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不可行性分析5篇

第一篇：我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不可行性分析

从行政救济的角度浅议我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不可行性分析

［摘要］：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作为行政救济的一种手段，在国外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国是否应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争论由来已久，2001年，最高院对山东省高院的“齐玉玲案”做出《批复》以后，学界对此的叫好声一片。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以后，要求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呼声也空前高涨，但对此否定态度的亦有之。本文试从违宪审查主体的角度揭示：在我国当前已经建立的并且相当稳定的政治体制框架内，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近乎不具有可能性。违宪审查制度并不是一个普遍性的东西，要实行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诚然，借鉴国外有益的法治经验和成果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有些东西则是没有必要引进或借鉴的。中国在法治的建设中必须走自己的可行之路。

关键词：违宪审查；人民代表大会；分权制衡；政体

目前，在我国可能成为违宪审查主体的机关有两个：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我国的行政机关是不可能成为违宪审查的主体的。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由权力机关产生，受其监督，对其负责并汇报工作。我国的行政机关从属于权力机关，在具体的国家事务中依法行使行政管理的职能。他既没有立法的权力，亦没有对法律进行“行政解释”的权力。国务院只能根据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授权立法，而我国的法律是由权力机关制定的。因此，行政机关不可能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进行违宪审查。

（一）司法机关作为违宪审查主体的不可行性

法院和检察院是我国的司法机关。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主要是对国家机关及其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在具体活动中不执行审判职能，检察院并不具有进行违宪审查的实际可操作性。

法院是否能成为违宪审查的主体，2001年，时任最高院民二庭庭长的黄松有法官就试图以“齐玉玲案”为突破口，建立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在最高院对“齐玉玲案”做出《批复》以后，黄松有写了一篇名为《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的文章发表于2001年8月13日的《人民法院报》上。在这篇文章中黄松有首先说明了我国宪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尔后指出实行宪法司法化所具有的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最后着重说明了最高院的《批复》对“齐玉玲案”的定性及其现实意义，认为该案开创了法院保护公民依照宪法享有的基本权利之先河，创造了宪法司法化的先例。黄松有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直接说出有最高院实行违宪审查的意图，而是用了“宪法司法化”的说法。但实际上，这里黄松有的“实行宪法司法化”，也就意味着实行违宪审查制度，并且违宪审查的主体是法院或者说是最高院。因为宪法 1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法律﹑法规都不能与之相抵触。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宪法作为审判的依据，那么在具体的审判过程中，一旦遇到作为审判依据的其他法律与宪法相抵触时，法院就可以否定该法律，这样也就否定了人大的立法。这就相当于人民法院行使了违宪审查权。实际上，黄松有在文章中也指出：“1803年，美国联邦法院在审理治安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时，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该案的判决中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由此开创了美国宪法司法化的先河。”不难看出，黄松有是想利用“齐玉玲案”为契机建立法院为主体的违宪审查制度。该《批复》出台以后，宪法学界对此一片哗然，认为这个《批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2008年最高院将该《批复》予以撤销。实践证明由法院作为审查主体的违宪审查制度是行不通的。

理论上，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根据我国宪法第三条的规定法院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就表明了在同级国家机构中，人民代表大会具有最高地位，起主导作用，法院系统则处于从属地位。若有法院作为违宪审查的主体进行违宪审查“意味着其可以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的合宪性进行审查，意味着审判机关取得了与国家权力机关相同或平等的宪法地位，一句话，意味着根本改变我国的政权组织体制。”改变我国现有的政权组织体制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意味着法院作为违宪审查主体的违宪审查模式是行不通的。

（二）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作为违宪审查的不可行性

早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不久，许志永﹑滕彪﹑俞江三法学博士就曾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人大常委会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宣布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违宪，进而撤销。随后，贺卫方﹑洪盛﹑何海波等学者亦联名上书，要求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并建议通过此事建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中央就此事召开座谈会时，李步云等一批著名的宪法学家也曾提议以此为突破口建立违宪审查的制度。但这些进言都没有被采纳。最后不是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宣布它违宪，而是温家宝总理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主动将它废除了。

根据我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 和决议。我国《立法法》第八十八条第二项也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同宪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同时《立法法》第九十条﹑九 ①②①②

③黄松有：《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2008年12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57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8】15号）③ 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十一条还设立的对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违宪审查的相关程序。但是，从我国法的阶梯上看，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次是基本法，再次是一般法。到目前为止，尚且没有对我国的法律进行审查的法律规定。如果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作为违宪审查的主体，首先就有一个矛盾之处：法律都是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的，再转过来由其对自己制定的法律进行审查，由“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这条法谚可以知道，这样的监督是可有可无的，基本上没有实际意义。其次，如果由全国人大或者其常委会审查法律，那么，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这项审查权从何而来？这个权力的来源是于法无据的，这本身就有违宪之嫌。最后，从我国的立法实践来看，迄今为止，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表决通过法律时，不仅没有不通过的情况，而且都是高票通过。这种总高票通过的立法现实使我国的法律出现“无所谓违宪”的境地。在我国，我国宪法是实质上是“基于人民拥有绝对立法主权的理论，而不是用根本法限制人民立法主权的理论”

（三）设立专门违宪审查机关的不可行性

早在1987年，我国著名的宪法学家王叔文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曾向全国人大提出设立宪法委员会的建议案。此后，亦有不少学者写文章专门论述建立专门的违宪审查机关作为违宪审查的主体。如果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其一是该机关在国家机关体系中的地位的问题。我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该机关既然对全国人大的立法进行审查，由于我国没有实行分权制衡的原则，那么该机关的地位必然要高于我国的全国人大，这样我们就必须修改宪法。那么，我国的政体也就改变了，也就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改变。如果不是具有很高深的政治浪漫主义的人都知道这是行不通的。其二，凡是了解我国立法实践的都明白我国立法程序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制定的法律通过的的概率是百分之百。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执政地位和执政权威是不容有任何质疑的。这一点从《改革开放30年口述史（李步云）：三十年改一字：从刀“制”到水“治”》中，李步云教授提到的从：“法制”到“法治”，“罪犯也是公民”，特别是“党委不再审批案子”和“批判人权的闹剧”中便能看出来。

无论哪个机构作为违宪审查的主体，违宪审查这一思想都来自于西方国家。无论美国﹑法国﹑抑或是德国他们建立自己的违宪审查制度都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一系列背景。他们的违宪审查制度都是与自己的国情相适应的，这就是为什么美﹑法﹑德等国虽然有违宪审查制度，但他们在违宪审查的模式或主题，违宪审查的范围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同样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却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美国是英国的移民国家，很多制度都与英国有很大的渊源，但却建立了独特的违宪审查制度。这就是说，不同国家有不同国家的国情，对于一套制度的考 ④

④ 洪世宏《无所谓合不合宪法——论民主集中制与违宪审查制的矛盾及解决》

察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细致入微的探究，当然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总的来说，违宪审查制度是和“分权制衡”的权力分配模式，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例如英国，这主要和英国没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有关，无法进行违宪审查）。国外的违宪审查往往渗进了很大程度的政治因素，这种政治因素主要是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对美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起了关键性作用的“马伯里诉麦迪孙一案”就是由于两党之间的斗争才产生了后来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最终，才确立了违宪审查制度。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上的对立，更不存在执政地位上角逐。中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这就把带有很大政治因素的违宪审查消灭在了萌芽状态。即使有非正常情况的出现，中共也会充分发挥它的协调全局的作用，从而使这种非正常情况在内部自己解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国家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就表明了全国人大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最高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均从属于全国人大。我国的这种政体使国家权力之间不具有制衡性和对抗性。立法权是由权力机关行使的，无论是行政权还是司法权均没有对立法权进行审查的权力。我国权力分配的这种格局亦杜绝了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

总之，我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以前和现在西方的任何一个国家，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都是在经历过一系列失败，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探索出来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并不是普遍性的现象，当今没有建立这一制度的国家也不在少数，当然这也绝非是否定违宪审查的意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的法治进程，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我国进行法治改革或者宪政建设要依据我国的国情，只要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法治之路不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如果通过照猫画虎或依葫芦画瓢的方式，不进行系统的分析往往会造成‘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后果。„„..‘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现象往往是身嵌在一套或一系列制度之中”立足于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进行有效的法治改革，探索出我国自己的法治之路，才能促进法治的进步和社会的良性发展。否则，不仅浪费了社会资源，而且还会造成扰乱社会秩序的严重后果。

⑤⑤ 朱苏力《判决书的背后》

第二篇：浅析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浅析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一、背景案例

（一）孙志刚案

孙志刚，男，汉族，27岁，湖北省武汉市人，2001年在武汉科技学院艺术设计专业结业。2003年2月24日受聘于广州达奇服装有限公司。3月17日晚10时许，孙志刚因未携带任何证件，在天河区黄村大街被执行统一清查任务的区公安分局黄村街派出所民警带回询问，随后被错误作为“三无”人员送至天河区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转送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18日晚，孙志刚称有病被送往广州市卫生部门负责的收容人员救治站诊治。20日凌晨1时13分至30分期间，孙志刚遭同病房的8名被收治人员两度轮番殴打，当日上午10时20分，因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孙志刚案首报于2003年4月25日的《南方都市报》，事件披露之后迅速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关注，网络上更是一片渲染大哗。强大压力之下，5月12日散布于6个省的18名涉案者被全部抓获归案；5月20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6月5日，18名被告在广州市的三个法庭同时受审；6月9日，18名被告中一人被判死刑，一人死缓，一人无期徒刑，其余15人的刑期加起来超过100年。

（二）案例评析

法律有善恶之分。如果公民的权利被歪曲、剥夺，合法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那么这样不公正、违反社会普遍正义的法律就是“恶法”。孙志刚案件的发生，公民竟以生命为代价，换取恶法之终结。这不能不说是法治道路上的一大挫折。因此，面对恶法，我们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法律“公器”来保护公民的权利，否则“恶法”的存在会从根本上摧毁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并最终摧毁法治的大厦。

孙志刚案件最终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一胜利可以被看作是启动我国违宪审查机制的先河。

二、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

违宪审查制是美国对宪政理论的独特贡献。所谓违宪审查制度是指由专门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审查并裁决一切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符合宪法，并对违宪行为予以制裁的制度。经过长久法律制度的发展，现今这种机制还应当包括对某一具体公权机关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专门机关对违宪事项经审查、裁决，并最终做出违宪制裁，享有直接的处分权。因此可以说违宪审查是保障宪法实施的最有效最具权威的一种保障措施。

我国2000年制定实施的《立法法》第九十条规定如下：“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这一规定可以看作是我国违宪审查机制在理论上的确立。而孙志刚案则可以算是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导火索。

三、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我国违宪审查机制在理论上还不完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违宪事项的范围未做具体界定，使宪法监督缺乏最起码的标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与这一根本原则相悖的违宪事件屡屡发生却没有有效的程序和途径纠正，因此宪法的实施需要监督，违宪审查制度必须建立。但是如何界定违宪事件，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违宪审查的范围包括：法律、法规及法律文件的合宪性；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的合宪性；其它社会主体行为的合宪性。也有学者将有关选举的诉讼（包括选举活动的合宪性及代表资格争议）、公民个人的宪法诉愿和政党违宪案纳入违宪审查的范围。此外，还有学者则明确提出公民个人的行为一般不构成违宪，因而不属于违宪审查之列。违宪审查的范围关系到宪法的监督能否真正发挥效用，范围过宽则失去审查的意义，过窄则无法实现保障宪法权威的目的。但凡违反宪法规定、违背宪法精神的事件和行为均构成违宪，但并非所有的违宪的事件和行为都要通过违宪审查制度来解决。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范围应包括法律、法规及法律文件的合宪性以及具体公权机关行为的合宪性。公民个人行为是否违宪不应纳入违宪审查的对象，否则必将损坏违宪审查制度的权威和效率，最终达不到保障人权的目的。

第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立法机关，如果又担任宪法监督机关，就是一种立法的自我监督，往往会使违宪审查流于形式。目前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建立了违宪审查机制，就其主体来看，主要有两类违宪审查制度：一类是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由普通法院负责审查违宪问题的司法机关监督制；另一类是以德国、法国的为代表设立专门宪法法院来行使司法审查权的专门机关监督制。从我国法律的实际发展来看，在全国人大以外设立专门的机构或由普通法院来负责违宪审查都是不太可能的。因此选择一种折中的方法，可以在全国人大下面组建一个宪法委员会，由该宪法委员会来专门负责审查违宪事件及行为。该宪法委员会直接隶属于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是一种相互平行的关系，同时比其他委员会的地位要高，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监督的职能。同时，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人大下面也可以设立相应的宪法委员会，作为从属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并代表其行使宪法监督权的专门机构。宪法委员会的委员应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其行使职权的范围是宪法监督实施的各项内容。

第三，对审查的方式和审查后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没有做出规定，使违宪审查制度难以有效运行。违宪审查的方式根据具体审查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对于人大下设的宪法委员会来说，对各级国家机关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和“两高”司法解释的审查应采取事先审查的方式。即在规范性法律文件颁布实施以前，依照法定程序和法定职权先由宪法委员会予以审查，以确定其是否违宪，如若违宪，不得颁布实施。而对于具体公权机关行为的合宪性则可主要采取宪法诉讼审查和附带性审查方式，也就是对通过司法程序提起的宪法侵权诉讼，经过具体的审理活动，对违宪事件做出具体裁决，并附带性审查该案所涉及的立法是否合宪。

全国人大宪法委员会所做出的违宪审查结论，应具有法律强制性，一经做出，立即生效。经审查被认定为违宪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并不马上失效，而由宪法委员会要求制定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立法机关，必须在法定期限内进行修改，否则失效，在修改期间，该规范性法律文件停止生效。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宪法委员会的违宪审查结论，有关机关不服，可向全国人大宪法委员会申请复审，复审期间该规范性法律文件停止生效。具体公权机关的行为一经裁定违宪，其行为立即无效，由宪法委员会向有关机关提出建议，交由有关主管机关具体处理。因公权力造成对私权利侵害的，则应启动国家赔偿程序。

除此之外，违宪审查制度在实践中也不能落到实处，本来非常重要的事后审查权未被真正重视过。这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违宪审查权。自2003年孙志刚案件后这一情况有所好转，但如果建立起全国人大宪法委员会这样专门的违宪审查机关，对于法律、法规及法律文件的合宪性则更应注重事先的违宪审查权的行使，这样才能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四、结论

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国家根本法，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最主要、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一国国内法对人权的具体规定和保护。而在人权的保障体系中，宪法保障是首要的、也是富有成效的，没有宪法保障，任何人权保障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有了宪法，也并不当然意味着人权就可以得到保障。“凡掌权者，往往滥用权力，这是一条恒古不变的真理。”人类为了克服政治对公民权利的侵犯，逐渐地确立了限制权力的理念，这一理念就是立宪主义。立宪主义在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确立违宪审查制度，并根据国民利益和意志来对宪法的实施予以保障。违宪审查制度的构建和实行，从制度层面上实现了对人权的有效保障人权的保护。我国已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并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权状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一直没有完善，违宪审查亦未能得到有效的实施。

因此，只有健全违宪审查制度的各项内容，充分保障违宪审查机关的职权得到行使，并且能够有效地行使，才能建立起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充满活力的违宪审查制度，树立宪法的权威，最终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季涛.论宪法基本功能的实现[A].胡建淼.宪法学十论[C].法律出版社,1999.2、费善诚.论宪法程序[A].胡建淼.宪法学十论[C].法律出版社,1999.3、俞子清.宪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商务印书馆,1961.5、许崇德.宪法学[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6、林广华.违宪审查制度比较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第三篇：关于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几点思考

关于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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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法律教育网发布时间：2006-7-1 9:33:

52内容提要：确立和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应立足于两个前提：一是不能突破目前的政治体制的框架，不能对执政党的至高权威产生威胁，否则只能是空想；二是应与目前《宪法》及《立法法》已经规定的违宪审查机制相结合。因此，本文提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立相对独立的宪法委员会进行违宪审查的制度设计，审查方式包括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抽象审查和具体审查，审查范围包括法律在内的法律性文件，政党的政策方针，及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违宪行为。

关键词：完 善违宪审查制度宪法委员会

有关如何确立和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的问题，近十数年来一直是我国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热点，从概念之争①，到制度模式的选择②，无不聚讼纷纷。显然，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必要性及其在宪政建设中的重大意义已达一致，毋需赘言。而设立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也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但是，笔者认为，论证确立和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可行性及其制度方案，必须立足于二个前提，一是不能突破目前的政治体制的总体框架，任何制度设计都不得对中国共产党的***的至高权威构成威胁，否则只能是空想；二是应与目前我国《宪法》及《立法法》已经确立的违宪审查体制相结合，在如何提高实效上进行局部改进和完善。因此，笔者拟从上述二个前提出发，对完善和确立我国违宪审查制度进行分析和阐述。

一

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唯一执政党的地位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现行《宪法》第一条对我国的国体是这样阐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那么依此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就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当然就是共产党专政了，所以，即使《宪法》第二条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有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只是共产党摆出的一副还权于民的高姿态，实际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在1975年《宪法》中就有过赤裸裸的表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既使1978年和1982年宪法将此句删去，那也只是一种掩人耳目的形式罢了。按《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但是这种所谓“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却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另外包括行政、司法都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怎么领导？政治、组织的领导，“党管干部”。这才是居于所有国家权力之上的“最高权力”。大到宪法的制定、修订，国家领导人的任命、机构的设置，小到甚至连具体的一些案件的审判、行政事务的执行，都要“坚持党的领导”。历年来大讲特讲要加强监督，讲的是对各级行政、司法权力的监督，而对于权力之权力的中国共产党好像被排除在监督之外了，确实也没有什么监督主体能够有足够的资格去监督它了，讲到违宪审查，只要一触及共产党违宪的问题，一切免谈。《宪法》好像是专门用来约束其他国家权力的，与执政党无关。

这就是中国目前的政治现状。一切改革，包括对重大制度的改革，必须要十分清醒地面对这样的政治现状，立足于这样的政权基础之上来考虑和设计改革方案，否则无异于痴人说梦与虎谋皮。因此，对中国违宪审查制度改革持完全悲观态度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是如此。照搬国外的那些现成的制度模式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国情”完全不同。

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其最终的价值目标是保障人权，无论是对法律文件的违宪审查，还是对国家机关的违宪审查，甚至对政党行为的合宪性审查，其最终的价值取向都是为了保障公民的人权。因为宪政的根本要义就是限制公权，保障私权。

因此，笔者认为，德国宪法法院模式是最理想的一种违宪审查制度模式，它既能保证违宪审查机构的高度独立性，又能保证违宪审查的实效性和彻底性。但是，这种模式却最不适合于目前的中国，它与上述中国的政治模式格格不入。这种模式的建立会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构成直接威

胁。德国宪法法院有点相当于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并行的第四种权力。如果一定要在中国引进这种模式的话，那么，就只能由中国共产党直接充任了。

美国的普通法院模式显然也与中国的结构相冲突。中国的法院和其他一切国家机关一样也都处于党的领导之下，在一切权力都行政化的中国，其地位甚至都低于行政机关。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显然缺乏足够强大的话语权。

那么就剩下国家权力机关审查模式。目前我国《宪法》和《立法法》所已经建立的违宪审查模式就是属于这一种。这也是经过党的领导，经过党的同意才确立的一种制度。虽然这么多年来，这种制度都被束之高阁，没有起过任何实际作用，但是至少，党看着高兴呀！至少表明我们党也有违宪审查制度嘛，也不比西方国家差嘛！现在呢，法学界可趁着党发出话说要重视宪法，建设宪政的机会，将原有被束之高阁的制度拿出来修修改改，动动手术让它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才是一种真正符合国情，务实有效的作法。

二

我们有必要对我国目前现行的违宪审查机制作个分析。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制度。《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

（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

（八）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2000年3月15日通过的《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则对宪法所确立的违宪审查制度作了进一步明确的规定，起到了一定的完善和发展作用。③《立法法》在其第五章第七十八条重申了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接着于第八十八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较详细地设立了对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地方性法规、单行条例作违宪审查的程序，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和批准的自治条例。

显然，《宪法》和《立法法》所确立的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进行的权力机关违宪审查模式。这种违宪审查制度自建立以来似乎只是一种摆设，没有产生过实际的效用。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思想认识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人治及宪政观念的缺失有关；甚至还有学者提出我国法律“无所谓合不合宪法”的观点④；

二、缺乏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使审查主体不明确具体。《宪法》和《立法法》虽然将违宪审查权力交给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但这种规定的目的却反而落空了。因为它们并非是专门机构而专司其职；

三、缺乏一套完整的、切实可行的、详细的程序设计，现行《宪法》根本就没有任何关于违宪审查的程序规定，《立法法》虽然对此有所规定，但仍然十分粗略，缺乏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形同虚设，比如对违宪审查在何种情况下启动，怎么启动，在多长时效内作出决定等等，均缺乏具体规定。

四、审查范围狭窄。按《立法法》的规定，违宪审查范围只限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但对政党行为、政策，对法律法规缺乏具体规定的公民宪法权利遭受侵害如何救济等均缺乏明确规定。至于全国人大制定通过的法律更没有将其纳入审查之范围。这些问题，也早也为众多学者所诟病。⑤

三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环境和法律框架内，最有可能为执政党接受的，能够为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权结构所容忍的、也是最省力简便的违宪审查制度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下设立相对独立的违宪审查专门机构——宪法委员会，审查方式包括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抽象审查和具体审查，审查范围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同时也包括政党行为和政策（当然对此会采取相对温和的方式，下文详述），以及所有公权力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侵犯。具体阐述如下：

一、关于宪法委员会的设立

首先是设立宪法委员会具有较好的基础条件。立法部门曾经有过设立宪法委员会的立法设想。先是在1980年至1982年的宪法起草过程中，曾有过关于建立宪法委员会或宪法法院的设想⑥。此后在近几年来立法部门起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中设有

专章规定“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内容。⑦因此，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只要稍加推动，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立宪法委员会应是不难的，也是最容易为党中央接受的。

其次，设立宪法委员会不需要修宪，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已通过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可预见到本次修宪的内容，中共作为执政党根本就没有考虑对目前宪法体制作太多改动。因此，除了宪法委员会之外其他需大动干戈的制度模式均不可能为中共所容忍。

第三、中国人历来有做任何事均须“师出有名”的传统。过去违宪审查未受重视的一个方面原因也可以说是缺乏专司违宪审查之职权的专门机构，现在如果设立一个专门的宪法委员会，由专门人员专司其职，则将使违宪审查长期被忽视的局面得以改善。

二、审查方式

首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采用事前审查方式。即法律草案在正式提交表决前应经过宪法委员会的合宪性审查，由宪法委员会对法律草案是否存在违宪条款出具审查意见，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必须按该审查意见进行相应调整或修改之后才能提交表决。这种对法律的事前审查既能保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威，又能解决法律“无所谓合不合宪法”的矛盾和尴尬。

执政党的政策方针在正式对外公布执行前，也应自觉提交宪法委员会进行合宪法性审查，同时宪法委员会也当然成为执政党的宪政咨询机构。这与胡锦涛所提出的要加强我国宪政建设的号召相契合。

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因为处于我国法律体系中较高位阶，对公民权利和社会生活将产生广泛影响。因此，行政法规也宜采取事前审查方式。

其次，除上述事前审查部分，其他的法律文件均采事后审查方式。这种事后审查程序的启动，可以有多个方式：最主要的方面是来自人民法院。法院因审理各类诉讼案件，其最有可能发现法律文件的违宪现象。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如一旦发现所适用的法律文件可能存在违宪时，应中止审理，将该法律事件逐级上报至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宪法委员会提出违宪审查申请，从而启动审查程序。宪法委员会在规定的时效内审查作出审查决定书，以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这种方式其实与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是相契合的。⑧另外，其他任何国家机关、公民认为法律文件违宪的，都可以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委员会应在一定的时限内予以审查并予以书面答复。

第三、公民认为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行为侵犯了其宪法权利，在穷尽所能采取的一切法律救济手段之后仍不能得到救济的，则有权直接向宪法委员会提起宪法诉愿，宪法委员会应在一定时限内予以受理并作出处理。

以上仅是笔者对设立宪法委员会进行违宪审查的一些简单设想，这仅仅是局囿于目前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环境下的一种妥协方案。只有到了中国政治体制发生重大改变时，较理想的违宪审查制度模式比如宪法法院模式才有可能实现。

2003．10．28

注释：

①目前学界十分流行的类似的概念就有“宪法监督”、“司法审查”、“违宪审查”、“宪法司法化”、“宪法 的司法适用”、“宪法诉讼”、“宪法控诉”、“宪法诉愿”等。对这些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如何适用，学界众说纷纭，各有主张。本文拟避开概念之争而采用目前比较通行的“违宪审查”的说法。

②各论者均在对国外的几种违宪审查制度模式进行评价后，结合我国国情提出自己的模式选择，如设立宪法委员会和最高违宪审查庭并行的复合审查制（包万超《设立宪法委员会和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庭并行的复合审查制一完善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另一种思路》）；如先由行政审判庭审理少数“准宪法诉讼案”，到设立宪法审判庭审理部分宪法诉讼案，再到最终设立宪法法院审理全部宪法诉讼案的分三步走的方案模式（上官丕亮《再探宪法诉讼的建构之路》）；如设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高凛《论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胡锦光《从宪法事例看我国宪法救济制度的完善》；费善诚《试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模式选择》）；如认为普通法院都可以受理违宪诉讼，再由法院将之逐级上报至全国人大审议模式（付子堂《美国、法国和中国宪法监督模式之比

较》）；更有甚者有人认为我国的法律根本就无所谓合不合宪法（洪世宏《无所谓合不合宪法—论

民主集中制与违宪审查制的矛盾及解决》），等等，不一而足。其中目前比较通行的是在全国人大下设立独立的宪法委员会。

③胡锦光：《立法法对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及不足》，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④洪世宏；《无所谓合不合宪法—论民主集中制与违宪审查制的矛盾及解决》，载《中外法学》，2000第5期。

⑤包万超：《设立宪法委员会和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庭并行的复合审查制》，载《法学》1998年第4期；胡锦光：《立法法对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及不足》，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胡锦光：《从宪法事例看我国宪法救济制度和完善》，载《法学家》，2003年第3期。

⑥同⑤包万超文。

⑦同③。

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人民法院认为地方人民政府制度、发布的规章与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之间不一致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作出解释或裁决。”

第四篇：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研究论文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但在我国宪法实践中，却存在着两种悖论：一方面违宪的法律、法规、规章的确存在，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迄今尚未撤销一例违宪的法律、法规、规章等；一方面违宪是最严重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恰恰是最严重的违法行为却无相应的司法追究机制和司法救济机制。如何完善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

违宪审查制度是指根据宪法规定，拥有宪法解释权和宪法监督权的特定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的程序，审查和裁决一切法律、法令、命令和处分是否符合宪法；审查和裁决一切行为，包括立法行为、司法行为、行政行为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行为是否合乎宪法规定，以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

我国宪法虽规定了宪法监督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但为何违宪审查机制至今尚未启动呢？

按我国宪法监督制度规定，启动违宪审查，其程序十分复杂。按宪法规定，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有权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的主体是全国人大主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的一个代表团或者30人以上代表联名。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的主体是委员长会议、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组成人员10人以上联名，这些主体有权分别向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有关监督宪法实施的议案，当然也包括违宪审查方面的议案。而普通百姓不享有提起议案的资格，而只有向上述主体提出违宪审查建议的权利，建议不是议案，不能直接启动任何违宪审查程序；收到建议，享有提起议案资格的主体是否认可你的建议，是否把你的建议转变为议案，是否把这一议案提交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的主体是无法掌握也无法控制的。

此外，从宪法监督的实践来看，也的确存在客观困难。全国人大现有代表2900余人，每年开会一次，每次会期15天左右，会议期间，议程繁多，代表们很难在半月时间中就专业性强、技术性高的宪法监督问题作出判断。而人大代表会后又分散在全国各地，不便集体讨论议事，也很难监督宪法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虽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上不足，但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开一次会，立法任务繁重且专业性极强，耗时费神，对于宪法监督也难于兼顾。同时，也有不少人大代表，履行人大代表职权的责任不强热情不高。事实上有不少人大代表在一届任期内从未领衔或单独提过议案或建议。

我国目前的宪法监督主要侧重于立法监督，对于如何监督司法行为、行政行为及其他违犯宪法规定的行为或没有规定或规定得十分模糊，而实际中确有一些违宪行为造成对他人宪法权利的侵害却无法通过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获得救济，也无法通过行政诉讼获得有效保护，如何对这些受损的宪法权利进行救济和保护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制度规范的问题。这涉及到宪法监督专门机构的设定和违宪诉讼的处理。

关于我国宪法监督专门机构，多数学者建议应以我国现有宪法监督制度为基础，借鉴宪法法院审查监督模式，在全国人大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作为宪法专门监督机构。也有学者主张应当借鉴欧洲大陆的普遍做法，建立宪法法院，或在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宪法监督庭，通过司法程序来监督宪法的实施。还有学者建议，鉴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践踏宪法、侵犯人权的现象，为了使宪法处处得到尊重、全面得到实施，人权得到有效保护，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机构，采取专门机构监督宪法的实施，使宪法监督制度化、专业化。此外，有学者认为，在我国，除可以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专设宪法监督机关外，还应允许和应当确认对违宪的司法审查，因为，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包括权力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当然包括违反宪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当然包括司法机关）提出审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根据宪法规定，设置双轨制的宪法监督机构，既合乎宪法精神，也和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情相适应，且具有我国特色。

笔者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但它行使权力的主要方式是立法、决定国家重大问题、监督宪法的实施、监督最高行政机关、最高审判机关和最高检察机关的工作。“八二宪法”虽增加了人大常委会有“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弥补了全国人大人数多，会议次数少，会期短，无法经常行使宪法监督权的缺陷，但因宪法赋予人大常委会职权广泛（共21项），人大常委会本身要解决的大事太多，其开会的次数和时间亦有限，同样也难以有充分的时间监督宪法实施。因此，可考虑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或考虑加强现有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职权，授予它们违宪审查权，即可以受理宪法诉讼，有权对案件作出是否违宪的裁定。关于审查的职权范围，是否考虑对违宪行为或事项进行具体划分，确定对国家机关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决议、命令、地方性法规和决议，以及采取的重大措施和重要的国家领导人行使职权等与宪法原则和内容是否抵触、是否违反宪法进行审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或者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具体行使监督审查权。因为这类违宪审查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概括性，非最高权力机关无法作出认定或无权作出认定。

对我国公民广泛的宪法权利的保障，最主要的是依靠各部门法律的保障。公民到法院起诉，适用具体部门法律规定予以保护和救济。但是，当部门法没有规范而又属于宪法上所列举的基本权利，被非法侵害需要救济时，公民到哪里寻求法律保护呢？如我国宪法规定了男女平等权，而实际生活中就存在招生、招工、提干和同工同酬等方面不一视同仁的社会现象；又如宪法中规定了公民的教育权，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侵犯公民教育权和公民教育权不平等的现象却无法追究。这样我国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的法律保护就受到很大限制，有损宪法的权威和尊严。是否考虑由国家权力机关将一定范围或限度的，尤其是与我国公民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文化教育权利、劳动保护、保障权等以授予行使的方式或委托行使的方式，付与法院，使法院对一定的违宪诉讼案件享有司法审判权，从而发挥司法机关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的功能，更好地保护我国公民广泛的宪法权利。这也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一的国情相符，也无损宪法监督权统一归属权力机关的宪法原则。简单说，宪法监督权、审查权归权力机构，司法机构可根据权力机构的委托或授权对一定行为或事项行使宪法监督权和审查权。

任何法律，从法理上讲，都是针对社会主体的作为与不作为的行为规范。法律一旦制定，必然会有违法的行为出现，没有必要、可行的监督和诉讼制度，法律就无法贯彻和落实，其规范功能就无法发挥，法律也将成为一纸空文或成为没有权威的空洞纲领和道德说教。宪法同民法、刑法等一样，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性规范，而且处于最高地位，更加需要建立与完善监督与诉讼制度。

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关系到我国公民广泛宪法政治民主权利和自由的实现与保障。我们再也不能允许对宪法的任何侵害，而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保障它、维护它。尽快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无疑就属其中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第五篇：德国、法国违宪审查制度比较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前言

违宪审查是宪法监督中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之一，有部分学者甚至把违宪审查等同于狭义的宪法监督，可见违宪审查在宪法监督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所要论述的违宪审查仅仅是宪法监督的一种手段，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依据一定的程序，审查和裁决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国家机关的行为是否违反宪法，以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宪法秩序的制度，它是宪法监督的一种。

目前世界上主流的违宪审查模式有以下三种，一是由立法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模式，此种宪法监督制度以英国为代表；二是由司法机关即法院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模式，此种宪法监督制度以美国为代表；三是由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模式，法国和德国是实行这种体制的典型。这三种模式中以法德的专门宪法监督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模式出现最晚也最为完善，目前前两种模式都在吸收法德模式中的优点，有向专门化融合的趋势。而法国和德国作为专门宪法监督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的代表，两国的模式也有一定的区别，因此专门宪法监督机关又分为两类：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制和德国的宪法法院制。由于专门宪法监督机关的监督模式出现最晚，理论体系最为完备，可操作性最强，在世界范围内应用最广，而且正在被更多的国家所接受，因此，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法国和德国进行比较，总结这种模式的优缺点，吸取其中积极因素，可以为我国的宪法监督模式改革提供宝贵的经验。法德两国违宪审查制度具体比较分析

法国是世界上较早建立宪法制度的少数国家之一，1789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成为法国的宪法性文件。奠定了法国的宪法之路，但法国在历史上对司法机关心存戒备，因此建立了宪法委员会来实施宪法的监督工作。1946年宪法设立宪法委员会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维护议会的优越地位,而1958年宪法设立宪法委员会的基本出发点则是为了维护总统和行政机关的权力。在后来的实践中,法国宪法委员会又逐步演变为平衡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机关。

德国在十九世纪之前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它的宪法制度也是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最晚的，但是最早的宪法法院出现在德国，19世纪德意志帝国的萨克森、法兰克福等州的宪法，曾规定设立特别的国事法院解决与宪法的适用有关的问题，可见德国一直就有建立宪法法院的传统和基础，德意志第二共和国建立“魏玛宪法”，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违宪审查，在1933年被希特勒废止，为德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灾难。二战后，德国建立了专门的宪法法院，维护宪法的权威。

国际流行的划分标准往往把法国和德国的违宪审查模式划为一类，可见其确实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他们作为专门宪法监督机关模式的两大代表也的确各有特点，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不同点出发对此模式的两大代表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2.1 法德两国宪法监督机构的性质不同。

从名称上来看，法国的宪法监督机构叫做宪法委员会，德国的宪法监督机构叫做宪法法院，两者虽然名称不同，但有很大的共性，以至有的学者说：“法国的宪法法院叫做宪法委员会。”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把宪法委员会称作法国的宪法法院只是一种简单的等同，而宪法委员会和宪法法院在机构性质上就具有明显的区别，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是带有司法性质的政治协调机构，而德国的宪法法院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司法机构。虽然两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的都是以凯尔森的专门权力机关学说为理论基础，但两国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在宪法监督机构的性质上产生差别，法国由于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司法机关曾滥用司法权,极力阻挠改革和革命，因此对司法机关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历史传统上对司法机关一直有很强的限制，因此在宪法监督方面建立了这种带有司法性质的政治机构——宪法委员会，而德国是吸取希特勒上台后公然践踏“魏玛宪法”，最终给德国和全人类来了空前绝后的灾难的教训，意识到设立违宪审查机关的重要性，因而建立了较有权威的宪法法院。

法德两国宪法监督机构性质上的不同由机构人员构成上就可窥一斑。《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56条规定：“宪法委员会的成员为9人,任期9年，不得连任。宪法委员会每三年改选1/3，为了保证宪法委员会的中立性,宪法委员会的9名成员中,3人由共和国总统任命，3人由国民议会议长任命，3人由参议院议长任命。除上述规定的9名成员外，历届前任共和国总统为宪法委员会终身当然成员，与其他成员享有平等的权力。宪法委员会主席由共和国总统任命。”而德国1951年颁布的《联邦宪法法院法》规定：“联邦宪法法院由两院（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组成，每院各有8名法官。法官任期为12年，不得连任。”出任宪法法院法官的通常都是担任过或正在担任法官职务的人，或是著名的律师、法学教授等法律专家。通过两国法定的规定不难看出，法国宪法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由政治活动家构成，不管是总统、国民议会议长、参议院议长任命或是历届前任总统，都是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出现在宪法委员会中，而很少有专门的法律工作者和法学家，而且法国宪法中对宪法委员会成员是否必须是专业法律人士也并未规定。而反观德国法律规定，对宪法法院法官的职业有较为严格的规定，必须是担任过或正在担任法官职务的人，或是著名的律师、法学教授等法律专家。由此可见，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实际上政治职能更强一些，而德国的宪法法院则具有很强的司法机关的性质和特征。

对于法国宪法委员会的地位，法国政府认为，宪法委员会“尽管具有组织形式，但并不是一个司法审判机构，它是调整公共权力运行的组织”。根据1962年11月6日的决定，委员会自认为是“公共权力机构活动的调整机关”，但并未明确指出这种“调整是否属于司法性质”。在同年的另一份决定中作了如下明确说明：“就全民公决活动而言，宪法委员会的角色具有司法性质”，“就这些活动的组织”而言，其角色具有“咨询”性质。[1]而德国的宪法法院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质，作为政治上的立宪机构，它的政治作用主要是监督国家机关，包括对法院的监督，对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的监督等。但其主要职能还是司法机关，它最重要的地位在于是联邦范围内的最高司法机构。也是唯一适用联邦基本法的联邦法院，拥有基本法的解释权。

2.2 对被审查的对象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不同。

法国的违宪审查是一种事前审查。宪法委员会的一个重大职能就是对法律合宪性的审查。《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61条第1款规定，“各项组织法在颁布以前，议会两院的内部规章在执行以前，均应提交宪法委员会审查，以它们是否符合宪法。”另外，《组织法》中也规定所有关于审查法律合宪性的请求都必须在该法律公布前提出。也就是说，法国的违宪审查是在法律颁布之前提出来的，一旦该法律被审查为违宪法律，随即胎死腹中，不会被颁布，换句话说，也就是法国所颁布的法律都是符合宪法的，一经颁布就不会再进行违宪审查。

法国的事前审查制度体现了这样一种理念，即为了保证宪法的权威和宪法秩序，应当在法律等规范性文件公布之前使其内容与宪法保持一致，避免与宪法不一致的法律等规范性文件在公布以后的实施过程中,对宪法秩序构成侵害，同时也对公民权利和自由造成侵害。这样做，虽然能够有效地避免违宪法律的颁布和实施而带来不良的影响，有利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律关系的稳定,维护了宪法的权威，保障了宪法秩序，但是它也存在明显的缺点：一是，事前审查往往只能排除法律字面上的违宪内容，有些法律文件是否违宪需要在适用过程中才能发现,事前审查缺少实践检验的条件，因此事前审查未必全面可靠；二是，事前审查对于已经生效但又违宪的法律文件，除了立法机关通过修改法律或者更新法律以外，一般缺乏有效的法律救济手段；三是，事先审查对象为数众多，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所有的立法文件等进行审查，只有在可能存在违宪性可能的情况下，才能由有关人员提议审查，所以也是不全面的；四是，事先审查有时会延误时间，影响立法的工作效率，影响法律的时效性。

德国的违宪审查则是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相结合。根据《基本法》第93条第1款和第126条及《联邦宪法法院法》规定，联邦政府、州政府、至少三分之一的联邦议员对于已公布的法律，可以提请联邦宪法法院进行是否违宪的审查，而不问是否此法的实施已经造成不良后果或是否已有具体诉讼发生。这一规定实际上说明，德国的违宪审查既包括类似法国的事前审查制度，同时也包括违宪法律导致具体诉讼发生后的一种事后审查的权利救济。这一方式能够有效的弥补以上所提到的事前审查所存在的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工作量巨大等新的问题，这一问题将在后文的比较中进一步说明。

2.3 违宪审查对象的具体方式不同。

由于法国的违宪审查是事前审查，只就法律是否与宪法相一致进行一般的判断。因此，法国的违宪审查是抽象审查，所谓“抽象的”，就是指提出审查申请不必与具体的法律纠纷有关。正如前文所说，法国的法律在制定出来以后实施以前，由宪法会议进行一般的合宪性审查，并作出相应的裁决。凡是经裁决合宪的法律，就正式具备了法律效力，法院和其他机关必须遵照执行，只要法律一天没有被议会修改或者废除，就一天有效，在任何具体案件中都不再提出法律的合宪性审议。而一旦被宪法会议宣布违宪，该法律就失去了法律资格，根本就不可能公布实施。

而德国则实行的是抽象审查和具体审查相结合的方式，所谓具体审查是指具有违宪审查权的机关通过审理具体案件，就所适用的法律是否合宪有效的问题，作出有约束力的裁决的一种违宪审查制度。根据《基本法》第100条第1、2款和第126条及《联邦宪法法院法》的规定，在所有法院所处理的案件中，如果当事人一方认为某项法律违反宪法，那么法院必须中止诉讼，将案件的宪法问题提交联邦宪法法院裁定，看是否以了基本法的规定。这时，联邦宪法法院并不对具体的案件事实进行全面的研究，而只是判定有关法规的合宪性问题。宪法判决作出后，提出审查的法院结束中止状态，继续具体的审判程序，依据宪法判决作出对案件的处理。这一法律规定说明，德国既有在法律颁布以前对法律本身进行的抽象审查，更重要的是，当法律公布以后，有关当事人仍然可以以诉讼的形式提起对该法的违宪审查。这种抽象审查和具体审查相结合的方式很好的弥补了抽象审查的不足，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但也同样存在着工作量巨大的难题。

2.4 提起违宪审查的主体不同。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61条第2款规定：“……为了同样的目的（审查法律是否违宪的目的），各项法律在颁布以前，可以由共和国总统、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参议院议长，或由六十名国民议会议员或六十名参议员提交宪法委员会。”可见在法国可以提起违宪审查的主体范围相当狭窄，而且六十名国民议会议员或六十名参议员作为主体也是1974年改革之后提出的，尽管范围比较以前有所扩大，但是公民和其它组织、团体仍然被排除在主体之外。提起违宪审查的主体范围狭窄，直接影响到违宪审查的影响力，而把公民个人和其它组织、团体排除在外，也使得公民个人在受到违宪法律侵权的时候，公力救济变的遥不可及。

而德国《基本法》第91条第1款规定：根据这一条款的一般意义，任何公民或法人对于任何法律或国家机关行为都有进行合宪性申请的权利，不管这一法律或行为是地公民权利的侵犯，也不管这一法律或行为的实施是否与自己有关。而且上文中我们也提到，德国允许普通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就该案件所涉及的法律等规范性文件是否符合宪法存有疑问时，向宪法法院提出判断请求。所以，德国提出违宪审查的主体相比法国就要广泛很多，能够允许认为公共权力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在穷尽了一切救济手段后,向宪法法院提出“宪法请愿”或“宪法控诉”。不过，在实践中，按照联邦宪法法院确定的原则，公民必须在“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而得不到救济的情况下，联邦宪法法院才会受理案件。此外，《联邦宪法法院法》还针对法律的起诉，要在法律生效一年后才能提起；起诉人也要证明基本法权利受侵犯或可能受侵犯的原因与法律的实施有关。事实上，宪法控诉的成功率非常低，在至今近八万件诉讼中，胜诉率一直不足3%，而很多违宪审查的申请在联邦宪法法院预审中就被驳回，而不予受理。宪法法院设有一个具有宪法申诉审判权的三人委员会，对宪法诉讼首先进行预审，“委员会有权不能接受或胜诉可能性低的理由，以一致同意的表决驳回宪法申诉。”因为，每年向宪法法院提出的95%以上的违宪审查申请都被该委员会否决。其实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上文两次提到工作量巨大的问题所造成的，为了解决庞大繁琐的工作而衍生出的新问题。

虽然德国“任何公民和法人可以提起违宪审查法律诉讼”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但毕竟也扩大了提起违宪审查申请的主体范围，使更多的人能够进一步的参与到宪法监督中来，对法律合宪性的监督作用有一定的增强，而且也为受到违宪法律侵害的群体或个人提供了最后一条救济渠道。从对人权的尊重角度来看，更是体现了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是对人权保护的法律表现形式，因此还是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我国有研究把它归纳为三个司法审查形式之一。

2.5 违宪审查的制裁不同。

首先，法德两国违宪制裁的客体不同，法国违宪审查制裁的内容只是法律文件的合宪性，而在违宪上也只是规定对违反宪法的法律和其他法律性文件进行处理。而德国违宪审查的内容是法律文件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是否违反宪法，而在违宪制裁上既规定了对违宪的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的处理，也规定了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宪行为的处理。因此德国的宪法法院拥有弹劾总统的权力。

其次，法德两国违宪制裁的措施不同，因为法国实行的是事前的抽象审查，这就决定了法国没有已经颁布的不合宪的法律，因此，法国对于违宪法律的制裁主要是在法案尚未通过生效以前，发现违宪则不准通过，或必须修改使之完全合宪才能通过生效。而德国由于实行的是事前的抽象审查和事后的具体审查相结合，所以既有如同法国一样的生效前的通过审查，也有对于已经生效的法律，发现违宪则宣布无效而加以废除或撤销。另外，由于德国也规定了对违宪人员的制裁，因此德国还有追究宪法和法律责任的制裁措施。

2.6 权力职能上的其它不同。

首先，先对两国宪法监督机构的基本职能做一个比较。法国宪法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有三点，(1)监督选举的职能。(2)审查法律和法令是否合宪的职能。(3)咨询磋商的职能。[2]德国宪法法院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基本法》的93条等条款中，主要包括：(1)宪法诉愿。(2)联邦政府部门间争议。(3)抽象的法规审查制度。(4)具体的法规审查。(5)联邦与邦之间的争议。(6)党禁。[3]即联邦参议院或众议院,确信某一政党乃是反宪法的，则可将此问题提交宪法法院，以决定该党是否应被禁制而解散。除宪法解释权外，宪法法院还掌握有其它重要的权限如基本权利案、选举的审查、弹劾总统,以及一般法规有无抵触上级规范等案件。

从比较中不难看出，法国宪法委员会在职能上比较有特点的是咨询磋商的职能。《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16条规定，“总统在行使‘非常权力’前，应正式征询宪法委员会的意见，并将宪法委员会的意见向全国予以公布。此后，总统在行使‘非常权力’的过程中，还应将他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秘密的与宪法委员会磋商。”而德国的宪法法院没有这样的职能，这是由两国宪法监督机构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法国宪法委员会是带有司法性质的政治协调机构，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因此具有辅助国家决策，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职能，而德国的宪法法院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司法机构，它的司法性更强一些，主要依靠《基本法》解决问题，相比较法国而言，在国家大事方面的咨询功能还是比较有限。

但是德国宪法法院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很多方面它比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更灵活有效、更广泛的影响着国家决策。比如：德国宪法法院的审查范围比法国广泛，法国宪法委员会审查的对象主要是议会制定的法律、组织法、议会规则以及政府签订的国际协定，宪法委员会虽然有权对某一事项是属于立法事项还是属于命令事项作出裁决,但无权宣布条例或者命令因违反宪法而无效。从实践中看，政府的条例和命令也可能违反宪法的规定，侵害公民权利和自由。这就是限制了宪法委员会应有作用的发挥。而德国审查对象包括政府颁布的条例文件等内容。这样能够更好的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违宪法律的侵害。另外，德国宪法法院还有调解政府部门间争议、联邦与邦之间的争议，弹劾总统以及依据《基本法》禁止政党活动的职能，德国《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84条第4款和第99条规定，当宪政机关间就基本法授予的权力范围发生纠纷时，可以请求联邦宪法法院作为公断人，解决有关权力划分的法律与基本法规定间的关系。《基本法》第21条规定“联邦议院、联邦参议院、联邦政府、州政府可以向联邦宪法法院起诉，要求审查某一政党是否因其宗旨和活动违反宪法而应予以取缔。”《基本法》第61条规定“联邦议会两院以三分之二多数票提起对联邦总统的弹劾案，由联邦宪法法院进行审理，一旦确认总统有蓄意损害基本法和法律的行为，法院有权宣布他的职权失效。”这些规定一方面体现宪法法院在德国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作用，另一方面体现了宪法法院在保障民主和法治方面的法的精神。

从两国宪法监督机构职能比较上还可以看出，两国的宪法监督机构都拥有一定的立法权，但也有其细微的不同。法国的违宪审查实质也是一种国家立法权，但只是立法活动中的一个程序，一个部分。德国1951年通过的《联邦宪法法院法》中规定“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将对于全联邦的宪法机构和国会以及所有的法院和公共权力具有约束力。”这就在事实上使联邦宪法法院成了基本法的最高解释机关，拥有宪法解释权，因此也就具有了一定的造法功能。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邦法院所拥有的这一权力饱受非议。甚至有人称“联邦宪法法院是宪法的改变者、立法的替代者、政治的控制者”。[4]因此，宪法法院拥有宪法解释权究竟是好是坏，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德国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启示

3.1 法国宪法监督模式的优缺点

从法国现行的宪法监督体制的实际运作看，其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自1958年宪法设立新型宪法委员会以来，宪法委员会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诸多积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解释宪法。第二，维护议会与政府的权力平衡。第三，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尽管法国宪法委员会在监督宪法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宪法委员会在组织方面存在的不足一方面，宪法委员会成员分别由总统、国民议会议长和参议院议长任命，如果3人中有2人属于同一党派，则宪法委员会即可能为某一政党所控制和操纵；另一方面,宪法委员会成员实行任期制，但是宪法委员会成员的任命方式实际上不能保证其独立性。

2、宪法委员会在审查对象方面存在的不足。第一，宪法委员会审查的对象主要是议会制定的法律、组织法、议会规则以及政府签订的国际协定。宪法委员会虽然有权对某一事项是属于立法事项还是属于命令事项作出裁决，但无权宣布条例或者命令因违反宪法而无效。从实践中看，政府的条例和命令也可能违反宪法的规定，侵害公民权利和自由。这就是限制了宪法委员会应有作用的发挥。第二，成为宪法委员会审查对象的只能是权力机关制定以后正处于公布期间内发现这些规范性文件违反宪法并提出审查请求是有很大难度的。

3、宪法委员会在审查方式方面存在的不足：第一，宪法委员会只能进行抽象的原则审查，当法律等规范性文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是否与宪法相抵触问题，宪法委员会无权进行审查。第二，提出审查请求的主体范围过于狭窄。1958年宪法规定，只有总统、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和参议院议长可以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审查请求。实际上，当一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具体案件中认为自己受宪法保护的权益受到来自法律等规范性文件的侵害时，都可以通过普通法院向宪法法院提出审查请求。而法国仅仅采用事前的抽象原则审查，在审查方法上太单一化。

3.2德国宪法监督模式优缺点

德国宪法法院模式的优点在于既能使用抽象审查权，又能受理宪法控诉，具备了议会型和普通法院型的优点。由专门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既保证了违宪行为得到及地处理，又保证了违宪审查权的统一性。宪法法院还突出强调了人权保障。但宪法法院仍有不足之处：由于法官数量有限，大量案件往往得不到及时处理，法院一审终审，法官受到自身认识水平、政治观念限制，有可能存在草率断案，缺乏准确性、公正性的问题。宪法法院对立法机关的监督，从理论上讲是违背了分权原则的。借鉴德国法国违宪审查制度，完善我国宪法监督模式的构想

4.1 我国宪法监督机制及其现状

我国的宪法监督机制实际上类似于国外的立法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模式。在我国，宪法具有最高性。一切法律和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宪法具有规范性和制裁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宪法监督权，以及审查权、批准权、改变权、撤销权和罢免权。

4.1.1我国的宪法监督主体的多层次性。

我国的宪法监督主体由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专门机构——各专门委员会三个层次有机结合，各司其职，统一行使宪法监督权的结构。这种结构，要充分利用全国人大在宪法监督方面的权威性、全国人大常分会在宪法监督方面的专业性以及专门委员会在宪法方面的准确性，具有一定的特色和优势。

4.1.2宪法监督具有政治性。

在我国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而不是司法机关或专门机关，我国的司法机关是由人大产生并受人大的监督和制约，人大监督法院，而非法院监督人大，从实践上看，法院不得对规范性合宪性进行审查，也没有其他专门机构来适用宪法。

4.1.3我国宪法监督方式具有多样性。

我国的宪法监督方式既有事前监督也有事后监督，但都只就法律法规是否与其上级规范相抵触的问题进行审查，而不涉及具体的法律适用或宪法诉讼问题。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4.2 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宪法规定和宪法实践已经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并对保障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产生了重要作用，但实践表明，其作用发挥得还不理想,还存在多方面的不足和缺陷，有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4.2.1 宪法监督缺乏专门性。

宪法监督是一项专门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客观上要求设立专门的机关负责处理违宪事务。尽管我国宪法监督主体具有多层次性，但仔细分析会发现没有一个机关专门负责宪法监督工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既是我国的立法机关，同时又是我国立法合宪性的审查机关，需要处理许多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审理许多议案，无暇顾及宪法实施的监督工作。而且这种监督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监督，理论和实践均证明，自我监督往往等于没有监督。

4.2.2 宪法监督缺乏时间上的连贯性。

全国人大每年举行一次例会，每次会议的会期仅半个月左右；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开一次会，会期短，职能繁多。所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能保证违宪问题得到及时处理，根本无法适应宪法监督的经常性需要。

4.2.3 宪法监督缺乏准确性和有效性。

传统观念认为，立法机关的每一项立法活动都属于解释宪法的行为，因而他最了解制宪者的意图。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最具有准确性。其实，代议机关对于自己通过的法律一般持肯定态度,即使发现违宪，也不愿意采取措施予以纠正，致使宪法监督缺乏准确性和有效性。

4.2.4 宪法监督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宪法监督程序、宪法诉讼的具体规定，宪法监督的可操作性差。由于缺少具体的程序规定和可行的监督标准，宪法监督工作实际上无法正常进行。

4.3 借鉴法德两国优秀经验，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

通过以上对法德两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比较分析，以及对我国目前宪法监督模式的分析，可以发现法德有很多积极的因素很值得我国借鉴，不过，欧洲的专门机构监督模式是建立在西方资产阶级的分权理论与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宪政秩序,我们不能完全照搬欧洲模式。然而就其具体的内容和形式来说，也具有与我国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相容的一面，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4.3.1 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路线

相比较而言，德国的宪法法院监督模式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和最强的吸引力，但德国的宪法法院是独立且平行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它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行为有监督权，但对于我国而言，我国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及常委会，任何法院都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无法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行为进行监督。如果要照搬德国的宪法法院模式势必会突破中国目前的体制，操作难度极大，成本过高，不具备实施的可能性。而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制相比较而言更易被我国所吸收利用。但德国模式较之法国模式的优点又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国的宪法监督模式的健全和完善需要走一条从目前监督模式过渡到法国宪法委员会模式，再过渡到德国宪法法院模式的路线。

4.3.2 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步骤

要实现这条路线，根据我国国情，势必要实施两步走的方针。

第一步，吸收法国宪法委员会制度的特点，在我国也建立宪法委员会，不过与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在地位和权力上有所不同，那就是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一个专门的宪法委员会体，即:独立的宪法委员会与全国人大相结合的复合宪法监督模式。这种模式的本质是把宪法监督权分为最终决定权和强制性建议权，分别由立法（权力）机关和独立专门机关（宪法委员会）来行使，其中：立法（权力）机关行使最终决定权；专门机关（宪法委员会）行使强制性建议权。所谓的强制性建议权是指它是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建议性权力，在这一权力行使之下，专门机关（宪法委员会）提交的建议案，权力机关必须无条件的列入立法机关的议程，并提请表决，如果立法机关不能以2/3以上多数否决建议案,则该建议案自动生效；同时它还表现为如果宪法委员会针对权力机关违宪行为的审查裁决达不到权力机关2/3以上多数否决时，亦即自动生效。所谓最终决定权是指,如果宪法委员会针对权力机关的违宪裁决在法定期间得不到权力机关2/3以上多数肯定时，则最终裁决权转移给全国人大，由全国人大依据自然公理、正义对自己行为进行裁决。而宪法委员会针对权力机关以外的违宪裁决则自动生效，因为宪法委员会是由全国人大设立的，其意志可以体现权力机关的意志，从而也体现了全国人大的最终决定权。

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

1、有专门的机关来负责监督宪法实施的工作，可在一定程度避免和消除违宪行为，改变宪法监督机关监督职能闲置的状况。

2、对我国目前的体制不会动摇，易于被各方所接受。

3、能够有效的解决我国目前宪法监督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但这一模式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力度不足。尽管宪法监督机关可能审查、中止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法律文件，也可能因普通法院移交有关机关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案件而对公民的宪法中救济，但由于公民不能因自己的权利受到国家机关的侵犯而直接向宪法监督机关提起诉讼，因此，这种模式只能是一种过渡，必然需要走向下一个阶段，即第二步骤。

第二步，是指构想中的宪法监督制度的在当上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时候，建立具有较强独立性的专门监督机构，开始受理公民的宪法诉讼，类似于德国的宪法法院模式。至于这一机构的来源，我认为可以新设立一个机构平行于第一步所建立的宪法委员会，也可以在宪法委员会的基础上将其改造成宪法法院。新建立的宪法法院除了享有前面介绍的宪法监督委员会的权力之外，还享有强制性建议权和司宪权。强制性建议权是宪法委员会以建议的形式把它关于规范性文件的结论性意见提交立法机关，如果立法机关不能以2/3以上多数予以否决，则建议自行生效。[5]司宪权是指宪法委员会对于规范性文件以外的权限争议、宪法控诉和选举进行审查的权力。而第二步和第一步之间最大的区别——即可以进行宪法诉讼，是赋予普通公民以宪法控诉权，宪法控诉权是指当普通公民认为立法主体及其授权组织的规范性文件或特定个人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宪法权利时，向宪法委员会提起诉讼，并要求后者对其受害权益提供救济的权利。[6]

此时的宪法监督模式就弥补了第一步中所存在的问题，使我国的宪法监督的方式既有抽象监督，也有具体监督，对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能够起到重大作用，也是我国以法治国的重要标志。

从总体上看，实施第二步之后的宪法监督模式已经比较成熟、有效，基本上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目标相适应，也与世界宪政文明发展的潮流相适应。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发展，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在该时期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定型。

总之，对他国模式的分析其最终目的不仅仅在于分析，关键还是通过这种分析，吸收他国的优秀经验而为我所用，使我国能够建立新的制度或者健全我们已有的制度。我希望通过对法德两国宪法监督制度方面的比较、对我国宪法监督现状的分析,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方案,并以此能够推动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早日实现民主、科学、高效的宪政目标。

内容注释：

[1]《外国宪法》 p84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西方五国宪法通论》 p276 赵宝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3]《西方五国宪法通论》 p364 赵宝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4]《宪政通论》 p271 白钢 林广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宪法监督论》 p294 李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宪法监督论》 p297 李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参考文献：

1、韩大元 外国宪法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7月

2、赵宝云 西方五国宪法通论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年12月

3、白钢等 宪政通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5月

4、李忠 宪法监督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6月

5、韩大元 比较宪法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10月

6、张千帆 西方宪政体系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4月

7、刘兆兴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总论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