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精神的演变（精选多篇）

第一篇：大学精神的演变

大学精神的演变

---丁东(男，195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有《冬夜长考》、《和友人对话》、《尊严无价》、《午夜翻书》、《思想操练》、《精神的流浪》、《教育放言录》、《文化十日谈》等书，以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主，近年致力于民间思想的整理研究和口述史学。)

中国产生现代大学已经100多年了。清末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出现了第一批新式学堂，新政中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制，中国兴办了更多的大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精神发生过怎样的变化？也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这一个世纪，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民国，到1949年为止，后一部分是共和国，从50年代到现在。

前一部分，又可分为两小段，北洋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草创期，大学精神的形成期，大学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起点很高。当时的基本格局是公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把中国大学带到高起点上第一个教育家，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不到三年，但一直影响到今天。他主张的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到现在还是我们的愿景。他对大学的定位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今天也不过时。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但网罗了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网罗了辜鸿铭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高人。梁漱溟没有大学学历，只有中学学历，但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显示了学术水平，蔡校长就请北大教印度哲学。

蔡先生为什么能够站得高，成为开中国大学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有四个条件，第一，他是清末进士，是深通传统文化的学者。第二，他是革命元勋，光复会创始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第三，他是先当教育总长，后当北大校长。第四，他留学德国法国。留学德国很重要。当时世界高等教育最先进的不是美国，而是德国。19世纪，德国不但产生洪堡这样伟大的教育家，同时也出现威廉三世这样的君主，他提出了这样的理念：“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帝政时代的德给大学充分的财政经费，保证教授有很好的生活待遇，但绝不干预大学的自我管理和学术自由。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大学水平是最高的，诺贝尔获奖者是最多的。希特勒上台以后，迫害犹太人，犹太知识精英大批流亡，流亡到七十多个国家，美国的民间社会很发达，收留其中的四分之一，美国给他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天地，使他们有机会成为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电子计算机之父，把美国的大学推上了世界领先水平，从而保持国家的领先地位。所以，李工真说，德国模式是国兴科教，美国模式是科教兴国。

北洋时期是武夫当国，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你上我下，政局很不稳定，民生无保障。但主政者对教育、对思想文化基本上不控制，不干预。蔡元培怎么办学，不需要请示谁。

1926年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本来是国共两党发动的政治抗议活动，但政府卫队打死了请愿的学生，段祺瑞还是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从此终生食素，表示忏悔。1928年以后，进入国民党统治时代。蒋介石比北洋军阀强势，他主张以党治国，国民党政府主张党化教育。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大学的控制是有限的。要求大学开设党义课，讲三民主义，大学并不认真对待。当时大学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大学的校长、教授在政府面前，没有失去尊严，放弃独立。蒋介石派罗家伦当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留学归来，比较强势，要在学校实行军训，遭到抵制，只好走人。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教育家，他对大学有一个著名的概括，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他尊重教授。清华大学他主政时间最长，成就最高。

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曾代表西南联大校方致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一封信，很能说明当时大学和政府的关系：

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周智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国公私立大学之程度不齐，教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某号等训令之例外。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冯友兰的信写得比较委婉，但独立精神还是跃然纸上。

从1928年到1949年，虽然中国经常处于战争状态，大学的教学环境经常受到冲击，甚至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教授的待遇也没有保障，像闻一多这样的名教授，为了养家糊口，还要刻图章挣钱。但这一时期大学的精神是独立的，向上的。一批大学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出现了一代真正的学术宗师，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奠基人差不多都产生于民国时代。民国时代不但有高水平的国立大学，还有高水平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南开校长张伯苓，燕京校长司徒雷登，都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民国时代的大学精神至今令人向往。

二、后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六十多年，又可以分为三小段。

第一段是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前一半学苏联，后一半毛泽东自行实验。

建国初期，就开始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把所有的大学打乱重组。苏联模式的特点是专业教育，目的是迅速培养国家需要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原来那些综合大学被拆散，变成文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等各种专门学院，专门学校。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本来都是拔尖的，被并到其他院校，清华成了单一的工科大学。蒋南翔的指导思想是又红又专，也有人归纳为听话出活。最近，杨继绳在资中筠自选集发布会上说，我和资大姐是校友，但你上的是清华大学，我上的是五道口工学院。因为资中筠在院系调整时毕业了，而杨继绳1960年代才入学。读了五年清华，没听说过陈寅恪，清华传统都被割断了。

院系调整使民国时代留下的一些一流大学大伤元气。至今不能恢复。国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的格局，也变成公立学校的一统天下。

思想改造运动，从最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到一般的教师学生，都要从头学习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放弃原来的世界观、方法论。毛泽东不但要做秦始皇，而且要做孔夫子，集政治领袖和思想文化领袖于一身，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专政。中国的现代社会人文科学，不论文、史、哲、经、政，都用毛泽东的观点统帅一切。有些学科，如社会学，干脆取消。经过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特别是反右运动，一批有独立见解的教师、学生被打入另册，成为贱民，更多的人不敢再有独立的思想。治学的天地越来越窄。御用文人成为学者的成功之道。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自成一家。他的学历是中等师范，到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受过气。他对以往大学传统有一种反抗情绪。他读书很多，但瞧不起书本知识。在战争年代，许多科班出身的军人，被他打败了。他说，读书越多越愚蠢。

中苏分裂以后，中国大学不再学苏联，成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实验田。文革中，实验进一步升级，毛泽东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学在文革初期停课闹革命。71年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当时的口号是上管改，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大学的领导层还有工宣队、军宣队。学工、学农、学军在课程中占很大比重。阶级斗争是大学的主课，参加政治运动压倒一切。

开始，招生时还想搞一点文化考试。张铁生事件把有限的文化考试也冲掉了。大学招生全靠推荐。最初还选拔了一些工农兵当中的先进模范人物，很快成为拉关系走后门的重灾区。

当然，毛泽东时代没有市场机制，没有金钱对学术研究的腐蚀。所以人们的思想比较单纯，不敢在学术研究上弄虚作假，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出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合成牛胰岛素，发现青蒿素，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当时，所有的大中专学毕业生都由国家包分配，毕业都是国家干部。学生也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学习态度比较认真。老教授思想改造是真诚的，青年师生对于革命理想的信仰也是真诚的。

有一些校长保持传统的风骨和操守，举两个例子：

其一是马寅初，他是北大校长，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五十年代提出新人口论，受到主流的批判，周恩来劝他检讨过关。他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其二是人大校长吴玉章，教师谢韬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他把谢韬保到自己家院子里住了一年。后来不得已，谢韬才被关进监狱。当时周恩来对吴玉章很尊重。吴玉章和党委书记胡锡奎合不来，周恩来原来相中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接替习仲勋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周就把郭影秋调到人大任党委书记接替胡锡奎。

毛泽东去世以后，他的教育思想实验难以为继。这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拨乱反正，到80年代，中国大学精神出现了一次中兴。中兴始于恢复高考。当时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官复原职，８月初就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８月６日放了一炮，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键。目前这种招生办法，使大学生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中小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还是招生制度。现行招生制度有四大严重弊病：一，埋没人才。二，工农子弟很难上大学。贫下中农说：‘解放前上学靠钱，十七年上学靠分，十一年上学靠权。’三，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上大学，不需文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现行招生制度必须大改，必须真正保证择优录取，打破现在的框框，不拘一格选人才。当前正是关键时刻。听说太原招生会，目前尚有可为，迫在眉睫。我呼吁，今年招生开始就要当机立断，下更大的决心，否则又是一二十万人的质量问题。新生质量无保证，77年教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空话。今年至少要采取一些过渡措施，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应当体现以下精神：一，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单位，至多分配到省市一级掌握。二，要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可以看出学生的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三，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只要我们采取果断措施，大学新生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显著效果。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原来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达到高中毕业，名额分配到县。自由报考问题，我赞成南翔同志的意见，但马上要做，还要具体化。”邓小平说：“领导批准应改为全国统一的招生，委员会定，该委员会由教师组成。”科学院李昌说：“招生问题，只要下大决心，今年是来得及的。”沈克琦说：“完全同意查全性同志的意见，如今年不解决，81年学生的质量无法保证。”邓小平说：“改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拿上来，又要不致引起波动。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方法应当找出来，要求质量。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允许报三个志愿，到校后再分专业。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一改嘛！”温元凯说：“十六字可否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说：“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但你的第二句话有点问题，比如他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脾气怪些，领导不同意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不要。今年要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生要基本符合提高的要求。”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有５７０万人报考，只录取了２７万，２９人取１。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杨峻、储望华、崔静媛、潘一飞、左因看到考生中有大批才俊，但招生名额太少，联名上书邓小平。邓小平在12月11日批示：“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华主席，先念，登奎，乌兰夫同志阅后交文化部党组处理。”使中央音乐学院成倍扩大招生。

１９７８年又有６１０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２９.３万人，实际招收４０.２万人。扩招的动力不是来自教育部，而是来自社会和地方。特别是当时担任天津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林乎加是1978年5月从上海市委书记调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的。上任后，很多人向他反映，高考中分数及格的考生很多，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额太少，这些人进不了大学。林乎加就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口会议，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领导也请来，讨论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把考试合格的学生都录取下来。与会者说，主要是校舍和宿舍容纳不下。林乎加问，有没有教师？他们说，有教师。林乎加说，可以招走读生嘛！这样就没有宿舍问题了。这个想法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大家态度都很积极，提了很多建议，最后决定把一些中学拿出来做校舍，办公经费和教师的工资，以及必要的试验设备，由市财政负担。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属于教育部直接管理，需要向教育部请示。教育部当时的领导不太赞成这个做法，怕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林乎加认为，这些学生是经过考试超过及格线的，与文革中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邓小平和彭冲访问朝鲜归来，曾在天津住了两天，对天津各项工作很支持。林乎加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明大学闲置教员很多，不能人尽其才。市里有能力办一些分校，让更多的青年上大学，但教育部不太赞成。邓小平很快批示：这是好事情，国家财政又不拿钱，可以让他们试试嘛！得到批示后，天津就放手干起来了。依托已有的大学，天津自筹资金办了10所分校，扩招了8000名学生。

1978年10月，林乎加又调到北京任市委第一书记。当时，1978级新生已经入学。和天津相比，北京达到及格线而未能录取的考生更多，社会反映更强烈。于是，林乎加先在市委会议上介绍了天津办分校的做法，所有的人都赞成。接着，以北京市委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所有大学校长参加的会议。林乎加说，有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不能进学校读书，这对他们不公平。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希望在座的校长能够支持市委办分校的决定。这个决定当即得到了所有大学校长的支持。会后都表示，要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尽早把分校办起来。北京市委与各高校协商的结果是，由各校派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到分校主管教学，利用本校的教学设备来解决学生的实验和实习问题。办学经费和校舍由北京市解决。市政府决定，每个城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有条件的局、办和大企业也要尽量提供校舍。教学经费需要好几千万，北京市压缩了行政费用，还挤占了基本建设经费。当时基本建设方面的负责人曾表示为难，最后还是服从了市委的决定。

从1978年的11月开始酝酿，到1979年2月开学，短短的三个月，北京就建起了３６所分校。１９７８年高考五门试卷的满分是５００分，凡是达到300分的北京考生都可以录取。１６８００多名青年，在１９７９年春天走进了大学课堂。

北京市１９７８年扩大招生的幅度大大超过百分之百。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次扩招的效果完全是正面的。分校毕业生与本校毕业生相比并不逊色，大多数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专业骨干，还涌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关键是主张扩招的地方政府不但没有逐利动机，还要压缩行政开支。学生当时上学不收费，80%学生还能享受助学金。可惜，教育部对此并不欣赏。他们倾向于限制考生年龄，让高校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主，有社会经验的大龄考生则分流到广播电视大学等成人教育机构。这样做虽然减轻了高考的竞争压力，但不利于营建学生之间互相学习的氛围，使校园生态走向单调。

否定了文革，中国大学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回到十七年，回到文革以前，一种是和世界接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回到民国。教育部想回十七年，但也有一些有追求的教育家，想和国际接轨，最突出的是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家的探索。那个时候校长的自主权比较大，比如刘道玉在武汉大学实行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没有请示任何领导部门，只有插班生制经过国家计委批准。现在不行，南方科技大学想尝试走新路，第一届直接从高中二年级招生，差点在招生环节就被卡死。现在教育行政部门是自己不作为，但绝不让别人作为。

八十年代的有理想有追求的教育家出任大学校长的还有一些，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还有一批具有民国时代遗风的老教授，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比如南京大学陈白尘，李龙云考上他的研究生，单位不同意，不让他带工资，陈白尘说，你的工资我来发。用自己的工资给李龙云发生活费。兰州大学赵俪生招研究生。秦晖成绩很好，体检不合格，视力不行。赵俪生说，不让招秦晖，我就不招生了。秦晖眼睛不好，陈寅恪眼睛也不好，谁敢说他将来不是陈寅恪？

当时的学生，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学校的社团特别活跃。学生关心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一批学生还没有毕业，就发表了一流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学术努力向世界前沿接轨。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了新的学派。应当说，这是一个中国大学精神中兴的时代。大学站在了社会进步的前沿。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到现在，中国大学精神再度进入误区。有人说是大学失魂，有人说是中国大学之殇，总而言之，是出了问题。

表现之一，是以官治学，行政扩张，权力本位。在大学面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越来越强势。从人事任免权、经费分配权、招生权、学位授予权，学术经费的分配权，学术荣誉和奖励支配权，学术职称的评审权，无不由行政部门牢牢掌握。校长的任命越来越不透明，不征求民意，教授没有发言权，完全是上级幕后勾兑。有人曾经认为，现在中国办不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教育经费不足。我认为这个看法有问题。经费也是双刃剑。二十年前，社科院一些人曾经担心被解散。一般人也是哭穷。高层说，让大家放心，会以项目的形式给钱。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官方这条思路的作用。现在过去将近二十年了，这条思路的作用清楚了。政治权力对学术既保持了强力控制，同时形成了市场条件下的新特点。毛泽东时代是以杀威棒驯服知识分子，现在在不放弃杀威棒的前提下，以胡罗卜为主。不是由权力直接扼杀学术，而是权力通过金钱的中介来驯化学术。是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等方式，来掌控和笼络学术界。最终目的还是让学术服从于、依附于政治权力。中国形成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三大强势集团联手分赃的局面。政府支配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大批知识人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逐步放弃独立性，已经形成学界主流宠物化，独立学者边缘化的格局。现在财政经费多了，钱就变成了项目，变成了支配教师围着行政力量团团转的“抓手”。现在“抓手”越来越多，什么211工程，985工程，什么国家级科研项目，一级学科、文科基地，什么长江学者，名堂越来越多，来头越来越大。这些“抓手”攥在官方手里，教师学生就必须跟着他的指挥棒转，弄得大学的普通教师越来越郁闷，失去了教学和科研的乐趣。在这种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手里掌握的钱越多，学风越坏。大楼越盖越豪华，但大师的背影离大学越来越远。图书馆越建越现代，但藏书里文化精品的比例越来越小，文化垃圾越来越多。

这些项目经费，本来都是纳税人的钱。如果这些钱到了NGO手里，可能是雪中送炭，做很多好事善事。但是，这些钱现在掌握在官僚机构手里，他们不受纳税人的监督，这块蛋糕想怎么切就怎么切，想切给谁就切给谁。在这种体制下，蛋糕越大，后果越坏。行政力量控制学术的办法之一叫量化管理。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学术评价基本上是同行评价。水平高低，同行心里有杆称。评价过程不烦琐，结果大体公正。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和成果，可以破格提拔，脱颖而出。现在是数字化管理，把著作和论文按出版单位分为不同级别打分。高水平有创见的成果未必得高分，大量生产平庸的东西照样拿高分。更荒谬的是，谁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项目，谁得高分。郑也夫说，农民种地还要看收成。

表现之二是盲目扩张，学历贬值。新千年扩招的动力是拉动内需。引入收费机制，学费先是每年收几百元，迅速上升到几千元。现在有的二级学院收费超万元。办学只想从家长腰包里掏钱。穷人孩子考上大学，不是脱贫，而是返贫。特别是研究生扩招，现在每年硕士生招四十几万，博士生招六万多。但是中国的人才并没有增加，学生的创新能力甚至下降。这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局，把中国的学生和家长都装进去了，让他们的大量时间和和金钱白白地搭进去了。社会公认的看法是，现在的博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硕士：现在的硕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本科生：现在的本科生，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专科生。本科生普遍对学术不感兴趣，硕士生对本学科的学术动向不了解，博士生跟学术前沿不沾边。博士的学术水准和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大多数研究生，不论博士还是硕士，只对文凭感兴趣，只对文凭背后的利益感兴趣，根本没有学术创新的冲动。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研究生和一些本科生，毕业时已经达到学术领先地位，已经是创新人才。现在的制度安排，拉长了学生受教育的年限。过去，本科毕业，22岁左右，就可以进入专业工作岗位。现在，大批年轻人混到硕士，25岁才能工作；混到博士，将近30岁了，也未必能进入专业岗位。这就把青年人自立谋生的时间推迟了，不少青年人成了啃老族。考不上研究生很郁闷，考上研究生也很郁闷。郁闷又不能不读研究生，因为要是不混到硕士学位，很多用人机构不要你。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用人的学历门槛越抬越高。迈不过这个门槛，就得不到体面的职业。研究生制度完全被透支了，搞滥了。这场学历膨胀游戏的结果是：富了教育界，坑了老百姓。

大学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学历扩张的冲动，一句话，就是利益驱动。教育部把学位授予权当作教育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学科评议组、大学、教授和考生之间形成一个设租寻租的利益链条。博士硕士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学术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急遽下滑。在这个过程当中，官员和老板两个阶层在职攻读高学位，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一些党政要员，公务繁忙，但做官求学两不误。中国的大学不独立，不论人权财权都受政府掌控，本来就要在省长、市长、部长、局长的权力下讨生活。高官稍微动用权力，就可以让大学得到实惠。有些高官虽然不是大学的顶头上司，也是他们的巴结对象。他们相信，只要接近权力，现在用不上，将来可能用得上。以至有教授私下宣称，我招研究生，达不到局级不考虑。九十年代，博士学位在中国很吃香，高官读博士便成为时髦。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喜欢博士帽，为什么不离职读书？其实，对他们更重要的是官帽。如果不当官，大学也不会巴结他们了。高官读博士，自然不同于年轻学子读博士，对年青学子的考试要求、课程要求，对高官都成为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条件。有的外省高官，攻读北京某大学的博士，甚至可以不来学校上课，而是提供机票让教授到外省面授。一部分高官的毕业论文，也是秘书代笔，或枪手代笔。

第三方面的表现，就是学风败坏，弄虚作假。教授没有学术冲动，只有利益趋动。学生没有学术兴趣，只有文凭兴趣。学术论文垃圾化。绝大部分学报、学刊，成为学术垃圾场。绝大多数论文，不再是表达新思想、新观点、新发现的载体，而是学位、职称的敲门砖。办刊方以出卖版面谋求经济利益。投稿方出钱买版面，是为了换取学位、职称，再获得经济利益。就是那些符合学术论著外在规范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普遍平庸化的趋势。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创新直面真问题，而是绕开真问题无病呻吟，做故弄玄虚的概念游戏。

一些校长、院长、名牌教授，陷入抄袭剽窃的丑闻。韩国黄禹锡事件表明，韩国对自己的学术明星没有包庇，学术环境保持着底线。而我们一些部门公然包庇一些明显抄袭剽窃有一官半职的人。反而压制揭露者，批评者，处分揭露真相的报纸编辑记者。把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都给颠倒了，解构了。这种学术环境，对青年一代的腐蚀极其严重。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越来越对学术失去了内心的向往，对科学的殿堂、真理的殿堂不存敬畏。求学、做论文，都是一种当下的利益交易。互联网为抄袭和复制提供了方便。研究生教育一个茶壶不是配四个茶碗，而是配几十个茶碗，就是认真的导师也感到力不从心。况且大量的导师本来就不具备应有的学术指导水平和学术责任感。在学术标准普遍弃守的趋势下，个别教授坚持博士、硕士毕论文应有的学术原创性，在评审时对过于低劣的论文说不，反而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可笑斗士。以后再没有人请他指导或评审。

学术腐败的源头不在学界，只是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的派生物。搞腐败都是一些官产学通吃的人物。大学本来可以充当社会的净化器。民国时期，官场腐败，教师医生还是清流，现在已经汇入滚滚浊流。我本来寄希望教育领域比照经济领域的改革，放权松绑，政府把办学的权力还给大学，把教学的权利还给教师，还给学生，让高等教育进入良性循环。现在中国经济领域，民营经济已经超过了半边天，活力最强不是国营企业，而是民营企业。但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公立大学处于绝对强势，民办大学处于绝对弱势。行政部门强行规定，民办大学只能做高等职业教育，不能办研究型大学。大家知道，在美国大学，排在前十名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办研究型大学比公立大学水平还高。中国即使不能学美国，让私立大学领先于公立大学，能不能给民办大学和公办大学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过这一轮扩招，已经快到一个槛了。过去中国高等教育是高度供不应求，现在已经趋近供求平衡，等到高等教育供过于求的时候，民办大学可能就没有发展机会了。吉利可以办成一个很好的民营汽车公司，但在中国很难办出一流大学。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大学泡沫破灭的时间不远了，因为中国持续三十年的一胎化政策，生源迅速减少，近几年考生人数连年递减。大学供需关系一旦过了拐点，就要发生危机。

以上是我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学精神演变的粗略描述。我对现实的判断可能比较悲观。但是我要说，不管现实存在怎样的问题，命运的选择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大学生如果取法乎上，追求真理，追慕先贤，前途仍然是光明的。

第二篇：丁东：中国大学精神的演变——在一所大学的演讲

丁东：中国大学精神的演变——在一所大学的演讲

发布时间:2011-11-10 11:46 作者:丁东

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谈谈大学精神的演变。

中国产生现代大学已经100多年了。清末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出现了第一批新式学堂，新政中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制，中国兴办了更多的大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精神发生过怎样的变化？也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

这一个世纪，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民国，到1949年为止，后一部分是共和国，从50年代到现在。

前一部分，又可分为两小段，北洋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草创期，大学精神的形成期，大学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起点很高。当时的基本格局是公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把中国大学带到高起点上第一个教育家，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不到三年，但一直影响到今天。他主张的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到现在还是我们的愿 景。他对大学的定位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 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今天也不过时。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但网罗了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网罗了辜鸿铭这样的文化 保守主义的高人。梁漱溟没有大学学历，只有中学学历，但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显示了学术水平，蔡校长就请北大教印度哲学。

蔡先生为什么能够站得高，成为开中国大学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有四个条件，第一，他是清末进士，是深通传统文化的学者。第二，他是革命元勋，光复会创始 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第三，他是先当教育总长，后当北大校长。第四，他留学德国法国。留学德国很重要。当时世界高等教育最先进的不是美国，而是德 国。19世纪，德国不但产生洪堡这样伟大的教育家，同时也出现威廉三世这样的君主，他提出了这样的理念：“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 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帝政时代的德给大学充分的财政经费，保证教授有很好的生活待遇，但绝不干预大学的自我管理和学术自由。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大学水平是最高的，诺贝尔获奖者是最多的。希特勒上台以后，迫害犹太人，犹太知识精英大批流亡，流亡到七十多个国家，美国的民间社会很发达，收留其 中的四分之一，美国给他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天地，使他们有机会成为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电子计算机之父，把美国的大学推上了世界领先水平，从而保持国家 的领先地位。所以，李工真说，德国模式是国兴科教，美国模式是科教兴国。

北洋时期是武夫当国，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你上我下，政局很不稳定，民生无保障。但主政者对教育、对思想文化基本上不控制，不干预。蔡元培怎么办学，不需要请示谁。

1926年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本来是国共两党发动的政治抗议活动，但政府卫队打死了请愿的学生，段祺瑞还是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从此终生食素，表示忏悔。

1928年以后，进入国民党统治时代。蒋介石比北洋军阀强势，他主张以党治国，国民党政府主张党化教育。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大学的控制是有限 的。要求大学开设党义课，讲三民主义，大学并不认真对待。当时大学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大学的校长、教授在政府面前，没有失去尊严，放弃独立。蒋介石派罗家 伦当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留学归来，比较强势，要在学校实行军训，遭到抵制，只好走人。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教育家，他对大 学有一个著名的概括，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他尊重教授。清华大学他主政时间最长，成就最高。

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曾代表西南联大校方致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一封信，很能说明当时大学和政府的关系：

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 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 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 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 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 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 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 授之念，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周智于万物，人非至 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国公私立大学之程度不齐，教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 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某号等训令之例外。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 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冯友兰的信写得比较委婉，但独立精神还是跃然纸上。

从1928年到1949年，虽然中国经常处于战争状态，大学的教学环境经常受到冲击，甚至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教授的待遇也没有保障，像闻一多这样 的名教授，为了养家糊口，还要刻图章挣钱。但这一时期大学的精神是独立的，向上的。一批大学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出现了一代真正的学术宗师，不论是自然科 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奠基人差不多都产生于民国时代。民国时代不但有高水平的国立大学，还有高水平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南开校长张伯苓，燕京校长司徒 雷登，都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民国时代的大学精神至今令人向往。

二

后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六十多年，又可以分为三小段。

第一段是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前一半学苏联，后一半毛泽东自行实验。

建国初期，就开始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把所有的大学打乱重组。苏联模式的特点是专业教育，目的是迅速培养国家需要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而不是人的 全面发展。原来那些综合大学被拆散，变成文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等各种专门学院，专门学校。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本来 都是拔尖的，被并到其他院校，清华成了单一的工科大学。蒋南翔的指导思想是又红又专，也有人归纳为听话出活。最近，杨继绳在资中筠自选集发布会上说，我和 资大姐是校友，但你上的是清华大学，我上的是五道口工学院。因为资中筠在院系调整时毕业了，而杨继绳1960年代才入学。读了五年清华，没听说过陈寅恪，清华传统都被割断了。

院系调整使民国时代留下的一些一流大学大伤元气。至今不能恢复。国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的格局，也变成公立学校的一统天下。

思想改造运动，从最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到一般的教师学生，都要从头学习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放弃原来的世界观、方法论。毛泽东不但要做秦始皇，而且要做孔夫子，集政治领袖和思想文化领袖于一身，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专政。中国的现代社会人文科学，不论文、史、哲、经、政，都用毛泽东的观点统帅 一切。有些学科，如社会学，干脆取消。经过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特别是反右运动，一批有独立见解的教师、学生被打入另册，成为贱民，更多的人不敢再有独立 的思想。治学的天地越来越窄。御用文人成为学者的成功之道。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自成一家。他的学历是中等师范，到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受过气。他对以往大学传统有一种反抗情绪。他读书很多，但瞧不起书本知识。在战争年代，许多科班出身的军人，被他打败了。他说，读书越多越愚蠢。

中苏分裂以后，中国大学不再学苏联，成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实验田。文革中，实验进一步升级，毛泽东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 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学在文革初期停课闹革命。71、71年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当时的口号是上管改，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 大学。大学的领导层还有工宣队、军宣队。学工、学农、学军在课程中占很大比重。阶级斗争是大学的主课，参加政治运动压倒一切。

开始，招生时还想搞一点文化考试。张铁生事件把有限的文化考试也冲掉了。大学招生全靠推荐。最初还选拔了一些工农兵当中的先进模范人物，很快成为拉关系走后门的重灾区。

当然，毛泽东时代没有市场机制，没有金钱对学术研究的腐蚀。所以人们的思想比较单纯，不敢在学术研究上弄虚作假，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出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合成牛胰岛素，发现青蒿素，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当时，所有的大中专学毕业生都由国家包分配，毕业都是国家干部。学生也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学习态度比较认真。老教授思想改造是真诚的，青年师生对于革命理想的信仰也是真诚的。

有一些校长保持传统的风骨和操守，举两个例子：

其一是马寅初，他是北大校长，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五十年代提出新人口论，受到主流的批判，周恩来劝他检讨过关。他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 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 降。”

其二是人大校长吴玉章，教师谢韬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他把谢韬保到自己家院子里住了一年。后来不得已，谢韬才被关进监狱。当时周恩来对吴玉章很 尊重。吴玉章和党委书记胡锡奎合不来，周恩来原来相中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接替习仲勋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周就把郭影秋调到人大任党委书记接替胡锡奎。

毛泽东去世以后，他的教育思想实验难以为继。这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拨乱反正，到80年代，中国大学精神出现了一次中兴。

中兴始于恢复高考。当时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官复原职，８月初就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武汉大学 副教授查全性８月６日放了一炮，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键。目前这种招生办法，使大学生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中小学质量 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还是招生制度。现行招生制度有四大严重弊病：一，埋没人才。二，工农子弟很难上大学。贫下中农说：‘解放前上学靠钱，十七 年上学靠分，十一年上学靠权。’三，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上大学，不需文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现行招生制度必须大改，必须真正保证择优录取，打 破现在的框框，不拘一格选人才。当前正是关键时刻。听说太原招生会，目前尚有可为，迫在眉睫。我呼吁，今年招生开始就要当机立断，下更大的决心，否则又是 一二十万人的质量问题。新生质量无保证，77年教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空话。今年至少要采取一些过渡措施，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应当 体现以下精神：一，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单位，至多分配到省市一级掌握。二，要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 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可以看出学生的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三，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 专业。只要我们采取果断措施，大学新生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显著效果。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原 来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达到高中毕业，名额分配到县。自由报考问题，我赞成南翔同志的意见，但马上要做，还要具体化。”邓小平说：“领导批准应改为全国统一 的招生，委员会定，该委员会由教师组成。”科学院李昌说：“招生问题，只要下大决心，今年是来得及的。”沈克琦说：“完全同意查全性同志的意见，如今年不 解决，81年学生的质量无法保证。”邓小平说：“改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 万人的问题，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拿上来，又要不致引起波动。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方法应当找出来，要求质量。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允许报三 个志愿，到校后再分专业。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一改嘛！”温元凯说：“十六字可否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 取’？”邓小平说：“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但你的第二句话有点问题，比如他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脾气怪些，领导不同意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不要。今年要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生要基本符合提高的要求。”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有５７０万人报考，只录取了２７万，２９人取１。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杨峻、储望华、崔静媛、潘一飞、左因看到考生中有大批 才俊，但招生名额太少，联名上书邓小平。邓小平在12月11日批示：“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华主席，先念，登奎，乌兰夫同志阅后 交文化部党组处理。”使中央音乐学院成倍扩大招生。

１９７８年又有６１０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２９.３万人，实际招收４０.２万人。扩招的动力不是来自教育部，而是来自社会和地方。特别是当时担任天津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林乎加是1978年5月从上海市委书记调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的。上任后，很多人向他反映，高考中分数及格的考生很多，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额太少，这些人 进不了大学。林乎加就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口会议，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领导也请来，讨论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把考试合格的学生都录取下来。与会者说，主 要是校舍和宿舍容纳不下。林乎加问，有没有教师？他们说，有教师。林乎加说，可以招走读生嘛！这样就没有宿舍问题了。这个想法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大家态 度都很积极，提了很多建议，最后决定把一些中学拿出来做校舍，办公经费和教师的工资，以及必要的试验设备，由市财政负担。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属于教育部直 接管理，需要向教育部请示。教育部当时的领导不太赞成这个做法，怕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林乎加认为，这些学生是经过考试超过及格线的，与文革中推荐工农兵学 员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邓小平和彭冲访问朝鲜归来，曾在天津住了两天，对天津各项工作很支持。林乎加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明大学闲置教员很多，不能人 尽其才。市里有能力办一些分校，让更多的青年上大学，但教育部不太赞成。邓小平很快批示：这是好事情，国家财政又不拿钱，可以让他们试试嘛！得到批示后，天津就放手干起来了。依托已有的大学，天津自筹资金办了10所分校，扩招了8000名学生。

1978年10月，林乎加又调到北京任市委第一书记。当时，1978级新生已经入学。和天津相比，北京达到及格线而未能录取的考生更多，社会反映更强 烈。于是，林乎加先在市委会议上介绍了天津办分校的做法，所有的人都赞成。接着，以北京市委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所有大学校长参加的会议。林乎加说，有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不能进学校读书，这对他们不公平。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希望在座的校长能够支持市委办分校的决定。这个决定当即得 到了所有大学校长的支持。会后都表示，要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尽早把分校办起来。北京市委与各高校协商的结果是，由各校派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到分校主管教 学，利用本校的教学设备来解决学生的实验和实习问题。办学经费和校舍由北京市解决。市政府决定，每个城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有条件的局、办和 大企业也要尽量提供校舍。教学经费需要好几千万，北京市压缩了行政费用，还挤占了基本建设经费。当时基本建设方面的负责人曾表示为难，最后还是服从了市委 的决定。

从1978年的11月开始酝酿，到1979年2月开学，短短的三个月，北京就建起了３６所分校。１９７８年高考五门试卷的满分是５００分，凡是达到300分的北京考生都可以录取。１６８００多名青年，在１９７９年春天走进了大学课堂。

北京市１９７８年扩大招生的幅度大大超过百分之百。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次扩招的效果完全是正面的。分校毕业生与本校毕业生相比并不逊色，大多数都成为 各行各业的专业骨干，还涌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关键是主张扩招的地方政府不但没有逐利动机，还要压缩行政开支。学生当时上学不收费，80%学生还能享受助学 金。可惜，教育部对此并不欣赏。他们倾向于限制考生年龄，让高校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主，有社会经验的大龄考生则分流到广播电视大学等成人教育机构。这 样做虽然减轻了高考的竞争压力，但不利于营建学生之间互相学习的氛围，使校园生态走向单调。

否定了文革，中国大学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回到十七年，回到文革以前，一种是和世界接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回到民国。教育部想回十七年，但 也有一些有追求的教育家，想和国际接轨，最突出的是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家的探索。那个时候校长的自主权比较大，比如 刘道玉在武汉大学实行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没有请示任何领导部门，只有插班生制经过国家计委批 准。现在不行，南方科技大学想尝试走新路，第一届直接从高中二年级招生，差点在招生环节就被卡死。现在教育行政部门是自己不作为，但绝不让别人作为。

八十年代的有理想有追求的教育家出任大学校长的还有一些，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还有一批具有民国时代遗风的老教授，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比如南 京大学陈白尘，李龙云考上他的研究生，单位不同意，不让他带工资，陈白尘说，你的工资我来发。用自己的工资给李龙云发生活费。兰州大学赵俪生招研究生。秦 晖成绩很好，体检不合格，视力不行。赵俪生说，不让招秦晖，我就不招生了。秦晖眼睛不好，陈寅恪眼睛也不好，谁敢说他将来不是陈寅恪？

当时的学生，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学校的社团特别活跃。学生关心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一批学生还没有毕业，就发表了一流的学 术成果和艺术作品。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学术努力向世界前沿接轨。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了新的学派。应当说，这是一个中国 大学精神中兴的时代。大学站在了社会进步的前沿。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到现在，中国大学精神再度进入误区。有人说是大学失魂，有人说是中国大学之殇，总而言之，是出了问题。

表现之一，是以官治学，行政扩张，权力本位。在大学面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越来越强势。从人事任免权、经费分配权、招生权、学位授予权，学术经费的分 配权，学术荣誉和奖励支配权，学术职称的评审权，无不由行政部门牢牢掌握。校长的任命越来越不透明，不征求民意，教授没有发言权，完全是上级幕后勾兑。有 人曾经认为，现在中国办不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教育经费不足。我认为这个看法有问题。经费也是双刃剑。二十年前，社科院一些人曾经担心被解散。一般人也 是哭穷。高层说，让大家放心，会以项目的形式给钱。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官方这条思路的作用。现在过去将近二十年了，这条思路的作用清楚了。政治权力对学术的 既保持了强力控制，同时形成了市场条件下的新特点。毛泽东时代是以杀威棒驯服知识分子，现在在不放弃杀威棒的前提下，以胡罗卜为主。不是由权力直接扼杀学 术，而是权力通过金钱的中介来驯化学术。是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等方式，来掌控和笼络学术界。最终目的还是让学 术服从于、依附于政治权力。中国形成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三大强势集团联手分赃的局面。政府支配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大批知识人在经济利益的诱导 下，逐步放弃独立性，已经形成学界主流宠物化，独立学者边缘化的格局。现在财政经费多了，钱就变成了项目，变成了支配教师围着行政力量团团转的“抓手”。现在“抓手”越来越多，什么211工程，985工程，什么国家级科研项目，一级学科、文科基地，什么长江学者，名堂越来越多，来头越来越大。这些“抓手” 攥在官方手里，教师学生就必须跟着他的指挥棒转，弄得大学的普通教师越来越郁闷，失去了教学和科研的乐趣。在这种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手里掌握的钱越多，学风越坏。大楼越盖越豪华，但大师的背影离大学越来越远。图书馆越建越现代，但藏书里文化精品的比例越来越小，文化垃圾越来越多。

这些项目经费，本来都是纳税人的钱。如果这些钱到了NGO手里，可能是雪中送炭，做很多好事善事。但是，这些钱现在掌握在官僚机构手里，他们不受纳税人的监督，这块蛋糕想怎么切就怎么切，想切给谁就切给谁。在这种体制下，蛋糕越大，后果越坏。

行政力量控制学术的办法之一叫量化管理。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学术评价基本上是同行评价。水平高低，同行心里有杆称。评价过程不烦琐，结果 大体公正。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和成果，可以破格提拔，脱颖而出。现在是数字化管理，把著作和论文按出版单位分为不同级别打分。高水平有创见的成果未必得高 分，大量生产平庸的东西照样拿高分。更荒谬的是，谁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项目，谁得高分。郑也夫说，农民种地还要看收成。

表现之二是盲目扩张，学历贬值。新千年扩招的动力是拉动内需。引入收费机制，学费先是每年收几百元，迅速上升到几千元。现在有的二级学院收费超万元。办学只想从家长腰包里掏钱。穷人孩子考上大学，不是脱贫，而是返贫。特别是研究生扩招，现在每年硕士生招四十几万，博士生招六万多。但是中国的人才并没有 增加，学生的创新能力甚至下降。这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局，把中国的学生和家长都装进去了，让他们的大量时间和和金钱白白地搭进去了。社会公认的看法是，现在 的博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硕士：现在的硕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本科生：现在的本科生，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专科生。本科生普遍对学术不感兴 趣，硕士生对本学科的学术动向不了解，博士生跟学术前沿不沾边。博士的学术水准和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大多数研究生，不论博士还是硕士，只对文凭感兴 趣，只对文凭背后的利益感兴趣，根本没有学术创新的冲动。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研究生和一些本科生，毕业时已经达到学术领先地位，已经是创新人才。现在 的制度安排，拉长了学生受教育的年限。过去，本科毕业，22岁左右，就可以进入专业工作岗位。现在，大批年轻人混到硕士，25岁才能工作；混到博士，将近30岁了，也未必能进入专业岗位。这就把青年人自立谋生的时间推迟了，不少青年人成了啃老族。考不上研究生很郁闷，考上研究生也很郁闷。郁闷又不能不读研 究生，因为要是不混到硕士学位，很多用人机构不要你。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用人的学历门槛越抬越高。迈不过这个门槛，就得不到体面的职业。研究生制度完全 被透支了，搞滥了。这场学历膨胀游戏的结果是：富了教育界，坑了老百姓。

大学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学历扩张的冲动，一句话，就是利益驱动。教育部把学位授予权当作教育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学科评议组、大学、教授和考生之间形成 一个设租寻租的利益链条。博士硕士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学术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急遽下滑。在这个过程当中，官员和老板两个阶层在职攻读高学位，起了特别恶 劣的作用。一些党政要员，公务繁忙，但做官求学两不误。中国的大学不独立，不论人权财权都受政府掌控，本来就要在省长、市长、部长、局长的权力下讨生活。高官稍微动用权力，就可以让大学得到实惠。有些高官虽然不是大学的顶头上司，也是他们的巴结对象。他们相信，只要接近权力，现在用不上，将来可能用得上。以至有教授私下宣称，我招研究生，达不到局级不考虑。九十年代，博士学位在中国很吃香，高官读博士便成为时髦。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喜欢博士帽，为什么不离 职读书？其实，对他们更重要的是官帽。如果不当官，大学也不会巴结他们了。高官读博士，自然不同于年轻学子读博士，对年青学子的考试要求、课程要求，对高 官都成为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条件。有的外省高官，攻读北京某大学的博士，甚至可以不来学校上课，而是提供机票让教授到外省面授。一部分高官的毕业论文，也 是秘书代笔，或枪手代笔。

第三方面的表现，就是学风败坏，弄虚作假。教授没有学术冲动，只有利益趋动。学生没有学术兴趣，只有文凭兴趣。学术论文垃圾化。绝大部分学报、学刊，成为学术垃圾场。绝大多数论文，不再是表达新思想、新观点、新发现的载体，而是学位、职称的敲门砖。办刊方以出卖版面谋求经济利益。投稿方出钱买版面，是 为了换取学位、职称，再获得经济利益。就是那些符合学术论著外在规范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普遍平庸化的趋势。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创新直面真问题，而是绕开真问题无病呻吟，做故弄玄虚的概念游戏。

一些校长、院长、名牌教授，陷入抄袭剽窃的丑闻。韩国黄禹锡事件表明，韩国对自己的学术明星没有包庇，学术环境保持着底线。而我们一些部门公然包庇一 些明显抄袭剽窃有一官半职的人。反而压制揭露者，批评者，处分揭露真相的报纸编辑记者。把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都给颠倒了，解构了。这种学术环 境，对青年一代的腐蚀极其严重。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越来越对学术失去了内心的向往，对科学的殿堂、真理的殿堂不存敬畏。求学、做论文，都是一种当下的 利益交易。互联网为抄袭和复制提供了方便。研究生教育一个茶壶不是配四个茶碗，而是配几十个茶碗，就是认真的导师也感到力不从心。况且大量的导师本来就不 具备应有的学术指导水平和学术责任感。在学术标准普遍弃守的趋势下，个别教授坚持博士、硕士毕论文应有的学术原创性，在评审时对过于低劣的论文说不，反而 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可笑斗士。以后再没有人请他指导或评审。

学术腐败的源头不在学界，只是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的派生物。搞腐败都是一些官产学通吃的人物。大学本来可以充当社会的净化器。民国时期，官场腐败，教 师医生还是清流，现在已经汇入滚滚浊流。我本来寄希望教育领域比照经济领域的改革，放权松绑，政府把办学的权力还给大学，把教学的权利还给教师，还给学 生，让高等教育进入良性循环。现在中国经济领域，民营经济已经超过了半边天，活力最强不是国营企业，而是民营企业。但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公立大学处于绝对 强势，民办大学处于绝对弱势。行政部门强行规定，民办大学只能做高等职业教育，不能办研究型大学。大家知道，在美国大学，排在前十名的大学，都是私立大 学。私立大学办研究型大学比公立大学水平还高。中国即使不能学美国，让私立大学领先于公立大学，能不能给民办大学和公办大学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中国的高 等教育，经过这一轮扩招，已经快到一个槛了。过去中国高等教育是高度供不应求，现在已经趋近供求平衡，等到高等教育供过于求的时候，民办大学可能就没有发 展机会了。吉利可以办成一个很好的民营汽车公司，但在中国很难办出一流大学。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大学泡沫破灭的时间不远了，因为中国持续三十年的一胎 化政策，生源迅速减少，近几年考生人数连年递减。大学供需关系一旦过了拐点，就要发生危机。

以上是我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学精神演变的粗略描述。我对现实的判断可能比较悲观。但是我要说，不管现实存在怎样的问题，命运的选择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大学生如果取法乎上，追求真理，追慕先贤，前途仍然是光明的。

第三篇：大学职能演变启示

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经济发展需求,促使了人类文明成果高度集散地——大学的诞生,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大学教育对社会的不断渗透,又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大学和社会互为依托,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大学的职能也从初始阶段单一的培养人功能演变到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再演变到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集此三大职能于一身的现代大学由于对社会发展所做出的特殊贡献,正在成为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心0。因此对大学职能历史演变的背景及成因的探讨,对我们现在正在从事的高等教育改革,无疑将具有借鉴意义。

一、大学职能的历史演变

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中世纪的大学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新兴工商业城市的兴起以及新兴工商业者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日益起着重要作用,对中世纪大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虽然,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是一些学者以研讨社会问题为初始目的的,但很快就被统治君主或教皇所控制而最终成为他们的附庸。大学的职能也仅限于为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工具性人才的储备。如管理城市的官吏、法官以及教师、医生等。整个大学按照统治阶级的要求运行,不断地用等级的教育复制着等级社会体制。因此,此种大学模式是在严格的封闭状态下运行的,与社会生活实践严重脱离。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大学就形成了以教学为主和办学思想保守的基本特性。

它表现为,其一,随着中世纪大学的建立和发展,原本以”自由研讨”为出发点产生的大学,很快就转向以教学为主,习诵古典成风。大学开设课程主要有神学、哲学、文学和法律等,并由大学法规或教皇固定下来,不能更易。授课时以论诵为主,教师讲学生记。诵记教学还特别强调背诵和考试,考试不能超过经文所规定的内容,这种硬性背记式教学极大地损害了学术的发展。其二,到14世纪和15世纪,教条之风日盛,大学教学日渐禁锢思想,鼓动社会保守主义,对社会发展视而不见。而且随着各国对大学控制的加强,大学又日渐为教会或王室所控制,这样早期大学曾经提倡的发展科学、发展知识的积极作用也逐渐消失了。直到18世纪,大学的主要职能仍是单一的培养统治阶级工具性人才,虽然也出现有少量的学者、教授从事过某些研究工作,甚至还出现了但丁、哥白尼、伽利略等著名的科学家、学者。但作为大学的科学研究还相当不普遍、不经常,也从未作为大学的计划内容,只是属纯粹的个人活动。至于直接为社会服务,这在当时对大学而言,更是远远游离于活动之外的,大学被视为高居社会之上的”象牙之塔”。19世纪初,基于重塑德国雄风的迫切需要,德国委任新人文主义者威廉.洪堡出任教育部长并创办了举世闻名的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创办不在于增设了一所大学,它的意义在于创立和全面实践了一种新的大学观。洪堡倡导的“学术自由”和“研究与教学相统一”原则,柏林大学实施的自由选课、自由研究等方法都集中反映了时代的先进教育观,实践了一个崭新的大学理念。洪堡认为:古希腊精神的核心是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性精神,而这些唯有在大学,在大学的科学和学术研究中才能被唤醒,才能形成。自由的学术研究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途径。因此,他把研究自由作为新大学的最高思想和中心任务,并据此来改造大学的教与学。他指出:“大学教授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教,大学生的任务也不是学,大学学生需要独立地自己去从事-研究,至于大学教授的工作,则在于诱导学生-研究.的兴趣,再进一步去指导帮助学生去做-研究.工作。”洪堡还认为,大学的真正成绩在于使学生可能,或者说迫使学生至少在他一生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管任何目的的科学,从而也就是献身于他个人道德和思想上的完善。正是柏林大学对传统大学模式的突破,以及其获得的巨大成就和鲜明的个性特色,使其成为德国其它大学竞相模仿的榜样,推动了德国大学的现代化。而后德国迅速兴起的实科教育和工科大学又填补了柏林大学与生产实践之间的空白,搭起了从研究性大学的纯理论研究与社会需求的桥梁,从而也给研究性大学找到了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了良好的应用渠道,并为大学提供了越来越充足的科研经费。这种文理大学和工科大学以及各学科技术学院的综合体,相互依赖,共同发展,促进了1871年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和经济腾飞。正像创建新大学时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新大学担负起了民族振兴的/精神源泉0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形成了大学的第二个职能——发展科学。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签署了5莫雷尔土地赠予法6,赋予美国高等教育一项新的职能——服务。该法案规定:向各州每位议员赠拨了3万英亩土地,并将之售出,用所得经费建立永久性基金,以资助、供给和维持至少一所专门的学院,这所学院主要讲授农业和机械制造工艺方面的知识,培养为当地工农业生产服务的各种技术人才。赠地学院一改美国传统学院的办学思想,更多地关心农业、实用知识和推广技术,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农业的发展,正像康乃尔大学创办者康乃尔指出的那样,“这所学院将向社会的工业和生产阶级提供最好的设施,以使他们获得实用知识和精神文化。”需要特别一提的是,为适应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的需求,1904年威斯康星大学在范海斯校长的领导下提出了“威斯康星计划”,这项计划赋予威斯康星大学两项重大使命——帮助州政府在全州各个领域开展技术推广和函授教育,以帮助本州公民。1909年,斯迪芬撰文,把这项计划描绘成“把整个州交给大学”。“大学对本州人民的作用就如同人的头脑对人的手脚和眼的作用”,即“大学要给人民以信息、光明和指示”。威斯康星大学把整个州作为大学校园,“威斯康星计划”使之成为“任何人可以学习任何东西的地方”。随着威斯康星大学不断完善其为本州服务的职能,它在诸如畜牧科学、生命科学和细菌科学等学科方面迅速处于全美领先地位。直到今天,威斯康星大学仍常常排在美国最优秀的十所大学之内。191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一系列法案,拨款支持高等学校在人民中传播有关农业和家庭实用信息,并鼓励对这些信息的应用。此后,美国高等学校的服务又逐渐延伸到其它方面,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显然,服务职能的增加给美国高等教育带来的革命是多方面的,如教学方法的变革等,但最为主要的是使美国的大学和社会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使得为社会服务和国家发展服务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大学也因之开始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

二、几点启示 大学的职能演变是随着社会发展需求的变化而逐步演进的。每一次社会发展的进步都要求大学不断承担起新的职能,而大学对自身职能的很好履行又将对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社会对大学履行承担职能的认可,又会对大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社会和大学互相制约又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成为大学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大学对此要予以充分重视,通过充分利用自身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高智力优势,认真做好自身所应承担的职能义务,以期获得社会公众的充分认可和支持,使自身得到更加健康的发展。21大学发挥好自身的三大职能,要正确认识自身的义务和能力。不同层次的大学,要实事求是地根据自身所拥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根据所处地区社会发展需求的具体情况,找好定位、选准方向,运用高智力优势,真正为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借鉴西方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我们知道,大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教学型大学、教学科研型大学和综合型(多功能)大学三个发展阶段,其基本特征为:教学型大学。其主要职能就是通过教学活动的实施,为社会培养所需专门人才。学校一般以古典式(即单一的传播知识)的教学为主,对学生的培养也只注重心智的培养和性格的养成。此种学校的基本特征是封闭和保守,其发展经常是游离于社会发展大潮之外,因此,也经常受到社会公众的多方面的批评。这一类大学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教学科研型大学。除了主要通过教学来培养人才之外,为社会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发展科学的职能,这无疑加快了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大学内部结构的优化。而由于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工作,此时的大学很可能就成为国家发展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中心。政府和社会大众依靠大学来促进国家科学的发展,政府和社会也将基础科研经费大多投向大学。

综合性(多功能)大学。此种大学集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三大职能为一身。大学不仅进行培养本科生、研究生的教育,又着力进行科学研究,建立智力城,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科学的中心;还通过形式多样的高智力服务,成为推动社会政治、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源。大学确确实实地从边缘地带走向了社会展的中心。依据以上的分析,结合我国大多数内陆欠发达省份的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不难得出,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大学,除极少数国家直属重点大学之外,大多数大学应属教学型大学。显然此类大学在学术声誉、教师质量及物力贮备的量级上都很难与北大、清华等国家重点大学相比较。因此,立足现实,面向本地区,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在本地区相对集中的智力优势,为本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应是此类大学改革与发展的理想选择。首先,虽然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地方型大学的整体实力和重点大学相比,一般都处于不太有利的位置,但就各自所处的地区来说,一般又肯定聚集了相对富足的高智力的人力、物力资源。只要科学地利用这些人力、物力资源的高智力优势来为本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服务,一定会为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走出一条宽阔的可行之路。其次,大学的基本职能就是培养人才。从现代意义上讲,大学就是要向社会培养输送多规格、多层次的各类高素质的、全面发展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建设人才。因此,大学应该通过对现有相对富足的高层次师资队伍的优化重组,运用自身所具有的学科群优势和图书、实验等优势条件,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建立起一套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首先要做到为本地区社会发展培养出真正能满足其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在此基础上,真正把科学研究的方向确定为解决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的努力上,切切实实地为地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通过自己的一系列高智力服务,逐步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获得他们的支持,使大学真正起到地区“社会发展中心”的作用。

第四篇：沂蒙精神的发展演变

沂蒙精神的发展演变

陈虹吉 201204120315 沂蒙精神,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沂蒙山区所独创的特定区域性的红色革命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基本内涵是:“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而其内涵的具体确定却经过了革命战争年代、新中国建设初期、改革开发以来等不同历史时期的不断总结和不断提高，最终确定为这十六个字。这里既包括了老一辈沂蒙人民的无私奉献，也包括了新一代沂蒙人民的艰苦奋斗！

在战争年代沂蒙精神有民工支前，沂蒙母亲送儿子参军，沂蒙红嫂用乳汁救战士，沂蒙女性缝军衣、做军鞋、抬担架、推小车，还有就是全体沂蒙人民用小米加步枪坚定地守在了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保卫了我们的国家，捍卫了我们的主权，拯救了我们的人民。

而其中最让人感动的就是那一群可爱更可敬的红嫂。红嫂是一群人的称呼，不是特指某个人而是那一群为了抗战付出了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生命，自己家里所有东西的伟大女性。她们用自己的行动无声地体现了沂蒙精神的内涵：无私奉献，爱党爱军。

红嫂为了支援前线，送自己的丈夫上了战场，然后又送走了自己的儿子，最后还要奉献家里最后的口粮，布匹做军粮，军鞋。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可以取得抗战的胜利，可以保卫他们所热爱的家园，他们最后的依靠。还记得那个电影里的沂蒙六姐妹，那个从来也没有见过自己丈夫的女人，只能从自己侄子的面貌中去想象自己丈夫的样子，但是她从没有放弃，一直都在坚持的抗日，坚持的为自己的丈夫守护着他的后方。甚至她自己也为抗战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团结村里的姐妹做军粮、军鞋，做担架，和姐妹们一起救治伤员，在红军无法通过河流时，她和她的姐妹以自己柔弱的身躯组成了火线桥，让红军从他们的肩膀上通过，去往了抗战第一线，成功的投入了战斗，保卫了祖国。

还有一个人不得不说，那就是用自己的乳汁救了一个战士的那个红嫂。一位在孟良崮战役中受伤的战士因失血过多，昏迷在野外，被一位挖野菜的年轻大嫂发现，大嫂在野外没有水，进村弄水，太远，也怕敌人发现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奶汁去救活伤员。她们没有什么直接的惊天动地的举动，但她们用自己的力量保卫了祖国。

她们是一个年代的记忆，是她们用她们柔弱的肩膀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这么美好。她们用她们的奉献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无私奉献，什么是爱党爱军。同时她们也在后来的日子里教导他们的儿女做一个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人。这才有了沂蒙精神无限的传承与发展，是他们让沂蒙精神到现在还在发扬光大，是他们让我们现在还可以了解到当年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她们和所有的中国人民到底付出了些什么，是他们让我们有机会去继续开拓奋进，艰苦创业。

新中国建设初期的沂蒙精神集中体现为艰苦创业，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沂蒙人民不畏艰苦，与自然和困境做斗争，最终战胜了自然和贫困，走出了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复兴之路。

沂蒙山区自然条件较差，在历史上曾是“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土货不出，外货不入”。特别是受封建剥削和外来势力的压迫，再加上革命战争年代为革命事业而献出了几乎全部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经济基础因而极端薄弱，发展经济遇到了特殊的困难。其中的历家寨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解放前，厉家寨流传着这样一条谚语：“穷山恶水种地难，既怕涝来又怕旱，十年就有九年欠；沙石盖子旱龙岗，锄地丁当响，种地不打粮。”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沂蒙人民不懈的奋斗下实现了现在美好的生活。

1951年，厉月坤任厉家寨乡党总支书记，同时兼任厉家寨村党支部书记，领导着厉家寨人改造家园，那时他推广了适合当地耕种的七寸步犁，这个犁耕的更深，耕的更好，所以在当地开始了大面积的推广，这是为当地经济发展走得最开始的一步。然后是优良品种的推广，“金皇后(玉米)，438(小麦)，胜利百号大地瓜”这些优良品种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1954年冬至1955年春，他带领全乡干部群众发起了治山治水的攻坚战，凿平了11个岭头，填平了70多个大汪和300多条大沟，凿通了三道大岭，迫使13条山河改了道，把1180块小地整成了“三合一”标准梯田，粮食由互助组的亩产230斤到初级社的亩产400斤再到高级社的亩产550斤。加之整修高产稳产农田、增种高产作物，普及良种、改进耕作技术、增养牲畜和毛猪、开辟肥源、合理施肥以及改良旧式农具、增添新式农具等措施，“1956年获得了每亩平均产粮552.8斤的大丰收。”这些都是历家寨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建设自己的家园建设祖国不断艰苦奋斗的创业之路。

改革开放以后，沂蒙人民依旧坚持艰苦创业的精神，不断的开启属于他们的美好生活之路。1984年，以刘加坤为首的党支部开始了架电、修路、整地、栽树的五年规划。他们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立足于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克服困难，完成了前人未能完成的伟大事业。自筹资金进行架电，用不到别人十分之一的时间完成了筑路的工程，应地制宜实现了高山水利化，通水后开始了农田治理，开始了树木的培育。他们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凭借他们自己的力量在贫困的现状上创造了自己的美丽家园。进入1990 年代，九间棚人抓住机遇二次创业，到县城开拓发展空间，建立了自己的工业项目。按照“立足山上农林果，出山进城办企业”的发展思路，先后在县城创办了九间棚花岗石厂、工程机械配件厂、塑料厂、金银花茶厂等六个企业。他们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终于成功地走出了自己的致富路之路。

到1998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2200万元，实现利税240万元。如今，这里已是森林茂盛、桃红梨白、花果满山，成为著名的全国农村旅游示范点。村里在山上有果品基地，在县城办了企业，建了 4 栋“九间棚公寓”，在北京办了生态园，培育出了金银花新品种“九丰一号”，成立了九间棚农业科技园有限公司。进入21世纪，九间棚人跨省进京，采用现代化经营管理模式，打造出了中国金银花第一园。这些都是沂蒙人民不断的奉献，不断地怒力，并不断的改良后取得的成果，这都体现了沂蒙人民的创业精神。他们不断的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创新，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空。他们用他们自己最平凡的经历和努力来告诉我们开拓奋进和艰苦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从他们的事迹中，我渐渐明白了，要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不是单纯的依赖国家的扶贫，而是应该从自身出发，不断的发掘自我潜力，不断地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探索，进行创新，走出一条只属于自己的路。

“沂蒙小调”把煎饼摊成大产业。今年四十七岁的李怀珍,一九九五年三月从费县铁路粮店下岗，经过多次创业都失败后，终于想到了沂蒙人民最爱吃的煎饼，她不断地改进技术，最后终于摊出了属于她的的煎饼企业。当然,她并不满足与现状。随着企业的扩大，她开始想要投入国外市场。2001年，她来到了上海参加“山东省首届名优农产品产销订货会”。虽然发生了很多事，但最后终于成功打入了国外市场，同时她也萌生了创立自主品牌的想法。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她的煎饼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市场。同时由于从小就深受沂蒙精神的影响，让她想到了自己煎饼企业的名字“沂蒙小调“。这是当地的一首流行民歌，有很高的知名度，凭借这首歌的带领，她的煎饼事业变得更好了，价格也上去了。随后,李怀珍注册了“沂蒙小调”系列商标,创办了沂蒙小调特色食品公司,生产煎饼、花生、果脯等系列食品。

沂蒙精神这八十几年来的发展有目共睹，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沂蒙人民始终坚持这这十六个字的精神，不断地用他们自己的双手去保卫我们的国家，去开创他们的事业，去改善他们的生活，同时也在改变当地的环境。

从调查中我了解到他们并没有不切实际的提出口号，而是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创造的。这就是新时代的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学习从现实出发，抛弃我们不切实际的梦想，现在开始打好基础，让我们有一个坚实的地基，然后在此基础上区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九间棚，沂蒙小调。我们在学习中也应该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以后的生活中也应该爱党爱军，无私奉献，面对工作更应该开拓奋进。我们应该把沂蒙精神融入我们的学习生活中，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去把沂蒙精神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学习沂蒙精神。让沂蒙精神为我们祖国的繁荣复兴贡献它的力量。

第五篇：沂蒙精神的发展演变

沂蒙精神的发展演变

以“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为基本内涵的沂蒙精神，是沂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培育下，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升华优秀民族文化品质，逐步砥砺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优秀群体意识和可贵革命精神。它秉承沂蒙优秀思想文化和优良革命传统，根植沂蒙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沃土，在沂蒙山区这片英雄的土地上逐渐生根、发芽直至成长壮大，不断地焕发出耀眼的光辉，显示出巨大的历史及时代价值。

一，沂蒙精神概说

沂蒙精神的提出及其内涵的确定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沂蒙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是一种先进的群体意识，是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各级领导对沂蒙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党的关怀和培育为我们弘扬沂蒙精神指明了方向。

1，沂蒙精神的提出

沂蒙精神从概念的提出到内涵的确定，经历了15年的时间。纪80年代，临沂市平邑县九间棚村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通过架电、治水、治山、修路实现了高山水利化，摆脱贫困走向了富裕。他们在战天斗地过程中，铸造了闻名全国的“九间棚精神”。1989年，新华社山东分社原副社长李锦在九间棚村调研52天，提出了“九间棚精神”。将“九间棚精神”概括为“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坚忍不拔、无私奉献”，并写出了《九柱擎天》的调查报告，引起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的高度重视。“九间棚精神”的提出，为“沂蒙精神”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1989年，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话，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讲政治。之后中央召开的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号召全党要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在这种背景下，时任临沂地委委员、宣传部长的李祥栋和同志们经过反复酝酿，于1989年12月12日在《临沂大众报》发表了题为“发挥老区优势，弘扬沂蒙精神》的文章，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沂蒙精神“这一概念。

1990年2月2日，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姜春云同志到临沂视察，将沂蒙精神概括为“立场坚定、爱党爱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16个字。

1997年，沂蒙精神被进一步概括为“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16个字。2001年，有关专家曾将沂蒙精神扩展为“爱党爱国、艰苦创业、改革创新、敢为人先、不懈奋斗、无私奉献”24字。

2004年，第四次沂蒙精神研讨会召开，经过专家认真研讨，恢复了1997年关于沂蒙精神内涵的16字概述，从此成为定说 2，沂蒙精神本质

沂蒙精神是一种先进的群体意识。它秉承优秀的思想文化和优良的革命传统，根植于山东革命和实践的沃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开放兼容的理论特质和强大的实践功能，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刻内涵的生动诠释和具体体现。“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是沂蒙精神的深刻内涵。其中，“爱党爱军”是沂蒙精神的灵魂，表达了沂蒙人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舍生取义、追求执着的崇高政治信仰；“开拓奋进”是沂蒙精神的主题，概括了沂蒙人民追求进步、改革创新、敢为人先、自强不息的先进思想意识；“艰苦创业”是沂蒙精神的体现，展示了沂蒙人民自力更生、坚忍不拔、知难而进、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无私奉献”是沂蒙精神的核心，明确了沂蒙人民顾全大局、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甘于奉献的价值取向。从历史的、发展的视角来看，沂蒙精神又集中表现为一种大义、大爱、实干和创新。

3，沂蒙精神的产生

沂蒙精神诞生于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沂蒙人民，坚决响应党的全民抗战的号召，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沂蒙人民怀着对党的赤诚之心、对人民军队的无比热爱之情，用自己的双手、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拥军支前的壮丽赞歌，熔铸了党和沂蒙人民血浓于水的感情。（1）渊子崖村民浴血抗日

抗日战争时期，以临沂为中心的沂蒙山区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1941年12月20日凌晨，日军千余人突然包围了渊子崖村。板泉区中队副中队长高秀兰等人和村长林凡义立即组织民兵和村民，依托周围地形抗击敌人。最终，该村在八路军协助下击退敌军，共毙敌12人，村民牺牲147人。

（2）“母送子、妻送郎”入伍参军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兵员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之一。沂蒙人民在地方党组织的号召动员下，踊跃报名参军，“母送子，妻送郎，送亲人，上战场“成为战争年代的沂蒙社会现象。当时沂蒙山区约有420万人口，有20万人参军入伍，120万人参战之前，10万先烈血洒疆场。仅1944年、1945年和1946年三次大参军运动，就有62989名沂蒙青年子弟加入人民军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3）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的模范

从“女子火线桥”到“小车推出来的胜利”，“沂蒙红嫂”明德英乳汁救伤员，“沂蒙母亲”王换于，沂蒙六姐妹等等，无一不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对人民军队所做支持的代表人物。在那个年代，沂蒙人民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舍生忘死地开展各项工作，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和红色政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4，沂蒙精神的发展

沂蒙精神发展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开拓奋进精神的沂蒙人民，怀着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美好向往，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体谅国家的艰难，以主人翁的姿态，继续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开拓精神，继续发扬大公无私、舍己为国的精神，积极探索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迅速兴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奏响了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之歌。这一时期的突出事例主要有：沂蒙人民积极支援抗美援朝，毛主席批示“历家寨是一个好例”，毛主席批示王家坊前经验，毛主席批示高家柳沟扫盲新做法，治理淮河再现支前精神，兴修水利建起“千库万塘”等等。

二，“下基地”社会调研与实践总结

为了响应2013年夏季“下基地”实践活动的主题：“责任担当，践行青春中国梦”。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依托沂蒙老区红色资源，深入红色革命基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了解当地红色文化和红色历史，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我组依托临沂当地红色资源展开了认真的社会调研。

7月18日，我前往华东革命烈士陵园进行参观调查，一座座石碑让人心生感慨，一幕幕历史事件仿佛就在眼前。向这些为革命事业做出牺牲、为沂蒙精神的发展做出贡献的烈士们致敬。

7月19日，我来到金程塑编有限公司，将要对这公司进行为期两天的调研访问。我的主要课题是：它与沂蒙精神有怎样的关系，沂蒙精神对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应该怎样继承发扬沂蒙精神并使之为其作出好的影响。

此次调研活动内容主要包括，了解企业发展过程与其文化，采访企业负责人，询问有关员工对其企业与沂蒙精神的看法，询问企业负责人对未来的展望。

7月19日下午，通过网上查询与资料查找，大体上对金程塑编有限公司有了个初步了解。该公司位于郯城镇南部，主要生产农用和工用塑料用品，也有加工出口业务。其公司有员工一百多人，其董事长为顾先生。顾先生的父亲在几十年前经营了一家塑料品加工店，之后顾先生与其父亲一起将其发展壮大，直至今天的规模。通过对顾先生的询问了解到，其爷爷曾是一名红军，这些年的发展离不开他爷爷对他的培养与教导，简单说，就是红色精神培育了他，造就了他今天的成就。谈到沂蒙精神，他说“是爷爷教给了我沂蒙精神的内涵，虽然那时不知道这就是沂蒙精神，但是我们的理念是一样的，都是艰苦奋斗、开拓进取。” 7月20日中午，我对该企业内部员工做了一些调查询问。经过一番调查，得知该公司最近几年一直不忘回报社会，各种捐款数额不小且非常及时，企业对员工待遇也不错，员工也逐渐养成一种奉献精神，对待他人、对待社会也有很多积极贡献。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过很多困难的时候，但是公司凝聚力很强，几乎没有人因为几个月不发工资而离开，都是陪着公司走过了一道有一道坎儿。

7月20日下午，在即将结束对该公司的访问前，我又去询问了企业负责人，想了解一下他对企业未来发展的看法。他表示，将会继续秉承着沂蒙精神，坚持艰苦奋斗、开拓奋进，力争把企业变为所在行业的龙头领军企业。

沂蒙精神在各个时期总有其不同内涵，但是不变的是其本质，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本质。无论在什么时期，沂蒙精神总是能给人们以力量，指引人们前进的道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通过对金程塑编有限公司的调查访问，使意识到，越是在难的时期，越要理想信念作为支撑。时代变迁，各种光景沧海桑田，但是不变的，总有那么一种力量，一种精神。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努力向前，一定会将沂蒙精神弘扬并发展。沂蒙精神也必将对我们的个人成长产生极大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