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英语应用教程第三单元A篇翻译

第一篇：研究生英语应用教程第三单元A篇翻译

Unit3 China vs America? Learning Strategies in the 21st century 除了金色的头发和白色的皮肤，我15个月大的孩子和他周围中国的儿童在文化上的差异早已凸显。

我的儿子比我们在操场遇见的其他孩子更加积极和坚定，这些品质源于一些基因的预先决定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在他能坐之前，我的儿子花几个小时紧握他的腹部肌肉，在健身房鼓励他做半仰卧起坐类型的锻炼。然而，自然的倾向是通过培育复合成的。通过在他们的演讲中,行为和态度等无数的方法,中国人努力控制和抑制孩子内在的意志和能量。

教育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文章。他认为显而易见的，甚至是最简单的幼儿游戏形式，在学校学习之前不同的学习方式就开始了。西方人和他们的孩子玩的时候,他们倾向于坐下来,给孩子们空间去发现自己的世界,让他们按照他们的愿望,并确定自己的局限性。相反的在中国，当孩子们探索时，通常有一个人徘徊在他们身后，指导他们的行动和活动。

然而北美的父母强调自力更生，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中国父母使用插图和温和的指导--------一种叫做手把手教学的方式。一个鲜明的例子，在美国北部的绘画教学中，通常是把颜料和纸发给孩子们，鼓励他们运用自己的想象力绘画。但在中国，模型的照片挂在墙上，美术老师拿着孩子的手，教他们如何画。因此,中国教育的文化甚至在早期就强调技能的掌握,通过模仿学习,集中纪律和

尊重一致性的价值。

相比之下，西方文化往往看重自由实验，创造力和原始表达式。一般来说，中国的婴儿比他们在北美的同龄儿童更有纪律。我儿子在一个人的座位上坐立不安，在地板上敲打，在公共场所爬来爬去，这些大部分行为在西方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在中国看起来是野蛮和失控的。对于校纪实施的严格程度和对最难管教学生的处罚方式，在中国幼儿园工作的西方教师表示震惊。如此高度的纪律性虽然产生了令孩子们不愿玩耍的消极影响，但也教会了他们自控和尊重权威，而恰恰是这些品质看来是美国学校里缺少的。

我在北美的家人朋友常常告诉我，他们的孩子要上钢琴课、美术课、体育课，日程已经排得满满的，承受着超过年龄的重重压力。不过，姑且不论课外活动的多少，和中国的小孩相比，西方的小孩过的是优哉游哉的生活。在美国,一般来说,教师应分配每个年级每天十分钟的作业。因此，平均8岁的学生每天最多有30分钟的作业。如果学校超过这时间,父母就会不满。在中国，特别是在独生子女政策的时代，文革失去的机会仍然有挥之不去的影响，孩子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父母通常分配额外的作业,周末晚上,暑假和寒假充满了英语和数学家教。甚至是幼儿园的教师都被要求布置额外的作业，做出巨大牺牲的父母必须每天晚上花时间监督孩子做作业。

由于这种对学习热爱的文化，中国孩子比北美的孩子有很少的自由时间和机会玩耍。北美63小时,周末和假期时间更多。同龄的中国孩子很“幸运”,晚上挤出半个小

时去公园。这种缺乏休闲时间会一直延续到青春期。相比较于西方国家，典型的中国青少年在晚上或周末很少外出。当我问一个16岁的上海学生她多久和她的朋友们在放学后闲逛一次，令人震惊的，她说大约每年一次或两次。

文化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体现在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上,也体现在态度上。北美文化大体上倾向于美化反对派和认为不合群的独特性是值得赞扬的。它接受,甚至有时鼓励——失败。相比而言，中国社会接受墨守成规。“枪打出头鸟”,是流行的说法。这些习语例如胡椒汉语通常被用来表达普遍持有的观点。西方人在中国大陆很快发现一种内容涉及政治、历史、饮食、艺术和旅行等方面的一种群体性思维。与西方国家不同，在中国，成为一名好学生是一件很酷事，并且即使是老师的宠儿，被认为是好的。明确的偏好是普遍的。

中国学校公开测试结果和排名他们的学生给所有人看，这是常见的做法。甚至有根据排名情况安排教室座位的做法。虽然很多人抱怨残忍和缺乏隐私，但父母经常告诉他们的孩子向中间的目标努力,这种公开的比较通常被视为积极的激励力量。

因此，东西方学习方法有别，根源还在于巨大的文化差异，改变将是极其缓慢的。尽管可以预见，国内的教育改革只会发生有限的变化，然而一个全球化的教育环境正在显现，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选择。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家长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在最繁华的城市如上海正在蓬勃发展的私人美式幼儿园，尽管他们的费用高昂。富裕的中国父母担心他们的孩子无法面对国家教育的压力正在寻找送他们 的孩子去北美国小学接受与教育的方式。《香港华南早报》最近报道了韩国人支付美国夫妇费用来收养他们的孩子,这样他们的孩子可以获得西方教育的新闻。同时,富有的上海夫妇在加拿大投资,目的是获得加拿大国籍,这样孩子可以逃脱中国高中的压力。

在美国,私立学校提供亚洲式数学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学生在家学习使用来自新加坡和印度的教科书。最新的外包趋势,来自亚洲的导师在网上可以提供。随着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在国外寻求西方教育,西方学校和大学在中国设立了越来越多的校园。

几年后，当我儿子准备上学时，无论是中国或美国北部的任何机构是否能够提供一个“两全其美”融合了东西方的教育，这是值得怀疑的。

相反,全球化提供了一个广泛鲜明和相对纯粹的文化差异,个人之间越来越自由地选择.不管是中国学生填补西方学术界的教室和走廊或西方小学生学习说普通话和参加当地的中文学校,在文化差异,沟通和交流上，人们在这些实验中改变。而不是指望任何政策改革太平洋两岸,这是人们将试图优化平衡技术性能力和创造性思维。

第二篇：研究生英语综合教程下册1,4,5,6单元课文翻译

研究生英语综合教程(下)系列教材翻译参考译文全章节 Unit 1

幸福隐藏的另一面

凯思琳•麦克高恩 1.咫风、房屋失火、癌症、激流漂筏失事、坠机、昏暗小巷遭歹徒袭击，没人想找上这些事儿。但出人意料的是，很多人发现遭受这样一次痛苦的磨难最终会使他们向好的方面转变。他们可能都会这样说:“我希望这事没发生，但因为它我变得更完美了。

2.我们都爱听人们经历苦难后发生转变的故事，可能是因为这些故事证实了一条真正的心理学的真理，这条真理有时会湮没在无数关于灾难的报道中:在最困难的境况中，人所具有的一种内在的奋发向上的能力会进发出来。对那些令人极度恐慌的经历作出积极回应的并不仅限于最坚强或最勇敢的人。实际上，大约半数与逆境抗争过的人都说他们的生活之后与某种方式的改变。

3.诸如此类有关危机改变一生的发现有着可观的研究前景，这正是创伤后成长这一新学科的研究领域。这一新兴领域已经证实了曾经被视为陈词滥调的一个真理:大难不死，意志弥坚。创伤后压力绝不是唯一可能的结果。在遭遇了即使最可怕的经历之后，也只有一小部分成年人会受到长期的心理折磨。更常见的情况是，人们会恢复过来—甚至最终会成功发达。4.那些经受住苦难打击的人是有关幸福悖论的生动例证:为了尽可能地过上最好的生活，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愉悦的感受。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幸福的追求已经缩小到只追求福气:一生没有烦恼，没有痛苦和困惑。

5，这种对幸福的平淡定义忽略了问题的主要方面—种富有意义的生活所带来的那种 丰富、完整的愉悦。那就是幸福背后隐藏的那种本质—是我们在明智的男男女女身上所欣赏到并渴望在我们自己生活中培育的那种不可言喻的品质。事实证明，一些遭受苦难最多的人-他们被迫全力应付他们未曾预料到的打击，并重新思考他们生活的意义—或许对那种深刻的、给人以强烈满足感的人生经历(哲学家们过去称之为对“美好生活”的探寻)最有发言权。6.这种对美好生活的更为广泛的定义把深深的满足感和一种通过移情与他人建立的深切联系融合在一起。它主要受愉悦情感的支配，但同时也夹杂着惆怅和悔恨。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的心理学家劳拉•金认为:“幸福仅仅是许许多多人生价值中的一种。”慈悲、智慧、无私、.洞察力及创造力—有时只有经历逆境的考验才能培育这些品质，因为有时只有极端的情形才能迫使我们去承受痛苦的改变过程。只过安宁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是不足以体验一段完整的人生的。我们也需要成长-尽管有时成长是痛苦的。

7.在纽约市皇后区一间漆黑的房间里，31岁的时装设计师特蕾西•塞尔感到自己奄奄一息。就在几个月前，她已经停止服用控制她关节炎的强效免疫抑制药。她从没预见到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停药之后的反应最终使她全身剧烈疼痛，神经系统出现严重问题。最轻微的动作—比如说试着吞咽—对她来说也痛苦不堪。甚至将脸压在枕头上也几乎难以忍受。8.塞尔并不是懦弱的人。她在两岁时就被诊断得了幼年型类风湿性关节炎，一生都在忍受着病症和治疗(药物、手术)的折磨。但是这一次，她实在不堪忍受了，她的医生所做的一切乎都不起作用。要么让疾病结束她的生命，要么她就得很快了结自己的生命了。

9.然而，在经历了若干个不眠之夜后，她想自杀的念头开始被新的感激之情所打断。虽然她仍然感到痛苦，但一种新的意识每一夜都变得更加强烈:一种令人惊叹的解脱感，结合着一种包容一切的同情和怜悯的情感。“我感到一切我曾经用来认同•自己身份的东西都被剥夺了，”六个月后她这样说道，“一切我认为我知道或相信的事物—时间、金钱、自我形象、对事物的看法—都毫无价值了。意识到这一点真是让我感到解脱。”

10.在几个月内，得益于类固醇加其他药物的鸡尾酒疗法，她开始能够更加自如地活动了。她说，毫无疑问她现在的生活状况有了好转。“我感觉我窥探到了生命的秘密以及我们生存的意义，那就是快乐地生活，同时扶持他人。就这么简单!”

11.她这种不可思议的经历完全是个惊喜。但是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心理学教授里奇•特德斯基认为，这种转变的感觉从某些方面看却是很典型的。里奇•特德斯基教授首创了“创伤后成长”一词。他对那些经历了诸如搏斗、暴力犯罪、突患重病等极端事件的人群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在刚经历不幸后大多数人随即都会感到茫然和焦虑。他们一心想的就是，自己的生活完全被毁了。有少部分人事后很久了还不断被记忆问题、失眠以及类似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所折磨。但特德斯基和其他学者发现，对很多人(可能甚至是绝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最终会变得更加丰富和更加令人满足。

12.许多经历过恐怖的人身威胁的人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在事情发生的那一瞬间，我们的安全感被冲破了，平时处于我们与我们对世界的种种看法之间的自我保护的精神盔甲被剥离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轨迹(我们的习惯、自我认识和主观意念)全部被抛到九霄云外，只剩下对世界的原始体验。

13.尽管如此，要实际实现这些转变并完全接受新的现实，通常需要有意识地付出努力。,是否愿意并有能力承担这个过程，就是那些在灾难中成长和那些被灾难所摧毁的人之间主要的区别之一。认为灾难有价值的人并不是最坚强或最理性的人。使他们与众不同的是他们能够将所遭遇的事融入他们自己的人生历程中。”

14，最终，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以从未想到过的方式获得了解脱。幸存者往往说他们变得更加宽容，也更能原谅别人，能够缓和原本糟糕的关系。他们说物质追求突然间变得很无聊，而朋友和家庭带来的快乐变得极为重要，他们还说危机使他们能够按照这些新的优先之事来重新认识生活。

15.从灾难中成长起来的人尽管经历过恐怖的事情，但他们的恐惧感往往大为减少。他们对自己的力量感到吃惊，相信不管今后生活中将要遭遇什么，他们都能应付。特德斯基说:“人们不会说他们所经历的是美好的。他们并不是特意要通过这样的经历来成长。他们只是尽其所能生存下来。但回顾起来，他们的收获远远大于他们所预料的。”

16.埃默里大学精神病学家格列高利•伯思斯在他的近作《满足》中指出，极限耐力运动员每次训练都要使自己的身体连续数天处于极限状态。他们和经历创伤的幸存者所经历的感觉过程一样:自我失落，困惑，最后获得一种新的驾驭感。对于经常跑超过24小时的l00英里比赛的超级马拉松运动员来说，呕吐和产生幻觉是常事。在一昼夜不停歇不睡觉地跑步之后，竞赛者有时会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自己在干什么。

17.更普遍的在逆境中成长的例子要数生命中最大的挑战之一:为人父母。生育孩子一直被认为会降低幸福程度。为了照顾婴儿而睡眠不足并且必须将自己的消遣撇到一边，意味着有了新生儿的人更有可能感到抑郁并且面临婚姻的危机。然而，长远看来，养育孩子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有意义、最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短时间内牺牲了幸福，却有了更多的收获，比如满足感、无私以及有机会留下一笔意义深远的遗产。

18.总之，情感上的回报可以弥补灾难带来的痛苦和艰难。这种精神收获并不能抵消所发生的苦难，但是它可以把这些苦难全部放在另一个不同的背景中来看待，..那就是即使我们面临约束和挣扎，我们仍然可以生存得极有价值。金指出，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经历这种觉悟。“你将不再是自己心目中曾经的你，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你—而事实会证明生活从此将非常美好。” Unit 4 A

因特网:绝对的交流，绝对的孤立。—保罗•卡威尔 谷歌使我们变得越来越愚蠢?----尼古拉斯•卡尔

1.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老有一种不祥之感，觉得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一直在我脑袋里捣鼓个不停，重绘我的脑电图，重写我的脑内存。我的思想倒没跑掉—到目前为止我还能这么说，但它正在改变。我的思维方式在变。这种感觉在我阅读的时候尤为强烈。过去总是不费什么劲儿就能让自己沉浸在一本书或一篇长文章中，被其中的叙述或不同的论点深深吸引。我还会花数小时徜徉在长篇散文中。可如今这都不灵了。现在，我翻上两三页书，注意力就开始不集中了。我会变得烦躁，抓不住重点，开始想找点其他的事情做。我感觉我似乎要硬拖着我任性的大脑才能回到文章中。原本轻松自然的深度阅读，已然成了痛苦挣扎。

2.我想我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十多年来，我在网上花了好多时间，在因特网的信息汪洋中冲浪、搜寻、添加。对作家而言，网络就像个天上掉下来的聚宝盆。过去要在书堆里或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中花上好几天做的研究，现在几分钟就齐活。“谷歌”几下，快速点开几个链接，就可以找到我所需要的事实或者精炼的引证。即使在工作之余，我也很有可能在信息丰富的网络里遨游—收发电子邮件、浏览头条新闻、点击博客、看视频、听播客或者只是从一个链接跳转到一个又一个链接。(超链接常被比作脚注，但是和脚注不一样，超链接不仅仅链接到相关作品;它们还驱使你去点击创门。)3.对我来说，像对其他人也一样，网络已经成为了一种通用的媒介，大部分信息都通过这个渠道进人我们的眼、耳，最后进人我们的大脑。能从这样一个异常丰富的信息库中直接获取信息，其优点是很多的，而且也得到了广泛的描述和适当的赞誉。“硅存储器的完美记忆性，”《连线》杂志的克莱夫•汤普森写道，“对于思想来说是一个大实惠。”但是这个实惠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像媒体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恩在上世纪6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媒体可不只是被动的信息渠道。它们不但提供了思想的源泉，也塑造了思想的进程。网络似乎粉碎了我专注与沉思的能力。现如今，我的脑袋就盼着以网络提供信息的方式来获取信息:飞快的微粒运动。曾经我是文字海洋中的潜水者，现在我则像是摩托艇骑手在海面上风驰电掣。4.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有此感觉的人。当我向文学界的朋友和熟人提到我在阅读方面的困扰，许多人说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们上网越多，在阅读长文章时，就越难集中精力。我所关注的一些博主也提到了类似的现象。斯科特•卡普开了一个有关在线媒体的博客，最近他承认自己已经完全不读书了。“我大学读的是文学专业，曾经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他写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他推测出了一个答案:“如果对我来说，通过网络来阅读的真正理由与其说是我的阅读方式发生了改变，比如，我只是图个方便，不如说是我的思维方式在发生变化，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5.布鲁斯•弗里德曼经常撰写有关电脑在医学领域应用的文章。他在早些时候同样提到因特网如何改变了他的思维习惯。“稍长些的文章，不管是网上的还是已经出版的，我现在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阅读它们的能力。”在密歇根大学医学院长期任教的病理学家布鲁斯，弗里德曼在电话里告诉我，由于上网快速浏览文章的习惯，他的思维呈现出一种“碎读”特性。“我再也读不了《战争与和平》了。”弗里德曼承认，“我失去了这个本事。即便是一篇长达三四段的博客也难以消化。我只能略微浏览一下。”

6.仅仅是趣闻轶事还不能证明什么。我们仍在等待长期的神经学和心理学的实验，这将给因特网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认识一个权威的定论。伦敦大学学院的学者做了一个网络研读习惯的研究并发表了研究结果。该研究指出，我们可能已经彻底置身于阅读与思考方式的巨变之中了。作为五年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学者们检测了计算机日志，它跟踪记录了两个流行的搜索网站的用户行为。其中一个网站是英国图书馆的，另一个是英国教育社团的，他们提供了期刊论文、电子书以及其他一些文献资源。他们发现，人们上网时呈现出“一种浮光掠影般的形式”，总是从一个资源跳到另一个资源，并且很少返回他们之前访问过的资源。他们常常还没读完一两页文章或书籍，就“弹”出来转到另一个网页去了。有时候他们会保存一个篇 幅长的文章，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曾经返回去认真阅读。7.多亏铺天盖地的网络文本，更别说当下时兴的手机短信，可供我们阅读的东西很可能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要多了，那时，我们选择的媒体还是电视。但是，这已是另一种阅读模式，背后隐藏的是另一种思考方式—也许甚至是一种全新的自我意识。“不仅阅读的内容塑造了我们，”塔夫茨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普鲁斯特与鱿鱼:阅读思维的科学与故事》的作者玛丽安娜•沃尔夫说，“阅读方式也体现了我们自身。”沃尔夫担忧，网络所倡导的将“丰富”与“时效性”置于首位的阅读方式可能已经削弱了那种深度阅读能力。深度阅读能力的形成应归功于早期印刷术的发明，有了它，长而复杂的散文作品也相当普遍了。然而，她说，当我们在线阅读时，我们往往只是一“信息解码器”而已。我们对文句的设释，心无旁鹜、深度阅读时形成的丰富的精神联系，这些能力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

8.沃尔夫认为，阅读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技巧，它不像说话那样融人了我们的基因。我们得训练自己的大脑，让它学会如何将我们所看到的字符译解成自己可以理解的语言。而媒体或其他我们用于学习和练习阅读的技术在塑造我们大脑的神经电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实验表明，表意字读者(如中国人)为阅读所创建的神经电路和我们这些用字母语言的人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变化延伸到大脑的多个区域，包括那些支配诸如记忆、视觉设释和听觉刺激这样的关键认知功能的部位。我们可以预料，使用网络阅读形成的思维，一定也和通过阅读书籍及其他印刷品形成的思维不一样。

9.1882年，弗里德里希•尼采买了台打字机。此时的他，视力下降得厉害，长时间盯着一张纸会令他感觉疲惫、疼痛，还常常引起剧烈的头痛。他只得被迫缩减他的写作时间，并担心自己今后恐怕不得不放弃写作了。但打字机救了他，起码一度挽救过他。他终于熟能生巧，闭着眼睛只用手指尖也能打字—盲打。心中的词句又得以倾泻于纸页之上了。

10.然而，新机器也使其作品的风格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尼采的一个作曲家朋友注意到他行文风格的改变。他那已经十分简练的行文变得更紧凑、‘更电文式了。“或许就因为这个仪器，你甚至可能会喜欢上一个新短语，”这位朋友在一封信中提到，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在音乐和语言方面的‘思想’常常要依赖于笔和纸的质量”。Un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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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山上的离婚

罗伯特•巴尔 1.约翰•伯德曼是一个常常走极端的人。这本来应该没什么，但可惜，他妻子的性格整个儿是他的翻版。2.毋庸置疑，对于任何一个男人，这世上总会有一个相当合适的女人能和他成家，反之亦然。但是如果你考虑一下:每个人仅有机会结识几百个人而已，在这几百个人之中熟知的只有那么干几人甚至更少，在这十几个人之中又最多只有一两个知心朋友;别忘了，居住在这世上的人有多少个百万，因此显而易见:自地球存在以来，这合适的男人极有可能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他那个合适的女人。从概率上来讲，这样相遇的机会微乎其微，这也正是离婚法庭存在的原因。婚姻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妥协，而如果恰好两个个性上互不妥协的人结合了，那就肯定会有麻烦。

3.对于两个这样的年轻人来说，生活没有什么中间点，其结局注定要么是爱，要么是恨，而就伯德曼夫妇而言，他们到头来有的是那种最刻骨、最傲慢的恨。

4.在这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夫妻性情不合就能够成为离婚的正当理由，但是在英格兰，并没有如此微妙的区分，所以除非妻子犯罪，或丈夫犯罪并且为人残暴，否则两者的婚姻关系将一直维系下去，直至死神将他们分开。没有什么比这种事情更糟糕的了，而更令人绝望的是 伯德曼太太为人无可厚非，而她丈夫也并不比一般男人差。然而，也许上面的表述只能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约翰•伯德曼已经忍无可忍，下定决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要摆脱他的妻子。如果他是个穷人，也许他会抛弃她，但是他很富有，而一个人不能因为家庭生活碰巧不幸就轻易放弃一份蒸蒸日上的事业。

5.一个人的心思要是太专注于一件事情，没有人敢说他最后会做出什么来。大脑是如此脆弱的一个思维工具，以至于它容易失去平衡。伯德曼的朋友(他确实有几个朋友)事后声称他精神错乱。下定决心要谋杀妻子时，约翰•伯德曼的神智清醒还是不清醒，现在已无从知晓，但无疑他把谋杀方案设计成看起来像是意外事件，这种方式的确很狡猾。不过，一般来说，脑子有问题的人才狡猾。

6.伯德曼太太非常清楚，她的存在相当折磨她的丈夫，可她的冷酷无情跟他不相上下，而她对他的恨—有可能的话—恐怕比他对她的恨还更人骨。不管他去哪儿，她都跟着。要不是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她都要顽固地强行出现在他面前，他也许永远不会心生谋杀之念。就这样，他一跟她说打算七月份去瑞士度假，她二话不说就打点行李。往常他总会抗议，但这次没有，于是这对无话可说的夫妇动身去了瑞士。

7.有一间旅馆位于一座很高的冰川的脊架上，离山峰只有几步之遥.旅馆海拔一点五英里，孑然独立，仅有一条长六英里、盘旋而上的崎岖山路可以到达.在旅馆的回廊可以观赏到雪峰和冰川的美景。旅馆附近小道遍布，沿路风景如画，但通往的地点多少都带点儿危险。8.约翰•伯德曼对这家旅馆很熟悉，以前日子还挺幸福的时候他常来这一带。如今既然已生谋杀之念，他就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距离客栈两英里的某个地方。从那地方可以俯瞰周围，它的尽头被一堵破败的矮墙挡住。一天凌晨四点，他偷偷溜出旅馆，来到了这儿—当地人叫“悬望角”。这儿和他印象中的丝毫不差。就是这里了，他对自己说。“悬望角”背靠的山荒芜而陡峭，附近也无人居住，所以没人会俯视这里。而且远处的旅馆还被山肩遮住了。9.站在破墙边沿朝外望，胆子再大的游客也不敢看第二眼。峭壁陡直垂下约有一英里，底下怪石林立，杂树丛生，蓝色雾霭笼革下，看起来就像灌木丛。10.“就是这里了!”他想，“而且就明天早上!”

11.约翰•伯德曼冷酷，无情，沉着地谋划着他的罪行，一如他在证券交易所策划交易。对于那位还蒙在鼓里的受害者，他心中没有一丝怜悯。怨恨让他丧失了所有理智。

12.第二天，用过早餐，他对妻子说:“我想去山里面走走。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 13.“好啊，”她回答得很干脆。

14.“那就好，”他说:“我九点出门。”

15.九点整，两个人一起出了旅馆。按计划，用不了多久他就会一个人回来。一路上谁也没说话，只是在山间绕来绕去，基本上是平路，因为“悬望角”的海拔和旅馆差不多。16.到了目的地后，约翰•伯德曼也没有什么固定计划，他决定伺机而行。他心中时不时生出一种恐惧，害怕她会死死地拽住自己，一起坠下悬崖。他不自觉地想:厄运当头，她是否已有预感?他一直没有说话，就是怕自己颤抖的声音会引起她的怀疑。他决心要突然行动，千脆利落，让她无法自救，更没机会把他也拉下去。至于她要尖叫，他倒是一点也不害怕。因为这地方人迹罕至，只有从旅馆有一条路可以过来，而他知道那天早晨没有人离开那幢楼。17.这时“悬望角”已经在望了，伯德曼太太却停住了脚步，还打了个冷战，这着实令人怀疑。伯德曼先生眼睛微眯，审视着太太，又开始怀疑她是否已有所警觉。没人敢说，两个人这样紧挨着走路，他们的大脑之间会有什么无意识的交流。18.“怎么了?”他生硬地问道，“累了?”

19.“约翰，”她叫道，声音中带着喘息，好多年没有叫过他的教名了，“你不觉得如果你当初对我好点儿，事情也许会不一样?” 20.“我觉得，”他答道，眼睛看着别处，“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已经太晚了。” 21.“我有很多遗憾，”她声音发颤，“你就没有?” 22.“没有，”他答道。

23.“很好，”伯德曼太太答道，语气又恢复了一贯的生硬，“我只是想给你一次机会。” 24.她丈夫盯着她，25.“你什么意思?心生疑虑。”他问，“给我接受他憎恨的人的任何东西。机会?我不要你的机会，也不要你别的什么。男人不会我想我对你的感觉对你来说不是秘密。我们是硬绑在一起，而你更是想方设法让这份关系变得让人忍无可忍。

26.“是”她答道，眼睛看着地上，“我们是绑在一起的—我们是绑在一起的!”

27.她低声反复嘀咕着这句话，两人走完剩下的几步来到了“悬望角”。伯德曼坐在那摇摇欲坠的破墙上。他妻子则把登山杖扔在了石头上，心神不宁地走来走去，拳头摄了又松，松了又撰。随着那可怕时刻的临近，他屏住了呼吸。

28.“你干嘛像个野兽走来走去?”他叫道，“过来坐我旁边，安静点。”

29.她面对着他，眼中闪耀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光芒—一种疯狂和僧恨的光芒。

30.她说:“我走起来像个野兽，因为我本来就是。你刚才说了你对我的恨，但你是男的，比起我的恨你的不值一提。尽管你人很坏，非常想了断这份将我们绑在一起的关系，但我知道有些事你还是不会去做的。我知道你没想过谋杀我，但是我想过。” 31.听到谋杀，他不由得一惊，心里有些负罪感，双手紧张地抓着身旁的石头。

32.“是的，”她接着说，“我已经跟我英格兰的所有朋友说我肯定你打算在瑞士谋杀我。” 33.“我的上帝!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他大叫。

34.“我这么说是要让你瞧瞧我有多恨你，让你瞧瞧为了报复你我准备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已经让旅馆的人提高警惕，我们出门时就有两个人跟着我们。旅馆老板还劝我别跟你来。再过一会儿那两个人就会看到“悬望角”了。如果你觉得他们会相信你的话，那你就跟他们说只是个意外吧。”

35.这个疯女人一把扯碎了裙子前片上的花边，并撒落一地。伯德曼站起身，喊道:“你在做什么?”但是，他还没来得及靠近她，她就已经跳过矮墙，尖叫着，翻滚着，掉进了那令人生畏的万丈深渊。

36.不一会儿，有两个人急急忙忙来到石头边，发现伯德曼一个人愣在那里。尽管内心一团乱麻，但他知道就算实话实说也没人会相信他。Unit 6 A

就职演说

J.E肯尼迪 1.约翰逊副总统，主持人先生，首席大法官先生，艾森豪威尔总统，尼克松副总统，杜鲁门总统，尊敬的牧师，我的公民同胞们，今天我们庆祝的不是政党的胜利，而是自由的胜利。这象征着一个结束，也象征着一个开端;意味着延续也意味着变革。因为我已在你们和全能的上帝面前，宣读了我们的先辈在大约175年前拟定的庄严誓言。2.当今的世界已经大不相同。人类的巨手掌握的力量既能消除人间一切形式的贫困，也能毁灭一切形式的人类生命。但我们的先辈为之奋斗的那些革命信念，在世界各地仍然处于争论之中。这个信念就是:人的权利并非来自国家的慷慨，而是来自上帝的恩赐。

3.今天，我们不敢忘记我们是第一次革命的继承者。让我在此时此地告诉我们的朋友，同样也告诉我们的敌人:这支火炬已经传递给新一代美国人。这一代人出生在本世纪，在战争中受过锻炼，在艰难困苦的和平时期受过磨炼，他们为我国悠久的传统感到自豪—他们不愿目 睹或听任人权渐趋毁灭，对于这些人权我国一向坚定不移，而且在当今国内和世界范围我们也同样全力拥护。

4.让每个国家都知道—不论它希望我们繁荣还是希望我们衰落—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重负，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5.这些就是我们的誓言—而且还有更多。

6.对那些和我们有着共同文化和精神渊源的老盟友，我们保证待以挚友那样的忠诚。如果我们团结一致，就能在许多合作事业中无往不胜。如果我们分歧对立，就会一事无成—因为我们不敢在争吵不休、四分五裂时迎接强大的挑战。

7.对那些我们欢迎其加入到自由行列中来的新国家，我们格守我们的誓言:决不让一种更为残酷的暴政来取代一种消失的殖民统治。我们并不总是指望他们会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我们始终希望看到他们坚强地维护自己的自由—而且要记住，在历史上，凡愚教地狐假虎威者，终必葬身虎口。

8.对世界各地身居茅舍和乡村、为摆脱普遍贫困而斗争的人们，我们保证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自立，不管需要花多长时间。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共产党可能正在这样做，也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选票，而是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自由社会如果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也就无法保全那些少数的富人。

9.对我国南面的姐妹共和国，我们提出一项特殊的保证:在争取进步的新同盟中，把我们善意的话变为善意的行动，帮助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政府摆脱贫困的枷锁。但是，这种充满希望的和平革命决不可以成为敌对国家的牺牲品。我们要让所有邻国都知道，我们将和他们在一起，反对在美洲任何地区进行侵略和颠覆活动。让所有其他国家都知道，本半球的人仍然想做自己家园的主人。

10.对联合国，主权国家的世界性议事机构，我们在战争手段大大超过和平手段的时代里最后的、最美好的希望所在，我们重申予以支持:防止它仅仅成为谩骂的场所;加强它对新生国家和弱小国家的保护;扩大它的行使法令的管束范围。11.最后，对那些与我们作对的国家，我们提出一个要求而不是一项保证:在科学释放出可怕的破坏力量，把全人类卷人预谋的或意外的自我毁灭的深渊之前，让我们双方重新开始寻求和平。

12.我们不敢以怯弱来引诱他们。因为只有当我们毫无疑问地拥有足够的军备，我们才能毫无疑问地确信永远不会使用这些军备。

13.但是，这两个强大的国家集团都无法从目前所走的道路中得到安慰—发展现代武器所需的费用使双方负担过重，致命的原子武器的不断扩散理所当然使双方忧心忡忡。但是，双方却争着改变那制止人类发动最后战争的不稳定的恐怖均势。14.因此让我们双方重新开始—双方都要牢记，礼貌并不意味着怯弱，诚意永远有待于验证。让我们决不要由于畏惧而谈判。但我们决不能畏惧谈判。

15.让双方都来探讨使我们团结起来的问题，而不要纠缠那些使我们分裂的问题。

16.让双方首次为军备检查和军备控制制订认真而又明确的提案，把毁灭他国的绝对力量置于所有国家的绝对控制之下。

17.让双方寻求利用科学的神奇力量，而不是激发科学的恐怖因素。让我们一起探索星球，征服沙漠，根除疾患，开发深海，并鼓励艺术和商业的发展。

18.让双方团结起来，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倾听以赛亚的训令—“卸下沉重的负担，让被欺压者得到自由。”

19.如果合作的滩头阵地能逼退猜忌的丛林，那么就让双方共同作一次新的努力—不是建立一种新的均势，而是创造一个新的法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强者公正，弱者安全，和平将得到维护。20.所有这一切不可能在今后一百天内完成，也不可能在今后一千天或者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甚至也许不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内完成。但是，让我们开始吧。

21.同胞们，我们方针的最终成败与其说掌握在我手中，不如说掌握在你们手中。自从我国建立以来，每一代美国人都曾受到召唤去证明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响应召唤而献身的美国青年的坟墓遍及全球。

22.现在，号角已再次吹响—不是召唤我们拿起武器，虽然我们需要武器。不是召唤我们去作战，虽然我们严阵以待。它召唤我们为迎接黎明而肩负起慢长斗争的重任，年复一年，“从希望中得到欢乐，在磨难中保持耐性，”对付人类共同的敌人—专制、贫困、疾病和战争本身。

23.为反对这些敌人，确保人类更为丰裕的生活，我们能够组成一个包括东西南北各方的全球大联盟吗?你们愿意参加这一历史性的努力吗? 24.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只有少数几代人在自由处于最危急的时刻被赋予保卫自由的责任。在这一责任面前，我绝不会退缩，我欢迎它。我不相信我们中间有人想同其他人或其他时代的人交换位置。我们为这一努力所奉献的精力、信念和忠诚，将照亮我们的国家和所有为国效劳的人，而这火焰发出的光芒定能照亮全世界。

25.因此，美国同胞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26.全世界的公民们，不要问美国将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我们能共同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27.最后，不论你们是美国公民还是其他国家的公民，请用我们所要求于你们的力量和牺牲的高标准来要求我们。问心无愧是我们唯一可靠的奖赏，历史是我们行动的最终裁判，让我们走向前去，引导我们所热爱的国家。我们祈求上帝的福佑和帮助，但我们知道，上帝在尘世的工作必定是我们自己的工作。

第三篇：研究生英语精读教程 课文翻译

一、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那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你改变想法——从悲观变为乐观——你就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 [1]你看酒杯是半杯有酒而不是半杯空着的吗？你的眼睛是盯着炸面圈，而不是它中间的孔吗 ?当研究者们仔细观察积极思维的作用时，这些陈词滥调突然间都成了科学问题。

[2]迅速增多的大量研究工作——迄今已有 104个研究项目，涉及大约 15 000人——证明乐观的态度可以使你更快乐、更健康、更成功。与此相反，悲观则导致无望、疾病以及失败它与沮丧、孤独、令人苦恼的腼腆密切相关。休斯敦莱 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克雷格 · A·安德森说：“如果我们能够教会人们更积极地思考，那就如同为他们注射了预防这些心理疾病的疫苗。”

[3] “你的能力固然重要,”匹兹堡卡内基 –梅隆大学的心理学家迈克尔· F·沙伊尔说，“但你成功的信念影响到你是否真能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乐观者和悲观者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对待同样的挑战和失望。

[4]以你的工作为例。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马丁 · E·P·塞利格曼与同事彼得 ·舒尔曼在一项重要研究中对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推销员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在工龄较长的推销员中，积极思考者比消极思考者要多推销 37%的保险额。在新雇用的推销员中，乐观主义者则多销了 20%。

[5]公司受到了触动，便雇用了 100名虽未通过标准化行业测试但在态度乐观一项得分很高的人。这些本来可能根本不会被雇用的人售出的保险额高出一般的推销员 10%。

[6]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据塞利格曼说，乐观主义者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的“解释方式”。出了问题之后，悲观主义者倾向于自责。他说：“我不善于做这种事，我总是失败。”乐观主义者则寻找漏洞，他责怪天气，抱怨电话线路，甚至怪罪别人。他认为，是那个客户当时情绪不好。当一切顺利时，乐观主义者居功自傲而悲观主义者只把成功视为侥幸。[7]克雷格·安德森让一组学生给陌生人打电话，请他们为红十字会献血。当他们的第一、二个电话未能得到对方同意时，悲观者说：“我干不了这事。乐观主义者则对自己说：“我需要试试另一种方法。”

[8]无论是消极还是积极，都是一种本身会成为事实的预言。安德森说： 如果人们感到没有希望，他们就不会费事去获得成功所需的技能。”

[9]据安德森看来，有无控制感是成功的试金石。乐观者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如果事情不顺利，他立刻做出反应，寻找解决办法，制定新的行动计划，并且主动寻求指点。悲观者则感到自己只能由命运摆布，行动拖拉。既然认为毫无办法，他便不去寻求指点。

[10]乐观主义者也许认为自己比事实能够证明的要强——有时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充满生机。匹兹堡肿瘤研究所的桑德拉·利维博士对患晚期乳腺癌的妇女进行了研究。对那些通常持乐观态度的妇女来说，两次发病间隔的时间比较长，而这是生存下去的最好预兆。在一次对早期乳腺癌妇女的初步研究中，利维博士发现这一疾病在悲观病人身上复发更早。

[11]乐观态度不会使不治之症痊愈，却有可能预防疾病。在一项长期研究中，研究人员跟踪观察了一组哈佛大学毕业生的健康史。所有这些人都是班上的学生，并且健康状况良好。他们之中有的是积极思考者，有的是消极思考者。20年后，悲观者中患有中年常见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的人数要比乐观者多。

[12]许多研究显示，悲观者的无助感会损害人体的自然防御体系，即免疫系统。密执安大学的克里斯托弗 ·彼德森博士发现悲观主义者不能很好地照顾自己。他消极被动，无法避开生活中的打击，无论做什么都会担心身体不好或其他灾难将临。他大嚼不利于健康的垃圾食品，逃避体育锻炼，不听医生的劝告，还总是要再贪一杯。

[13]在多数人身上，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兼而有之，但总是更倾向于其中之一。塞利格曼说，这是一种早在 “母亲膝下 ”就开始形成的思维模式，来自千万次警告或鼓励，消极的或积极的话语。过多的 “不许 ”及危险警告会使一个孩子感到无能、恐惧以及悲观。

[14]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能体会到许多小小的成就感，如学会系鞋带等。家长可以促使这类成功转变为控制感，从而培养出乐观主义。

[15]悲观是一种很难克服的习惯，但并非不能克服。在一系列具有重大突破的研究中，伊利诺伊大学的卡罗尔 ·德韦克博士对小学低年级儿童做了一些工作。她帮助那些屡屡出错的学生改变对失败原因的解释——从 “我准是很笨 ” 变成 “我学习还不够努力 ”——因此他们的学习成绩提高了。

[16]匹兹堡的利维博士想知道把病人变成乐观主义者是否会延长他们的生命。在一次试验性研究中，两组结肠癌病人受到同样方式的治疗，但其中一些人还得到了鼓励乐观态度的心理帮助。试验结果表明这一做法有一定的效果。现在已在计划实施一项重大研究，以确定这一心理变化是否会改变病情的发展。

[17]因此，如果你是个悲观主义者，你完全有理由乐观起来。你能改变自己。以下就是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心理学家史蒂夫 ·霍朗指出的方法： [18]

一、当坏事发生时，仔细留意自己的想法，把你最初的想法原原本本地记下来，一字不改。

[19]

二、然后，来做一个试验。做一件同任何消极反应相反的事。比如说，你工作中出了问题。你是这么想的吗：我讨厌我的工作，可我再也不会找到比这更好的工作了 ?这时你应该采取行动，就像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一样：向外寄发个人简历、去参加面试、看看有没有培训项目并寻找工作门路。

[20]

三、继续关注事情的发展。你最初的想法是对还是错 ?霍朗说： “如果你的想法使你裹足不前，那就改变这些想法。这是一种试错法，不能确保成功，但应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21]积极的思维导致积极的行动以及积极的反应.有证据表明,你对世界抱有什么样的希望,你就很可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二、癌症和化学物质——我们走得太远了吗？

[1]去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乔治·德克梅吉恩召集本州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开会，开始执行第 65号提案，即州饮水安全和有毒物执行法案。这一新法令禁止各工业部门向水源中排放被怀疑致癌或引起先天缺陷的化学物质。有些人宣称，新法律还要求在一切可能致癌的物品上贴上警告标签。

[2]原来预计，开会那天全是些玄妙的科学和难懂的术语，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化学系系主任布鲁斯·爱姆兹却计划使会议开得更有生气。

[3] 当爱姆兹走入会议室时，他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家形象：金丝边双光眼镜、皱巴巴的西服、蓬乱的头发，而菜色的面庞显示，他总是在实验室 而很少享受加州的阳光。当某人振振有词地大谈致癌机理时，爱姆兹开始打断他，谈起自己的观点。

[4] “整个世界都充满了致癌物，”爱姆兹宣称。“啤酒中有十亿分之七百的甲醛和百分之五的乙醇，比水中的任何物质都要危险 1 000倍。如果你呼出的气息中有啤酒味，那是否意味着你必须向你周围 10英尺以内的所有人发出警告 ?”

[5] 在大肆宣传最新癌症恐怖的时代里，爱姆兹带来了不同的信息：大多数人造致癌物的含量一般来说都很低。与天然致癌物含量相比其危险微乎其微。

[6]爱姆兹不是个冒充内行的人。他 59岁，是全国最受人尊敬的研究致癌问题的权威之一。他的简历中尽是各种荣誉，包括通用汽车癌症研究基金会颁发的查尔斯·莫特奖(这是癌症研究中最富声誉的嘉奖之一)。他还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甚至他的批评者们也承认，爱姆兹试验是一项突出的成就。这种试验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一种简单廉价的操作方法，它有助于检测一种物质是否能引起癌症。

[7]但是爱姆兹藐视一切貌似神圣不可冒犯的东西。他投身于环境保护运动，有些人把这一运动称为 20世纪唯一最重要的运动。例如，1987年 4月，他和两位同事雷纳·玛格和洛伊丝·斯沃斯德·戈尔德，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报告，列举了各种各样可能引起癌症的危险。以将近1 000 种化学物质做的动物试验所得到的数据表明，每日所消耗的普通花生酱三明治中含有的微量黄曲霉素(花生中天然存在的一种霉菌致癌物)比我们每日从食物中摄取 DDT的危险大 100倍。一杯硅谷最受污染的井水比一杯葡萄酒或啤酒致癌的危险要小 1 000倍。他并不是建议人们停止消费花生酱、葡萄酒和啤酒。他所说的是，大多数人造致癌物的危险比起日常天然物的致癌危险是微不足道的。现在不清楚它们中有 多少有真正的危险。这两种危险都转移了人们对于诸如烟草之类的巨大危险的注意力。

[8] 爱姆兹的癌症研究是 25年前因为一袋炸薯条而开始的。当时他在马里兰全国健康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在看到袋上列出的成分时，他觉得还没有人知道每种化学物质对人的基因有什么影响，要了解这些是不容易的。

[9] 那时，科学家为了测试致癌性，不得不在老鼠身上做耗时费钱的实验室试验。细菌对引起突变的物质很敏感，而致癌物很可能就是引起突变的物质。爱姆兹凭借这些知识，研究出了一种利用细菌检测致癌性的试验。爱姆兹试验被公认是一项主要的科学成果。现在在世界上已被广泛应用。

[10] 1974年的一天，当时在伯克利任教的爱姆兹建议一些学生对各种各样 家用产品进行测试。使他惊异的是，像用于儿童睡衣中的一种阻燃剂一样，许多普通染发剂经测试都呈阳性。当爱姆兹的测试结果导致对某些化学品实行新的规定和禁令时，几乎一夜之间，他就成了环保界的英雄。

[11]随后 10年间，公众对致癌物越来越关注。爱姆兹说： “于是我们开始意识到有些不对头。”同样也被检测为致癌物或致突变物而呈阳性的天然物数量太多了：果汁、芥菜、芹菜、欧芹等。实际上，在爱姆兹所测试的大约一半的天然和人造化学物中，当给老鼠大剂量时，都证明有潜在的致癌作用。

[12]起初，爱姆兹断定他的试验有问题。他的试验并没有错。他的错误在于他像普通人一样天真地认为只有人造化学物质是危险的。他现在要问： “为什么要推断天然就是无害的呢 ?”

[13]支持加州 65号提案的运动使爱姆兹确信他有义务向公众解释这一点。“当人们说某些先天缺陷是由水中十亿分之一的某物质引起时，我认为那是不负责任的。”他说，“那是拿人们的害怕心理开玩笑。你总能在水中找到十亿分之一的某种物质。” [14]在加州参议院委员会作证时，爱姆兹举出了一个例子：由于用氯消毒，自来水含有致癌物氯仿大约十亿分之八十三。咖啡含有两种天然致癌物，每一种都是大约十亿分之四千，而由于正常的新陈代谢，人血平均含有甲醛十亿分之三千。[15] 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爱姆兹是化学工业的代言人。情况却并非如此。

他不为化学公司、药品公司、食品公司或法律事务所提供咨询。他没有接受来自 商界的任何好处。

[16]环境保护论者反对爱姆兹的观点。他们说，我们有义务在总量上使人们尽可能少地接触致癌物。“不知为什么他认为要进行选择。”峰峦俱乐部的卡尔·波普这样说：“如果我们不得不在饮用水中的 TCE(一种可疑的致癌溶剂)和 有关吸烟的公共教育之间进行选择的话，可能他是对的。但是我们不是非去选择不可。”

[17] 爱姆兹的回答是： “你不想让每家化学公司从后门倒掉自己的垃圾，但是你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的代价就是水里会有十亿分之几的化学物质。你能除去它，但花费巨大。如果你把你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追查微不足道的东西上，你就会看不到重要的危险。”

三、鼠 与 人——“不能解决”的问题

[1] 密执安大学的 N.R.F.麦耶教授几年前做过一系列可以诱导鼠产生 “神经官能症 ”的实验。首先训练鼠由平台边缘跳向两个门中的一个。如果鼠向右跳，右门是碰不开的，那么鼠就撞了鼻子并掉进网里；如果鼠向左跳，左门就打开，鼠就会找到一碟食物。在鼠已很熟悉这一反应时，就改变情况：把食物放在另外一扇门后，这样鼠要想得到犒赏就不能向左跳，而要向右跳了。(实验者也可采用其他变化形式，比如用不同的方式标记两个门。)如果鼠弄不懂新规则，它每次跳时决不知是会得到食物还是会撞鼻子。最终它就会放弃，拒绝再跳。到这一 步，麦耶博士说：“许多鼠宁愿挨饿也不再做选择。”

[2] 第二步，对鼠施加强大气流或电击，赶它，强迫它做出选择。“处于不能解决的难题之中而被迫做出反应的动物，”麦耶博士说，“最后总是落到一个特定的反应上(比如只 向左跳)，不顾结果如何都总是做出这一反应„„这种条4件下所做出的反应便固定不变了„„一旦出现了这种固态，动物就没有能力学会适应性的反应了。”一旦向左跳的反应被固定下来时，可以让右门开着，使食物 呈现在眼前。可是鼠被驱赶时却仍旧向左跳，并且每次都愈来愈惶恐不安。实验者继续迫使鼠做出选择时，鼠开始惊厥不安，四下狂奔，弄伤爪子，撞上桌椅，然后浑身剧烈颤抖，直到昏迷不醒。处于这样的被动情况，鼠拒绝进食，对一切不感兴趣：可以把它卷成一团或擒住双腿倒挂空中——无论怎样摆布它，它都无动于衷。这时的鼠已是 “神经崩溃 ”了。

[3] 鼠所面临问题的 “不可解决性 ”导致了它的神经崩溃，而麦耶博士在他对心理失常的小孩和成人的研究报告中表明，鼠和人经历的各个阶段大同小异。首先是两者受训练，在面对某一问题时都习惯地做出某一选择；然后，发现条件已改变而原来的选择并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时，两者都大吃一惊；再次，不论是出于震惊、焦虑还是受挫，两者都会执著于最初的选择，不管结果，一意孤行；接着，悻悻然拒绝采取行动；而后，在被迫做出选择时，两者又总做出最初训练时所做出的选择——且再次碰壁；最后，即使目标就在眼前，只要做出不同的选择就唾手可得时，两者又都由于以前受到的挫折而发狂。他们疯狂地四处撕抓；

或是躲在角落里赌气拒食；他们变得辛酸怀恨、不信任一切、心灰意冷，无论人们怎样对待他们，他们都无动于衷。

[4] 这是否是一幅夸张的画面呢 ?似乎并非如此。这个模式反复再现于人生，小到家庭的悲剧，大到震撼世界的国家间的悲剧。为了纠正丈夫的毛病，妻子数落他。毛病越坏，就越多地挨数落。当然他的毛病变得更坏，她就更加数落。像鼠一样，妻子对丈夫的毛病受一种固定反应的摆布，她只能总以一种方式应付它。她这么做的日子越久，丈夫的毛病就越厉害，直至夫妇二人在神经上都备受折磨，疲惫不堪。

[5] 再看一个例子。北方某城市的白人因厌恶黑人高文盲率和高犯罪率的状况而隔离他们、迫害他们(众所周知，警察通常对黑人嫌疑犯比对白人嫌疑犯要粗暴得多)，并且拒绝给他们受雇与提升的机会。这种机会的被剥夺使文盲率与犯罪率高的情况得以延续下去，转而又使隔离、迫害和不给黑人机会的做法得以继续存在。要找到解决这一恶性循环的方法需要致力于有序社会改革的智者殚精竭虑，包括市议员、教育家、城市规划人员、黑人组织以及州政府和联邦 政府。

[6]另一个例子是，想用写作表达自己思想的学生可能写得很差。英文老师说，我一定要教会他们语法、拼写和标点符号这些方面的基础知识，来提高他们的写作。于是由于过分强调语法与写作方面的技术性细节而忽视了学生的思想，老师很快湮灭了学生对写作的兴趣。失去了兴趣，学生写得就更差了，老师于是再给学生以加倍的语法和写作方法的练习。学生也就越来越厌倦和反感了。中学和大学的“英文补习”班里全是这样的学生。

[7] 同样，一个认为武装力量是维护和平与尊严的唯一有效途径的国家，会推行巨大的扩军计划。这种计划引起邻国的恐慌，于是后者也扩充军备，与前者抗衡。焦虑与紧张气氛升温。前者宣称，很明显，只要我们不能对所有突发事件都有充分准备，我们就会不断为国家的安危担忧；所以我们必须加倍 扩军。这自然使邻国更为恐慌，于是也把军备翻了一番。焦虑与紧张气氛更强了。前者宣称，很明显，我们犯了低估国防需要的错误。这次我们一定要保证 我们有充分 武力来保持和平。我们必须把军备再加一倍 „„

[8]当然，这些例子难免(4)过(4)于(4)简(4)单化，但是确实常常由于这种类似的恶性循环使我们无法认清或处理导致灾难的不测事件的条件。这样的模式常常很容易识别；目标就在眼前，只要在方法上做些改变就会达到。可是，由于受到固定反应的摆布，鼠“无法”吃到食物，妻子“无法”改掉丈夫的毛病，黑人还要等两三代人的时间，“直到社会改革的时机成熟”，我们“无法”停止发明并制造可摧毁人类文明的致命武器。

[9] 不过，鼠与人的难题的不可解决性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麦耶博士的鼠遇到的难题比它在自然状态下能遇上的复杂得多，它是被逼迫至神经崩溃的。而人类的神经崩溃一般总是由于人类自己制造的难题所造成：如宗教与道德信仰的问题，金钱、贷款、抵押、托管基金、股市涨跌的问题，人为的习惯、礼节、社会团体和法律的问题，等等。

[10]不能责怪鼠解决不了麦耶博士为它们设下的难题；因为鼠的抽象能力有限。但人类的抽象能力、组织和利用抽象的能力是无限的。因此，如果人由于固定反应而认为难题不可解决——如果人受挫折只是由于对某些以符号来界定的形势，不论其前因后果或出于环境只能采取一种反应的话——那么，人便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全部人的能力。如科尔奇布斯基所说的意味深长的话：此时，人在做出反应这一点上是在“模仿动物”。对此，温德尔·约翰逊有一贴切的归纳：“对鼠而言，奶酪就是奶酪；这就是捕鼠器能捕鼠的原因。”可这种固定反应是

如何在人类中发生的呢 ?

五、并 非 末 日 来 临------环境问题言过其实。地球生命仍将继续。

[1] 无论是谁杜撰了 “拯救地球” 这一说法，他都是一位公共关系方面的天才。这一说法既表达了对即将来临的灭顶之灾的意识，也满怀着使环境保护论带有道义紧迫感这一大的目标。同时这种说法也表明环境保护论言过其实，这种夸大在其他任何场合都会被视为是在危言耸听或愚蠢的欺骗。

[2] 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们的环境意识遏制了对自由经济增长所表现出的盲目热情。我们已明智地抑制了增长中所出现的一些有害的副作用，但是环境保护论却越来越像一场沉湎于狂热的宣传与对历史一无所知的圣战。每一由环境问题引发的不幸都被描绘成一场势不可挡的灾难。这场灾难如不加以制止，正像我们所知晓的那样，就会摧毁生命。

[3] 以最近出现的恐慌——温室效应——为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自我焚毁、可怕的幽灵般的世界。即刻行动，否则世界将咝咝烧焦。食品供应即将枯竭。冰川即将溶化。沿海地区即将淹没。事实上，任何温室热效应可能造成的损失都是有限的：经济学家威廉·克莱恩估计，到 2050 年只占我们经济产出的 1% 到 2%。与预想的同期经济增长(翻一番)相比，这一损失更显得微不足道。

[4] 没有任何环境问题威胁这颗 “星球”，任何环境问题都无法用核战争所带来的危害来衡量。任何石油溢出造成的危害也无法同今日南斯拉夫内战——它不过是人类苦难中的一段小插曲——相比拟。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 3 500 多万人死亡。柬埔寨内战导致 100 万至 300 万人死亡。人类的巨大祸患一如既往：战争、自然灾害、暴虐政府、极度的贫困与仇恨。在悲剧的任何尺度上，环境问题造成的痛苦都轻如鸿毛。

[5] 这并非在为漠不关心或无动于衷进行辩解，这是在为前途和平衡而进行辩论。你可以相信(像我那样)，温室热效应的可能性强化了已具说服力的征缴能源税的理由。税收会抑制通常的空气污染，限制石油进口，减少预算赤字并提高具有经济意义的能效投入。

[6] 但这并非意味着同我观点相悖的人就是居心叵测，或甚至是错误的。例如，就温室效应而言，热效应是否会发生，如果发生，其程度如何，对这类问题还存在大量的科学疑问。此外，热效应的发生需几十年的时间。人与行业可以进行调整。举一例：农民可改用更为耐热的种子。

[7] 遗憾的是，许多环境保护论者感情用事，搞中伤和将事情简单化。环境限制法的批评者被描绘为自私自利、愚昧无知的小人。有关世界末日的电影剧本被创作出来以证实环境危险的严重性。克莱恩最近对温室效应的研究展现了热效应在今后250 年间的变化。猜猜吧，结果是什么? 它在急剧增长。这就类似于一种在法印战争（1754—1763）时期预言1992 的生活的无稽之谈。

[8] 大谈特谈过多的伤亡并非过分的无知，它混淆人们的视听。对工业刚起步的国家来说，它低估了特别是工业化国家已取得的巨大成就。在美国，空气与水污染已得到显著缓解。自1960 年以来，微颗粒物排放量（煤灰、煤渣）已下降65%。自1970 年以来，铅排放量已降低97%。在大多数城市中，烟雾已减少。

[9] 同时我们也受到损失。这就是必须进行棘手的选择。你在环保方面所得到的好处也许就是我应尽的义务。并非每种利益都值得不惜任何代价而求之。经济学家估计，环境法规使经济产出下降2.6% 至5%，或1 500 亿至2 900 亿美元（注：这一数字大于全球热效应的估计影响）。我们用这一代价的确减轻了给身体所带来的危害，并且改善了我们的环境。但是，有些却得不偿失，而且由于法规的刻板僵化而使得一些代价毫无必要地上升。

[10]平衡：过分夸大环境作用的最大罪过是对经济增长所执的偏见。解决贫困国家所存在的大量问题通常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估计，10 亿多人缺少健康用水和卫生设施。其结果是每年成千百万人患痢疾，并 导致300 万儿童死亡（世界银行认为，其中200 万人可以免于死亡）。国家只有变得富裕起来才能改变这些状况。[11] 与此同理，较富庶的国家既具有愿望也具有财政收入来净化空气和用水。发达国家的城市空气污染仅为贫穷国家的六分之一。最终，经济增长将降低高的出生率，因为儿童寿命延长了，妇女也摆脱了传统的角色。

[12] 的确，我们存在环境问题。苏联的反应堆给安全造成威胁。经济增长与环境会发生矛盾。增长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物，并且造成更多的废弃物。但是这些问题并不像环境保护论者夸夸其谈的那样，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最大的障碍是无能的政府。无能的政府培育出无安全保障的反应堆。在贫穷的国家，无能的政府，比如说，通过限止农民从其作物中获得适当的利润，阻碍食品生产。

[13] 到现在为止，人人都是环境保护论者，但是这种说法越来越没有意义，因为并非一切环境问题都同样严重，甚至即使那些严重的环境问题也需要同其他利害关系来均衡考虑。环境保护论应当终止那种刺激性宣传。它应当给予我们更多一些信息，更少一些恐吓。

六、两条生活的真理-----抓紧，放松：明白了这对矛盾，你就踏进了智慧的大门

[1] 生活的秘诀在于懂得何时抓紧，何时放松。因为人生就是一对矛盾：它既令我们抓紧人生的多种赐与，同时它又要我们到头来把这些赐与放弃。老一辈犹太学者是这样说的：“ 一个人握紧拳头来到这个世界，但他却是松开手掌离开这世界的。”

[2]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牢牢抓住生命，因为它奇妙，它有一种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美。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可我们却常常是在回首往事想起它时，才能认识这一真理。此时我们会突然发觉它已不复存在了。[3] 我们能记起已经凋谢的美、已经消逝的爱。可是，我们更痛苦的回忆是：我们没有看见顶峰时的美，没有在别人以爱对我之时也以爱回报。

[4] 最近一次经历又使我领悟到了这个真理。一场剧烈的心脏病发作后，我被送进医院，接受了几天精心护理。医院可不是一个使人愉快的地方。

[5] 一天上午,我得加做几项检查.我要用的医疗器械安装在医院另一端的大楼里.所以我只有坐轮椅穿过院子才能到达那里。

[6] 当我们走出病房时，阳光正照在我身上。就我实际的经历而言，当时也没有什么别的。只不过就是阳光。而这时的阳光是多么美丽、多么温暖、多么耀眼、多么辉煌![7] 我打量着别人是否也在欣赏着这太阳的金色光芒。可是，人人都来去匆匆，大多数人的目光只盯在地上。这时我想到自己过去又何尝不是往往对每天的壮观景象视而不见，一头埋在细小的，有时甚至是卑鄙、自私的事务中，而对日常的奇观麻木不仁呢? [8] 从这次经历所获得的顿悟确如经历本身一样的平凡。生命的赐予是宝贵的，可惜我们对它们太掉以轻心了。

[9] 这就是人生向我们提出的矛盾要求的第一个方面：不要因为太忙就忽视了生活中令人惊奇、令人敬畏的东西。每天黎明开始就要恭谨从事。抓紧每个小时，捉住宝贵的每一分钟。[10] 紧紧抓住生活——可不要紧得使你不能松手。这就是生活的另一面,矛盾的另一方：我们必须接受损失，学会放松。[11] 这并不是容易学到手的一课。特别是当我们年轻时，认为世界是由我们掌握的。只要我们自己满腔热情、全力以赴地去渴求，不管什么东西都能够——不，一定会——得到。但是，随着生活继续前进，我们不断地面临各种现实，慢慢地但也是肯定地使我们明白了第二条真理。

[12] 在生命的每个阶段上，我们都要蒙受损失——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成长。我们只有在脱离娘胎、失去它的庇护时，才能开始独立生活。我们要进各级学校，继而告别父母，告别童年的家。我们要结婚生育，继而送走子女。我们要经受父母、配偶丧亡的痛苦。我们要面临体力或快或慢的逐渐消退。最终正如松手与握拳的比喻那样：我们自己也得走向不可抗拒的死亡，可以说失去原有的自身，失去我们拥有的或梦想过的一切。

[13] 但是，为什么我们甘愿顺从于这些生活的矛盾需求呢? 既然美转眼就会消逝，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创造那些美的东西呢? 既然我们所爱的终归要被夺走，为什么我们还要倾心相爱呢? [14] 为了要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必须寻找一个较为广阔的视角，透过通向永恒的窗口来观看我们的生命。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会发觉，虽然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地球上的行为却在编织着一个没有时间限制的图案。

[15] 生命绝不只是存在。它是变动不止的，无情地流逝不息的。父母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延续，而我们的生命又将在我们的子女身上延续。我们建立的习俗制度会持续下去，而我们的生命就活在其中。我们创造的美好的东西不会因为我们的死亡而暗淡无光。我们的肉体会消亡，我们的双手也会枯萎，但它们在真善美中所创造的一切将在日后长存![16] 不要为了积聚那些只会变成尘土、化作灰烬的东西耗尽你的精力、你的生命。与其追求物质不如追求理想，因为只有理想才能使生命有意义，才有长存的价值。

[17] 一所房屋加上爱心，你就有了一个家；一个城市加上正直守法，你就有了一个社区；在一堆红砖上加上真理，你 就有了一所学校；哪怕是最卑微简陋的建筑，只要有宗教，你就有了一所圣殿；把公正加在长期的人生努力奋斗中，你就有了文明教养。把这一切聚合起来，加以提高，使之超越于现存的缺点，还要有人类得到拯救的憧憬，永远无求无争，那么你将会有一个闪耀着希望的绚丽光彩的未来。

七、高雅，庸俗

[1] 你所拥有的东西，正像你所追赶的社会时尚一样，无疑能说明你的情趣。你买的每件物品都显示出你的某种爱好，而这种爱好是你的伴侣或最亲密的朋友在你们的亲密交往中也没有察觉到的。你每次购物都在运用你的情趣。

[2] 在大规模生产的时代以前，情趣是属于有教养的社会名流的范畴。但是，当全民都第一次成为消费者之后，情趣就走出沙龙来到了大街上。突然间，每个人都有了进行选择的机会。

[3] 不可能客观存在像“高雅” 或“ 庸俗” 这样的东西。还是小说家阿诺德·贝内特说得好：高雅的情趣也许比庸俗的好，但庸俗的情趣肯定比根本不讲情趣要强。

[4] 运用情趣并不难。你先确定你希望你所拥有的各种东西反映出何种情趣，然后再根据情况进行安排和协调。但是，请注意：并非每一个决定或选择都会令你感到高兴的。如果你要买一个玛瑙烟灰缸，那还不如租一块广告牌向世界宣布：“我上当了，让那些玩世不恭的家伙骗了，他们用华而不实的玩意儿诱我上了钩。”

[5] 自18 世纪首次讨论情趣以来，人们就认为情趣是高贵者们赏给那些希望提高修养的可怜的下层人的一种恩赐。这就向倡导时髦风尚的人(他们或是维多利亚统治时期的贵族式官僚，或是今天专门从事介绍人们花钱买老式家具的一帮圆滑的“ 室内装饰家”)打开了市场。

[6] 但是，情趣问题只是属于家庭的一个线索吗? 不。情趣是一整套价值观体系的体现。这是指你自己的价值观。[7] 要做到理解情趣就意味着你应该确信自己的选择。看看情趣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它就像是人类文明史的梗概：200年来，洛可可式、古典式、哥特式、流线式以及后来的劳拉·阿什利式都相继成为受欢迎的情趣表现形式。虽然只有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才能预见这种种变化，但是任何人都能理解其中的原则。尽管情趣的历史是一部变化、对抗和回潮的历史，但还是有某些模式不断反复出现。了解这些模式，你就会和倡导时髦风尚的人相处得很好。

[8] 规则很简单。没有一种情趣是默然接受和像俾格米人那样陶醉于水晶珠和魔镜。不懂情趣，人家给你什么你就接受什么，心灵不为所动。高雅的情趣就是要在意，要选择，要通过积极的鉴别行动而使你的环境甚至你个人的仪表更讨人喜爱，更惹人注目。

[9] 始终被人们认为是高雅的情趣，证实有着一些反复出现的观念，比如优雅、有节制、举止得体。这些品质都能引起愉悦；反之，过分粗俗终归不会令人满意。

[10] 因此，请将这些观念牢记在心，看看你所拥有的东西，再想想你所拥有的东西所表明的情趣。[11]你为什么要戴只金手表? 用金子做手表并不恰当。用钢或塑料会更好些。或许你是想要看起来像个发家的军火商吧。[12]你那装在仿真画框里的康斯特布尔油画的复制品向世人表明：“ 我不懂艺术，也不在乎。” 若是一幅海内肯啤酒的广告画倒是显得更与众不同。

[13]你那图案难看的地毯只是为了一个目的：乔装打扮“ 肮脏”。如果你有一块洁净而色彩朴素的地毯，你不觉得更自豪些吗? [14]· 你选择的带“ 诚实” 图案的面包片烤箱则向人们宣布你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会愉快地承认：“ 我喜欢买那些玩世不恭的人卖的蹩脚货。不论推销部门推出任何东西，对我来说都不错„„” 如果“ 田园厨房” 是你想要的式样，那你买个烘糕饼用的烤盘会更好些。

[15] 这些产品都是骗人的。情趣真正庸俗的人也很少挑选这类东西，而情趣高雅的人则从不会挑选这类东西。只有那些根本不讲情趣的人才买它们„„而根本不讲情趣就等于说“ 我无所谓。”

[16] 将来，你会越来越多地碰到需要做出选择的情况，而不会比现在少。由于变化速度的加快，使得款式紧跟时尚，有关情趣的决定只能是越来越经常的事了。

[17] 最初这会导致更大量的选择机会，可能甚至比一百多年前消费革命时期出现的生产与消费大爆炸时还要多。但是，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当任何产品都能推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很多产品真正为消费者所喜爱。

[18] 当有更多的消费者运用情趣时，就需要生产厂商制造出更好的、更体面的产品。不需要很久人们就会普遍认识到，完美的比例以及含蓄的优雅要优于浮华的装饰、华而不实的外表和那些旨在炫耀社会地位非凡而引起他人看重的产品。[19] 如果你考虑一下就会发现，你更喜欢整齐和有节制。这些特点终归要比混乱和无节制更令人感到满足。还有，请记住，情趣决不是花钱多少的问题；吃一片好的切德奶酪比许多奢华的筵席还好。

[20] 有关情趣的规则就是这些：优雅、有节制、举止得体。[21] 你敢不要这些吗?

九、这 是 我 母 亲

[1] 我的母亲简·兰普顿·克莱门斯是在她 88 岁那年去世的。这对于一位 40 岁时就身体纤弱、被公认有痼疾在身、注定不久于人世的人，是难得的高龄。但是一个病弱的人，只要忘掉自己，对一切事物和所有的人感到热烈而顽强的兴趣，就像我母亲那样，一生不知愁闷为何物，对于病魔却是一个劲敌。

[2] 她的心胸开阔，无论谁的悲伤与欢乐都容纳得下。她的一个邻居永远忘不了她听到镇上出了一件事故后的反应。一个骑马的人由于一条小牛闯到面前而被摔下马来当场丧命，他讲完了这个消息后，我母亲真心关切地问道：“ 小牛怎样了呢?” 她倒不是对那个人的死无动于衷，而是对小牛也感到关切。

[3] 对于最粗暴的人或动物，她都能找到一点借口予以原谅，而且照例爱他们——哪怕她得编造一点儿借口也成。有一次我们诱骗她，使她替魔鬼也说了一些好话。我们这几个预谋者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咒骂魔鬼，恶狠狠地骂个不停，直到把母亲引进了圈套。她承认我们的指控是有道理的，但是那魔鬼就受到了公平的待遇吗? [4] 母亲说话从不用大字眼儿，但是一旦激发了她的同情心和义愤，她可是我听到过的最有口才的人。那时我们家里有一个从汉尼拔镇上一个人那里雇来的小黑奴。他是被人从马里兰州他家里带走，从半个美洲大陆以外带到这里，然后卖掉的。这孩子一天到晚总是唱歌，吹口哨，又喊又笑，喧闹的声音让人心烦。有一天我发了火，怒气冲冲地找到母亲，跟她说，桑迪已经足足唱了一个钟头，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妈你能不能让他闭上嘴呢？母亲眼里含着泪说：

[5] “ 可怜的家伙，他能唱就表明他没有想家，这就使我心情舒畅；可是如果他一声不响，我就担心他是在想心事。他永远不会再见到他的妈妈了；如果他还能唱，我觉得那是万幸的事。要是你年纪大一点，你会明白的，那孤苦伶仃的孩子的喧闹声会使你听了高兴的。”

[6] 所有不会说话的动物都有我母亲做它们的朋友。被人追赶的、狼狈的野猫一眼就认出她是它们的庇护人和保卫者。我们家一度同时养了19 只猫。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是它们都是不幸的，单凭这一点就足够了。她坐下来的时候总爱在膝上抱着一只猫，但是她愤愤然矢口否认她爱猫胜过爱小孩；不过她常说，猫有一个优点，你抱腻了的时候，总是可以随时把它放下。

[7] 我小时候像任何一个小男孩一样很讨人嫌，有一次一个邻居问我母亲：“ 你也信这孩子的话么?”

[8] “他是真话的源泉，”母亲回答说，“但是你不能用一只桶一下子就把所有的泉水都打上来。我知道他的底儿，所以他也就从来骗不了我。我从他说的话中扣除90%的添枝加叶的话，剩下来的就是完美宝贵的真话，一点儿问题也没有。” [9] 母亲害怕蛇和蝙蝠，我便把它们藏在衣服口袋和针线筐里；除此之外，她是完全无所畏惧的。有一天，我看见那全镇无人不怕的科西卡恶汉手里拿着一根粗绳，追赶他那成年的女儿，扬言要在她身上把粗绳抽断。谨小慎微的男性公民们都给他让路，可是我母亲却为这位逃难者敞开了大门，等她进去，然后既不关门也不加锁，而是站在门口，拦住去路。那家伙诅咒、怒骂，还拿着绳子吓唬她；但她只是站着一动也不动，满不在乎，并且责骂他，羞辱他，奚落他，蔑视他，一直把他摆布得向她求饶，交出了绳子，同时骂了句亵渎神灵的粗话起誓，说母亲是他见过的最有胆量的女人。自那以后，他和母亲一直是好朋友。他在母亲身上发现了他长久感到缺乏的东西——一个不怕他的人。

[10] 有一天在圣路易斯城，母亲出门走到街上，她突然向一个正在用重鞭柄痛打马头的粗壮车夫冲过去，从他手里夺过了鞭子，然后好好地规劝了他一番，使他不得不结结巴巴地承认是他的过错，而且自愿提出保证以后决不再虐待马了。[11] 母亲活到偌大年纪，每逢有马戏班子进城，总要起个大早去看热闹。她最喜欢什么游行啦、演讲啦、开大会啦、营火会啦、福音布道会啦——实际上各种各样的热闹，只要是证明不违背教义的她都喜欢。而且她对每次丧礼都必参加。她为这种爱好辩解说：要是她不去参加别人的丧礼，人家也不会来参加她的。

[12] 82 岁那年，当时她住在基奥卡克镇，不知什么缘故，她执意要去参加密西西比河流域老移民的年会。一路上，虽然路途遥远，她却兴高采烈，青春焕发。她一到旅店就说要找圣路易斯城的巴雷特医生。人们告诉她，巴雷特医生已在当天早上动身回家，而且不再回来了。母亲转过脸去，满腔的热情全然消失，她要求回家去。回到家里，她静坐沉思了好多天，后来才告诉我们：她18 岁的时候，真心实意爱过一个年轻的医学院学生。两人之间发生了一点误会，那学生便离开了当地；她也就立即结了婚，想让他看看她才不在乎哩。从那以后，她一直没有见过他，后来她在报上见到一条新闻，说他要参加老移民年会。“ 咱们到达那个旅店时，他走了不过三个小时。” 她感伤地说。

[13] 这一感情重负在她自己心里压了64 年，而我们大家谁都没有察觉。那一年还没有到头，她的记忆就开始衰退了。她总是给已经死了40 年的老同学写信，还纳闷为什么他们从来不回信。四年以后她去世了。

[14] 但是直到最后她那张嘴还很厉害。我早先一直听人家说过，在我出生后的头七年里，我是个主要靠药罐子过日子的病秧子，母亲去世的那一年，我问起她这件事，我说：

[15] “ 我想您那时一定整天为我担心吧?” [16] “ 是呀，时时刻刻都在担心。”

[17] “ 是怕我活不成吗?” [18] 回忆了片刻之后——表面上是在追忆往事—— [19] “ 不是——是怕你活下来。”

[20] 简·兰普顿·克莱门斯的性格，既鲜明又可爱，在我的作品里作为汤姆·索耶的波莉姑母的形象出现。我给她添加了一点方言；本来还打算设法美化她一下，但没有想出任何办法来。

第四篇：研究生英语阅读教程课文翻译

第一课A 世界英语：是福是祸？

[1] 2000 年，语言学家、威尔士人格兰维尔· 普赖斯，在他编辑的《 英国与爱尔兰的语言》 中发表了如下的观点：

因为英语是个杀手。正是英语，导致坎伯兰语、康沃尔语、诺恩语和马恩语灭亡。在那些岛屿的部分地区，还有较大规模的群体讲比英语更古老的当地语言。但是，现在日常生活中，英语无处不在，人人― 或者说几乎人人― 都懂英语。英语威胁到那三种遗留的凯尔特语：爱尔兰语、苏格兰盖尔语和威尔士语，„ „ 所以必须意识到，从长远来看，这三种语言的未来„ „ 十分危险。（第141 页）在此几年前，1992 年，英国学者罗伯特· 菲利普森（他如今在丹麦工作）在牛津大学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在书中，他指出，主要的英语国家、世界范围内英语教学产业，尤其是英国文化委员会，实施的是语言扩张政策。他还把这种政策和他所称的“语言歧视”（这个情况类似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联系在一起。在菲利普森看来，以“白人”为主的英语世界中，起主导作用的机构和个人，或故意或无意，鼓励或者至少容忍英语大肆扩张，他们当然不反对英语的扩张。英语的扩张开始于大约三个世纪以前，最初表现形式是经济与殖民扩张。

[2]菲利普森本人为英国文化委员会工作过几年。和他一样，还有一些母语为英语的学者，也试图强调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危险。在过去儿十年里，人们从三个群体的角度，就英语的国际化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第一个群体是ENL 国家，英语是母语（这个群体也叫“内部圈”)；第二个群体是ESL 国家，英语是第二语言（“外部圈”);第三个群体是EFL 国家，英语是外语（“扩展圈”）。20 世纪80 年代，这些词语开始流行。从那时起，这第三圈实际上己扩展到全球范围。

[3］从来没有像英语这样的语言，这既有利也有弊。曾经有许多“世界语言”, 例如：阿拉伯语、汉语、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总的来说，我们现在认为这些语言比较好，经常以赞美、感激的语气谈论与它们相关的文化以及它们给世界带来的变化。我们这样的态度，没有什么不妥，因为那些语言现在都不构成严重威胁

[4］我们现在可以冷静地讨论古汉语对东亚或古拉丁语对西欧的影响。但是，我们与英语关系太紧密，无法同样冷静地分析、评价英语。在对英语的审判中，陪审团还没有露面，可能需要好几个世纪才能做出裁决。但即使如此，值此欧洲语言年，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普赖斯和菲利普森就我此时使用的语言对我们提出的警告是否有道理。

[5］当然，不难发现有这种情形：人们也许咒骂英语。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例子。澳大利亚常被看成是不折不扣的英语国家。到那里的第一批欧洲人经常使用拉丁语描述、谈论这个地方。“澳大利亚”这个词就是拉丁语。显然，当时没有人想到只称它为“南方土地”（这是“澳大利亚”的含义）。此外，在澳大利亚南部，有一大片土地叫“纳拉伯平原（Nullarb Plains)”。其中，第一个词听起来像土著语言，但Nullarb 是拉丁语，意思是“没有树木”。最重要的是，早期的定居者把这个大陆称为“terra nullius ”。1999 年Encarta world English Dictionary 是这样解释“terra nullius “ 这个拉丁词组的

„ „ 指这个想法和法律概念：第一批欧洲人到达澳大利亚时，这片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因此可以随意定居。这种观点已被判定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但是，只是最近才这样判定的。欧洲人来的时候，澳大利亚人口稀少― 不过有人居住― 无论从哪个海岸到哪个海岸。当时部落和语言都有儿百种，其中许多语言现在已经灭亡了，而正在灭亡的更多。这些死亡的和正在死亡的语言，大都被多种混杂英语或者通用的澳大利亚英语所取代。取决于你的立场，这或者是令人哀伤的损失，或者是进步的代价。

[6］但是，同时有一个问题：土著语言的灭亡能完全归咎于英语吗？最早发现澳大利亚的欧洲人是荷兰人，他们的语言本可以成为殖民与定居中使用的语言。任何定居者的语言都可能有同样的作用。例如，如果蒙古人能维持他们幅员辽阔的欧亚帝国，蒙古语可能就会成为世界语言，传播到澳大利亚。再例如，如果历史有一些变化，那么今天世界语言可能是阿拉伯语。如今，阿拉伯语在西亚和北非是一种强大的语言，影响到许多其他较小的语言，包括科普特语和柏柏尔语。西班牙语对所谓“拉丁”美洲的土著语言产生了消极影响，而俄语从欧洲传到西伯利亚太平洋地区。如果英语是个祸害，是个杀手，那可能仅仅是因为任何大的语言都可能会影响、威胁到较小的语言。

[7］但许多人认为英语是有益的。我这里暂不讨论任何世界语言具有的明显优势，例如：交流网络庞大、文学与传媒体系发达、文化与教育机构强大。让我们看看与此不同的问题：政治、公平与平等。这里我用南非为例来说明。十年前，南非结束了种族隔离为原则的统治。在南非语（这种语言来源于荷兰语）中，这种制度叫” apartheid ”。出现这种制度，是因为欧洲血统的南非人群体― 血统主要是荷兰的欧洲定居者― 认为自己优于他们建立殖民地的当地人。

[8］说英语的、英国裔的南非人不是非常积极反对种族隔离制度。黑人的反对力量中，成员使用多种语言，他们起初缺少力量与组织。但是，使这种反对力量增强、更有组织的语言是英语。对于他们来说，英语成为自由与团结的主要语言，而不是用司必来压迫的语言。今天，南非有11 种官方语言― 英语、南非语和9 种当地语言，包括祖鲁、恩德贝勒语和塞茨瓦纳语。但这9 种语言中，南非黑人使用（或准备使用）哪一种作为本国通用语言呢？除了母语之外，他们希望子女还能熟练讲、写哪种呢？答案是，哪一种也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是英语，而且他们特别希望有与非洲相适宜的英语。

[9］所以，对于澳大利亚土著人来说，是个祸害，而对南非的土著人来说，却有一些好处„ „

[10]那么，在当今全球化而多样性受到威胁的世界里，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英语？在我看来，答案似乎很清楚。与很多事物一样，英语有时是福、有时是祸― 对于个人、群体、国家甚至国家联盟，都是如此。东亚“阴”、“阳”的象征意义也许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两者虽相反，但共存。就我们这里的问题来说，指的是在同一交流圈内。这种象征意义说明，使用世界通用语言的人应该努力尽可能用其利而避其弊。

第一课B 一大堆相矛盾的语言忌讳

[1] 2002 年初，位于美国西北部的华盛顿州引起媒体轰动。当时，该州通过法律，禁止在官方场合使用“Oriental（东方的）”这个词语。而应该使用“Asian（亚洲的）”这个词。这个新法律只禁止用“Oriental（东方的）”指人。所以，有一个法律提到“少数民族”包括“orientals（东方人）“，这就要改成“AsianS（亚洲人）”;而另一法律提到“Oriental medicine（东方医学）”则不变。该法律的提案人是韩裔美国人、州参议员保罗· 申，他说这个法律通过的原因是，“ Oriental（东方的）”是“贬义词”, “令人厌恶”。[2] ” oriental ”来源于拉丁语的“。riens “，意思是“升起的太阳’，或“东方。因为亚洲位于欧洲以东，” oriental”就意为“亚洲的”。“The orient ”、“Far East ”和“ East Asia 了这三个名词词组，都是指亚洲大陆的东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罗斯东部通常不在东方和东亚所指的含义之内，尽管俄罗斯向东部延伸范围比其他任何欧亚大陆的国家都远。

[3]申先生和其他批评“Oriental ”这个词的人认为，这个词令亚洲人厌恶，因为它暗示出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在美国的太平洋海岸，即华盛顿州所在位置，所谓的“Oriental（东方）”是在西面，不在东面。

[4］这个论点的问题是：有许多被广泛接受的地理词汇来源于这类过时的世界观。我的家乡是威斯康星州，那里属于被称为“中西部”的地区。但我住在美国东部地区。出现这个词语，是因为人们是自东向西定居美国的。对于18 世纪末、19 世纪初从大西洋海岸开始定居的人，任何在阿帕拉契亚山以西的东西都被看成是“西部”。

[5］不久以前，欧洲人和美国人还愿意使用“Near East（近东）”这个词来指从埃及到伊朗的这片区域。近儿十年来，” Middle East（中东）”己经取而代之。这两个词语和“Far East（远东）”或“orient（东方）”一样，只有把欧洲作为参照物时才有意义。[6］在这方面，其他语言和英语一样糟糕。阿拉伯世界以西奈半岛为界，把自己分成Mashrib（西方）和Mashriq（东方）两部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把古代世界分成亚洲和欧洲两个部分，这可能是希腊人从胖利基人（今天黎巴嫩人的祖先）那里借用来的。其实，“欧洲”和阿拉伯的“Mashrib ”很可能来源于闪米特族的同一个词根，意思是“太阳落下”。中国满不在乎地自称是“中央之国”，对于这样的文明，我们能说什么呢？ [7]在这样的语言问题上要求精确，这或许有些过分。无论认为“Oriental（东方人）”一词令人厌恶，这是否有道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该词己经渐渐不被用来指亚洲人或亚裔美国人了。在今天的英语中，用“Oriental（东方人）”一词来指人时，往好了说，听起来过时，往坏了说，则有贬义。

[8］然而，虽然说一个人是“东方人”也许不再妥当，但该词在指物的很多短语中仍是标准用法。例如，“东方地毯”指通常从土耳其或中亚进口的地毯，它们的价格极贵（通常是数千美元），受到青睐。[9］英语中还有许多其他显然具有矛盾倾向的、与种族相关的词。“中国城(Chinatown)”意思是中国移民居住的地区，是个恰当的词语。但是，用Chinaman 指中国人，这在20 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可就令人厌恶，尽管该词是从“中国人”一词直接翻译来的。而“Frenchman “，意思是法国人，则完全是个中性的词语。

[10]美国佬在说到亚洲人时必须采取的小心态度，与说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人后裔的美国人时所需要的精心考虑相比，那算不了什么，因为说到后者时就像走过地雷阵。“Colored Person（有色人）”一词现在令人厌恶，然而在美国国内战争(1861 一1865）之后一百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却被认为是个文明的词语。而另一方面，” person of Col。：（有色人）“，指任何非欧洲种族的人，却是可以接受的词语，而且在某些意识形态的圈子内，是一个受欢迎的词语。用来指美国黑人的“Negr。”（西班牙语“黑”的意思），在20 世纪60 年代让位于“black（黑人）”或者“Black , ,，但到了80 年代又被“Afro 一American ”（非洲裔美国人）所取代，到了90 年代又让位于" African 一American（非洲裔美国人）”或者“African American ”。

[11]人们可以说“黑人”和“白人”，但若有人建议说“红人”（美洲印第安人― 顺便说一下，他们是加拿大的“第一民族”）或者“黄人”（亚洲人），这可不好。“Reds（红人）”只是用于政治问题，但“Browns（棕人）”有时却用来指祖先是印第安人或是印第安人与欧洲人混血的拉美人。

[12]我们怎么看待这一大堆相矛盾的语言忌讳呢？可从中了解两点：首先，母语不是英语的人用英语谈论民族和种族时必须谨慎，因为在这一领域，英语充满着陷阱。第二，与其他种族相关的、冒犯性的词汇数量多，说明美国从来没有完全心甘情司孙愿地接受多种族社会的状况。语言反映了文化，美国英语中贬义的、与种族有关的词汇数量很大，表明美国仍然存在着民族、种族间的紧张关系。

第四课A 婚姻的变迁

[l]确实，我们并不是第一个在现代历史上对传统婚姻进行重新定义的人。20 世纪60 年代公社式的“群婚”以及70 年代个性化的“开放式婚姻”对男女之间以一纸无协商余地的契约而结合的婚姻观念提出了挑战。无论作为法定婚姻的前奏还是其替代品，同居现象的频繁出现都进一步弱化了婚姻区别于其他结合形式的独立特征。不管怎样，所有这些打破传统的结合方式一直以来都是建立在亚当一夏娃模式的异性恋基础之上的。然而，对于传统婚姻最新和最激进的挑战却摒弃了这一宗教模式。同性婚姻：行动与反应

[2]美国的同性恋者受到20 世纪60 年代为黑人和妇女争取到政治和经济权利的行动主义思潮的激发。他们认为，将结婚证书只授给异性夫妇的做法是对他们的歧视，他们动员起来以消除这种歧视。正如法律教授小威廉· N · 埃斯科利奇在他的《 同性婚姻案例》（自由出版社，1996）所写的那样：“婚姻是国家给予其公民的最重要的权利，部分原因是，按照州和联邦法律规定，己婚者会得到数十项相关权利、利益和责任。”这些权利、利益和责任与父母身份、财产所有权、监护权以及继承权有关。

[3]然而，在美国之外许多为同性婚姻争取合法地位的努力取得了更多的成功。2001 年，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同性恋伴侣举办世俗婚礼的国家。2003 年，比利时也效法这一举措。2002 年和2003 年加拿大3 个省的法院规定否认同性婚姻违反了《 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异种间婚姻

[4]对外层空间的探索可能会导致人类到其他行星殖民以及人类与外星人建立性关系。有报告说曾发生过外星人为了做繁衍后代实验而绑架地球人的事件，但不论这些报道是否只是人们的幻想，地球人探索宇宙寻找外星人却是事实。不管外星人是否存在，或者探索者们是否与他们相遇并结为配偶，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如果有，这种婚姻在什么情况下合法，又将产生何种生物和社会影响，也未可知。[5]然而，异种间婚姻在我们地球上己经存在― 不是为了性和生殖的目的，而是为了类似于历史上促成人类结为夫妇的真正的情感需要。

[6]据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证据是，有人为宠物修建墓地，埋藏他们忠实的、亲爱的宠物的遗骨，这些宠物就和人的亲友们一样获得尊严和敬意。为宠物主人发证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府的一项职能，许多宠物店在授予未来申请人收养权之前，仔细甄别他们的收养目的和品格。此外，许多宠物还在它们的男主人或女主人遗嘱上成为受益者。

[7]有人或许要问了，为什么一个人不应选择写下正式的书面誓约以声明他／她对宠物的依恋呢了这种誓约中人要承诺关爱和尊重他／她的动物伴侣。尽管忠实于主人的宠物不能用言语表达愿意结成这种关系，但它们的誓言可以从见证宠物与主人间关爱和亲密联系的旁观者那里获得。

[8]提出异种间婚姻的可能性并非贬低人类伴侣的结婚欲望，无论是异性还是同性伴侣。它实际上意味着只要双方因明确的关爱之情和一生不渝的忠诚而休戚相关，那么婚姻作为从社会角度和心理角度被认可的关系就不一定仅仅限于人与人之间。人类与无生命物体间婚姻 [9]如果从婚姻定义中去掉性的成分，那么人类与无生命物体间的婚姻从理论上说就是可能的。

[10]美国社会的批评者常常说美国人如何跟他们的财物“结婚”了。为什么不能以举行仪式的方式使这种关系在法律上生效了 [11]许多男人深爱自己的小汽车，尤其是老式的，为保养小汽车他们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那为何就不能既授予司机驾车的权利又发证认可他对忠实服务于他的车的承诺呢了这种关系遇到无法修复的机械故障（等同于丧偶）或者卖掉车（等同于离婚）时便告终结。[12]此外，许多人跟他／她的电脑结成亲密关系，长时间与电脑贴身相伴，常常排斥与他人接触。尽管电脑不能表达它与它的主人结成“一夫一妻”的愿望，但它能确认密码，保守它与操作者共享的秘密，以及它的即刻服从都标志着忠诚与顺从。婚姻必需吗了

[13]自然而然地，有些人会以为自己跟物质财产间举行婚礼不可能而且没必要。毕竟，这种结合不会给无生命物体带来多少法律收益。无论它能给我们增加任何收益，我们都己经拥有了这些物质财产。[14]实际上，有朝一日，婚姻原本的概念也可能会成为失落的世界中语义学上的一个古董而已。

第四课B 格兰特与李的对比研究

[1] 1865 年4 月9 日，尤利塞斯· S · 格兰特与罗伯特· E · 李在阿波马托克斯县一座普通宅第的客厅会面。他们在这里就李将军统帅的北弗吉尼亚军团的投降事宜进行谈判。至此，美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南北战争结束，一个崭新而伟大的篇章开始了。[2]李向格兰特投降意味着内战的结束。当然，南部邦联的其他部队还没有投降，邦联的流亡政府尽管己失去主要力量，也还会做最后儿天绝望而徒劳的挣扎。然而，就在格兰特和李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时候，战争实际己经结束。两人拟定投降书条款的小房间成为记录美国历史上最强烈、最瞩目的人物对比地点。

[3]两位将军彼此差异巨大，但都是强有力的人物，分别代表了两股利益冲突的力量。这两股势力最终通过格兰特和李发生了冲撞。

[4]罗伯特· E · 李赞成贵族统治的理念，并相信这古老的理念能够延续下去，成为美国社会的主导思想。[5]李来自弗吉尼亚东部的名门望族。他的家庭背景、文化和传统是骑士时代的传奇与神话在新大陆的翻版。他体现了从骑士时代和英国乡绅那里延续下来的生活方式。美国是一个年轻国家，一切重新开始，人们满腔热情地信奉一种相当模糊的信念― 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李却相信社会结构中明确的不平等对人类社会是有益的。这个社会应存在着拥有土地的乡绅，组成有闲阶级；反过来，社会本身也应把土地作为财富和权势的主要来源。根据这一理念，这会造就对社会极负责任感的有闲阶级，他们生活的目的不是为了攫取个人利益，而是担负起庄严的责任，这责任是因他们的特权而放在他们肩头的。来自这个阶层的人可以成为国家的领导者：他们怀有高尚的价值观念，如思想、领导能力、个人品行等等，他们以此为国家服务，使之获取力量与美德。

[6]由于李的身上体现了这一贵族理想中最高尚的成分，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通过他证明了自己。内战4 年间，南方各州为维护自己的理想打了一场绝望的战争，而这些理想也正是李将军怀有的。最后，南部邦联似乎就是为了李而战；李本人似乎就是南部邦联的化身― 贵族阶级推崇的生活方式的最佳体现。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之前他己经逐渐成为一个神话。他摩下的儿万名南军士兵疲惫不堪，饥寒交迫，早己失去战争初期的那种朴素热情，然而他们把李视为心中理想的化身，为了捍卫理想他们甘愿赴汤蹈火。不过，他们无法将内心的情感完全表达出来。如果说这个注定要失败的、由于无数英雄行为和重大牺牲而神圣化了的事业有一个很好的理由，那理由就是李将军。[7 ]格兰特是西部边疆一个制革工的儿子，与李毫无相似之处。他在贫困中奋斗向上，总是坚强、刚毅，从不敬畏任何人，只依靠自己的力量。这种人从不回头关注过去，而是用敏锐的目光注视着未来。

[8]西部边疆的人与东部的贵族完全相反。人们被开拓新边疆的大潮裹挟着越过阿勒格尼山，进入广裹的西部。他们内心对于陷入常规的过去深感不满。他们拥护民主，这并不是出于对于人类社会应当正常有序的推论，而只是由于他们在民主制度下成长起来，而且懂得它是如何运作的。他们的社会里或许也存在特权，不过这些特权是拥有者通过努力自己争取到的。对于他们来讲，形式和典范毫无意义。出身只是一个证明个人能力的机会，没有人生来就享有财富和特权。生活就是竞争。[9 ]然而，西部人同时还具有对国家大社会的归属感。他知道不管经营农场、商店还是从事贸易，只有社会繁荣了个人才能兴旺发达，这个社会就是整个国家― 西濒太平洋东临大西洋，北邻加拿大南接墨西哥。如果国家和平稳定，城镇、水陆交通、方便的市场一应俱全，他的生活水平就能得到改善。在他眼里，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疆土拓展了，他的事业也随之开阔。换句话说，国家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与他个人的经济收入休戚相关。[10]格兰特与李对比最鲜明之处也许就在这里。弗吉尼亚的贵族不可避免地忠于自己的家乡弗吉尼亚州。他所处的社会是稳定静止的，人们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变革。出自本能，他首先忠于自己家乡的社会。他会竭尽所能维护它，因为在维护它的过程就是维护自己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11]另一方面，西部人也以同样的顽强精神维护国家的利益。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的生活依靠国家的壮大、发展以及不断开拓的疆土。在国家面临分裂的关头他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企图分裂国家就是企图分裂他脚下的土地，他会倾其所有与之战斗。[12 ]格兰特与李代表了美国生活中截然相反的两类人。格兰特代表了现代化，在他身后即将来临的是钢铁和机械的伟大时代，是拥挤的城市，是勃勃生机与活力。而李则像是从骑士时代策马而来，手持长矛，丝质的旗帜在头顶猎猎飘扬。格兰特与李都是捍卫各自事业的最完美斗士，他们从各自的部下那里汲取了力量，同时也吸收了弱点。

[13]然而他们毕竟不是完全的反差。尽管出身、个性、抱负不同，这两位伟大的战士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他们都是杰出的战士，而且他们的作战特点都很相似。

[14]首先，他们两人都十分坚韧顽强。尽管格兰特心情极度沮丧，军事上又遇到很大挫折，他还是坚持沿密西西比河谷进攻。尽管大势己去，毫无希望，李仍坚守在彼得斯堡的战壕里。两人都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 他们是天生的斗士，只要还能站立，还能举起双拳，他们就绝不放弃。[15]他们共有的另一特点是既敢于冒险又足智多谋。他们的思维永远走在对手前面。李因此赢得了第二次马纳萨斯战役和钱瑟勒斯维尔战役的辉煌胜利，而格兰特赢得了维克斯堡之战的胜利。

[16] 最后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旦战争结束，他们都能迅速由战时状态转为和平状态。由于两人在阿波马托克斯会面时相互尊重，英雄相惜，才有可能出现南北双方平静的和解。它的意义在后来许多年间并未被人们所认识，但确实有助于使一度分裂的两部分重新成为一个国家。毕竟，经过一场如此残酷的战争后，国家再度联合的希望非常渺茫。在阿波马托克斯县麦克林恩府的短暂会面是两人一生中司多表现最精彩的片断。他们的君子行为使后代受益无穷。格兰特与李，两位伟大的美国人，表面上截然不同，但本质上非常相像。他们在阿波马托克斯的会面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

第五课A 科学与技术

[l]乐观与强盛到世纪末时，人类的发明和认识似乎没有止境。从物质的基本构成单位到一切生命体的遗传密码，从宇宙的起源，也许到宇宙的最终完结，人们对科学的认识逐日扩大。20 世纪90 年代的技术进步似乎带来了一场其意义堪与200 年以前的工业革命相媲美的社会与经济方面的革命，它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由技术相互连接，数字化的信息、商业以及通讯都在弹指一挥间。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代表的新“数字化时代”并不包括每一个人，许多人面临着被抛弃的威胁，包括老年人和无力使用新技术的人。不过，到了1999 年仍有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人“接通”了这一全新的数字化社会，大多数美国人觉得技术进步正在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这十年里，乐观情绪是人民生活的主色调。科技的新发展似乎向人们承诺提供从消除有毒废料到食品采买一系列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遗传科技人员培养出了能够吞食工业残渣的微生物，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设计出了能够觉察箱内牛奶告罄并可上网定购的电冰箱。过去人们认为一个技术发达的社会必定是高度集权的，有老大哥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但到了20 世纪90 年代，这种恐惧减轻了。相反，随着强调分散化、平等和公开资源共享的互联网及万维网的出现，许多人发现能够更多地接触各类信息，这增强了他们的个人自由及权力感。[2]伦理道德与自然知识爆炸引起公众对这些新发现、新技术会将社会引向何处的忧虑。1997 年克隆动物的成功表明了克隆人也己不成问题，人们担心人类可能会朝着一个由基因制造的人组成的“美丽新世界”方向发展（这己不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了）。1990 年启动的旨在破译人类整个基因组成的人类基因组工程为消灭基因疾病带来了希望，但也令人恐惧地要开辟一条“定做婴儿”之路，这些婴儿的基因可以根据其父母的愿望加以调整。尽管许多人争辩说，儿百年来，为了改善人类生活，动植物培育者一直在遗传学领域忙活，但另外一些人指出，遗传技术的新成果使得研究者得以越过大自然设定的界限，把人的基因移植到动物身上，使它们变成药厂；让植物能生产塑料并在黑暗中发光；甚至想办法制造出“绝命”种子，使其丧失繁殖能力，以保证种子厂家的滚滚财源。由于环境和机体都有可能被这种技术所改变，于是什么是“天然的”，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认真的思考。然而，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对克隆人以及按需定做婴儿的基因组成感到僧恶，但又普遍支持有助于确定并治疗遗传疾病或使食物来源更卫生更丰盛以满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的遗传研究。

[3 ]隐私随着20 世纪90 年代许多科技的发展，隐私就成了首当其冲的关注点。互联网是资源共享方面令人惊异的新工具，可它也是获取本应保密的国家机密、军事机密、商业软件（指非开放源代码软件）的源代码甚至邻居的社会保险号码的强有力的工具。公司和个人同样担忧电脑黑客“闯入”设有保护的电脑系统，删除或盗窃重要数据，从而使私人信息遭到破坏。存心不良的人编写的电脑病毒，即可自行复制的编码，可通过电子邮件或网络潜入个人电脑系统大肆破坏存储在那里的数据。在互联网上保护个人私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许多人担心政府方面试图插手只能会阻碍互联网的发展。而当有关团体组织以“保护儿童”的名义游说政府禁止网上出现色情及其他令人不安的东西时，也引起了同样的忧虑。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赞成小孩不应接触这些内容，但企图规范个人网页和新闻组内容的努力还是同互联网应是公开、非集权的大众媒体的理念发生了冲突。在大众媒体领域里，即使最荒唐、最令人讨厌的东西也应能找到发表之地。有些公司监视员工使用互联网和收发电子邮件，使工作场所中数字监控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

[4]遗传学与隐私遗传学的发展也威胁到了个人隐私。人类基因组项目定于21 世纪初完成，许多私人公司竞相获取遗传发现的专利，于是不少人担心科学家彻底掌握了人类遗传密码之后可能会干出什么事情来。虽然遗传疾病有可能被发现，也许还会治好，但有人也许会利用这个信息去歧视那些易患某种基因疾病的易感人群，或根据基因数据歧视某些群体。科学家会拥有人类基因密码专利，这点也令许多人惴惴不安，因为这意味着人的生命会变成一种专享资源。

[5]大科学和小科学美国国家宇航局仍然做着举世惊叹的事情，他们把哈勃望远镜送入轨道来获取人类从未见过的宇宙深处的图像，并传送回地球。这些图像提供了极具诱惑力的宇宙起源的线索。90 年代，宇航局的科学家从一块火星的陨石中发现了可能会证明细菌存活的证据，并发现遥远的行星上可能有水。人们在继续寻找外星生命。宇航局发送宇宙探测器登陆火星，将美国航天英雄小约翰· 赫谢尔· 格伦再次送入太空研究衰老问题，还计划同其他国家的研究组织共同建立一个国际太空站。但是一些批评人士提出质疑说，把花在太空上的钱用来资助地球上的新发现是不是更好呢？似乎地球上正进行着这么多有趣的新项目，太空研究不再那么必要了。最令人心仪的新领域是纳米技术，这项研究是力图在分子水平上操纵物质，用原子建立新的构件以用于微型制造业、药物体内释放系统及微型计算机等。新发现的碳元素家族成员富勒烯使得纳米技术的研究人员有了新的研究材料。这一科学领域在新旧世纪交替时期仍处在实验阶段，但科技人员及政府官员己经看到了这门微科学的巨大潜力。

第五课B 我们应该改进我们的基因组吗？

既然我们已经解读了人类基因组，我们为什么不去改进它呢了这个问题目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但很可能会成为所有生物伦理学问题中最难司多解决的问题。生物学家们已经常规地采用目前人类还无法接受的可使遗传发生变化的方法改变老鼠的基因，但总有一天基因工程技术人员们会找到如何把基因补丁安全地应用到人类生物软件上的方法。

每个人都想拥有健康、美丽和聪明的孩子。但人们在所有这些特质上差异很大，这取决于他们父母的基因，以及受孕时每个孩子从其父母各自的基因库中完全凭运气分配到的一半。人群中大多数的人类基因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类型：其中一些非常优秀，值得拥有；一些很一般；还有一些则纯粹有害。

冰岛“解读遗传学”公司本月（指2003 年n 月，下同― 译者）发现了一种叫做BMP 一2 的基因的三种具有相当共性的类型，其中每一种类型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其拥有者患骨质疏松症和脆骨症的风险。

假定有可能除去BMP 一2 和人类胚胎中所有其他人类基因中的任何不良类型，并代之以对健康没有任何风险的优良类型。这样做难道不对吗了选择这样做的父母们知道，他们已经让自己孩子的一生有了尽可能好的开端。无论手术费用是多么的昂贵，但假如它能省下一生的医药费，从长远看还是便宜的，所以所有人都能付得起这笔费用。人生中最严重的不公平― 遗传天赋的差别― 将从出生时就得以消除。

格雷戈里· 斯托克博士最近在《 重新设计人类》 一书中写道：“总有一天，人们会把性主要视为一种娱乐，把怀孕视为在实验室里做得最好的事。”父母们会开始相信“怀孕前如不进行基因测试就是鲁莽和无知”。

然而，反对改变人类遗传基因的观点也有非常有力的理由。实际上，许多基因都有不止一种的效应，而更换不良的基因类型可能导致无法预知的并发症。比如，换上去的新基因可能与一个人的其他基因相互作用产生坏的结果。但如果消除致病基因变种的尝试获得成功，到时候可能就会难以阻止那些想以同样方法提高其后代的体力或智力的父母。

改进有缺陷的人类基因物质固然很好，但超人和普通人之间的过渡可能会导致令人尴尬的局面。社会压力会随之出现，尤其是在技术不能迅速而且顺利地推广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通过强化基因来追求智商了改变塑造人类行为的基因不应轻率而为。人类是进化过程中无数灾难性试验的唯一幸存者，其本性是许多相互矛盾的特性的微妙组合。有什么理由值得我们去冒险干预如此精美的造化天成？难道我们就不能为自然所赋予我们的现状而感到快乐吗2（美国）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在上个月发表的一份关于提高人体自然能力所带来的危险的报告中写道：“人类的躯体和心智既高度复杂又精细地平衡，是千万年渐进而艰难地进化的结果，任何考虑欠周的‘改进’尝试儿乎肯定会带来风险。”作为进化的产物，人们若挑战进化的智慧也许显得莽撞。但进化当然并不存在智慧。它是一个在不断出错的基础上偶然产生幸运机缘的盲目过程。

通过淘汰不良基因的不幸拥有者，进化使动物一直保持健康，充满活力，直到其进入繁殖期。对那些养育后代的物种，这个阶段还要再长一些。但进化对在生命早期就起作用的优良基因的严格偏爱与其筛选在生殖年龄过后起作用的不良基因时所存在的缺陷形成对比。由于这个缺陷，进化未能淘汰造成脆骨症的BMP 一2 基因变种，以及人类基因组中在生命后期才起作用的许多其他基因中的不良类型。这是导致我们衰老和死亡的真正原因。

如果进化在某个年龄段后不能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助呢2 每一个人难道不应享有在我们共有的基因遗传中拥有最佳的基因类型的权利吗了或者至少在一出生时就免受那些较差基因的困扰了然而，如果我们减少个体之间的基因差异，我们就要冒将整个人类变成一个巨大克隆体的风险，导致索然无味的千人一面，从而丧失应对环境变化所必需的多样性。追求完美如走到极端，就一定会导致灭绝。

第五篇：当代研究生英语读写教程下》第八单元课文翻译

当代研究生英语读写教程下》第八单元课文翻译

身份盗贼 ——迈克尔·希金斯 大约在20世纪90代初的某一天，一位名叫斯科特·克林顿·吉尔伯特的骗子来到位于拉斯维加斯的一家简历和印刷商店，他的账单总数为185.3美元。然后他以自己常用的方式付账：欺骗。吉尔伯特以“罗伯特·哈特尔”的名字进行购物。如果有人对吉尔伯特的真实身份表示怀疑，这个骗子已做好了充分的应付准备。他已经弄到了“罗伯特·哈特尔”的驾驶执照、社会保险卡，甚至他的出生证明。吉尔伯特或许对上面那笔小交易不以为然。在这小骗局之前，他已使真正的罗伯特·哈特尔不断负债达11万美元以上。这里包括三辆客货两用车，两辆摩托车还有一座超宽型的移动住宅车。吉尔伯特后来被判定罪名成立。在此之前，成千上万像他这样的罪犯已经悄悄发现在这个现金日渐消失的社会里，可以进行一种不留痕迹的偷窃：身份盗窃。盗贼们发现，以假身份盗窃，既可让受害者无以防范，也可以让警方无法追踪。5 埃德·梅日温斯基是美国公众利益调查集团驻华盛顿地区的消费者辩护律师。他认为“这种行窃非常容易”。“放下赔偿的问题不谈，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消费者看到盗贼被法办了，他们心里依然不能安宁。” 如今身份盗窃依然猖獗，犯罪率呈上升趋势。不过它已不再神秘。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正举行高级首脑会议和研讨会，使立法官员们对此给予重视。州立法者也在促成立法来严惩此类罪犯。今年秋季，国会很有可能投票立案决定是否将身份盗窃定为重罪，其惩罚可高达15年监禁。另一项议案是使消费者对个人信息有更多的控制权——比如说保护他们的社会保险号码不被人知。一种90年代的罪行 身份盗窃案涉及的范围究竟有多广，现在还很难说，因为对此罪行还没有一个标准定义。但是在1994年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大量对政府、企业和消费集团提出的投诉。美国联邦经济情报局对金融方面的罪行可以行使审判权。去年它所提供的数字显示，身份盗窃花去消费者以及金融机构大约7.45亿美元。1992年大约有万人向Trans Union信用卡报告代理公司打电话，咨询或投诉有关身份盗窃的问题。去年，此类电话的数量增加到52.3万以上。10 是受害者本人使此罪行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他们要求立法者采取措施。11 在受害者之中，有一位亚利桑那州的工人，他促使一项新的联邦重罪判刑议案得以形成。他第一次接触到身份盗窃是在1994年。当时他接到了征收部门打来的电话，问他为何还不付他的打印账单。这个人就是罗伯特·哈特尔。12 哈特尔现年46岁，与妻子约安住在爱荷华州的斯普瑞特湖区。当他被卷入到这桩可恨的身份盗窃案中时，正在一家铸造厂当检查员。哈特尔一家生活简朴，几乎没有什么账单，一直用现金购物。当他接到电话要他支付拉斯维加斯的打印账单时，便提出要一份信用卡使用情况报告。哈特尔说，这份报告描述了一段奇怪的故事。在信用报告部门和任何看了那里所记载的信息的人的眼里，哈特尔似乎是一个随意挥霍的赖帐者。14 幸运的是哈特尔对此罪犯掌握了一定的线索。他知道有一个名为卡尔·李·朗敦的人，现在凤凰城，是他母亲的男友。事实上，这位后来被发现就是吉尔伯特的“朗敦”极力鼓动他的母亲与其结婚，而哈特尔的母亲比朗敦年长大约30岁。朗敦还要求她让他有权获取哈特尔家庭的信息，并以哈特尔的名字进行工作，这原来在哈特尔看来只是个笑话。哈特尔专程赶到凤凰城将此案呈交到警察局，可在那里却碰到了令他难以相信的事：即使他对“朗敦”一事的判断是对的，警方也不认为他是此案的受害者。16 执法机关的逻辑是：哈特尔在法律上没有责任去支付那些制假者所造的账单，因此哈特尔并没有任何经济损失。要说有受害者，那只是发行信用卡的银行。17 但他们却不考虑吉尔伯特已经损害了哈特尔的信用声誉，也不考虑如果不能出示诈骗的证明，债权人是不会将欠债抹去的。哈特尔发现警方甚至不许他在警察局立案。哈特尔回忆说：“我主动向侦探提供证据，可他拒绝接受。我告诉他虽然我不是律师或警官，但我知道这类罪行已经出现了。” 1994年中，哈特尔的情景已经很糟了。吉尔伯特离开了哈特尔的母亲逃离亚利桑那州，但依然在使用他的名字。哈特尔一个月里花了400美元打电话，要求债权者不再打搅他，要求执法机构去处理吉尔伯特。哈特尔说：“我们的信用声誉被毁，生活举步维艰，一切都受到限制。我们不能像这样继续生活下去了。” 在哈特尔的案子中，他所追查的诈骗犯十分狡猾。吉尔伯特曾经在佛罗里达有过犯罪记录，然后他从那里来到凤凰城。而实际上身份盗贼不需要使用迂回战术。那些将成为罪犯的人只需要一份信用卡申请表以及一些他们袭击目标的基本个人信息就行。要得到至关重要的信息，如社会保险号码，却是惊人的容易。它可以轻易在信用报告中获取。至于文件的账号，窃贼们可以从受害者的邮件中或垃圾箱中翻到。

律师也可能成为受害者 23 玛丽·弗兰克是一位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拉古娜·尼古尔城的律师。她有第一手资料说明狡猾的骗子如何能轻易偷得别人的姓名。1996年8月，弗兰克接到一个来自特拉华州一家银行的电话，询问她为何还不付“玩具之家”信用卡上的欠款。当她问银行将账目寄向何处时，得到了一个离她80英里远的文图拉的地址。弗兰克得到的第一个线索是身份盗贼已经用她的名义盗走了5万美元。她说：“盗贼已用我的存款买了一辆红色野马牌敞篷车，现正四处行驶，驾照上使用的是我的名字。” 弗兰克现正在积极倡导制定更为严厉的法律惩罚身份盗窃。26 弗兰克案件中盗窃一点也不复杂，罪犯只要说自己是个私人投资者就可以得到弗兰克的信用报告。弗兰克说要得到“玩具之家”卡，这个女人只要在申请表上划去她自己的名字，然后写上“玛丽·弗兰克”就行了。另一个由受害者变为提倡严格法律的人是杰西卡·格兰特。她也吃惊地发现自己是那么轻易受到了侵犯。格兰特是威斯康星州一家“阳光牧场”公司的养老金经理，很少用信用卡。但当她和丈夫在1997年12月准备为住房再筹资金时，发现有人以格兰特的名义冒用了6 万美金。这个窃贼住在得克萨斯州，已经开了19个不同的账户。有些时候，尽管在她所交的申请表上出现的住处、雇主信息与格兰特的不相符合，她还是以格兰特的名义得到了存款。格兰特说：“正是这一点使我愤怒。原本有那么多的疑点可以或应该去质疑，但却没有人这么做。” 实施法律的难处 与哈特尔的情形相同，弗兰克和格兰特也发现当地警方认为她们不是此罪行的受害者。她们两人都将案件提交联邦立法机构——联邦调查局以及美国联邦经济情报局，在那里她们既听到了好消息，也听到了坏消息。

联邦法律确实有条款禁止伪造和盗用身份证、银行卡和社会保险卡号。32 但是弗兰克和格兰特都说联邦调查员告诉他们，调查局只处理多州之间的诈骗集团案，或金额达20万美元以上的案件，而她们两人的案件都不符合以上条件。

詹姆斯·鲍尔是经济情报局的代理副主任，他力主制定严厉打击身份盗窃的法律。可是眼下他认为对于联邦调查人员来说，处境也很为难。比如，鲍尔的办公室正在打击一个诈骗集团，他们用偷来的身份买汽车，然后再巧妙地处理赃款。他们会将汽车运出所在的州，然后卖掉它，再用获得的钱付住房的首付款，最后取出房子的第二笔抵押金。

鲍尔说：“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车是36辆，如果再乘以那个倍数，实际金额可达上百万美元。” 35 但就在联邦调查局人员尽力打击以上犯罪行为时，总是有像斯科特·吉尔伯特这样的小鱼会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