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与探索

第一篇：我国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与探索

我国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与探索

人类起源于自然，生存于自然，发展于自然。自人类出现以后，生物与环境、人与自然就紧密联系在一起。生物是在与环境的对立统一中存在的，而存在决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环境问题是不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和经济增长模式的产物，根本上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究其本质是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问题。

一、人类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探索历程

从全球视野看，人类面对的环境问题特别是环境污染问题，主要经历了“沉痛的代价、宝贵的觉醒、奋起的飞跃”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沉痛的代价。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随着科学技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传统工业化在创造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大范围破坏生态环境，大量排放各种污染物，人类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相继发生了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等八大公害。

（二）第二阶段：宝贵的觉醒。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促使人类环境意识开始觉醒。在环境觉醒历史进程中，出现过著名的3本书。第一本书是《寂静的春天》，作者蕾切尔·卡逊是一位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这本书揭露了为追求利润而滥用农药的事实，因而也有人把它叫做《没有鸟鸣的春天》。其代表性语言是，“不解决环境问题，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第二本书是《增长的极限》，是1972年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会聚在罗马提出的一份报告。该报告的代表性观点是，“没有环境保护的繁荣是推迟执行的灾难”。第三本书是《只有一个地球》，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委托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和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撰写的。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不进行环境保护，人们将从摇篮直接到坟墓”。

（三）第三阶段：奋起的飞跃。经历了沉痛的代价和宝贵的觉醒之后，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入，对发展不断进行深刻反思。以四次世界性环境与发展会议为标志，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历史性转变，期间发生了4次历史性飞跃。

1.第一次飞跃是1972年6月5日至16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世界各国开始共同研究解决环境问题。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确立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共同看法和原则。环境宣言原文引用了毛泽东主席的话：“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会议开幕日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环境日，每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国都会举行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去年世界环境日的中国主题是“同呼吸、共奋斗”。2.第二次飞跃是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第一次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进行认识，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标志着环境保护事业在全世界范围启动了历史性转变。由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倡导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成为国际环境与发展合作的基本原则。

3.第三次飞跃是2002年8月26日至9月4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会议提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必须同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相协调。

4.第四次飞跃是2012年6月20日至22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会议发起可持续发展目标讨论进程，提出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正式通过《我们憧憬的未来》这一成果文件。

纵观世界环境保护的历史，就是一部正确处理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史。每一次重大环境事件的发生，都会推动环境与经济关系的重新调整。这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绝路逢生型。以德国为代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国家战略从经济发展优先逐步调整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通过实施一系列环境法律，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告别唯经济发展时代，严重的环境污染得到治理。到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环境质量得到很大改善，河流变清了，空气污染减轻了。二是奋起直追型。以日本为代表。二战后随着工业发展，日本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日本一开始寄希望于在不妨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保护环境，结果没有摆脱公害事件爆发的厄运。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中日本就有4件。从1970年开始，日本确立环境优先原则，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环境法律和标准，经过几十年努力，基本解决了工业污染问题。

三是跨越发展型。以新加坡为代表。新加坡在工业化初期就开始实行城市功能分区，将工业区与居住区分离，避免市区环境污染。经过加快建设完善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保持了清洁和优美的环境，成为举世闻名的“花园式城市”。

国际社会为解决环境问题付出了很大努力，但全球环境问题少数有所缓解、总体仍在恶化。生物多样性锐减、气候变化、水资源危机、化学品污染、土地退化等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基本解决传统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承接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等因素，环境质量恶化趋势加剧，治理难度进一步加大。

发达国家环境保护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和汲取。发达国家曾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我国不能重蹈覆辙，必须努力避免，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新路。基本经验在于：一是建立以高违法成本为理念的环境法律体系，环境责任终身追究，严格执法。二是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从经济发展中找出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三是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强化环境经济政策激励，推动环境成本内部化。四是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形成全社会推进环境保护的强大合力。

二、国际环发事业的积极影响与我国环保的主动实践

我国推进环境保护的鲜明做法，就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既参与国际环发领域的合作与治理，又根据国内新形势新任务及时出台加强环境保护的战略举措。1972年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和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为我国加强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外部条件。我国环境保护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2年召开人类环境会议时，我国正处于左倾社会主义思潮当中，当时的观点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社会主义没有污染”，“说社会主义有污染是对社会主义的污蔑”，我国不准备派代表参加。周恩来总理首先看到了污染的严重性，他强调不能将环境问题看成是小事，不要认为不要紧，不要再等了。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我国派出代表团参加了人类环境会议。会议后不久，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环保工作方针。

（二）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这一时期，我国环境保护逐渐步入正轨。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把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1984年5月，国务院作出《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环境保护开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88年设立国家环境保护局，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地方政府也陆续成立环境保护机构。1989年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要积极推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制、污染集中控制、限期治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等8项环境管理制度。同时，以1979年颁布试行、1989年正式实施的《环境保护法》为代表的环境法规体系初步建立，为开展环境治理奠定了法治基础。

（三）第三阶段：从1992年到2002年。里约环发大会两个月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十大对策》，把实施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1994年3月，我国政府率先制定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1996年，国务院召开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发布《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大力推进“一控双达标”（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工业污染源达标和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按功能区达标）工作，全面开展“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水污染防治，“两控区”（酸雨污染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大气污染防治、一市（北京市）、“一海”（渤海）（简称“33211”工程）的污染防治。启动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保护天然林等一系列生态保护重大工程。

（四）第四阶段：从2002年到201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环境保护是重大民生问题、探索环境保护新路等新思想新举措。2002年、2006年和2011年国务院先后召开第五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作出一系列新的重大决策部署。把主要污染物减排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完善环境法制和经济政策，强化重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提高环境执法监管能力，积极开展国际环境交流与合作。

（五）第五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要求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论断和战略抉择，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昭示着要从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解决我国环境问题。

建设生态文明，是我们党创造性地回答经济发展与环境关系问题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是我们党积极主动顺应广大人民群众新期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战略部署；是我们党充分吸纳中华传统文化智慧并反思工业文明与现有发展模式不足，积极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贡献；是我们党深刻把握当今世界发展绿色、循环、低碳新趋向，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拓展和升华。我国生态文明理念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在2013年2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27次理事会上，被正式写入决定案文。

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它既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和升华，又是对未来持续发展的美好向往和憧憬。生态文明不是不要发展，不搞工业文明，放弃对物质生活追求，回到原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是在吸收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工业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为统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指导理念和实践取向，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

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和根本措施。建设生态文明主要目的是解决环境问题，最大制约因素是环境问题，薄弱环节和突破口是环境保护，成效最先体现也是环境保护。环境保护取得的任何成效、任何突破，都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贡献，直接决定着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

三、我国环境保护取得的主要成效

近年来，尤其是“十一五”以来，在建设生态文明、探索环保新路的引领下，各地各部门辛勤努力工作，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我国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一）强力推进污染减排。国家把节能减排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约束性指标。通过强化目标责任考核，狠抓工程减排、结构减排、管理减排，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由2005年的52％提高到2012年的85％，燃煤电厂脱硫机组比例由14％提高到90％。“十一五”期间，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分别下降14.29％和12.45％。2012年全国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比上年减少3.05％、4.52％、2.62％和2.77％。

（二）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全面推进规划环评，完成环渤海等五大区域重点产业发展战略环评，开展西部大开发战略环评。严格建设项目环评，采取“区域限批”、“行业限批”等措施，2008年以来，我部拒批332个、总投资1.1万亿元涉及“两高一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项目。制定实施环境经济政策，初步建立起包括绿色信贷、保险、贸易、电价、证券、税收等在内的环境政策框架体系。现行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达1374项。

（三）解决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2012年发布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共74个城市496个监测点位已按新标准开展监测，并于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时发布数据。强化饮用水源保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组织全国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状况评估，编制《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积极落实《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中央财政增设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2010~2012年累计下达资金75亿元，支持重点防控区综合防治。强力推进历史遗留铬渣治理，全国堆存长达数十年甚至半个世纪的670万吨铬渣基本处置完毕。

（四）深化污染防治。国务院先后批复《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年）》、《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深入推进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建立重点流域跨省界断面水质考核制度，完善考核指标体系。全国七大水系好于Ⅲ类水质比例由2005年的41％提高到2012年的64％；劣Ⅴ类水质比例由27％下降到12.3％。开展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试点，截至2012年底，中央财政安排35亿元，支持云南洱海、山东南四湖等27个湖泊生态环境保护。建立和完善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新机制，有效保障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期间的环境质量。

（五）加强生态保护和农村环境保护。国务院成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批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截至2012年底，全国累计建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63个，已有15个省（区、市）开展生态省建设，1000多个县（市、区）开展生态县建设，53个地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工作。2008年以来，中央财政共安排农村环保专项资金135亿元，实施“以奖促治、以奖代补”政策措施，支持2.6万个村庄开展环境综合整治，5700多万农村人口受益。当前和今后，我们主要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以PM2.5为主的大气污染治理；第二是以水污染治理为主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第三是农村盐田整治和土壤污染治理的行动和计划。环境保护的难点就是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环境保护新路。这个新路就是要遵循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基本要求。

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需要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和创新精神。我们将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敢于担当，攻坚克难，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切实改善环境质量，早日实现环保人天蓝水净地绿的梦想，为建设美丽中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光添彩。

第二篇：最新我国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与探索（全）

最新我国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与探索（全）

人类起源于自然，生存于自然，发展于自然。自 人 类出现以后，生物与环境、人与自然就紧密联系在一起。生物是在与环境的对立统一中存在的，而存在决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环境问题是不合理的资源利用方式和经济增长模式的产物，根本上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究其本质是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问题。

一、人类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探索历程

从全球视野看，人类面对的环境问题特别是环境污染问题，主要经历了“沉痛的代价、宝贵的觉醒、奋起的飞跃”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沉痛的代价。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随着科学技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传统工业化在创造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大范围破坏生态环境，大量排放各种污染物，人类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相继发生了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等八大公害。

(二)第二阶段：宝贵的觉醒。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促使人类环境意识开始觉醒。在环境觉醒历史进程中，出现过著名的 3 本书。第一本书是《寂静的春天》，作者蕾切尔·卡逊是一位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这本书揭露了为追求利润而滥用农药的事实，因而也有人把它叫做《没有鸟鸣的春天》。其代表性语言是，“不解决环境问题，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第二本书是《增长的极限》，是 1972 年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会聚在罗马提出的一份报告。该报告的代表性观点是，“没有环境保护的繁荣是推迟执行的灾难”。第三本书是《只有一个地球》，是 1972 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委托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和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撰写的。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不进行环境保护，人们将从摇篮直接到坟墓”。

(三)第三阶段：奋起的飞跃。经历了沉痛的代价和宝贵的觉醒之后，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入，对发展不断进行深刻反思。以四次世界性环境与发展会议为标志，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历史性转变，期间发生了 4 次历史性飞跃。

1.第一次飞跃是 1972 年 6 月 5 日至 16 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世界各国开始共同研究解决环境问题。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确立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共同看法和原则。环境宣言原文引用了毛泽东主席的话：“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会议开幕日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环境日，每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国都会举行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去年世界环境日的中国主题是“同呼吸、共奋斗”。

2.第二次飞跃是 1992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第一次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进行认识，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标志着环境保护事业在全世界范围启动了历史性转变。由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倡导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成为国际环境与发展合作的基本原则。

3.第三次飞跃是 2002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4 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会议提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必须同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相协调。

4.第四次飞跃是 2012 年 6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会议发起可持续发展目标讨论进程，提出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正式通过《我们憧憬的未来》这一成果文件。

纵观世界环境保护的历史，就是一部正确处理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史。每一次重大环境事件的发生，都会推动环境与经济关系的重新调整。这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绝路逢生型。以德国为代表。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德国国家战略从经济发展优先逐步调整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通过实施一系列环境法律，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告别唯经济发展时代，严重的环境污染得到治理。到 20 世纪 90 年代，德国的环境质量得到很大改善，河流变清了，空气污染减轻了。

二是奋起直追型。以日本为代表。二战后随着工业发展，日本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日本一开始寄希望于在不妨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保护环境，结果没有摆脱公害事件爆发的厄运。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中日本就有 4 件。从 1970 年开始，日本确立环境优先原则，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环境法律和标准，经过几十年努力，基本解决了工业污染问题。

三是跨越发展型。以新加坡为代表。新加坡在工业化初期就开始实行城市功能分区，将工业区与居住区分离，避免市区环境污染。经过加快建设完善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保持了清洁和优美的环境，成为举世闻名的“花园式城市”。

国际社会为解决环境问题付出了很大努力，但全球环境问题少数有所缓解、总体仍在恶化。生物多样性锐减、气候变化、水资源危机、化学品污染、土地退化等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基本解决传统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承接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等因素，环境质量恶化趋势加剧，治理难度进一步加大。

发达国家环境保护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和汲取。发达国家曾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我国不能重蹈覆辙，必须努力避免，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新路。基本经验在于：一是建立以高违法成本为理念的环境法律体系，环境责任终身追究，严格执法。二是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从经济发展中找出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三是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强化环境经济政策激励，推动环境成本内部化。四是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形成全社会推进环境保护的强大合力。

二、国际环发事业的积极影响与我国环保的主动实践

我国推进环境保护的鲜明做法，就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既参与国际环发领域的合作与治理，又根据国内新形势新任务及时出台加强环境保护的战略举措。1972 年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会议、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002 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和 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为我国加强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外部条件。我国环境保护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2 年召开人类环境会议时，我国正处于左倾社会主义思潮当中，当时的观点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社会主义没有污染”，“说社会主义有污染是对社会主义的污蔑”，我国不准备派代表参加。周恩来总理首先看到了污染的严重性，他强调不能将环境问题看成是小事，不要认为不要紧，不要再等了。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我国派出代表团参加了人类环境会议。会议后不久，1973 年 8 月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 32 字环保工作方针。

(二)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1992 年。这一时期，我国环境保护逐渐步入正轨。1983 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把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1984 年 5 月，国务院作出《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环境保护开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88 年设立国家环境保护局，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地方政府也陆续成立环境保护机构。1989 年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要积极推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制、污染集中控制、限期治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等 8 项环境管理制度。同时，以 1979 年颁布试行、1989 年正式实施的《环境保护法》为代表的环境法规体系初步建立，为开展环境治理奠定了法治基础。

(三)第三阶段：从 1992 年到 2002 年。里约环发大会两个月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十大对策》，把实施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1994 年 3 月，我国政府率先制定实施《中国 21 世纪议程》。1996 年，国务院召开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发布《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大力推进“一控双达标”(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工业污染源达标和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按功能区达标)工作，全面开展“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水污染防治，“两控区”(酸雨污染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大气污染防治、一市(北京市)、“一海”(渤海)(简称“ 33211 ”工程)的污染防治。启动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保护天然林等一系列生态保护重大工程。

(四)第四阶段：从 2002 年到 2012 年。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环境保护是重大民生问题、探索环境保护新路等新思想新举措。2002 年、2006 年和 2011 年国务院先后召开第五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作出一系列新的重大决策部署。把主要污染物减排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完善环境法制和经济政策，强化重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提高环境执法监管能力，积极开展国际环境交流与合作。

(五)第五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要求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论断和战略抉择，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昭示着要从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解决我国环境问题。

建设生态文明，是我们党创造性地回答经济发展与环境关系问题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是我们党积极主动顺应广大人民群众新期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战略部署;是我们党充分吸纳中华传统文化智慧并反思工业文明与现有发展模式不足，积极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贡献;是我们党深刻把握当今世界发展绿色、循环、低碳新趋向，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拓展和升华。我国生态文明理念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在 2013 年 2 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 27 次理事会上，被正式写入决定案文。

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它既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和升华，又是对未来持续发展的美好向往和憧憬。生态文明不是不要发展，不搞工业文明，放弃对物质生活追求，回到原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是在吸收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工业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为统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指导理念和实践取向，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

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和根本措施。建设生态文明主要目的是解决环境问题，最大制约因素是环境问题，薄弱环节和突破口是环境保护，成效最先体现也是环境保护。环境保护取得的任何成效、任何突破，都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贡献，直接决定着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

三、我国环境保护取得的主要成效

近年来，尤其是“十一五”以来，在建设生态文明、探索环保新路的引领下，各地各部门辛勤努力工作，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我国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一)强力推进污染减排。国家把节能减排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约束性指标。通过强化目标责任考核，狠抓工程减排、结构减排、管理减排，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由 2005 年的 52 %提高到 2012 年的 85 %，燃煤电厂脱硫机组比例由 14 %提高到 90 %。“十一五”期间，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分别下降 14.29 %和 12.45 %。2012 年全国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比上年减少 3.05 %、4.52 %、2.62 %和 2.77 %。

(二)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全面推进规划环评，完成环渤海等五大区域重点产业发展战略环评，开展西部大开发战略环评。严格建设项目环评，采取“区域限批”、“行业限批”等措施，2008 年以来，我部拒批 332 个、总投资 1.1 万亿元涉及“两高一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项目。制定实施环境经济政策，初步建立起包括绿色信贷、保险、贸易、电价、证券、税收等在内的环境政策框架体系。现行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达 1374 项。

(三)解决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2012 年发布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共 74 个城市 496 个监测点位已按新标准开展监测，并于 2013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时发布数据。强化饮用水源保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组织全国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状况评估，编制《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积极落实《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中央财政增设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2010~2012 年累计下达资金 75 亿元，支持重点防控区综合防治。强力推进历史遗留铬渣治理，全国堆存长达数十年甚至半个世纪的 670 万吨铬渣基本处置完毕。

(四)深化污染防治。国务院先后批复《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 年)》、《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深入推进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建立重点流域跨省界断面水质考核制度，完善考核指标体系。全国七大水系好于Ⅲ类水质比例由 2005 年的 41 %提高到 2012 年的 64 %;劣Ⅴ类水质比例由 27 %下降到 12.3 %。开展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试点，截至 2012 年底，中央财政安排 35 亿元，支持云南洱海、山东南四湖等 27 个湖泊生态环境保护。建立和完善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新机制，有效保障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期间的环境质量。

(五)加强生态保护和农村环境保护。国务院成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批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截至 2012 年底，全国累计建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63 个，已有 15 个省(区、市)开展生态省建设，1000 多个县(市、区)开展生态县建设，53 个地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工作。2008 年以来，中央财政共安排农村环保专项资金 135 亿元，实施“以奖促治、以奖代补”政策措施，支持 2.6 万个村庄开展环境综合整治，5700 多万农村人口受益。

当前和今后，我们主要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以 PM2.5 为主的大气污染治理;第二是以水污染治理为主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第三是农村盐田整治和土壤污染治理的行动和计划。环境保护的难点就是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环境保护新路。这个新路就是要遵循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基本要求。

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需要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和创新精神。我们将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敢于担当，攻坚克难，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切实改善环境质量，早日实现环保人天蓝水净地绿的梦想，为建设美丽中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光添彩。

第三篇：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

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通称《斯德哥尔摩宣言》)、《人类环境行动计划》和其他若干建议和决议。《人类环境宣言》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宣布对与环境保护有关的7项原则的共同认识  公布了 26项指导人类环境保护的原则

其中第21项原则对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该项原则首先肯定了各国开发自己资源的主权，但是同时也强调各国有责任保证在他们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会损害其他国家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

该宣言本身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属于“软法”的范畴，但是由于它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信念，对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宣言第一次概括了国际环境法的原则和规则，其中某些原则和规则成为后来国 际环境条约的有约束力的原则和规则。

 尽管这些原则和规则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它们为国际环境保护提供了政治和 道义上所应遵守的规范。

 为各国制定和发展本国国内环境法提供了可资遵循和借鉴的原则和规则。

这次会议还建议成立一个专门协调和处理环境事务的机构。同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建立一个专门处理环境事务的新机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斯德哥尔摩会议促进了国际环境条约的制订，随后又有许多重要的国际公约制订出来，内容涉及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大气污染、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和臭氧层保护等。这个时期是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较为活跃的时期，一些基本的原则、规则已经形成，国际环境法的框架基本形成。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又称“地球会议”。为纪念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召开20周年，1992年6月3日，联合国在巴西的“里约中心”组织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6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及10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大会上发言，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出席大会并讲话。这次大会是继197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大会的会徽是一只巨手托着插着一支鲜嫩树枝的地球，它向人闪昭示“地球在我们手中”。这次会议的宗旨是回顾第一次人类环境大会召开后20年来全球环境保护的历程，敦促各国政府和公众采取积极措施协调合作，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为保护人类生存环境而共同作出努力，会议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行动议程》，154个国家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48个国家签署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还通过了有关森林保护的非法律性文件《关于森林问题的政府声明》。

“里约宣言”指出，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世界各国应在环境与发展领域加强国际合作，为建立一种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而努力。巴西联合国环发大会之后，各国为履行环保承诺，作出了许多努力。2002年10月，为纪念联合国环发大会10周年，联合国在南非召开环境会议，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2002年8月18-20日南非约翰内斯堡全球法官专题讨论会通过的 法律的作用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约翰内斯堡原则

2002年8月18日至20日,来自全世界司法机关的成员聚集于约翰内斯堡,参加了由南非首席大法官阿瑟查斯 卡尔森主持,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赞助的法律的作用与可持续发展全球法官专题讨论会.专题讨论会结束时,与会法官通过了以下声明: 我们申明,我们坚守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2000年9月通过的《千年宣言》中发出的誓言,将“不遗余力,使全人类,尤其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致生活在一个被人类活动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资源已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要的地球”, 我们坚信,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问题会议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国际和国家法律律架构为结解决当今主要的环境威胁,包括武装冲突和对无辜平民的攻击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为此,应该进一步作出更坚定,协调和持续的努力,运用和贯彻执行这些法律制度,实现这些制度的各项目标, 我们强调我们对《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人权宣言的承诺,同时认识到上述宣言与可持续发展和维护法制息息相关, 我们回顾《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通过的各项原则,申明我们将恪守这些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各项基本原则的原则, 我们申明,独立的司法机关和司法程序对于运用,发展和加强环境法至关重要,而司法机关的成员和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为司法程序出力的人士是促进遵守,运用和贯彻执行国际和国际环境法的重要伙伴, 我们强调必须和平解决争端,以避免出现让战争武器通过毒剂,辐射,地雷和物质破坏直接造成环境恶化和无法挽救的损害的局面,避免出现让战争武器间接破坏农业和造成人民大规模流离失所的局面, 我们认识到环境保护方面的多边环境协定,国家法规和章程的迅速演变越来越需要法院依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解释和运用新的法律文书, 我们强调,全球环境脆弱的现状要求司法机关成为法制的监护人,勇敢而无所畏惧地运用和执行各项适用的国际和国家法律.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领域,这些法律将有助于减轻贫困和维持持久的文明,确保当今一代人将能够享受并改善所有人的生活素质,同时并确保今后几代人的固有权利和利益不会受到损害, 我们一致认为,司法机关可以发挥关键性的作用,通过在国际和国家各级加强尊重法制,将联合国《千年宣言》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团结,容忍,尊重大自然和共同承担责任等共同价值观变成行动,将上述人类价值观融入现代全球文明, 我们确信,司法机关由于十分了解环境法界限的迅速扩展,同时意识到司法机关在促进运用,发展和贯彻执行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法律,规定和国际条约方面的作用和责任,因而在增进公众对于健康和安全环境的关注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认识到,必须确保环境法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法律在学校课程,法律学习和各级培训中占据突出的地位,特别是在法官和参与司法程序的其他人士中占据突出的地位, 我们确信,缺乏对环境法方面的知识,有关技术和资料的了解,是造成运用,发展和贯彻执行环境法不力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深信尤其迫切需要通过司法程序,加强法官,检察官,立法机关成员以及在国家一级运用,发展和贯彻执行环境法,包括在多边环境协定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所有人士的能力, 我们认识到,受环境恶化影响最严重的是穷人,因此,迫切需要加强穷人及其代表捍卫环境权力的能力,从而确保社会地位较差的那些群体不会因环境的恶化受到不利影响,并使之能够享有在一个尊重和增进穷人尊严的社会和物质环境中生活的权利, 我们还认为,强国与弱国在保护共有的全球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相对能力和机遇不平等的情况将保护全球环境的责任更多地赋予了前者, 我们确信,正如1997年2月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通过的《内罗毕宣言》和环境署理事会2001年2月通过的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蒙得维的亚环境法发展和定期审查方案(蒙得维的亚第三方案)所表明的,运用和进一步发展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环境法,贯彻执行商定的国际准则和政策,加强参与促进环境法的运用和执行的人士的能力,是环境署在环境法领域工作方案的基石.我们就下列原则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些原则应能指导司法机关通过运用法制和民主进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各项目标: 1)通过运用,发展和贯彻执行法律和维护法制与民主进程的司法职责,全面承诺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各项目标, 2)实现联合国大会《千年宣言》各项目标,这些目标有赖于运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建立的国家和国际法律制度, 3)环境法领域迫切需要一种协调和可持续的工作方案,这一法案注重教育,培训和信息的传播,包括注重区域和分区域的司法学术报告会, 4)区域内和跨区域司法机关成员和参与司法程序的其他人士之间进行合作,对于使遵守,运用,发展和贯彻执行环境法的状况得到重大的改善至关重要.为实现上述原则,我们提议工作方案应包括下列各项: a)加强参与促进,运用,发展和贯彻执行环境法进程的法官,检察官,立法机关人员等人士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和具备必要的技术,资讯和材料的情况下履行职责的能力, b)加强公众对环境决策的参与,得到公正的审判以解决环境纠纷和捍卫与运用环境权利以及公众获得相关资料的程度, c)为全世界所有人民的共同利益加强分区域,区域和全球各级的合作和各国司法机关间的信息交流,以便从对方的知识,经验和专门知识中获益, d)加强学校和大学的环境法教育,包括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的研究和分析, e)让遵守,贯彻执行和发展环境法的情况有持续的改善, f)加强争取让公众在充分掌握情况的基础上进行参与的那些组织和倡议,其中包括媒体的集中关注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问题的能力, g)应由一个由代表各地理区域,法律体系和国际法院和法庭法官组成,由南非首席大法官领导的特设法官委员会审查并公布新产生的环境方面的判例,并提供有关的资料, h)环境署及其伙伴机构,包括民间社会组织应对特设法官委员会履行任务提供支助, i)发达国家政府和捐助社会,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和基金会应优先考虑对实施上述原则和工作方案提供资助, j)环境署执行主任应继续在蒙得维的亚第三方案的架构内对拟定并执行旨在改进环境法的运用,发展和贯彻执行的方案的工作给予领导.在根据多边环境协定和国家法律而适用的环境损害责任和赔偿法律的范畴内,这包括军事活动与环境,以及贫困与环境恶化之间关系的法律方面, k)本声明应由南非首席大法官提交联合国秘书长,作为全球法官专题讨论会对即将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贡献,并供随后向联合国会员国散发.2002年8月20日于南非约翰内斯堡通过.

第四篇：我国工伤保险发展历程

我国工伤保险发展历程

在我国，立法始于50年代初。此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的改变，工伤保险制度经历了逐步发展和改革的过程。大致可分为首次立法及其适用时期（20世纪50—80年代）、改革探索时期（20世纪90年代）和重大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等三个阶段。

（一）首次立法及其适用时期（20世纪50—80年代）

1951年2月，政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条例》（于1953年1月重新修订）。这部劳动保险综合法规对各项劳动保险待遇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将工伤保险列在各项保险项目之首。该条例对于工伤保险的制度构成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例如：在保险费的征缴方面确立了雇主责任原则； 在工伤保险待遇给付方式方面，确立了劳动保险基金与雇主分担责任的原则 在工伤待遇方面，包括了医疗和康复待遇、伤残待遇和死亡待遇三大部分，并确立了收入保障与就业保障相结合的原则。

根据《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当时工伤保险的实施范围主要是国营、公私合营、私营及合作社经营的厂、矿，以及铁路、运输、邮电、工矿、交通事业和国营建筑公司等；实施对象包括了上述企业职工、学徒工、临时工和试用人员。

1953年1月，劳动部制定了《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其中对工伤保险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同期还颁布了全国总工会制定的有关管理章程、卫生部制定的职业病名单和管理规定等一系列配套规章。此后，国务院及劳动部、卫生部等主管部门又多次就我国工伤保险的实施做了补充规定。1957年2 月卫生部颁布了《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的规定》，将危害职工健康比较严重的14种职业病纳入工伤范围，享受因工伤残和死亡的相关待遇。1978 年5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对退休、退职工伤人员的待遇做了调整。1987年卫生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的《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的规定》，将职业病划分为职业中毒、尘肺、物理因素职业病、职业传染病、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眼病、职业性耳鼻喉病、职业性肿瘤和其他疾病等9大类，共99种。

《劳动保险条例》是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制定的一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行政法规。自该条例规定并实施工伤保险制度以来，对于保障企业工伤职工权益、安定社会和促进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一制度也存在诸多不足或较大的缺陷，诸如：工伤认定范围过窄且不规范，待遇标准偏低而不符合基本保障和补偿的要求，伤残等级鉴定缺乏统一标准和鉴定机构不健全，缺乏工伤补偿与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的有机结合等等。

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已经平稳运行了15年的体系受到政治冲击而崩溃。工伤保险制度也进入了非正常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负责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管理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被停止活动，社会保险体系在中央政府宏观

管理层面上出现“真空”；“文革”的发生，打破了企业正常的缴费机制，原有的社会保险制度无法正常运转。1969年2月，财政部发出《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工作中几项制度的改革意见（草案）》，要求“国营企业一律停业提取劳动保险金，企业的退休职工、长期病号工资和其他劳保开支在营业外列支。”其后果是，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行为及其责任衰变为企业行为和责任。

此后，虽然《劳动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仍然是企业处理工伤问题的法律依据，但由于劳动保险基金被取消，工伤保险费用在企业之间的少量调剂也不复存在，使得我国的工伤保障险机制丧失了其应有的社会性和互济性功能，在某种意义上从社会共济制度蜕变为雇主责任制度。工伤者的医疗待遇、经济补偿待遇和工资待遇全部由企业负担。企业的工伤风险难以分散，抵御风险的能力十分脆弱。

（二）工伤保险制度改革的探索时期（20世纪90年代）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经济结构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经济体制、劳动工资、用人制度、生活费水平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工伤补偿制度覆盖范围窄、缺乏社会互济和分散风险功能、工伤认定标准模糊、缺乏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的有效手段、不利于劳动力合理流动等的弊端也日益显露，难以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建立社会化的工伤保险制度已势在必行。

•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政府开始进行工伤保险制度改革。

• 199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明确提出“改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制度”。

• 1991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中，提出“努力改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制度”。

2．《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实施

进入90年代，我国逐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经过前十年的改革，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已经或者正在发生重大的改变。随着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建立与完善劳动和社会保障立法的迫切任务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了“要努力改革工伤保险制度”的任务。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框架，其中包括“普遍建立企业工伤保险制度”的目标。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把工伤保险制度作为五项社会保险之一规定下来，并适用于我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这些都是改革工伤保险制度的法律依据和政策依据。

1996年8月，在总结各地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劳动部发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同年3月，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了《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

残程度鉴定》（GB/T 16180—1996）。标志着对多年沿用的旧的工伤保险制度开始了一次全面的改革。

《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在我国首次把工伤预防、工伤康复和工伤补偿三项工伤保险的任务结合起来，明确了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主要任务：其一，实行社会统筹，变“企业保险”为社会保险，分散工伤事故风险，使企业处于平等竞争的地位。其二，扩大实施范围，突破“全民执行、集体参照”的局限，把工伤保险覆盖面扩大到各类企业及全体职工。其三，规范待遇项目和标准，使工伤处理有所遵循，维护有关各方当事人的权益，减少工伤争议。其四，实行工伤保险与安全生产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是实行行业差别费率和企业浮动费率。这些工伤保险改革的重要突破，为工伤保险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但是《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在施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立法层次较低。《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作为部门规章，其强制力较弱，缺乏全面推行工伤保险制度的权威。主要表现是：各地方开展工伤保险的进度先后不一，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平参差不齐，天津、上海和西藏尚未实行社会统筹，对非国有企业约束力不强；近几年职工参保人数基本上在4300万左右徘徊，参保率未达到城镇职工的50%。

其次是制度不规范。全国仅海南省和广东省由地方人大立法，颁布了工伤保险地方法规，[25] 其他地区多以政府部门的规定或规章实施；不少省份仅是原文照转，没有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意见。因此出现了一系列管理的问题：一是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不到位，甚至工伤保险无专人管理；二是认定程序不健全，工伤非工伤界定不严格，各地掌握的标准不统一，工伤争议较多，处理难度大；三是分散风险的社会化机制未充分发挥作用，一些应该由统筹基金开支的保险项目仍由企业负担；四是差别费率不规范。

第三，覆盖面仍然过窄。覆盖范围仍主要集中在国有和集体企业，绝大多数地区工伤保险不包含乡镇企业。而城镇集体企业、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大多数没有参加保险。一些高风险的行业或大型企业没有纳入社会统筹。在未参加工伤保险基金社会统筹的企业中，大部分国有企业仍在继续执行劳动保险制度规定的工伤待遇。非国有企业的职工则缺乏必要的保障，对工伤职工只支付极低补偿金的现象仍大量存在。特别是在外资、私营、乡镇企业，职工缺乏劳动保护、订立“生死合同”的现象屡见不鲜。

第四，基金统筹层次过低。全国各地方普遍实行以市县为单位的基金统筹，调剂力度小，抗风险能力弱。一方面，由于产业分布不均衡，一些高风险度行业（如采矿、化工等）企业集中的市县费率过高。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更大范围的资金调剂，各市都想留有足够的资金以防备大事故后的补偿，一些地区因而将某些必要的待遇排除在保险项目之外，造成工伤保险基金结余过高。

第五，差别费率和浮动费率机制没有完全形成。有些地区没有按照不同行业特征和事故发生的管理确定差别费率，而是简单地按国有、集体、其他类型企业或工业、商业等类型确定不同费率，浮动费率也没有真正浮动起来。目前各

地实行的工伤保险制度的主要功能仍停留在经济补偿和分散风险上，工伤补偿与工伤预防相结合的机制还未充分发挥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工伤保险制度改革探索，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工伤律制度奠定了基础。

（三）工伤保险制度改革的重大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

1．我国职业安全与卫生保障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早期的工伤保险制度是针对工人赔偿而建立的。然而，事后的赔偿无法改变和消除损害的事实，无法遏制职业伤害事件的蔓延，也无力改变因失能而导致受伤害者及其家庭在社会生活中日益边缘化的结局。现代工伤保险的功能已不仅仅限于对工伤者给予赔偿，而是把它与工伤预防和全面康复结合起来。职业卫生与安全保障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社会发展与进步程度的标志。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为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加快了职业伤害保障方面的立法步伐，发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在安全生产方面，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年）、《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2001年）、《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02 年）、《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2002年）以及铁路运输、民用航空等特定领域安全生产方面的条例。在职业病防治方面，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1年），以及《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职业病危害事故调查处理办法》、《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第一批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职业病目录》等一系列行政规章和标准（2001—2002年）。在《职业病目录》中，我国法定职业病由原来的9类 99种增加到10类115种。我国职业安全与卫生保障法律框架已初步形成。经过长期发展，职业伤害保险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立法最为普遍、发展最为完善的社会保险险种，形成了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若干通行原则，主要有：雇主责任原则，无过错赔偿原则，赔偿与预防、康复相结合原则，科学鉴定标准和因工原则。其中“雇主责任原则”可谓职业伤害保险的立法渊源和理论基石。在雇主责任原则下，职业伤害保险呈现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性。即雇主承担全部缴费和赔偿的义务，受雇者享有获得完全赔偿的权利。

2．《工伤保险条例》的制定

2001年9月，劳动保障部根据国务院的立法计划，起草了《工伤保险条例（送审稿）》呈送国务院。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的组织下，条例送审稿先后征求了最高人民法院、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经贸委、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卫生部等30多个中央单位以及北京、上海、广东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意见，多次听取企业、医疗机构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经过数十次协调和讨论，形成了《工伤保险条例（草案）》。国务院领导也多次听取起草工作情况汇报。2003年4月，国务院第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工伤保险条例》，并以国务院令第375号发布，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还制定发布了《工伤保险条例》的若干配套规章或政策文件，各地方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2010年12月12日，国务院颁发586号令，对《工伤保险条例》若干条目进行了修改，并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工伤保险条例修改，体现了对劳动者保护倾斜的立法理念，劳动者在发生工伤后能够得到及时、充分的补救措施，有利于维护劳动者的健康权利，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工伤保险条例》是在总结我国建立劳动保护法律制度几十年以来的实践经验、特别是贯彻《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若干年来的经验的基础上，从经济结构和就业形式多样化变动的现实状况出发，参照有关国际法和国际通行准则，制定的一部规范职业伤害保险关系的行政法规。《工伤保险条例》提高了工伤保险的立法层次，增强了强制力和约束力；扩大了适用范围，将境内各类企业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纳入其中；把以往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明确了用人单位和职工的责任，科学地规范了相关的标准和工作程序。《工伤保险条例》的颁布，是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标志着工伤保险制度改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对于保障职工权益、促进安全生产、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经过长期发展，职业伤害保险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立法最为普遍、发展最为完善的社会保险险种，形成了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若干通行原则，主要有：雇主责任原则，无过错赔偿原则，赔偿与预防、康复相结合原则，科学鉴定标准和因工原则。其中“雇主责任原则”可谓职业伤害保险的立法渊源和理论基石。在雇主责任原则下，职业伤害保险呈现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性。即雇主承担全部缴费和赔偿的义务，受雇者享有获得完全赔偿的权利。

《工伤保险条例》。首先，国家强制雇主为劳动者提供职业伤害赔偿。其次，工伤保险适用于所有雇主和受雇者，表明职业伤害的预防和救济是各类雇主的普遍义务。第三，国家以社会保险方式，强制雇主之间建立“分散风险、互偿损失”的风险分散机制和共济机制，保障劳动者应当获得的赔偿不受用人单位支付能力的限制，不因用人单位亏损、破产、解散和存续形态的变更而减少或中断。第四，雇主单方缴费，体现了雇主单方责任原则，以及雇主的直接责任和完全责任。第五，雇主对职业伤害事件不仅承担过错责任而且承担无过错责任（如因职工的疏忽而发生的伤害、在途事故等），体现了无过错原则及雇主的绝对责任。第六，当工伤认定有争议时，雇主负有举证责任，体现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在我国，一个以《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和《工伤保险条例》为主体，以国家法律制裁的强制力为后盾，包括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在内的，事前预防、事中保护、事后补偿相辅相成的职业安全与卫生保障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其中，安全生产法律规范侧重于生产活动中事故伤害的事前预防和劳动保护，职业病防治法律规范侧重于生产过程中职业病特殊危害的预防和劳动保护，工伤保险法律规范针对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遭受事故和职业病伤害的事实为劳动者提供事后的补偿。三个方面互为补充、互相衔接、相辅相成，是我国劳动法律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五篇：我国物业管理发展历程

我国物业管理发展历程

任彬

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遇到许多机遇，面对更多的挑战。

关键词：物业管理 历史 问题 趋势（宁夏大学医院环境学院宁夏银川西夏区贺兰西路498号750021）摘要：我国物业管理从旧中国开始萌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蒜素发展，逐渐开始追赶世界的脚步，发展过

物业管理是房地产综合开发的延续和完善，是现在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上非常流行并得到蓬勃发展，被人们视为现代化诚实的朝阳企业。我国物业管理是在住房制度改革带来房屋产权格局变化，房地产综合开发带来大规模住宅小区建设，从而推动房屋管理体制变革的大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我国物业管理发展历史

1.1我国物业管理诞生发展

19世纪中叶到上世纪20年代，旧中国房地产业诞生。在这个时期，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沈阳、哈尔滨等城市建造了许多八九层，甚至10层以上的建筑。在当时，已经出现了代理租赁、清洁卫生和保安服务等专业性的经营公司，这是我国物业管理的萌芽时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开始逐步实行市场经济。现代化的物业管理才从香港引入。1988年伴随着深圳住房制度改革，房管制度的革新也陆续展开，此后的十几年内深圳的物业管理迅速发展，从小到大，从涉外商品房到普通商品房，由传统的房管式逐步发展为专业化、企业化和一体化招投标的三化一体的物业管理模式。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不断发展，物业管理行业也日趋成熟，物业管理越来越规范化，科学化，专业化。

1.2我国物业管理发展的特点

国内物业管理从产生初期的感性、无序，到迅猛发展的中期，再到平稳和理性的后期，走过了风风雨雨30年发展历程。目前，中国的物业管理市场已经日渐成熟。国内物业管理从产生初期的感性、无序，到迅猛发展的中期，再到平稳和理性的后期，走过了风风雨雨30年发展历程。目前，中国的物业管理市场已经日渐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物业管理法规更加完善，政府监管日趋规范；经过不断的行业重组，物业管理企业实力增强，市场化行为更加理性规范；专业技术重组使得物业管理的专业技术服务基本实现专业化、社会化；业主维权行为趋于理性；业主委员会的运行逐步规范并开始纳入政府监管范围。[1]

2我国物业管理存在的问题

2.1人力资源队伍建设滞后于物业管理发展水平

目前，我国有相当数量的物业管理企业的人力资源队伍在专业结构、知识结构等方面与物业管理的发展要求有较大差距。非专业人员做物业管理成为我国物业管理行业的奇怪现象之一。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分流人员、传统房管局（所）的转型人员等在一定程度上依旧充斥着物业管理市场，管理人员普遍素质低，服务不到位。《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第 33 条规定：从事物业管理的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但实际从事物业管理的人员中取得物业管理员职业资格的人数并不多，具备高级管理资格（如物业管理企业经理、部门经理、“三总师”等）的人员更是凤毛麟角，这种人才不足的局面，已经严重影响了物业管理行业向高水平发展。

2.2业主的物业知识缺乏

一方面，舆论宣传缺乏明确的政策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某些媒体为了吸引观众、读者，缺乏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肆意扩大物业管理中的矛盾报道，或者受企业恩惠为企业摇旗呐

喊。热衷于典型事件的吵作，而缺乏对社会、对企业、对业主的理性引导和宣传，甚至缺乏公正而深刻的思考。

2.3物业管理收费难是物业管理企业发展的羁绊

《条例》中规定业主的义务之一是按时交纳物业服务费用。在物业管理中也应该贯彻“谁享用，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以形成物业管理资金的源泉。但是，传统的福利住房消费观念还有相当的惯性，服务标准与收费标准不符等现象时有出现，许多物业公司收费范围和价格透明度低，有的公司收取物业费后，一些维修工作仍需要缴费，而物业公司提交的物业收费预算、决算等财务报告也存在问题，收费难问题依然困扰着各物业管理企业，这些都极大的影响了物业管理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使物业管理主体双方产生了后续的不良连锁反应，也遏制了物业管理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2.4物业管理企业规模小，缺乏市场竞争力

据资料显示，1997 年底我国约有物业管理企业 7 000 家，至 2003 年底达 2 万余家，增长速度极快。建设部 2003 年颁布的一级资质物业管理企业只有 78 家。尽管物业管理企业数量较多，但市场份额普遍较小，经营管理水平更是参差不齐，企业缺乏创新能力，相互模仿严重，既不利于自身发展，也不利于抵御港澳台地区及外国同行的“入侵”。

2.5物业管理法制建设仍需进一步完善

随着我国住房制度的改革，从福利分房转向个人购房，随之而来产生居民小区的物业管理问题，但由于我国的相关法律体系尚未出台，近两年引发多起群体纠纷。虽然 2003 年国务院出台了《物业管理条例》，相关部门又陆续颁布了《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等行政规章，但现有的物业管理模式基本上是一种剥夺业主选择权、强迫业主接受有资质（甚至没有资质）的物业管理公司管理模式，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区管理”课题组对北京 70 个居民小区的调查结果显示，住房质量引起严重纠纷的小区占 22.8%，与物业管理公司发生严重纠纷的小区占 80%，随意修改规划的小区占 34.2%，产生肢体冲突与暴力冲突的占 37%，在所有这些纠纷中因公用财产被严重侵占的占 60%，这充分说明现有管理模式存在着弊端。

2.6地区间发展不平衡

从我国物业管理的发展实践看，南方地区、经济发达地区、沿海城市和大城市物业管理开展比较早、发展快；北方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内陆城市和中小城市相对较慢。深圳市是全国物业管理发展较好的城市，在建设部公布全国第一批 40 家物业管理资质一级企业中深圳占了 18 家；全市有 146家住宅区获得“全国城市物业管理优秀小区”称号，占全国的 1/7.据不完全统计，2002 年底全国实施物业管理的覆盖面已占物业总量的 38%，经济发达城市已达 50%以上，这说明，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不发达地区在物业管理方面的差距相当大。[2]

3我国物业管理发展趋势

近些年来，我国房地产业迅速发展，物业服务伴随着房地产的发展也在不断寻求突破。市场的需求正交汇于一点，那就是物业管理将不仅仅局限于安防、绿化、维修等产业链的末端服务，还要求物业服务企业能给客户提供更多的对物业资产管理方面的有效支持。

物业管理升级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物业管理专业化，最根本的目标其实在于降低管理成本并使物业保值增值，这也正是对物业进行资产管理的价值所在。

资产管理，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特指证券市场范围的资产管理业务，在此不赘。广义上则是指资产管理人接受资产委托人的委托，依照委托人的意愿或请求，对委托资产进行管理运作，以实现特定目标的行为。这种特定目标可能是资产保值、增值，也可能是其他目标。对不动产的物业管理，即住宅区、写字楼及其他楼盘的业主委托专业机构管理，是最

典型的资产管理。

将物业管理上升为资产管理，不仅能使拥有的物业资产保值增值，更能通过一系列资本运作，使其成为一种新的资本，增强资产的流动性，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况且物业服务企业进行资产管理具有一定优势。

鉴于中国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物业管理作为其后续产业，必将随之不断成熟。成熟的物业管理市场，是由成熟的房地产市场、成熟的开发商、成熟的客户（业主）以及成熟的物业服务企业来共同实现的。资产管理作为物业管理未来的发展趋势，还需要各方面做进一步探讨。

21世纪，是中国物业管理行业由发展、完善到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物业管理行业将要进入一个市场竞争激烈、管理趋于完善、服务理念不断提升的时期。对物业管理行业而言，面临质量理念和品牌理念的角逐、市场环境的变化、竞争格局的形成、高新技术的应用以及消费观念的更新等问题，要求物业管理企业从服务观念到服务方式，从经营理念到市场定位，各方面都要作出相应的变革，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回顾我国物业管理行业发展的30年历程

[2] 汤宜林 我国物业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