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安乐死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

第一篇：试论安乐死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

论文摘要生命权归个人所有，即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拥有全部权利，包括任意处置自己的生命，其他任何人或组织无权干涉。本文所涉及的安乐死正是生命自主权的体现之一。几十年来，由于来自民间对安乐死的呼声日趋强烈，西方社会一直没有放弃对安乐死立法的努力。在赞同与反对两种声音激烈交锋的同时，西方民间社会以绝症患者实行安乐死已经屡见不鲜。本人认为让个体平静而有尊严的死去是人的基本权利，个人应当有选择生的方式和死的自由的权利。安乐死制度从表面上看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但实质上，安乐死不具有构成犯罪所要求的相当社会危害性，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减少病人临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或家属的沉重负担；安乐死制度的合法化是是一种观念的更新，也是对生命和死亡的再认识。安乐死制度合法化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刑法现代文明的要求。关键词：安乐死 合法化 可行性 适用对象 程序设计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以国家主人的姿态，为消灭贫穷落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实现享有充分人权的崇高思想。特别在2004年是中国人权发展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首次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宪法，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由党和政府执政的政治理念和价值，上升为国家建设的理念和价值，成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项原则。那么，做为人权中的重中之重——生命权更应该引起人类社会的尊重。生命权归个人所有，即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拥有全部权利，包括任意处置自己的生命，其他任何人或组织无权干涉。本文所涉及的安乐死正是生命自主权的体现之一。几十年来，由于来自民间对安乐死的呼声日趋强烈，西方社会一直没有放弃对安乐死立法的努力。在赞同与反对两种声音激烈交锋的同时，西方民间社会以绝症患者实行安乐死已经屡见不鲜。本人认为让个体平静而有尊严的死去是人的基本权利，个人应当有选择生的方式和死的自由的权利。本文就有关安乐死的几个基本问题，与大家共同讨论。

一、安乐死的概述“安乐死”源于希腊，英文是“EUTHANASIA”，因而直译就是好的死亡（更为褒义的译法是“善的死亡”），它与恶的死亡，痛苦不堪的死亡相对立，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痛到处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极端痛苦，在病人和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则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死亡的方式。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万人是在极度病痛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死亡者中又有相当多的人曾要求过安乐死，但因无法律根据和保护而被拒绝，因此他们只能“含痛死去”。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悄悄地选择安乐死而结束生命的，参与者一般是亲人和可信赖的医生。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也是生活提出的要求，人们需要安乐死。1988年、1994年我国召开两次安乐死学术研讨会达成共识：其一，安乐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大势所趋；其二，有利于从精神上、肉体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其三，可以减轻家庭的精神、经济、情感和人为负担，解放生产力；其四，有利于社会卫生资源公正、正确分配。1997年，上海举行的全国性的“安乐死”予以明文认可，也没有明文否定。受不同学说影响，各地法院针对基于身患绝症病人的请求而实施的“安乐死”采取的处理模式各不相同。有的法院引用《刑法》第13条“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做出无罪判决；有法院引用刑法第232条的规定，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但在量刑时减轻处罚。各地处理模式的不统一显然违背了在相同的情形中，所有的人都应当得到同样对待的法治原则，有必要通过立法作出统一规定。[!--empirenews.page--]在学术界的讨论中，安乐死的分类一向纷杂，常见的有毁灭型、杀害型、消极型、治疗型等种种安乐死之分类。在这里，主要介绍两种基本分类。一种常见的分类是将安乐死划分为自愿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和不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是指当事人本身愿意且要求安乐死从而被实施；非自愿安乐死又可称仁慈杀死，是指当事已经失去了选择生或死的能力，但被仁慈方式处死或允许其死；不自愿安乐死是指当事不同意结束他的生命但仍被处死，这实质就是谋杀。另一种区分“安乐死”的方式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区分为“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如当事人为某种有意的行动处死，安乐死是主动的；如果不是被杀，而是故意允许他死去，就是被安乐死。因此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又分别称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

二、安乐死的合法化的根据无论是从伦理道德、人道主义原则，还是从生命质量、生命尊严；无论是从个体自决还是从社会效果方面看，安乐死都有其存在的正当化根据。

1、安乐死行为符合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及人道主义。但是经济是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发展了，科学进步了，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应相应的发生变化。“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但现在更多人认为“温柔”的结束痛苦死亡的过程，比那种靠人工方式勉强维持生命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人的道德规范，也是比较人道的。此外，人的普遍认同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是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面对死亡的表现。这是一种勇敢行为，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只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临终选择。

2、安乐死符合人们对生命质量的追求。死亡作为一种自然规律无人能免。人类在这方面始终追求着一种“善始善终”，“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为何不在适当的时间选择一种更有价值、有尊严、更安宁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贡献，而这种价值往往体现在生命的质量上，当一个人的生命连质量都谈不上时，它又如何保障它的价值呢？面对那些痛苦万分的绝症患者，如何维护他们死亡的尊严，如何给他们临终前一个安详？安乐死无疑是一种理智的选择。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们不能结束自己和别人的生命。”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生命是神圣的，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而安乐死其实也是对“侵权”（侵犯他人的生命权）所作出的另一种思考。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实施安乐死是对人的生命权的剥夺，但换个角度出发，倘若一个因绝症而痛不欲生，倘若一个人因生活的磨难而生不如死，倘若一个因身心的疲惫而无法解脱时，他们选择了轻生并付诸实践。那么，法律对它作出如何的评价呢？在法理学上，生命是属于个人完全所有的，对于这个绝对权利的处分，是基于个人绝对意志的支配（包括轻生），只要这样的行为不影响社会和大众的利益，理性的法律是不应该介入的。而安乐死也仅仅是借助某种手段得到的解脱。如果说，一个人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他也不应该失去选择死亡的权利吧！[!--empirenews.page--]

3、过多无意义的治疗是社会资源尤其是医疗资源的浪费虽然现代的医学越来越发达，然而，不管投入多少资金来设法延长死亡和减少产生痛苦及残疾的风险，仍然有无数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实际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极其痛苦而难以忍受的延长死亡的过程的医学干预。我们都知道，身患癌症的人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还有更多精神上的压力。作为健康人的我们，是无法感同身受的。由于现在我国治疗绝症大多使用的是进口药，也仅能暂时消除患者某些部位的症状，但却无[1][2][3]下一页 法杜绝其再生和转移，这无疑造成了一种“医疗资源的重复使用，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而在这漫漫的求医长路上，不仅仅是病人要承受着病魔的折磨，病人家属基于道义、碍于社会舆论等原因，无法接受“安乐死”，仍寄望于医院，甚至有些家属向病人隐瞒病情，自身却负着过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当这些受尽折磨的人们要求安乐死时，我们难道忍受拒绝他们吗？不错，生命确实是宝贵的。但是生命既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有可以医治的，也有无法医治的。马克思逝世的第二天，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写道：“医术或许还能保证他勉强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不能忍受的。”显然，生存并非无条件地比死亡更有价值，不少人生前遗嘱明确表示：宁肯尊严地死去，而不愿意丧失尊严地痛苦活着。在病人确实无法医治又面临极端痛苦的情况下，尊重病人的这一意愿，我以为正是人道精神的体现。

三、安乐死合法化的可行性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顺社会要求的。社会上对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安乐死作为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其立法工作也势在必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安乐死在我国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已成为社会需要的强烈表现。而我国通常认为实施安乐死的法律来完善对生命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安乐死行为不构成犯罪首先，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或类似行为是犯罪，因此将其作为犯罪处理缺乏法律依据。其次，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本质的规定，任何一种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犯法性及应受到刑法处罚性。这三个特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社会危害性是三个特征中最基本的特征，也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故一个不具备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当然不具备犯罪的其余两个特征。我认为安乐死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因为如果说安乐死行为是犯罪话，则根据在于说它侵犯了人的生命权。但是我在前文已提出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的处置，而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是行为人依病人承诺对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人工调控。它不是对生命权的侵犯，相反，它是在尊重病人生命权的基础上择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优化处置。采取这种优化处置，不但可以解除绝症患者的痛苦，保持其人格尊严，而且对社会有益。基于此，实行安乐死的行为因不具备社会危害性，也就当然不具备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法处罚性。因此，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是犯罪。最后，根据故意杀人罪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来看，安乐死——特别是采用作为方式实施的安乐死——虽然与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方面有某些相似，但在本质上二者两个不同性质的行为，不能混为一谈。第一，二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因为被害人非必然死亡之人（不是指终极意义上的死亡），行为人可以采取规劝或其它措施去避免死亡的发生，但行为人不但没有采取措施去避免，反而主动促使其发生，故实施安乐死只是遵守这一法则而对病人的生命终结方式进行人工优化。因此，安乐死不侵犯人的生命权；第二，二者主观方面不同。故意杀人的行为不论其杀人的动机是为情为仇或其他，其直接目的都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行为人都具备主观上的罪过，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动请求下，出于同情、怜悯等心理，按严格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其直接目的的仅是解除绝症病人的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观上无罪过，因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empirenews.page--]综上所述，我认为实施安乐死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也不应当将其作为其他任何名义下的犯罪来处理。因此，除刑法理论上应对其正名以外，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应该停止将其作为犯罪来处理，以避免错误地使有关当事人承担刑事责任。

2、安乐死合法化符合我国立法原则首先，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的民主性原则。《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现阶段，安乐死合法化深入民心，前文多次以数据体现安乐死合法化是人心所向，是人民的意志，对安乐死立法，才能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更多的让人民参与到立法中来。其次，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科学性原则，立法的科学性体现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地方立法。安乐死合法化涉及诸多方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在特定地区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对安乐死首先立法。最后，安乐死合法化体现对各种利益的均衡。在某些地区先为安乐死立法体现了对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均衡。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备安乐死合法化条件的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的地区并不多，在这些地方首先实现要安乐死合法化解决了局部利益的“呼吁”；并且，对安乐死的局部立法是实现短期利益，而长远利益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合法化。综上所述，无论在外国还是我国，无论以情理分析，还是以法理分析，安乐死合法化都是可行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把“安乐死”纳入法制轨道。

四、建立完善的安乐死制度是实施安乐死的前提虽然安乐死制度对那些无法治愈、痛苦万分的人而言，是一种体面的解脱，但毕竟是一种消灭人生命的行为，故为了防止安乐死制度被人利用或被滥用，制定严格、完善的安乐死制度是实施安乐死的前提。

（一）、安乐死的适用对象：确认安乐死的适用范围是个复杂的问题，世界各国对此都有着一定的分歧。例如对于植物人、严重缺陷新生儿等的安乐死处置，就有着不同的观点。故在对安乐死对象选择上，就有着一些不同的观点。由于我国对安乐死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各地社会文化差别较大，对安乐死接受心理程度不同，我国对安乐死对象选择上应当以现阶段生存质量差且无可能改变为限，总结起来应包括以下几类：

1、患有严重疾病，处于极度痛苦且无治愈可能的病人：（1）、晚期恶性肿瘤患者；（2）、晚期艾滋病患者；（3）、重要生命脏器严重衰竭并且不可逆转者、无法移植的；（4）、因各种疾病或伤残致使大脑功能丧失的植物人；（5）、具有严重缺陷的新生儿；（6）、患有严重精神病症，本人已无正常感觉、知觉、认知等，经长期治疗不能恢复正常的可能者；以上疾病患者，生存对他们而言已经成为负担，适用安乐死对他们是一种解脱。

2、先天性智力丧失，无独立生活能力，且无恢复正常的可能者。

3、老年痴呆患者、高龄重病者和重伤残者。

（二）、安乐死的适用条件：安乐死根据实施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对于主动安乐死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是身患不治之症且进入濒死阶段属临终病人的；

2、是肉体极端痛苦的；

3、三是在法定场合自己而不是委托他人能三次以上清晰准确地表达自愿安乐死且不反悔的。这几个条件有机统一，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而对于大脑功能丧失的植物人、无正常感觉知觉认知能力的高度老年痴呆病人、先天性智力丧失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傻子”、严重畸形儿或严重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儿等，他们或者没有感觉能力，或者不能开口正确作出真实意思表示，只能采用被动安乐死，它应当具备的条件包括：

1、个人必须失去对世界的认知能力且无恢复的可能；

2、必须由其直系亲属申请。因为对被动实施安乐死的人而言，主要尊重的不是他们，而是对其家属利益的保护。[!--empirenews.page--]

（三）、实施安乐死的程序设计：实施安乐死的程上一页[1][2][3]下一页 序一般应包括申请、审查和执行三个方面。申请程序原则上必须由病患者本人或其直系亲属提出。申请方式可以是书面也可以是口头方式。对于那些无法表达意愿的病人可以由病人的亲友提出，但相关组织必须综合各种因素对其亲友的意图予以考虑。审查程序应当包括医学审查和司法审查。医学审查是首要程序，待确定后再进行司法审查。医学审查的组织者可以是医院成立的专门委员会，也可以是司法机关指定的专门机构，由他们负责对是否是不治之症、病人是否是对苦痛不堪忍受等情况进行审查。而后将相关的审查结果递交到司法机关。司法审查主要是对其适用条件予以核准和对提出安乐死的意图尤其是非本人提出的加以审查。执行程序由司法机关负责，由其指定的医院负责实施，司法机关必须派人到场监督，实施安乐死至少由两名医务人员进行，何时执行可应病人和家属的要求。执行医生在接到相关的证明材料和核准材料后由病人或家属签字后予以执行。

（四）、安乐死的警戒机制：为了防止安乐死制度被利用或滥用，还应当设立必要的警戒机制。

1、备案制度：对于任何申请安乐死的病人或家属，都必须提供全部材料给相关司法机关，由他们在实施完毕后存档备案，该档案存档期不少于20年。

2、定点制度：由司法机关指定医院负责安乐死的实施，司法机关负责对其监督。定点条件由司法机关负责制订。对于不能规范实施安乐死的医院，司法机关有权撤消其资格。

3、专家库制度：能够开展安乐死服务的人员应当是医学专家，由司法机关聘请并建立专家库。在实施安乐死时，由专家库随机抽取专家负责，同一医院的专家应当回避。

4、惩戒制度：对于利用安乐死制度实施不法行为的，一旦查清应当从重处罚，可以按照故意杀人来定罪，以此来防止安乐死制度成为被人利用的工具。安乐死制度从表面上看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但实质上，安乐死不具有构成犯罪所要求的相当社会危害性，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减少病人临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或家属的沉重负担；安乐死制度的合法化是是一种观念的更新，也是对生命和死亡的再认识。安乐死制度合法化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刑法现代文明的要求。

第二篇：论安乐死在我国的合法化

摘 要

安乐死一直是各国备受争议和关注的热门话题，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中大家对死亡的观念不断的演变着，而且一直困扰着理论界和司法界。不过，安乐死的合法化作为一种价值选择的趋势，有尊严并能安静地离开人世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在我国，对安乐死的探讨较晚，目前我国还没有对安乐死制定相关科学合理的法律规范，而我国现行刑法对“安乐死”行为一般按杀人罪处理。但是安乐死在国内外或明或暗地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国内外安乐死的运动不断壮大，人们对于安乐死走向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它与故意杀人罪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实施有条件的安乐死不仅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而且可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本文主要从安乐死的可行性和合法化进行论述。

关键词 安乐死

合法化

可行性

目 录

引 言..................................................1

一、安乐死的概述........................................1

（一）安乐死的基本概念................................1 1.安乐死的概念.......................................1

2、安乐死的类型.......................................2

3、安乐死成立的基本条件...............................2(二）安乐死的历史与现状...............................3

1、安乐死的起源与发展.................................3

2、安乐死在国外的现状.................................3

二、安乐死合法化在中国...................................4

（一）我国安乐死合法化的现状..........................4

（二）我国法学界对安乐死合法化态度....................5

1、肯定安乐死合法化的观点............................5

2、否定安乐死合法化的观点............................5

（三）中国安乐死立法的必要性..........................6

1、国内外安乐死运动不断壮大..........................6

2、安乐死行为的正当性................................7

3、安乐死行为不符合故意杀人构成要件..................7

三、我国建立安乐死合法化制度的建议......................8

（一）局部示范逐步推广................................8

（二）安乐死的实施条件、程序与法律责任.................9

1、安乐死的实施条件..................................9

2、安乐死的法定程序..................................9

3、安乐死的法律责任.................................10

四、结束语.............................................11 参考文献...............................................13

论安乐死的合法化

引言

生与死是一种更古不变的自然规律，是人们永恒不变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我们任何人都无法逃避。但对于死亡的方式我们却有不同的选择。而我们是否有选择死亡的权利或者说是否有帮助他人选择死亡的权利，在不同的国家意见不一。有的学者认为人得生命至高无上没有人能剥夺他人生存的权利，也有学者认为人们可以自己选择死亡方式，在病人极度痛苦的情况下可以对其实行安乐死，所以安乐死应该的到法律的认可。由于安乐死的矛盾冲突，所以引起了各界人士对生命至上的思考,对于安乐死是否人道,是否合乎伦理,是否能得到法律上的承认，学者们众说纷纭,.在本文中本人将要就安乐死合法化进行探讨.一、安乐死的概述

（一）安乐死的基本概念

1.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亦称安死术，是英文“euthanasia”一词的汉译，最早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一词。原意是指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的去世；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实际也是一种受人嘱托杀人的行为。

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安乐死，是指对于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由于难以忍受的痛苦，出于本人神智清醒的真诚嘱托或其近亲属的同意，医生认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痛苦，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使其安然死去的行为。

另有学者主张，安乐死是指病人患有痛苦不堪的疾病而无法治疗，且濒临死亡，为了减轻其死亡前的痛苦，基于患者本人的请求或同意，采用适当的方法，促其提早死亡的行为。

我认为安乐死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濒死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和有关部门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过程。安乐死是死亡的优化状态，即用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减轻或消除痛苦，使死亡呈安乐态。安乐死的对立面不是“痛苦地生”，而是“痛苦地死”。

2.安乐死的类型 安乐死其根据实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

“积极安乐死”，是指医务人员或其他人在无法挽救病人生命的情况下，采取措施，主动结束病人的生命或加速病人的死亡进程。如注射或服用药物等加速病人死亡。“消极安乐死”，则是指对危重病人不给予治疗或撤除支持其生命的医疗措施，而听任其死亡。

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达其愿望，安乐死又可分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种。

自愿安乐死系由病人本人通过遗嘱或口头表态方式决定，非自愿安乐死则是因本人无法表达意愿而由亲属或监护人做出决定。.3.安乐死成立的基本条件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安乐死具有以下特有属性：

第一、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必须是从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来看患的是不治之症，而且正在遭受难以忍受痛苦的死亡迫近眼前的患者。

第二、实施安乐死的首要目的是必须是减轻或解除病人不堪忍受的痛苦。如果有人为了能从一个身患不治之症，并且正在遭受着极大痛苦的患者的死亡中获取某种好处，采取措施导致患者死亡，这只能是谋杀。

第三、如果病人神志尚清楚，能表示自己的意思时，需要有本人真诚的委托或同意。

第四、实施安乐死的方式必须是仁慈和尽可能无痛的。实施安乐死的方式必须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

以上四大特有属性构成了安乐死成立的基本条件，必须同时具备。

[1]

（二）安乐死的历史与现状

1.安乐死的起源与发展

关于安乐死的历史源远流长，追溯安乐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安乐死的存在与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医疗水平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早在史前时代，有一些游牧部落在迁移时就常常把病人、老人留下，用一些原始的方法加速他们的死亡以减轻他们的痛苦，同时也减轻了整个部落的负担。在古希腊的斯巴达，为了保持人民的健康与战斗力，会处死生来就处于病态的儿童以及允许病人自己结束生命的权利，这一习俗在整个民族成为了一种习俗，这使得安乐死在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内得到了认可。

[2] 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消极的安乐死法即《自然死亡法》。该法规定：任何成年人可执行一个指令旨在临终条件下中止维持生命的措施。1996年7月1日，世界上首部积极安乐死法《晚期病人权利法》在澳大利亚北部正式生效这部法律规定对患有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的病人，经本人申请可以由医生采取措施加速其死亡。

人类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人们对高生活品质追求的同时，对死之品质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对安乐死的态度也产生了很大的改变，更多的是对安乐死的认可与赞同所以安乐死的大力倡导实质上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2.安乐死在国外的现状

目前国外还只有荷兰与比利时两个国家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了安乐死法。我们研究国外的现状可以从中看出安乐死立法的困难所在，从而为以后的安乐死立法开拓一条比较平坦、易行的道路。

1993年2月9日，荷兰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这给一直处于低潮的安乐死运动注入了一支强心针，极大地推动了安乐死合法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受此影响，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于1995年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在历史的车轮前进到2000年10月26日那天，瑞士苏黎士政府通过了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许为养老院中选择以“安乐死”方式自行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这一决定实际上为安乐死的合法化开亮了绿灯。半年后，也即2001年4月10日，荷兰一院（即上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这标志着荷兰成为了当今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昭示着安乐死运动在一国已彻底取得了胜利。[8]继荷兰之后比利时也取得了胜利，2001年10月比利时参议院批准了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帮助患绝症的病人实施安乐死。2002年5月16日，比利时正式公布了该法案，根据立法程序法案在3个月后生效。至此比利时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歌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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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乐死合法化在中国

(一）我国安乐死合法化的现状

安乐死在国内外或明或暗地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对安乐死，即使司法机关能够对有关当事人网开一面，也难以摆脱违法性的纠缠；即使面临违法风险，安乐死也必然会客观地存在并引发人们的讨论。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对安乐死立法，我国现行刑法对“安乐死”行为一般按杀人罪处理。

1986年，在陕西汉中发生了我国第一起安乐死案，此案轰动了全国，由此引发了一起涉及医学界、伦理界、新闻界及公众的关于安乐死的大讨论；1988年7月，我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1995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著名医学专家胡亚美、严仁英两位代表提交了安乐死议案；1996年，上海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2003年12月21日，广东省政协委员在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出：应对无可救治的晚期癌症患者实行“安乐死”，但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在会议该提案时指出，立法实行“安乐死”有违《宪法》。

[4]

（二）我国法学界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态度

在我国法学届对于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有不同的观点.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观点相互对立。

1.肯定安乐死的观点

主张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认为：人应该有尊严、有理性地选择死亡的权利，禁止安乐死，剥夺了人的这一自然权利，不具有正当性。同时，明知患者不可逆转地濒临死亡并且处于不堪忍受的极端痛苦之中，而禁止其选择结束痛苦，既是对患者肉体的摧残，也是对其家属和亲友的折磨，是不人道的，也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生命属于个人，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命。即人有生的权利也有死的权利，人人有权去选择“体面的舒适的死亡方法”以求善终。追求生命质量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目标，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具有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时其对患者和家人都是一种煎熬。而且对实施安乐死的人引以刑罚处罚起不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国际上肯定安乐死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应顺应国际刑法的发展趋势。

2、否定安乐死合法化的观点

对安乐死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安乐死违背人道主义和“救死扶伤”的医疗工作的基本方针。从科学发展角度看，“绝症”是相对的，允许安乐死不利于医学科学的发展，而且可能使医护人员不尽职责，安乐死可能造成病人身份地位不同，而对生命不一视同仁，安乐死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失去生活的勇气，这种消极悲观的人生态度不宜提倡，持这种态度的人认为，安乐死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三）中国安乐死立法的必要性

根据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达1000万人，其中有100多万人是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死亡者中，有相当多的人曾要求过安乐死，但因无法律依据而被拒绝，当然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悄悄地选择安乐死而结束生命的，参与者一般是亲人和可信赖的医生。上述情况表明，社会现实生活已对安乐死提出了要求，人们需要安乐死。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对313名不同人群的调查显示：93.6%的人赞成实施安乐死，其中医务人员赞成者为98.4%，法学界人士赞成者为90%，一般者为90.1%。另据《文汇报》一文章称：“在上海，有90%以上的人支持安乐死，其中医务人员对安乐死的支持率最高达98%，普通市民和司法人员中，有不少于九成的人认为有必要对安乐死进行立法。”

1、国内外安乐死的运动不断壮大

安乐死作为一种零星的社会现象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提出和研究，却是在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才开始的。并在以后的岁月中愈演愈烈，发展成为一项新的人权运动——安乐死运动。

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有人开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并由此引发了安乐死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从30年代到50年代，尽管英国、美国、瑞典等一些国家有人发起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或向国会提出允许安乐死的议案。但是，由于对安乐死问题的认识不清，并且担心被人利用而导致“合法杀人”，社会上绝大部分民众反对安乐死。1967年美国建立了安乐死教育学会。1969年英国国会辩论安乐死立法法案。1976年日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宣称要尊重人“尊严的死”的权利。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进入90年代，美、法两国支持安乐死的比率分别为90%和85%。而日本、瑞士等国家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也与日俱增。可见在一些发达国家，民众对安乐死已由不理解到理解，由反对转而支持。安乐死作为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为其立法的工作也是势在必行。

2、安乐死行为的正当性

安乐死的本质在于解除病人的痛苦，是患者在无痛苦的状态下结束自己的生命，使死亡过程和方式趋于安乐。因此，安乐死并不违反人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而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人性的尊严。如果人类的理性对死亡采取放任的立场，无视病患者不可逆转地濒临死亡并且正处于不堪忍受的极度痛苦之中，则既构成对病患者本人肉体上的摧残，又是对其本人人格及其家属感情的漠视。这种现象对[6][5]病患者是不人道的，对社会是不经济的。而安乐死行为科学地结束了人类一个阶段上道德无用及人性无奈的状况，由此可以认为安乐死是正当的。安乐死的正当性符合现代医学所倡导的救死扶伤及救死不能情境下的人道主义关怀与救抚，符合伦理学所推崇的人性为本、人格至尊，符合法学原则中所力行的保护主体自由、幸福和需求权利的原则。

3、安乐死行为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在我国刑法学界，认为安乐死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但我认为两者虽然有某些相似，但在本质上二者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行为，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两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安乐死并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因为被实施安乐死的人生命短期内已确定将要终结，实施安乐死只是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

其次，两者的主观方面不同。故意杀人是恶意追求或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而实施安乐死是为了解除临终患者不可忍受的痛苦，尊重患者的自主权是完全出于对患者的利益的考虑。

最后，两者的客观方面不同。故意杀人罪在客观方面的特征，是行为人必须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在表面上虽然是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但这是行为人在濒危患者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提出要求的一种被动选择的结果，是濒临死亡者自愿承诺放弃自己的生命。所以该行为不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

三 我国建立安乐死合法化制度的建议

关于安乐死的合法化已经是国内外的大趋势，安乐死在法制上的合法化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我国当前的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人口素质普遍不高，老龄化加剧，如果安乐死立即合法化，恐怕会导致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它的利用这一制度制造合法的杀人行为而被误用。任何微小的法律漏洞都可能被人利用，但是我们既不能消极等待，无所作为，也不能急躁冒进，鲁莽从事[ 7]。我国的安乐死立法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的精神，循序渐进，从严把握。既要满足人们对安乐死的合理要求，又要力避安乐死的滥用。

（一）局部示范逐步推广

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对安乐死进行全国性立法，条件还不成熟。建议国家可在某个省、市，局部性地制定有关规范性规定和条例，加强个例研究，积累经验。这种形式好处很多。通过个别试点、以点带面，使较大范围内的更多的人深入地了解、认识安乐死，接受安乐死。并且既为要求安乐死者提供了法律保障，又避开全面施行所面临的困难。目前，在我国的一些大中城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是可行的。实施安乐死要求社会全员较高的文明程度，具备一定的医学发展水平和医疗条件，这些条件在我国的一些城市已基本具备。.待时机成熟时再制定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安乐死法律。这样做的好处是循序渐进，避免因条件不合而导致安乐死的滥用。

（二）安乐死的实施条件、程序与法律责任

1、安乐死的实施条件（1）安乐死的适用对象

安乐死的适用对象要严格限制，对于可以使用安乐死的患者应是濒于死亡并承受巨大痛苦的病人。因为安乐死在形式上毕竟是一种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如果不对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作出明确的限制，则有可能导致安乐死的滥用.所以安乐死客观上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濒临死亡。只有现代医学认为无可救药，现代医疗技术无法治愈的进入不可逆的死亡过程中的人，才能适用安乐死。第二、存在巨大的肉体痛苦。没有痛苦的濒临死亡者亦不能适用安乐死。（2）安乐死的实施主体

安乐死是结束他人生命的行为，所以主体一定要严格限制防止他人滥用。所以安乐死只能由达到一定级别的医院中的有一定资格的医护人员在对患者进行了严格的鉴定、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非经法定程序执行的应视为违法行为，要受到法律处罚。

（3）安乐死的适用条件

安乐死的实施必须在病人的亲笔书面授权下才能实施。既不能是口头授权，更不能在家属或监护人的要求下授权实施。否则，将极易导致安乐死的滥用发生侵权现象。并且必须是医生对为病人消除痛苦的一切必要且可实行的措施均已采用过，仍不能制止病人痛苦时，为达到解除患者不堪忍受之痛苦的目的而不得已实施。

2、安乐死的法定程序（1）申请程序

安乐死的申请作为安乐死的法定启动程序，是必经的程序。不经当事病人的申请而擅行安乐死，无疑会被认定杀人。因此必须在具有相当级别的医疗单位的 确诊意见和必要的医疗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才能提出安乐死。患者神智清楚时应由其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如果患者已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时，则可由其近亲属提出，申请须无不良企图且由全体近亲属一致同意。同意意见应以书面作出并经公证方为有效申请；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为其提出申请。

（2）审查程序

对申请的审查应设立专业审查与司法审查两道程序，从而保证审查的科学与公正。专业审查应由具有专业知识并达到一定水平的若干人数以上的人员组织进行，对所患不治之症进行复诊，尽可能防止误诊发生。经确认无误后，在规定期限内将意见告知患者或全体的亲属推出的代表，并再次询问，如果仍坚持的，则在规定时间内将全部材料移送司法审查。司法审查至少应由地市州以上的司法机关承担。由法医和专职审查人员共同进行，由法医提出鉴定意见，由审查人员共同决定是否批准。批准决定须由审查小组成员一致通过才能生效。生效后一定期限内将决定内容通知患者本人或近亲属代表。

（3）实施程序

在安乐死申请得到审定、批准之后，必须严格地按司法机关批准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操作执行。操作必须秘密进行不向社会公开。操作人员必须是专职的医护人员，并有近亲属代表在场见证。操作完毕后，所有参加人员都应在有关材料上签字，并加盖医院和司法机关的公章。所有材料应送交司法机关归档，其他人员不得擅自保存。

3、安乐死的法律责任（1）擅自实行的刑事责任

出于善良动机，医护人员或近亲属未经申请或审批程序对绝症患者实施安乐死的，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但可酌情从宽处罚；出于卑劣动机，近亲属迫使患者提出或主动提出申请并获准的，则对其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应从重处罚。

（2）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的刑事责任

在医生提供正确信息或在医生提供虚假信息而未加审查的情况下，审定机构如作出错误决定，或不能及时作决定从而延长了申请人的痛苦时间，或审查人员未认真履行责任，以致造成重大医疗事故，严重损害医疗机构与司法机关声誉的，该机构及其责任人员应受处罚；违反安乐死的法定适用方法，以残酷方式实施的，应对操作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情节恶劣的可以玩忽职守罪论处；在实施安乐死过程中，律师、公证人员、审定机构派出的代表等未对实施安乐死的各项工作如实的证明，疏于职守、马虎从事而导致实施有误，或虽未发生错误但有关证明材料未经规定作出的也应受一定的处罚。

总而言之，生命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也是法律保护的最起码的权利。任

[8]何人未经法律允许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否则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我国的安乐死立法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的精神，循序渐进，从严把握。既要满足人们对安乐死的合理要求，又要力避安乐死的滥用。

五、结束语

生存是人们需要的，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就决定你要生存下去，有生存的权利。但死亡是我们面临人生结束的最后一个阶段，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我们应该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既然面临死亡不可避免，为何不在适当的时间选择一种更有价值、有尊严的死亡方式呢？人的价值体现在对社会的贡献上，而这种价值也同时体现在生命的质量上。那些绝症患者，整日饱受病痛的折磨，在呻吟中失去了尊严，怎样保证他的生命质量。

社会应为了保障人权将中国的死刑—安乐死趋向国际化，体现法治人性化。我国一般认为实施安乐死的法律来完善对生命权保护的法律体加大对生命的保护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地现实意义。

“宁愿尊严的死去，也不愿意丧失尊严的痛苦活着”这是一些人生前遗嘱表明的态度，在病人确实无法医治又面临极端痛苦的情况下，尊重病人的这一意愿，我认为是人道精神的体现，所以，安乐死在我国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

参考文献

[1]李慧 《试论生命观安乐死观 》 上海大学学报 2008年（3）：25.[2]刘泽刚 《安乐死合法性的法理分析 》 法律与医学杂志 2（6）：35.[3]徐显明 《安乐死权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0-33 [4]艾文波 《应尊重 “安乐死“的权利”》 法律出版社 2003年7月23日出版 15-18 [5]张毅 《安乐死立法当慎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2010：45-47 [6] 杨彤彤 《安乐死法研究》 法律出版社，2010：26-28 [7] 张明楷《刑法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323-325 [8] 熊征 《安乐死刑法解读》 哈尔滨学院报，2007（5）：82.

第三篇：论安乐死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

论安乐死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

安乐死，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的死去。在我国的定义是指换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由于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涉及到不同的人或群体，包括安乐死本人、医务人员、安乐死者亲属及其他需要医疗救治者。由于各方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责任和义务的不同，各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同，导致不同的人人或群体具有不同的安乐死观念。同时，安乐死也暴露出其背后隐藏的关于人类自身道德困境的深层矛盾，这些矛盾既有我们所共同面临的生与死的矛盾、医学伦理决策道德原则冲突、人性自身的矛盾以及社会公正问题，同时还包括具有特殊性的传统“孝道”的片面义务价值取向。因此，关于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广受社会争议。

目前，世界上荷兰是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条件是必须满足一定法律标准，其中包括：

（1）病人请求安乐死是自愿的、经过充分考虑的、一贯坚持的和明确的。

（2）医生与病人有足够密切的关系，使医生能够确定这个请求是否既是自愿的又是经过充分考虑的。

（3）按照目前的医学意见，病人的痛苦是不可忍受的，而且没有改善的希望。

（4）医生与病人讨论过除安乐死以外的可供选择的办法。

（5）医生至少应向一个具有独立观点的其它医生咨询。

（6）安乐死的实施应符合优质医疗实践。

由于安乐死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法律、伦理、道德、医学等诸多方面，我国至今尚未立法。我国就此问题，在从多方面展开激烈的辩论。讨论中出现的分歧意见和国外大体相同。所以，就安乐死在中国的实施性，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

一、从我国的“立法”之路

我国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探索“安乐死”的立法之路。其中，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在随后于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在此期间，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曾历经6年艰难诉讼。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另外，在2001年、2010年、2011年也都发生了安乐死事件。

自1994年开始，全国人民大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虽然目前在我国上海等地有悄悄实施安乐死的案例，但安乐死并未获得合法地位。这充分说明，在我国对安乐死立法的条件还未成熟，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二、从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

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之争是安乐死中首要的伦理争议。生命神圣论否认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认为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违背神的意愿而随意结束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和任何他人的生命，即“人活着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

生命质量论则肯定安乐死具有伦理价值，突出强调了人权和人的社会价值的重要性，认为人具有社会属性，因此一方面人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命质量才有必要继续存活，另一方面人具有社会价值，当社会价值被破坏时，人的生命质量就失去了意义，人有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这种追求生命质量的做法，也可以被看作是维护生命尊严，如中国儒家文化中的“舍生取义”和西方的“为真理而献身”。

三、从救死扶伤、临终关怀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争

在医学伦理实践中对安乐死的反对与支持主要反映了两种医学伦理原则，即救死扶伤原则与减轻痛苦原则之间的矛盾。救死扶伤原则自古以来都是医家的根本行为准则和职业道德。成立于1947年的世界医学协会在充分肯定该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法规，强调医生必须以保护生命为己任。因此恪守救死扶伤原则的人们认为安乐死违背救死扶伤原则，是变相剥夺他人生命，有悻于医生的职业道德的行为。减轻痛苦原则也是医学伦理实践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医生的职责除了治愈疾病还包括为病人减轻痛苦。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为患者治疗疾病是减轻痛苦，当患者患有不可治愈的疾病并遭受极其痛苦折磨时，使其结束痛苦无痛死亡亦是减轻痛苦，是人道的行为。他们认为，现代医生的职责不仅在于“挽救生命”，还在于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减轻或免除病人的痛苦，以表现对病人的深层伦理关怀。

之前上课时在“22度观察”那期电视节目中看到，反对对安乐死立法的学者专家一直强调对生命的尊重，认为对痛苦中的临终病人进行临终关怀是最为人道的做法。但是，病人的痛苦有谁能体会的到？他们的肉体与精神上的痛苦不是仅仅用关怀就可以消除的。

四、从医学伦理决策中的道德原则冲突

安乐死中关于救死扶伤与减轻痛苦之间的矛盾其实反映了现代医疗实践当中伦理决策的困境，即现代医疗体系中伦理决策原则相互之间的冲突性。在现代医疗体系中得到较多共识的是以下四个原则：尊重自主，即要求尊重自主人的决策能力的原则；不伤害，即要求避免引起对他人伤害的原则；行善，即要求阻止伤害、促进利益和权衡利益与风险、代价的原则；公正，即要求公平地分配利益、风险与代价的原则。此四项原则是医疗实践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其根本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即维护患者利益，但每一具体原则又有其各自的伦理依据和对象性要求，从而在具体医疗情境之中，它们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出现矛盾，即当我们从不同的伦理决策原则出发，会对同样一件事情得出不同结论。我们分别从尊重自主原则与不伤害原则出发，就会形成对待安乐死的两种不同态度。

五、中国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

在中国的安乐死讨论中，支持与反对的伦理之争主要表现为传统“孝道”与现代亲情理念之争。安乐死的支持者认为传统“孝道”与现代安乐死在意蕴上不能相容，因为现代安乐死本身就是人的现代亲情理念的表现，即家庭中各成员之间的权利平等，子女和父母都拥有对自身生存利益的决定权利，当遭受不可治愈的疾病折磨、难以忍受病痛的情况下，父母本人拥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愿才是孝顺父母；而且现代亲情理念还认为子女应注重在长辈生前关心长辈，尊重长辈、提高长辈生活质量，这样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现，否则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反对安乐死者认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老年人群体和病患者，以孝悌为基础的传统道德要求子女和亲属必须对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细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结束，而出于减轻痛苦致亲人速死的安乐死则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这容易对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传统伦理模式构成严重威胁，导致“血浓于水”的亲情纽带断裂。

安乐死立法和怎样实施是密切相联系的，对其立法后，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病人亲属买通医生对患者蓄意谋杀。对安乐死立法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用得不好，就可能成为剥夺病人选择生命权利的借口，被一些不法不义之徒滥用。好多人认为，在我国，无论在医疗技术、医生的职业道德、公民的基本素质等方面都不具有对安乐死立法的条件，这还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探索过程。

但是我认为，应该把对生命的选择权放在第一位。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死的权利，我们应该尊重病人对生命的选择。对其合法化，虽然会有一系列的法律、伦理道德问题出现，但是纵观对其他问题的立法，虽有严格的法律限制，但仍会有人触犯法律红线。所以，安乐死与其他问题一样，只要我们制定严格的法律程序，加大对其的管理监控力度，必然可以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这样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这也是对生命的尊重。

2011级信计1班

石艺臻 1157135 2012/12/16

第四篇：法学论文-论安乐死在我国法律考量

xx 大 学

级法学双学位毕业论文

论安乐死在我国法律考量

学校：xx大学 学院：xx学院 专业：xx 班级：x班 姓名：xxxxx 学号：xxxxx 指导教师：xxxxx

完成日期：2015年4月6日

摘 要

本文共四部分:第一、安乐死概说。通过对安乐死的概念、分类及其属成立要件的分析,确定安乐死这一概念的基本结构。第二、国内外安乐死合法化的研究。在这一部分主要通过对比的方式来着重分析国内外现状。第三、安乐死的非犯罪化研究。主要从安乐死具体案例展开分析,切入点为具体案例,据此来研究乐死的非犯罪化。第四、我国安乐死合法化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在这一部分主要从伦理、人文、人权、法律、等有关理论结合我国国情展开具体的分析和讨论，据此来论证我国具有安乐死合法化的合理性,并且试说明可以在局部范围进行立法试点的可行性。第五、对安乐死的法律限制。通过对日本安乐死案例介绍,引出我国对安乐死的法律限制,进而提出违反安乐死限制条件的法律后果。

关键词:中国 安乐死 合法化

安乐死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它不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医学问题,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法学话题。目前,安乐死在国外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得到承认,而在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承认安乐死,其观念在我国法学界、伦理学界、社会学界等都掀起一场激烈的讨论,有一部分人认为安乐死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应该实施,而有一部人认为安乐死的本质与法律相悖不应实施,无论如何,我国法律目前安乐死这一话题仍持有保守态度。

一、安乐死概说

(一)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它的原意是指“快乐的死去”或者“有尊严的死去”。其概念在牛津字典也有解释:患痛苦的不治之症者之无痛苦的死亡或是无痛苦致死之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对安乐死概念的分析层出不穷。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安乐死是指由于病人身患绝症而面临死亡，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要承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为了减轻疾病的折磨，出于本人自愿或其近亲属的请求,医生认为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令其安然死去的行为。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安乐死是指病人患有痛苦不堪的疾病并且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治而濒临死亡,医生出于同情和怜悯，为了减轻病人死亡前的痛苦,向患者本人征求意见并且得到同意，,采用适当的科学方法促使病人提早死亡以减轻痛苦的行为。

这两种观点的区别是，前一种是病人或家属主动向医生提出安乐死要求，而后一种是医生出于同情向病人或家属征求安乐死意见。

我认为安乐死是指身患绝症的病人在濒临死忙的状态下,忍受着肉体和精神上双重痛苦,病人本人和家属为了减轻这种痛苦在出于自愿的前提下提出安乐死的要求，主治医师根据严格的执行程序，借助外力用特殊的方法使病人可以安然无痛的度过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死亡。安乐死是基于主观意愿的一种死亡状态,它的本质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内涵,并非是生与死的抉择。是用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认为的控制,来减轻病人因为疾病带来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使其安然的度过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换一句话说,安乐死的存在避免了病人“痛苦的活着”，而让他们“体面的死去”。(二)安乐死的分类(1)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

安乐死其根据实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主动安乐死,又称为“积极安乐死”,是指在病人的生命无力挽回的情况下,有关医护人员和有关人员采取科学的方法措施来结束病人的生命使其可以无痛、快乐地死去。如注射或服用药物等措施。

被动安乐死,又称为“消极安乐死”,是指对濒临死亡的病人不给予治疗或者撤销支持其生命的医疗措施而放任其死亡。事实上,这种方式存在于国内外,并且不在少数。(2)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

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出于自愿,安乐死可以分为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种。

自愿安乐死是指由病人本人通过或口头表态、遗嘱等方式表示本人自愿参加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则是指由于本人无法表达意愿而由亲属或监护人代为做出决定。(三)安乐死的成立要件(1)前提条件:安乐死的实施必须基于死者本人自愿。

(2)客观条件:安乐死的试用对象:病重、濒临死亡且备受肉体和精神折磨的病人

实施安乐死的主体:由专业医师实施 适用的方法条件:方式方法符合伦理要求。(3)程序条件:实施过程必须严格遵守有关法律程序。

二、中外安乐死合法化研究比较

(一)中外安乐死立法现状

目前国外还只有荷兰与比利时两个国家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了安乐死法。我们研究国外的现状可以从中看出安乐死立法的困难所在,从而为以后的安乐死立法开拓一条比较平坦、易行的道路。

纵观国际形式,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安乐死的成文法已经实施，早在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的会议就通过有关安乐死的法案，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从而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步允许安乐死的法律。随后，2001年4月10日,荷兰上院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这将荷兰冠上了当今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宝贵称号。该法案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它为了防止医生滥用权利特别规定了3个条件来约束医生的行为。继荷兰后,同2002年5月16日,比利时亦正式公布了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定的情况下为病人实施安乐死，至此比利时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二)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的争论(1)赞成安乐死

主张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认为:人应该有尊严的死去,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人可以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方式,任何人或者组织不管以什么理由剥夺自然人选择死亡的权利，都是不合理的。同时,在明知患者濒临死亡并忍受极端痛苦的情况下,而禁止其选择结束痛苦,这不仅是对患者肉体的摧残,也是对其人权的剥夺,是不人道的,也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生命属于个人,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命。既然自杀不违背法律,那么在不危害他人的情况下,出于自愿委托他人借助科学无痛的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是可以被允许的,作为一个人来讲,他既然有生的权利,那么也可以有死的权利,人人都有权利去选择“有尊严的死去”以求生命的品质。追求生命质量是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目标,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具有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而出于极端痛苦中,那么这个人活得不“体面”,一个体面的人生不仅仅是追求生命的长度,而是生命的宽度,更何况,病人处于极端痛苦状态随时面临死亡,何来生命的长度?既然既没有生命的长度,也没有生命的宽度,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选择“体面”的死去,结束自己的痛苦。死亡并非永远是生的对立面,对待死亡，我们应该持正确的态度。生和死都是人生必经的过程,有时候我们选择死亡,正是对生的完美的成全。(2)反对安乐死

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则认为,安乐死违背了自然规律,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规律，选择死亡是对现实的逃避,是一个人没有勇气的一种体现。同时,即使患者是真正出于自愿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能阻却医生实施杀人行为的违法性。他们认为生命是神圣和至高无上的,从医学道德的角度来看,医生必须尽一切可能尽量救助病人的生命。医疗行为的目的是尽其所能,力求病人战胜病魔,使其拥有良好的体魄和乐观面对生活的积极态度,而安乐死则是要提前结束人的生命,这是有违医生伦理道德的行为,其本质是诛杀一个人的生命,与医疗的本质背道而驰。并且判定患者必然死亡的诊断未必准确,即使准确也不能否认现实中有许多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例如植物人数年后苏醒,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讲,我们应该给病人一个这样的机会。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能防止有心人滥用权利,伤害他人的生命。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我国法律目前对安乐死还是持否定态度,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把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认定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这种做法过于绝对化,没有充分考虑事实的本身和具体的实际现状,现在人们安乐死的呼吁越来越多,我们应该采取折中的办法允许附有严格条件限制下的实施安乐死行为的合法化。

三、安乐死的非犯罪化研究

(一)安乐死具体案例分析

我国在法律上对安乐死的争议反应比较晚,在上世纪80年代,1986年在陕西汉中市就发生一起关于安乐死的案例，家住汉中市的王明成，其母亲夏素文身患肝硬化等严重病症,痛苦不堪,经主治医师诊断，宣布夏素文治疗无望。应患者儿子王明成的要求,主治医师蒲连升指示他人为治疗无望已神志不清的夏素文“冬眠灵”为其实施安乐死。结果致使蒲连升和王明成于同年9月20日被捕。直到1991年4月6日,二人才被法院宣告无罪。这是我国对于安乐死的第一个案例,充分彰显了我国法律的不足之处,此后,安乐死这一话题被我国各界学者频频提出,争论不断,大多数人表示,应该对安乐死合法化予以肯定,然而至今我国法律对于安乐死这一敏感话题仍无回应。(二)安乐死的非犯罪化(1)犯罪的界定

故意杀人罪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但安乐死不同,它是患者出于自愿的情况下提出结束生命的要求,而主治医师出于同情和人道的角度,为其进行的科学安乐死手术,行为人并不希望患者死亡,而是通过科学的外力减轻病人由于疾病所带来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令其在生命的有尊严、安然的死去。从人身危害性来看,行为人出于人道主义,对极端痛苦的病人给予帮助,其人身危害性何在?相反,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不仅不具有人身危害性,反而是一种人道和善意。(2)犯罪的排除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来看,对待安乐死行为,也可以借鉴他国,先推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其理由如下: 安乐死是排除社会危害论的一种类型。

四、我国安乐死合法化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安乐死合法化在我国具有必要性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周总理的夫人邓奶奶就旗帜鲜明的表示支持安乐死。她在给中央人民广播台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人工和药物延长寿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而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中国妇产医学的泰斗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的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这让本人想起了一个故事:一个老教授肝癌晚期,由于不堪忍受病痛带来的痛苦欲跳楼自杀,却被她子女们拦住,她声泪俱下地说:“孩子们。看在我辛苦养育你们的份上,放我一条„生路‟吧!”对于一个将死亡看作„生路‟的人,我们还能说些什么?人应该有选择死的自由,如果活着不能追求自己的理想，不能保全自己的尊严，那么与其生不如死的活着,宁愿选择尊严而体面地死去.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人们观念的进一步更新,安乐死已被社会大多数所接受,并实践着.在我国最早的安乐死是80年代王明成为其身患绝症的母亲所实施的,那时还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有更多身患绝症的人在呼吁安乐死.“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统计,我国的死亡人数每年达到1000万人之多,其中有100万人是在忍受病痛的极端痛苦之后离开人世的。这当者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曾主动要求医生结束自己痛苦的生命,但因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安乐死的合法化,他们只能在受尽折磨之后死去。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选择悄悄的安乐死而结束生命的,参与者一般是亲人和可以信赖的医生。安乐死以隐秘或公开的方式已经存在很久,这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所以,本人认为,既然安乐死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需要,不如让其浮出水面,一味地回避恐怕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德沃金也曾说过:”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决由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变化所带来的新型争端,人们就会把法律当作社会组织的一个工具加以依赖。所以,安乐死合法化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二)安乐死合法化在我国具有可行性

安乐死的合法化，其前提是安乐死的非犯罪化。本人认为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第一,二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是国家法律保护的公民的最基本权利--生命权,是行为人在完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致他人死亡的行为,而安乐死只是帮助无法医治,濒临死亡的病人极端的痛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但没有侵犯病人的生命权,相反却保护了生命权。第二,从主观上来看,故意杀人罪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致他人死亡还刻意使这种行为发生并且大多数时候行为人是抱着对被害人的一种仇恨、愤怒的心理实施的杀人行为,行为人实施这种行为时手段是极其残忍的,表现在行为人会在被害人身体上造成很多伤痕有时甚至是将被害人分尸;对于被害人而言大多处于一种健康状态,且处于一种求生的意识状态下,没有人愿意死亡，但在极端痛苦面前，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选择死亡，安乐死是一个很好结束痛苦的方式.对病人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往往都是在病人主官意愿下，出于同情怜悯，严格按照有关程序结束病人的生命,其直接目的仅是为了解除病人的极端痛苦,行为人对病人仅仅是怜悯和同情,而病人这时是处于痛不欲生的状态,并且死亡是他们所希望的,生存对于他们来说已无太大的意义.因而主观上无罪过。所以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其次,从人权法来看,人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丧失尊严的痛苦,感到没有尊严的活着不是生活.一个要靠家人背负各种债务而活着的人;一个在病痛折磨下日夜哀号的人;一个在慢慢的痛苦中等待死神降临的人有着充分的理由来怀疑生活的意义.当生活已索然无味时,尊严有何丛谈起呢?当一个病人选择安乐死的时候，他是认真思考过的，是想保留其尊严的一种体现,.如果一个人不想痛苦的活着，却因为法律的不允许而必须活在医疗器械的支撑之下，那么他即使活着也是不快乐的,首先他失去了自己的理性判断,其次他失去了思想,从根本上背离了生活的真谛,同时也失去了应有的尊严。选择安乐死其本质是对人权的保护。

再次,从宪法上看,安乐死是个人的选择,没有侵犯生存权的疑义。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员莫纪宏教授就认为:安乐死一般都是本人自愿的,是公民个人的真实意愿,这没有违反《宪法》。他认为:安乐死属于人格权范畴,同肖像权一样是一种权利,不容侵犯。“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也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选择生存的方式的权利,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在本人看来一个人在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的前提下想要生存,你非要让他死那么肯定是违背了宪法准则,既然人可以选择生存,那么在痛苦的生活中选择死亡,有什么不可以呢?宪法规定了公民人身自由,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那么公民应该也享有自由选择生死的权利,只要这种选择对社会及人类的发展是没有危害的就应该得到认可.最后,博登海默曾经说过:”健康观念使我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医院和疾病,手术和麻醉,而无论这些东西对于维护社会福利是多么重要,最好的医疗方法是预防疾病的发生,正如法律的真正收益在于它确保有序的平衡,而这种平衡能成功地预防纠纷“.法律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就应该在预见到安乐死可能被人利用为谋杀,逃避赡养,摆脱医疗失误等提供方便时,以它的威慑力给予有效的制止,以起到它应有的预防的功能.综上所述,无论在外国还是国内,无论是从伦理角度分析,还是以法律角度出发分,安乐死合法化都是可行的。(三)安乐死在我国的合法途径

在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安乐死是合法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相信安乐死合法化会实现。

五、对安乐死的法律限制

(一)日本安乐死案例介绍 1950年4月14日,东京地方法院在审理一个案例时的指出:医生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而借助外力结束其生命的行为不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这在亚洲安乐死法律上试一次重要的突破，1962年12月22日,日本某高级法院提出在日本合法的安乐死需要具有6个要件。这一行为正式说明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在法律上有条件地承认安乐死的国家。尽管如此,日本到今为止并能没有有关安乐死的成文法。这也说明了亚洲安乐死立法的欠缺。(二)我国对安乐死的法律限制

目前,在我国推行安乐死的合法化,所遇到的一个阻力就是对我国罪刑法的违反。1997年修订通过的现行刑法典第三条中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标志着我国法制建设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但同时也当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在安乐死等一系列争议难以得到平衡。我国刑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了法无明文不为罪,也规定了法有明文必有罪,在此规定下,实施安乐死的非犯罪化,必将违反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三)违反安乐死限制条件的法律后果

从王明成被判无罪的案例可以看出,我国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安乐死限制法律条件有什么后果,这在法律上是一片空白。

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立法上还不具备使安乐死合法化,但可以在实际上制定适当操作机制和司法审查,有条件个别化地,以事实上的非犯罪化为突破口,引导社会对安乐死的认同,为将来法律上的合法化奠定群众基础。

结 语

几年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及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支持安乐死的呼声越来越高，作为一个依法治国的法制国家，安乐死在中国的合法化有必要提上日程。在世界先进国家，安乐死已被人们逐渐接受,得到了法律的宽容,安乐死的合法化是历史和人文精神发展的必然性任何一国都不可能脱离世界这个主流趋势,我国也不能免俗。综合来看,我国应通过立法,逐步实现安乐死的合法化,这样才能更合理的体现人权。

参考文献

1.《生命伦理学与生命法学》，万慧进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2.《生命科学的伦理困惑》，作者：刘学礼，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3.《生命伦理对当代生命科技的道德评估》作者：许志伟，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4.《为“安乐死”立法》载《中国青年报》，2002年05月10日。5.《法律格言的精神》，李秀清主编，法律出版社。6.《人权法片论》，陈孝平著，2003年9月。7.《安乐死论争与第三条路线的法律评析》张毅。

8.《论安乐死》，王晓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9.《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田宏杰，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10.我们有死的权利吗——对安乐死争论的法理学思考》，张玉堂，《法学》2001年第10期。

第五篇：高薪养廉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

高薪养廉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

刘庆志

我认为，高薪养廉在我国不具有完全的可行性，应该实行适度从高的公务员薪资水准，而对极少数特别专业岗位和急需公务人才可实行市场化的高薪报酬。

一、高薪养廉比较早在香港和新加坡实行，但在我国不具有完全的可行性。

1、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不具有高薪养廉的经济基础。我国人均GDP刚刚突破1000美元，排名在世界100位以后，远远低于香港、新加坡等地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当然决定上层建筑分配关系，在经济不发达国家不能实行高薪养廉政策。

2、我国财政能力有限，不具有高薪养廉的财力基础。我国财政能力为32000亿元，远远不能满足国家教育、国防、医疗卫生、就业、农业和农村发展建设、社会保障等基本的公共支出的需要，公共财政建设仍缺乏基本的财力支持，当然不能把公共支出的方向和重点调整到公务员收入和消费水平上。而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具有相对雄厚的财政支持。

3、我国公务员队伍庞大，不可能实行普遍的高薪养廉制度。按照新的公务员法的规定，我国公务员范围已经扩大到政党、政协、人大及其他政治和社会团体，总数已经达到600万人，高居世界前列，绝对数远远高于香港和新加坡。并且我国公务员的总体素质还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现代公共管理的需要，公务员素质参差不齐，不具备实行高薪养廉的主体条件。

4、我国老百姓传统文化心理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不认可高薪养廉。老百姓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认为公务员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是西方国家的政治特权阶层，不能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全国城镇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10800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约为3200元，如果对公务员实行高薪养廉政策，将导致多数人的不认同感。香港和新加坡实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公众需要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当然认可公务员高薪酬政策。

5、公务员制度建设不成熟，不宜实行高薪养廉制度。我国公务员制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只有十几年的历史，时间短，仍处在建立和建设阶段。目前只对主任科员以下的人员实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考试选拔制度，对中高级公务员没有实行比较公认的权威的科学的选拔办法，缺乏公平的认同感，如果实行，可能引起其他社会群体的不公平感，导致社会不稳定，二、我国应该实行适度从高的公务员薪资水准，并且应将公务员收入显性货币化。

为了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提高政府管理水平，促进社会高水平发展，需要推行适度高的公务员薪酬水平政策，来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加盟，促进政府的可持续发展。“适度高”是指公务员的薪酬水平适

度高于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薪酬水平的1到2倍。

我国中高级公务员的隐性薪酬水准已经相当高，因为中高级公务员普遍配备了公务用车、住房补贴、交通补贴以及提供了其他各种福利，有的公务员还大吃大喝、大吸大抽、公款旅游、公款礼尚往来。如果将各种隐性福利都计算在内，中国中高级公务员已经在实行“高薪养廉”了，但仍不能彻底根治腐败。

三、我国对极少数特别专业岗位和急需公务人才可实行市场化的高薪报酬。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曾经以年薪百万吸引香港高级人才来工作。类似的岗位还有计算机、反毒品、国防等尖端领域的岗位，这些岗位需要吸引全国乃至世界顶级人物来为中国政府工作，促进我国公共管理特定行业和领域的发展。

四、高薪只是养廉的基本条件之一，但不是充分条件，应该综合配套，多管齐下，全面整治腐败。

高薪可使公务员认为不必腐败，严肃法治可使公务员不敢腐败，制度完善可使公务员不能腐败，社会保障健全可使公务员不需腐败，思想教育可使公务员防微杜渐，监督网络有效可使公务员远离腐败，队伍素质高可使公务员自觉抵制腐败。因此，社会各个部门、渠道、单位、个人都应该行动起来，齐抓共管，共同推进反腐败工作，走有中国特色的廉政建设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