、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仍需进一步稳定，在这种形势下，要一下子把实行了50年之久的劳动教养制度完全取消，不切实际。再者，我国刑法对犯罪概念既有定性规定，又有定量规定（而西方国家的刑法却只有定性规定，没有定量规定），定量规定决定了我国刑法偏重于结果本位，忽视行为人的人格状况，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二者均对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因素考虑不够，从而在预防和治理犯罪上留下一种结构性缺陷，这一结构性缺陷需要劳动教养这样一种侧重行为人的主观恶习而关注其人格矫治的方法来弥补。但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种种弊端又确实不容忽视，因而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从近几年的讨论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人属于第三种观点，即主张改革，笔者同样倾向于该观点。那么，究竟应如何改革呢？下面笔者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劳动教养制度应尽快上升为法律，取得法律上的依据。

目前，我国关于劳动教养制度方面的规定，主要存在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及有关的规范性文件中，法律尚未对劳动教养制度作出任何规定。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颁布，劳动教养制度已与这些法律直接发生冲突，而且事实上已经处于不合法的境地，只是未被明令废止而已。因此，为解决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所面临的窘境，必须尽快制定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使其合法化。

2、劳教立法应明确劳动教养的性质。

我们都知道，性质不明是制约劳动教养制度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劳动教养定性不明，才导致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发生理解和适用上的混乱。我国劳动教养制度自从创建以来，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提法。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劳动教养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措施，之后颁布的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又规定：劳动教养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实践中更有人把劳动教养看作是“准刑事处罚”。究其缘由，乃法律规定不明确所致。因此，对劳动教养进行法律定性就成为完善劳教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必须明确劳动教养的性质。因此，笔者建议在修改和完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时，首先要明确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

就劳动教养的性质而言，其究竟属于行政处罚，还是属于“准刑事处罚”，还是属于其他性质呢？从我国劳动教养的方针和具体内容来看，劳动教养似更注重对违法行为人的教育改造，注重对违法行为人的心态和人格的矫正。因此，其与行政处罚或“准刑事处罚”的职能有一定的距离，将其归类于行政处罚或“准刑事处罚”，称谓似乎不太恰当，而且可能会不利于违法行为人的心态、人格的矫正，使其产生逆反心理，影响其改造效果。从这一点来看，笔者认为，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更加突出对违法行为人心态、人格的矫正，另外，考虑到违法行为矫治的强制性，笔者认为，将其定性为行政强制措施似乎更为恰当，而且这样一来也可和我国已经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对接。

3、劳教立法应统一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对象。

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在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上极其混乱和随意。在适用范围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未作规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为大中城市，后来随着农村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一些地方又把劳动教养的适用面扩大到农村；在适用对象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了四类，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也可以收容劳动教养。而且适用对象也扩大到六类，后来又明确规定对赌博，制作、出售或传播淫秽物品和经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亦可实行劳动教养，对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应当实行劳动教养。这样适用对象再一次扩大。这些都充分表明了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在适用范围和适用对象上的混乱和随意。因此，改革后的劳动教养制度应屏弃这些弊端，取消适用范围上的地域限制，统一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规定把劳动教养普遍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每一个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中国公民，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4、劳教立法应缩短劳动教养的期限。

从我国现行劳动教养规定来看，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3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这样的期限规定与刑法中的管制、拘役和短期自由刑相比，在严厉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违背了罪（错）罚相当原则，在实践中危害极大。因此，笔者建议，未来劳教立法应缩短劳动教养期限，将期限改为3个月至1年。必要时可延长半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处理好其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规定的衔接问题。

5、劳教立法应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监督机制及救济途径。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任何一种制度，不管设计得多么完善，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在实践中也很难保证公正、公平和有效的保障****。尤其是在今天“权力分离、权力制衡”的法治社会，越来越要求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我国现行劳动教养之所以遭到人们的质疑，一方面是法制冲突的因素，另一方面劳动教养制度本身缺乏监督和救济方面的规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改革后的劳教制度应明确规定劳动教养的监督机制和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如完善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规定行为人不服劳动教养可申辩、申请复议、提起诉讼，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有权获得国家赔偿等，以此来更好地督促国家机关依法行政，保障公民的****。

6、劳教立法应明确劳动教养决定程序及配套程序。

从决定的主体来看，建议废除劳动教养委员会这一形同虚设的机构，明确规定由公安机关决定，但必须向检察机关报告并接受其监督。检察机关认为不适当的，可要求公安机关重新作出决定或直接作出决定。同时赋予行为人申辩权、申请复议权、提起诉讼权、获得国家赔偿权等。另外，要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决定的时限、报告的时限、重新作出决定的时限、行为人行使各项权利的时限，只有明确提出时限要求，才能保证国家机关正确、及时行使职权，保证行为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和及时的救济。

总之，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其在实践中的危害也是有目共睹，不容忽视，而且正越来越显现出来。因此，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显得非常的必要和紧迫。然而，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国内外关于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废之争的白热化，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早已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3年，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127名代表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劳动教养立法》的议案；2004年3月7日，《违法行为矫治法》被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五年立法规划中。本文中，笔者仅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几年来实践经验的积累，对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有感而发，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仅希望能籍此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劳教制度改革。

参考书目：夏宗素、张劲松主编：《劳动教养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 版。

2、常兆玉主编：《劳动教养管理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 版。参考论文：魏晓鹏：《对劳动教养工作的调查》，《法学杂志》1998年第6期。

2、刘仁文：《劳动教养亟需立法》，《法学杂志》1998年第5期。

3、陶积根：《关于劳动教养立法的思考》，《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4、张惠军：《完善劳动教养制度之构想》，《法治论丛》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