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提升教育经费使用效率和效益的提案[合集]

第一篇：关于提升教育经费使用效率和效益的提案

关于提升教育经费使用效率和效益的提案

摘要：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案第02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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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案 由:关于提升教育经费使用效率和效益的提案 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交由主办单位教育部会同财政部办理 提 案 人：民进中央 主 题 词：教育,教育经费 提案形式：党派提案 内 容：

“十一五”期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年均增长幅度超出中央本级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近20个百分点，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始终不低于财政支出的15%。2010年，全国24个省区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15%以上。西部地区各级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基数低、增速快，东部和沿海地区基数高、增速慢，从而使东部和西部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是，区域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各级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最高与最低省区的差距均在6-8倍之间。2010年各级教育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差距仍然很明显，普通小学阶段，最高的上海（16143.85元），是最低的河南（2186.14元）的7.39倍；普通初中阶段，最高的北京（20023.04元），是最低的贵州（3204.20元）的6.25倍；普通高中阶段，最高的北京（20619.66元），是最低的河南（2457.82元）的8.39倍；中等职业学校阶段，最高的北京（15583.79元），是最低的湖北（2728.00元）的5.71倍；普通高校阶段，最高的北京（34546.43元），是最低的河南（4276.64元）的8.08倍。

同时，不同教育阶段的生均经费差异明显，学前教育经费明显偏低，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快速减少。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不尽合理，使用规定中硬件方面占比较高，教师发展等软件占比偏低；同时经常性经费与专项经费没有打通，经费浪费现象较为明显。预算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较突出的“严预算、宽追加”的现象。

一、进一步优化教育经费投入结构

中央新增教育经费投入要在保运转、保工资、保安全的基础上，做到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倾斜；向农村义务教育、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倾斜；向特殊困难学生倾斜；向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倾斜。

首先，调整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学级结构。明确和规范各级政府在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中应承担的责任，建立中央、省和市县共同分担的办法，把教育支出的重点放在农村义务教育的同时，重点增加对学前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

其次，调整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地区结构。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设立教育转移支付资金，专门用于加大对西部地区必要的教育发展的投入，努力实现各地区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促进东中西部地区教育的协调发展。

最后，调整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支出结构。正确处理改善办学条件投入与正常办学投入的关系，逐步提高人员经费的支出比例，向特殊困难学生群体倾斜，向稳定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建设倾斜。

二、积极推进教育财政体制改革

切实推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将教育经费的分级拨付方式改革为国库集中支付，既有利于政府采购制度的推行，又符合教育支出居财政极为重要支出地位的要求，有助于加强财政对教育经费的管理。

明确政府财政预算中财政性教育支出的数量指标并规定最低限额，并加强对政府教育经费投入行为的监督，确保教育经费的投入水平、教育经费的落实到位、教育经费的投向与效益。

对于中央财政资助的重点建设项目，要强化项目管理，建立行政、专家和社会中介机构相结合的项目评估体系。并要在逐年评价督查的基础上，实行与项目实效挂钩的滚动拨款制度和相应的激励机制。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教育和社会培训事业。支持民间资本通过独资、合资、合作、股份等多种方式，兴办中小学校、幼儿园、职业教育等各类教育和社会培训机构，鼓励大、中型企业以职业学校为重点投资办学。同时允许境内外资金依法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三、严肃预算控制、完善管理方式

严肃预算控制，遏制随意性费用支出。教育经费预算要体现办学目标实现的实际需要，保证学校健康持续发展，并明确各级相关责任。预算执行中，要允许根据办学目标的变化，经过授权批准对预算进行调整，以使预算更加切合办学发展的实际。

财政部门与教育部门共同审核决定专项支出预算。对每年决定在教育系统要办的大事、实事，财政部门应优先安排或预留资金，确保重点项目保质保量地完成。同时，积极推进项目绩效评价的试点工作，跟踪整个预算执行过程的财务监控，减少学校将定额公用经费用于专项开支、预算执行中的挤占混用，以及会计核算乱列支的状况。应进一步完善预算编制程序，逐步实现标准周期预算。推进信息化建设，调整和完善预算的编制及监控办法。

来源：中国政协网

第二篇：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券,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率论文

论文关键词：义务教育 农村 均衡发展 教育券

论文摘要：源于美国的教育券制度能否在中国找到适合其生存的土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教育券在中国的推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将从我国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投资改革面临的问题出发，试图解决目前义务教育不均衡发展的问题，探讨在农村实施义务教育券的可行性。

一、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现状及困境

（一）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现状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体制的变革大致经历了1986 年以前的中央财政负责、1986 年-2001 年的地方各级政府分级负责、“以乡镇为主”及2001 年后“以县为主”的三个阶段。1986 年以前，在中央集中统一的财政管理体制下，义务教育经费都是由中央财政负责；或者由中央按地方需要切块单列，下拨给地方，再由地方财政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从1986年起在各级政府之间则实行的是“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乡镇为主”的义务教育投资体制。这种体制使义务教育重心下移到乡村，但由于乡镇财政收入项目有限，大部分乡镇难以保证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从2001 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财政管理体制，将义务教育的重心上移到县级政府。税费改革后，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被取消，农村每年的教育经费来源有所减少，导致本来就紧张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雪上加霜，给义务教育带来诸多问题。[1]当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筹措实行“多渠道筹资”的办法，即经费来源是多元化的，既有财政性的经费，又有非财政性的经费。二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在各级政府间的分担采取“以县为主”的方式。教育部在2009年的工作要点中提出“大力办好农村义务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指出进一步健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落实在全国城乡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各项政策。正在研究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我国基本教育国策。由此可以看出国家高度重视对农村地区，特别是薄弱地区义务教育的扶持。

（二）当前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体制面临的困境

农村义务教育发展面临诸多困难，随着政府的努力加大了对农村地区教育的投入，基本上普及了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面对我国城乡差异大的实情怎样加大对薄弱地区薄弱学校的投入，以期达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

1、城乡差异大，教育发展不均衡

城乡之间在教育上的差距是有目共睹的，近年来出现了逐渐扩大的趋势。城市义务教育总体质量高，教学设施完备、教师教学水平高，很多地方达到小班化教学。而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省市，教学设施破旧、老化、不齐备，很多学校为减少教育成本，每个班安排七八十人，这样拥挤的教室、这样多的学生数，再加上教师的专业水平不高，教育质量可想而知。

2、经费得不到科学合理使用，产出效益不高

部分地区教育经费扣压、挤占、甚至挪用现象的存在，义务教育经费没有得到科学合理的使用，这一问题严重制约了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的地方不得不通过增加集资或收费来筹措办学经费，甚至出现了“乱集资”和“乱收费”等恶劣现象，这些直接导致了农村地区留不住人才，教师队伍整体水平不高。义务教育公共投资一方面资金短缺，另一方面有限的公共资金并未被有效使用。如不解决经费使用的问题，仅通过增加微薄的教育经费来改善农村地区义务教育质量的想法还是相当单纯的。

3、政府公共经费总量不足，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力度不够

我国政府近年来逐步加大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特别是今年初政府提出把教育公平当作一项基本国策，以及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系列设想。但是还存在政府公共经费不足、转移支付力度不够、缺乏严格的规范制度等问题。现在虽然中央政府已经制定了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几乎全部用于解决人员的工资问题，没有明确用于教育运转和建设的份额。专项转移支付主要是危房改造专项转移支付，而且专项转移支付的份额很小在县乡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很难资金配套。[2]

4、农村义务教育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

教育的发展不能维持在原有的水平，应体现为质量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目前，中央和省对义务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义务教育发展的任务很重，县乡财政却不能有效增长，势必影响义务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师资队伍建设问题。现在农村已逐步取消了民办教师，但代课教师仍然普遍存在。其次，硬件建设亟待加强。实验室、资料室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信息技术教育在部分农村中小学还是空白，农村教育投入不足，直接影响了农村教育硬件的建设，使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缺乏后劲。

二、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改革的出路与教育券制度

（一）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改革的出路

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改革的出路，笔者认为是如何科学有效地使用教育经费，使有限的教育经费得到更大的产出效益。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还不能在短期内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那么，当务之急是增加经费使用效益，科学合理地使用有限的经费，这样才可以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基础上合理有效地使用教育经费，并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状况，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以达到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在广大农村地区，教育经费被扣压、挤占、挪用等现象的依然存在，我们只有通过改变教育经费拨款的模式，才能更好地解决这类问题。为此，我们可以分析是否可以在农村地区引入源于美国教育券制度。

（二）教育券制度的含义及其在我国的实践

1955 年，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弗里德曼在其《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后来引起极大争议的教育券理论(该文后来被收入1962 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教育(Education voucher，又译教育凭证；另有School voucher，常译为学券制)，是在教育领域中试行的一种代币券。教育券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政府改变对公立学校的直接补助的教育投入方式，而是由政府把经过预算的教育经费折算成一定数额的有价证券(教育券)直接发给学生，学生凭券自主选择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就读，而不受学区的限制。学校则以收集到的教育券向政府有关部门兑换与券值等额的教育经费，以支付办学费用。[3]继米·弗里德曼后，英国的皮科克和怀曼等也提出了类似观点。教育券制度的真正意义在于使学生(家长)真正成为教育的自主消费者，使学校和教师真正成为教育的自主生产者，通过建立统一的教育市场，打破国家对教育的行政垄断和公私立学校之间的制度分割，促进学校之间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从而确保国民教育权，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4]

2001年夏天，浙江省长兴县政府为了缓解高中入学高峰的压力，鼓励部分学生进入民办高中或职业高中就读，决定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引入教育券制度，以教育券的形式对就读民办高中和职业高中的新生予以一定数额的定向经费补贴。通过这种形式，既在经费上扶持了民办高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过于集中的普通高中生源流向。2002年，长兴县政府又把教育券制度扶持民办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功能扩展到了扶持贫困学生的范畴。长兴县实施了教育券制度后，职教招生有了较大改观，普职教得到了协调发展，现有民办学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贫困学生得到了政府的资助，入学有了保障，体现了政府对弱势群体学生的关怀。

三、在农村实施义务教育券的意义

当前我国加大了对农村地区教育的投入力度，但如果不合理地使用这些经费，将改变不了根本的问题，现在我国教育不是数量问题，关键在教育质量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实施教育券制度将使农村地区的教育状况得到改善。

1、改变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方式，突出效率

效率原本是个经济学概念，意指投入与产出之比，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被称为有效率，反之是无效率或低效率。将效率的概念引入到政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问题，就是要通过投入方式改革，使得有限的教育经费得到科学合理的使用，以达到最高效益。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着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主导型的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办学经费主要依赖于财政拨款，由政府部门按照计划(预算)的要求采取行政调拨的方式来完成。[7]这种带有强烈行政色彩的教育资金配置模式，导致了义务教育资源的闲置与紧缺并存、总体效益低下，发展严重不均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行政主导型的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因此，这种模式理所当然应该被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新型的政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模式所取代，教育券制度正是适应这一要求的新形式。在这一制度下政府将投入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转化成教育券发放给相关学生，通过学生对学校的选择，实现教育经费和相关教育资源在学校间的分配。在这种条件下，哪个学校的办学特色突出、培养的人才适合社会发展要求，哪个学校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学生去就读，于是中小学校在发展动力的驱使下，就会更加关注教学质量，这样提高了政府职业教育投入的使用效率。

2、扩大贫困学生的教育选择权，实现教育公平[8]

在应接受教育的群体中，有一部分儿童由于禀赋、贫困等因素而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依靠自己的能力很难平等地占有教育资源，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使每个儿童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实现教育的公平。向这一部分学生发放教育券，补偿他们在占有教育资源上的不足，体现的教育公平的权利。同时，允许持有教育券的学生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他们需要的学校接受教育，在学校群体内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制定公平的规则实现教育的效率公平。

3、引入竞争机制，提升农村义务教育质量

教育券制度的实质就是通过学生持券择校而增强学校的竞争，达到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目的。通过实施义务教育券制度，废除公立学校享有固定生源、固定经费的特权，迫使公立学校进行改革以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以吸引生源和获得办学经费，同时扶持了薄弱学校的办学。[4]同时，也废除了私立学校(我国称之为民办学校)高昂收费的特权，迫使他们放下身价，追求卓越，以吸引生源和获得政府资金资助。通过实施教育券制度，使受教育者在一定程度上有了选择学校的主动权，学校处于政府行政部门和受教育者的监督之下，有利于加大学校之间的竞争，促进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

4、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能在异地获得同质义务教育

近些年来，外流务工的农民子女读书问题越来越多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以前我国实行的是就近入学的原则，禁止流动。近来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地政府要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然而，流入地政府义务教育经费仅够维持本地区儿童入学，若再接收外来农民工子女，政府又不增加教育经费，公办学校是难以承受的。基于种种原因和现状，笔者认为，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券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政府按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数发放教育券，每个学生均能得到一张教育券，学校按收到的教育券向政府足额兑换成教育经费。这样流入地政府不会担心这些孩子会分担当地的教育经费，可以用券向政府兑换等值的经费。

四、推进我国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券的构想

笔者认为，教育券虽然不一定能在全国推展开，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模式，但在现阶段的中国，尽管政府加大了对义务教育的投资力度，但教育经费依然不足，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更现实的态度应该是：在既有的经费盘子中，使有限的经费产出更高的效率（即没有额外增加经费），那么，使用教育券，通过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来弥补经费的不足。具体的模式和实施前的准备工作如下：

（一）模式的选择

在借鉴教育券制度实现政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方式改革时，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模式的选择问题。到底是选择弗里德曼式的自由市场竞争模式的教育券，还是詹克斯的社会政策调节模式的教育券呢? 自由市场竞争的教育券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但是不能解决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中的教育公平问题；社会政策调节的教育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公平问题，但是由于这种模式要求对不同家庭条件的学生给予不同的对待，在教育券接受对象确定中强调政府的作用，可能又会重新带来政府的过多的干涉和低效率，从而违背了设置教育券的初衷。

国内外的教育券实践表明，两种模式各有优点也各自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所以笔者认为，我们应该综合两种教育券模式，即采取一种社会政策调节为主市场竞争为辅的混合型教育券模式，因为义务教育不是私人产品，不能完全按照市场模式，而要体现教育公平。先按照一定的标准面向所有的受教育者发放统一的教育券，然后再根据个别情况给予具有助贫性质的教育券，这样主要解决了不懂地区之间、不同学校之间的公平问题，向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实力相对薄弱学校倾斜，即加大对他们的资助力度。

（二）辅助措施

1、转变政府角色，转变社会公众观念

教育券制度使政府不再在教育经费运作中居于绝对中心的地位，只负责从税收中按律发券，足额兑换，也即政府不但不能从经济上制约学校，还要承担国民受教育的经济责任与义务。将经费控制权转让给学生，这肯定会给目前的政府带来权力转让的阵痛。政府是否愿意让出这个权力，是否愿意接受监督，调整心态，正确进行角色定位，做改革的促进派是关键所在。

“教育券”在我国还是一项正处于尝试中的新生事物，一般人不了解它的真正意义，因此要与家长、学校、社会沟通，就我国实行“教育券”政策的理由、意义和对教育事业未来的影响等方面达成广泛共识。特别要引导家长正确使用“教育券”，为子女负责任地择校。对于家长来说，实行“教育券”政策的重要意义在于赋予他们公正的代理学生选择教育机会的权利，这需要家长有着较好的教育素质，否则“教育券”政策将效果不佳。

2、调整资源，平衡差异，创造公平竞争的前提条件

在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条件差异十分明显，几乎每一地(社)区的学校都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格局。而教育券制度的实施的目的就是引发学校间的竞争，在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教育券制度的实施会诱发畸形竞争。学生必然纷纷涌向优质学校，形成“马太效应”，使相对薄弱的学校一开始就处于竞争的被动地位，甚至将少部分学校推向关门的危险境地，引发矛盾。因此，在教育券制度实施之前，政府有责任调整资源，尤其是要在同一地(社)区内，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投入力度，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平衡学校间的差异，为教育券制度实施后的公平竞争创造条件。

3、打破现有师资格局，加强流动，定期培训

实施教育券制度，首先就要使得各个学校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一所学校教学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该校教师教学水平。目前状况是大部分优秀教师被调到相对好的学校，这样下去，好的学校也越来越好，差点学校越来越差，而我国现行的是就近入学原则，验证严重不公平。为此，要打破这一现状，就必须在教师流动的问题上寻找着眼点。首先要打破原有的教师分布格局，对愿意到乡下执教的教师加以鼓励，并且直接体现在工资上。另外，在农村地区教学成绩出色的，按一定的规则分不同的名师等级，另加奖金。这样可以引导部分优秀教师到乡下执教。另外，定期对教师进培训，由县级政府与著名师范大学合作，邀请大学的教授、各地名师对他们进行指导，提高目前农村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促进他们的专业发展。

4、省级政府拨款，负责教育人员经费，扶持薄弱学校的教学设施建设

我们知道，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不均衡现状是地区发展不均衡，地区内学校之间发展不均衡。很多学者根据以往“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出现的问题，已经论述并达成一致观点，即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应提升至国家、由省级政府承担。首先省级政府要负担全体教师的人员经费，这样利于缩小城乡之间教师工资的差异，有利于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其次，要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政府还必须扶持薄弱学校，另开资金留作薄弱学校的教学设施建设，如多媒体教室的建设、体育场地的建设、实验室的建设等等。义务教育经费要做到“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使得经费用的合理。

参考文献：

[1]戴罗仙.税费改革与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5，(5)

[2]谭春芳，李继宏.我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J].教育与经济，2003，(3)

[3]赵宏斌.教育券：基础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的制度性创新[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5)

[4]文新华.关于“教育券”的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03，(1)

[5]张平，何霖俐.教育券制度在我国的实施策略分析[J].教育探索，2007，(1)

[6]张传萍.关于我国实施“教育券制度”的若干思考[J].云南教育，2003，(36)

[7]皮江红.教育券与我国政府农村职业教育投入方式改革[J].教育科学，2006，(2)

[8]来新安，张丽萍.教育公平与教育券的研究[J].辽宁教育研究，2003，(8)

Abstract：The education voucher system，origina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whether could find suitable soil for their survival in China or not.Scholars has done a certain ext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 voucher in China.This article try to re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 of uneven development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coupons of implement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of China.Key words：compulsory education；rural area；balanced development；Education voucher

第三篇：浅析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券,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率

源于美国的教育券制度能否在中国找到适合其生存的土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教育券在中国的推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将从我国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投资改革面临的问题出发，试图解决目前义务教育不均衡发展的问题，探讨在农村实施义务教育券的可行性。

一、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现状及困境

（一）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现状

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体制的变革大致经历了1986 年以前的中央财政负责、1986 年-2001 年的地方各级政府分级负责、“以乡镇为主”及2001 年后“以县为主”的三个阶段。1986 年以前，在中央集中统一的财政管理体制下，义务教育经费都是由中央财政负责；或者由中央按地方需要切块单列，下拨给地方，再由地方财政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从1986年起在各级政府之间则实行的是“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乡镇为主”的义务教育投资体制。这种体制使义务教育重心下移到乡村，但由于乡镇财政收入项目有限，大部分乡镇难以保证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从2001 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财政管理体制，将义务教育的重心上移到县级政府。税费改革后，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被取消，农村每年的教育经费来源有所减少，导致本来就紧张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雪上加霜，给义务教育带来诸多问题。[1]当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筹措实行“多渠道筹资”的办法，即经费来源是多元化的，既有财政性的经费，又有非财政性的经费。二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在各级政府间的分担采取“以县为主”的方式。教育部在2009年的工作要点中提出“大力办好农村义务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指出进一步健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落实在全国城乡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各项政策。正在研究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我国基本教育国策。由此可以看出国家高度重视对农村地区，特别是薄弱地区义务教育的扶持。

（二）当前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体制面临的困境

农村义务教育发展面临诸多困难，随着政府的努力加大了对农村地区教育的投入，基本上普及了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面对我国城乡差异大的实情怎样加大对薄弱地区薄弱学校的投入，以期达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

1、城乡差异大，教育发展不均衡

城乡之间在教育上的差距是有目共睹的，近年来出现了逐渐扩大的趋势。城市义务教育总体质量高，教学设施完备、教师教学水平高，很多地方达到小班化教学。而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省市，教学设施破旧、老化、不齐备，很多学校为减少教育成本，每个班安排七八十人，这样拥挤的教室、这样多的学生数，再加上教师的专业水平不高，教育质量可想而知。

2、经费得不到科学合理使用，产出效益不高

部分地区教育经费扣压、挤占、甚至挪用现象的存在，义务教育经费没有得到科学合理的使用，这一问题严重制约了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的地方不得不通过增加集资或收费来

筹措办学经费，甚至出现了“乱集资”和“乱收费”等恶劣现象，这些直接导致了农村地区留不住人才，教师队伍整体水平不高。义务教育公共投资一方面资金短缺，另一方面有限的公共资金并未被有效使用。如不解决经费使用的问题，仅通过增加微薄的教育经费来改善农村地区义务教育质量的想法还是相当单纯的。

3、政府公共经费总量不足，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力度不够

我国政府近年来逐步加大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特别是今年初政府提出把教育公平当作一项基本国策，以及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系列设想。但是还存在政府公共经费不足、转移支付力度不够、缺乏严格的规范制度等问题。现在虽然中央政府已经制定了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几乎全部用于解决人员的工资问题，没有明确用于教育运转和建设的份额。专项转移支付主要是危房改造专项转移支付，而且专项转移支付的份额很小在县乡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很难资金配套。[2]

4、农村义务教育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

教育的发展不能维持在原有的水平，应体现为质量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目前，中央和省对义务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义务教育发展的任务很重，县乡财政却不能有效增长，势必影响义务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师资队伍建设问题。现在农村已逐步取消了民办教师，但代课教师仍然普遍存在。其次，硬件建设亟待加强。实验室、资料室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信息技术教育在部分农村中小学还是空白，农村教育投入不足，直接影响了农村教育硬件的建设，使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缺乏后劲。

二、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改革的出路与教育券制度

（一）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改革的出路

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改革的出路，笔者认为是如何科学有效地使用教育经费，使有限的教育经费得到更大的产出效益。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还不能在短期内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那么，当务之急是增加经费使用效益，科学合理地使用有限的经费，这样才可以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基础上合理有效地使用教育经费，并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状况，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以达到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在广大农村地区，教育经费被扣压、挤占、挪用等现象的依然存在，我们只有通过改变教育经费拨款的模式，才能更好地解决这类问题。为此，我们可以分析是否可以在农村地区引入源于美国教育券制度。

（二）教育券制度的含义及其在我国的实践

1955 年，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弗里德曼在其《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后来引起极大争议的教育券理论（该文后来被收入1962 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教育（Education voucher，又译教育凭证；另有School voucher，常译为学券制），是在教育领域中试行的一种代币券。教育券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政府改变对公立学校的直接补助的教育投入方式，而是由政府把经过预算的教育经费折算成一定数额的有价证券（教育券）直接发给学生，学生凭券自主选择公立学校或

私立学校就读，而不受学区的限制。学校则以收集到的教育券向政府有关部门兑换与券值等额的教育经费，以支付办学费用。[3]继米·弗里德曼后，英国的皮科克和怀曼等也提出了类似观点。教育券制度的真正意义在于使学生（家长）真正成为教育的自主消费者，使学校和教师真正成为教育的自主生产者，通过建立统一的教育市场，打破国家对教育的行政垄断和公私立学校之间的制度分割，促进学校之间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从而确保国民教育权，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4]

2001年夏天，浙江省长兴县政府为了缓解高中入学高峰的压力，鼓励部分学生进入民办高中或职业高中就读，决定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引入教育券制度，以教育券的形式对就读民办高中和职业高中的新生予以一定数额的定向经费补贴。通过这种形式，既在经费上扶持了民办高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过于集中的普通高中生源流向。2002年，长兴县政府又把教育券制度扶持民办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功能扩展到了扶持贫困学生的范畴。长兴县实施了教育券制度后，职教招生有了较大改观，普职教得到了协调发展，现有民办学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贫困学生得到了政府的资助，入学有了保障，体现了政府对弱势群体学生的关怀。

三、在农村实施义务教育券的意义

当前我国加大了对农村地区教育的投入力度，但如果不合理地使用这些经费，将改变不了根本的问题，现在我国教育不是数量问题，关键在教育质量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实施教育券制度将使农村地区的教育状况得到改善。

1、改变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方式，突出效率

效率原本是个经济学概念，意指投入与产出之比，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被称为有效率，反之是无效率或低效率。将效率的概念引入到政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问题，就是要通过投入方式改革，使得有限的教育经费得到科学合理的使用，以达到最高效益。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着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主导型的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办学经费主要依赖于财政拨款，由政府部门按照计划（预算）的要求采取行政调拨的方式来完成。[7]这种带有强烈行政色彩的教育资金配置模式，导致了义务教育资源的闲置与紧缺并存、总体效益低下，发展严重不均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行政主导型的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因此，这种模式理所当然应该被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新型的政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模式所取代，教育券制度正是适应这一要求的新形式。在这一制度下政府将投入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转化成教育券发放给相关学生，通过学生对学校的选择，实现教育经费和相关教育资源在学校间的分配。在这种条件下，哪个学校的办学特色突出、培养的人才适合社会发展要求，哪个学校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学生去就读，于是中小学校在发展动力的驱使下，就会更加关注教学质量，这样提高了政府职业教育投入的使用效率。

2、扩大贫困学生的教育选择权，实现教育公平[8]

在应接受教育的群体中，有一部分儿童由于禀赋、贫困等因素而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依靠自己的能力很难平等地占有教育资源，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使每个儿童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实现教育的公平。向这一部分学生发放教育券，补偿他们在占有教育资源上的不足，体现的教育公平的权利。同时，允许持有教育券的学生

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他们需要的学校接受教育，在学校群体内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制定公平的规则实现教育的效率公平。

3、引入竞争机制，提升农村义务教育质量

教育券制度的实质就是通过学生持券择校而增强学校的竞争，达到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目的。通过实施义务教育券制度，废除公立学校享有固定生源、固定经费的特权，迫使公立学校进行改革以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以吸引生源和获得办学经费，同时扶持了薄弱学校的办学。[4]同时，也废除了私立学校（我国称之为民办学校）高昂收费的特权，迫使他们放下身价，追求卓越，以吸引生源和获得政府资金资助。通过实施教育券制度，使受教育者在一定程度上有了选择学校的主动权，学校处于政府行政部门和受教育者的监督之下，有利于加大学校之间的竞争，促进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

4、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能在异地获得同质义务教育

近些年来，外流务工的农民子女读书问题越来越多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以前我国实行的是就近入学的原则，禁止流动。近来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地政府要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然而，流入地政府义务教育经费仅够维持本地区儿童入学，若再接收外来农民工子女，政府又不增加教育经费，公办学校是难以承受的。基于种种原因和现状，笔者认为，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券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政府按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数发放教育券，每个学生均能得到一张教育券，学校按收到的教育券向政府足额兑换成教育经费。这样流入地政府不会担心这些孩子会分担当地的教育经费，可以用券向政府兑换等值的经费。

四、推进我国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券的构想

笔者认为，教育券虽然不一定能在全国推展开，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模式，但在现阶段的中国，尽管政府加大了对义务教育的投资力度，但教育经费依然不足，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更现实的态度应该是：在既有的经费盘子中，使有限的经费产出更高的效率（即没有额外增加经费），那么，使用教育券，通过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来弥补经费的不足。具体的模式和实施前的准备工作如下：

（一）模式的选择

在借鉴教育券制度实现政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方式改革时，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模式的选择问题。到底是选择弗里德曼式的自由市场竞争模式的教育券，还是詹克斯的社会政策调节模式的教育券呢？ 自由市场竞争的教育券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但是不能解决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中的教育公平问题；社会政策调节的教育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公平问题，但是由于这种模式要求对不同家庭条件的学生给予不同的对待，在教育券接受对象确定中强调政府的作用，可能又会重新带来政府的过多的干涉和低效率，从而违背了设置教育券的初衷。

国内外的教育券实践表明，两种模式各有优点也各自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所以笔者认

为，我们应该综合两种教育券模式，即采取一种社会政策调节为主市场竞争为辅的混合型教育券模式，因为义务教育不是私人产品，不能完全按照市场模式，而要体现教育公平。先按照一定的标准面向所有的受教育者发放统一的教育券，然后再根据个别情况给予具有助贫性质的教育券，这样主要解决了不懂地区之间、不同学校之间的公平问题，向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实力相对薄弱学校倾斜，即加大对他们的资助力度。

（二）辅助措施

1、转变政府角色，转变社会公众观念

教育券制度使政府不再在教育经费运作中居于绝对中心的地位，只负责从税收中按律发券，足额兑换，也即政府不但不能从经济上制约学校，还要承担国民受教育的经济责任与义务。将经费控制权转让给学生，这肯定会给目前的政府带来权力转让的阵痛。政府是否愿意让出这个权力，是否愿意接受监督，调整心态，正确进行角色定位，做改革的促进派是关键所在。

“教育券”在我国还是一项正处于尝试中的新生事物，一般人不了解它的真正意义，因此要与家长、学校、社会沟通，就我国实行“教育券”政策的理由、意义和对教育事业未来的影响等方面达成广泛共识。特别要引导家长正确使用“教育券”，为子女负责任地择校。对于家长来说，实行“教育券”政策的重要意义在于赋予他们公正的代理学生选择教育机会的权利，这需要家长有着较好的教育素质，否则“教育券”政策将效果不佳。

2、调整资源，平衡差异，创造公平竞争的前提条件

在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条件差异十分明显，几乎每一地（社）区的学校都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格局。而教育券制度的实施的目的就是引发学校间的竞争，在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教育券制度的实施会诱发畸形竞争。学生必然纷纷涌向优质学校，形成“马太效应”，使相对薄弱的学校一开始就处于竞争的被动地位，甚至将少部分学校推向关门的危险境地，引发矛盾。因此，在教育券制度实施之前，政府有责任调整资源，尤其是要在同一地（社）区内，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投入力度，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平衡学校间的差异，为教育券制度实施后的公平竞争创造条件。

3、打破现有师资格局，加强流动，定期培训

实施教育券制度，首先就要使得各个学校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一所学校教学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该校教师教学水平。目前状况是大部分优秀教师被调到相对好的学校，这样下去，好的学校也越来越好，差点学校越来越差，而我国现行的是就近入学原则，验证严重不公平。为此，要打破这一现状，就必须在教师流动的问题上寻找着眼点。首先要打破原有的教师分布格局，对愿意到乡下执教的教师加以鼓励，并且直接体现在工资上。另外，在农村地区教学成绩出色的，按一定的规则分不同的名师等级，另加奖金。这样可以引导部分优秀教师到乡下执教。另外，定期对教师进培训，由县级政府与著名师范大学合作，邀请大学的教授、各地名师对他们进行指导，提高目前农村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促进他们的专业发展。

4、省级政府拨款，负责教育人员经费，扶持薄弱学校的教学设施建设

我们知道，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不均衡现状是地区发展不均衡，地区内学校之间发展不均衡。很多学者根据以往“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出现的问题，已经论述并达成一致观点，即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应提升至国家、由省级政府承担。首先省级政府要负担全体教师的人员经费，这样利于缩小城乡之间教师工资的差异，有利于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其次，要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政府还必须扶持薄弱学校，另开资金留作薄弱学校的教学设施建设，如多媒体教室的建设、体育场地的建设、实验室的建设等等。义务教育经费要做到“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使得经费用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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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加速提升企业品质和效益

加速提升企业品质和效益

上海浚源建筑设计事务所成立于2002年5月，同年获建设工程综合甲级设计资质。从成立至今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事务所设计队伍规模从最初二十余人发展到近百人，集中了一批优秀的设计管理和技术人才，企业技术实力和市场竞争力得到迅速提升。2003年，事务所完成设计产值逾5000万元，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国际认证。通过一大批重大和较有影响工程项目的设计为企业赢得了声誉和信誉，充分显示了企业实力和活力，使浚源开始在上海设计界崭露头角。企业发展已步入制度化、规范化良性运行轨道。

两年创业发展的实践，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我国设计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以及上海市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设计市场，为我们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政策环境和市场商机，是企业得以快速发展的先决条件。设计企业走民营化道路是建设灵活、高效的内部运行机制，适应快速发展的市场要求的有效途径。只要我们充分把握机遇、强化管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调动广大员工的工作热情，努力争取和赢得社会各方的支持、信任，就一定能够使企业获得较快发展，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一、把握企业发展的阶段性，适时推动企业上台阶

企业发展必然要经历从初创到发展再到成熟的历史进程。每个时期都会有不同困难和诸多矛盾问题，也会有不同的优势存在。我们企业在初创时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三低”困境，即“低水平、低效 率、低效益”，“生存”是这一时期最大的课题。人才进不来，也留不住，项目难争取，也难做得好，低取费却难收费，经济上总是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在这一时期，我们强调并努力做到“小规模、大模样”，即企业虽小，但“架子”大――所有机构一个不少，规章制度一应俱全，同时我们强调管理中的“小见大”，即在管理中抓好小事情可以收到大效果，文件、资料、信函、信签、图档、图库等等一样样小事情都当大事来做，一切办事流程都有板有眼。我们努力营造大家庭的氛围，人数少、收入少，但工作气氛不错，仍不缺生气。几个项目下来，收费不多，却锻炼了队伍，为企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企业经济状况稍有好转，我们便大胆出资增添设备、改换门庭、树立形象，不惜重金地招聘人才，同时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及时根据变化的市场情况调整公司内部运行机制和组织结构，大力营造团结和睦的企业氛围，增强企业凝聚力，坚持不懈地推动企业上台阶。

目前，我们已经彻底摆脱了生存期的困窘局面，开始进入企业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这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发展过程。我们为企业未来十年发展确立的目标是“努力把浚源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著名设计企业”。为此我们提出发展期工作指导思想是：“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坚定不移地实施品牌战略，把追求企业经济效益同追求企业品牌、信誉并重作为努力方向，逐步使企业实现从制度管理向建设企业文化方向过渡，从以量增效向以质增效方式转化，从中端市场逐步迈进高端市场，大力发展专业化、特色化，培育企业研发创新能力，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通过十年不懈地努力，实现我们发展的既定目标。” 在推动企业向成熟期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将始终坚持企业正确的发展方向，坚决杜绝挂靠和出卖图章等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短期行为，自觉维护设计市场的有序竞争，坚持以质取胜，靠实力发展，通过扎实工作，逐步积累业绩，创造信誉，做出“浚源”品牌。

二、把握市场和人才资源，保持企业协调稳步发展

市场和人才资源是设计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生命之源。市场要通过人才来开发、人才需要市场平台来发展，市场和人才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对于在初创和发展期的设计企业来讲，市场和人才间的矛盾往往十分突出，把握不好企业根本无法进步。我们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基本把握了市场开发和人才开发的一致性、协调性。我们一方面充分预见市场变化，大力开拓市场；一方面有计划、前瞻性地做好人才引进工作，通过业务拉动逐步提升企业人才层次，反过来又促进企业逐步提升市场定位。目前，我们企业在中端市场已确立一定地位，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距高端市场还有很大台阶，这是我们现有的队伍规模和相应的人才结构所决定的。

在市场开发中，我们悉心学习研究市场运作的规律性。一位智者曾把市场经济高度概括为八个字：“关系－官方－实力－手段”。所谓关系泛指亲朋好友、同学同乡、知青战友等，关系是业务的领路人、敲门砖，关系就是信息、机会。良好地发展关系、利用关系是赢得市场关键的第一步。官方不仅在计划经济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对市场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实力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没有实力作后盾，业务发 展就缺乏后劲，甚至导致功亏一篑，实力也是企业维系关系、赢得广泛信任支持并在竞争中立于不败的根本保证。最后是手段，指交际、交往的方式、方法。交际是门艺术，而且也是门难掌握的艺术。我们常讲：“干好一项工程，结交一批朋友”，这就是经营之道，只有这样市场之路才会越走越宽。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并体会这八个字，确有效果。我们把工作的着力点突出放在增强企业实力上，突破难点、解决薄弱环节。我们聘请高层次技术人才担纲技术领导工作，不断强化技术质量管理，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的贯标工作和自行组织设计评优等抓手，不断促进公司整体质量水平的提高。

我们在抓设计产品质量的同时，更抓设计服务质量，因为对设计行业而言业主不仅买我们的产品，更买我们的服务。我们通过努力为业主争取工期、降低成本、及时解决现场技术问题，赢得了更多的回头客户。“服务好”已成为我们企业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也成为我们赢得市场的一大法宝。

市场竞争归根结底还是人才的竞争，设计产品、设计服务的质量最终都取决于人的工作质量。在近几年设计市场空前繁荣的形势下，设计行业人才资源紧缺的状况越发严重，许多设计企业都在大量招聘人才。我们同样通过报刊、杂志、招聘会等多种渠道广招贤才，到人才市场去沙里掏金，高薪聘请一流人才加盟，迅速扩大了设计队伍规模，提高了人才层次。

吸引人才还要留住人才，这也是困扰我们的一大课题。高薪留不住人才，要创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需要从多方面着手。事业留人、感情留人、适当待遇留人，还要有宽松和谐的企业氛围。人才管理本身就是一项系统工程。即使各方面都做得很好，人才流动仍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自然法则。我们企业人才流动也比较频繁，甚至高薪聘请的人才也有流失，但最终，流动使企业人才结构更趋合理，设计队伍的整体素质得到优化和提升。

“浚源”是一个富有深刻含义的名字，取自唐代政治家魏征的名言：“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欲流远者，必浚其泉源”。企业员工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及社会各方的信任支持正是我们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动力之源。我们真诚期待得到业内同行的指点和扶助，愿与业内同行携手并肩前进，为繁荣建筑设计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上海浚源建筑设计事务所

二OO四年十月十五日

第五篇：财政性教育经费使用调研

财政性教育经费使用调研：后4%时代路如何走？

2013年03月19日 11:14 来源：光明日报

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21994亿元，占GDP比例首次超过4%，成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里程碑。然而，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需摆脱对政府行政动员机制的依赖，成功地从运动式发展走向国家基本教育制度建设;摆脱对政府不断确认“优先发展战略”的依赖，从部门间协调、专家决策走向广泛的教育政策对话机制。

3月8日，财政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戴柏华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访谈，在解读《关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时表示，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21994亿元，占GDP比例达到了4%。这一目标，是经过20年艰苦卓绝努力获得的成果，是去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代表政府所作承诺的兑现，是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里程碑。“4%”，已经成为牵动中国教育的“符号”，成为教育人魂牵梦萦的期盼与硕果。4%实现后，后4%时代怎么办成了社会热点。一种观点认为，4%仅是初步达到基本标准，未来需要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教育经费投入水平，最终在2020年时占GDP比重达到4.5%-5.0%;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4%的目标达到后，需要考虑教育经费的使用是否恰当，需要评估经费支出的使用效率。两种观点之间的差异表现为，4%是个经验性的总量目标，今后是将重点放在总量支出的形成机制上，还是放在保障经费的使用效率上。如果把财政性教育经费比喻为水库，那么，今后的重点是确保继续往里面灌水呢，还是要重新规划和监测沟渠的设计和水量分配呢?本文拟分析2012年各省区市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分配去向，在一定程度上为今后的道路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规模和去向

目前，财政部网站已公布除西藏、湖北之外的29个省(区、市)和大连、厦门、青岛、深圳4个计划单列市的财政预算报告，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作为重要的项目，都已经被详细地列出了支出的规模和去向(见表一)。

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仅是衡量教育投入的单一指标，还谈不上系统的公共财政支出评价。通过对全国29个省(区、市)预算执行报告中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信息的初步汇总，可得知，制度建设不能停留在审查支出是否达GDP4%的阶段，需要思考后续的支出管理问题，需要回答省、市、区各级政府在教育投入中承担的主要责任是什么?财政性教育经费增加如何与教育发展方向相匹配?如何看待地区间的差异情况?

从各省支出表中可以看出省本级和地方政府在支出上的匹配职能：全省支出是汇总地方政府支出的结果，省本级支出是省财政划拨地方后由省级政府作出的安排。以省为单位的财政性教育经费预算从两个渠道四个“户头”支出：全省和省本级公共财政支出、全省和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理论上讲，地方政府主要支付基础教育的运行经费，省级政府承担第三级教育和促进教育机会公平分配的支出，以及促进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探索性支出。大多数省本级支出都放在了农村教育和农村学生生活补助上，放在发展本省高校建设上，这样的支出安排基本上符合省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分配。

从各省支出内容还可以看出省际间支出重点的高度一致性。绝大多数省(区、市)2012年的支出安排在学前三年行动计划、校舍安全工程、普通高中多样化建设、提高各教育阶段生均经费标准、农村寄宿生营养改善计划、化解普九债务、高校债务上，这些支出大都匹配中央政府大力推进的教育发展计划，为落实全国范围内的基本教育服务均等化提供了财政保证。

省级支出安排与国家教育发展重点的一致性还提出了教育事业规划应考虑地区差异的问题。国家在确定教育发展重点时，无论是内容还是标准都要适应大多数省(区、市)的需要，对于少数超出基本服务水平的省区，其指导意义就打折扣了。在省级层面，北京、上海、天津和广东的支出内容与其他省(区、市)就有所不同;在省内，省会城市与地级市在生均拨款水平上是否能够合理地差异化，保证在消弥城乡或者城市级别差异的同时，体现不同城市和地区之间在物价和要素价格方面的自然差异，也对进一步推进教育事业发展与规划制度改革提出了要求。

根据2012年各省(区、市)的预算执行报告，教育支出安排反映出三个基本特征，向教育经费支出管理制度提出了两个需要深入讨论的根本问题，涉及到达到GDP4%后的道路选择。对财政性教育经费目标和标准的思考

关于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管理的目标与标准问题，早在4%的目标还远未达到时，就有一些学者希望借助确定基本服务标准，实现4%或者更高的目标。这实际上是通过事权核定机制确保教育财政支出的制度设计。然而，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不能停下来等待系统的制度设计。如今，实现了4%的目标后，关于机制问题的讨论更加富有实际意义。

制度目标财政达标还是财政充足?

财政制度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满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公共教育需要多少钱政府就安排多少钱，这是财政预算的基本原理。保证按照基准化的教育服务标准提供充足的经费，是财政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但是，这些原则是以国家财政制度、政府间完善的行政制度为条件的。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在教育供给上，往往存在财政支出无法匹配政府制定的教育发展目标的情况。

为了实现教育发展目标，各级政府、特别是教育部门需要通过“社会动员”和“政策优先”等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财政上的缺位。前者表现为90年代初“人民教育人民办”，政府动员社会资源发展教育事业，这是政府动员对财税汲取能力的替代;后者表现为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在国家层面上的确立，减少了政府部门之间、各级政府间的政策协调成本，这是行政对预算支出管理的替代。在中国以往的教育事业发展中，行政力量通过社会动员和确定教育发展目标，成功地实现了对尚不成熟的财政制度的替代。

然而，暂时性的替代不应该也无法成为永久性替代。在支出达到GDP4%之后，还需要回到稳定的教育财政制度建设上来，回到财政充足的原则上来，不断淡化对各省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是否达4%的审核。还需要不断地追问，各省应该为民众提供什么标准的教育服务，财政支出安排是否充份地保证了按照标准提供教育服务，如果无法保证，是否启动中央政府的救助机制，省级政府借债机制?或者成本节约机制?

制度标准全国统一管理还是地方自主决策?

稳定的财政支出制度，除了管理机制外，还涉及具体支出标准的确定。在确定标准方面又有两个不同的路径选择：中央政府进行标准管制，或者政策对话基础上的地方政府自主决策。

2在公共财政的范畴内，教师工资和生均经费是两个主要的支出项目，统一支出标准与地方消费水平差异之间存在难以避免的矛盾。目前，最低1.2万的本科生生均经费标准是中央政府确定，并以各地之间“锦标赛”的方式实施;统一管理程度较低的高职、中职生均经费标准就存在较大的省际差异。教师工资标准更加充分地体现了其中的矛盾。由于全国实行统一的专业职务制度(教师工资由专业职务等级和教龄、职务、工作负担综合确定)，可以预计，随着公共财政制度的不断落实，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离差会逐渐缩小。财政保证教师工资是为了确保教师质量和教师工作热情，但是，统一标准客观上会造成发达地区教师工资缺乏吸引力(见图一)。

从图一中可以看出，在我国最发达的北上广苏浙闽粤等地区，教师工资占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低，教师工资的吸引力明显小于西部地区。再考虑到这些地区获得其他职业的可能性非常高，可以得出结论发达地区很难吸引优秀人才从事教育。如果再考虑北京、上海、天津的城市化水平，将直辖市的中小学教职工年工资与其他计划单列市进行比较，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见表二)。

因此，在基本制度一致的前提下，如何保证支出标准对各地的适切性?协调“标准管理”和“地方自主决策权”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支出管理制度设计的关键。

走出“财政确保”的路径依赖

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是总量估计的结果，本身并不涉及投入和支出机制。在我国GDP增长迅速的背景之下，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大的政策影响力，是社会对教育重视的结果，也是我国各级政府成功地使用政策协调和社会动员的结果。达到4%以后，如果持续使用行政力量替代公共财政制度建设，不仅会产生机制效用衰退现象，还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对要素的不合理配置。

虽然目前部分省教育经费支出细目并未提供，但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推论不难得出即发达地区在GDP总量很高的情况下，为了确保4%目标的达成，会持续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而在安排经费支出预算时，由于教师工资这一最大的成本上涨受到制度约束，最现实的预算安排就是通过各种“工程”不断提高教育机构的资本投入水平。这种现象已经在发达城市的中小学中体现，首先是校舍不断翻新，然后是教育设备投入水平越来越高，但是，教师职业仍然不具备吸引力，由于男性养家的负担较重，教育行业女性从业比例不断提高。

站在教育部门的角度，在国家公共财政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寻求行政体系对制度的替代，构建“锦标赛”式的机制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是非常有效的战略。后4%时代可能还需要继续依赖这种机制。然而，应该清晰地看到，继续依赖该路径的成本会越来越高，不仅表现为“高于4%”的持续增长难以获得广泛社会共识，而且还表现为“财政确保”机制积累的要素配置扭曲会越来越严重。教师工资成本受到统一管理后，教育经费增长会导致使用不当，提高预算安排中的随意性。更严重的是，如果不引导经费投入有效转变为班额减少和农村教师岗位的有效供给，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一方面学校各项工程获得可有可无的经费，另一方面大班额无法降下来;一方面教师总量过剩，另一方面农村教师依然缺乏。现象背后是教育要素核算准则和教师岗位配置制度的缺失。教育部门如果不能在短期依赖“确保战略”的同时自觉打破对“确保机制”的依赖，就会在未来十年逐步丧失教育事业发展的友好社会环境。

结语： 持续发展面临转型

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成功地实现了“穷国办大教育”的壮举，其中涉及的制度创新和行政效率，为发展中国家在财政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展教育事业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但是，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面临着主动退出“运动式”发展道路、向国家基本教育制度建立的转型。这种转型已经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制定过程中，在“发展”和“改革”之间的顺序协调中，在后续各类试点工作的推进中有所体现。

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GDP的4%，为继续推动转型提供了更好的契机，希望教育事业顺利摆脱对行政动员机制的依赖，从运动式发展走向国家基本教育制度建设;摆脱对政府不断确认“优先发展战略”的依赖，从部门间协调、专家决策走向广泛的教育政策对话机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曾晓东 龙 怡(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