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

第一篇：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

陈平原：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

作者：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

今天谈教育，最响亮的口号，一是国际化，二是专业化。这两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牺牲“母语教育”或“中国文辞”为代价，则又实在有点可惜。

1、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很重要 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我曾谈及：“‘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前一句好说，后一句很伤人，这其实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

记得4年前，在上海哈佛中心成立会上，与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交流各自的心得与困惑，我谈及“大一国文”的没落以及大学生写作能力的下降，对方很惊讶，因对他们来说，“阅读与写作”是必修课，抹不掉的。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生都很重要。而这种能力的习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政治课或通识课所能取代的。

学习本国语言与文学，应该是很美妙的享受。同时，此课程牵涉甚广——语文知识、文学趣味、文化建设、道德人心、意识形态，乃至“国际关系”等。

2、“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

高中的语文课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依旧注重自由自在的阅读，没有那么多“先修课程”的限制，也不太讲究“循序渐进”。面对浩如烟海的名著或名篇，你愿意跳着读、倒着读，甚至反着读，问题都不大。这也是大学里的“文学教育”不太被重视的原因——“专业性”不强，缺几节课，不会衔接不上。

可这正是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另外，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

语文教学的门槛很低，堂奥却极深。原因是，这门课的教与学，确实是“急不得也么哥”，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需要时间与耐心。如何在沉潜把玩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值得读书人认真思考。

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学好。《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

3、“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并不截然对立 为何先说“学”，再说“教”？因本国语文的学习，很大程度靠学生自觉。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这门课上表现特别突出。教师能做的，主要是调动阅读热情，再略为引点方向。若学生没兴趣，即便老师你终日口吐莲花，也是不管用的。

说到语文学习的乐趣，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阅读快感：一是诉诸直觉，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是含英咀华，来得迟，去得也迟。“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二者并不截然对立。我只是强调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发现的目光”。发现什么？发现表面上平淡无奇的字里行间所蕴涵着的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而这种“发现”的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长期的训练与培育。这方面，任课教师的“精彩演出”与“因势利导”，都很重要。

讲课是一门艺术，课堂即舞台，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状态。去年我在《文汇报》发文章，承认慕课（MOOC，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在普及教育、传播知识方面的巨大优势，同时又称：从事文学教育多年，深知“面对面”的重要性。打个比喻，这更像是在干“农活儿”，得看天时地利人和，很难“多快好省”。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时刻与之交流与对话，这课才能讲好。只顾摆弄精美的PPT，视在场的学生为“无物”，这不是成功的教学，也不是称职的教师。

4、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

关于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的文学教育，我说过两句话：一是请读无用之书，二是中文系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现在看来，有必要增加第三句，那就是：语文学习与人生经验密不可分。先说第一句，那是答记者问时说的。我谈到提倡读书的三个维度，其中包括“多读无用之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中国人的阅读，过于讲求“立竿见影”了。在校期间，按照课程规定阅读；出了校门，根据工作需要看书。与考试或就业无关的书籍，一概斥为“无用”，最典型的莫过于搁置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等。而在我看来，所谓“精英式的阅读”，正是指这些一时没有实际用途，但对养成人生经验、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有意义的作品。第二句则是在北大中文系2012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当然，念博士，走专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

这就说到了第三句。引述章太炎“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似乎有点高攀；那就退一步，说说普通大学生的学习状态。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中学毕业生，通过高考的选拔，走到一起来了；可实际上，他们的学习能力及生活经验千差万别。一般来说，大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学业水平高，眼界也开阔，乡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第一年明显学得很吃力，第二年挺住，第三、四年就能渐入佳境——其智力及潜能若得到很好的激发，日后的发展往往更令人期待。如果读的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其对于生活的领悟，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对于幸福与苦难的深切体会，将成为学习的重要助力。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多难兴邦，逆境励志，家境贫寒或从小地方走出来的大学生，完全不必自卑。

5、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

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单讲认真读书不够，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这里的表达，包括书面与口头。几年前，我写《训练、才情与舞台》，谈及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倾听与提问，其中有这么几句：“作为学者，除沉潜把玩、著书立说外，还得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听众阐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

具体的论述容或不准确，但强调口头表达的重要性，我想八九不离十。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大学生在一起开会，你明显感觉到大陆学生普遍有才气，但不太会说话——或表达不清，或离题发挥，或时间掌握不好。这与我们的课堂教学倾向于演讲而不是讨论有关。实行小班教学，落实导修课，要求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并记分数，若干年后，这一偏颇才有可能纠正过来。相对于其他课程来说，语文课最有可能先走一步。在一个专业化时代，谈“读书”与“写作”，显得特别小儿科。或许正因此，当大学老师的大都不太愿意接触此类话题。既然没有翅膀，若想渡江，就得靠舟楫。不管小学中学大学，对于老师来说，给学生提供渡江的“舟楫”，乃天经地义——虽然境界及方法不同。在北京大学的专题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讲论会上，每当循例点评学生的论文时，我不仅挑毛病、补资料、谈理论，更设身处地帮他们想，这篇文章还可以怎么做。学生告诉我，这个时候他们最受益。

第二篇：北大教授陈平原：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

北大教授陈平原：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

北大教授陈平原：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

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

文|陈平原（北大中文系教授、原系主任）

今天谈教育，最响亮的口号，一是国际化，二是专业化。这两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牺牲“母语教育”或“中国文辞”为代价，则又实在有点可惜。

一、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很重要

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我曾谈及：“‘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前一句好说，后一句很伤人，这其实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

记得4年前，在上海哈佛中心成立会上，与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交流各自的心得与困惑，我谈及“大一国文”的没落以及大学生写作能力的下降，对方很惊讶，因对他们来说，“阅读与写作”是必修课，抹不掉的。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生都很重要。而这种能力的习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政治课或通识课所能取代的。

学习本国语言与文学，应该是很美妙的享受。同时，此课程牵涉甚广——语文知识、文学趣味、文化建设、道德人心、意识形态，乃至“国际关系”等。

二、“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

高中的语文课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依旧注重自由自在的阅读，没有那么多“先修课程”的限制，也不太讲究“循序渐进”。面对浩如烟海的名著或名篇，你愿意跳着读、倒着读，甚至反着读，问题都不大。这也是大学里的“文学教育”不太被重视的原因——“专业性”不强，缺几节课，不会衔接不上。

可这正是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

另外，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

语文教学的门槛很低，堂奥却极深。原因是，这门课的教与学，确实是“急不得也么哥”，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需要时间与耐心。如何在沉潜把玩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值得读书人认真思考。

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学好。

《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

三、“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并不截然对立

为何先说“学”，再说“教”？因本国语文的学习，很大程度靠学生自觉。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这门课上表现特别突出。教师能做的，主要是调动阅读热情，再略为引点方向。若学生没兴趣，即便老师你终日口吐莲花，也是不管用的。

说到语文学习的乐趣，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阅读快感：一是诉诸直觉，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是含英咀华，来得迟，去得也迟。“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二者并不截然对立。

我只是强调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发现的目光”。发现什么？发现表面上平淡无奇的字里行间所蕴涵着的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而这种“发现”的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长期的训练与培育。这方面，任课教师的“精彩演出”与“因势利导”，都很重要。

讲课是一门艺术，课堂即舞台，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状态。去年我在《文汇报》发文章，承认慕课（MOOC，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在普及教育、传播知识方面的巨大优势，同时又称：从事文学教育多年，深知“面对面”的重要性。

打个比喻，这更像是在干“农活儿”，得看天时地利人和，很难“多快好省”。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时刻与之交流与对话，这课才能讲好。只顾摆弄精美的PPT，视在场的学生为“无物”，这不是成功的教学，也不是称职的教师。

四、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

关于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的文学教育，我说过两句话：一是请读无用之书，二是中文系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现在看来，有必要增加第三句，那就是：语文学习与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一是读无用之书

先说第一句，那是答记者问时说的。我谈到提倡读书的三个维度，其中包括“多读无用之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中国人的阅读，过于讲求“立竿见影”了。

在校期间，按照课程规定阅读；出了校门，根据工作需要看书。与考试或就业无关的书籍，一概斥为“无用”，最典型的莫过于搁置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等。而在我看来，所谓“精英式的阅读”，正是指这些一时没有实际用途，但对养成人生经验、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有意义的作品。

中文系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

第二句则是在北大中文系2012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当然，念博士，走专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

语文学习与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这就说到了第三句。引述章太炎“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似乎有点高攀；那就退一步，说说普通大学生的学习状态。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中学毕业生，通过高考的选拔，走到一起来了；可实际上，他们的学习能力及生活经验千差万别。

一般来说，大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学业水平高，眼界也开阔，乡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第一年明显学得很吃力，第二年挺住，第三、四年就能渐入佳境——其智力及潜能若得到很好的激发，日后的发展往往更令人期待。如果读的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其对于生活的领悟，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对于幸福与苦难的深切体会，将成为学习的重要助力。

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多难兴邦，逆境励志，家境贫寒或从小地方走出来的大学生，完全不必自卑。

五、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

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单讲认真读书不够，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这里的表达，包括书面与口头。

几年前，我写《训练、才情与舞台》，谈及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倾听与提问，其中有这么几句：“作为学者，除沉潜把玩、著书立说外，还得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听众阐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

具体的论述容或不准确，但强调口头表达的重要性，我想八九不离十。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大学生在一起开会，你明显感觉到大陆学生普遍有才气，但不太会说话——或表达不清，或离题发挥，或时间掌握不好。

这与我们的课堂教学倾向于演讲而不是讨论有关。实行小班教学，落实导修课，要求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并记分数，若干年后，这一偏颇才有可能纠正过来。相对于其他课程来说，语文课最有可能先走一步。

在一个专业化时代，谈“读书”与“写作”，显得特别小儿科。或许正因此，当大学老师的大都不太愿意接触此类话题。既然没有翅膀，若想渡江，就得靠舟楫。不管小学中学大学，对于老师来说，给学生提供渡江的“舟楫”，乃天经地义——虽然境界及方法不同。

在北京大学的专题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讲论会上，每当循例点评学生的论文时，我不仅挑毛病、补资料、谈理论，更设身处地帮他们想，这篇文章还可以怎么做。学生告诉我，这个时候他们最受益。

说到底，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人文学科，就是培养擅长阅读、思考与表达的读书人。只讲“专业知识”不够，还必须“能说会写”——这标准其实不低，不信你试试看。

第三篇：一辈子的道路,决定于语文

《博客天下》：16年前，你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文革‛对当时社会的影响。16年过去了，怎么看‚文革‛对今天社会的影响？

钱理群：我觉得影响越来越大。这几年有一种思潮，主张回到‚文革‛，或者给‚文革‛很高的评价。现在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些人就主张用‚文革‛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长期遗忘历史，年轻一代对‚文革‛时期实际的政治情况、真实情况恐怕都不知道了，于是真实的历史面貌可以被任意解释了。没有走出‚文革‛，还包括思维方式中的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学生）从小就被教育——要有明确态度，站这边站那边。我们的历史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批判、总结，所以就走不出来。具体的历史事件过去了，但历史背后的思维方式延续了下来，会影响后代。《博客天下》：你在《我的家庭回忆录》书中讲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同人生选择和命运，怎么看现在的年轻知识分子？网络时代，很多知识分子一方面公共表达很激进，但同时又很犬儒。

钱理群：现在整个知识分子的状态不是很好，很难让人乐观，很多发言背后是有利益驱动的。现在知识分子对立得非常厉害，北大也这样，左右两派，左派骂右派是汉奸，右派骂左派是五毛党。而且非要把对方灭之而后快，这其实都是‚文革‛的做法。《博客天下》：在王瑶先生诞辰百年座谈会上，你说王先生对自己最有分量的嘱咐是‚要拒绝诱惑‛。你曾受过哪些诱惑？最想追求的是什么？

钱理群：我处在北京大学那个位臵，是王瑶的学生和部属，很多人找我做这样那样的事，包括我退休之后，也有人聘请我做什么院长啊，年薪多少多少啊，我一概拒绝。诱惑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各种机会。你要知道自己要什么。我就是要做一个独立的学者，要对历史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便宜占多了，你想做的事情就做不了了。《博客天下》：不少学生对课本中的鲁迅文章反感，社会上也曾有‚鲁迅文章是否应从课本中拿掉‛的争论。作为研究鲁迅的学者，怎么看这种情绪？

钱理群：说穿了非常简单，现在谁都‚怕‛，谁都不愿意像鲁迅那样对待现实。因为现在官方不怎么谈鲁迅了，但也不能不谈——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非常高。其实很多人反对鲁迅，很大原因是觉得鲁迅太偏激了。鲁迅那种尖锐的思想，（官方）怎么受的了呀！所以我一直觉得，不是中学教材要不要鲁迅的问题，而是中国现在要不要鲁迅的问题。读懂鲁迅需要阅历，你现在读不懂，等到一定的时候，就会读懂。不能完全按学生喜好（教学）。数学、物理也有难懂的地方，你不懂不喜欢觉得枯燥，就不学了吗？接近鲁迅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你有一定的文化程度；第二个是当你对现实不满、思考问题的时候，鲁迅（文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博客天下》：鲁迅还适合今天这个时代吗？

钱理群：现在不都讲‚改革‛吗，鲁迅早就讲了，他说‚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还没阔气的要改革‛。你看现在的中国不就是这个情况吗？有的人不愿意改革，但他打着改革的旗臶，维持现状或者发展自己的利益。而且，我们现在即使想到了问题，也不敢这么说。今天为什么需要鲁迅？他最大的好处就是拒绝被收编，他第一不被体制收编；第二不被某种思想收编；第三更可贵的，他也不想收编我们。他逼着你跟他一起思考，但并不把现实答案告诉你。《博客天下》：曾有读者问你对学生孔庆东的看法，你不愿多做评论，为什么？

钱理群：我不愿意公开批评他，因为我们毕竟是师生关系。他毕业以后，我们还是朋友。他有很多粉丝，但这些粉丝在我看来都是非理性的。（他的观点所产生的）争议，从侧面反映了当下一个时代的问题，就是（观点）越剧烈越偏颇，反而越受欢迎。这样就出现完全两极的评价，极其讨厌和极其崇拜。因为这样，我就不大愿意公开评价他，但我的态度非常鲜明，他的很多看法我不同意。《博客天下》：你有一个很著名的言论‚现在大学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包括北大‛。你认为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钱理群：根本的问题是他们缺少信仰，生活没有目标。中国现在是一个物质主义时代、消费主义时代，其价值观就看你能不能赚钱、能不能有房。追求物质利益、追求房子本身没有错，但把它作为唯一的追求就是一个问题。现在大学是就业教育，为了就业，教育根本的意义就没有了。（现在）北大高智商利己主义者更多，这很可怕，（这样的北大学生）是最容易掌权的。《博客天下》：你从北大退休后曾在中学讲鲁迅，却并不顺利，甚至宣布‚告别教育‛。这中间是什么问题让你痛苦？

钱理群：我总体是比较绝望的。我发现教育的问题，不是教育方法的问题，而是（教育背后）利益链条的问题，不仅行政官员被卷入，甚至学生、家长也被卷入其中。这个利益链条不斩断，中国教育是毫无希望的。但还是有一些老师，在课堂上坚守一些东西。我就提出一个口号——‚静悄悄的教育存在变革‛，从改变课堂开始，在课堂范围内讲一些有益于孩子成长的内容。局部改变有希望，但根本改变不可能，绝无可能。

《博客天下》：有人质疑北大、清华的校训不符合现代社会，你认为呢？ 钱理群：我不知道北大有什么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北大的传统，至于什么进步，什么创新，那是意识形态，是套话，包括像‚北京精神‛是什么什么，没有任何人相信那种话。问题就好玩儿在这个地方，提出的人自己都不相信。现在（说）爱国的人爱国吗？真爱国的人不会整天谈爱国。鲁迅有一句话，‚缺什么就喊什么‛。《博客天下》：有人说‚北大现在是不出大师的时代‛。钱理群：不是现在，北大一直没出大师。晚清后五四前有一些大师，之后就基本没有了。大师，是真正有自己系统的原创性的东西。比如我讲鲁迅，并没有超出鲁迅的原创，那我就不是大师，我可能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博客天下》：作为鲁迅研究专家，鲁迅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钱理群：鲁迅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解剖精神。他说‚我的确时时刻刻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所以我有很强的反省意识，我很知道自己的局限。我没有那种去宣讲、去影响别人的冲动，我对自己的观点，一方面坚持，另一方面怀疑。我理直气不壮。而现在很多知识分子是太气壮了。《博客天下》：我看到有一个评论说‚你说的比写的好‛。钱理群：其实我这个人讲话是有气场的。《博客天下》：如果给自己写墓志铭，会写什么？

钱理群：我早就写好了。一个北大学生曾写信给我——‚不管别人怎么对你，我们都很喜欢你，我们觉得你是一个可爱的人‛。那时我正遭到全国性的大批判。我觉得‚一个可爱的人‛，是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如果我死了，墓上就写——这是一个可爱的人。《博客天下》：大家肯定希望钱老以后越来越可爱。钱理群：老了，总有一天会让人讨厌的【名家】北大教授陈平原：一辈子的道路，决定于语文

语文教学的门槛很低，堂奥却极深。原因是，这门课的教与学，确实是‚急不得也么哥‛，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需要时间与耐心。现代社会‚知识大爆炸‛，学生需要修习的科目很多，不可能只读‚四书五经‛；但贪多求快，道听途说，压缩饼干式的教学，对于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损害尤其明显。因此，如何在沉潜把玩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值得读书人认真思考。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学好。《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据叶圣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称，叶老从不给他们讲授写作方法，只要求多读书；书读多了，有感觉，于是落笔为文。文章写多了，自然冷暖自知，写作能力逐渐提升。叶老这思路，跟欧阳修的说法很接近。

3、我特别担心慕课风行的结果。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

为何先说‚学‛，再说‚教‛？因本国语文的学习，很大程度靠学生自觉。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这门课上表现特别突出。教师能做的，主要是调动阅读热情，再略为引点方向。若学生没兴趣，即便老师你终日口吐莲花，也是不管用的。十年前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小说欣赏》（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我在‚前言‛中称：‚除了母语教学、人文内涵、艺术技巧等，我们更关注‘阅读快感’——读小说，如果味同嚼蜡，那将是极大的失败。‛其实，不仅是选修课，语文课本都得考虑学生的阅读趣味。记得小时候新学期开学，最期待的就是领到语文课本，然后抢先阅读，半懂不懂，但非常愉快。

说到语文学习的乐趣，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阅读快感：一是诉诸直觉，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是含英咀华，来得迟，去得也迟。‚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二者并不截然对立。我只是强调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发现的目光‛。发现什么？发现表面上平淡无奇的字里行间所蕴涵着的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而这种‚发现‛的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长期的训练与培育。这方面，任课教师的‚精彩演出‛与‚因势利导‛，都很重要。

在拙作《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的‚开场白‛中，我提及大物理学家费恩曼如何精心准备，投入极大热情，把物理学讲得出神入化，让人着迷，当时借用《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里的一段话：‚对费恩曼来讲，演讲大厅是一个剧院，演讲就是一次表演，既要负责情节和形象，又要负责场面和烟火。不论听众是什么样的人，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他的同事也好、普通民众也好，他都真正能做到谈吐自如。‛不一定是学术大师，任何一个好老师，每堂课都是一次精心准备的演出，既充满激情，又不可重复。

如承认讲课是一门艺术，课堂即舞台，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状态。去年我在《文汇报》发文章，承认慕课（MOOC，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在普及教育、传播知识方面的巨大优势，同时又称：从事文学教育多年，深知‚面对面‛的重要性。打个比喻，这更像是在干‚农活儿‛，得看天时地利人和，很难‚多快好省‛。这‚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的妙喻，不是我的发明，其实来自叶圣陶、吕叔湘二位老前辈。我特别担心慕课风行的结果，使得第一线的语文教师偷懒或丧失信心，自觉地降格为某名校名师的助教。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时刻与之交流与对话，这课才能讲好。只顾摆弄精美的PPT，视在场的学生为‚无物‛，这不是成功的教学，也不是称职的教师。

4、大学生一定要学会表达。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单讲认真读书不够，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这里的表达，包括书面与口头。几年前，我写《训练、才情与舞台》，谈及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倾听与提问，其中有这么几句：‚作为学者，除沉潜把玩、著书立说外，还得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听众阐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

中国大学没有开设演讲课程，很多学者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具体的论述容或不准确，但强调口头表达的重要性，我想八九不离十。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大学生在一起开会，你明显感觉到大陆学生普遍有才气，但不太会说话——或表达不清，或离题发挥，或时间掌握不好。这与我们的课堂教学倾向于演讲而不是讨论有关。实行小班教学，落实导修课，要求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并记分数，若干年后，这一偏颇才有可能纠正过来。相对于其他课程来说，语文课最有可能先走一步。

我博士刚毕业那阵子，曾被老先生夸奖‚会写文章‛。当初还觉得挺委屈的，因为，比起‚思想深刻‛或‚功底扎实‛来，这‚会写文章‛不算专业评价，更像是雕虫小技。教了30年书，逐渐体会此中甘苦。我终于明白，作为学者，会不会写文章，确实是个‚事‛——而且是不小的事。最近10年，我撰写了若干关于‚现代中国述学文体‛的论文，一半是学术史研究，一半则为了教学需要。不说成为大学者，即便只是完成博士或硕士论文，也都不是‚动手动脚找东西‛，或引进最新潮的理论，就能手到擒来的。在一个专业化时代，谈‚读书‛与‚写作‛，显得特别小儿科。或许正因此，当大学老师的大都不太愿意接触此类话题。既然没有翅膀，若想渡江，就得靠舟楫。不管小学中学大学，对于老师来说，给学生提供渡江的‚舟楫‛，乃天经地义——虽然境界及方法不同。在北京大学的专题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讲论会上，每当循例点评学生的论文时，我不仅挑毛病、补资料、谈理论，更设身处地帮他们想，这篇文章还可以怎么做。学生告诉我，这个时候他们最受益。

说到底，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人文学科，就是培养擅长阅读、思考与表达的读书人。只讲‚专业知识‛不够，还必须‚能说会写‛——这标准其实不低，不信你试试看。

今天谈教育，最响亮的口号，一是国际化，二是专业化。这两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牺牲‚母语教育‛或‚中国文辞‛为代价，则又实在有点可惜。

110年前，具体说是光绪29年（1903）11月，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在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时，在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的同时，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之所以刻意凸显‚中国文辞‛，不是基于文学兴趣，而是担心西学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此立场曾被批得‚体无完肤‛，今天看来颇有预见性。

1、阅读与写作课：国外高校是抹不掉的必修课，我们还在由大学‚自作主张‛。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我曾谈及：‚‘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前一句好说，后一句很伤人，这其实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

教育部在启动此次新高考改革时，已明确宣布取消中学的文理分科。但至于今后大学是否要开设‚大一国文‛或‚大学语文‛，教育部不敢硬性规定，任凭各大学自作主张。相比之下，台湾教育界目前还在坚持6个学分的‚大一国文‛，显得弥足珍贵。

记得4年前，在上海哈佛中心成立会上，与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交流各自的心得与困惑，我谈及‚大一国文‛的没落以及大学生写作能力的下降，对方很惊讶，因对他们来说，‚阅读与写作‛是必修课，抹不掉的。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生都很重要。而这种能力的习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政治课或通识课所能取代的。

学习本国语言与文学，应该是很美妙的享受。同时，此课程牵涉甚广——语文知识、文学趣味、文化建设、道德人心、意识形态，乃至‚国际关系‛等。最后一点是我的即兴发挥，起源于一件小事。多年前，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很悲伤地告诉我，日本的中学国文课本将删去鲁迅的《故乡》，理由是国文不该收外国人的作品。表面上争的是‚译作‛算不算‚国文‛，背后则是国民心态；长远看，此举多少会影响日后的中日关系。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是收译作的，除了承认现代汉语受外来词汇及表达方式的深刻影响，还显示了国人的开放心态及国际视野。

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我从16岁开始教书，最初教小学及初中的语文课，后来在大学主讲文学史。记得‚文革‛时知青下乡，若被请去教书，十有八九是从语文教起——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因为校长们觉得，凡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只要满腔热情且肯用心，都能教好语文课。换句话说，语文很重要，但教语文课的门槛很低，完全可以‚无师自通‛。

4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基础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当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不管教的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不太容易了。但即便如此，高中的语文课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依旧注重自由自在的阅读，没有那么多‚先修课程‛的限制，也不太讲究‚循序渐进‛。面对浩如烟海的名著或名篇，你愿意跳着读、倒着读，甚至反着读，问题都不大。这也是大学里的‚文学教育‛不太被重视的原因——‚专业性‛不强，缺几节课，不会衔接不上。

可这正是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数学或物理就算了，因为相关知识你已经掌握了。另外，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别的课程若非做专门研究，大都毕业就搁下，惟有研习本国语文，是‚活到老，学到老‛。

跟美国相比，我们的语文课差在哪里

我们的语文课没教口头表达。

首先，很多美国大学教师都留意到：很多中国留学生在大学课堂上不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很多国内的看法就认为那是因为中国人的英语能力不行，对于口头表达没有自信，或者因为词汇太少而无法表达。

但是，我的观察发现，中国来的学生除了口音问题，英式英语的句子结构和词汇问题，词汇量问题影响了表达以外，有些英语能力相当不错的学生，说一口流利英语，可是却让人不知所云，不知道究竟想说什么。我认为，这是跟中国的中学语文教学有关的：中国的中学语文教学没有系统训练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美国的英语语文教育，从小学开始就训练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到了中学，更加有系统的训练。比如，最先是教学生书面表达一个观点，跟演讲中表达一个同样的观点，句子的结构跟用词会有怎样的不同，产生的效果会怎样不同。

然后，会教学生怎样在小组里面表达某个观点，而组员要记录论点，然后提问发言者。到了高中，有所谓的‚苏格拉底盘问术‛的训练，学生就一个问题整理自己的观点，然后口头表达，而全班则针对此观点不断反复盘问，直到大家对双方的观点都得以了解为止。这种训练，在高中是非常系统的，没有读过高一的口头表达训练，到了高二学习全班演讲表达的时候，就会茫然不知所措了、我们在美国经常会看到美国当地的中文电视台为了某件突发新闻在街头采访民众，美国人都可以有条有理，张嘴就说一大串自己的观点；可是唐人街的中国人，即使是用中文发表意见，都结结巴巴，说了半天不知道重点在哪里，很明显就是在中小学的语文学习阶段根本就没有受过口头表达的训练。

我们的语文课没教批判性思维

其次，美国的大学老师常常发现中国来的学生缺乏批判性思维。所谓批判性思维，很大部分是指一个人对资讯的重述，分析，比较，应用和评估的能力。中国的教育很强调重述（把教你的知识完全背出来，或者用自己的话总结出来）和应用能力，对分析能力也有一点涉及。但是，却基本没有要求比较和评估。美国的语文教育，最先训练的是学生的比较能力：让学生自己去发现两样东西、两个观点的不同之处。然后，是分析能力：分析造成某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证据支持你的分析。最后，就是评估：通过对两样东西的比较，或者对一堆东西的比较，按照某些评估的基本原则，来决定那样东西最符合作者的标准。重述能力和应用能力是最基础的能力，基本在小学四年级以前就训练完成了。

因此，在美国的中学语文课上，我们可以看到学生阅读同一个作家的一系列作品，然后对这个作家的修辞方式进行比较，从而发现这个作家在营造气氛方面的手法独特之处；或者通过阅读两个不同作家，写同一个主题的作品，评价他们在表现人与自然的争斗方面谁做得更好一点……

于是，我们会看到美国的语文课本的每一课书所教的知识都是线性的，有系统的，有目的的；每一个英语老师在讲同一课书的时候，讲的相关文学理论都是一样的，绝不会像中国的中学语文课那样，一百个老师上同一节课，会讲一百种不同的内容。我们很难想象在物理课堂上，针对‚牛顿第二定律‛，一百个老师有一百种不同的内容教给学生。一百个老师可以有一百种不同的教法，可是内容就是‚牛顿第二定律‛，不可以有一百种不同的内容的。

不幸的是：中国的语文教学长期是‚同一课书，一百个老师教一百个内容‛的情形存在，而这个情形已经导致中国的语文老师不时会发起‚究竟语文是什么‛的讨论。可是，美国的英语语文老师从来没有这样的困惑。我们的语文课没教阅读理解

最后，由于中国的学生从来没有怎么受过完整的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训练，因此，在阅读方面就存在严重的理解方面的问题。可能在中国的语文课上面，长期是由老师告诉学生某篇课文的中心内容是讲什么的，学生记住就好了；结果，真的有一篇文章，要让中国学生来判断究竟中心是什么，反而做不到了。

于是，在美国的大学课堂上，老师们会经常发现中国学生根本就不明白某篇文章作者的意图；不明白中心思想；更可悲的是，因为中国的中学语文课是不教文学理论的，因此，中国学生完全无法正确理解一篇使用‚反讽‛或者‚矛盾‛手法写的文章，更无法理解文章的‚感情‛和‚色彩‛对表现作者意图的作用

在美国大学的文科课堂上，中国来的学生往往如同小学生在高中生的数学班上课一样，虽然老师说的每一个字都听懂了，可是根本就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还哪里有能力参与讨论？

这个问题，我在我的博客发表以后，读者的评论就很明显看到了。不少读者读了我的文章，根本就没有理解中心思想，抓着片言只语就开始评论或者谩骂；有的则完全是理解错误的，人家说左他理解成右……这种情形，跟中国的语文教育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因为中国的中学语文教育中，好像从来不要求学生通过阅读，产生自己的观点，然后使用阅读的文章里面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所以，从大学教师的角度来看，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所缺乏的东西，并不是一句‚中国是应试教育‛，或者‚中国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就能推卸责任的。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的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承认中国在培养学生口头表达，书面表达，阅读理解能力方面，跟美国的母语教育上的差距。这样才能有的放矢，提高教育水平。

第四篇：人一辈子的道路 决定于语文

人一辈子的道路 决定于语文

【导读】今天谈教育，最响亮的口号，一是国际化，二是专业化。这两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牺牲“母语教育”或“中国文辞”为代价，则又实在有点可惜。

110年前，具体说是光绪29年（1903）11月，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在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时，在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的同时，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之所以刻意凸显“中国文辞”，不是基于文学兴趣，而是担心西学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此立场曾被批得“体无完肤”，今天看来颇有预见性。

1、阅读与写作课：国外高校是抹不掉的必修课，我们还在由大学“自作主张”。

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我曾谈及：“„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前一句好说，后一句很伤人，这其实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教育部在启动此次新高考改革时，已明确宣布取消中学的文理分科。但至于今后大学是否要开设“大一国文”或“大学语文”，教育部不敢硬性规定，任凭各大学自作主张。相比之下，台湾教育界目前还在坚持6个学分的“大一国文”，显得弥足珍贵。记得4年前，在上海哈佛中心成立会上，与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交流各自的心得与困惑，我谈及“大一国文”的没落以及大学生写作能力的下降，对方很惊讶，因对他们来说，“阅读与写作”是必修课，抹不掉的。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生都很重要。而这种能力的习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政治课或通识课所能取代的。学习本国语言与文学，应该是很美妙的享受。同时，此课程牵涉甚广——语文知识、文学趣味、文化建设、道德人心、意识形态，乃至“国际关系”等。最后一点是我的即兴发挥，起源于一件小事。多年前，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很悲伤地告诉我，日本的中学国文课本将删去鲁迅的《故乡》，理由是国文不该收外国人的作品。表面上争的是“译作”算不算“国文”，背后则是国民心态；长远看，此举多少会影响日后的中日关系。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是收译作的，除了承认现代汉语受外来词汇及表达方式的深刻影响，还显示了国人的开放心态及国际视野。

2、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

我从16岁开始教书，最初教小学及初中的语文课，后来在大学主讲文学史。记得“文革”时知青下乡，若被请去教书，十有八九是从语文教起——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因为校长们觉得，凡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只要满腔热情且肯用心，都能教好语文课。换句话说，语文很重要，但教语文课的门槛很低，完全可以“无师自通”。

4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基础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当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不管教的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不太容易了。但即便如此，高中的语文课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依旧注重自由自在的阅读，没有那么多“先修课程”的限制，也不太讲究“循序渐进”。面对浩如烟海的名著或名篇，你愿意跳着读、倒着读，甚至反着读，问题都不大。这也是大学里的“文学教育”不太被重视的原因——“专业性”不强，缺几节课，不会衔接不上。可这正是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数学或物理就算了，因为相关知识你已经掌握了。另外，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别的课程若非做专门研究，大都毕业就搁下，惟有研习本国语文，是“活到老，学到老”。

语文教学的门槛很低，堂奥却极深。原因是，这门课的教与学，确实是“急不得也么哥”，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需要时间与耐心。现代社会“知识大爆炸”，学生需要修习的科目很多，不可能只读“四书五经”；但贪多求快，道听途说，压缩饼干式的教学，对于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损害尤其明显。因此，如何在沉潜把玩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值得读书人认真思考。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学好。《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据叶圣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称，叶老从不给他们讲授写作方法，只要求多读书；书读多了，有感觉，于是落笔为文。文章写多了，自然冷暖自知，写作能力逐渐提升。叶老这思路，跟欧阳修的说法很接近。

3、我特别担心慕课风行的结果。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为何先说“学”，再说“教”？因本国语文的学习，很大程度靠学生自觉。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这门课上表现特别突出。教师能做的，主要是调动阅读热情，再略为引点方向。若学生没兴趣，即便老师你终日口吐莲花，也是不管用的。十年前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小说欣赏》（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我在“前言”中称：“除了母语教学、人文内涵、艺术技巧等，我们更关注„阅读快感‟——读小说，如果味同嚼蜡，那将是极大的失败。”其实，不仅是选修课，语文课本都得考虑学生的阅读趣味。记得小时候新学期开学，最期待的就是领到语文课本，然后抢先阅读，半懂不懂，但非常愉快。说到语文学习的乐趣，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阅读快感：一是诉诸直觉，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是含英咀华，来得迟，去得也迟。“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二者并不截然对立。我只是强调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发现的目光”。发现什么？发现表面上平淡无奇的字里行间所蕴涵着的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而这种“发现”的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长期的训练与培育。这方面，任课教师的“精彩演出”与“因势利导”，都很重要。

在拙作《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的“开场白”中，我提及大物理学家费恩曼如何精心准备，投入极大热情，把物理学讲得出神入化，让人着迷，当时借用《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里的一段话：“对费恩曼来讲，演讲大厅是一个剧院，演讲就是一次表演，既要负责情节和形象，又要负责场面和烟火。不论听众是什么样的人，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他的同事也好、普通民众也好，他都真正能做到谈吐自如。”不一定是学术大师，任何一个好老师，每堂课都是一次精心准备的演出，既充满激情，又不可重复。如承认讲课是一门艺术，课堂即舞台，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状态。去年我在《文汇报》发文章，承认慕课（MOOC，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在普及教育、传播知识方面的巨大优势，同时又称：从事文学教育多年，深知“面对面”的重要性。打个比喻，这更像是在干“农活儿”，得看天时地利人和，很难“多快好省”。这“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的妙喻，不是我的发明，其实来自叶圣陶、吕叔湘二位老前辈。我特别担心慕课风行的结果，使得第一线的语文教师偷懒或丧失信心，自觉地降格为某名校名师的助教。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时刻与之交流与对话，这课才能讲好。只顾摆弄精美的PPT，视在场的学生为“无物”，这不是成功的教学，也不是称职的教师。

4、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

关于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的文学教育，我说过两句话：一是请读无用之书，二是中文系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现在看来，有必要增加第三句，那就是：语文学习与人生经验密不可分。先说第一句，那是答记者问时说的。我谈到提倡读书的三个维度，其中包括“多读无用之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中国人的阅读，过于讲求“立竿见影”了。在校期间，按照课程规定阅读；出了校门，根据工作需要看书。与考试或就业无关的书籍，一概斥为“无用”，最典型的莫过于搁置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等。而在我看来，所谓“精英式的阅读”，正是指这些一时没有实际用途，但对养成人生经验、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有意义的作品。第二句则是在北大中文系2012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当然，念博士，走专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

这就说到了第三句。引述章太炎“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似乎有点高攀；那就退一步，说说普通大学生的学习状态。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中学毕业生，通过高考的选拔，走到一起来了；可实际上，他们的学习能力及生活经验千差万别。一般来说，大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学业水平高，眼界也开阔，乡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第一年明显学得很吃力，第二年挺住，第三、四年就能渐入佳境——其智力及潜能若得到很好的激发，日后的发展往往更令人期待。如果读的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其对于生活的领悟，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对于幸福与苦难的深切体会，将成为学习的重要助力。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多难兴邦，逆境励志，家境贫寒或从小地方走出来的大学生，完全不必自卑。

5、大学生一定要学会表达。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

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单讲认真读书不够，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这里的表达，包括书面与口头。几年前，我写《训练、才情与舞台》，谈及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倾听与提问，其中有这么几句：“作为学者，除沉潜把玩、著书立说外，还得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听众阐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中国大学没有开设演讲课程，很多学者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具体的论述容或不准确，但强调口头表达的重要性，我想八九不离十。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大学生在一起开会，你明显感觉到大陆学生普遍有才气，但不太会说话——或表达不清，或离题发挥，或时间掌握不好。这与我们的课堂教学倾向于演讲而不是讨论有关。实行小班教学，落实导修课，要求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并记分数，若干年后，这一偏颇才有可能纠正过来。相对于其他课程来说，语文课最有可能先走一步。

我博士刚毕业那阵子，曾被老先生夸奖“会写文章”。当初还觉得挺委屈的，因为，比起“思想深刻”或“功底扎实”来，这“会写文章”不算专业评价，更像是雕虫小技。教了30年书，逐渐体会此中甘苦。我终于明白，作为学者，会不会写文章，确实是个“事”——而且是不小的事。最近10年，我撰写了若干关于“现代中国述学文体”的论文，一半是学术史研究，一半则为了教学需要。不说成为大学者，即便只是完成博士或硕士论文，也都不是“动手动脚找东西”，或引进最新潮的理论，就能手到擒来的。在一个专业化时代，谈“读书”与“写作”，显得特别小儿科。或许正因此，当大学老师的大都不太愿意接触此类话题。既然没有翅膀，若想渡江，就得靠舟楫。不管小学中学大学，对于老师来说，给学生提供渡江的“舟楫”，乃天经地义——虽然境界及方法不同。在北京大学的专题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讲论会上，每当循例点评学生的论文时，我不仅挑毛病、补资料、谈理论，更设身处地帮他们想，这篇文章还可以怎么做。学生告诉我，这个时候他们最受益。

说到底，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人文学科，就是培养擅长阅读、思考与表达的读书人。只讲“专业知识”不够，还必须“能说会写”——这标准其实不低，不信你试试看。

第五篇：语文 决定一辈子的道路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一辈子的道路，决定于语文

今天谈教育，最响亮的口号，一是国际化，二是专业化。这两大潮流都有很大的合理性，但若以牺牲“母语教育”或“中国文辞”为代价，则又实在有点可惜。

110年前，具体说是光绪29年（1903）11月，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在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时，在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的同时，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之所以刻意凸显“中国文辞”，不是基于文学兴趣，而是担心西学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此立场曾被批得“体无完肤”，今天看来颇有预见性。

1、阅读与写作课：国外高校是抹不掉的必修课，我们还在由大学“自作主张”

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我曾谈及：“‘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前一句好说，后一句很伤人，这其实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

教育部在启动此次新高考改革时，已明确宣布取消中学的文理分科。但至于今后大学是否要开设“大一国文”或“大学语文”，教育部不敢硬性规定，任凭各大学自作主张。相比之下，台湾教育界目前还在坚持6个学分的“大一国文”，显得弥足珍贵。

记得4年前，在上海哈佛中心成立会上，与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交流各自的心得与困惑，我谈及“大一国文”的没落以及大学生写作能力的下降，对方很惊讶，因对他们来说，“阅读与写作”是必修课，抹不掉的。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生都很重要。而这种能力的习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政治课或通识课所能取代的。

学习本国语言与文学，应该是很美妙的享受。同时，此课程牵涉甚广——语文知识、文学趣味、文化建设、道德人心、意识形态，乃至“国际关系”等。最后一点是我的即兴发挥，起源于一件小事。

多年前，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很悲伤地告诉我，日本的中学国文课本将删去鲁迅的《故乡》，理由是国文不该收外国人的作品。表面上争的是“译作”算不算“国文”，背后则是国民心态；长远看，此举多少会影响日后的中日关系。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是收译作的，除了承认现代汉语受外来词汇及表达方式的深刻影响，还显示了国人的开放心态及国际视野。

2、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

我从16岁开始教书，最初教小学及初中的语文课，后来在大学主讲文学史。记得“文革”时知青下乡，若被请去教书，十有八九是从语文教起——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因为校长们觉得，凡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只要满腔热情且肯用心，都能教好语文课。换句话说，语文很重要，但教语文课的门槛很低，完全可以“无师自通”。4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基础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当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不管教的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不太容易了。但即便如此，高中的语文课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依旧注重自由自在的阅读，没有那么多“先修课程”的限制，也不太讲究“循序渐进”。面对浩如烟海的名著或名篇，你愿意跳着读、倒着读，甚至反着读，问题都不大。这也是大学里的“文学教育”不太被重视的原因——“专业性”不强，缺几节课，不会衔接不上。

可这正是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数学或物理就算了，因为相关知识你已经掌握了。另外，1 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别的课程若非做专门研究，大都毕业就搁下，惟有研习本国语文，是“活到老，学到老”。

语文教学的门槛很低，堂奥却极深。原因是，这门课的教与学，确实是“急不得也么哥”，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需要时间与耐心。现代社会“知识大爆炸”，学生需要修习的科目很多，不可能只读“四书五经”；但贪多求快，道听途说，压缩饼干式的教学，对于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损害尤其明显。因此，如何在沉潜把玩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值得读书人认真思考。

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学好。《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据叶圣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称，叶老从不给他们讲授写作方法，只要求多读书；书读多了，有感觉，于是落笔为文。文章写多了，自然冷暖自知，写作能力逐渐提升。叶老这思路，跟欧阳修的说法很接近。

3、我特别担心慕课风行的结果。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

为何先说“学”，再说“教”？因本国语文的学习，很大程度靠学生自觉。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这门课上表现特别突出。教师能做的，主要是调动阅读热情，再略为引点方向。若学生没兴趣，即便老师你终日口吐莲花，也是不管用的。十年前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小说欣赏》（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我在“前言”中称：“除了母语教学、人文内涵、艺术技巧等，我们更关注‘阅读快感’——读小说，如果味同嚼蜡，那将是极大的失败。”其实，不仅是选修课，语文课本都得考虑学生的阅读趣味。记得小时候新学期开学，最期待的就是领到语文课本，然后抢先阅读，半懂不懂，但非常愉快。

说到语文学习的乐趣，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阅读快感：一是诉诸直觉，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是含英咀华，来得迟，去得也迟。“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二者并不截然对立。我只是强调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发现的目光”。发现什么？发现表面上平淡无奇的字里行间所蕴涵着的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而这种“发现”的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长期的训练与培育。这方面，任课教师的“精彩演出”与“因势利导”，都很重要。

在拙作《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的“开场白”中，我提及大物理学家费恩曼如何精心准备，投入极大热情，把物理学讲得出神入化，让人着迷，当时借用《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里的一段话：“对费恩曼来讲，演讲大厅是一个剧院，演讲就是一次表演，既要负责情节和形象，又要负责场面和烟火。不论听众是什么样的人，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他的同事也好、普通民众也好，他都真正能做到谈吐自如。”不一定是学术大师，任何一个好老师，每堂课都是一次精心准备的演出，既充满激情，又不可重复。如承认讲课是一门艺术，课堂即舞台，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状态。去年我在《文汇报》发文章，承认慕课（MOOC，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在普及教育、传播知识方面的巨大优势，同时又称：从事文学教育多年，深知“面对面”的重要性。打个比喻，这更像是在干“农活儿”，得看天时地利人和，很难 2 “多快好省”。这“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的妙喻，不是我的发明，其实来自叶圣陶、吕叔湘二位老前辈。我特别担心慕课风行的结果，使得第一线的语文教师偷懒或丧失信心，自觉地降格为某名校名师的助教。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时刻与之交流与对话，这课才能讲好。只顾摆弄精美的PPT，视在场的学生为“无物”，这不是成功的教学，也不是称职的教师。

4、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

关于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的文学教育，我说过两句话：一是请读无用之书，二是中文系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现在看来，有必要增加第三句，那就是：语文学习与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先说第一句，那是答记者问时说的。我谈到提倡读书的三个维度，其中包括“多读无用之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中国人的阅读，过于讲求“立竿见影”了。在校期间，按照课程规定阅读；出了校门，根据工作需要看书。与考试或就业无关的书籍，一概斥为“无用”，最典型的莫过于搁置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等。而在我看来，所谓“精英式的阅读”，正是指这些一时没有实际用途，但对养成人生经验、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有意义的作品。

第二句则是在北大中文系2012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当然，念博士，走专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

这就说到了第三句。引述章太炎“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似乎有点高攀；那就退一步，说说普通大学生的学习状态。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中学毕业生，通过高考的选拔，走到一起来了；可实际上，他们的学习能力及生活经验千差万别。一般来说，大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学业水平高，眼界也开阔，乡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第一年明显学得很吃力，第二年挺住，第三、四年就能渐入佳境——其智力及潜能若得到很好的激发，日后的发展往往更令人期待。如果读的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其对于生活的领悟，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对于幸福与苦难的深切体会，将成为学习的重要助力。

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多难兴邦，逆境励志，家境贫寒或从小地方走出来的大学生，完全不必自卑。

5、大学生一定要学会表达。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

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单讲认真读书不够，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这里的表达，包括书面与口头。几年前，我写《训练、才情与舞台》，谈及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倾听与提问，其中有这么几句：“作为学者，除沉潜把玩、著书立说外，还得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听众阐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

中国大学没有开设演讲课程，很多学者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具体的论述容或不准确，但强调口头表达的重要性，我想八九不离十。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大学生在一起开会，你明显感觉到大陆学生普遍有才气，但不太会说话——或表达不清，或离题发挥，或时间掌握不好。这与我们的课堂教学倾向于演讲而不是讨论有关。实行小班教学，落实导修课，要求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并记分数，若干年后，这一偏颇才有可能纠正过来。相对于其他课程来说，3 语文课最有可能先走一步。

我博士刚毕业那阵子，曾被老先生夸奖“会写文章”。当初还觉得挺委屈的，因为，比起“思想深刻”或“功底扎实”来，这“会写文章”不算专业评价，更像是雕虫小技。教了30年书，逐渐体会此中甘苦。我终于明白，作为学者，会不会写文章，确实是个“事”——而且是不小的事。最近10年，我撰写了若干关于“现代中国述学文体”的论文，一半是学术史研究，一半则为了教学需要。不说成为大学者，即便只是完成博士或硕士论文，也都不是“动手动脚找东西”，或引进最新潮的理论，就能手到擒来的。

在一个专业化时代，谈“读书”与“写作”，显得特别小儿科。或许正因此，当大学老师的大都不太愿意接触此类话题。既然没有翅膀，若想渡江，就得靠舟楫。不管小学中学大学，对于老师来说，给学生提供渡江的“舟楫”，乃天经地义——虽然境界及方法不同。在北京大学的专题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讲论会上，每当循例点评学生的论文时，我不仅挑毛病、补资料、谈理论，更设身处地帮他们想，这篇文章还可以怎么做。学生告诉我，这个时候他们最受益。

说到底，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人文学科，就是培养擅长阅读、思考与表达的读书人。只讲“专业知识”不够，还必须“能说会写”——这标准其实不低，不信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