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试论圆测法师生平及其唯识学思想
试论圆测法师生平及其唯识学思想
妙智
摘要：唐初，玄奘大师从印度取经回国，大兴译场，开创唯识宗，为一代学者和僧人所仰慕。很多海外留学僧纷纷来到玄奘大师身边协助其译场的译经工作和学习唯识宗理论，而入唐求法的朝鲜籍僧人圆测法师就是其中成绩较为突出的一位。本文试从圆测法师的生平及其求学经历，圆测法师的唯识思想以及圆测法师唯识思想的传播及影响等方面来论述圆测法师在唯识学的传播和发展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关键词： 玄奘 唯识 朝鲜 圆测 留学僧
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玄奘大师刚从天竺取经回到长安，就开始筹备翻译佛典工作, 六月初设译场正式开始译经。译经事业整整持续了二十年, 一共译有经典七十六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将中国的佛典翻译事业推向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顶峰。其所翻译的经典中，很多都是唯识宗的经论，如《唯识三十论》《唯识二十论》《摄大乘论》《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等，大师本人也成了开创中国佛教唯识宗的鼻祖。
当时，曾有很多外籍留学僧到玄奘大师身边协助其译场的译经工作和学习唯识宗理论。朝鲜籍留学僧圆测法师就是曾经亲随玄奘大师身边研习唯识学的一位。本文拟从圆测法师的生平、求学经历，其所特有的唯识学思想及其传播等方面来论述其对唯识学在传播和发展中的贡献与影响。
一、圆测法师的生平及其求学经历
圆测法师（公元613年～696年），俗姓金，名文雅，原为新罗国王孙。三岁出家，十五岁时入唐游学。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先于京师长安法常法师（公元567年～645年）、僧辨法师（公元568年～642年）二师门下习法，后又从玄奘大师受学。并通梵语、藏文等6种语言。
法常法师先后住普光寺、空观寺讲《成实》《毗昙》《华严》《十地》等经论, 尤长《涅槃》《摄论》, 学徒常千人, 皆成法匠。其所撰章疏有《摄论义疏》等十余种。僧辨法师于隋大业初应诏住禅定寺, 贞观中移住弘福寺, 博通善讲, 誉满天下, 号称“ 法轮论士” , 长于《摄论》, 撰有《中论》《唯识》等论疏。
圆测法师先后师从法常法师、僧辨法师学习《毗昙》《成实》《俱舍》《婆沙》和《地论》《摄论》诸论。《宋高僧传》卷四称圆测法师“自幼明敏,慧解纵横”。《圆测塔铭》谓其“古今章疏,无不娴晓”,因此而“声名蔼著”。法常法师、僧辨法师之教重真谛大师之说,而真谛大师之学属唯识古学,使得圆测法师在唯识学上颇有深厚的基础。
玄奘大师西行归国后,圆测法师又从玄奘大师受学。显庆三年(公元658 年)六月, 唐高宗在延康坊为皇太子造的西明寺落成, 七月,玄奘大师奉敕选50 名大德移住此寺,圆测法师即在其中。圆测法师等五十名大德及侍者、业行童子约二百人一起入居此寺。
次年冬十月,玄奘大师率大部分译经大德及门徒移住坊州玉华宫继续翻译佛经, 圆测法师则留在西明寺弘法。
大约在玄奘大师入寂、窥基（公元632年 ～ 682年）返回大慈恩寺的时候，圆测法师自西明寺移至城西南的终南山云际寺隐居，不久又去寺三十里处闲居一室，静修八年，然后又被西明寺僧众迎请回寺，讲《成唯识论》，弘传唯识教义。
武则天当政后，圆测法师的弘法活动进入了全盛时期。武则天对圆测法师尤为尊崇，时常与法师一起谈论佛经。垂拱年间(公元685年～688 年), 新罗神文王曾多次上表唐朝，请圆测法师归国弘法,均被武则天拒绝。
至垂拱末年及证圣元年, 圆测法师还奉诏先后参加地婆诃罗、实叉难陀两个译场的工作, 任首座证义大德。武周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 年)7月22日，圆测法师于佛授记寺圆寂，世寿84 岁。当年7 月25日，于洛阳龙门山香山寺北谷荼毗，并立塔供奉。长安众学徒都来参拜。其中，西明寺慈善法师与大荐福寺大德胜庄法师等将香山寺的一节遗骸置于宝函石棺之中，葬于法师早年来往甚多的长安西南六十里终南山丰德寺东岭供养。在其墓上立塔供养，塔基内有舍利四
十九颗。然而由于此地山高路远、人迹罕见，前往奉祀、瞻礼者寥寥。宋代政和五年（1115年），同州龙兴寺仁王院广越法师又从丰德寺分出部分舍利及供养物，移至西安兴教寺，立于兴教寺的玄奘法师塔左侧，与玄奘法师塔右测的窥基之塔相对，共同接受瞻仰。
圆测法师一生的著述甚多，现知名者共有十四部：《成唯识论疏》，十卷；《解深密经疏》，十卷，现存八卷；《仁王经疏》，三卷，今存；《金刚般若疏》，卷数不明；《观所缘缘论疏》，《东域录》谓为二卷；《无量义疏》，《东域录》谓为三卷；《般若心经赞》，一卷现存。以上均为《塔铭》所载，以下均为《塔铭》不载：《成唯识论别章》，三卷，《义天录》著录；《二十唯识论疏》，二卷，《东域录》著录；《百法论疏》，一卷；《广百法论疏》，十卷；《因明正理门论疏》，二卷；《六十二见章》，三卷（或作一卷）《阿弥陀经疏》，一卷。
以上诸种著述中，只有《解深密经疏》八卷、《仁王经疏》三卷以及《般若心经赞》一卷现存。在《解深密经疏》中引用的经论一共有83种，又引用了21位学者和部派佛教的13部派。在《仁王经疏》中引用70种以上的经论、14位以上的学者、三个部派。《般若心经赞》中也引用了29种经论和10 名学者及两个部派。从他经疏中自如、灵活地运用各种经论、学者、部派的见解中可以看出，圆测法师拥有十分深厚而广博的佛学理论知识。
二、圆测法师的唯识学思想
唐初，唯识宗主要有两大系：窥基的慈恩系和圆测法师的西明法系。慈恩法系是因窥基常住大慈恩寺而得名。窥基自十七岁时就已经随玄奘学习，25岁时就参加玄奘大师译场译经的工作，年纪比圆测法师小二十岁。他一生撰写经疏近百部，极力阐发师说，深受玄奘大师的器重。唯识宗的很多主要著述，都出自窥基之手。故后世把窥基称为百部疏主，或称百疏论主。历来的佛教史家都十分肯定窥基在唯识宗创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慈恩法系的学说也一直被视为玄奘法师的“嫡传”和唯识学的“正统”，因此人们也往往将唯识宗称为慈恩宗。
西明法系由圆测法师所创立。圆测法师之学出自多门，早在玄奘大师回国前，他已是京师长安颇负盛名的学者。早年得法常法师、僧辨法师之教,深受旧摄论说的影响, 所以在圆测法师的著作中，对真谛大师和玄奘大师都称为三藏，这与窥基等专尊玄奘大师为亲教师显然有别。他从学于玄奘大师、在研究了玄奘大师
新译的《瑜伽论》、《成唯识论》等多种译作之后,对于新译瑜伽学说，频频引用真谛之说去融汇贯通，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唯识学。
圆测法师的西明法系学说与窥基的慈恩法系唯识学的根本区别在于“ 五种姓说”的有无。“ 五种姓说”是慈恩法系学说的核心思想, 由玄奘大师秉承印度戒贤大师之意介绍进来, 独传于窥基, 并由其推向于极端。
所谓五种姓即为声闻乘种姓、辟支佛种姓、菩萨乘种姓、不定乘种姓和一阐提种姓。慈恩法系的唯识家认为：前三种姓人最终可以分别证得罗汉果、辟支佛果、佛果。第四种姓人在上述三种结果中去向不定, 但最终必居其一。而第五种姓不具佛性, 永远不能成佛。
与此相反, 圆测法师则主张一切众生皆具有佛性,并不存在五种姓分别, 把二乘分成定性二乘与不定性二乘, 认为在不定性情况下可以成佛, 并与天台宗、华严宗的一乘思想联系起来。由于唯识宗认定第八识阿赖耶识是世界万有的本原, 行者通过将阿赖耶识中的有漏染种进行净化, 转变成无漏净种, 即所谓转染成净, 转识成智, 从而证得菩提, 还归涅槃。这样, 种姓有无之争实质上成了一切众生是否都具有佛性之争, 也即是无漏种子是不是人人具有的问题。
由于作为玄奘法师的“嫡传”和唯识学“正统” 的慈恩法系一直坚持“ 五种姓说”，忽略了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异质，而此思想也难以满足中国大多数信众的宗教愿望，所以决定了唯识宗在中国未来发展中的没落命运，唯识宗也因此被称为是“中国佛教史上唯一彻底拒绝本土化的宗派”，在晚唐以后，逐渐趋于衰微。假设当时圆测法师的西明法系学说可以成为所谓唯识学“正统”思想的话，相信唯识宗后来的发展会出现一些截然不同的气象。
此外, 圆测法师与窥基的歧异处还表现在“行相” 的属性、异熟习气能否成为因相、善恶业与异熟果能否成为因缘、异熟心和心所等羸劣势力是否能熏, 初后无漏种如何生起等诸方面。
三、圆测法师唯识学思想的传播及其影响
西明法系的祖庭——长安西明寺作为当时在唐留学的朝鲜籍留学僧较为集中的居住、交流处，使得当时很多来唐的朝鲜籍留学僧都受到了圆测法师唯识学思想的影响，其中比较有名的有道证、义寂、胜庄等。
道证，是统一新罗时期所有入唐研习唯识学诸多僧人中唯一的学成归国者。入唐时间无考，唐朝时来到中国，居长安，投西明寺西明法系门下，师从圆测法师，专研唯识之学。其于武则天如意元年(公元692年)自唐归国，圆测法师的学说能够传归故国，道证是此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道证曾于忠州创月光寺弘法，世寿不详。著作有《摄大乘论世亲释论疏》十六卷(或作八卷)、《成唯识论纲要》十三卷、《般若理趣分经疏》一卷、《成唯识论要集》十四卷、《辨中边论疏》三卷、《因明入正理论疏》三卷、《因明入正理论抄》二卷、《同理门论疏》三卷等。
义寂，事迹不详，宗西明系学说。其著述约二十余种，法相唯识学方面的有:《般若理趣分幽赞》一卷、《涅槃义记》五卷、《梵纲经疏》二卷、《无量寿经疏》三卷、《唯识未详决》二卷(或作三卷)、《大乘义林章》十二卷.、《法华经论述记》三卷、《百法论总述》三卷。现存者唯《法华经论述记》及律学《菩萨戒本疏》二种。义寂是唐代唯识学“六大家”中的家，在中国唯识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胜庄，为圆测法师弟子，到武则天统治的时候，他已成为京师大荐福寺的大德。此间，他活动频繁，屡见诸史籍：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七月，圆测入寂，葬于河南洛阳龙门西山的香山寺侧。胜庄怕后人礼奉无依，遂于葬所分骸骨一节,盛以宝函石椁，别葬于长安以南终南山丰德寺之东岭上。久视元年(公元700年)至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义净在东都福先寺、西京西明寺译出经律论三藏典籍二十部，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又在东都内道场译经咒四部，胜庄均为证义之一。神龙三年(公元707年)，义净再奉敕入内，译经一部，胜庄又参与了这次译经。景龙四年(公元710年)，义净于西京大荐福寺译经二十部八十八卷，胜庄又担任证义大德。此后不久，胜庄转到菩提流志译场(在长安西崇福寺)，参加其后期的译经工作，即《大宝积经》最后部分的翻译工作，也是担任证义要职。可以说，胜庄是参加各个译场工作的朝鲜留学僧中译经最多的一个，这也充分地说明了他具有很高的才华，而这种才华的具备，与圆测法师的教诲与指导是分不开的。胜庄的撰述有八种：《梵纲经述记》二卷(或作四卷)、《唯识论注枢要》《阿毗达磨杂集论疏》十二卷、《成唯识决》三卷、《正理门论述记》二卷、《佛性论义》《起信论问答》《最胜王缨经疏》八卷等。
圆测法师的唯识学思想不仅在长安和朝鲜半岛广泛传播，而且在当时也传布到了西域、西藏，对当地唯识学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在西域出生的昙旷曾于西明寺跟随圆测法师学习，后又把圆测法师的唯识思想传给了他自己的徒弟法成。法成把圆测法师的《解深密经疏》翻译成藏语，之后被收录在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因而圆测法师唯识学直接影响到后世的藏地第一大教派——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公元1357年～1419年）的思想。在宗喀巴的著作《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中就大量引用了圆测法师《解深密经疏》中的内容。
结 论
综上所述，圆测法师经过他自身对佛经的不懈专研，其西明法系的唯识学思想虽然没有成为中国唯识学的“正统”思想，但却为唯识学的理论体系作出了较为圆满的诠释，其在探究和发展中国唯识学思想的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他的唯识宗思想得以传播到西藏、西域等地，给当地佛教学者对大乘佛教理论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另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圆测法师作为一名唐代从朝鲜来华求学的留学僧，由于他对当时朝鲜籍入华留学僧的深远影响，使得唯识学思想得以被朝鲜籍学僧带回朝鲜，所以他也被朝鲜佛教界尊为朝鲜半岛唯识宗的开山祖师。他的这些入唐求法的事迹及其对中、朝两国唯识学发展及开创的巨大贡献，也为中朝两国佛教交往史添加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参考文献：
1、《唯识思想论集1-3》 大乘文化出版社（台湾）张漫涛 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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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圆测唯识思想研究——以《成唯识论疏》与《成唯识论》参糅问题为中心》
《哲学门》2003 年第四卷第二册 张志强 2003 年
4、《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圆测舍利塔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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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年11月 张德宗
7、《朝鲜入华学僧对玄奘唯识学的研习与传播》
《五台山研究》1994年第2期 陈景富
8、《玄奘与韩半岛佛教》 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博士)华东师范大学 朴均吉 2000年
9、《圆测唯识思想研究 ——以《解深密经疏》与《解深密经序品》解读问题为中心》
《哲学、宗教与人文》商务印书馆 张志强 2004年
第二篇：卢梭的生平及其思想
卢梭的生平及其思想
郭晓蓉
（内蒙古大学，01004025，哲学学院2010级）
关键字：社会契约论；自由民主；人民主权；自然状态
主要内容：卢梭是启蒙思想的代表之一，他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他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也对后人以及世界各地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文学作品更是为许多人所喜爱，被广为流传。德国哲学家康德（Kant）因读他的作品而为之神往，说卢梭“使我双目重光”所提出的“自由是人类的特性”的原则也是受到卢梭的启示。可见，卢梭在历史上的作用或者是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卢梭可以说能够超过德国所有的天才，连著名的莱辛（Lesing）、赫德（Herder）、歌德（Goethe）和席勒（Schiller）都是他的崇拜者。他是法国的大思想家、文学家，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先驱，是启蒙运动的卓越的代表之一。卢梭的一生耐人寻味，要了解他，我们还要从头说起。
一、卢梭的生平
在那黑暗的中世纪之末、近代社会肇始不久的时代里，卢梭敢于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自由平等权利方面超越同时代的众多思想家，历经来自包括朋友在内的多方的诽谤，官方的焚书与追捕，民众的骚扰（他曾遭到石头甚至手枪的威胁），终使他晚年处于阴影之中，以致精神的错乱，这一切都与他生存的环境与经历有关。
卢梭在1712年6月28号出生在“日内瓦共和帮”。他是一个被迫从法国逃离的新基督教的后裔。他的父亲是一个制表匠，很仁慈，但脾气暴躁，他是个冒险者和游荡者的结合体，而且酷爱读书。
卢梭的母亲在他生下来便难产而死。所以在卢梭的一生中他受他的父亲的影响巨大。因此，他常常和他的父亲一起读书，甚至到深夜。他阅读极其广泛，从古希腊的今典著作到启蒙论著，从文学历史到自然科学读物他都有涉及。
卢梭热爱日内瓦，也热爱法国，他的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法国度过的。在卢梭10岁的时候，他从被收养的人的家中出走，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华伦夫人，并在她家他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两人分手后，在1742年，卢梭来到巴黎和百科全书派还有休谟有来往。在巴黎，他写了《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等著作。1749年，在狄容学院悬赏作品中，他因为《论科学和艺术》获得了一等奖，使他一举成名，自信心大大的提高。1764年巴黎法院查禁《爱弥儿》一书，并下令逮捕作者。卢梭流亡到了英国。休谟虽然极力想要帮助他但他却猜忌休谟要害他，两人关系破裂。
后来，卢梭不得不回到法国，最终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
卢梭是个感情极其丰富而不免多疑的人。他一辈子都是在流浪之中。他寄人篱下的时候也并没有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格，他的自信、幻想、多愁善感也许就是他成功的源泉。
二、卢梭的主要思想和主张
（一）自然和文明的对立
卢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把自然状态作为社会政治学说的出发点。卢梭的自然状态说，与其说是历史事实，不如说是为了阐明人的本性，为了正确的判断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而采用的一种理论假设。他使用抽象分析方法，从“人所形成的人性”，即既成的人性事实中，剔除人的社会性，剩下的就是人的社会本性，进而追溯到自然状态中的人的善良本性。
卢梭所谓的自然状态指没有人际交往、语言、家庭、住所、技能的人类最初状态。自然状态的人具有的自我保存和怜悯情感等善良的本能，以及区别于其他生物的“自我完善化”的能力。人对自然有服从和反抗的自由，“因而才显示出他的精神的灵性”。自然状态既赋予人以自由，也包含着丧失自由的原因。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自然能力，最后达到自然状态的终点-私有制的产生。社会的不平等伴随着文明的进程而加深，而文明的第一阶段就是法律和私有财产权的确立。
卢梭关于社会的学说包含着对人类文明的反省，他克服了启蒙学者盲目的社会进步观。他对文明的批判着重指出，文明的基础是私有制。他说：“各种不平等最后必然会归结到财产上去”。他对所有制的批判预示了资本主义行将出现的矛盾，对现代社会的弊病有先见之明。
（二）自然教育思想
在《爱弥儿》中体现的卢梭对教育的观念---自然主义，深深地影响了现代教育理论。他降低书面知识的重要性，建议孩子的情感教育先于理性教育。他尤为强调通过个人经验来学习，根据自然天性来养育孩子，侧重培养人格品质，而非提高人的智力。
卢梭教育思想的格言是：“上帝造就万物原本善良，但因人捣乱而变邪恶。”根据当时的教育体制，自然与社会势不两立，“我们的智力充满奴性的偏见；我们的习俗在于统治、限制和强迫。文明人生为奴隶，死为奴隶。幼时被裹在襁褓里，死时被钉在棺材里，一生被囚在机构里”。他的教育体系分三种：“我们器官与感官的内在成长是自然的经验；我们学习利用这种成长的过程是对人的教育；凭借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经验即获取的东西则是对物的教育”。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培养品格而不增长知识。为此，卢梭推崇经历和实践而非书本。
卢梭还在《爱弥儿》的第二卷说到传授给孩子道德品质的内容。他从痛苦与快乐谈起，痛苦或忍受痛苦的能力，是道德人格生成过程中的第一课，欲望是痛苦的根源，因此我们的教育要避免向孩子灌输不必要的需要和欲望。教育要顺其自然。孩子未达到理性年龄之前，不要教授孩子道德法则之类的东西。作为孩子，他所要接纳的唯一习惯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屈从于必要性；作为成年人，他所要养成的唯一习惯就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顺从于理性。
（三）社会契约论
卢梭认为，私有制是不平等的基础；认为人类是从自然状态，经过缔结契约，而进入社会和国家状态的，人们订立社会契约结成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和生命。“社会和法律就是这样或者应当是这样起源的。它们给弱者以新的桎梏，给富者以新的力量；它们永远消灭了天赋的自由，使自由再也不能恢复；它们把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的法律永远确定下来，把巧取豪夺变成不可取消的权利；从此以后，便为少数野心家的利益，驱使整个人类忍受劳苦、奴役和贫困。”他对这种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抨击和否定，致力于从理论上探讨一种新的契约关系。
“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们为了摆脱枷锁，人们就应订立社会契约，从而去获得自由。通过社会契约，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联合的形式即国家，在其中的每个成员不是把自己让渡给某个统治者，而是让渡给整个团体，“把自己给予所有人就等于没有把自己给予任何人；同伙有仅支配我们，我们也有同样的权利去支配同伙，我们失去多少也就获得多少，获得保存现有一切的更大力量。”在自然状态下，个人在体力上是不平等的；
有了社会契约，人们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根据社会契约，国家变成了所有个人财产的拥有者。个人财产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而是得到了真正的保护。
《社会契约论》是世界政治法律学说史上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是震撼世界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号角和福音书。它阐述的许多原则原理不仅在革命之初被载入法国《人权宣言》等重要文献中，在革命后的长时期里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石。卢梭的思想对后世思想家们理论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四）人民主权说
以契约方式建立的国家，其最高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主权即人民主权，人民主权是公意的运用和体现，是国家的灵魂。其原则有：第一，主权不可转让；第二，主权不可分割；第三，主权不能被代表；第四，主权是至高无上、绝对和神圣不可侵犯的。
卢梭认为“‘主权’就是公共意志的运用，所以它是永远不能转让的。”“主权是不能分割的，其理由正和不能转让相同。”公共意志“只考虑公共的利益，”它与全体意志不同，全体意志只“不过是个别意志的总和而已。”
（五）自由和平等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开篇就指出“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自以为是其它的主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是什么原因呢？卢梭把自由分为天然的自由、社会的自由和道德的自由，正是因为自然状态下的人们生来就有天然的自由因不平等的出现而被破坏，订立社会契约的目的就是恢复人类本应该享有的自由，实现社会的自由，进而实现道德的自由，使人们成为更有道德的公民。
卢梭认为，对于人类而言，自由本来是固有本质，但社会契约必须把自由本身的意义加以转变，将其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它排除个人私自无拘无束的“自然的自由”，而使人具有“社会的自由”。卢梭还显示了在确保公民的自由平等的关系上，彻底的人民主权是不可或缺的要件，同时，他把这个主权概念，提升为人类道德价值的源泉，而非仅局限于政治制度的原理之中。卢梭说：“放弃了自由，就是放弃了做人的权利和义务。”“社会秩序是一种神圣的权利，它是其他一切权力的根本。”卢梭反对用暴力来改变社会制度，他认为“暴力并不带来权力，我们只有义务尊崇合法的力量”。
三、卢梭的影响
卢梭的伟大思想，是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法国大革命高潮阶段的雅各宾专政正是他的理论的实践。不单是雅各宾专政时期，而是整个大革命时期，以及后来，都深受卢梭思想的影响。
例如，1789年的《人权宣言》第1条：“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第2条：“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第3条：“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寄托于国民。”第6条：“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1793年宪法：“社会的目的是公共的幸福”；“一切公民都同样有资格担任公共职务”；“宪法的目的即保障全体法国人民的平等、自由、安全，并享有一切的人权”；“主权在民，主权不可分，不可失，不可弃让”；“当政府侵犯人民权利之时，全体人民，以及人民的每一部分，最神圣和最不可少的义务就是起事。”杰弗逊起草的《美利坚合众国十三州共同宣言》序言：“我们认为下述这些真理是非常明确的：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的，造物主曾赋予他们以一些不可让与的权利，„„政府的权利来自被统治者，变更或废除政府，这是人民的权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卢梭的影响已经非常广泛的运用到了各个宪法和法律上了。可见他的影响巨大。
四、总结
卢梭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哲学家，他上承柏拉图、蒙田、孟德斯鸠、洛克，下启康德、马克思、杜威等无数思想家。他还是浪漫主义之父，他推崇自然、情感，主张人与自然融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但不抛弃理性，启蒙运动所盛产的知识只是鼓励人性中的邪恶，为了适合公众舆论而研究无用的信息、纸上谈兵的阅读、久坐不起的案牍生活，会使个体无聊和虚弱。但是自己一生坎坷，备受磨难。“我把一生奉贤给神圣而纯洁的真实，我的情感从未玷污我对真实的挚爱，利害与恐惧也从未腐蚀或败坏我对真实的敬意，只有当我手中的笔担心自己是出于复仇的目的时才拒绝描绘你。”卢梭是法国大革命的哲人，他拒绝君主政体的武断统治，憎恶因财产导致的人间不平等。
参考文献：
【1】（法）罗曼•罗兰著：《卢梭传》，陆琪译，华岳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版。【2】卢梭著：《爱弥儿》，英译《每人图书馆丛书》本，第253页 【3】卢梭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法律出版社，第103页 【4】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页 【5】卢梭著：《忏悔录》，转自注[1]书，第5页
【6】周敏凯《试析法国大革命思想原则的困顿及其原因》选自《华师大学报（哲社版）》1983年
【7】张秀兰《试论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选自《求是学刊》1985.2
第三篇：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研究述评
关键词：邓中夏思想；新民主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摘要：邓中夏作为中共早期优秀领导人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具有超前思想并为之做出了卓越贡献。当前学术界对邓中夏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于其青年时期的思想转变历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贡献、工农运动思想、文艺思想等方面，虽然成果丰硕，但也存在诸如研究资料缺乏、对邓中夏思想内涵深度的研究不足、邓中夏思想与其他中共早期领导人思想之间的关联研究较少等问题。在今后研究中应探本溯源，深入挖掘邓中夏思想的内涵，着重探究邓中夏与其他中共早期领导人思想的异同和关联，在具体历史环境中和社会思潮中正确评价邓中夏思想的地位、作用和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4-0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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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是中共早期优秀的实践家、理论家和革命家，他在学习探索与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动员工人运动、重视关怀农民阶级、创建和领导中共早期党团组织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对邓中夏的思想和事迹进行探索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起，研究者深化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从多学科、多领域、多角度开展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研究，促进了邓中夏思想研究的蓬勃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现有邓中夏思想研究资料
当前邓中夏思想研究的相关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邓中夏本人公开发表的著作。邓中夏一生共发表理论文章、时政评论、诗歌等作品500多篇，并写有《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这些在其人生不同时期所发表的作品，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邓中夏的思想本质和思想变化，是开展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研究的重要文字材料；二是关于邓中夏思想和事迹的著作。目前共有相关著作七本，主要有姜平的《邓中夏的一生》，魏巍、钱小惠的《邓中夏传》，杨军的《邓中夏思想研究》等，其中学术研究价值较高的是《邓中夏的一生》和《邓中夏思想研究》。《邓中夏的一生》一书资料详实，文风严谨，作者持论中肯公允，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对邓中夏的生活轨迹和革命事迹进行了详细论述。杨军所著的《邓中夏思想研究》一书对邓中夏思想进行了相对详尽的梳理，较为详实的整理、挖掘了邓中夏的武装斗争、工农运动、文艺思想、青年教育等内容；三是关于邓中夏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目前共有学术论文100多篇，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思想与生平研究的综述，早期思想转变历程，文艺思想，民主革命思想，工农运动和青年运动思想，外交思想，在高校、军队和国外等几个特定时期的思想和事迹。
二、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的研究内容
（一）邓中夏青年时期的思想转变历程
当前具有普遍性的观点认为，邓中夏青年时期经历了以下思想蜕变：即由封建文人向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1〕。曾天雄、李小辉、关海庭等都持此类观点。
（二）邓中夏的文艺思想
研究者认为，邓中夏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抛弃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无病呻吟，认识到了文学对社会的能动性和反作用。其中，廖美林认为：“邓中夏文学观的实质在于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及对社会革命的促进作用”。〔2〕华济时认为邓中夏强调文学“须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地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们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3〕，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社会改造”〔3〕。胡荣祉也认为邓中夏的文学观“是要通过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象去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4〕，是要创作“能挑拨人们的心弦，激发人们的情绪，鼓励人们的兴趣，紧张人们的精神”〔4〕的作品。
（三）邓中夏的工运思想
工运思想是邓中夏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学术研究的重点。付延功的硕士论文《论邓中夏对工人运动的理论贡献》、徐大兵的学术论文《邓中夏关于工人阶级宣传教育的思想探讨》、夏霖的学术论文《邓中夏论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和杨军的专著《邓中夏思想研究》等都明确指出了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具体内容和历史贡献，客观如实地论述了邓中夏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中，付延功的《论邓中夏对工人运动的理论贡献》一文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工人阶级进行全面分析、准确定位”、“坚决维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号召工人反抗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提出工人阶级要建立健全严密赤色工会组织”、“强调对工人阶级开展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工作”、“主张要有正确的对敌策略和罢工战术才能取得胜利”、“阐明了工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辩证关系”、“注意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5〕七个方面论述了邓中夏对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贡献。同时，该文也指出“邓中夏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工人运动思想，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工人运动理论做了重大奠基”〔5〕。
总体来讲，学术界对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内容和历史贡献研究较多，对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
（四）邓中夏的民主革命思想
民主革命思想是邓中夏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邓中夏思想体系的逻辑生长点。邓中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能够依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发展趋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看待、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坚持武装斗争、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重视工农联盟、建立统一战线等问题上都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和见解。这些观点和见解紧扣时代背景，把握了革命斗争的实质问题，给尚处于摸索阶段的革命斗争起到了思想领航的作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第一，正确界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依靠力量、对象及动力。尹灵芝认为：“1924年前后，邓中夏已经认识到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和国民党右派是国民革命的敌人；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的任务以及前途决定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必须由无产阶级来掌握；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充分发动农民，加强工农联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两个革命阶段。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邓中夏同志的这些论断都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它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6〕
第二，清晰认识到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与现实可能。邓中夏1921年就著文主张“建立工、农、商、学、兵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7〕，邓中夏对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的分析，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把握后作出的，因而是比较深刻、全面而准确的，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状况。
邓中夏是较早重视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他较早地把工、农、兵视作革命的主力，谭双泉认为：“邓中夏武装斗争的观点开始于1923年底和1924年初，应当说是我党最早重视革命武装的领导人之一”。〔7〕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后，邓中夏就吸取教训，将武装斗争作为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后的工农革命运动中，他将武装斗争作为一项重要的革命策略加以坚持和发扬，为工、农运动保驾护航。
第三，准确点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只能属于工人阶级。“1924年11月，邓中夏在进一步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驳了陈独秀关于无产阶级‘两个幼稚’的谬论”〔6〕。他坚信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认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阶级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强调了工农联盟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邓中夏的这些认识和判断是在“细致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把握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主流而得出的英明论断”〔8〕，这些论断是“比较系统，而不是零星散乱的；是既有理论的深刻阐述，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这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特别是同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6〕。
第四，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观点。邓中夏认为中国革命“是由‘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阶段组成的。他们之间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必要准备，以‘造就我们在政治上的深厚基础’，为将来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预备条件’；社会革命是国民革命的必然趋势，‘这是因为我们无产阶级参加奋斗之故’”〔9〕。
（五）邓中夏在高校、军队、国外等几个特定时期的思想和事迹 1.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期间（1917～1923年）和在上海大学期间（1923～1925年）的思想和事迹
北京大学是邓中夏实现思想转变、进行青年运动、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场所。受李大钊等先进共产主义分子的感召以及“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民主氛围的影响，邓中夏的思想在北京大学期间发生了转变。关海庭、郭钢认为：“北大自由民主的空气帮助邓中夏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北大面向社会的学风又帮助他找到了人民群众这个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人民的关系，而当这些转变初步完成之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一开始传播就能迅速加以接受，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最终转变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0〕在上海大学期间，邓中夏思想逐渐成熟，在此期间他依托上海大学的优势平台，通过整顿教师队伍、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和章程、改进教学方法等一系列措施，为培养党的真正优秀的学者和革命人才做出了卓越贡献，最终将上海大学办成了享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和‘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11〕美誉的学校。
2.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期间（1930～1931年）的思想和事迹
目前，学界对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的研究既有共识也存在争议，研究者一致认为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时对军队政治和军事素养的提升、深入实际把革命理论与群众相结合和深入推进群众路线的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不能因其错误而抹杀了他在湘鄂西工作的成绩”〔12〕。争议在于邓中夏在此期间是否执行了“立三路线”，对“立三路线”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参与，由此而延伸出以下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邓中夏在主客观上都执行了“立三路线”。刘宏认为，邓中夏“在到达湘鄂西苏区时，对当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是缺乏正确认识的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赞同的，对湘鄂西苏区的实际情况也了解甚微，加之接受的又是‘左’倾中央所布置的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任务，所以，他在红二军团执行的中心任务和进军方向以及是否坚持洪湖根据地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12〕。
第二，邓中夏在客观上执行了“立三路线”，但主观上不存在接受“立三路线”的思想基础。柯有华、张修全认为：“他错误地执行了李立三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把红二军团开出根据地攻打中心城市，使洪湖苏区受到了破坏，红二军团遭到了重大损失”。〔13〕，但同时，柯有华、张修全也指出要客观看待邓中夏对待“立三路线”的态度，因为“在湘鄂西，邓中夏无疑执行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这是事实。但他在执行中央冒险主义路线时尽量避免大的损失，并且有些地方，从实际出发，抵制和克服立三路线的影响，由此可见，他对于立三路线的认识也正是一个由不警惕到警惕，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13〕。
第三，邓中夏在湘鄂西期间积极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并抵制“立三路线”。姜平、霄霞等以时间为线索分析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的革命活动以及邓中夏对“立三路线”的态度，姜平指出，“邓中夏是1930年9月10日到达湘鄂西苏区的，而他到来之前，湘鄂西苏区和红二军团已经受到柳克明等同志强制推行的‘立三路线’的严重影响”〔14〕。霄霞指出，“1930年9月1日，受中央的委派，邓中夏从上海出发前往红二军团所在地洪湖。9月12日，邓中夏到达洪湖红军后方驻地，一天四道命令，令红二军团撤回洪湖，这标志着三中全会的路线在红二军团开始贯彻执行。因此，1930年9月12日，是红二军团停止执行‘立三路线’和全面贯彻三中全会中央路线的转折点”〔15〕。
3.邓中夏在苏俄期间（1928～1930年）的思想和事迹
在苏俄期间是邓中夏走出国门、开阔眼界、了解各国工人运动情况、学习外国经验、创作《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的重要时段，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有助于完整勾勒邓中夏的人生历程，真实了解邓中夏的性格，体会邓中夏坚强的党性原则和勇敢的斗争精神。王文珍《邓中夏在逆境中》一文和姜平《邓中夏的一生》一书都论述了邓中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坚持真理、维护正义、维护党的独立自主和团结统一，同王明、米夫集团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邓中夏的一生》一书还对邓中夏在苏俄期间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的情况进行了论述，介绍了邓中夏在此期间为中国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所做的辛勤努力与积极贡献。总体来讲，当前对邓中夏在苏俄期间活动和思想状况的专题研究还比较缺乏，今后应进一步加强。
4.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1925～1926年）的思想和事迹
研究者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能够合理运用策略、准确分析和把握问题的实质，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三步构想”策略，做到了斗争步骤清晰、斗争目标明确、反应及时有效，彰显了其高超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尤其是“邓中夏自始至终都把‘收回香港’作为省港罢工的最高政治斗争目标，所以省港大罢工既是对五卅运动的有力支援，也是我党在没有掌握政权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收回香港的最初尝试”〔16〕。江敏锐撰文《邓中夏与省港大罢工》，从“体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建立统一战线的方法与实践”、“邓中夏对宣传武器的掌握”、“从全局出发制定的斗争策略”〔17〕四个方面对邓中夏在省港罢工期间的活动进行了总结和评价。
三、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研究的问题和展望
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在繁荣发展、逐渐深入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研究资料的欠缺。1928～1930年间邓中夏在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等会议的相关资料不足；记录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的实践活动和思想观点的文字资料也较少。二是对邓中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内涵、发展历程和方法路径，邓中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思想与时代背景的关系，邓中夏民主革命思想内容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深度挖掘存在不足。今后对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第一，强化邓中夏思想的深度研究，探究邓中夏思想的深层次内涵。作为早期兼具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杰出共产党人代表，邓中夏在工运思想、农民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和超越当时一般认识水平的鲜明观点。但是，现有研究对邓中夏上述思想和观点的产生根源、时代背景、创新点和理论内涵等方面的深层次探讨相对欠缺，今后在研究中要继续深度挖掘，追本溯源，深入理解邓中夏其人、其事、其思，探讨其贡献和历史地位。第二，加强邓中夏思想与同时期其他领导人思想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邓中夏生活的年代人才辈出，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其中的优秀分子，邓中夏的思想绝对不是孤立的，而是同其他优秀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思想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研究邓中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和演变的原因，邓中夏关于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联，邓中夏民主革命思想对党的决策的影响等问题时，必须将邓中夏的思想与其他领导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比较，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相关问题和观点。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更透彻地理解邓中夏思想，把握其思想内容和思想变化，对其做出正确评价。第三，要拓宽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视野，将邓中夏思想纳入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进行研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都是一定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中的个体，个人思想认识和观点的变化，必然受到当时历史环境和社会大思潮的影响。因此，进行邓中夏研究时不能只囿于思想本身的考量，在整理和发掘邓中夏文章、事迹中蕴涵的思想观点时，应跳出原有的研究窠臼，拓宽研究视野，采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也即列宁所述的“在分析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8〕的原则，把邓中夏的思想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辩证看待邓中夏思想的贡献与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全面地描述问题，做到“了解之同情”〔19〕，从而正确评价邓中夏思想的地位、作用、特点及历史意义。
第四篇：唯识学转识成智理论的研究)
按金岳霖先生的说法治哲学总会到一说不得的阶段”(《金岳霖学术论文选》。现代哲学的发展 似乎己经到了这个阶段即使到了这个阶段人类的思维也并不会因此而停止，它要求有一种全新的超脱 这种超脱就是要把那些说不得的东西说出来寻求一种与对象齐一的身心自由的感受对转识成智”的探 讨可说就是这种追求的内容之一。的理论作一综合性考察从考察中来分析转识成智在唯识学中的必要性可能性现实性并联系唯识宗 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中的地位与影响从承继佛家慧命解决转识成智难题的角度对玄类法师西天取经的缘 由作出解释同时就它对中国传统哲学和当代哲学的影响作一比较分析。
全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引论主要就本文写作的背景写作目的写作所依的材料及取得的 成果作出说明在这章中通过对当代哲学的简要回顾提出自己以转识成智为研究主题的原因，并对以往 研究者取得的成就及研究现状作了交待。根据以往研究者的经验介绍了自己所做的工作，论文写作所 依据的材料和取得的成果。从本文的写作目的中可以看出现今对唯识学“转识成智”理论进行研究的 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二部分为第二章唯识学转识成智传入的理论背景本章对唯识学转识成智理论提出的历史及其内 容作了简要的介绍并就玄类去印度取经的目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作了说明以往都是以解决心性和佛性” 问题来论说玄类的西行行为的。在这里我将他的取经行为直接与转识成智联系起来妥他是为了解决“ 转识成智问题而去西天取经的。认为中国哲学经过先秦诸子学及魏晋玄学的发展后进入到了一种新的 发展境界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以印度传来的佛教影响http://最为强烈印度佛 学的各种宗派在中国都能找到其对应的代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玄奖法师不畏艰险跋山涉水，游历天 竺十七年取回真经。法师在印土游历以专攻唯识宗着名，并认为从瑜伽行派的理论中找到了他想要的 解决中国佛学争论的诸多问题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唯识学的转识成智及其相关理论。文章通过对法师 出国前国内佛教界对一分无性说本有始有关系问题、佛性寂觉问题修行问题等的考察得出所有这些问 题都与唯识学转识成智的理论息息相关，解决了这几个问题，也就解决了成伏的转识成智问题。
第五篇：韩学本同志生平简介
鲁修文同志生平简介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兰州大学哲学系教授鲁修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1月30日凌晨3时在广东省深圳市不幸逝世，享年76岁。
鲁修文，男，汉族，出生于1936年2月10日，湖北省天门市人。1951年3月至1955年12月，在湖北省天门市皂市镇任会计、农业合作社副社长。1956年2月19日，在湖北省天门市皂市镇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1月至1956年4月，在吉林省蛟河县9140部队任副排长。1956年5月至1956年9月，在湖北省京山县政府办公室任办事员。1956年9月至1958年8月，在湖北省京山县政府人事科任科员。1958年8月至1960年8月，在武汉大学工农预科读书，任党支部书记。1960年9月至1965年7月，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读书，兼任过团总支副书记。1965年7月至1969年7月，在北京煤炭工业部干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1969年7月至1970年7月，在黑龙江七台河煤炭部“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8月至1971年9月，在甘肃省山丹煤矿政工组任组长。1971年9月至1978年8月，在甘肃省山丹煤矿职工子弟中学任校长和党支部书记。1978年8月至1986年12月，在兰州大学哲学系任讲师。1987年1月至1995年12月，在兰州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1995年12月，在兰州大学哲学系任教授。
鲁修文同志一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建设有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积极拥护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服从党的利益，顾全大局，立场坚定，积极进取，事业心、责任感强，作风朴实，为人耿直，具有良好的学风和教书育人的精神。
鲁修文同志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视野开阔，学有专攻，研有专长，经验丰富，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和良好的教学技能与素养，深受学生的欢迎。自从在兰州大学工作以来，他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教学上，他除了为本科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毛泽东哲学思想》两门课程以外，还开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哲学问题》等两门选修课，同时还给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生讲授《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学位课。他教学理论丰富，能严格要求学生，讲课从不马虎应付，曾获兰州大学授予的教学质量优秀将。在科学研究上，他先后出版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与现实》等多部学术著作，发表过《论改革实践与矛盾协调》、《人民内部矛盾与社会稳定》、《立场、动机、效果》、《论两个基本点的辩证统一关系》、《学习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论毛泽东自觉能动性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轨迹略探》等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20余篇。曾多次获得甘肃省、甘肃省教委授予的论文、著作奖。
鲁修文同志的一生是为人民教育事业勤奋工作、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不幸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教师，我们感到无比惋惜和哀痛。他的精神和风范将永远值得我们追求和学习，也将永远激励我们艰苦奋斗，继往开来，为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鲁修文同志安息吧！
中共兰州大学委员会 兰州大学 二○一二年二月一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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