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沉默权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

第一篇：试论沉默权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

前言：西方沉默权是一项自然权利，是一项人权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项无罪推定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公民法律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媒体转播技术的日新月异，沉默权已经开始为许多平民百姓所津津乐道。然而对沉默权是否引入我国的司法体系，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见解，而且争论已久。本文将从沉默权的概念、产生历史、在西方实施的情况、以及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来分析沉默权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

关键词：沉默权 无罪推定 法治文明

（一）沉默权制度，最早开始于英国，后又在美国推行并波及欧洲各国，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学理上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这一项制度，其实我们的国民已经从港台影视剧中能够体验，当警方决定对嫌疑犯提出起诉时，要采用“简短的警戒词”对其警戒，再进行问话和盘问。即警方盘问嫌疑人时，事先要对嫌疑犯复述“简短的警戒词”，告知该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凡是在警戒后的答语，都可能在开庭时作为证词出示。

1912年，英国《1912年法官规程》对沉默权作出了明文规定。受英国法的影响，美国1789年宪法修正案第5条明确规定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有罪”。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则是通过刑事诉讼法最终确定的，在立法中直接规定沉默权的规则。例如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作不利于己的供述”。其刑事诉讼法第198条

（二）规定：“在进行前项调查时，应当预告知嫌疑人没有必要违反自己的意识进行供述。”而随着联合国不断确立、推行刑事司法的国际化，特别是刑事司法领域最低限度人权保障标准的努力，①沉默权已得到了联合国文件的确认。

（二）历史上，有关沉默权的著名案件有“希鲁尔诉威廉姆斯”案和“米兰达的忠告”，特别是发生在1966年的美国联邦法院所判的“米兰达诉亚里桑那州”一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该案件可以说对于沉默权这一制度的最终确立具有里程碑的作用。该案发生在1963年3月3月，美国亚里桑那州一名女士被一个男人塞进车里强暴，大约10分钟后，被害人被释放。经被害人的指控和描述，警方逮捕了米兰达。在审讯中，米兰达供述了自己强奸的行为，并在供认书上签字，据此，米兰达被判处劫持罪和强奸罪，但事后米兰达又认为自己是在当时的环境中被迫招供的。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同意被告的观点，认为审讯时候的气氛和审讯者所用的心理手段，使得被告虽然未受到身体的强迫，但是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随后法院规定必须将以下事项告知被羁押人：他有权保持沉默和不回答问题；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在法庭上用作不利他的证据；他有权同律师协商并让律师在讯问时在场；如果他请不起律师，有权免费获得一个指定的律师来代理他。以上规定就是现代西方国家有关的沉默权的内容。

（三）我国也曾有过沉默权实践，不过是出现在地方法规上。在2000年8月，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率先引入了“零口供”制度，即对侦查机关提请逮捕的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暂视为无，主要通过审查在案的其他证据论证其是否涉嫌犯罪，在此期间，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一时间，各大媒体竞相报道，部分舆论大力呼吁让“沉默权”在司法机关工作中迅速普及，能与国际接轨，许多学者也开始纷纷开始涉及有关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的研究。

与呼吁沉默权在中国的尽快地实施的学者相反，③有些学者认为沉默权并不适用于中国，理由是因为对于无辜者而言，沉默权是其抗击刑讯逼供的有关武器。而对于真正的罪犯来讲，沉默权也可能成为他们应付审讯和侦查的“救命的稻草”。他们同时也具有指出沉默权不适宜在我国实施的几点理由：

一、浪费警力，影响案件的侦破。近年来，我国犯罪率呈上升趋势，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那么他就有可能利用这一权利，负隅顽抗。如果嫌疑人在留置的24小时之内拒不配合，保持沉默，那么就会照成难以查清案情，造成警力资源的浪费；

二、我国的侦查技术，侦查装备普遍落后，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结果其滥用这一权利，将不利于打击犯罪。

三、还有的学者认为，沉默权与我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原则不相符合。

（四）沉默权是无罪推定的一个重要内容。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针对封建专制刑事诉讼的有罪推定提出来的。④最早提出无罪推定思想的是18世纪中叶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他指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犯罪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是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沉默权是为了贯彻无罪推定原则，许多西方国家的法律和国际公约提出的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具体要求和措施。重要内容包括被告人有权拒绝陈述，控诉一方既不能强迫被告人自己证明有罪，也不能因为被告人沉默而定其有罪。

而我国法制建设走上正轨才二十几年，在各方面都大量吸纳了西方国家的现代法治思想和先进的实操手段。但沉默权一直到现在都未纳入我国的法律体系，我认为有以下的原因：

一、有我国的传统观念国民思维习惯影响，我国是一个长期处于义务本位的国家，国民普遍对国家机关持一种畏惧心理，采取的是回避、忍让、服从。

二、我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的是国家整体利益下的个人权利，我国当前处于社会初级阶段，处于新旧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因此犯罪率有所上升，而我国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刑事侦察条件较西方国家还十分落后；

三、“坦白从宽，抗绝从严”这一刑讯规定已在我国刑事机关的根植了。

（五）我认为沉默权是一项自然权利，是一项“不说话”的权利，是一项实施无罪推定的权利。沉默权是人类基本人权之一，也是国家法治文明的标准之一。可以说是现代法制发展的一个方向沉默权的规定为防止审判过程中刑讯逼供现象的出现提供了有力保障。沉默权的出现使得犯

第二篇：关于我国沉默权的文献综述

我国是否应当实行沉默权制度的文献综述

年级：12 专业：法学

学号：12125005 姓名：杰

摘要：沉默权，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诉讼权利。确立沉默权是世界大趋势，然而，一直以来我国法律对沉默权态度并不明确,使其至今成为争议的焦点。本文借鉴不同学者的观点，从沉默权制度的产生发展，了解沉默权制度的内涵，分析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环境，说明我国实行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关键词：沉默权制度

产生发展

争议来源

可行性

必要性

一个国家的现代刑事司法制度有无确立沉默权的内容,反映了一个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情况和司法文明进步的程度,也体现出一个国家诉讼制度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关于我国是否要设立沉默权，法学理论界众说纷纭。因此，我国实行沉默权制度要三思而后行。

一、沉默权制度的产生发展

沉默权制度诞生于英国。在英国的法律体系中自古就有正当程序的理念，在13世纪早期，普通法院与教会法庭并存于英国，但英国宗教法庭的管辖范围远远超出宗教事务，两者之间关于管辖范围的争斗异常激烈。英国普通法院采取了陪审制度，废除了宣誓作证，而宗教法庭采用了纠问式宣誓制度，并逐步发展为纠问式诉讼模式。对于这种方式，英国法学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沉默权就是作为反对“依职权宣誓”的审讯制度的有力武器，在这两对立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斗争中被提出并逐步丰富与发展。而1639年李尔本案件成为重要的转折点。在该案中，强迫李尔本作证，遭到了拒绝。李尔本在法庭上说：“任何人都不得发誓折磨自己的良心，来回答那些将使自己陷于刑事追诉的提问，哪怕是装模作样也不行。”星座法院遂以拒绝宣誓为由判决李尔本藐视法庭罪，对其施以鞭挞和枷刑。在1641年，英国议会废除了星座法院的判决，成为重要的转着点，随后，被告人在接受审判时有权保持沉默遂成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制度。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沉默制度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英国《1898年刑事证据法》，该法明确规定了被告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人权，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沉默制度也受到了挑战。从20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发起了一场改革运动，在这次改革中，限制沉默制度与否成为焦点。后因为爱尔兰恐怖事件，沉默制度受到了重要限制。[1]

美国法律深受英国的影响，同时由于美国本身的特有文化，使美国法律重视人权，因此沉默制度得到发展。在1936年的布朗诉密西西比案中，最高法院肯定了沉默制度的原则，认为强制和暴力导致的自白无效，促进了沉默制度的发展。但由于该沉默制度的规则很不容易把握，因此又对其进行了改革，1966年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最高法院确立了米兰达规则[2]它对沉默制度进行了限制，规定了法律人员的职权行为，有利于掌握。米兰达规则的形成还得益于西方刑事诉讼法则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首要的仍是美国政治传统上对自由的热爱和对法律一特别是程序法的信任和维护，以及最高法院点石成金般的权威。这进一步促进了沉默制度的发展。沉默权制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为消极沉默权阶段，即不得以被追诉者之沉默做出不利于他的推论，其标志是英国17世纪的约翰·李尔本案件。第二阶段是积极沉默权阶段，即将被追诉者的沉默转化为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的义务，其标志为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确立的“米兰达规则”。第三阶段是限制沉默权阶段，即对沉默权的行使做出适当限制，其标志是英国1994年《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

二、沉默权制度的内涵

沉默权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有权利保持沉默。沉默权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沉默权制度应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法院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进行违背自我意愿的认罪行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义务向追诉方和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和其他证据。（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拒绝回答的权利。法院应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该权利不受侵犯，警察、法官、检察官、应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此项权利，法官不得因被告人沉默而使其处于不利境地或作出对其不利的裁决。（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就案件事实做有利或不利于自己陈述的权利。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陈述必须出于被讯问人真实的意思，并在意识到其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法官不得把非自愿、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作出的的陈述作为定案根据，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和选择权利。这体现了维护当事人自我法律权益的原则。特别注意，当犯罪嫌疑人违背自我意识做出的陈述是无效的，法律上不予认可。[3]

三、关于我国是否实行沉默权问题争议来源 我国目前依然处于新时代转型的初期，并且在近年来国际形势上各种经济、社会危机导致的我国社会动荡不安，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导致犯罪率上升，在此国情下是否适用沉默权制度，成为法学界一大课题。我国1993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承担供述义务。”这些规定都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然而，1998年10月我国签署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14条第三项庚目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其主要含义体现在：一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二是有权拒绝陈述；三是不因拒绝陈述而被做出不利于己的法律推定。[4]但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未批准该公约中沉默权的运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显然与刑事司法的国际标准不相一致，林敏华《沉默权制度在中国现阶段应该缓行》一文中将其归纳为三个学说：一是肯定说，认为一方面我国已经具备将沉默权引进的条件。二是否定说，认为沉默权制度具有两重性，它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对抗警察侦讯的避风港。三是限制说，认为从原则上来说，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但对某些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巨大危害的严重犯罪不适用沉默权。[5] 不论是何种说法，在沉默权上总体可归纳为：一种观点认为依照我国的现实国情应当尽快确立沉默权制度；另一种观点持反对态度，认为由于我国目前犯罪率不断上升，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智能犯罪日益增多，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而我们现在的国家侦查机关拥有的技术、装备普遍落后，阻碍司法活动，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以沉默权，必然会不利于打击犯罪。

四、我国建立发展沉默权的现状和可行性

（一）我国沉默权现状分析 刑诉法第43条中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所提出的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有学者因此认为我国存在特别的沉默权制度，我对这种观点持否定态度。

刑诉法严禁用刑逼供等强制方法收集证据，体现了我国法律注重保护犯人的基本人权，但是，出于对案情真实的追求，我国法律仍然对沉默权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而且还要求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对侦察人员的提问如实回答。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侦察人员过分依赖口供，往往通过口供再去调查其他证据，以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可以说，禁止以强制手段迫使被追诉者自我归罪与要求如实陈述的义务并存，是我国刑事诉讼的追求的程序正义与追求真实利益之间冲突在立法上的反映。[6]

同样，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这一规定与沉默权也是大有区别的，“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是指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定罪量刑和查明本案案情毫无关系的问题。那么反过来说，与本案有关的问题，他就不再享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而应当如实回答，若是拒绝回答，后果则是抗拒从严，这一政策是与沉默权对立的。沉默权是以无罪推定原则和不得自我归罪原则为理论基础的，1688年英国大主教圣克莱夫特诉诸这样一句名言“我有权不回答任何可能使我自证其罪的问题”，这是对沉默权最好的佐证。可见，拒绝回答与沉默权之间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据此，我认为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尚未确立。[7]

（二）我国实行沉默权的可行性

1、民主、自由、人权思想是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在我国都已经具备了。沉默权是近代英美等发达国家赋予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在中国数千年的法制历史中并没有产生沉默权。究其原因，沉默权只有在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深入人心才可以发展出来的权利。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平等、民主、自由意识不断觉醒，逐渐成为了一种社会公众意识和基本要求。特别是受近几年的佘祥林案、孙志刚案的影响，人们的民主权利意识进一步觉醒，对刑讯逼供以及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非常反感深恶痛绝。在这种情况下，沉默权制度作为一种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制度在主观上和思想上普遍被人民认可，沉默权制度已经有了生存的土壤。

2、现行《宪法》有关规定为确立沉默权制度提供了可行性的法律保障。《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依照《宪法》的上述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然地享有言论自由，这当然也包括了沉默的自由。

3、国家推选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是确立沉默权原则的大环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是我国的治国方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要决策。综上所述可见，赋予被控诉者沉默权不仅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也是我国在保障人权方面应尽的义务，更是顺应我国的依法治国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

4、沉默权制度的设置并不会令侦查的难度产生重大影响。反对设置沉默制度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地域广阔，犯罪率居高不下，沉默权的确定会浪费更多司法资源和经费。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表明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就必然会不利于打击犯罪。从绝对与实用的角度说,沉默权确实会使一些罪犯逃避制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终极价值。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联邦法院大法官奥利弗、稳德尔、霍尔姆斯曾说过“罪犯之逃之夭夭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8]何况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侦查活动已经有很大发展，可以利用多种方法进行侦查，对口供的依赖性降低，为沉默权的实现提供了客观条件。

5、国内的司法实践表明，沉默权也在为司法机关逐步接受并尝试。如辽宁抚顺城区的检察院“零口供规则”就是一例；又如，据报载，福建省检察机关办理的1008件职务犯罪案件中有许多是在犯罪嫌疑人不开“金口”的情况下，依靠外围调查取证成功地突破的；再如，湖南常德市鼎城区检察院在犯罪嫌疑人拒不招供的情况下，依靠间接证据成功办理了一起刑讯逼供案。综上所述，沉默权制度的设置已经在我国具有主观与客观上的条件。而且设置了沉默权不会令犯罪率有大幅上升，同时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还可以切实地保障我国公民人权，防止刑讯逼供的产生，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有利于依法治国的实现，所以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是可行的。

五、我国实行沉默权的必要性

1.可以使诉讼结构均衡合理，达到司法公正。法律强调控诉双方权利相等，地位平等，只有这样才能实行司法公正。但在现实审判中，控诉方以强大的国家力量为后盾，使辩护方明显处于劣势，这明显违反了控辩双方地位相等原则。但随着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实行，以及国外一些新的司法理念的植入，我国加大了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力度，诉讼模式由强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化。认为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正是出于维持控辩平衡的需要，通过赋予其沉默权、辩护权，上诉权等一系列权利来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抗衡和防御力量，实现诉讼双方权利的平等，形成诉讼双方的对抗机制，使双方权利趋于均衡，使诉讼结构趋于合理化。才有利于司法公正。

2.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二战后，人权保障问题逐渐走向国际化，沉默权制度在众多国家得到确立。如法国刑诉法第128条、第133条，德国刑诉法第136条第1款，日本刑诉法第311条第1款，意大利刑诉法第64条第3款，第210条第4款，保加利亚刑诉法第8条第3款等。在一些国际公约和国际法律文件中也对沉默权予以确认，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十四条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我国参与制定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即《北京规定》和世界刑法学学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十六条中，都规定了应该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1998年10月，我国正式签署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国际条约是我国法律的重要渊源之一，沉默权应当被引入我国的刑事诉讼之中，有利于我国的法律制度与国际法律标准接轨。

3.保障人权，遏制刑讯逼供的需要。沉默权起源于反对自我归罪，反对刑讯逼供。刑讯逼供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基本的人格尊严、意志自由和权利隐私被野蛮侵犯剥夺，有悖于刑事诉讼民主、文明的世界潮流。刑讯逼供在我国并不少见，刑讯逼供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便捷的得到口供，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了沉默权时，讯问者无法得到口供，他就会着手寻找除了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所以，建立沉默权对遏制刑讯逼供有一定作用。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保障人权。而言论自由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是“自然的、不可剥夺和神圣的”，沉默权正是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具体表现。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问讯是回答还是缄默不语，其实质就是在选择是行使还是放弃这种权利。沉默权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的尊重，反映出一国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诉讼文明与进步的程度。“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基本的权利保障机制，促进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9]

六、总结

沉默权是个复杂的问题，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虽然规定有沉默权，但是，在不同情况下，对不同案件或在某些诉讼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限制规定。所以对于我国是否应当实行沉默权制度也应该具体分析，首先我国具备实行沉默权的可行条件，在大环境下，随着司法文明和水平的提高发展，我国也必然会慢慢发展沉默权制度。因此我国应当实行沉默权制度。

第三篇：高薪养廉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

高薪养廉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

刘庆志

我认为，高薪养廉在我国不具有完全的可行性，应该实行适度从高的公务员薪资水准，而对极少数特别专业岗位和急需公务人才可实行市场化的高薪报酬。

一、高薪养廉比较早在香港和新加坡实行，但在我国不具有完全的可行性。

1、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不具有高薪养廉的经济基础。我国人均GDP刚刚突破1000美元，排名在世界100位以后，远远低于香港、新加坡等地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当然决定上层建筑分配关系，在经济不发达国家不能实行高薪养廉政策。

2、我国财政能力有限，不具有高薪养廉的财力基础。我国财政能力为32000亿元，远远不能满足国家教育、国防、医疗卫生、就业、农业和农村发展建设、社会保障等基本的公共支出的需要，公共财政建设仍缺乏基本的财力支持，当然不能把公共支出的方向和重点调整到公务员收入和消费水平上。而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具有相对雄厚的财政支持。

3、我国公务员队伍庞大，不可能实行普遍的高薪养廉制度。按照新的公务员法的规定，我国公务员范围已经扩大到政党、政协、人大及其他政治和社会团体，总数已经达到600万人，高居世界前列，绝对数远远高于香港和新加坡。并且我国公务员的总体素质还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现代公共管理的需要，公务员素质参差不齐，不具备实行高薪养廉的主体条件。

4、我国老百姓传统文化心理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不认可高薪养廉。老百姓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认为公务员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是西方国家的政治特权阶层，不能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全国城镇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10800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约为3200元，如果对公务员实行高薪养廉政策，将导致多数人的不认同感。香港和新加坡实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公众需要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当然认可公务员高薪酬政策。

5、公务员制度建设不成熟，不宜实行高薪养廉制度。我国公务员制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只有十几年的历史，时间短，仍处在建立和建设阶段。目前只对主任科员以下的人员实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考试选拔制度，对中高级公务员没有实行比较公认的权威的科学的选拔办法，缺乏公平的认同感，如果实行，可能引起其他社会群体的不公平感，导致社会不稳定，二、我国应该实行适度从高的公务员薪资水准，并且应将公务员收入显性货币化。

为了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提高政府管理水平，促进社会高水平发展，需要推行适度高的公务员薪酬水平政策，来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加盟，促进政府的可持续发展。“适度高”是指公务员的薪酬水平适

度高于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薪酬水平的1到2倍。

我国中高级公务员的隐性薪酬水准已经相当高，因为中高级公务员普遍配备了公务用车、住房补贴、交通补贴以及提供了其他各种福利，有的公务员还大吃大喝、大吸大抽、公款旅游、公款礼尚往来。如果将各种隐性福利都计算在内，中国中高级公务员已经在实行“高薪养廉”了，但仍不能彻底根治腐败。

三、我国对极少数特别专业岗位和急需公务人才可实行市场化的高薪报酬。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曾经以年薪百万吸引香港高级人才来工作。类似的岗位还有计算机、反毒品、国防等尖端领域的岗位，这些岗位需要吸引全国乃至世界顶级人物来为中国政府工作，促进我国公共管理特定行业和领域的发展。

四、高薪只是养廉的基本条件之一，但不是充分条件，应该综合配套，多管齐下，全面整治腐败。

高薪可使公务员认为不必腐败，严肃法治可使公务员不敢腐败，制度完善可使公务员不能腐败，社会保障健全可使公务员不需腐败，思想教育可使公务员防微杜渐，监督网络有效可使公务员远离腐败，队伍素质高可使公务员自觉抵制腐败。因此，社会各个部门、渠道、单位、个人都应该行动起来，齐抓共管，共同推进反腐败工作，走有中国特色的廉政建设道路。

第四篇：关于我国设立沉默权制度的思考（精选）

「内容提要」沉默权是被告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它是被告人的防御权、人格权，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权；它具有体现刑事诉讼价值、丰富刑事诉讼职能、实现刑事诉讼结构公正、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作用；没有沉默权的权利体系是不完备的权利体系。本文试图通过对沉默权内涵的浅述，并联系我国具体的司法实际，阐述在我国设立沉默权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沉默权米兰达警告证据规则司法制度必要性

在美国警匪片中，警察在铐住犯人时所念的那套家喻户晓的说词大意为“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你说的一切可能在法庭上用作对你不利的证词。你有权找律师，审问时可有律师在场”等，这套说词就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也即沉默权在西方国家司法实践的重要表现。本文试从中分析沉默权的内涵，论证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探讨在我国建立的问题。

一、沉默权的缘起及内涵

“米兰达警告”起源于1966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一个18岁的姑娘被人绑架强奸，她指认是米兰达所为。警方审讯了米兰达，并以他的供词作为开庭时的证词。米兰达被判有罪后上诉到最高法院，理由是警方没有告知他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而他的供词是迫于压力编造的。他说如果事先告诉他有沉默权，他是不会供认的。考虑了种种论证之后，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米兰达的供词在法庭审判中无效。由于这一判例，此后警方在逮捕和审问被控犯罪人时，都要说“米兰达警告”。这便是沉默权在司法制度中的诞生。沉默权（PrivilegeofSilence），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thePrivilege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①

沉默权在英美法系国家受到了极大的推崇，这与他们重物证轻口供的证据采信规则是分不开的。沉默权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意义：第一，犯罪嫌疑人没有义务说不利于自己的话，追诉方或法院不能采用不人道或有损尊严的方法强迫他说；第二，犯罪嫌疑人有权在讯问中始终闭口，但法官不能因此作出对他不利的裁判；第三，犯罪嫌疑人有权在知道说话后果的情况下说一些对自己有利或不利的话，这些话必须出于自愿。如果被逼开口，法庭不能以此作为定案根据。②也正是因为这些内涵，沉默权的确认曾被认为是人类在通向文明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我们不可否认沉默权在保障人类权利上的重要贡献。沉默权的实施，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当事人的利益，促进了法制的正当化、文明化和科学化。沉默权是人们作为人而理应享有的权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权利，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它所保障的是刑事程序的人道性和公正性价值。

二、我国司法实践情况及建立沉默权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目前仍未确立沉默权制度。当然这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分不开的。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将当事人的口供摆在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侦查技术不够先进，所以需要当事人的口供指引；另一方面，重视当事人的口供确实可以提高办案效率，更好地打击犯罪。但是，在忽视沉默权的中国，文明发展到现在，开始不断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越来越频繁见诸于报端的刑讯逼供。虽然我国刑法对刑讯逼供罪有明确的规定，但司法机关在其侦查、起诉甚至审判活动中，以刑讯逼供，特别是以威胁、引诱、欺骗等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现象却屡禁不止；对公民的任意传唤、拘传、羁押甚至超期羁押，以及对被限制自由的公民实施的非人道待遇等等现象也是常有所闻。刑讯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有罪推定思想和严重依赖口供的口供主义的影响。③而法律规定“应当如实回答”又常常在道德观念上支持办案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施加各种压力甚至刑讯。其实，要有效地制止这种现象，要从许多方面入手，比如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而在司法上，更要对这些刑讯逼供的证词采取根本的否决方式。因此，在我国建立沉默权制度，有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确立沉默权是保障公民权利的需要。经验表明，在刑事诉讼中，最容易且频繁受到侵犯的是受追诉人的权利。受到刑事追诉的人与拥有特殊权力和专门技术手段的追诉官员相比，本来就处于劣势地位，如果再赋予追诉官员强迫其陈述的权力，被追诉者的其他权利就会因此而毫无保障，也容易助长追诉官员刑讯、威胁等非法行为。而赋予其沉默权，实际上是要增强其在刑事程序中与追诉一方相抗衡的手段，以达到维护被追诉者合法权利，抑制追诉权滥用的意图。任何公民（包括无辜的人），都可能涉嫌犯罪而受到追究。所以，保障被告人沉默权，实际上是对每个公民权利的保障，是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权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以免受到国家强制的侵害，就更要在各方面加以有效的保护。④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主的发展，中国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对诉讼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因此，将刑事诉讼当事人的位置摆到与追诉机关平等的地位上来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次，确立沉默权能有效防止冤狱的发生。由于被追诉者享有沉默权，为追诉官员的取证增设了障碍，追诉官员就不得不放弃通过逼取认罪口供来获取有罪证据，他必须充分收集其他证据，这就为查明案件真实，防止冤错提供了保证。这对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因为如果冤狱太多，社会就难以长久稳定。⑤

第三，确立沉默权有助于实现程序上的公平。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注重程序的正当与文明，强调尊重和保障受讯问人的人格尊严和意志自由，沉默权就是一个体现。从理论上讲，沉默权是同强调诉讼结构平衡、当事人的主体地位、无罪推定原则及举证责任的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强调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对等性，就不得对受追诉的人科以协助追诉一方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义务。否则，就毫无公平可言。既然承认受追诉的人的主体地位，从而承认受追诉的人意志的独立性，他就享有充分辩护的权利，在不愿答辩时也就享有不做答辩、不予回答即沉默的权利，而不得违背其意志强迫其做出答辩。否则，受追诉的人就会成为不具有独立性的诉讼客体。既然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宣判有罪以前在法律上视为无罪的人，那么，指控其犯罪的一方为证实其有罪，就必须负有提出充分证据的责任，而不能强迫他本人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有罪或者无罪。从证据理论上讲，沉默权规则也是对偏重自白的证据观的否定。在纠问式刑事程序中，自白被称为“证据之王”和“最佳证据”，在证据运用上强调“无供不录案”，自白的证据价值被片面夸大了。为获取作为最佳证据的自白，以便得以定案，导致了刑讯的合法化和法外刑讯的广泛适用。沉默权的诉讼理念却恰恰相反。承认沉默权，就表明了这种程序本身并不把破案的希望寄托在获取认罪口供上面。正是基于这一点，并基于对人权保障的追求，在确认沉默权的程序中，均严厉禁止并在出现时坚决予以制裁一切违背供述人意志的强迫取证的方法。⑥

三、沉默权在适用中的一些思考

从以上的种种原因不难看出，沉默权的确立对于改变办案人员的观念和抑制刑讯逼供有积极意义。当然，单纯规定沉默权是不够的，还要规定保障沉默权实现的具体措施，如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对讯问方法和时间的限制，实行侦查、羁押分离，确立非法自白的排除规则等等。沉默权及其保障措施，可以有效抑制刑讯逼供。在有些实行沉默权的国家，刑讯逼供基本绝迹。

确立沉默权后，破案不能仅依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而需要努力采取其他收集证据的方法，尤其是技术侦查手段。沉默权的确立既是对被控者的法律保护，更是对公权力的制约，它不仅可以大大降低刑讯逼供现象的出现，无疑也将大幅度增加口供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保障诉讼公正进行。

当然，沉默权也不可避免的有其本身的弊端。因此，英美法系国家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对沉默权的一系列制约措施。美国在刑法上首先规定，如实供述的被告人可以得到从轻处理；其次，陪审团强迫证人作证的权利和检察官强行搜查的权利给被告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以上两点的结合是对沉默权最有力的制约。而英国也于1994年在《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中对沉默权的适用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是否适用西方的沉默权制度，一直是中国法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也能更好地认识这一制度的优劣，而如何更好地发挥沉默权的优势，有效地抑制它的缺点也成为了法学家探讨的问题。沉默权是文明发展、人权保障的重要标志，它可以更好地保护刑事诉讼被追诉人的利益，维护程序的合法。但同时，它也为侦查人员的办案设置了不少障碍，成了一些不法分子规避处罚的方法。总之，当我们确立了符合法治社会要求的刑事诉讼理念后，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如何使这种理念能够在客观上贯穿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与司法实践。为了能够在刑事诉讼中，充分而有效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仅仅确认一些法治的理念是不够的，没有一些充分有效的程序性监督制约机制，即使法律明文规定沉默权，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也难以不开尊口。沉默权仍会像许多其他规定一样而流于形式。⑦

四、结语

可以说，确立沉默权是司法制度进步的标志。作为一种成熟的法律制度，“沉默权”在司法和审判的实践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我国目前的司法制度也已日益完善，不少专家认为，目前中国实行这项制度的时机已经逐渐成熟，因为修改后的新刑诉法不但吸收了西方法律“无罪推定”的原则，而且规定在刑事侦查阶段，律师可提前介入。也许不久之后，沉默权作为证据立法中的重要内容会积极加入我国的刑事诉讼中。

注释：

①《沉默权的立法思考》作者：施国明出处：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②《再谈沉默权》作者：宋英辉

③《有关沉默权》作者：吴宇厦

④《再谈沉默权》作者：宋英辉

⑤《再谈沉默权》作者：宋英辉

⑥《再谈沉默权》作者：宋英辉

⑦《综述：你有权保持沉默？——沉默权在中国》出处：2000年09月13日北京晚报

华惠芳

第五篇：试论安乐死制度在我国的可行性

论文摘要生命权归个人所有，即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拥有全部权利，包括任意处置自己的生命，其他任何人或组织无权干涉。本文所涉及的安乐死正是生命自主权的体现之一。几十年来，由于来自民间对安乐死的呼声日趋强烈，西方社会一直没有放弃对安乐死立法的努力。在赞同与反对两种声音激烈交锋的同时，西方民间社会以绝症患者实行安乐死已经屡见不鲜。本人认为让个体平静而有尊严的死去是人的基本权利，个人应当有选择生的方式和死的自由的权利。安乐死制度从表面上看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但实质上，安乐死不具有构成犯罪所要求的相当社会危害性，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减少病人临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或家属的沉重负担；安乐死制度的合法化是是一种观念的更新，也是对生命和死亡的再认识。安乐死制度合法化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刑法现代文明的要求。关键词：安乐死 合法化 可行性 适用对象 程序设计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以国家主人的姿态，为消灭贫穷落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实现享有充分人权的崇高思想。特别在2004年是中国人权发展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首次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宪法，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由党和政府执政的政治理念和价值，上升为国家建设的理念和价值，成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项原则。那么，做为人权中的重中之重——生命权更应该引起人类社会的尊重。生命权归个人所有，即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拥有全部权利，包括任意处置自己的生命，其他任何人或组织无权干涉。本文所涉及的安乐死正是生命自主权的体现之一。几十年来，由于来自民间对安乐死的呼声日趋强烈，西方社会一直没有放弃对安乐死立法的努力。在赞同与反对两种声音激烈交锋的同时，西方民间社会以绝症患者实行安乐死已经屡见不鲜。本人认为让个体平静而有尊严的死去是人的基本权利，个人应当有选择生的方式和死的自由的权利。本文就有关安乐死的几个基本问题，与大家共同讨论。

一、安乐死的概述“安乐死”源于希腊，英文是“EUTHANASIA”，因而直译就是好的死亡（更为褒义的译法是“善的死亡”），它与恶的死亡，痛苦不堪的死亡相对立，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安然地去世；二是痛到处死术，为结束患者的痛苦而采取致死的措施。我国学者对安乐死的定义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极端痛苦，在病人和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则是一种特殊的选择死亡的方式。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万人是在极度病痛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死亡者中又有相当多的人曾要求过安乐死，但因无法律根据和保护而被拒绝，因此他们只能“含痛死去”。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悄悄地选择安乐死而结束生命的，参与者一般是亲人和可信赖的医生。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也是生活提出的要求，人们需要安乐死。1988年、1994年我国召开两次安乐死学术研讨会达成共识：其一，安乐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大势所趋；其二，有利于从精神上、肉体上解除病人的痛苦；其三，可以减轻家庭的精神、经济、情感和人为负担，解放生产力；其四，有利于社会卫生资源公正、正确分配。1997年，上海举行的全国性的“安乐死”予以明文认可，也没有明文否定。受不同学说影响，各地法院针对基于身患绝症病人的请求而实施的“安乐死”采取的处理模式各不相同。有的法院引用《刑法》第13条“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做出无罪判决；有法院引用刑法第232条的规定，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但在量刑时减轻处罚。各地处理模式的不统一显然违背了在相同的情形中，所有的人都应当得到同样对待的法治原则，有必要通过立法作出统一规定。[!--empirenews.page--]在学术界的讨论中，安乐死的分类一向纷杂，常见的有毁灭型、杀害型、消极型、治疗型等种种安乐死之分类。在这里，主要介绍两种基本分类。一种常见的分类是将安乐死划分为自愿安乐死、非自愿安乐死和不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是指当事人本身愿意且要求安乐死从而被实施；非自愿安乐死又可称仁慈杀死，是指当事已经失去了选择生或死的能力，但被仁慈方式处死或允许其死；不自愿安乐死是指当事不同意结束他的生命但仍被处死，这实质就是谋杀。另一种区分“安乐死”的方式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区分为“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如当事人为某种有意的行动处死，安乐死是主动的；如果不是被杀，而是故意允许他死去，就是被安乐死。因此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又分别称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

二、安乐死的合法化的根据无论是从伦理道德、人道主义原则，还是从生命质量、生命尊严；无论是从个体自决还是从社会效果方面看，安乐死都有其存在的正当化根据。

1、安乐死行为符合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伦理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医德及人道主义。但是经济是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发展了，科学进步了，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应相应的发生变化。“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但现在更多人认为“温柔”的结束痛苦死亡的过程，比那种靠人工方式勉强维持生命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人的道德规范，也是比较人道的。此外，人的普遍认同了病人选择死亡的权利是文明的进步。人们把选择安乐死看作是病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主动结束痛苦，坦然面对死亡的表现。这是一种勇敢行为，作为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只是帮助病人实现自己的临终选择。

2、安乐死符合人们对生命质量的追求。死亡作为一种自然规律无人能免。人类在这方面始终追求着一种“善始善终”，“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为何不在适当的时间选择一种更有价值、有尊严、更安宁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贡献，而这种价值往往体现在生命的质量上，当一个人的生命连质量都谈不上时，它又如何保障它的价值呢？面对那些痛苦万分的绝症患者，如何维护他们死亡的尊严，如何给他们临终前一个安详？安乐死无疑是一种理智的选择。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生命是神圣的，因此我们不能结束自己和别人的生命。”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生命是神圣的，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而安乐死其实也是对“侵权”（侵犯他人的生命权）所作出的另一种思考。反对安乐死的人认为，实施安乐死是对人的生命权的剥夺，但换个角度出发，倘若一个因绝症而痛不欲生，倘若一个人因生活的磨难而生不如死，倘若一个因身心的疲惫而无法解脱时，他们选择了轻生并付诸实践。那么，法律对它作出如何的评价呢？在法理学上，生命是属于个人完全所有的，对于这个绝对权利的处分，是基于个人绝对意志的支配（包括轻生），只要这样的行为不影响社会和大众的利益，理性的法律是不应该介入的。而安乐死也仅仅是借助某种手段得到的解脱。如果说，一个人有生存的权利，那么，他也不应该失去选择死亡的权利吧！[!--empirenews.page--]

3、过多无意义的治疗是社会资源尤其是医疗资源的浪费虽然现代的医学越来越发达，然而，不管投入多少资金来设法延长死亡和减少产生痛苦及残疾的风险，仍然有无数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实际上并不能避免死亡，反而遭受极其痛苦而难以忍受的延长死亡的过程的医学干预。我们都知道，身患癌症的人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还有更多精神上的压力。作为健康人的我们，是无法感同身受的。由于现在我国治疗绝症大多使用的是进口药，也仅能暂时消除患者某些部位的症状，但却无[1][2][3]下一页 法杜绝其再生和转移，这无疑造成了一种“医疗资源的重复使用，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而在这漫漫的求医长路上，不仅仅是病人要承受着病魔的折磨，病人家属基于道义、碍于社会舆论等原因，无法接受“安乐死”，仍寄望于医院，甚至有些家属向病人隐瞒病情，自身却负着过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当这些受尽折磨的人们要求安乐死时，我们难道忍受拒绝他们吗？不错，生命确实是宝贵的。但是生命既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有可以医治的，也有无法医治的。马克思逝世的第二天，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写道：“医术或许还能保证他勉强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不能忍受的。”显然，生存并非无条件地比死亡更有价值，不少人生前遗嘱明确表示：宁肯尊严地死去，而不愿意丧失尊严地痛苦活着。在病人确实无法医治又面临极端痛苦的情况下，尊重病人的这一意愿，我以为正是人道精神的体现。

三、安乐死合法化的可行性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顺社会要求的。社会上对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安乐死作为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都具有普遍意义，其立法工作也势在必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安乐死在我国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已成为社会需要的强烈表现。而我国通常认为实施安乐死的法律来完善对生命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安乐死行为不构成犯罪首先，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或类似行为是犯罪，因此将其作为犯罪处理缺乏法律依据。其次，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本质的规定，任何一种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犯法性及应受到刑法处罚性。这三个特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社会危害性是三个特征中最基本的特征，也是犯罪最本质的特征，故一个不具备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当然不具备犯罪的其余两个特征。我认为安乐死是“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因为如果说安乐死行为是犯罪话，则根据在于说它侵犯了人的生命权。但是我在前文已提出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的处置，而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是行为人依病人承诺对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人工调控。它不是对生命权的侵犯，相反，它是在尊重病人生命权的基础上择病人死亡方式采取的优化处置。采取这种优化处置，不但可以解除绝症患者的痛苦，保持其人格尊严，而且对社会有益。基于此，实行安乐死的行为因不具备社会危害性，也就当然不具备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法处罚性。因此，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是犯罪。最后，根据故意杀人罪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来看，安乐死——特别是采用作为方式实施的安乐死——虽然与故意杀人罪的客观方面有某些相似，但在本质上二者两个不同性质的行为，不能混为一谈。第一，二者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权。即使是出于同情等动机而实施的帮助自杀行为也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因为被害人非必然死亡之人（不是指终极意义上的死亡），行为人可以采取规劝或其它措施去避免死亡的发生，但行为人不但没有采取措施去避免，反而主动促使其发生，故实施安乐死只是遵守这一法则而对病人的生命终结方式进行人工优化。因此，安乐死不侵犯人的生命权；第二，二者主观方面不同。故意杀人的行为不论其杀人的动机是为情为仇或其他，其直接目的都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行为人都具备主观上的罪过，而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往往是在病人主动请求下，出于同情、怜悯等心理，按严格条件和程序对其实施安乐死，其直接目的的仅是解除绝症病人的不堪忍受之痛苦，因而主观上无罪过，因此，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empirenews.page--]综上所述，我认为实施安乐死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也不应当将其作为其他任何名义下的犯罪来处理。因此，除刑法理论上应对其正名以外，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应该停止将其作为犯罪来处理，以避免错误地使有关当事人承担刑事责任。

2、安乐死合法化符合我国立法原则首先，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的民主性原则。《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现阶段，安乐死合法化深入民心，前文多次以数据体现安乐死合法化是人心所向，是人民的意志，对安乐死立法，才能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更多的让人民参与到立法中来。其次，对安乐死立法符合立法科学性原则，立法的科学性体现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地方立法。安乐死合法化涉及诸多方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在特定地区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对安乐死首先立法。最后，安乐死合法化体现对各种利益的均衡。在某些地区先为安乐死立法体现了对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均衡。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备安乐死合法化条件的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的地区并不多，在这些地方首先实现要安乐死合法化解决了局部利益的“呼吁”；并且，对安乐死的局部立法是实现短期利益，而长远利益是在全国范围内的合法化。综上所述，无论在外国还是我国，无论以情理分析，还是以法理分析，安乐死合法化都是可行的。但是，任何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把“安乐死”纳入法制轨道。

四、建立完善的安乐死制度是实施安乐死的前提虽然安乐死制度对那些无法治愈、痛苦万分的人而言，是一种体面的解脱，但毕竟是一种消灭人生命的行为，故为了防止安乐死制度被人利用或被滥用，制定严格、完善的安乐死制度是实施安乐死的前提。

（一）、安乐死的适用对象：确认安乐死的适用范围是个复杂的问题，世界各国对此都有着一定的分歧。例如对于植物人、严重缺陷新生儿等的安乐死处置，就有着不同的观点。故在对安乐死对象选择上，就有着一些不同的观点。由于我国对安乐死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各地社会文化差别较大，对安乐死接受心理程度不同，我国对安乐死对象选择上应当以现阶段生存质量差且无可能改变为限，总结起来应包括以下几类：

1、患有严重疾病，处于极度痛苦且无治愈可能的病人：（1）、晚期恶性肿瘤患者；（2）、晚期艾滋病患者；（3）、重要生命脏器严重衰竭并且不可逆转者、无法移植的；（4）、因各种疾病或伤残致使大脑功能丧失的植物人；（5）、具有严重缺陷的新生儿；（6）、患有严重精神病症，本人已无正常感觉、知觉、认知等，经长期治疗不能恢复正常的可能者；以上疾病患者，生存对他们而言已经成为负担，适用安乐死对他们是一种解脱。

2、先天性智力丧失，无独立生活能力，且无恢复正常的可能者。

3、老年痴呆患者、高龄重病者和重伤残者。

（二）、安乐死的适用条件：安乐死根据实施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对于主动安乐死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是身患不治之症且进入濒死阶段属临终病人的；

2、是肉体极端痛苦的；

3、三是在法定场合自己而不是委托他人能三次以上清晰准确地表达自愿安乐死且不反悔的。这几个条件有机统一，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而对于大脑功能丧失的植物人、无正常感觉知觉认知能力的高度老年痴呆病人、先天性智力丧失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傻子”、严重畸形儿或严重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儿等，他们或者没有感觉能力，或者不能开口正确作出真实意思表示，只能采用被动安乐死，它应当具备的条件包括：

1、个人必须失去对世界的认知能力且无恢复的可能；

2、必须由其直系亲属申请。因为对被动实施安乐死的人而言，主要尊重的不是他们，而是对其家属利益的保护。[!--empirenews.page--]

（三）、实施安乐死的程序设计：实施安乐死的程上一页[1][2][3]下一页 序一般应包括申请、审查和执行三个方面。申请程序原则上必须由病患者本人或其直系亲属提出。申请方式可以是书面也可以是口头方式。对于那些无法表达意愿的病人可以由病人的亲友提出，但相关组织必须综合各种因素对其亲友的意图予以考虑。审查程序应当包括医学审查和司法审查。医学审查是首要程序，待确定后再进行司法审查。医学审查的组织者可以是医院成立的专门委员会，也可以是司法机关指定的专门机构，由他们负责对是否是不治之症、病人是否是对苦痛不堪忍受等情况进行审查。而后将相关的审查结果递交到司法机关。司法审查主要是对其适用条件予以核准和对提出安乐死的意图尤其是非本人提出的加以审查。执行程序由司法机关负责，由其指定的医院负责实施，司法机关必须派人到场监督，实施安乐死至少由两名医务人员进行，何时执行可应病人和家属的要求。执行医生在接到相关的证明材料和核准材料后由病人或家属签字后予以执行。

（四）、安乐死的警戒机制：为了防止安乐死制度被利用或滥用，还应当设立必要的警戒机制。

1、备案制度：对于任何申请安乐死的病人或家属，都必须提供全部材料给相关司法机关，由他们在实施完毕后存档备案，该档案存档期不少于20年。

2、定点制度：由司法机关指定医院负责安乐死的实施，司法机关负责对其监督。定点条件由司法机关负责制订。对于不能规范实施安乐死的医院，司法机关有权撤消其资格。

3、专家库制度：能够开展安乐死服务的人员应当是医学专家，由司法机关聘请并建立专家库。在实施安乐死时，由专家库随机抽取专家负责，同一医院的专家应当回避。

4、惩戒制度：对于利用安乐死制度实施不法行为的，一旦查清应当从重处罚，可以按照故意杀人来定罪，以此来防止安乐死制度成为被人利用的工具。安乐死制度从表面上看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但实质上，安乐死不具有构成犯罪所要求的相当社会危害性，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减少病人临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或家属的沉重负担；安乐死制度的合法化是是一种观念的更新，也是对生命和死亡的再认识。安乐死制度合法化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刑法现代文明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