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性金融的战略高度构建科技金融体系

第一篇：从政策性金融的战略高度构建科技金融体系

从政策性金融的战略高度构建科技金融体系

从已有的经济发展和改革经验或教训来看，尽管市场化改革在理论上可以向纵深无限延展，但无论出于弥补市场失灵还是危机后的复苏意图，其终极目标绝非也不可能摒弃那些“非市场化或非竞争性的政策手段或扶持机制”。商业模式的金融体系在向实体经济提供必要生存和扩张支撑的同时，无法完全脱离那些非市场化的配套设计。例如，按照市场化规则很难实现融资目标的初创企业常常需要特殊的非市场化安排，包括来自社会资本的天使投资或政府主导的政策性金融倾斜。

当前中国政策性金融体系及其总体绩效考量

就政策性金融的概念，从机构定位及功能的角度进行归纳，常常表述为：充分体现政府特定政策意图，而且不单纯以市场化商业机制作为运营基础的金融活动，该类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往往直接或间接担负了部分公共性的金融政策职能，它们或者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或者由政府承担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部分成本。因循上述概念来理解政策性金融的体系架构，其主体除了政府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外，还应包括一部分负载政策性业务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只不过，在此类金融活动的参与过程中，该金融机构必须认同并遵守政策意图指向的公共金融属性。据此，可以进一步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特点：多由政府创立、参股或保证，不以盈利为目的，专门为贯彻、配合政府社会经济政策或意图，在特定的业务领域内，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政策性融资活动，充当政府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工具的金融机构。当前中国的政策性金融主体架构

以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为标志，我国于1994年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分别为“两基一支”、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出口、粮棉油收购等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存在问题及改革进展 综合考量，现有的三家政策性银行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由于历史遗留及原有设计缺陷、体制机制等诸多因素所导致的很多问题日积月累，愈发凸显。诸如，在目前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框架以外，仍然存在很多三家政策性银行无法涵盖和承担的政策性金融业务；由于职能定位及业务界限模糊导致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外延约束不清，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竞争摩擦屡屡发生；资产负债规模不断扩大、资产质量提升与资本金补充、拨备管理等风险控制机制缺乏同步；区别于商业金融监管原则下的风险容忍导致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严峻考验；等等。

由此，针对三家政策性银行的改革陆续展开。本世纪初期，国家开发银行通过引入商业化运行模式，成为三家政策性银行中的先行典范。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我国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原则和总体思路。目前，国家开发银行的商业化转型已经初步完成，进出口银行将在兼顾政策性与商业性业务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农发行将继续保留政策性业务为主。体系架构与制度供给缺口

政策性金融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及同一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主导方向及业务领域等方面均有所侧重或偏废。概言之，一个功能完备、架构完整的政策性金融体系一般应涵盖农业、中小企业、进出口、住房、经济开发、基础产业、主导产业。有些国家还专门设置了支持环境、医疗卫生及国民福利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显然，我国现有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在功能涵盖及整体架构上尚有缺憾。经过不断深化的改革和转型调整，现有三家政策性银行在开发性金融、农业及进出口等项政策性金融业务领域所体现的扶持功能及政策效应将日益增强，有望“恪尽职守”。此外，现阶段最为迫切的政策性金融需求当属住房和中小企业两个业务领域。其中，国务院与住建部、财政部、银监会等部委已就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完善房地产金融及推动保障房建设等工作陆续出台了多项措施，尽管效果不尽如人意，但至少始终处于政策当局的密切关注之中(从政策指向看，房地产市场尤其资金面的问题绝非总量匮乏而是流动性过度集中及不同供给取向房地产产品的结构调整)。

而关涉科技自主创新及技术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等诸多重大战略的中小企业发展甚至生存问题的解决方案一直没有形成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招法，现有的所有制度设计及政策输出似乎都在隔靴搔痒，无济于事。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初创企业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很多企业在极其脆弱的财务链条边缘徘徊。可以断定，若不尽快切实解决这些企业的金融需求及财务危机，类似“三荒”频现及温州众多企业主“跑路”、跳楼等倒闭风潮(2011年3～9月，温州已有80多家企业发生老板失踪、公司破产、员工讨薪事件，仅仅9月，就高达25起。其中，包括信泰集团、三旗集团、波特曼、江南皮革等一批知名民企)将会继续蔓延、愈演愈烈。快速推进建设科技金融体系可能成为效率最高的危机应对路径

按照卡罗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的阐述，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的基本范式为：新技术早期的崛起是一个爆炸性增长时期，会导致经济出现极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创业投资家为获取高额利润，迅速投资于新技术领域，继而产生金融资本与技术创新的高度融合，从而出现技术创新的繁荣和金融资产的几何级数增长。事实上，世界经济的历次技术革命也无一不印证了这种技术--经济范式的伟大：每次技术革命的成功财富化，都必然伴随金融创新。从近40年的统计数据看，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巨大差距，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对经济体财富增长贡献的差距--李约瑟之谜的破解法门也应在此。

科技金融体系已成为实施国家科技战略的必备条件

一般地，科技金融是指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创新型安排，是由科学和技术创新活动提供金融资源的政府、企业、市场、社会中介机构等各种主体及其在科技创新融资过程中的行为活动共同组成的一个体系，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若从创新内涵及机制分析的多个角度进行总结，科技金融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科技金融是一种创新活动，即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被企业家转化为商业活动的融资行为总和；(2)科技金融是一种技术-经济范式，即技术革命是新经济模式的引擎，金融是新经济模式的燃料，二者合起来就是新经济模式的动力所在；(3)科技金融是一种科学技术资本化过程，即科学技术被金融资本孵化为一种财富创造工具的过程；(4)科技金融是一种金融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过程，即同质化的金融资本通过科学技术异质化的配置，获取高附加回报的过程。我国《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自2006年实施以来，国家层面出台的78项《规划纲要》配套政策细则中，有20多项属于科技金融范畴，内容涉及银行、保险、担保、创业投资、资本市场、债券等；各省市出台的570多个政策文件中，有接近1/3属于科技金融范畴。科技金融政策取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新技术的吸纳主力

从逻辑上说，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出现、应用及步入产业化都需要一定的货币资本投入，在货币资本投入达到一定强度时，新技术才能在发展和应用的各个阶段上实现质的飞跃。从历史角度考察，近几十年的新技术发展除航空航天技术仍需政府投入和大公司投入支撑外，绝大部分高新技术都以充满个性和全面创新为特色，而这些技术成果在推广和应用时又首先被中小企业所吸纳。为什么有实力的大公司在技术创新和应用推广方面作用反不如中小企业呢？其原因在于大公司产品的拓展具有“母体依赖”特性，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这些研发费用总是优先服务于本公司传统产品的升级换代领域，它可以为本公司创造新的部门、新的分公司或子公司，却很难创造出那种横空出世的全新企业。完善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能有效支撑新技术转化

什么样的金融形式能与这些吸纳高新技术的“主力”匹配并胜任其吸纳转化新技术的金融支撑功能呢？ 多年来，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大都把关注金融创新的目光投向了令人目眩神迷的金融衍生工具上。但事实证明，尽管金融衍生工具日新月异、生生不息，堪称为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却没有担当起这项重任。其原因在于，大量的衍生工具交易已构成了一种可脱离实体经济独立运动的虚拟金融部门，而“科技金融”的要义应是为实体经济及产业发展提供真金白银的资本服务。

同样，传统的银行和主板、高新技术板、创业板服票市场无法胜任。保守的银行家们常常在吸纳了新技术的具有极大成长潜力同时具有高风险性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方面却步不前；而股票市场因为门槛太高、市场容量有限、上市指标严控又使得这些新兴企业不得不“望市兴叹”。

由此，需要另外寻求或创造一种机制：肩负历史责任，不求短期回报，甘愿承担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技术风险、财务风险和管理风险--正是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的“政策性”取向与战略定位。科技金融的“政策性”效应评价 以往，科技金融的政策性支持手段或措施涉及多个部委机关及多种专项名目，尽管出发点的“行善之心”不容质疑，但其中不乏重叠甚至冲突。政策集成、资源整合及部际协调对政策效率提升将大有裨益。

若干有代表性的科技金融政策及措施

近些年，科技部、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银监会等部门陆续出台了若干有针对性地鼓励投资和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及措施。

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成立于1999年，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的专项基金，属于政府引导性资金。旨在通过支持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培育和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面向中国境内注册的各类中小企业，重点支持产业化初期(种子期和初创期)、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风险较大、商业性资金进入尚不具备条件、最需要由政府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项目，并将为其进入产业化扩张和商业性资本的介入起到铺垫和引导作用。创新基金由科技部负责管理，并接受财政部监督。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于2007年设立，财政部、科技部聘请专家组成引导基金评审委员会，对引导基金支持的项目进行评审；委托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创新基金管理中心)负责引导基金的日常管理。基金支持对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创业投资的创业投资企业、创业投资管理企业、具有投资功能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以下统称创业投资机构)，以及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引导方式包括阶段参股、跟进投资、风险补助和投资保障。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2011年，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引导社会力量和地方政府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投入，中央财政出资设立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主要用于支持转化利用财政资金形成的科技成果，包括国家(行业、部门)科技计划(专项、项目)、地方科技计划(专项、项目)及其他由事业单位产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装置及其系统等。转化基金的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拨款、投资收益和社会捐赠。支持方式包括设立创业投资子基金、贷款风险补偿和绩效奖励等。遵循引导性、间接性、非营利性和市场化原则。

有关税收政策。2007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含2年)，凡符合条件者，自2006年1月1日起,可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创业投资企业申请投资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时，所投资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当年用于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研究开发经费须占本企业销售额的5%以上(含5%)，技术性收入与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的合计须占本企业当年总收入的60%以上(含60%)。

科技金融的“政策性”缺陷

如果基于政策性金融视角并结合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来思考科技金融的定位及使命，充分领会构建和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对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推进技术创新不可替代的的重要作用，在现有的工作基础、政策框架和资源平台上，应重点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逐步优化政策设计并进一步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应认知并赋予科技金融以国家级战略的历史使命。目前，科技金融无论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还是金融战略中，只是作为配套条件涉及但均未被作为独立的战略组成内容正式纳入。在当前部委职能及其体系架构下，科技金融工作单纯依靠科技部门或金融部门都无法收效。多年来的部际协调及文件会签经验表明，只有统一认识，在同一战略高度通力合作，科技金融体系的完备方才有望。

现有的科技金融资源需要在更高层级集成整合、均衡布局。同一行业或同一领域经受多头监管、忍耐政出多门似已成为我国市场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常态。对分散于多个部门的财政性投入资金进行统筹集成、对重叠冲突的政策脉络重新梳理贯通、对过度集中在局部区域的科技及金融资源进行有效引导以实现均衡布局，将是提升科技金融政策性效应的重大挑战。应妥善处理科技金融的政策性功能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如同政策性银行改革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在科技金融体现政策性禀赋的同时，是否会侵占竞争者利益、破坏市场规则，其界限如何划定，标准如何把握；财政性资金进入市场的方式如何选择，政府资金的示范效应评价有否量化可能；干预的后果会否导致本为弥补市场失灵避免政府“缺位”转向“越位”；如此等等。处理不当，均有可能成为科技金融的“政策性”缺陷。完善科技金融体系、提升政策性效应的成功模式 在全国各省市逐步展开科技金融工作的过程中，陆续涌现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模式和成功做法。其中，率先实现系统化、集成化的典范应属成都高新区的“梯形融资模式”，即“内源融资+政府扶持资金+创业投资+债权融资+股权融资+改制上市”。该模式是伴随中小企业发展而动态适配的政府引导、民间资金积极参与的社会化投融资解决方案，不仅为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提供了“融资路线图”，而且为各种金融机构、社会资本明确了参与方式，同时界定了政府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责任。按图导引，针对企业所处的不同成长阶段极其融资需求特点，政府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给企业无偿投入、鼓励企业引进创业投资，引导银行、担保机构进入，帮助企业进行股权融资及改制上市的合适时机。

第二篇：从战略高度来看国企改革新问题

文章标题：从战略高度来看国企改革新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很多重大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包括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在内的很多深层次问题都在不断探索之中。但是，包括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在内的相关配套改革还很滞后。如何清醒地认识目前改革中遇到的很多实际问题，国务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在京都论坛上提出，要从长期发展的战略角度

来思考这些问题。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需进一步规范

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债务负担过重、企业办社会等一般性问题已得到解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引人关注的成效。

**介绍，国资委成立四年来，一年上一个台阶。国有企业的数量在减少，但国有资产的总量却在增加，中央企业资产总量增加的比重更大。国有资产每年都在以10000亿元的速度增加，上缴利税和实现利润每年都分别增加1000亿元。企业数量由当初的198家到目前的157家，数量减少，人员也相应减少，但资产总量、销售收入、利润却都大幅度提升，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率超过了144。

“过去在世界500强中见不到中国企业的名字，现在世界500强企业中的19家中国企业，有13家是中央企业，中国大企业的实力已经被广泛认同。”**认为，这些数字反映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成绩，但在实践中还有很多问题，包括国资委的出资人管人、管事、管资产的职能是不是真正到位，还值得关注。

尤其是在实践当中，很多企业的重大投资决策，如改制、上市、合资、股权转让等都是公司自己决定。这些事情，按照现在的法律法规都需要进一步规范。

理性认识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

“国有企业改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说，有几个方面的认识问题需要重新审视。

一是关于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的认识。股份制是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股份制改革如何进行中央已经明确。但具体到每一个企业，怎么来体现出资人的意志，怎么来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包括在一些重要的领域怎么来体现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等具体操作中，就容易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提醒，“只要出资人明确，企业就可以进行多元化的股权改革，将来出了问题就由出资人承担。如果出资人没有明确而进行了所谓改革，就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二是关于国有企业改制中涉及到的职工持股问题。**介绍，这个问题在很多企业都出现过，而且一些大企业现在还跃跃欲试。他认为，这个问题现在要重新进行审视。因为在实践中发现很多企业，尤其是那些垄断行业，凡是有职工持股的或者经营者持股的，基本上都是在利用国家垄断的资源为小团体谋福利，侵犯国有出资人的权利。一些企业搞内部职工持股，按照权利大小分配资源，企业改制一上市，持股的人瞬间就变成了富翁。这与建立和谐社会是根本不相符的。**介绍说，职工持股有很多法律问题。现在，在政策层面已经加以了限制。在实践中，提倡在企业改制之后，按照市场化运作以进行股权激励的方式，即根据贡献大小来进行股权激励的分配，而不是在改制初期、在发起设立阶段就设置职工股和经营者持股。

三是关于在改革中怎么看待股权控股比例的问题。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在发展中与国外公司合作，在合作中一定要绝对控股，因为涉及到民族利益和国家的经济安全。对此，**认为，在控股比例问题上，根据国家需要可以绝对控股，也可以相对控股。但实践中总是片面强调都要由国家控股，并不可取。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西方国家已经跟我们有很大的距离。

**介绍，美国的一些管理部门已经不再看谁控股的比例高低，而是看谁能用最少的资本来支配更多的社会资金。德国财政部的官员则认为，看一个企业资产的价值，不是看它账面的多少，而是看它有没有现金流和市场，产品能不能卖出去。如果没有这些内容，这个企业的资产价值就为零，市场价值就为零。

四是关于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企业纷纷选择到境外上市的问题。**说，最近一些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比如说到境外上市，拿回的资金、外汇怎么使用？很多企业在外面投资不了，到国内兑换人民币存在国内，这又面临汇兑的损失和风险。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大企业从国外拿原料、拿能源，用低廉的劳动力再加工，生产出的产品卖出去获得的利润又分给国外的投资者，没有让百姓享受到改革开放的好处。因此，国家提出，改革开放要依靠人民群众，改革开放的成果要让人民群众共享。现在一些大企业在国内上市，可以解决国内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结构，让大公司来并购、重组一些小公司，还能保证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一些在境外上市的大公司回归在国内上市，发行股票筹集资金，让老百姓享受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和利润分红的好处。

《从战略高度来看国企改

革新问题》来源于xiexiebang.com，欢迎阅读从战略高度来看国企改革新问题。

第三篇：从战略高度认识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从战略高度认识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2016年03月28日 08:31:09 来源： 南方日报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与民营企业家之间要建立起一种“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用“亲”和“清”为政商关系正名、定位，不仅让政商双方都有规可依、有度可量，更是给领导干部如何跟企业家打交道划出了底线，拓展了空间，这对于形成健康的政治生态、构建公正的市场环境、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当前，我们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以实际行动推动这一新型政商关系的形成。

形成健康政治生态的根本前提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政商关系行为模式常常表现为“寻求关系、建立关系、维护关系、利用关系、发展关系”，这种“亲密无间”的联系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往往导致诸如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等问题。从十八大以来纪律审查和巡视监督的情况看，不少腐败官员都与不良商人存在利益往来。在异化畸变的政商关系下，官员以“权”逐“利”，商人以“利”围“权”，一些领导干部与老板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圈子，进行封闭式权钱交易，甚至与不法商人结成利益共同体。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成了易发多发的腐败“标配”。不正常的官商关系恶化了地方的政治生态，导致干部被“围猎”，成为党内消极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根源。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阐明了党员干部的为政之道，不仅是作风建设的新要求，也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基本路径。构建新型的政商关系要求领导干部和企业家交往要有道，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真正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既相敬如宾，又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同样，民营企业家要实现从赚钱“靠关系”到“靠本领”的思维转变，要坚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重塑透明、公平、公正的政商关系，无疑将有助于清除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生成土壤，营造“山清水秀”健康的政治生态。

构建公正市场环境的核心环节

政商关系直接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市场环境建设水平，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都离不开政府部门的规范管理和高效服务，两者本是互相依存、同生共长的鱼水关系。但是过往一些官员对于民营企业的关注并不是为了改善经商环境、帮助企业发展，而是盯着企业主“钱袋子”，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一些企业家也热衷于与政府官员吃吃喝喝，暗相授送，以此获得补贴、优惠等特殊政策，获得监管尺度的放松。这种畸形的政商关系，破坏的不仅是政治生态，也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企业的成长，更会损害经济主体对市场的信心、对规则的敬畏感。政商勾结使财富固化，市场调节、分配资源的功能减弱，导致游走于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讲，具有致命的破坏性。而另一方面，在当前高压反腐的新常态下，有的官员怕出问题，采取躲商、冷商的方式，政商关系又出现了“背对背”的问题，影响企业项目的正常审批和快速落地，这也会阻碍地方经济发展。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有助于营造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亲”字强调的是领导干部要主动服务民营企业家，对民营企业家要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时更要有所作为、积极作为，努力做到靠前服务，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推动地方的经济发展。“清”字强调构建清清爽爽的政商关系。政商关系清爽了，不仅企业减少了许多用于宴请官员、打通关系的非经营性支出，而且企业家也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把心思花在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制度创新上。总之，没有“亲商”，则容易导致经济发展迟滞放缓；没有“清政”，亲商容易导致民营企业的政企不分。“亲”是勤政而为的标尺，“清”是坚守纪律的规则。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构建阳光健康的市场环境。

营造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条件

政商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状况。如果本来就应向企业提供服务的政府公务员乘办事之机，借用手中的权力，吃拿卡要、以权谋私、大搞权钱交易而长期都得不到有效惩处；如果不法商人通过收买贪官谋取暴利，还依仗贪官的权力保护为所欲为，那么这将不仅危害政治生态和市场环境，而且也会毒害整个社会风气。贪腐致富、权力寻租、非法图利、灰色致富等损害社会公正和百姓利益，并产生一定的负面示范效应，在无形之中放大不良风气，扭曲人们的心灵和行为。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则可为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创造重要条件。新型政商关系以民主法治价值为依归，重构人人平等、政商平等、政府主动服务商家和民众的平等服务精神，有助于形成平等的社会价值观。新型政商关系需要政府官员做到公私分明，守住底线，不贪不腐，需要民营企业主和民众认清是非，坚守法律底线，不骄不躁，有助于张扬清廉正派的社会风气。新型政商关系提出企业发展靠创新和守法经营而不是靠拉关系、走后门，有助于倡导形成公平竞争的社会风气。（张浩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教授，本文是广东社科规划项目（GD15XDS02）阶段性成果）

第四篇：亟须从战略高度深化中俄经贸合作

亟须从战略高度深化中俄经贸合作

刘全顺

2013-1-9 14:43:15 来源：《西伯利亚研究》2005年第2期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黑龙江哈尔滨150018)

[摘 要]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俄两国经贸关系有了长足发展,但目前双方的经贸合作潜力仍未完全发挥出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俄两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对双方经贸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提出了客观要求,也提供了现实条件。

[关键词] 中俄经贸;战略;经济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F752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961(2005)02-0026-03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俄政治关系不断改善与升级,中俄经贸关系于1995年逐渐步入正轨,并向健康、平稳、有序的方向发展。2001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百亿美元,达到10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33%。2002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120亿美元,2003年达到1576亿美元,同比增长321%。尽管中俄经贸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与其潜力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双边经贸合作中仍存有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目前中俄经贸并未被合作还没有完全摆脱“低水平、低层次”的局面,中俄贸易提到应有的战略高度。中俄经贸潜力巨大,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俄两国政治、经济发展条件为中俄经贸向更高层次发展既提出了客观要求,也提供了现实条件。

一、中俄经贸合作潜力巨大

中俄两国拥有4 000多公里的边界线,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为两国政府和民间开展经贸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两国有多年边贸的传统,边界线对应口岸密布,铁路、公路、河流相连,交通运输十分方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正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俄罗斯是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工业技术基础相当雄厚而且资源十分丰富的大国,两国经济结构存在较大的互补性,发展两国经贸,互通有无,可减少因相距甚远而带来的额外费用。此外,两国同为东北亚区域合作重要成员,双方经贸合作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上世纪90年代以来,建立渤海经济圈、黄海经济圈、日 本海经济圈等多种构想纷纷被提出,中国、俄罗斯、朝鲜三国交界的图们江地区经济开发计划已经从1992年开始启动,多边合作可以进一步加强东北亚各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与互利性。处在东北亚区域的俄罗斯远东地区虽然人口稀少,但面积达621万多平方公里,资源极为丰富,这为中俄经贸关系的发展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经济关系的扩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俄罗斯是世界上自然资源最富集的国家。俄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是世界上能源储量最丰富的地区,其能源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1/3以上,其中天然气占1/3以上,石油占1/4至1/5,此外还拥 有丰富的铀、镍、铝、钛等有色金属,盐、磷灰石、磷钙石等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毛皮兽资源、渔业资源等也名列世界前茅。相对而言,俄罗斯的人口不多,仅占世界的3%,由此确立了俄罗斯人均资源量的巨大优势。这种资源占有状况,决定了俄罗斯经济的巨大发展后劲,决定了中俄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

中国资源虽然很多,但人均数量少。今后20~30年内,中国正值矿产品使用强度高峰期,目前我国对矿产品需求很大,尤其石油的供应仍有很大缺口。据估计,我国“到2020年,各类矿产品的需求量将增加1倍以上,届时除石油、铀等少数矿产品外,对大多数的矿产品需求量将超过美国而名列世界第一,矿产品的需求总量也将跃居世界第一。”生产要素的互补性决定了中俄合作开发远东自然资源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经济结构上,俄罗斯因受苏联计划体制的影响,重工业很发达,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基础,科技力量雄厚。特别是在核动力工业、军事工业、能源工业以及遗传工程等领域,俄罗斯在国际上还保持着领先水平。俄罗斯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着重发展了军工产业、高科技和智力密集型产业,而轻工业和农业发展不够,难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各部门基本 上做到了按比例协调地发展。中国在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还兼顾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可向俄罗斯长期出口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轻工业产品,但重工业方面的一些产品和技术,特别是军工产品和技术落后于俄罗斯。由于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实行军事技术和先进武器的封锁政策,俄罗斯目前正成为中国军事技术及产品进口的主要来源。中国的进口为俄出口武器赚取外汇提供了巨大市场,中国也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更新军事装备的渠道。因此,武器交易和军事技术合作成为密切两国关系的一块磁石。

这种由于资源和产业结构上的互补达到进出 口商品结构的互补,为中俄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和潜力。尽管中俄经贸关系还远未达到相互依赖的程度,并存有诸多的问题,但当前的经济环境对中俄经贸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二、深化中俄经贸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从世界范围来讲,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与国际贸易的互动,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和国际经贸合作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征。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为中俄经贸合作的战略升级既提出了挑战也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国家关系、外交关系日益经济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经济利益或者说经济安全在国家关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各国把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市场和开拓国外市场作为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

从国际经济大环境看,当今比较突出的三个经济贸易区域是:欧盟、美加墨和亚太地区。亚太地区的东北亚经济合作从长远来看是极有前途的,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对中俄扩大在亚太的影响至关重要。东北亚地区对俄罗斯的战略利益重大,利用东部地区丰富的尚待开发的自然资源吸引亚太国家参与开发,实现强国富民的目的,提高在东北亚及亚太地区的大国地位和影响力,就成了俄罗斯生死攸关的长远战略任务。但俄罗斯无法仅凭自身力量完成这个战略任务,必须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美国、日本、韩国依然保持着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关系,牵制俄罗斯在这一地区重新恢复昔日的霸权地位;相比之下,发展同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中国发挥重要影响的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地区作为突破口重返亚太地区,就成了俄罗斯推进亚太战略的重要一面。但是,目前美国、日本、韩国对俄罗斯市场的开发势头超过了我国,中俄两国经贸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将来在东北亚及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国际经济大环境要求中俄两国顺应全球贸易发展趋势,提升中俄经贸合作层次,这符合中俄两国各自的国家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

三、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中国入世以来,经济持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从而为推动中俄经贸合作的更高层次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2002年,中国修订了《中外合资企业法》,颁布了《外资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外资参与风险投资,为外资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中国企业正在推进“走出去”战略。这些措施,将大大改善中国与WTO成员的经贸关系,也有助于深化中俄经贸合作关系。中俄两国互为最大邻国,经济互补性强,两国已确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只要双方共同努力,两国经贸合作潜力将会进一步发挥出来。

随着俄罗斯采取东西方平衡外交政策,俄罗斯越来越需要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提供更多长期稳定的支持与合作。中国的经济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大规模地开发中西部地区,全国统一市场的逐渐形成,则为俄罗斯的能源、原材料和其他工业品出口提供了重要市场。

四、深化中俄经贸合作有利于中 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从而对能源供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总体上讲,中国能源资源的特点是,品种齐全,总量可观,但人均拥有量少,资源结构不合理,空间分布不均衡。中国能源资源丰富,但人均拥有资源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2;资源结构落后,突出表现是石油、天然气占世界资源比重较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能源生产结构中石油比例持续下降,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比例上升。根据《2002年世界能源统计回顾》,2001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约为8.40亿吨油当量,占世界份额的9·2%,居世界第二位,亚洲第一位。中国对石油消耗量的增加及能源利用率的低下导致了石油供应的紧张局面。从1996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原油净进口国,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石油的供求矛盾会进一步激化。在国内石油不可能满足自身需要的情况下,石油供应不足已成为突出问题,能否稳定地从国外输进原油决定着中国经济能否进一步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

中国要大量进口石油具有相当大的风险。因为石油资源在世界分布是不均衡的,主要集中在中东、中亚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随着世界各国对石油需求的增长和石油资源的相对减 少,世界各强国都在竭力地保护自身的石油运输线,围绕石油资源的争夺已经成为牵动国际政治局势的政治导火索。中国要进口国外石油就必然要参与到世界各国争夺石油斗争的行列,因此,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石油国际新战略,确保中国石油进口的渠道,以保证国内石油的供应,就决定着中国经济命脉。

从世界石油资源的储量和发展前景及其地缘政治看,中东、里海和俄罗斯的石油资源应该是我国输入的主要方向。鉴于从中东输入石油的风险大,把重点转向与我国毗邻的中亚及俄罗斯地区,力争从那里得到我国所需的石油应成为我国引进原油的主要战略。因此,加强东北亚能源合作体系的建设,加强中俄在石油、天然气等领域的能源合作对中国至关重要。

五、科技合作成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优先方向

中俄两国在科技合作领域将会大有作为,俄罗斯是世界科技大国,在航空航天、核能、军事技术、激光、生物工程、新型合成材料等领域具有世界领先水平,而我国对这些高新技术有较大需求,并一直把引进俄罗斯的高新技术作为重点。目前,一些高科技合作项目已取得进展。在中国烟台建立的中俄高新技术产业化合作示范基地,现在进展状况良好;在渐江衢州建立了中俄科技园;在哈尔滨建立了黑龙江省中俄科技合作和科技产业化中心。“9·11”事件后,全球经济发展放慢,在此背景下,开展大型经贸项目合作,有助于减缓世界经济低迷对中俄出口的负面影响。此外,中俄军工产业的合作,有利于我国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中俄两国政府间重大的科技贸易项目协议有300多项已经达成,这为把中俄贸易关系推向战略阶段开辟了良好的局面。

随着俄罗斯经济战略的调整及经济的逐渐恢复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两国经济发展必将不断深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贸易战略性发展提供优良的政治环境;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为两国经贸健康发展提供了机遇;俄方积极推进入世必将加快中俄经贸合作的速度。在已有的合作基础上,中、俄制定长远的经贸发展战略,定会开辟中俄经贸的新阶段,双赢的经贸发展亦会进一步巩固和推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第五篇：从战略高度看蒙牛借势营销

从战略高度看蒙牛借势营销

关键词：蒙牛 营销

蒙牛确实是一个充满传奇故事的企业。开创前三年，蒙牛平均每天超越一个同类企业;开创满六年，其销售额增长200倍，投资收益率大于5000%;未满八岁，就成为世界同行的领头人。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从无到有，从小地方的无名私企到影响整个乳制品行业的首屈一指企业，蒙牛人确实是令人惊叹。

蒙牛为什么能够在几千家乳品企业的残酷竞争中脱颖而出?蒙牛的一出出借势营销是如何上演的，蒙牛的成功经验给我们带来什么?

通过研究，我发现蒙牛借势营销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借势阶段、蓄势阶段和造势阶段。

借势阶段

蒙牛公司在创业之初，面对种种的困难和竞争,如果单靠自身力量是无法应付的。但蒙牛却能很好把外部“势”转化为自己的力量，巧妙借用势的作用，从而使企业经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虚拟联合蒙牛起步

蒙牛还将“虚拟联合”渗透到资本运营的各个方面。公司建工厂后，又通过“虚拟联合”，用社会资金为公司匹配了奶站和运奶车。建一个奶站许多企业要花40万元，而蒙牛连4万元也没花。打着蒙牛标志的运奶车有500多辆，没有一辆是蒙牛自己掏钱买的，全部由民间资本构成。蒙牛只“打的不买车”(只管用奶却不管奶牛的事)，维修、保修、保险都是车主的事，省去了大量的管理成本。

2、甘当老二麻痹对手

同处一城，面对同样的市场、同样的资源、同样的环境，甚至同样的外部竞争对手，事实上，蒙牛和伊利已成为彼此最大的竞争对手。但蒙牛一开始小心翼翼地避开与伊利的直接竞争.在雪糕包装上打出“为民族工业争气，向伊利学习”的口号。牛根生提出：市场经济缔造了伊利和蒙牛。言下之意要做奶业大王，光一个伊利不行。牛根生还有一句：“小策略看对手，大策略看市场。”为扩大蒙牛品牌美誉度，蒙牛倡导与伊利共建“中国乳都”的形象概念。蒙牛认为，在一个共同的市场胞体中，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些无不显示出蒙牛的借势营销的智慧。

对于未来是否会被同城兄弟伊利收购，或者并购伊利?牛根生说，虽然蒙牛增长速度较快，但是伊利的体量比蒙牛大，双方未来的竞争仍将会激烈进行。如果在一个地区出现两家比较大的企业，这样的竞争态势非常好，因为会造成你追我赶。如果哪天伊利并购了蒙牛，或者蒙牛并购了伊利，那很可能会让两家企业80%的管理人员都睡着了――如果两家企业都盯着对方，为了竞争，晚上不可能睡得很好。

牛根生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作为内蒙古、全国两家乳业代表队，就像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一样，伊利和蒙牛还将长期并存下去。

蓄势阶段

对于一个小企业来说,要在市场上站住脚根,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强大的竞争对手是不允许别人进入这个市场的，而小企业在自己力量小的时候，该采取什么战略来应对强大的对手呢?需要蓄势。洪水的力量为什么那么大，就是因为水多才有水势。假如是一杯水的话，力量就很小，不足以成势。所以小企业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的时候,需要积累自己所拥有的势，当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爆发出来，让对手措手不及。这也是蒙牛采取的策略。

1、携手老大共创乳都

整合历史、文化、地理、经济、现实的大背景、大资源，2001年6月，蒙牛公司携手伊利以“我们共同的品牌——中国乳都”为主题，在呼和浩特市主要街道高密度地投放了公益灯箱广告，将经营企业品牌与经营地区品牌有机地结合到一起。通过多种媒体的广泛传播，“中国乳都·呼和浩特”的概念已在国人心目中渐趋形成，蒙牛在为内蒙古创造了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的同时，不仅巧妙地扩大了自己的知名度，更打消了伊利的戒心。

蒙牛非常聪明的一点，就是非常清楚自己在特定的时间里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对于创业之初的蒙牛，首先需要占领的是本地市场，那么就不应该向国际知名品牌如达能、雀巢去借，也不应该向国内巨头光明、三元去借。最好的选择就是向伊利这样的本地霸主借，借伊利的势长自己的势。同时借自己的地域优势――呼和浩特这个全国最优的奶源之地。在这里，“中国乳都”之光除了照亮伊利，就是照亮自己了。而光明、三元等是无法借到这个光的。因此，他可以先在这里养精蓄锐，等到自己力量强大之后再冲杀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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