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华文化与古以色列的渊源
中华文化与古以色列的渊源
一旦投入对献祭体系历史的研究中,散落在远古历史记录中关于中国人对真神的敬虔的认识,以及那些让我惊讶的历史细节,我开始确信中国古人曾以旧约中所规定的相似的方式敬拜宇宙的创造主,不再是之前我认为是缺少根据、难以信服的事了。同时,我也开始察考了中国文化及历史的其它方面。我将这些零散的信息整合在一起,研究得出的结论,如旧约圣经中《创世记》十一章所记载的,在巴别塔时代,人类的语言被真神混乱后,万国被驱散,其中有一支是远古的中国人。
在四散的万国中,有一些人离弃了真神,另一些人则继续跟随真神。我相信,迁徙到中国大地,建立中华文明的族群,是一群敬畏真神的子民,他们继续按照真神的规定敬拜他。本书将通过以下七个明证来证实,中华民族的先祖确实是这样的人。
论证的根据
1.中国古汉字的构成,证明了中国先人揭示了人们对《圣经》中所描述的早期人类事件的普遍认知;研究中国古汉字的构成,与圣经所描述的人类早期的事件,有部分相似的内容,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先人对这些事件是非常了解的.
2.中国古人所敬拜的创造主真神的品性,与《圣经》中表明的真神的属性是基本一致的。
3.中国到最后一代的清朝皇帝,仍旧在天坛祭祀上天,这种敬拜上天的仪式被称为郊祭,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敬拜形式。更重要的是,这个持续了长达4,000年的献祭体系,与《圣经》中所教导的献祭的意义相同。
4.一些十六至十九世纪的西方学者们的研究,也支持这样的观点:中国古人所敬拜的真神与《圣经》中的真神极其相似。这些专家都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知识巨匠,他们熟知现今已经不复存在的一些历史文献。就他们的才智、学识及美德而言,至今仍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
5.中华民族与希伯来民族之间,对真理的理解,尤其是人与创造主真神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对社会的责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既然真神是所有真理的源头,真神一定将他的真理普遍启示给了世界各族,中华民族的先人是接受了真神的普遍启示的。
6.中华民族并非如以色列民族那样,是“真神的选民”,本书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古代统治者明白他们是向一位公义而至高的真神负责,通过服侍人民来服侍真神。因此推行了一种敬虔的方法来遵行天道,他们自觉有义务通过良善和谦卑来治理国家,那就是中国从百姓到帝王都追求的“仁政”。
7.中国远古典籍里保存了一些重大星象的记录,与《圣经》中主要的星象事件是相互印证的。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的星象记录相互确认、支持,证实两个民族的记录是可靠和准确的。更重要的是,中国远古的记录不只是简单地记载天象的时间,还包含了对这些天象的解释。这些解释与《圣经》所阐明的意图惊人的一致——那就是要引导人类认识真神,明白真神的旨意。
经常出现的两个极端观念是:1,我是中国人,我追随祖先灿烂文明所传承的传统与美德,我不接受外国的洋教,免得被异化。2,我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中国传统的文化我要彻底拒绝,因为传统文化与基督教的信仰是冲突的。这两种观点都是因为不了解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真相所致。真神是属于全人类的,他并不是人类理解力与想象力所限制的那一位,真神的作为从亘古到今天,融汇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中,真神也将他救赎全人类的计划分步骤、循序渐进地启示给不同国家与民族的人。中国古人所认识与敬拜的真神,在许多方面都与希伯来民族、基督教经文中的第一卷书《创世记》中的真神相同。不过远古时代的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无法知晓真神的救赎计划,这奥秘最终在2000年以前,通过耶稣受难彰显出来,使全人类豁然明白。
假如只有一个证据、一个事实是不足以证明我所要阐述的观点,也不能令人信服的。通过本书里许多证据的汇合,可以证实远古的中华民族的祖先是认识真神、敬畏真神的一群人,而且按照《圣经》中真神规定的方式一直敬拜他。
真神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散布许多线索,让现今的中国人依旧可以寻找到他,认识他并且爱他。而耶稣基督就是这些线索最终的指示。这位真神的儿子出生在一个犹太人的家中,耶稣来到世界的事实,也是中华民族集体潜意识中最真切的盼望.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真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血脉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真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
使徒行传17章24-27节
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像一棵大树的两个分枝,各具特色又同出一源,因为真神是这两个民族共同的根。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表明了真神的作为始终没有离开中华大地,真神的恩手保护着中华的统一与独立,当世界历史上所有强盛的古代帝国,例如巴比伦、波斯、罗马都消亡了,广大的国土分崩离析,如今成为许多的小国,惟有中华民族依旧生活在古老帝国留下的版图上,依旧将古老的文明在现今的世代重现他的光芒,并且从贫病孱弱的境地中逐步强大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圣经里说:真神尊重那些敬畏他的人,从每个个人到整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如此。
无论认为自己离开真神有多么遥远,或者像我曾经有过的“忘记文化传统”的念头,实际上,真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并非撇下人类中的许多民族任其沉沦,只在一小群人中间当真神;他的心意是要让全人类都回到他的面前来团聚。本书所引用的资料,意图是要引发读者对一位积极的、密切接触人类事物的真神有所认识,明白真神对中华民族的爱。因此,无论对真神抱着什么样的认识,我希望读者能以开放的心态来读这本书。
第二篇:古“蓝田人”与秦岭神话传说的渊源
古“蓝田人”与秦岭神话传说的渊源
从“盘古开天”到“女娲补天”,从“夸父逐日”到“精卫填海”,从“大禹治水”到“愚公移山”,这些仅存零星却又耳熟能详的神话传说,反应的是远古人类朦胧的审美形态——英雄崇拜,解决的都是人与自然的斗争关系——人如何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需要具有神性的英雄驱除灾难,扭转乾坤。这些神话故事,经过漫长的口耳相传和反复演绎,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精神的缩影。
当我们打开历史典籍,似乎很难从这一幕幕的神话传说中,确切地找到我们究竟来自何处?我们在感叹远古英雄以一己之力拯救苍生时,难免会对神话的“创世说”产生疑问。人类的起源,远不止“上帝说我要光,便有了光”这么简单。
2013年10月14日,“寻访大秦岭”团队抵达蓝田猿人景区
人类起源说的“神造论”
关于人类起源的探索与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息。每个区域,根据各自的文化传统,都演绎出属于自身的“人类起源说”。埃及神话认为,人类及世间万物,都是一个叫做“努”的神“呼唤”而来,“努”呼唤男人、女人,世间便有了男人和女人。北美印第安神话认为,天地是由神创造的,人是神从地下带到地上开始繁衍生息的。日耳曼神话认为,人类是由一个叫“欧丁”的神用两棵树变的,雄伟的树成了男人,婀娜的树成了女人。希腊神话和澳洲神话说,人是由各种动物变的。而中国神话认为,人类是由女娲用泥巴捏出来的。尽管神话内容千差万别,但神话产生的前提都是,地球曾经经历过一场大洪水,洪水之后,存在于不同地域的诸神,纷纷用超自然的方式造出了人类。神造人的方式都是“我要人类”,于是,世界便有了人类。
达尔文《物种起源》从进化论科学角度,提出人是从低等的脊椎动物逐步演化而来的,其演化序列是: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哺乳类→人类。那些从森林迁徙到平原的类人猿,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逐步进化成了现代人,这个论断虽然对“神造论”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同样是科学研究对这一论断提出了质疑:虽然猿跟现代人很相似,但是分子生物学证实,猿细胞无法变成人细胞。既然进化是一个持续不断过程,现代人也不是进化的最终端。那么,人类再进化之后将是什么?没有答案。
关于人类起源相对而言,动物进化论还是比玄乎的神话传说,更加符合现代科学精神,也更能信服于人。
那么,就让我们先抛开人类起源的学术争论,到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大秦岭,看看这里的远古居民是如何生存的。或许,我们能够从科学的角度,来发现那些起源于大秦岭的神话传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依山而建的“蓝田猿人景区”展厅
蓝天人的发现将人类历史提前了115万年
2013年10月14日上午,我们抵达蓝田公王岭。公王岭在蓝田县城东南17公里,有一个黄土塬,前临灞河,后依秦岭,这里是“蓝田人遗址”。
1964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万波一行在蓝田进行田野考察时,在公王岭的红土层底部的钙质结核土中,发现了一个基本完好的中年女性头骨化石和一批古生物化石、旧石器等。在前一年,曾在距公王岭22公里处的陈家窝村,也发现一个老年女性的下颌骨化石和牙齿10余枚,它们同被命名为“蓝田人”,是亚洲北部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
1929年,北京周口店发现的第一颗猿人头骨,曾将人类历史的起源提前50万年。而“蓝田人”的发现,则将这一历史提前约115万年。这一发现,也证明早在100万年以前,秦岭一带就有古人类活动,秦岭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关于人类起源,考古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全人类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即“夏娃”说。约400万年以前,由于剧烈的地壳变动,形成了巨大的断裂谷,裂谷两侧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地的森林古猿,开始向其他地方迁徙,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
为了采集树上的野果、奔跑及与其他动物搏斗,原本爬行的古猿,逐渐地学会了直立行走。从爬行到直立,这一个小小的动作进化,经历了约200万年。这些来自非洲大陆的古猿,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是原始的古人类。
一种认为,人类起源存在“多中心”,即不同区域的古猿,在长期的生存进化中,形成了具有区域文化特征的古人类。“蓝田人”的发现,为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随着中国人类起源考古的持续发掘,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境内已经发现200多万年前的巫山人、湖北建始人,170多万年前的元谋人,115万年前的蓝田人,35万年前的南京人,30万年前的和县人,十几万年前的长阳智人等古人类遗迹,构建起中国人类在本区域自行进化的时间轴,彻底推翻了非洲是“人类起源圣地”的论断。
秦巴山区在200多万年前还是森林和草原,现在的地貌形成于5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期。由于剧烈的造山运动和山水的侵蚀,形成了山高峡窄、地势险峻的峡谷特征。由于植被丰茂,物产丰富,气候比较宜居,因此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环境。
也正是从中国版图上广袤的西南山区,走出了巫山人、建始人、元谋人、蓝田人等,留下了人类200万年来连续演化而一脉相承的文化系统痕迹,他们是华夏民族的祖先。
“蓝田人”头骨与“陈家窝人”下颚骨化石
从头盖骨判断人类净化历史
“蓝田人”遗址博物馆已变身为终南山世界地质公园的“蓝田猿人景区”。“蓝田猿人景区”跟我们见到的其他景区一样,也正在修建,院子里堆积着建材,抽水管像蛇一样蜿蜒在台阶上,积水中有绕不开的黄泥巴。秋雨瑟瑟,枯叶遍地。管理人员打开紧邻土丘脚下的陈列室,室内的地板却擦得净光照人。我拖着两脚泥水的脚,在门外犹豫,见管理员在洁净的地板上留下一串湿漉漉的脚印,站在陈列柜前等我,只好也尴尬地跟着进去。
陈列室的成品极其简单,除了几块古猿头骨化石,以及其他一些动物的化石,别无他物。管理员从发现于公王岭的那具“蓝田人”头盖骨讲起。
公王岭的头骨化石包括完整的额骨,大部分顶骨,右侧的颞骨和上颌骨(附有第二、三臼齿),大部分左鼻骨和右鼻骨的鼻根部,以及1颗左上第二臼齿,同属于一个30多岁的女性个体。
这具中年女性的头骨,明显大于现代女性小清新头颅。眉嵴硕大粗壮,在眼眶上方几乎形成一条直的横嵴,两侧端明显向外侧延展。眉嵴与额鳞之间的部位明显缩窄。额骨非常低平,头肌骨壁极厚。额头、眼眶、上颚处,生有厚厚的、呈金黄色的泥土形成的化石,已经与头骨融为一体。乍一看,好似套上了一个坚实的面具。
发现于陈家窝的那副下颚骨,就在公王岭头骨的旁边。令人诧异的是,这副老年女性的下颚骨,竟然保存有完整的牙齿。“蓝田人遗址”展厅“蓝田人”(左)与“北京人”(右)头像复原对比图
为了更清晰地区分“蓝田人”和“北京人”,在这两副头骨化石旁边,是两具复原的古人类头像。“蓝田人”额头及嘴部特别凸显,更接近于古猿。而“北京人”则稍稍内收,脸部略微扁平,更接近于现代人。
据管理人员讲,“蓝田人”头骨化石的骨壁厚度超过“北京人”。同“北京人”头骨相比较,“蓝田人”头骨各部分的厚度,基本上都位于它们的变异范围的上限,有些甚至超过最大数值。“北京人”顶骨处6个头肌的平均值为7~9.9毫米,“蓝田人”则为16毫米。“蓝田人”头骨的高度是所有直立人中最低的一个。“蓝田人”的脑量估计为780亳升左右,而“北京人”为850~1300毫升。因此可见,“蓝田人”比“北京人”更古老。
由于分别在蓝田两处发现了古人类遗骨,起初研究者将二者统称为“蓝田人”。而事实上,陈家窝出土的那具老年女性的下颚骨,从形态来分析,更接近于“北京人”的进化程度,因此,现在又给陈家窝出土的下颚骨以“陈家窝人”命名。陈列馆内,还展出了十几副动物化石,有原始野牛、蓝田剑齿虎、东方剑齿象、葛氏梅花鹿等,它们在50万年前的那次地壳运动中,大部分已经灭绝。发现于公王岭的原始野牛头骨化石
蓝田人和石器工具和其他物种
沿着“蓝田人”陈列馆后面的石阶而上,是一个平台。平台的中央有一个亭子,亭子里树有一尊“蓝田人”头部复原像。亭子的后面,是厚厚的黄土坡,依坡而建有“新生代底层剖面保护厅”,里面是十几米厚的底层剖面。保护厅内搭建有脚手架,两个工作人员在脚手架上用毛刷清理土层。底层剖面按照不同层次的土质结构及所发现化石的形态,贴有不同特征的标签。
半个世纪前,正是在这些古老的砾石层中,发现了那具中年女性的头骨。除此之外,还发现哺乳动物化石42种,不但包括较多的华北中更新世常见种属,如中国缟鬣狗、李氏野猪、三门马和葛氏梅花鹿等,还存在少量的第三纪残存种和第四纪早期典型种,如蓝田剑齿虎、中国奈王爪兽、更新猎豹和短角丽牛等。
经研究人员对公王岭动物群化石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它们具有强烈的南方动物种属特点。比如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华南巨貘、中国貘、毛冠鹿和秦岭苏门羚等动物,都属于华南及南亚更新世时期的森林性动物。
根据这一发现,研究人员得出两个结论。一,当时蓝田一带气候温暖、湿润,林木茂盛,适合古人类及上述动物群生存。
二、当时秦岭山脉并不像现在这样高大雄伟,成为南北气候的分水岭,尚未形成阻碍南北动物迁移的地理屏障。因此,生活于今秦巴以南的古人类和动物群,可以根据气候的变化向北自由迁移。
在陈家窝也发现哺乳动物化石14种,它们多半见于公王岭,但也有晚更新世的动物,软体动物基本上现在仍生活于华北的种类。动物群存在如此大的差别,这一事实也反映了蓝田两处古人类遗址所产生的时代不一致。这也是学者认为“陈家窝人”的时代晚于公王岭,大致和“北京人”的相当的重要依据。
那么,当时的“蓝田人”懂得使用生活生产工具吗? 在蓝田的中更新世地层里,共发现200多件石制品,其中,出土于公王岭含化石层和稍晚层位中的有13件,另外一些则出自附近20多个地点。这些石制品包装砍斫器、刮削器、大尖状器和石球,还有一些石核和石片。它们多半用石英岩砾石和脉石英碎块制成,比较粗糙。石器中最有特色的是大尖状器,断面呈三角形,又称“三棱大尖状器”,表明大尖状器是“蓝田人”时代最重要的生活生产工具。刮削器有直刃以及凹刃、凸刃和复刃四种形式,前面有刃,背部是原石,有手柄,便于握持,用于刮削木制工具、剥取兽皮。
另外,在公王岭化石层中,还发现了三四处灰烬和灰屑,散布范围均不大。这证明,一百万年前的“蓝田人”,已经知道用火来取暖或烧烤食物,具有与动物截然不同的早期人类的生存智慧。公王岭“蓝田人”头像复原雕塑 站在公王岭,远翘不远处的灞河冲积平原,近看肥沃的黄土塬梯田,可以想象,在50万年前的那次造山运动之前,这里曾是亚热带森林覆盖,草地平坦,水源充足,气候温润。
“蓝田人”在森林中采集野果,挖掘块根。他们独自捕捉小动物,用来充饥。群体围攻大猛兽,出于自卫,也是出于对于食物的需求,他们将战利品分而食之。他们勇敢地面对一切来自大自然的挑战,忍受风雨雷电的摧残,也反抗比自己强大的猛兽、毒蛇的攻击。在漫长的生产劳动中,他们慢慢懂得打造石器来提高捕食的效率,也学会了采集火种来取暖和烤食。
他们遵从“强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当地质运动引发的灾难来临,他们恐惧地在大地上狂奔,被山体埋葬,被洪水淹没,被地缝吞噬,被岩浆化为灰烬,大部分死于自然灾难,只有小部分幸免于难。
隆起的秦岭山脉,下陷的沟壑峡谷,改变了原本适宜的气候环境。幸免于难的那一小部分,有些开始漫长的迁徙,寻找新的生存环境;有些则逐渐地适应了新的环境,仍旧在故有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又经过数十万年的进化,他们变成了跟现代人极为相似的早期人类。
当我们了解了古猿人在秦岭一带的生存和繁衍,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诸多的人类起源神话诞生于这片大山之中。
数十万年前,在此生息的古猿及其他生物由于地壳运动,被掩埋于这些厚厚的黄土之下
凡事皆有神迹,只需用心体会。
这个世界,总有科学也解释不了的问题。这个世界,总是有神话也给不出的谜底。这个世界,也总是有存在的合理。从华胥氏到伏羲、女娲,再到炎黄二帝,及所有的传说故事,其实,都是一种“口承文化”,随着时间的历练和反复演绎,某些已经失真,但当我们透过历史岁月的迷雾,从历史考古的角度去伪存真,重新发现传说背后符合自然科学常理的蛛丝马迹,我们还是可以触摸到那些远古历史的脉动,以及构成历史的主角鲜活的面孔。
他们是真实的存在,曾经给予他们领导的团队成员以信仰、勇气和力量,去挑战一切可以挑战的困难,去战胜一切可以战胜的敌人,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幸福,建设家园,繁衍后代。
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人,他们也是被交口称赞美化了的神!他们是秦岭孕育的人,至今也还是被华夏民族信奉的神!
第三篇:孙子兵法与中华文化
孙子兵法与中华文化
摘要:《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体现中华文化,受中华文化影响,又反过来影响着中华文化。
关键词:孙子兵法,中华文化,慎战,辩证思维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中国古籍在世界影响最大、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孙子兵法》曾被誉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遗孙子”。它所阐述的谋略思想和哲学思想,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中。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已被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孙子兵法》不仅仅是一部兵书,不仅止于中华文化中的重要遗产,她更是华夏智慧与朴素思想的象征。它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中,体现着中华文化,又以其独特而强大的能量反哺着中华文化。
《孙子兵法》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非战”、“和”的精神。《孙子兵法》虽然是一本以战争指导为写作目的兵书,但其本质却又是反对战争的。《孙子·计篇》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它强调“慎战”,不轻易发动战争,强调“先胜”,使用“软实力”战胜对手,而避免正面的硬碰硬的战争。《孙子》开篇就指出了“慎战”的重要:“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作战篇》和《用间篇》开头,孙子又重复论述了战争对国力的重大消耗以及对国家的潜在危害(“诸侯乘其弊而起”)。这是《孙子》全书的基础。这与道家“不争”的思想有相通之处,老子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争”怎么能善胜?那就是使用“伐谋”、“伐交”的手段了。这种“不争”并非如墨家“非攻”思想一般全面否定竞争,而是指将竞争限制在社会道德所能容纳的范围之内。在这种思想之下,战争仅仅是一种用于解决争端的,与换质、联姻等并列的外交手段。而达到这种目的的方法就是用“礼”“义”来限制战争。强调进行“正义之争”,将战争纳入进步的轨道中去。孙子兵法虽然是战争的学问,但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和平。正如武术要讲武德,孙子兵法高深的兵学思想也该被运用于维护和平的事业中,这才是孙子的真正愿望。
正是基于“慎战”的思想,孙子的新式战争观体现了前所未有的实用主义。孙子兵法在具体运用上的核心战争指导思想就是:最小的消耗达成最大效率击败敌军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使用“兵以诈立”。这个“诈”除了战术上的欺蒙敌人之外,更多地是从战略的高度上讲的,即在变化中争取战争的主动权(因而也不会对战争的性质——“仁义”与否——产生影响):“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具体说来,“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一是“任势”,二是“诡道”。
实用主义的另一方面是指,《孙子兵法》侧重的不仅是对战争理论的阐述和总结,还包括战争实践的指导。这部兵法对战争实际有着非常强的针对性,在历史上有着非常强的实践价值。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实用理性”。“实用理性”扎根于农耕文明,体现在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文以载道”、“经世致用”,中国人的思想对一切事物的观察都以这些事物对人的关系为基础,看它们有无道德的应用价值,有无艺术价值。孙子兵法也正暗合了这点。《孙子兵法》还有着朴素的辩证思想。如果说,基于对战争现实深刻认识的“慎战”思想更多体现了孙子军事思想的务实的话,他的辩证转化思想则达到了高超的艺术境界。
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各种因素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双方关系的“主、客”,天时地利的“险、易”,士卒状态的“勇、怯”,战争行为上的“进、退、攻、守”,等等。孙子认为,这些矛盾关系都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战争制胜的根本就在于充分利用各种条件,使这些关系向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老子》一书揭示了事物的矛盾性,并认为矛盾对立的双方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孙子的这种兵法上的辩证思维明显受了道家“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的哲学辩证思维影响。
《孙子兵法》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道家和儒家思想。除了上述的“不争而胜”和辩证思维以外,它提倡的“避实击虚”、“以迂为直”等思想,造势、分合、治气等方面,也体现了老子的“以柔克刚”思想。另一方面,孙子提倡的师出有名,强调战争的正义性,“慎战”的思想,也体现了儒家的仁爱与民本思想,这就形成了中国自古以来非扩张性和非侵略性,以防卫与反击为主的战争战略思想。
《孙子兵法》的成书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了中华文化本身。
春秋时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讲究“为战以礼”战争的目的是分出胜负,而非决出生死。往往两军对垒,左军对左军,右军对右军,中军对中军,三站定胜负,击溃对方也不去追杀,败的一方还保有兵力也不再战,这是一种很“骑士”的精神。
公元前589年的齐晋鞌之战,齐国的邴夏请求齐顷公杀死晋国将领韩厥,顷公就以“非礼也”之由未许;而当晋军要俘获齐顷公时,还得拜两拜,向他行稽首礼,以极为委婉谦卑的口气向被俘的尊者解释,说明逮捕他是万不得已的。
公元前638年的泓水之战,宋国因恪守“为战以礼”的原则,不愿趁楚人势弱时进攻,而被楚国击败,面对国人的责怪,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解释说:“君子作战,不再次击伤已经受伤的敌人,不抓敌军中的老人和孩子。要像古代打仗的,不困敌于险形,不击鼓出击还没摆好的阵势。”这场战役可能对孙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宋襄公的做法被后人看作迂腐,然而他却是“为战以礼”的一个典范,这个典范的失败说明,在战争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前,很多旧有的军事思想都要改一改了。春秋末期,已经有不少将领贤士从战争实际出发,讲究“以正合,以奇胜”,成为新兴战争观的先声。但直到孙子的“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等观念的出现才真正脱出了旧有的战法的桎梏,将新型战争观系统化、理论化。《孙子兵法》在中国被奉为兵家经典,后世的兵书大多受到它的影响,对中国的军事学发展影响非常深远。自成书以来,中国古代的战争一再地向诡诈化,残忍化发展。在孙子后的战国时期,无所不用其极的战争手段愈演愈烈,兵车这种观礼性的打斗模式,也慢慢改成胡服骑射。战争的残忍性在加剧,坑杀四十万赵卒的事情也有了„„当然,这些情况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并不能怪罪于《孙子兵法》,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明显催化加速了战争手段的进化。这种进化持续了整个封建王朝时代。《孙子兵法》不仅在军事思想方面十分先进,而关于治军方面的管理思想近年来也受到国内外的重视。老子与孙子被列为几十位有影响的管理思想家之首。在一个企业中如同在一个军队中一样,官兵素质、教育训练、管理协调、赏罚激励等同样构成“企业文化”的要素。在军队中士气的重要不言而喻,在企业和其他单位中,人际关系尤为重要。孙子最早表明,军事除了硬件之外,软件的重要性。
《孙子兵法》同儒家思想共同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而这种思想完全深入到现代人的思想之中,使得中国人的思维与西方人产生了普遍性的不同。这种不同可以在人们常说的“西方人的思维是直的,中国人的思维是弯的”这句话中看出。严格来说,中国人的思维里有着“计”的烙印,这是几千年来世世代代遗传的结果,中国的文化中本就有着孙子思想的难以抹消的影响。
综上所述,孙子是一位值得我们为之感到自豪的伟人,《孙子兵法》是一部博大精深,恒久不衰的巨著,它体现着中华文化,又以其独特而强大的能量反哺着中华文化。《孙子兵法》是一部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文化,同时又提升中华文化到达一个新的历史高度的不朽著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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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昌明,《孙子兵法》与中国文化,[EB/OL]http://wenku.baidu.com/view/18c7a1f5f61fb7360b4c6504.html
第四篇:典型报道:渊源与命运
典型报道:渊源与命运
作者: 张威
关键词: 典型报道┊阅读:724次┊ 内容提要
News=消息,Feature=特写,Investigati ve Report=调查性新闻报道,Indepth Report=深入报道„„ 以比较新闻学的眼光观察,在新闻写作的形式方面,西方拥有的新闻样式大都能在中国找到一致或近似的样式,具有某种普适性。然而,有一种报道形式在当代西方是找不到的,那就是典型报道,它是前苏联特别是中国新闻业独有的景观,不具普适性。换句话说,典型报 道是社会主义新闻最重要的特征,是横亘于中西报道形式之间的分水岭。
有关典型报道的讨论自80年代末期的热潮之后一直处于低谷,然而,近来的研究表明,对典 型报道的认识和诠释远远没有到位。本文着重探讨典型报道的渊源、实质并试图解析这种特 殊的报道形式在中国的历史命运。[1]
引言:现存文献研究
长期以来令学界困惑不解的现象是:尽管典型报道在划分中西报道形式方面的意义如此重大,但它似乎没有引起西方研究中国传媒学者足够重视。80年代研究中国、西方和第三世界传媒和报道的重要著作马登的《媒介比较研究》、迈瑞尔的《世界新闻大观》、李金诠专门研 究中国传媒的著作《政治和新闻的内部斗争》、《媒介中国,中国媒介》等,对中国传媒的很多特点都做了种种描述和探讨,其中包括客观报道、宣传等问题,却独对典型报道视而不见。造成漠视的原因很可能是西方学者没有将典型报道作为一种新闻的样式摄入研究的视野,也就是说,他们不承认典型报道属于新闻的范畴。[2]
相对来说,国内新闻学者对典型报道的研究探讨一直是比较活跃的。以下的篇目是一些比较 重要的文献:安岗的《论典型报道》(1982年)着重对各时期的典型现象作了辩证分析;吴庚振的《论新闻典型和典型报道》(1986年)对典型的基本特性、典型报道的基本原则以及如何搞好典型报道等都做了论述;陈力丹的《典型报道之我见》(1987年)发掘了典型报道的沿革和历史,认为典型报道《将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消亡》;余小萄的《浅议“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对典型的选择等问题作了阐述;张芬之《关于典型报道的讨论综述》(1988年)全面衡量了典型报道的历史功过;时统宇《关于典型报道的各种观点》(1989年)针 对陈力丹《要淡化典型报道的观念》对各种意见进行了归纳总结;李良荣的《树立典型》(1989年)从宣传的角度谈了树立典型的方法;刘建明的《典型报道》(1991年)则对新闻典型共性与个 性作了辨析。吴廷竣顾建明的《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新闻思想》(2001年)认为典型 报道理论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一部分,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突出特征。[3]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上述文献没有或很少将典型报道放在一个国际传媒舞台上来研究,所以对典型报道的科学定位仍然有诸多地方需要补足。在典型报道生长繁衍的地方讨论这 种单一的现象,学者看到的大都是存在的合理性;不过,对它的全方位观照则需要具有一种 更宽广的比较视野。
渊源和苏联的实践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人家喻户晓、风靡一时的典型报道发源于西方,它在欧洲曾有一个短促 的成活期,然后很快让位于而后崛起的社会主义苏联。
在典型报道之前出现的概念当然是“典型”--一种艺术和美学的古希腊术语。希腊文中的“典型”Tupos,其原义为铸造用的模字,与Idea(模子、原型)同义,由此派生出 Ideal(理想)之义。典型即最接近理想之型的具体之型。[4]一些美学家 认为,从辞源学角度看,典型与理想、模范的含义都很接近。在西方文艺理论中,典型和理 想两个词常常被互相换用。[5] 西方的典型(Type)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在当时的绘画中,有人按现实的样子画,有人按理想的样子画,亚里士多德认为,“一桩不可能发 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能成为可信的事更可拳„画家所画人物应比原来的更美。”又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写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率或必然率描写可能发生的事。”[6]亚氏的论断是西方最早关于典型思 想的论断之一。但欧洲的诸位先贤只是萌发了典型的思想但没有直接使用“典型”一词。到 18、19世纪左右,典型作为一种美学概念才开始流行。使用典型概念的著名代表是莱辛、巴尔扎克、博马舍、雪莱、雨果、别林斯基等。我们来看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典型'这个概念应该具有这样的意义,'典型'指的是人物,在 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7]
根据美学家陆学明的研究,中国在古代时期也有“典型”的用法,比如《诗·大雅·荡》“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刑”“型”是相通的。阮元《经籍篡诂》释典:“典,常也”; 《说文解字》:“典,五帝之书也”,“型,铸器之法也”。段玉裁注:“以木为之曰模,以竹曰范,以土曰型”,引申为典型。在中国古汉语中,典型或典刑主要指规范、模型等恒常模式,与希腊文中的Tupos很接近,但还不是在文艺学和美学的意义上使用的。[8]在中国,真正在美学意义上使用“典型”概念的是鲁迅,然后有成仿吾、瞿秋白、胡 风、周扬等。[9]”这个词。当然,若深究起只是在近代时,西方的“典型”才和中国的“典型”的含义达到基本一致。
中国古代比较接近“典型”意蕴的也许还有“意境来,“典型”和“意境”二者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但它们的确都有“理想”的含义。
那么,文学典型和新闻典型有什么区别呢?一般认为,新闻典型由于具有宣传性和新闻性,因此它主要在这两大方面与文学典型相区别。吴庚振教授试图从下列5个方面对这两个概念 进行鉴别: 1.文学典型一般是虚构的,新闻典型必须是真实的。
2.文学典型指的是典型人物形象,新闻典型既包括人物,也包括典型事件、典型经验、典型报道和先进报道的区别。
3.文学典型重在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新闻典型重在表现人物的思想。 4.文学典型具有时代性,新闻典型具有强烈的时效性。 5.文学典型求完整全面,新闻典型不要求十分完整。[10]
根据学者陈力丹的研究,典型报道的概念发源于19世纪初各派社会主义。当年那些共产主义 的创始人相信,只要人们理解了他们的未来社会的设想,就会去追求共产主义。当时,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主义者创办了一批包括合作社、新型工厂、幼儿园和共产主义移民 区,各派社会主义的报刊对此做了大量的宣传,报道这些实验点的经验,于是典型报道的观念应运而生,在19世纪20~40年代,典型报道成为社会主义报刊的主要内容之一。后来,这些早期共产主义的实验都失败了。《共产党宣言》中说,空想社会主义者“企图通过一些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根据典型即“最接近理想之型的具体之型”的原义,可知典型包含着“完美的模型”之义。英雄模范、先进集体的确是某些人们的理想之化身。他们比一般人要高、要伟大、要完美,因而具有激励的意义。在文学上,恩格斯提倡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共产主义的后继领袖列宁则是崇尚和大力提倡典型报道的。十月革命以后,他特别注重用榜样的力量 来唤起民众。他号召:“让那些向全国人民介绍少数先进的国家劳动公社的模范实际的报刊销行几十万几百万份吧!”“采取了这个办法,我们就能够做到而且应当做到,使模范首先成为道义上的榜样,然后成为在新的苏维埃俄国强制推行的劳动组织的榜样。”[11 ]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我们报纸的性质》、《怎样组织竞赛?》、《伟大的创举》、《生产宣传提纲》等文章中均可见到列宁提倡典型报道的精神。他指出,报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用生活中的生动的具体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他认为要通过榜样的力量来指导工作。“不要怕揭露错误和无能;要广泛介绍并大力宣扬任何一个表现稍为突出的工作人员,把他树立为榜样”,“在报道优胜者事迹时,不仅要树 立先进人物的光荣感,而且要用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经验去武装所有的人,以先进促 后进,共同提高,做到经济宣传和政治思想教育的结合。”在列宁的提倡下,苏联树立起“模范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等典型,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都起而响应,也激起了人民 群众建设国家的巨大热情。
苏维埃新闻媒体忠实执行了列宁的指示。斯大林倡导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二次大战中苏 联报刊广为宣传的英雄人物马特洛索夫、卓娅、古利亚等都是苏共中央树立的著名的典型人物。
典型报道不光在列宁时期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在之后的若干 个五年计划时期,以组织社会主义竞赛、推广先进经验、揭露竞赛不足的形式,唤起了劳动群众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达到了生产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效果。
在“苏共”十九大上,党的总书记马林科夫在政治报告中对典型问题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典 型问题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政治问题”。[12]于是,创造典型、教育人民成了全党全国的一个政治任务。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的全面改革和苏联社会的巨变,典型报道、正面报道和 宣传在苏联全面崩溃,代之而起的是西方新闻观念的复兴。[13]
中国的典型报道:源起和膨胀
大部分学者都同意,中国的典型报道起于20世纪40年代。然而,在中国典型报道的历史渊源 问 题上,理论界大抵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典型报道是师承列宁的“典型宣传”,其源 头在于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典型示范”,中国的典型报道是对上述传播的继承。持此种 看法的代表是陈力丹,代表作就是他的《典型报道之我见》(1987)。另一种看法认为,典型报道的理论并非来源于苏联列宁的“典型”宣传的主张,而是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在新闻理论中的直接运用。“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与鼓励下,我党的新闻工作者才创造了典型 报道,并使它走向繁荣”。持此种看法的代表是吴廷俊和顾建明(2001)。[14]
吴廷竣顾建明认为,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是他认识世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总结出的并且经常运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它的发端是典型调查实践。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时期、在大革命时期、在井冈山时期对农民、对农村的典型调查实践中形成了他的典型思想方法和典型工作方法。而以毛泽东的党报理论为指针的党的新闻工作必然把典型思想 方法用于新闻宣传,于是就出现了典型报道,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 雄吴满有的报道就是一个例子。吴廷俊和顾建明认为:
(毛泽东的)典型报道的要诀在于调查研究。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现典型,解剖麻雀,运 用典型,指导面上的工作。这种对典型的完整运用,既不同于早期共产主义的“典型示范”也有别于列宁倡导的上“红榜”与上“黑榜”的“典型宣传”。“典型示范”和“典型宣传”虽然也重视榜样的作用,但与典型报道相比,缺少了典型调查这个认识环节,与我国的典型报道并不一路。
结论是:“我国的典型报道的理论并不是引借于苏联列宁,它是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运用于新闻领域而直接构成的,它是毛泽东在新闻工作上的一个创造,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15] 以上理论肯定了毛泽东典型思想的特色,但断然否定了早期共产主义的“典型示范”和列宁 的典型宣传中的调查因素,同时否认了中国典型报道对上述两个源头的继承。然而事实上,任何发展的事物都不是简单的重复,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既然典型是一个源于西方的概念,既然典型报道的概念已经在前人的实践中得到了应用和 明确提倡,从逻辑发展和历史事实来看,毛泽东的典型报道思想对上述两个源头具有承继性应是没有疑义的。但对两个源头究竟继承了多少,以及继承了其中的何种成分则需要做进一 步诠释。问题是:难道这种精微的证明有什么特殊意义吗?毛泽东思想当然是毛泽东独特的思想,但谁会否认它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延伸呢?
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被认为是中国的首篇典型报道,它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发出的。在此篇报道前后的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曾发表多次讲话,从这些历史文献中,当可以看出毛泽东典型思想对上述两个源头继承的鲜明痕迹。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以《整顿党的作风》为题发表演说,中心就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继承和理论联系实际问题。2月8日,毛泽东发表《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其中多次提到《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讲到列宁如何在彼得堡做宣传的情景,还讲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这样引用季米特洛夫的话,而这段话中就闪耀着典型报道的光辉: 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16]
毛泽东还提到了鲁迅的创作方法,而鲁迅则是公认的将苏联的典型理论带到中国来的先锋。他在1921年4月写就的《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使用了“典型”和“典型人物”的概念,据研究,在近代中国这还是首次。[17]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是不断引用了列宁的观点,他说:“列宁还在1905年就已经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毛泽东还提到对古代和外国文艺的继承问题:“我们必须继承一切 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们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18]他还提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甚至提到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而典型问题则是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灵魂。当然,最重要的是,毛泽东那典型理论的著名论断形成了:
„„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 性,更典型,更有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种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文艺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 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么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 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完成。[19]
尽管文艺的典型理论和新闻报道的典型理论之间有很大区别。但二者还是有密切联系的:后者脱胎于前者,是前者在新闻报道方面的投射。从毛泽东的上述言论中,可以看到他对 西方典型理论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精神的继承。一个真实的逻辑关系是:毛泽东的典型理论思想毫无疑问地“引借于苏联列宁”(尽管毛泽东对此理论进行了中国化的创造),而苏 联列宁的理论则一定和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论有联系。 说到调查,难道早期共产主义的报刊对“典型示范”的报道不要调查吗?难道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典型报道不要调查码?著名的“客里空”不就讲的是调查的重要作用吗?而作为一个人所 共知的泛概念,对调查分出细密的等级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
中国的典型报道自然和“空想社会主义”时期和列宁时期的典型报道不同,但其继承关系是明显的。 弄清典型报道的源和流是目的,至于其中哪个部分姓马、姓列、姓毛并不重要。无论如何,1942年4月,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解放日报》把吴满有多开荒、多打粮的消息登上了头版头条,普通劳动者的事迹登上如此显要的位置,在中国报刊史上还是一个先例。1943年,大 生产运动兴起,该报大力宣传党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方针;宣传大生产运动中的先进典型,发表此类消息和通讯3000多篇。[20]这应算是掀 起了中国典型报道的第一个高潮,其中和而后迅速涌现的重要典型包括:赵占魁、刘建章、南泥湾大生产、南区合作社、“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王克勤等。 建国以后,典型报道更是高潮迭起,抗美援朝中的上甘岭英雄,黄继光、罗盛教等是“保家卫国”的典型。1953年,毛泽东提出要“重视典型报道”,“„„许多材料,都应当公开报道,并发文字广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的正确进行”。[21]在国民经济恢复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提倡利用典型报道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宣传,报纸“积极支持 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一切创举,把先进生产单位、先进生产者的典型经验和重要成就推广 到整个建设战线上去。”[22]于是便推出了鞍钢、王崇伦、郝建秀、耿长锁等先 进人物和先进集体。有关刘青山、张子善反面典型的报道,则配合了“三反”、“五反”运 动。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中央对整个形式的估计错误导致了“大跃进”运动,当时媒体仍 按中央指示推出大批高产“卫星”、钢铁“卫星”等虚假典型,为“大跃进”推波助澜。
60年代初期的典型报道已走向成熟,涌现出“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以及“种棉模范吴吉昌”、“舍身救火的向秀丽”等人物典型报道以及大庆、大寨等先进集体典型报道。
在文化大革命阶段,出现了“小靳庄”、“六厂二校”,“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的 英雄黄帅”等典型报道,它们都是因为某种政治目的推出的。为了政治的需要,典型可以随 意 塑造。大寨一会儿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型”,一会儿是阶级斗争的典型,一会儿是“全面专政的典型”,一会又成了“继续革命的典型”。典型报道的政治宣传功能在“文革”时达到了极致。
十年浩劫之后,针对人们普遍对共产主义丧失信心的情况,中央要求树立起大量典型,坚定 人们的信仰,于是有了张海迪等的报道;1981年-1983年,配合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 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建设“四化”的积极性,媒体曾先后宣传了一批如蒋筑英、罗健夫一 类的先进知识分子典型,同时也报道了陈秀云、贝兆汉等爱惜人才、尊重知识分子的典型。
1984年,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展开,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经验 和 典型问题不断出现,典型报道走向成熟。步鑫生、马胜利、关广梅、鲁冠球等都是这一时期 敢想敢干的企业家典型。[23]
进入90年代后,媒体又推出一批人物典型,例如徐洪刚、李素丽、徐虎、邹延龄、孔繁森、李向群等先进人物,他们对祖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典型报道不仅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下大力发展,而且它始终与政府的方针政策相一致。当代中国各时期的典型报道,无不是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推出的,典型报道自始至终都肩 负着政治使命。
典型报道的实质
典型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报道?它是新闻的一种形式吗?如果是,它为什么不像其他报道形式 一样具有普适性?它是一种政治宣传吗?如果是,它与新闻又发生着怎样的联系? 我们先来看国内关于典型报道的种种定义:
甘惜分教授认为:“典型报道是指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的强化报道。普遍意义,是指 代表事物的面要宽,影响要大,包含思想意义、教育意义、借鉴意义,它是成为典型的基础 ;突出,主要是指同类事物中最先进的事物,以及少数最恶劣的事物。典型报道的强化,有 些是根据上级当时的中心工作或受众的反应,由新闻机构着意形成的。”[24]
刘建明教授认为:“典型报道是新闻媒介选择事实、强调新闻事实社会意义的报道方式,多 表现为经验新闻、先进人物新闻。典型报道是宣传性报道方式,即为了达到宣传推广的目的 才在同类事物中选择典型的事例。”[25]
汪植培认为“所谓典型报道,是指对一定时期内产生的最突出或最具有代表性的事物进行的 重点报道。”[26]
山西日报研究人员认为典型报道有以下几个特点:1.必须有明确的阶级本质和政治内涵,能 够反映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辉思想,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爱国 主义精神等等。2.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3.必须具有自 己的特点,又有较广泛的代表性,确实能起到“标杆”和“引擎”的作用。[27]
单独观察以上有关典型报道的定义,可能每一个都不全面,前三条甚至忽略了典型报道的非普适性,即它只能生存于社会主义的环境中。
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典型报道是不是新闻?
典型报道对社会生活中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进行报道,是一种强化了的宣传报道。陈力丹在《再谈淡化典型报道观念》中指出:“在我党革命战争的新闻史上,典型报道„ „ 循着鲜明的主观意识去发现和报道适于推动工作的典型,因而典型报道一开始就有较强的宣 传色彩,而较少或没有新闻性”。[28]正如陈所说,新闻典型的宣传性要大于新 闻性。
什么是新闻?在中外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的定义虽然多种多样,但大都强调新闻的即时性、重要性和反常性,所谓“新闻应是对新近发生的重要事件的报道”。在西方,有流传久远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名言。
有些人认为典型报道不是新闻,比如刘磊认为:
以雷锋、焦裕禄宣传活动为代表的“典型报道”,是毛泽东党报思想 运用于新闻宣传的产物。“典型报道”在党报宣传中的大量运用,其隐含的逻辑前提是: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 个部分,党报是党的喉舌,是党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党报的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围绕党的工作,发动群众,鼓舞群众,引导和组织群众。 „„
以雷锋、焦裕禄为例,他们既非领袖级的政治家,亦非明星球星公众人物,他们的事迹和他 们的死显然不能算作重大事件(也有例外。60年代初推出的典型“大庆”,确实称得上是重 大 事件,因为大庆油田的诞生是改变一个国家能源状况的大事);同样,关于雷锋、焦裕禄的 报道,更算不上是“人咬狗”的新闻,一个共产党员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工作难道不是最正 常不过的事吗?这类事情即便勉强算是新闻,大概也只能算是“狗咬人”的新闻吧。[29] 刘磊是以西方标准来解析重要性和反常性的,所以在对典型报道的分析方面只能得出比较消 极的结论。 但是,比照新闻定义中的诸种重要因素可以发现,实际上多数“典型报道”达到了某种程度 的重要性(significance)和反常性(unusual,abnormal)的标准,当然,这里的重要性和反常性是社会主义新闻学的标准,而不是西方的标准。雷 锋、焦裕禄,大庆、大寨对美国人算不得重大,但对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的确是异常重要的。同样,上述人物和事件对西方人无足轻重,亦无正常和反常的意义,但 对中国人来说,他们或是不寻常(unusual)的人,或是不寻常的集体,是高于普通 人和普通事件的,完全称得上反常(abnormal)。
解放军报记者江永红在评价典型报道《孙铁锤传奇》时深有感触地说:“学雷锋的先进人物 多的是,为什么偏写他?因为他性格中有特殊性,好几拨人去写他都失败了,原因就是忽略 了他的特殊性,而死往普遍性上靠,结果咋写咋不像,读之味同嚼蜡,从普遍性中找特殊性 事关稿件成败,不会找特殊性就不会当记者。”[30]
江所说的特殊性实际上就是反常性,杰出人物或杰出集体都是卓尔不群的。在这个意义上说 他们“反常”既无贬意也不牵强。
可以挑剔的是典型报道的即时性。因为多数典型报道是大大迟于事件发生后的报道。但这仍 然不能将典型报道的新闻性一棍子打死。新闻在英文中可以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专指N ews,即消息,第二是指包括消息在内的所有体裁,也包括Feature即特写(或通 讯)。Feature在西方新闻中大量存在,是一种深度、细致的报道。时效性较消息要 差得多,但无人否定它的新闻性。许多人否认典型报道的新闻性其实是在狭义“消息”的层 面 上来理解新闻的。典型报道是属于特写一类的新闻体裁,既然特写具有新闻性,那典型报道 具有新闻性则是不容怀疑的。
但是,典型报道的新闻性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确不适用。所以,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 的一种特定的新闻形式,它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新闻特写,这 完全可以看作是典型报道定义的精髓。
典型报道的式微和某些新趋势
在前苏联,典型报道已经土崩瓦解;在中国,它在日益弱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从20世纪80年 代末期起,一批传媒研究者就开始关注这个事实。1987年陈力丹的一篇《典型报道之我见》,宣称典型报道末日来临,引起新闻界的轩然大波,因为“典型宜多,综合宜少”是毛泽东的一贯办报思想,也是中国党报的传统,在陈之前,还未有过对典型报道如此断然否定的先 例。新闻界进行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论,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1)对典型报道充分肯定,认为其不会消亡:典型的重要性决定了典型报道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媒体在典型报道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 以巨大的推动力,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是我国报刊宣传的一种主要形式,只能肯定,不 能否定。
(2)肯定典型报道的历史意义,但认为需要对它改革与完善:典型报道是有成绩的,不能因 为出了一些问题,就否定典型报道这种形式,而应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提高。典型报道“逐步淡化论”在纠正历史片面性的同时,又陷入了新的片面性。
(3)基本否定,认为随着典型报道的“逐步淡化”,它最终将走向灭亡:陈力丹认为,典型 报道从19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开始,到列宁复兴时代以及我国当代的报刊和新时期的典 型报道大都是“失败的”、“短命的”或不成功的。“一旦典型人物从半神变成人,典型报 道便失去了存在的土壤”。[31] 进入21世纪后,更激进的看法出现了。刘磊认为,90年代后,随着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思 想的日渐多元,“典型报道”日渐式微。但宣传主管部门并没有感受到这种时代的进步、环 境的变化,仍然驾轻就熟地统一部署着“典型报道”„„刘认为,虽然在强大的行政力量推 动下,“典型报道”好像又进入了一个“春天”,但这事实上是虚假的“繁荣”,其影响与 当年的雷锋、焦裕禄已不可同日而语。那些以穆青为楷模,期望通过写“典型”而成为“名记”的记者们也只能感到失落了。刘指出:党报在传媒格局中的日益“边缘化”加剧了“典型报道”的式微,这事实上也宣告了通过写“典型”而成为名记的“穆青时代”的终结,他说:
越来越多市场化媒体的崛起,标志着中国的传媒业正在重新按照新闻 自身的规律发展。像“典型报道”,这种很难说是新闻的东西,在这些市场化媒体中是不会有一席之地的。对于已 经 告别舆论“一元化”的受众来说,千篇一律的“典型报道”更是没有什么市场了。尽管目前 报刊电视上的“典型”还在一个又一个地推出,但“典型报道”的没落已经不可挽回„„[32]
目前,有关典型报道的争论还在进行。不过,同前几个时期相比,90年代以后的典型报道 数量锐减。从典型人物报道在不同历史时期里出现的数字,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走低的趋势:
根据安岗的统计,1943年上半年,在《解放日报》上出现的先进人物就有600多名。[33]在延安根据地的《解放日报》上„„一年时间里报道的人物新闻就有3000 多条,开创了一代新风。[34] 在文革十年中,有关大寨的报道仅在一家报纸上的统计就达760多篇,200多万字。[3 5]
80年代:“新时期,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的六年来,报刊宣传的典型人物多达千人,其 中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近百人,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十余人。”[36]《光明日报》采用消息的形式宣传典型人物,“平均两三天就一位知识分子先进人物被请上报纸。从5 月到年底,共刊登先进知识分子典型150个。”[37]
90年代:新华社1994年一年“向全国报道的先进人物有24个,平均每月两个。”[38]
对1979年、1989年、1999年1、2、3月份的报纸进行抽查的结果发现,典型报道的数量不断 递减,篇幅日益缩校1979年1月到3月的典型报道常常是大块头的文章,半个版、整版或超过整 版的情况很多。到1989年,报纸上各报道篇幅与过去相比都普遍缩小,典型报道的字数也随 之下降。到1999年,新闻改革进一步深入,报纸更是以“短些、再短些”的要求推出各类报 道,甚至出现了几十个字的电讯式典型报道。[39]
典型报道为什么会弱化?从大时代背景来说:典型报道是和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相适应 的,以狂热和一元化的舆论导向为其特征。随着这个时代的终结,承载这个时代精神的载体 便会放慢速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打破了偶像,蔑视造神运动,提倡独立思考和个性 化,追求精神上的自由,由于典型报道缺乏或排斥上述因素,所以它的走低是大时代背景使 然,是势在必行。此外,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迅猛地掀翻了以往的传播模式,新闻传播者逐步从发号施令者向服务者转变。满足受众的多元需要成为媒体最重要的功能。
在为什么典型报道会走低的种种猜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典型报道那种配合政治、对受众进行自上而下的单面灌输的传播方式,违背了新闻报道和受众之间的互动规律。那些 饱蘸政治感情的典型报道,富于政治说教色彩,它总是仙人指路般地告诉受众怎样做,人生 应当怎样度过,但不尊重受众的选择,否定了读者的主体意识、平等协商和参与民主决策的 权力。典型人物中的许多政治性的变化令受众失去了信心,比如聂元梓、蒯大富、陈永贵、林彪、王洪文等风云人物在前一个时期是“英雄”、“模范”、“标兵”、“领袖接班人”,但在后一个时期又成了“反革命”、“阴谋分子”„„,这种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和主观随 意性令人从怀疑到抵触。
其次,典型报道中那种高大全的脱离生活实际的典型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典型引起受众的反 感和抵触。由于我国一贯坚持以介绍先进人物和经验为主的方针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在典型报道中的先进典型总是毫无瑕疵,一味拔高,典型人物“必须十全十美”,“经验必须能概括一个运动或一个地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典型的先进性、方针政策的正确性 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现代受众要求新闻的客观真实,要求以丰富多彩的典型展示社会生活,这就需要打破传统意 义上盲目崇拜、一味迷信的典型报道的形式。所以,一旦政治思想解放之后,社会新闻、热 点报道、新闻调查等便以强大的生命力应运而生。
自80年代起,典型报道出现了很多改革,虽然在发表的数量上不及以前,但在写作方法上有 了很大提高--浓重的政治说教减少了,代之而起的是人情味和生活气息;高大全放弃了,代之而起的是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人物,既表现优点也表现缺点。比如,先进人物张海迪曾 经绝望过,甚至想过自杀,但许多记者的报道中没有提到过这个事实,认为这有损于英雄人 物形象,但郭梅尼在《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中写到了这些,这种突破使人相信先进 人 物是人不是神,不是高不可攀的。[40]有篇关于1998年抗洪英雄李向群的报道,其 中提到了李初到部队时留着“费翔式”的分头,见领导先敬烟,过生日时到饭馆聚会,新兵 训练时首次测验5门功课三门不及格,野营训练掉队后“打的”赶队„„这些细节不仅无损于英雄形象,反而提高了可信度。一位老人说,“李向群20年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家有资 产百万却自找苦吃,三次在危急关头交上了入党申请书,先后5次在水火中救人,生命最后 几天中四次晕倒在大堤上。这一切是许多同龄人,包括我的孩子所做不到的。我们不能要求 20多岁的青年高大无比,完美无缺,那不符合辨证法。”[41]90年代以后的典型 报道,大多注重全方位的描写英雄,大大提高了可信度。
结论
作为正面报道最高表现形式的典型报道是社会主义政治的产物,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过程 中,这种特殊的报道形式起到了独特的发动群众、建设祖国、规范社会道德、巩固政权、成 为阶级斗争的有力工具的作用。随着多元时代的到来,典型报道趋于走低,其优势逐渐让位 于调查性报道、热点报道等。不过,典型报道在中国远没有全面撤退,它只是失去了在新闻 报道中的统领地位。只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还存在,只 要理想主义还存在,只要正面报道还存在,典型报道就依然会存在。那些经过了历史考验的、在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典型人物如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将长久地活在人民心中。
作者: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新闻学博士 参考文献与注释
[1]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李建红、邓天颖为本研究承担了部分搜集资料、整理文献工作,谨表谢意。
[2]上述4本著作依次为:John Martin and Anju Grover Chaudhary(eds),Comparitive Mass Medi a Systems, London: Longman Inc.,1985; John Merrill(ed),Global Journalism: S urv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 ew York: Longmen,1995; ChinChuan Lee(e d),Voice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 itics and Journalism,New York: Guilford Press,1990; ChinChuan Lee(ed),China’s Media,Media’s China, Boulder.colo: Westview Press,1994; [3]以上文章的出版细节从略。
[4]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95页。
[5]《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24页。 [6]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189页。 [7]《西方文论逊(上),425页。
[8]陆学明:《西方典型理论发展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3~4页。 [9]陆学明:《西方典型理论发展史》,5~8页。〖ZK)〗
[10]吴庚振:《论新闻典型和典型报道》,李广增、吴庚振著:《新时期新闻 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129~132页。
[11]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全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版27卷,186~191页。 [12]童庆炳:《我与文学理论》,http://www.bnu.edu.cn/c enters/literature/xzfi-1.htm
[13]张丹:《(真理报)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新闻与传播学研究》2001年 第3期,123~127页。
[14]吴廷竣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新闻与传播学研究》 2001年第3期,44~45页。
[15]以上均见吴廷竣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45页。
[16]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91年,8 42页。 [17]陆学明:《西方典型理论的发展史》,4页。
[1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解放军出版社 重印,1991年,860页。
[1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61页。
[20]丁淦林等著:《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310页。 [21]《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逊:新华出版社,1983年,176页。
[22]《中共中央关于改革报纸工作的建议》,《中国新闻年鉴》(1982年),96页。 [23]余小萄:《浅议“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新闻学刊》1987年1期,19页。 [24]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42页。 [25]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民族出版社,1999年,142页。
[26]〖BF〗汪植培:《也谈典型和典型报道》,原载《新闻世界》1990年第4期〖BFQ〗,转引自《中国新闻年鉴》(1991年),133页。
[27]山西日报资料室:《先进典型报道必须真实》,《新闻研究》1991年第1期,47 页。 [28]时统宇,142页 [29]〖ZK(〗刘磊:《典型报道的挽歌》,20011123 09:22:08,《西陆观察》。http://www.csdn618.com.cn/century/ping tai/011017300/0110173011.htm
[30]江永红:《环视--记者的眼光之三》,《新闻与成才》2001年第8期。 [31]张芬之:《关于典型报道的讨论综述》,《中国新闻年鉴》(1988年),100页。 [32]刘磊:《新“名记”时代的到来》,20011123 09:22:08,《西陆观察》。 [33]安岗:《论典型报道》,《新闻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50页。
[34]徐人仲:《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中国新闻年鉴》(1987年),83页。 [35]安岗:《论典型报道》,53页。
[36]余小萄:《浅议“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18页。
[37]光明日报总编室:《改进人物报道,突出知识分子的宣传》,《中国新闻年鉴》(1 983年),83页,151页。
[38]郭超人:《对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估计》,见郭超人:《喉舌论》,北京:新华出 版社,1997年,317页。
[39]此项统计由李建红做出。
[40]见郭梅尼、许家良:《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中国青年报》1983年 3月1日。 [41]晓平:《为战士讴歌,让英雄永存》,《新闻与成才》1999年第10期,28页。
第五篇:中华文化与企业文化教案
中华文化与企业文化
教学目标:
1、理清思路,了解企业文化形成的过程。
2、学习类比写法 教学难点:1.理清文章思路。
2、了解企业文化。
3、类比。教学准备:常规教具 教学课时:两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目标:分析课文第一二部分 教学过程:
一、导入解题
【中华文化和企业文化】我们经常说文化这个词,比如说今天有文化课,文化成绩,你这个没文化的人,那究竟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语文和化学?其实这也不算错,只是不全面,文:本意是纹路,就是交错的网格。如社会关系很复杂,像个交错的网格就成为人文。日月星辰等等天体运行的自然规律也是极其复杂的可以成为天文。
化:就是变化的意思。
在广义上,【广义文化】文化包括了语言、文学、科学、艺术、法律、风俗习惯等等,同学们爱听的流行歌、爱看的电影,刷微博,看小说等等,甚至我们使用的煮饭的锅,喝水的水壶,电视机,再比如说电风扇,比如过年要吃饺子,清明节要扫墓通通包括在文化里面。但是这指的是广义上的文化,人有意识的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包括这个活动的结果,都属于文化。
但是在狭义的文化范围就比较窄了,它包含在广义文化里。【狭义文化】狭义文化则专门只人类精神创造的活动和结果,我们刚才说的语文和化学就是属于狭义文化,书法、音乐美术、文学、科学都可以归为狭义文化。而我们一般口里说的文化,指的就是狭义的文化。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像英语,吸血鬼,是英国文化,金字塔,木乃伊,楔(xie)形文字是古埃及的文化,寿司、生鱼片是日本文化。我们中国是当然也有自己的文化——中华文化,就是有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
那中国为什么又叫中华呢?其实上古时期,黄河流域有个华夏族【华夏族】,是我们汉族人的祖先。当年他们自以为居住在天下的正中间,所以就称自己国家为中国,称周边地区为四方,所以也称自己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中”就是居于四方之中,“华”就是光辉,辉煌的意思,把自己的民族叫“中华”就是希望自己民族以后兴旺发达。再后来,华夏族人也就是汉族人不断的扩张自己的范围,和许多民族融合,又经过了几千年,更换了很多朝代,建立我们现在的新中国。所以我们现在指的中华民族不仅包括了汉族,还包括居住在现在中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
回想历史,我们可以说的中华文化,就是指从中华民族也就是华夏族建立中国开始,直到现在,56个民族一代一代传承,物质上、精神上共同创造的文化。
我们再看,企业文化,什么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这是现代才兴起的文化,就是指一个企业中形成的统一的价值观、精神、信念、处事方式、比如说工作作风、行为规范、管理方法等等。大家以后要进企业工作,或者是要管理企业,你怎么建设企业文化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同走进课文。
二、整体感知
把书翻到第九十页,首先请一个同学为大家朗读一下第一二自然段。这两段话可以说是全文的一个中心,总起全文。
作者说,事物都是有共同性的,你要是想建设好企业文化可以从中华文化中寻找答案。作者说中华文化和企业文化很多有相似的地方。整个中国可以看作一个大企业,而中华文化文化就像是这个大企业的企业文化。那我们中国这个五千年的大企业【千年大企】,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呢?我们把中国比喻成一个大企业,一边回顾历史,一边梳理中华文化。想想以后我们要管理企业,可以从这五千年里的历史里面找到哪些秘籍。【历史 企业】
三、具体分析课文第一二部分
1、首先给同学们五分钟时间阅读课文第一第二两个部分。
看到文章第一部分,繁荣与混乱。【繁荣与混乱】
中华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也就是上古时期。在那个时期,有很多小部落并存【上古部落】,黄帝统领的部落在现在的陕西省中部渭河流域。每个部落虽然都有自己处事的方法,自己崇拜的图腾,但只能说他们有了文化的种子,还远远构不成文化。
作者把这些个小部落比做小作坊【小作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
黄帝【黄帝】是我们的宗祖神,也就是我们的祖先。黄帝教人们播种粮食,还制造生产工具,创造文字,制造衣服帽子,建造舟车,发明指南车,发明算术,创造音乐,创造医学,像现在传世的《黄帝内经》【黄帝内经】,虽然还不能确定作者是不是黄帝,但是可见黄帝对中医的影响很大的,就算不是他的书也要写他的名字。
黄帝的部落在他的带领下文化越来越先进,力量越来越强大,就开始吞并周边的小部落。那个时候,渭河边上还有一个强大的部落,首领是炎帝【炎帝】,与黄帝有血缘关系,是同父母所生的亲兄弟。为了得到适合耕种放牧的中原地区,黄帝就联合炎帝建立了一个部落联盟,一起攻打蚩尤【蚩尤】,蚩尤这个部族的人个个勇猛彪悍,而且还擅长利用天气来作战。炎帝先与蚩尤交战,被打败了,蚩尤一直追杀他到涿鹿【涿鹿之战】,黄帝为了使用骄兵之计,默默的布好战局,等蚩尤骄傲了自动上钩,所以就没有出手救援,所以炎帝就怀恨在心。等蚩尤攻打黄帝的时候,炎帝就屯兵在阪泉旁观【阪泉】,涿鹿之战,蚩尤专门挑了一个浓雾的天气来围困黄帝,前面我们说到黄帝是个很有文化的人,他发明了指南车【指南车】,所以他冲破了迷雾重围,一举击败了蚩尤。
蚩尤和炎黄部落联盟都是为了争富饶的中原,所以我们现在也通常把两家实力庞大的公司竞争或者两人间的对决用“涿鹿之战”来形容,来彰显或比喻竞争目标的重要性。后来炎黄的部落联盟就在中原定居了,也就成了华夏族的祖先,所以我们现在说自己是炎黄子孙。
小小作坊之间也有联合,吞并和争夺市场的现象,也像是这些小部落一样,炎黄结成联盟,吞并了蚩尤部族,野蛮的文化与先进的文化起冲突,野蛮文化都往往处在下风。
前面说黄帝在涿鹿打仗的时候,他的盟友炎帝屯兵在阪泉,按兵不动。因为炎帝为之前被蚩尤追杀,黄帝没有救援他怀恨在心,积怨已久,就是想等着黄帝因为和蚩尤交战疲惫不堪的时候,将黄帝一举打败,即使是亲兄弟也要反目成仇,已雪前耻。所以炎帝与黄帝相约在阪泉开战,【阪泉之战】五千年前阪泉之战可谓是历史书最重要的一战,它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大一统的战争,不过现在阪泉这个地方已经不能考证了,有的说是山西运城,有的说是河北涿鹿,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课后在找找资料。我们说黄帝聪明睿智,而且有很多大将在身边,而且还有先进的武器,涿鹿之战发明了指南车来打败蚩尤挽救了许多将士的性命,保卫了自己的族人,就自然而然的得到更得到了众多部族支持,人们常说得人心者的天下。而炎帝的军队都是些老弱妇孺,所以经过三次交战后,炎帝的军队最终溃败,炎帝不得不率全族投降,而黄帝就被众人推举为天子,从此以后黄帝开始建立了自己的王国【王国】,建立自己的秩序。
小作坊相互吞并融合,就有一些粗具规模的公司【粗具规模的公司】出现了,这些公司也就相当于上古时期的“王国”。
这些上古部落打来打去,最后一个叫夏的部族取得了天下,建立我国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夏朝】。国王把自己的王位传个儿子就是从夏朝开始,我们都听说过“大禹治水”,【大禹治水】禹就是夏朝开国的国君,他没有像以前的人一样把王位让个有才能的人坐,而是把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然后王位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了。夏朝建立了刑罚制度,编了军法,奴隶刑法,还建立纳税制度,建立了国家官僚体系,有自己的军队,可见夏朝开始,中华文化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轮廓,虽然不完善,但是确确实实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国家制度日益明确,人民的穿着礼仪、行为规范、思想等等都开始趋向统一,所以文化也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了。
这个时候的夏朝就相当于一个企业的初期【初期企业】,虽然没有明显的企业文化,又或者说这个文化不成熟,但是文化已经存在,而起开始管理和影响着这个企业的员工。
夏朝传了472年,禹原以为自己的子孙可以把王位一代代传下去,但是最后一个国君是个暴君,叫“桀”,桀只顾自己享乐,不顾民众疾苦,所以一个叫“商”的部落在汤的领导下开始造反,【商汤灭夏】。随即建立了商朝。
可见一个企业如果不思进取,就会被市场的潮流淘汰,被其他的企业所取代。像夏朝一样,被商朝取代了。
商朝的时候出现了甲骨文,文字的出现,有文字作为载体,使得中华文化的传承变得更加方便。商朝的科学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日历已经有大小月之分,还规定了一年有366天,最大的数字已经算到三万了。而且商朝有了自己的音乐,大量豪华的乐器也相继出现,商朝时候的,可以说商朝时期的中华文化越来越成熟。但是商朝还是毁在自己最后一个国君纣【纣】的手上,就是我们看的《封神榜》里面宠信妲己的暴君纣王。最后周武王姬发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周】
周朝分两个时期,先是姬发建立的西周,然后就是周平王建立的东周。东周时期又称“春秋战国”【春秋战国】,分为“春秋”及“战国”两部分。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大家还记不记得“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还有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宋襄公、秦穆公。后来韩赵魏三家分晋,形成了战国七雄,大家还记不记得战国七雄指哪七个国家?齐楚秦燕赵魏韩。春秋战国分了这么多个政权,社会自然是动荡不安,但就是因为社会动荡,诸侯国都需要人才来发展自己的国力,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反而是我国历史书文化最灿烂的时期。用一个词语形容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很多文化流派,儒家孔子、道家老子、庄子、法家韩非子、墨家墨子、兵家孙子、还有杂家、阴阳家等等都相继出现。
这些文化名人就一个一个的到每一个国家推销自己的文化,而各个国家的国君呢,也不管他的子民们喜不喜欢,就开始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可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的文化,加入治国中来,于是就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国家文化。
这就正如同这些初期的小企业在发展的岁月里,根据老板的个人喜好,来吸收文化,逐渐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
所以到了战国时期【战国】,你很难找到一种可以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仅文化派别多,而且很多是起冲突的,像课文里所说的道家清静无为、墨家苦行济世、儒家克己复礼,九十一页注释2,道家说“清静无为”,一个人最好是什么都不要做,“无为”,清心寡欲,而墨家说“苦行济世”,【苦行济世】什么是苦行济世?人活在世上不能贪图享乐,要艰苦修行,要救助世人。而儒家则说“克己复礼”,看到注释3,人要约束自己,只要管好自己就可以了,这些观点都是相互矛盾的。
作者把这个战国时期的中国比做一个企业联合体【企业联合体】,许多诸侯国就想许多有着自己文化的小企业,而整个中国就是一个企业联合,这些个联合的小企业各自的文化都很繁荣,但是很多文化彼此确实矛盾的,又找不到一个主体文化来概括他们,所这个时期的中国,也就是这个企业联合体是个即繁荣又混乱的态势。
2、接下来看到课文第二部分,动荡与持续。
战国七雄最后还是被强大的秦帝国统一了,课文上幽默的说“秦朝经过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购并,最终统一了市场。”眼花缭乱【眼花缭乱】,就是形容眼前的景象复杂纷繁,使人感到迷乱不清,这里是指秦始皇吞并六国速度快,气势大,让人眼睛都看不过来。秦朝【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国家。而且从秦朝开始国君不称王了,改成皇帝,秦始皇【始皇】,始皇就是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嬴政自然希望自己的皇位可以永远传承下去,就规定自己为始皇帝,自己死后皇位传给子孙时,就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大家都看过《寻秦记》,知道秦始皇是个叱咤风云很有传奇色彩的人,他22岁当国君,39岁一统天下当了皇帝,至于他世怎么灭六国,君临天下的,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课后查找资料。
可是谁又难想到天下的霸主秦国却是有一个地处偏僻的小国家发展起来的。看到第二部分的第一句话,“秦国本是偏隅西北的一个小国”。偏隅就是指偏僻的地方。
这时候的偏僻的秦国就像一个小企业,战国时期的社会动荡不安就像市场里面激烈的竞争,所以他迫切希望自己可以强大起来,法家学说的人商鞅上门推销法家文化的时候,秦孝公【秦孝公】没有拒绝。商鞅【商鞅】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秦国就进行了两次变法,他首先把秦国分了成很多郡县,一级一级的管理,还主张用严刑重罚来杜绝犯罪,残酷的连坐法【连坐法】就是他发明的。什么是连坐法?那个时候商鞅把全国人民变成五个人一个小组,叫“伍”【伍】就是说五个人里面一个人犯罪,其他四个人必须揭发他,否则被政府发现了,五个人一起入罪。比如一个人杀了人要判死罪,其他的人包庇他,五个人就要一起死。后来我们经常听到电视里面诛灭九族什么的都是又连坐法衍生的。
虽然说但是秦国的法律制度很严酷,但是确实是在这样的制度下才使自己存活、强大下来,秦国这个小企业才没有被市场经济所淘汰。所以,企业文化对一家公司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秦国一统天下,整个中国都变成了秦始皇管理的大企业【大企业】。课文里很形象的说秦始皇担任中国的CEO,看到九十二页的注释,CEO就是首席执行官,是在一个企业中负责日常经营管理的最高级管理人员。秦始皇担任中国这个大企业的CEO以后,就开始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
大家都知道,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做了很多强化文化统治的措施,比如说:“书同文”【书同文】规定人民统一是用小篆【小篆】这种字体,后来又简化为隶书【隶书】。“度同制”【度同制】就是统一了货币单位,统一度量衡,在土地上已亩为单位,我们现在说的一亩地,就是从秦朝沿用下来的。“车同轨”【车同轨】那个时候列国没有统一的制度的,各地的车辆大小就不一样,因此车道也有宽有窄。国家统一了,车辆还要在不同的车道上行走,多不方便。秦始皇就规定车辆上两个轮子的距离一律改为六尺,使车道相同。这样,全国各地车辆往来就方便了。还有很多政策就不一一说了,总之秦始皇不仅统一中国的领土,更要在一统中国的文化。
秦始皇这个CEO用法制来治理中国这个大企业,虽然保证了企业高效运作,但是太严苛,太没有人情味。他手下的员工在这样非人性化的管理下积聚了强大不满,后来秦二世派陈胜吴广和900个人去渔阳守边疆,后来在路上一个叫大泽乡的地方下大雨耽误了时间,而秦二世这个CEO规定迟到要砍头,所以陈胜吴广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揭竿而起,爆发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再后来最终把秦二世这个CEO被赶下了帝位,而汉高祖刘邦登上了CEO的宝座。
所以,一个企业的要想长期发展不能太严苛,要“以人为本”,就是要依靠人民群众,以人为出发点和中心,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后我们同学管理企业,一定也要以人为本,否则员工就会爆发起义,推翻你。
【汉朝】汉高祖刘邦【刘邦】接替秦始皇的地位以后,看到的是汉初动荡不安的社会,就像是中国这个千年企业的创业动荡期。人们反对法家反对暴政,而这个时候,董仲舒【董仲舒】像刘邦大力推荐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刘邦正对治理中国这个大企业感到迷茫,但是还是听信了董仲舒的话,选择了儒家,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开始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讲究的就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就是个“仁”,仁者爱人。【仁者爱人】它对中华民族的凝聚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中国这个千年企业终于沉淀出自己的,而且便于长久统治的企业文化了,就是儒家文化。
课文告诉我们企业文化一旦形成就会逐渐显示出它的顽固性,或者是持续性,唐宋元明清,不管朝代怎么更替,CEO换了一个又一个,都没有其他的企业文化来取代它。看到第二部分的倒数第二句话,“文化的持续性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淋漓尽致】,淋漓:形容湿淋淋往下滴,比喻尽情,酣畅;尽致:达到极点。形容文章或说话表达得非常充分、透彻,或非常痛快。这句话是说文化的持续性在两千年里面非常充分的表现出来了。
四、总结
儒家文化的持续性也就是顽固性在历史里究竟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刘邦手中儒家文化这个统一文化的王牌已经变得迂腐不堪,已经没有当年的先进性,处处制约中国的发展,中国这个大企业开始停滞不前,甚至开始出现倒退的现象。那后来的CEO怎样引进新的文化,来改变腐朽的儒家文化,来挽救这个大企业呢?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下节课再细说。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学习课文二三部分
2、类比的手法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上节课我们说到,从汉朝开始儒家文化成了我国的主流文化。也就是说中国这个千年大企业终于完整的呈现出自己的企业文化了。而且这个企业文化还具有持续性、顽固性,一持续就是两千多年。儒家文化的成为主流,是汉高祖刘邦一个人决定的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二、具体分析课文
1、把书翻到九十二页,先给同学们五分钟的时间阅读第三第四两个部分。
看到第三部分,自由和责任【自由和责任】。
第三部分第一段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企业文化不是老板文化,不是老板说的算的。这里作者又提到了秦国。大家试想一下,当年商鞅上门推销自己的法家文化被秦孝公拒之门外了,法家文化没有成为秦国的主流文化,换句话说,就是秦国这个小企业没有把法家文化作为自己的企业文化,秦国还会不会强大,还可不可以吞并六国,一统天下?答案是不能啊。幸亏秦秦孝公听了商鞅的建议,才使得秦国变得强大。
所以说,在一个企业里,员工的责任也很大,不能推卸责任,把所有问题都推给老板来解决。要积极的为企业发展思考,向老板推荐适合企业发展的“先进文化”。像商鞅一样,也像汉朝的董仲舒一样,像自己的老板推进“先进文化”,可以让我们的企业发展得更好。
前满我们说到,儒家文化在董仲舒大力推荐下,成功的成为了主流。接下来的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还有宋朝,儒家文化一直稳拿第一,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谁都撼动不了它的地位。
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名族统一了中国,还建立了封建王朝的是哪个少数名族?蒙古族,元朝【元朝】。忽必烈【忽必烈】统一了中国,虽然他们是外族,得到中原以后,因为儒家文化的顽固性,使他们不得不向儒家文化靠拢。儒家开山祖师孔子砸远黛又风光了一把,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而且元朝还设立一个叫“儒户”【儒户】的阶层,除了平民,贵族什么的之外i,还有这样一个专门保护儒家知识分子的阶层,规定“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就是说,你要是愿意学儒学,当儒家的学生,就免除你的纳税,参军服役什么的。可见忽必烈作为中国的CEO以后,也不得不继续维持儒家文化这个顽固的企业文化。
元朝最终还是被朱元璋给推翻了,然后建立了明朝【明朝】,然后中国的大权又回到了汉人手上,但是仅仅过了两百七十六年,明朝就变得衰败不堪,再加上年年饥荒,民不聊生,闯王李自成就率兵打进来了,崇祯皇帝【崇祯】就在煤山上一颗歪脖子树上上吊死了。现在北京煤山上那棵歪脖子树还在,可惜不是当年那棵了,是后人为了纪念他重新种植的。就下来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吴三桂】为了美女陈圆圆亲自向想要入侵中原的满族人打开了山海关的 大门,当然,野史是这么说的,吴三桂是不是真的为了一个美女就满族军队引进了,还待考证。中国的政权又到了少数名族手里,于是就到了现在很流行穿越的一个朝代,清朝。清朝不仅继承了儒家文化,还发展出了新儒学。可见,元、清两个朝代的皇帝对儒家文化都无可奈何,谁都不能捍卫儒学的地位。
就如同那些百年企业,不管CEO怎么换,还是秉承自己的企业文化和经营态势不变。比如说中国的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还有日本的东芝【东芝】,有了130年的历史,还能繁荣的发展下去,并且是世界上第一台笔记本的制造厂商。他们的文化也是带带相传,但是还是再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更好的创新,来完善自己的企业文化。所以,作者说,看到第三部分最后一句话,请一个同学读一下这句话。所以我们同学以后管理一个企业,若想企业经营得更久,就一定要建设强有力的适合企业发展的企业文化,并且传承下去【文化传承】。
2、接下来,我们先看课文的第四部分,凝聚与创新【凝聚创新】。
上节课我们说到,儒家文化开始制约中国的发展,他变得腐朽了,不先进了。比如说儒家文化里面有很多糟粕的东西,“别尊卑,明贵贱”【别尊卑,明贵贱】,说人有高低贵贱之分,还有“男尊女卑”【男尊女卑】,摆明了是歧视女性的社会地位,男女各占半边天,女性和男性是享有同等地位的。儒家文化还有很多这样的落后的观点,所以百姓对儒家文化越来越反感。
看到课文的第四部分第一段第二句话,“企业文化如果不吸收新鲜血液,不与时俱进地发展,其必然归于腐朽,不但无助于企业经营,反而对企业产生阻碍作用。”儒家文化也是这样,开始阻碍社会的发展,所以我们以后建设企业文化,一定要积极创新。
但是儒家文化经过两千年多年的桎梏,没人敢对他进行创新。桎梏【桎梏】就是脚镣手铐。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刑具,我们经常看电视看到古装片里的犯人,手少带着手铐,脚上还带着锁链,戴在手上的戴的为梏,戴在脚上戴的为桎。后来也衍生为束缚,压制的意思,这里指的是儒家文化束缚,压制了中国两千多年,没有人敢去推翻它。
课文里接着提到了康熙和乾隆连个皇帝,在一定标准下,可以说他们是明君。在他们的统治下,出现了康乾盛世【康乾盛世】,我们看《还珠格格》里面说“国有乾隆,谷不生虫”,有了乾隆皇帝,稻谷都不会长出虫子,自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不过还是可以反映出康乾盛世的时候,百姓安居乐业,过得好比较好,所以课文说康熙、乾隆等几个CEO有超强的经营能力,实现了企业暂时的中兴。【企业中兴】但是整个企业还是基于颓势文化下。颓势【颓势】就是指衰败的倾向,趋势。企业也就是我们的中国已经开始走向衰败。
到了清朝末年,中国的国力更加衰微。而西方因为文艺复兴思想繁荣迅速发展起来,而且开始向中国扩张,侵略中国。比如说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还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比如说,《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等,又是割地又是赔款。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法联军占领了圆明园,进行了疯狂的抢劫和破坏,后来为了掩盖罪行,一把火烧了圆明园【圆明园】,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后来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战败,还赔款白银4.5亿,为什么是4.5亿两?因为当时的中国总人口是4.5亿人,以示每人赔一两,已达到羞辱中国人的目的。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还要加上利息共计九亿八千万两,是当时中国年总收入的12倍!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
中国这个两千年的庞大企业已经相当落后,差点就要被外企吞并了。
既然西方文化这么先进,所以有很多有识之士开始引进西方文化来救中国,以挽狂澜而即倒【挽狂澜而即倒】,在大浪快要倒下来的时候,去拦住它,比喻挽救事物于极危险的境地。说起学习西方技术来救中国,首先我们肯定第一个想到的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1861的时候清政府内的洋务派兴起了一场改良运动,叫做“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夷是对西方的蔑称,就是学习西方擅长的技术来对付西方,学他们的文化、科学、技术、制度等等。但是我们知道洋务派说到底还是清政府的,他的目的不在于救中国而在于救清政府,所以,学来学去,不能推翻清政府腐朽的统治,不能撼动腐朽的儒家文化的地位,思想还处于愚昧迷信,还被封建礼教束缚,得不到什么效果,洋务运动基本失败了。1898年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上书光绪皇帝,提出要进行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他们提出了很多能使国家富强的新办法,可是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们竟然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帝手上,我们都知道那时候是慈禧太后把持朝政,康有为他们几个既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有没有势力能发动百姓,所以说他们的戊戌变法简直就是不切实际的空谈,变法仅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还是走向了失败。
像课文里说的,看到第四部分第二段,“文化形成的价值观、思维习惯、行为标准早已深植于每个人,如果不能用一个新的文化体系以及相应的价值观来代替旧的一切,这种更新就注定要失败。”所以在清朝末年,你只是想要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基础上一点点改革创新,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这个大企业要找的一个新的企业文化成功脱险是非常困难的。
直到1911年,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爆发了,那就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它真正推翻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国从此走向了民主共和的时代。
正如课文里所说,孙中山是个非常强势的CEO,请一个同学读一读这一段。
孙中山提出了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完全可以替换儒家文化体系。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有同学还记得是哪三民吗?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完整地表述出来有四句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鞑虏就是指满清贵族,驱除鞑虏就是要推翻清朝,恢复中华,恢复汉族人的统治,争取祖国统一,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平均地权,每一个人都能分得土地。三民主义反映出当时各个阶级的愿望,所以提出来的愿景很是诱人,所以中国企业里的大部分员工都认同。愿景【愿景】就是指所向往的前景。
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所以孙中山的革命得到成功,也可以说是对中国企业的改革得到成功【企业改革】。
辛亥革命成功了这个历史事件告诉我们,在一个企业,难免会有些陈旧的腐朽的文化,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不能一味的去破坏它,否则只会导致企业文化没有了,整个企业动荡不安,而是要用新的,可以被大家认可的文化,值得追求的文化区补充它。
回顾推翻封建统治,挽救人民于水深火热的全过程,是中国人推翻低级文化,学习高级文化的过程,以后我们同学们管理企业也要从历史上得到教训和启示,要充分认识到旧文化的顽固性,不断地像新文化学习,从而使我们的企业蓬勃的向前发展。
三、类比及总结。
课文将中国文化和企业文化相对比,他们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同点,用中国文化来诠释企业文化,这种由两个对象的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性质,推断它们在其他性质上也有可能相同或相似的一种推理形式就叫做类比【类比】。作者就是运用了类比的手法,谈到了企业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为我们同学将来去企业工作,参与企业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启发。
四、讨论。你从中华文化里面得到了那些启发,以后你要运用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