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违宪审查制度[优秀范文五篇]

第一篇：美国违宪审查制度

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到

美国违宪审查制度

杨遴

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是1787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它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自从华盛顿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到今天的第55届总统奥巴马，它一脉相承到今天。所以在历史上，美国只有一次制宪，那就是制定了1787年宪法。二百多年来，美国虽然先后通过了27条修正案，但都是修宪。但由于美国资产阶级政权的一直持续，因此美国并没有再一次制定宪法。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宪法制定出炉仅有七条，两百多年间仅有27条修正案，这个惊人的宪法，并没有随着美国经济政治的变迁和发展被历史淘汰，相反却让美国在此规范的带领下欲发法治文明而强大。历史的变迁和世界法制的发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可以算是宪法的“圣经”了，它无时不为美国贡献着巨大的力量。

我们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为国家政治、经济、思想建设提供了法律标的和向标，意旨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它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目的是确保革命果实，资本经济市场的正常运转。当然，这里我不再从深思考这一问题。

既然宪法是以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来保证革命的果实，标的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那么就要保证宪法的正确正常运转。这就必须对宪法进行监督，由行政、司法、立法的三权分立制衡来达到这一目的，才能使宪法达到确保法律的安定、平等、合目的性，从而使国家稳定、法律合目的，最终为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服务。

在这里，我要以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来阐释这一观点，证实法律——宪法的监督的重要性——违宪审查制度。

一、从“三权斗争”到“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在这里，我要把“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案情详细的梳理一下。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发生在十八、十九世纪交替时期，也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与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交接时。时任美国总统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是联邦党人。在18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共和党人托马斯•杰斐逊击败约翰••亚当斯当选美国第三任总统。在这期间两党斗争日趋激烈，最初的争论是围绕财经政策进行的。此时，在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政府担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主张建立稳定的国家信贷、建立国家银行、征收进口税、集中权力于联邦政府，并要求从宽解释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而这一主张遭到时任国务卿杰斐逊的反对，杰斐逊认为应当从严解释宪法，使各州和地方政府能够享有较多的权力。两派意见在国会形成了两个投票集团，进而组成了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和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此时，此案的主角——被告——《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之一麦迪逊（曾经是联邦派（还未成为有组织的政党时）的核心人物）则与杰斐逊联盟，所以在杰斐逊上台后即任麦迪逊为国务卿。

面临大选失败的联邦党当然不甘心。他们在失去行政和立法主导权的情况下，将眼光自然放在了不受大选影响的司法权的争夺上。1800年12月，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因健康辞职，尚未离任的总统约翰••亚当斯任命国务卿马歇尔接任首席大法官并于1801年1月27日获得参议院通过，此时的马歇尔既是大法官又是国务卿。与此同时，在联邦党控制下的国会在压力和慌乱中通过了《巡回法院法》和《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至此，巡回法院数量从三个增加到六个，新增加16名法官；又在华盛顿特区增加了五个地区法院，每个地区还增加一名检察官和一名联邦执法官，在人口稀少但临近首都的各县设立42名治安法官，（马伯里便是其中的一名新任命的法官）。巡回法院设立的官职都已由忠诚的联邦党人顺利赴任；而后设立的42名法官由于时间紧迫，直到总统亚当斯任期的最后一天才予任命。按规定，这些任命必须在总统离任前一刻经参议院同意、总统签署、国务卿盖章后才能生效。马歇尔竭力的忙碌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最后还有17份任命状没有送出。

焦点问题在这里产生了。第二天，即1801年3月4日，杰斐逊就任美国第三任总统，权利到手的杰斐逊立即任命他的国务卿麦迪逊扣押了未送出的17份委任状，接着新一届国会于1802年成功地废除了《巡回法院法案》，以此削弱联邦司法权。为了防止马歇尔控制的最高法院的对抗，新国会以法令形式迫使最高法院从1801年12月至1903年2月关闭了14个月。

整个案件的案情到这里就差不多就是这些了，但这个案件最终在强大的压力和斗争中获得了它应有的价值。在这个奇特而似乎合法的政治斗争中，这个案子却有着重大的影响，它关系着美国三权的权利分配与制衡。在此，先不从这个案子的结果来分析，因为它在此还未真正的开始。从“三权斗争”到“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一个循环斗争的必然。

三权分立，即行政、立法、司法的统一制衡，是近代宪法的思想理论之一。而美国宪法就采用了这一理论基础，国家体制也相对应的是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三大部门。从美国国家体制与宪法思想划分来看，又再一次证实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政治、经济、立法等诸多部门的标的、指向标。

用数学中的三角形边角对应关系来喻指三权分立，更能体现权利统一制衡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三角形的边角对应关系成正比，即简单的而理解为大角对大边。当三个权力同等大小的制衡情况下，在三角形上的表示情况是等边等角的等边三角形。在这个“魔幻三角三权分立表示图”上其他三角形情况便可想而知其权利之间的制衡关系。当某个权利或某两个权利小到为零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抽象的认为是一个新的“杠杆原理”或是全国“一条龙说了算”。谁有权利谁说了算，这还是宪法所规范的吗？所以在三权分立里，势必会引起新的三权分配，新的“三权斗争”开始了。面对美国司法权的削减，“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在新的“三权斗争”中拉开了序幕，它是现实的、必然的。

二、“违宪审查”还原美国“三权制衡”

在这个宪法基本理论“三权分立”被美国现行政治的冲击下，国家体制中的行政、立法、司法几乎被某以权力圈拢大权的情况下，宪法几乎被某一权力获得者所操控，失去了它应有的安定、平等和合目的性。

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看来，政治成为了党派之间镇压宪法的工具，三权体制被党派之间各自的利益搞得“谁有权谁说了算”，宪法着一根本大法形同虚设。美国在此期间的做法又恰恰证明了“三权分立”的提出者法国启蒙家孟德斯鸠的另一理论。他认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切又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用权力约束权力，就必须实行权力的分立。”这里明确了三权分立和制衡三权之间的均衡与相互制约，而美国这一时期的政治却与此相反。

假设同一个机关，既是法律执行者，又享有立法者得全部权力，它就可以用它的一般意志去蹂躏全国；因为还有司法权，它可以用它的个别意志毁灭每一个公民。如果立法权与执行权掌握在同一个人手中或同一个机关手中，自由便不复存在。因为很可能君主或议会制定出暴虐的法律，而又粗暴的强制实施推行。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或被凌驾，自由也是不复存在的。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合二为一，法官既是审判者同时也是立法者，那么将会法律不自觉地赋予了执法者对人民生命和自由的独断专权。如果司法权与行政权合二为一，那么法官将成为魔鬼，握有压迫者的力量。掌握执行者的权力，就更容易滥用权力。如果同一个人或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那么，彻底的“一条龙说了算”彻底形成了，“三权分立”指导的宪法牺牲了。而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时期的美国，正不自在的处在上述假设之一中。前面已经说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在美国的价值，从新分配三权并使三权得到了相互制衡，这是美国法治的又一里程碑。

在美国这一时期的党派政治斗争中，围绕“三权分立”之间的关系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凸显了出来，宪法的三权制衡能否立住脚跟，便成了美国法律、政治之间平等、稳定和合目的性的关键。而在此案中，却正是大法官马歇尔使此政治、法律之间化险为夷——违宪审查制度。

马歇尔一直认为美国三权中司法权处于相对弱势，美国政权中还是立法、行政有权，他们说了算。在三权分立中，司法权处于被动地位，司法方面“不告不理”，是没有主动权的。它即没有军权、财政权，并无法支配社会力量，它的实施判决必须“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其实宪法一直处在立法、行政之中，而司法却被孤立了。它——美国政治、法律又处在了前面的几种假设之中——后果如假设所述，司法失去了在三权中相互制衡权利和本身的权利。

就在党派之间极力的权力斗争下，“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成了马歇尔的对抗行政、立法的机会。面对该案中民主共和党的扣押委任状和废除法律关闭最高法院的做法，是完全没有司法存在的。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无所事事，十年只判过一个案子，并且也被否认了。

这一切，对于一心想强大司法力量的马歇尔来说，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但“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又给了他一个机会，给了他一个拯救三权分立下的宪法和政权，如何让弱势的司法权和行政权、立法权制衡？

在强大的行政权之下，马歇尔受理该案实在非常棘手。他首先的试探：要求麦迪逊解释不发任命状的理由被置之不理。

所以，马歇尔在此作出了斩钉截铁而又不需要执行的判决。它的逻辑是：第一，申请人有权得到委任状，因为程序合法，拒发委任状便是侵权；第二，被侵权人应当得到救济。“合众国政府为法制政府，而非人制政府。”第三，由于司法法违宪，最高法院无权发出强制执行。因为依据联邦宪法规定，只有外国大使、公使、领事、领事及州政府为诉讼当事人时，联邦最高院才享有初审管辖权。而1789年的《司法法》规定，“联邦最高法院在法律原则和习惯所容许的范围内，得向联邦政府现职官员下达令状，命其履行法定义务。”“当事人之全国性利益受到法院否定时，受害人得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因此，联邦政府对此案就有了管辖权，《司法法》与宪法存在矛盾。为此，马歇尔强调“法院必须决定这些相互冲突的规则中哪一个管辖该案，这就是司法职责的本质。”——违宪审查制度。

这一决定，这一逻辑，让以三权分立为理论的宪法获得了它应有的权利，让政府、立法、司法三个部门得到了相应的平衡——还原了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

三、宪法的目的：法律的稳定、平等、合目的性

在英美法系里，判例是一种法律的裁决标准，“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成功，解决了美国三权之间的不平衡。司法对宪法的监督——违宪审查，让美国这部仅有七条条文和二十七条修正案的宪法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里，一直指引着美国法制建设。

可以说，美国的民主法治正是在这部宪法的标的中，从宪法到普通法规，都保证了其稳定、平等和合目的。

“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庞德的这句话无疑是“一个永恒无可辩驳的真理”。这部宪法——1787年宪法无疑是一个完美的典型。

事实确实如此，每个时代，当然也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具有复杂性的社会，法律在对稳定与变化这一巨大悖论中成长。当然1787年宪法也不例外。

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让我思考了这个问题：宪法的目的是法律的稳定、平等、合目的性，那么，法律首先必须存在，要正确的发挥调控社会关系和生活的功能。当宪法处在马伯里所在这个“谁有权谁说了算”的时代里，它能达到的目的，只有统治者个人的意志，是不会发挥调控社会关系和生活的功能的。当然，人民的意志才是宪法、法律所要正确体现的。

“违宪审查”让美国宪法从此达到了一个高度。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为国家政治、经济、思想等诸多方面的指向标。可以说，以三权分立为理论基础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从行政、司法、立法三个部门的均衡与制约达到了宪法在国家中的引导、规范地位。

在此，再次证明了我的观点，美国宪法违宪审查依然占重要地位，它既引导了宪法的正确、有效的实施，又使国家政权——行政、立法、司法得到制衡。“违宪审查”还原了美国“三权制衡”，最终达到的目的——宪法的目的：法律的稳定、平等、合目的性。

值得一提的是，违宪审查制度已经被当今世界所广泛认可并采用，不断的发挥着它重大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的调节功能。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不发表任何言论。本文禁止用作学习、交流！）

2011年11月于科创

第二篇：浅析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浅析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一、背景案例

（一）孙志刚案

孙志刚，男，汉族，27岁，湖北省武汉市人，2001年在武汉科技学院艺术设计专业结业。2003年2月24日受聘于广州达奇服装有限公司。3月17日晚10时许，孙志刚因未携带任何证件，在天河区黄村大街被执行统一清查任务的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带回询问，随后被错误作为“三无”人员送至天河区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转送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18日晚，孙志刚称有病被送往广州市卫生部门负责的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20日凌晨1时13分至30分期间，孙志刚遭同病房的8名被收治人员两度轮番殴打，当日上午10时20分，因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孙志刚案首报于2003年4月25日的《南方都市报》，事件披露之后迅速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关注，网络上更是一片渲染大哗。强大压力之下，5月12日散布于6个省的18名涉案者被全部抓获归案；5月20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6月5日，18名被告在广州市的三个法庭同时受审；6月9日，18名被告中一人被判死刑，一人死缓，一人无期徒刑，其余15人的刑期加起来超过100年。

（二）案例评析

法律有善恶之分。如果公民的权利被歪曲、剥夺，合法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那么这样不公正、违反社会普遍正义的法律就是“恶法”。孙志刚案件的发生，公民竟以生命为代价，换取恶法之终结。这不能不说是法治道路上的一大挫折。因此，面对恶法，我们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法律“公器”来保护公民的权利，否则“恶法”的存在会从根本上摧毁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并最终摧毁法治的大厦。

孙志刚案件最终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一胜利可以被看作是启动我国违宪审查机制的先河。

二、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

违宪审查制是美国对宪政理论的独特贡献。所谓违宪审查制度是指由专门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审查并裁决一切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符合宪法，并对违宪行为予以制裁的制度。经过长久法律制度的发展，现今这种机制还应当包括对某一具体公权机关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专门机关对违宪事项经审查、裁决，并最终做出违宪制裁，享有直接的处分权。因此可以说违宪审查是保障宪法实施的最有效最具权威的一种保障措施。

我国2000年制定实施的《立法法》第九十条规定如下：“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这一规定可以看作是我国违宪审查机制在理论上的确立。而孙志刚案则可以算是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导火索。

三、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我国违宪审查机制在理论上还不完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违宪事项的范围未做具体界定，使宪法监督缺乏最起码的标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与这一根本原则相悖的违宪事件屡屡发生却没有有效的程序和途径纠正，因此宪法的实施需要监督，违宪审查制度必须建立。但是如何界定违宪事件，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违宪审查的范围包括：法律、法规及法律文件的合宪性；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的合宪性；其它社会主体行为的合宪性。也有学者将有关选举的诉讼（包括选举活动的合宪性及代表资格争议）、公民个人的宪法诉愿和政党违宪案纳入违宪审查的范围。此外，还有学者则明确提出公民个人的行为一般不构成违宪，因而不属于违宪审查之列。违宪审查的范围关系到宪法的监督能否真正发挥效用，范围过宽则失去审查的意义，过窄则无法实现保障宪法权威的目的。但凡违反宪法规定、违背宪法精神的事件和行为均构成违宪，但并非所有的违宪的事件和行为都要通过违宪审查制度来解决。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范围应包括法律、法规及法律文件的合宪性以及具体公权机关行为的合宪性。公民个人行为是否违宪不应纳入违宪审查的对象，否则必将损坏违宪审查制度的权威和效率，最终达不到保障人权的目的。

第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立法机关，如果又担任宪法监督机关，就是一种立法的自我监督，往往会使违宪审查流于形式。目前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建立了违宪审查机制，就其主体来看，主要有两类违宪审查制度：一类是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由普通法院负责审查违宪问题的司法机关监督制；另一类是以德国、法国的为代表设立专门宪法法院来行使司法审查权的专门机关监督制。从我国法律的实际发展来看，在全国人大以外设立专门的机构或由普通法院来负责违宪审查都是不太可能的。因此选择一种折中的方法，可以在全国人大下面组建一个宪法委员会，由该宪法委员会来专门负责审查违宪事件及行为。该宪法委员会直接隶属于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是一种相互平行的关系，同时比其他委员会的地位要高，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监督的职能。同时，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人大下面也可以设立相应的宪法委员会，作为从属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并代表其行使宪法监督权的专门机构。宪法委员会的委员应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其行使职权的范围是宪法监督实施的各项内容。

第三，对审查的方式和审查后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没有做出规定，使违宪审查制度难以有效运行。违宪审查的方式根据具体审查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对于人大下设的宪法委员会来说，对各级国家机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和“两高”司法解释的审查应采取事先审查的方式。即在规范性法律文件颁布实施以前，依照法定程序和法定职权先由宪法委员会予以审查，以确定其是否违宪，如若违宪，不得颁布实施。而对于具体公权机关行为的合宪性则可主要采取宪法诉讼审查和附带性审查方式，也就是对通过司法程序提起的宪法侵权诉讼，经过具体的审理活动，对违宪事件做出具体裁决，并附带性审查该案所涉及的立法是否合宪。

全国人大宪法委员会所做出的违宪审查结论，应具有法律强制性，一经做出，立即生效。经审查被认定为违宪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并不马上失效，而由宪法委员会要求制定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立法机关，必须在法定期限内进行修改，否则失效，在修改期间，该规范性法律文件停止生效。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宪法委员会的违宪审查结论，有关机关不服，可向全国人大宪法委员会申请复审，复审期间该规范性法律文件停止生效。具体公权机关的行为一经裁定违宪，其行为立即无效，由宪法委员会向有关机关提出建议，交由有关主管机关具体处理。因公权力造成对私权利侵害的，则应启动国家赔偿程序。

除此之外，违宪审查制度在实践中也不能落到实处，本来非常重要的事后审查权未被真正重视过。这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违宪审查权。自2003年孙志刚案件后这一情况有所好转，但如果建立起全国人大宪法委员会这样专门的违宪审查机关，对于法律、法规及法律文件的合宪性则更应注重事先的违宪审查权的行使，这样才能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四、结论

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根本法，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最主要、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一国国内法对人权的具体规定和保护。而在人权的保障体系中，宪法保障是首要的、也是富有成效的，没有宪法保障，任何人权保障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有了宪法，也并不当然意味着人权就可以得到保障。“凡掌权者，往往滥用权力，这是一条恒古不变的真理。”人类为了克服政治对公民权利的侵犯，逐渐地确立了限制权力的理念，这一理念就是立宪主义。立宪主义在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确立违宪审查制度，并根据国民利益和意志来对宪法的实施予以保障。违宪审查制度的构建和实行，从制度层面上实现了对人权的有效保障人权的保护。我国已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并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权状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一直没有完善，违宪审查亦未能得到有效的实施。

因此，只有健全违宪审查制度的各项内容，充分保障违宪审查机关的职权得到行使，并且能够有效地行使，才能建立起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充满活力的违宪审查制度，树立宪法的权威，最终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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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关于美国和德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比较研究

论文关键词：违宪审查 宪法法院 宪法诉讼

论文摘要：德国和美国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违宪审查机制，但两国的违宪审查在审查模式、违宪审查的程序以及宪法法院裁判的效力等几方面都具有各自的特点，也表现出很多相通的共性。这正是两大法系相互学习和融合的结果．我们应充分学习和借鉴两国在这方面的优点，以便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宪法监督体制。

人类在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先进的制度文明，而违宪审查制度无疑是制度文明中的一颗明星．在宪法的实施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系列的纠纷和争议，当这些涉及宪法问题的争议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时，必然会危及一国的宪法秩序。这就要求必需有一个机构来确保宪法的实施，解决各种可能发生的宪法争议。违宪审查制度正是在这样的需求下而产生的，作为此项制度的两大代表，美国和德国有着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一、违宪审查模式的比较

奉行“议会至上”的国家一般由立法机关来审查法律的合宪性。然而，由立法机关自己来审查自己所制定的法律的合宪性，虽说在理论上并非不可能，在实践中却以难以实行，因而是一种不完全的违宪审查制度。二战后，西方国家中许多原来实行立法机关审查制的国家纷纷改变原体制，转而采取普通法院违宪审查制或宪法法院等专门机构违宪审查制，由此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宪法诉讼模式，一是由普通法院，二为由专门的法院．由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代表国家是美国。一般认为，开创违宪审查制度先河的是l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马伯里案之后，联邦最高法院又通过判例发展出对州议会制定的法律是否违反联邦宪法的审查权。从而最终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对一切涉及联邦宪法问题的最后审查权。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64个国家采用这一制度，其中主要有美国、日本、阿根廷、巴西、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丹美、瑞典等。除日本外，其他实行普通法院违宪审查制的国家都属于英美法系。在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是有其理论基础的，胡锦光教授把它总结为四点：1．高级法思想的熏陶．2．议会意志不能等同民意的思想浸润。3．不完全信任立法机关的政治情感的萦绕4．多数决的原则之下保护少数的政治理念的确立。除此之外，马岭还认为：英美法系国家普通法院能够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根据英美法传统，普通法院有对法律的解释权。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普通法的传统仍然得以保留和延续。在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产生以后，法院又获得了对宪法的解释权。由于宪法也是法律，具有法律的一切特征，在司法程序中同一般法律一样具有可适用性，这样，法院既具有对一般法律的解释权，又具有对宪法的解释权。

相反，大陆法系国家对分权原则的理解排除了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可能性。与美国相比。大陆法系国家对分权原则的贯彻更为严格。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均认为司法权是不能够直接干预立法和行政权的．鉴于违宪审查的主要问题是审查议会立法是否违反宪法，而强调普通法院不享有任何意义上的立法权(即使是对法律的解释权)的观念导致了大陆法系国家不得不在普通法院系统之外另辟蹊径，建立专门的宪法法院来审理宪法争议案件。[!--empirenews.page--] 凯尔森率先提出设立宪法法院作为主管宪法诉讼的专门机关。在他的影响下，奥地利最早在1920年设立了宪法法院。二战后，德国、意大利等国相继建立了宪法法院，它们代表了整个大陆法系宪法诉讼活动的发展方向。据统计，现在全世界共有37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宪法法院。另外，独联体、东欧一些国家在完成体制转变后也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宪法法院。德国深受凯尔森的影响，在自己本国的宪法诉讼制度的构建上采取了由宪法法院的专门机关来解决宪事纠纷的模式。从形式上看，普通法院违宪审查模式属于“分散型”体制。最高法院所拥有的只是对违宪的最终裁决权，并不排除下级法院或者地方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大陆法系宪法法院模式属于“集权型”体制，审查权一般都集中在唯一的宪法法院。之所以产生“分散型”与“集权型”体制的差别，最主要原因在于“遵循先例”原则的有无。英美法系国家因为有“遵循先例”原则，最高法院作出的判决，下级法院必须服从，对同类宪法问题不至于导致不同判决之间的冲突。而大陆法系国家因为没有“遵循先例”原则，如果由多个主体同时行使违宪审查权，很可能导致不同法院对同一宪法问题作出不同的判决。因此，把违宪审查权集中于一个宪法法院，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冲突的发生。

二、违宪审查程序的比较

在美国等由普通法院主管违宪审查的国家，宪法争议被视为普通法律争议的一种，宪法争议和普通法律争议都由相同的法院以相同程序审理。违宪审查程序与普通诉讼程序无实质差别。并且，由于美国型违宪审查模式在审查宪法争议时实行附带性审查，宪法争议不与具体的案件相结合法院就不能对其进行审理。这就是说，当事人实际提起一个普通诉讼成为法院启动宪法诉讼程序的前提。一个普通的诉讼提起后，违宪审查在两种情况下发生：其一，诉讼当事人在自己的案件中认为，国会的某项立法或者州的某项法律违反宪法，并且因此而直接侵害了自己的权利，可要求法院对该法进行违宪审查。这是法院应当事人的请求被动审查违宪问题：其二，当事人在诉讼中并未提出适用于他们的法律违宪，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相关法律可能违宪，因而主动对该法进行审查这两种审查方式虽有被动和主动之分，但总体来说，部属于被动性审查。因为法院只能在有人提出一个普通诉讼案后，才能对涉及的法律进行审查。因此，普通法院的审查方式被称为附带审查。[1][2]下一页 德国模式既有附带性审查也有抽象性审查。由于普通法院不具有裁决宪法争议的权力，如果它们在审理普通案件过程中认为可能存在法律违宪，必须先将该案件提交宪法法院。在宪法法院作出裁判之前，普通法院中止对该案的审理，待宪法法院作出裁判后，再恢复原来的诉讼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对法律是否合宪的附带审查权实际上是由普通法院和宪法法院结合行使的。除了这种对法律的附带审查外，宪法法院还有对法律的抽象审查权。根据德国《联邦基本法》第93条第l项第2款的规定，当联邦法律或州法律同基本法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是否相一致的问题产生分歧或疑义时，或者当州法律同联邦其他法律是否相一致的问题产生分歧或疑义时，根据联邦政府、州政府或联邦议院三分之一议员的申请，联邦宪法法院有对此问题的裁决权。联邦宪法法院在审查该法律时，不必通过具体的诉讼案件而可以直接对之进行审查。当然，联邦宪法法院对法律的抽象审查，必须依申请人(联邦政府、州政府或者联邦议院三分之一议员)的申请，才能进行，联邦宪法法院也不能主动对法律是否合宪进行审查。[!--empirenews.page--] 需要指出的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审理宪法案件程序的开始，必须以当事人的申请为前提，但一旦程序开始之后，宪法法院便居于主动地位，不完全受当事人申请内容的限制。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宪法争议的意义都会超过对双方当事人自身的意义。审理程序开始之后，当事人的申请内容便不能完全制约宪法法院的裁判。

三、违宪审查判决效力的比较

在美国，法院只能通过具体的个案附带审查法律的合宪性，也只能在个案中宣布其违宪。法院判决的效力首先及于该案的诉讼当事人。例如，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马歇尔法官宣布1789年《司法法》第l3条违宪，它的效力直接落到马伯里与麦迪逊头上，即马伯里无权通过最高法院强制麦迪逊向他颁发委任状。一般而言，法院的判决只适用于具体的个案。但是，由于美国是一个实行判例法的国家，因此，凡是被美国法院宣布为违宪的法律，在事实上已经成为“死法”，不再发生法律效力，尽管它仍然被放在法典之中。这就意味着美国法院在个案审查中做出的裁判事实上具有普遍的拘束效力。

～个长期困扰美国法院的问题是：法院宣布了一部法律违宪，而该法可能已经施行多年，那么，法院关于该法违宪的裁判是否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这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都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的不确定性本身是由于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并没有法律上的明文规定，无论是宪法还是国会的立法都未对违宪审查制度作出规定，违宪审查是通过司法判例确立的。而美国的司法判例并非一成不变，法院有时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屡见不鲜。法院的裁判有无溯及力对民事法律还不十分重要，但对刑事法律却非同小可。关于法院违宪审查裁判的溯及力问题，卡多佐大法官在审理Linkletterv．Wacker一案时明确指出，应否溯及既往，这是个政策问题，如果问题严重，就要彻底翻案，溯及既往。如果问题不太严重，就不再翻案。刑事立法涉及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当然是严重问题，对违宪刑事立法，法院裁判应具有溯及力。至于对一般民事立法，则不具有溯及力。既判的民事案件通常只能将错就错，不再翻案。

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对宪法法院裁判的溯及力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法第79条规定：“(1)对于根据与基本法相抵触的法律或者根据按照第78条被宣告为无效的法律法规所做出的确定刑事判决，或者是依据与基本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之解释所做的判决，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再审之诉。(2)其他根据按照第78条规定被宣告为无效的法律法规所做出的不得再行撤销的裁判，除第95条第2项或者其他特别法律规定外，不受影响，这些裁判不得执行。依据民事诉讼法需要强制执行时，则适用民事诉讼法第767条的规定。不得主张不当得利的请求权。”由此看出，联邦宪法法院对被审查的法律法规做出的无效宣告原则上具有溯及力，对依据与基本法不符的或者被宣告为无效的法律做出裁判的刑事案件，要重新进行审理：但对于依据无效法律作出裁判的非刑事案件，出于维护法律安定性的考虑，如果不再有争议的，则不因所依据的法律无效而受影响。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第3l条第l项规定；“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对于联邦和各州的宪法机关，以及所有法院和行政机关均具有拘束力。”这表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判的效力并不限于宪法争议的当事人，而具有“类推适用”的效力。并不存在“遵循先例”原则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裁判却具有类似英美法系判例法的效力，其原因在于，宪法争议的意义往往超过对当事人自身的意义，而关系到一国整体的宪法秩序。[!--empirenews.page--] 德国和美国都是通过诉讼来进行违宪审查的国家，都强调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强调法律实践是保障宪法实施的重要途径，强调违宪审查应当与当事人的利益相结合，强调民众对宪法实践的参与并发挥法官对宪法的解释和裁判作用。这些相同的理念不应当只是他们两国的追求，而应当是全人类共同的理念和追求，我们应当充分的学习和借鉴。我国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大量宪法争议。然而，由于现阶段宪法诉讼制度的欠缺，这些宪法争议特别是大量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争议不能被纳入诉讼轨道解决，公民向法院提起诉讼时常常被人民法院以没有法律根据为由而拒绝受理，从而使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无从得到法律上的救济。如前所述，当涉及宪法问题的争议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并且因之而引起的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危及到一国的宪法秩序。而宪法秩序的存在，是国家安宁和社会有序运行的前提。这就要求必须有一个机构来负责确保宪法的实施，解决可能发生的各种宪法争议。设立什么样的机构确保宪法的实施。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通过对德美两国宪法诉讼制度的对比，我觉得像美国那样由普通法院受理宪法诉讼的模式并不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从长远来看，学习德国，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我国的宪法诉讼问题。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需要且富有实效的宪法法院制度，不仅是我国司法改革领域的重大举措，实际上也是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所以，我们必须以改革与发展的观点来思考建立、健全我国的宪法诉讼制度问题。

第四篇：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研究论文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但在我国宪法实践中，却存在着两种悖论：一方面违宪的法律、法规、规章的确存在，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迄今尚未撤销一例违宪的法律、法规、规章等；一方面违宪是最严重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恰恰是最严重的违法行为却无相应的司法追究机制和司法救济机制。如何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

违宪审查制度是指根据宪法规定，拥有宪法解释权和宪法监督权的特定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的程序，审查和裁决一切法律、法令、命令和处分是否符合宪法；审查和裁决一切行为，包括立法行为、司法行为、行政行为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行为是否合乎宪法规定，以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

我国宪法虽规定了宪法监督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但为何违宪审查机制至今尚未启动呢？

按我国宪法监督制度规定，启动违宪审查，其程序十分复杂。按宪法规定，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有权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的主体是全国人大主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的一个代表团或者30人以上代表联名。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的主体是委员长会议、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组成人员10人以上联名，这些主体有权分别向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有关监督宪法实施的议案，当然也包括违宪审查方面的议案。而普通百姓不享有提起议案的资格，而只有向上述主体提出违宪审查建议的权利，建议不是议案，不能直接启动任何违宪审查程序；收到建议，享有提起议案资格的主体是否认可你的建议，是否把你的建议转变为议案，是否把这一议案提交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的主体是无法掌握也无法控制的。

此外，从宪法监督的实践来看，也的确存在客观困难。全国人大现有代表2900余人，每年开会一次，每次会期15天左右，会议期间，议程繁多，代表们很难在半月时间中就专业性强、技术性高的宪法监督问题作出判断。而人大代表会后又分散在全国各地，不便集体讨论议事，也很难监督宪法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虽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上不足，但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开一次会，立法任务繁重且专业性极强，耗时费神，对于宪法监督也难于兼顾。同时，也有不少人大代表，履行人大代表职权的责任不强热情不高。事实上有不少人大代表在一届任期内从未领衔或单独提过议案或建议。

我国目前的宪法监督主要侧重于立法监督，对于如何监督司法行为、行政行为及其他违犯宪法规定的行为或没有规定或规定得十分模糊，而实际中确有一些违宪行为造成对他人宪法权利的侵害却无法通过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获得救济，也无法通过行政诉讼获得有效保护，如何对这些受损的宪法权利进行救济和保护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制度规范的问题。这涉及到宪法监督专门机构的设定和违宪诉讼的处理。

关于我国宪法监督专门机构，多数学者建议应以我国现有宪法监督制度为基础，借鉴宪法法院审查监督模式，在全国人大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作为宪法专门监督机构。也有学者主张应当借鉴欧洲大陆的普遍做法，建立宪法法院，或在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宪法监督庭，通过司法程序来监督宪法的实施。还有学者建议，鉴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践踏宪法、侵犯人权的现象，为了使宪法处处得到尊重、全面得到实施，人权得到有效保护，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机构，采取专门机构监督宪法的实施，使宪法监督制度化、专业化。此外，有学者认为，在我国，除可以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专设宪法监督机关外，还应允许和应当确认对违宪的司法审查，因为，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包括权力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当然包括违反宪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当然包括司法机关）提出审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根据宪法规定，设置双轨制的宪法监督机构，既合乎宪法精神，也和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情相适应，且具有我国特色。

笔者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但它行使权力的主要方式是立法、决定国家重大问题、监督宪法的实施、监督最高行政机关、最高审判机关和最高检察机关的工作。“八二宪法”虽增加了人大常委会有“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弥补了全国人大人数多，会议次数少，会期短，无法经常行使宪法监督权的缺陷，但因宪法赋予人大常委会职权广泛（共21项），人大常委会本身要解决的大事太多，其开会的次数和时间亦有限，同样也难以有充分的时间监督宪法实施。因此，可考虑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或考虑加强现有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职权，授予它们违宪审查权，即可以受理宪法诉讼，有权对案件作出是否违宪的裁定。关于审查的职权范围，是否考虑对违宪行为或事项进行具体划分，确定对国家机关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决议、命令、地方性法规和决议，以及采取的重大措施和重要的国家领导人行使职权等与宪法原则和内容是否抵触、是否违反宪法进行审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或者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具体行使监督审查权。因为这类违宪审查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概括性，非最高权力机关无法作出认定或无权作出认定。

对我国公民广泛的宪法权利的保障，最主要的是依靠各部门法律的保障。公民到法院起诉，适用具体部门法律规定予以保护和救济。但是，当部门法没有规范而又属于宪法上所列举的基本权利，被非法侵害需要救济时，公民到哪里寻求法律保护呢？如我国宪法规定了男女平等权，而实际生活中就存在招生、招工、提干和同工同酬等方面不一视同仁的社会现象；又如宪法中规定了公民的教育权，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侵犯公民教育权和公民教育权不平等的现象却无法追究。这样我国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的法律保护就受到很大限制，有损宪法的权威和尊严。是否考虑由国家权力机关将一定范围或限度的，尤其是与我国公民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文化教育权利、劳动保护、保障权等以授予行使的方式或委托行使的方式，付与法院，使法院对一定的违宪诉讼案件享有司法审判权，从而发挥司法机关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的功能，更好地保护我国公民广泛的宪法权利。这也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一的国情相符，也无损宪法监督权统一归属权力机关的宪法原则。简单说，宪法监督权、审查权归权力机构，司法机构可根据权力机构的委托或授权对一定行为或事项行使宪法监督权和审查权。

任何法律，从法理上讲，都是针对社会主体的作为与不作为的行为规范。法律一旦制定，必然会有违法的行为出现，没有必要、可行的监督和诉讼制度，法律就无法贯彻和落实，其规范功能就无法发挥，法律也将成为一纸空文或成为没有权威的空洞纲领和道德说教。宪法同民法、刑法等一样，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性规范，而且处于最高地位，更加需要建立与完善监督与诉讼制度。

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关系到我国公民广泛宪法政治民主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与保障。我们再也不能允许对宪法的任何侵害，而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保障它、维护它。尽快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无疑就属其中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第五篇：美国司法审查制度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论文（报告）

题目：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争论

院（系、部）：法 学 院

学 科、专 业：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研究生 ：张熙宇

指 导 教 师：李宝琦 教授

延边大学

2007年11月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争论

摘要：自司法审查制度创设之日起，激烈的争论从未停止。拥护者与反对者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本文通过对两种看法支持观点的阐述，揭示现阶段司法审查制度的研究水平和面临问题。

关键词：司法审查 支持 反对

二战后，美国法律制度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日益扩大，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国家移植美国司法审查模式并获得成功的实践，使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具有了普适性的意义。而美国宪法在域外强有力的影响也许由于它的司法审查非常成功。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司法审查是指“法院审查另一个或另一级政府部门行为的权力，尤其指法院使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违宪行为归于无效的权力。”而各方学者也对美国司法审查制度是否应该存在有着激烈的争论，下面就争论的各方的观点一一阐述。

一、支持司法审查制度的观点

综合各种表示支持的观点，其依据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宪法是国家基本大法，享有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效力高于所有其他法律，其他普通法律的制定只是将宪法的规定具体化。因此，违反宪法的法律自然无效，否则，怎能体现宪法的最高地位，又如何维持宪法的最高法律权威?

(二)根据“三权分立”原理，法院作为适用法律的机关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当然享有对法律和宪法的解释权，并以此来制约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将司法审查作为司法机关制衡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有力武器，有利于维护法院的独立性，保障法院独立地位的实现。在现代民主国家，握有主权的人民表达在宪法中的意志自然应当高于由代表所组成的议会表达在法律中的意志，当人民意志和国会意志不相协调甚至存在冲突时，法院自然应当选择服从和尊重人民的意志，适用体现人民意志的宪法。

(三)法院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相比，无疑担当着‘宪法守护神”的重要角色。在立宪民主政体中，人民并非时时处处都能影响和左右政府各个分支，特别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行为。任何立法程序都有可能被滥用或歪曲用来制定违反基本立宪民主原则的法规。正当而公正的宪法理念总是通过最合乎理性的政治正义来确定，而不是由实际政治过程的结果来确定。美国最高法院就适合于这种立宪民主理念，即一种保护较高法律—宪法制度设置的理念。通过运用公共理,胜，法院将使法律免受短暂的大多数立法的腐蚀，或者免受那些组织化的和占据优势地位的狭隘利益集团或群体的腐蚀。因为具有司法审查权的法院可以宣布有关的法律决定、措施等是违宪的，从而使法院的这种决定通常在合乎理性的意义上符合宪法本身及其确立的各项民主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法院通过运用其违宪审查权，不仅维护了宪法、维护了法院自身的独立性，而且还从根本上维护了宪法所体现的民主原则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反对司法审查制度的观点

尽管支持司法审查的人列举了种种理由，但是，司法审查制度仍然招致各方的批评和攻击，这些批评主要有:

(一)对司法审查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出的质疑

这主要体现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法官吉布森(Gibson)在埃金诉劳布(Eaki。二Ruab)(1825)一案中提出的异议。吉布森首先承认了马歇尔判词中的如下观点，宪法有可能与国会立法相矛盾，如两法相抵触，显然宪法高于立法。但是，吉布森认为，不应该由司法机关来宣布违宪无效。如果由司法机关来作为违宪审查的机构的话，那么司法机关一定是一个特殊的机关，它可以修改立法，并且纠正立法机关的错误，但我们从宪法的哪一条文可以找到这种特殊的地位呢?宜布一部依据宪法规定的形式所制定的法律无效，这不是篡夺立法权吗?吉布森又说，正如马歇尔自

己所说，司法机关的任务就在于解释法律是什么，那么司法审查权力来源何在?吉布森认为，它不仅在宪法上没有根据，在理论上也不应有此权。如果有突，司法权将凌驾于立法权之上。其次，如果说应由司法机关来阐明和审查什么是法，那么，司法的这种审查权有没有限度?限度在哪里?“对于这种审查应有某个限度，任何人都不能主张法官有权下令重新举行大选或者审查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资格。”这个问题，在马歇尔的判词中没有回答，这也是马歇尔判词中最致命的漏洞。再次，司法机关有权解释宪法，那么立法机关至少也有同样的解释宪法权，不解释宪法怎么可能依据宪法的精神去制定具体的法律呢?吉布森的理论显然言之有据，同时他还指出，如果立法机关有错误解释宪法的可能性的话，司法机关也不能避免这种可能性。如果法律根据宪法规定的形式得到通过，他们就不违宪。制定和解释法律并不是同时发生的行动，由于司法机关未被要求去赞同法律的制定，它不会在制定的结果违背宪法时也跟着违背宪法，那么就应该把错误都归咎于立法机关，并且把所有责任加在它之上吗？最后，马歇尔曾说，法官就任时对宪法宣誓效忠，因此，法官只能适用宪法。针对此论，吉布森说，支持宪法的宣誓并非为法官所特有，而是不加区别地适用于每个政府官员;且它是被设计来检验人的政治原则，而不是在履行责任时约束官员。吉布森又说，即使假设宣誓的目的是在法官履行公务责任时确保其对宪法的支持，这也未必授权法官去判决立法的合宪性问题。宣誓更可能被设计来保证每个不同分支的权力不被任何其他分支所篡夺，因此，官方宣誓仅仅和官员的公务行为有关，它并不能授权官员偏离其寻常事务的轨道，去搜查其他分支的事务是否违反了责任，也不像想象中那样定义了官员的权力。吉布森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向马歇尔的司法审查理论提出了全面的挑战。吉布森的驳斥虽不能说无懈可击，但可以说是相当有道理的。许多人也认为，马歇尔的说理的确存在着难以令人信服的一面。

(二)对司法审查的公正性质疑

美国当代批判法学派代表人物乔治敦大学的法学教授马克·图什内特(MarkTushnet)对司法审查模式的公正性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首先，司法解释不具有决定性。这就是说，法院没有能力解释宪法。因为法官解释宪法，必须通过历史知识，发掘立宪意图，以此为依据解决问题。但历史即使对历史学家来说也是模糊不清的。此外，法官要研究立宪者的意图也是不可能的。立宪者的意图并不仅仅建立在对历史人物思想的个别信念和目标的确认之上，而且还建立在对一个历史时期广泛的社会矛盾与冲突的理解之上。这远非法官能力所及。因此，法官的裁决缺乏可靠的基础。其次，司法活动不具有中立性。法官的中立性显然是受制度约束的，即‘冲立性”的概念本身来自于先前人们对何为中立性的理解。因而中立性并不中立。另外，中立性原则要求法官判决前后一致，但翻开最高法院的判例汇编，遵循先例原则已赫然面目全非，对同一个问题的处理往往可以找到截然不同的处理办法。可见，司法活动并不是一个客观、中立的过程，而是一个法官选择与操纵的过程。

(三)对司法审查作用的质疑

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协调彼此冲突的利益、促进社会进步，但在某些时候司法审查却走向了反面。在裁决过程中，法官在声称依据宪法和法律的同时，往往掺杂并固守着那些宪法和法律无法提供的道德、哲学和社会观念，而置发展了的或尚处于变化中的社会现实于不顾。这就可能导致司法专横和阻碍社会进步的结果。从美国内战前夕的斯科特诉桑德福德(Scotv.Sandford)等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专横和阻滞社会进步的影子。此外，法院的审查是否实现了正义值得怀疑，路易斯·亨金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法院的政治问题回避审查原则表示质疑，“我不同意那种认为就宪法规定来讲对外事务总是‘特殊，的观点”，“并非每个涉及对外交往事务的问题均是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抉择问题，并非每桩同国家安全这一模糊概念相关的行为，均是急迫得可以侵犯重要的个人利益为代价的，而且司法机关在解释制定法时并非总是存在着尊从行政的必要性。路易斯，亨金表示最高法院往往以政治问题为借口回避对某些问题进行审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司法审查制度的作用。

总结尽管美国学界对司法审查制度褒贬不一，但实践证明，美国法院手中的司法审查权确实是制约国会立法、限制行政扩张、保持分权制衡格局稳定的有力依据。这一制度对促进我国的宪法司法化有极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