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的文化传承：再论文字下乡

第一篇：乡土社会的文化传承：再论文字下乡

乡土社会的文化传承：再论文字下乡

乡土社会的文化传承：再论文字下乡

2015-07-02 来源:《书屋》二〇一五年第六期作者:陈心想 帝国统治者需要赋税和劳役，秦亡汉兴这样的大变动，必然有朝廷对赋税劳役的新变革，乡村社会的人们怎么能那样舒服地“忘时”呢。

——阅读费孝通《乡土中国》札记之三

人的记忆在乡土社会

费孝通对比了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记忆的范围与生活在现在都市的不同。注意这里用词是“现代都市”，不是传统都市，以他在本书“乡土本色”一开始的意思，与乡土社会比较的对象就是在西方影响下的现代都市社会。

“乡土社会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极端的乡土社会是老子描述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但个人不常抛井离乡，而且每个人住的地方常是他的父母之邦”，这样的结果就是世代在一个地方。我小时候就发现村里不少老房子、老宅子，乡村常常是子子孙孙在这个房子居住，房子太老的，有了经济实力翻翻新而已。即使不得已卖掉，也是首选亲族。

这样的一种粘着性，确实代表着一种“历世不移的企图”。故土难离，当我听到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里插曲，范琳琳如泣如诉的一首“故土难离”的歌，真真切切地感受着乡土人的那种恋乡情结。比如歌里唱到：“故土难离，故土难离，故土上有我身上的一块胎记，故土难离，故土难离，就是挪上半步也都不愿意。那里有我住惯的窑，那里有我踩惯的泥，那里有我咬惯的馍馍，那里有我嚼惯的小米。我的家在那里，我的根在那里，我懵懵懂懂的心思也在那嗒里……”

这种“历世不移的企图”使得人死在外边，一定要把棺材运回故乡，葬在自家的坟山上。我遇见一个在美国的华人学者，聊天时得知她曾研究过早期来美国的华人的墓地设计，那些老华侨死后多年还要弄回故乡最后埋葬。正如费孝通所说：“一生取给予这块土地，死了，骨肉还得回入这块泥土。”即使远渡重洋，多年不在故乡了，还要“叶落归根”，这就是乡土社会的一种精神特质的写照。

回到乡土社会，这种“历世不移的结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在熟悉的地方长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极长时间的人和土的混合”，这样的社会的生活，一代一代祖先们的生活累积了很多对这个地方应对生活的经验，因为相对稳定不变的环境，祖先们的经验对子孙们有用。“时间的悠久是从谱系上说的，从每个人可能得到的经验说，却是同一方式的反复重演。同一戏台上演着同一的戏，这个班子里演员所需要记得的，也只有一套戏文”。因为这种同一性，“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

接着费孝通用了一个类比，他上小学时候，老师逼着写日记，但是生活每天太雷同了，就是“晨起，上课，游戏，睡觉”，没有可记的，就写“同上”两个字。老师下令不准“同上”，于是“小学生们只有扯谎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而这个比喻本身与乡土生活确实很类似。比如，每天上学虽然都是上课、游戏等常规活动，但总有小朋友一起不同的故事发生，学习内容的不同和引发的兴味的不同;放在乡土社会里，虽然大概的日常生活都是雷同的，婚丧嫁娶基本上一个模式，但是不同的事情和不同的人毕竟还不一样，千人千面，同一戏文，每个人的解读和表演也还是不一样，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不同的哈姆雷特。

所以，我们这里不妨在注重乡土社会里不变和稳定的同时，也要注意一点他们的“躁动”，大概这种“躁动”，才有了走出乡土的动力。

当然，要与现代都市比较的话，乡土社会确实是“静态稳定的”，西洋的城市里不断出现的时尚在乡土社会里不可能出现的。

乡土社会是“理念型”的静态

想要全面反应乡土社会确实不是很容易，把时间和空间串在一起就更难。所以，抽象出“理念型”的特征就比较方便分析和认识。功能派大概也有这个倾向，用功能和作用把现有结构给合理化，同时也静止化。在费孝通笔下，乡下人“在定型生活中长大的有着深入生理基础的习惯帮着我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工作节奏。记忆都是多余的。‘不知老之将至’就是描写‘忘时’的生活。秦亡汉兴，没有关系。乡土社会中不怕忘，而且忘得舒服。只有在轶出于生活常规的事，当我怕忘记时，放在指头上打一个结”，这种“世外桃源”般的乡土社会实在是过于理想化了。

帝国统治者需要赋税和劳役，秦亡汉兴这样的大变动，必然有朝廷对赋税劳役的新变革，乡村社会的人们怎么能那样舒服地“忘时”呢。

乡土社会在需要文字上，确实不是那么迫切。指头上的结也是原始方式的文字，利用联想的作用，帮助人们记忆，不过也是没有文字使用能力的无奈之举。“好记性不如个烂笔头”，这是初三时英语老师也是班主任常告诫学生记笔记的话，从语言到文字是文明的一大进步，都市的诞生也正是文明真正的纪元。“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触着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里藏着本姓名录、通信簿，在乡土社会中粘着相片的身份证是毫无意义的。在一个村子里可以有一打以上的‘王大哥’，绝不会因之认错了人”，这一观察很能凸显出都市生活与乡土生活的差异。我的印象中，乡下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实施身份证，大家似乎有了与没有没什么感觉不同，因为都在家，用不着。后来，升学、参军需要用了，这是进入体制的程序，是进入到了现代的官僚制管理系统了。如今外出打工，人人把身份证都看得很重要了，不然外出住宿和乘车都不行了，老年人领点社保费、医疗费，也要凭身份证，这些都是传统乡村里不具有的现象。因为流动，因了获得范围的扩大，所以传统的静态乡土社会已经没有了。

“理念型”的乡土社会，“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所以，“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结论是“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笔者注：常态曲线即统计学上的正态分布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

对于前者，乡土社会没有新闻，确实是这样;但是乡土社会没有“名人”，都不前不后，一个模子的说法则有失偏颇了。其实，后面说的长老权力，谁是长老?不一定年龄大了就是长老，这里边有同样的村庄里的“政治”，那些有头面的“光面人”，就是乡村里的“名人”。费先生研究的绅士，在乡村就是“名人”。乡土社会里也是要挣着出人头地的，只看条件了，一旦具备了条件，就会冒出来，向“乡土社会的名人”位子迈进。实际上，乡村里调解事务的人就是这些“光面人”(有的叫头人)，他们有面子，面子背后是实力。

在“理念型”的乡土社会里，“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条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哪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拉得十分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这确实是乡土社会里的明显特征，女子从小跟母亲学习女孩儿做的针线，出嫁前一定要学习如何伺候公婆和与妯娌小姑子相处;男孩子跟着父亲学习种地，或者家传些木匠瓦匠的技能，也可以从其他亲友熟人拜师学习，这些都用不着文字。

可是现代冲击的乡土社会里这个特点基本上不存在了。我小时候，与我同龄的村里有个男孩，十多岁就可以在地里赶着牲口犁地，种地了，子承父业，父子相传;现在别说赶牛犁地了，很多孩子都见不到牛了。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庄，几乎家家养牛，因为要种地耕地，有的还养几只，也因此有了大的产业，成为闻名的富户，如今村里一头牛也没有了。耕地全用了“铁牛”(拖拉机)，传统耕作方式几乎全变成现代机械化了。

乡土社会没有文字的需求

在这种乡土社会里，就没有文字的需求。费孝通说：“我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的，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我近来读了郑也夫的《文字的起源》，文字起源于有权力的统治者，中国文字是商代围绕着商王的“贞人集团”发明的。有位朋友说，周文王当时就是商王的一个“贞人”，这些“贞人”兼有政治和宗教权力的双重身份的人。

顺便说点有关的题外话，也是从郑也夫的文字起源文章中获知的，因为语言的便捷，即使在古希腊的城邦里，也是很重视语言的。古希腊智者崇尚辩论(当然这不同于我们的乡土社会)，而中国哲人更热衷于文字写下来“藏诸名山，流传后世”，所以，中国古人作品的优异、作者群的庞大都在佐证着中国古人对文章的高度重视。

“城邦中的交流当推口语最便捷，一次演讲足令城邦内所有关注者尽悉详情。”(《文字的起源》)那么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乡土社会里，一个小范围的熟悉的村落里怎会舍弃方便的语言而诉诸文字呢?但是文明是靠语言和文字共同的功劳。郑也夫说：“没有文字是不可能有希腊文明的，但是没有口语潜力的深度开发，同样不会有伟大的希腊文明。微观而言，口语与文字的并重造就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样的人物，当然前者要借助后者的刀笔。宏观而言，口语与文字并重，造就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窃以为，在人类的智力生活中，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无论在微观上还是宏观上，口语与文字的并重，都是至关重要的。”我深以为然!

总之，费孝通得出结论，乡下没有文字不是乡下人“愚昧”，而是不需要。原话是：“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

那么，关于乡村工作者们的文字下乡问题该怎么办呢?他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其实，这里有个逻辑问题，就是基层变化和文字下乡，谁可以是因，还是互为因果。当然，以费孝通写作的时代看，乡土社会已经在革命和社会运动大潮裹挟下，许多地方有了变化。当然，本质性的乡土特征一时还不会褪色。但是，文字下了乡，也是会引起乡村结构变化的外来因素，这是逻辑上的事情。而事实上，文字下乡确实对乡村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状态有了很大改变。人有烦恼识字始!可见“识字”会有识字本身的作用的。

文字下乡后，乡村精英的流逝

真正的文字下乡是在共和国成立之后，但进入正轨也是改革开放之后，全面恢复高考为标志的整套教育系统的正常运转才开始的。这些读了书识了字的乡下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在城市化的潮流中，他们开始背井离乡走向城市，一个路子是考学，比如以高考为主，上了大学进了城;一小部分是入伍当兵，转业了进了城。要走这两条路任一条都是不能不读书的。还有一个是大部分乡村人选择的路，进城打工，这个路子通常没有文化和技术也是很困难的，即使是最不需要识字的工作，与家庭通信来往也有障碍。所以，乡村不是不需要文字了，“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有了需要。

对于乡村人来说(甚至某些城市人)，“读书无用论”不时会发生。这个“无用”已经不同于费孝通说的“不需要”。这个无用论是读了书，识了字，甚至上了大学，毕业了不能找到工作，或者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不如不读。

但是，这种普及了教育的情况下，乡村孩子都可以念书了，成绩不错的孩子，一般家长都会支持到底的。这样，如同民国时候考出来的乡下人子弟不愿意回乡下谋生一样，他们也不愿意回到乡下，如今比较自由流动的时代，宁愿“北漂”，流浪在城里，也不愿回乡下，甚至连小城也不愿意回了。传统意义上有了功名或者当了官后，还会回到家乡当绅士的人已经不见了。不管是考学出来的青年，还是以民工方式打工的人，在城里有了立足之地，再也不愿意回乡居住了。这样乡村的社会里，已经不再会有既与官府可打交道，又是乡村人拥戴的有社会声望的“绅士”这样的人了。

费孝通曾研究过民国时候这种“乡土的损蚀”现象。而当下急剧的城市化背景下，乡村更是一片文化和人才的荒地。文字下乡本来是帮助乡村生活更好的，但是文字下乡，本来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性社会的产物，一开始似乎就注定了，文字下乡后果不是乡村的生活更好，而是让乡村走向终结，城市文化成为城镇化之后乡村人要学习的“新文化”。

城市化的浪潮在奔涌，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到今年中国城镇化率将由2011年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五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一点五，首次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但在这个过程中，过程不是一闪即过的，乡村里走不了的，或者暂时走不了的，比如不少老人和一些妇女儿童，他们在这个乡村里生活，原来的社会结构和道德文化没有了，新的结构和文化还没有形成，这些人无疑地成了乡土“损蚀”最大的受害者，典型的弱势群体。比如，陈柏峰考察了一些乡村后写了《乡村江湖》一书，乡土社会黑社会化，安全和利益都受到威胁、甚至损失。我老家那个村庄，曾经光天化日之下有的家里没有人，就被一些“强盗”打开大门，把家里洗劫一空，值钱东西或者现金之类都弄走了，附近村庄也是时有发生。现在，入冬时，有的地方开始村庄打更。但是，年轻力壮的人基本都在外地打工，找不到好的更夫。

且不说急剧城市化本身的问题，以及农民工在城里的生存状况，就是乡村本身在文字真正下乡后，并未让乡村变的更令人向往，而是逃离。这实在不能说是“文字”的错，而是这个时代社会整个地变化了，文字只是其中一个并不显著的因素而已。

总之，就乡土社会文化传承而言，乡土社会原来稳定的结构，无需文字自身都在自我复制，一代一代传承着。可是，在文字真的下乡后，乡土文化在消逝。当然，深层的心理结构和文化习惯已经在中国人的血液了，进了城，也还是免不了根子上的“乡土本色”。不信，瞧瞧各地城市的老乡会，明、清时代在大城市就有同乡会(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是带到了城市的，也可以说是城乡一体的)，每个人的交往圈子等等，以及更根本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交往人际关系圈，就是“差序格局”的模式，并没有因为是城市人了而换了另一套交往方式。

第二篇：论旅游活动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论旅游活动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摘要：旅游影响又称旅游效应，是由于旅游活动而引发的各种厉害关系，主要指旅游对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三方面的影响。本文主要论述旅游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包括对旅游对客源地和旅游者产生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只有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旅游活动以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才能推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社会文化：旅游者：客源地：积极影响：消极影响

自19世纪托马斯库克的旅行社诞生拉开现代旅游的序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旅游也经历了从个别到大众经营的历史发展过程。当旅游发展还处于低水平阶段时它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大，而当现代旅游兴起后，随着旅游规模、参与人数的不断扩大，旅游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也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并加以研究。在现代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的关注目光主要指向旅游所带来的主导效益，即经济作用，却很少关注它的整体效应。当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因旅游而引起的负面效应时，有关社会文化影响和环境生态影响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虽然中国旅游历史悠久，但作为一个系统出现并发展却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因而我国对旅游影响的研究起步较晚，并相对滞后于旅游的发展。对旅游影响方面研究的必要性就在于：我们要对旅游及其后果要有客观切实的认识与理解，调解各方的矛盾与&中突，促进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之间的交流，推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尽可能使各方关系协调高度和谐是旅游业的至高境界。

一、旅游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旅游影响社会文化的变迁，促进文化的互动和交流。影响文化变迁的因素很多，有自然环境的改变、文化内部的&中突、文化的传播等。人们外出旅游是本土文化与异地文化接触的过程，属于地道的文化传播过程。尽管旅游不是文化的主体，但它可以加速文化信息的传播。传播又可以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他们构成了当代社会中影响文化传播的重要原因。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直接或间接的接触造成了文化的互动和交流，这种文化交流的特征表现在：

(一)旅游是一种有效的文化传播媒介。

在旅游者居民的交往过程中，如果从属于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他们的相互影响程度会有很大的差别。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在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文化程度方面大致相同时，双方的交流就顺畅而频繁。因为主客双方的经验范围重叠越多就越容易沟通，这在文化传播学中叫做同属文化传播现象。同属文化传播使得双方原有的知识、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取得一定文化交流的作用与效果，因为旅游者总是在寻找文化的差异性，而文化的差异性会长期存在下去。一旦主客双方属性完全趋同，那么人们就没有外出旅游的必要了。这种文化的差异性在民俗文化中体现的尤为典型，例如西藏，新疆，云南之所以会成为广大旅游者最为向往的地方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双方的文化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越大就对旅游者越具有吸引力。通过旅游活动，旅游者和目的地双方会有更多的接触与交流。

相反的情况是，各种属性完全相异，这种交往所能影响的范围就会缩小。信息交流受阻碍。这种情况较容易发生在不同民族之间，由于在语言，信仰，心理素质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可能会出出现矛盾与冲突，引起目的地居民的抵制。这是文化的异属传播现象。为避免这种现象游者应先寻找观念的沟通，尊重客地文化中的传统，对变革传统的非强制性和长期性要给予足够认识。

(二)旅游所导致的文化交流具有不平衡性。

主客双方交流不平衡表现为接受过程的不平衡。对于发展水平并不对等的双方，其接受模式常见为垂直接受。在垂直接受的模式中出现文化的强弱差别，强势文化更多地将自己的观念、思维、和价值标准加于弱势文化，使后者在文化上有适应，而这种适应与传播过程并不对等，在强势文化的主导下弱势文化短时间内较难取得平等交流的机会，许多旅游目的地正是处于这种弱势地位，他们从提高旅游业收益的宗旨出发，往往被迫从属于外来旅游者的态度和价值观。与强势文化交手的另一结果是在目的地居民中产生一种模仿和示范作用，而其中一部分是消极的有害的。

(三)旅游影响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变迁。

大众旅游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也是发达社会的一种发展模式，当旅游者将外来文化携带并传播到目的地时，必将对当地的传统生活方式和观念造成一定的&中击波，从而影响它的生活方式、社会构造等方面，因此带来了环境的变化和人的变化，然后引起了文化的变迁。

二、旅游对客源地和旅游者的社会文化影响

(一)积极影响。

旅游能促进旅游者对旅游地的文化了解。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旅游者或多或少都会存在文化差异，也以此呈现出文化多姿多彩的格局和文化内涵。旅游者离开长居地到达一个新的地方会接触到不同的文化。例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喜好和禁忌，中国喜好红色象征吉祥，而德国却忌红色，中国喜梅而日本忌梅。这是受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的影响，作为旅游服务者有义务向游客介绍当地的文化和习俗并及时提醒，作为旅游者也应该事先做好了解当地的各种风俗尤其是禁忌，做好入国问禁，入乡随俗的准备，增进对目的地文化的了解。

旅游能促进智力资源开发，使人获得丰富知识，激发认的艺术情感。许多历史上有作为有贡献的学者，名流无不与旅游结下深缘。如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等，即是游中求知，它可以培养求知兴趣，同时还有助于激发人的情趣，使人获得创作灵感。

旅游能增强旅游者所属民族的内聚力。来自同一地区的旅游者往往具有本民族的某些特征和共性，当他们与目的地居民接触时，文化的差异与冲突便突显出来，于是某种一致和亲近感出现在旅游者群体中，冲突又促进着群体的团结，整和着他们内部的一致性。来自同一国家或地区的旅游者会自觉使用内部的语言或其他的交流方式，这种小集团的共性与其他集团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差异性，因此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每个成员更多地趋向于团体活动而非个人活动，无形中整合了集团内部的一致性。世界旅游组织1981年颁布的一项考察报告也表明：从社会文化观念出发，旅游对输出国的影响是积极的，它能加旅游者所属民族政治共同体的内部一致性。

(二)消极影响。

由于旅游是旅游者在一个时期内支付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他们花钱大方与当地居民之间有报酬的交往关系容易使他们产生物质和文化上的优越感，甚至言行傲慢。同时旅游者停留时间的短暂性和相对隔离的状态使他们不能深层了解当地文化知识，而只是表层认识。另外旅游机构追求的是商业利润，将当地文化作为商品来出售，旅游者体验到的是包装的带有虚幻色彩的异质文化印象，在这种情况下旅游者未必能从旅游中获得更多教益。

目前旅游业正在蓬勃发展，各地也在积极推进旅游业，这说明旅游业的确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旅游业的发展能带来很多的效应，但是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可忽略的负面影响，只有当它的积极影响大于负面影响的时候，旅游业才能够顺利发展，所以为了旅游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我们要客观地认识旅游影响，发挥它的积极影响，削弱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王雪华，《论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

[2]安群，《我国国内旅游影响研究的阶段性及特点》j，辽宁信息职业技术教育，2006。

第三篇：再论遵义会议

再论遵义会议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

历史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有时往往令人异常惊奇。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竟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历史一分为二，成为前后两个14年。这个中间点，既是党的历史第一次由“左”的错误濒临绝境走向正确的转折点，也是党的领导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分界线。

重温这段历史，深入分析遵义会议前后的若干重要节点，科学地看待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14年，对于全面认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发展不无裨益。

一、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三个改变 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高度评价了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其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所谓“生死攸关”，是因为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有8.6万多人，过前三道封锁线损失了2.2万人。湘江战役异常惨烈，又损失了3万多人。这是人民军队自创建以后受创最重、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广大指战员无不对红军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伍修权在《七律·历史转折》诗中叹道：“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中央红军几乎陷入绝境。

然而遵义会议后，红军渐渐由被动转入主动，使国民党围堵之军疲于奔命。同一支军队，局面完全两样，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主要在于遵义会议实现了三大改变。

（一）党中央领导核心改变了。

此前的中央领导核心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形成的，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没有进入中央书记处，不参与中央决策。长征的开始阶段，尽管毛泽东是“跟着走”的状态，但他不时地向有关领导人提出建议，以改变长征过程中的被动局面。红军在湘江战役受到重创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个时候毛泽东实际上参与了中央决策，可视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对改组中央领导核心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有两次重要谈话。

一次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黎平会议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老城东门内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耿飚：《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人民日报》1994年 12月 18日。）随后这个信息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为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作了舆论准备。

另一次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村子进一步改组中央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的谈话推心置腹，大意是：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

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史称的“博洛交权”，张闻天成为一把手。

张、王、周，特别是周，对于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这时不是一把手，为什么说他成了领导核心呢？还是如周恩来对博古所说的：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起到了这个作用。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二）党的思想路线改变了。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始，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思想倾向大量出现。在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党的思想路线的这个错误更加突出。1934年1月通过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决议等文件就是一个典型。那时，由于错误的指导思想和对福建事变的错误处理，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五中全会上的报告和总结全然不顾这个困难形势，仍照搬共产国际对于形势的分析，不承认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硬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原有计划是失败了”。今后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尽可能地在短时间内，实现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实现”。（参见《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第 10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32、48页。)别的不说，中央苏区在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进入鼎盛时期的总人口才400多万，红军只有13万。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时，中央苏区已丢失一些区域，还要扩红100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参加长征时只有8.6万多人。

这样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注定是要失败的。遵义会议后改变了这个状况。

例如，黎平会议在否定李德坚持去湘西的计划后，决定到川黔边建立新的苏区。所以，遵义会议的第一个议题不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的路线问题，而是审查黎平会议到川黔边的决定。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召开，时间虽不到一个月，但敌情有变化，到川黔边建立苏区已不可能，所以才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据地。随后，北渡长江也不行了，这才有四渡赤水出奇兵。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

遵义会议后，战争局面完全改观，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被红军牵着鼻子走，红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因此，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三）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改变了。

在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博古完全听从李德的指挥，不仅让他参与战略战术的制定，而且还让他发号施令，直接指挥前方军事，广昌决战就是这样遭致失败的。

遵义会议决议指出：敌人在五次“围剿”中，采用堡垒主义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的堡垒战术达到了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这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5—6页。)

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长征前成立的博古、李德有最高军事领导权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后来，中央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 355页。)周恩来很注意听取和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这样党的军事路线就完全改变了。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不仅二渡赤水后抢占娄山关、重进遵义城，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而且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改变了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局面，实现了中央红军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上述三大改变，最重要的是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改变。有了这个改变，才有思想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的改变，从而使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的第一次伟大转折。

二、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是与其前后召开的系列会议密切相关的

长期以来，讲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往往只是孤零零地讲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对此前和此后的其他会议则很少提及。

2002年7月和2003年3月以后，笔者在做现场考察的“长征行”时，了解到党中央在随中央红军的长征途中，召开了许多重要会议。据不完全统计，属于由中央政治局主持的会议，包括它的全会、常委会、紧急会和扩大会等，从1934年底至 1935年底的一年间，比较重要的就达20多个，除遵义会议外，还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这就有一个如何认识遵义会议与这些会议的关系问题。

（一）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的系列会议。

1.通道会议。

这是血战湘江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那时，国民党政府在湘西集结近20万军队。面临强敌，中央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势必陷入敌人布下的口袋阵，可能遭致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中央领导对于红军的进军方向发生了争论。不是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应邀参加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反对北上湘西并陈述了改道去贵州的意见，得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还有张闻天、王稼祥的明确支持。博古同意可先到贵州，但没放弃再去湘西的主张。只有李德顽固地坚持北上湘西，反对进军贵州。

会议为了争取博古，只决定立即西进黔东。这样，通道会议虽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但实现了战术“转兵”。这是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的主张，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础。

2.黎平会议。

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讲了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毛泽东根据敌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进一步建议中央放弃北上计划，向黔北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争辩，最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定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39—440页。）

这就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方针，实现了战略“转兵”。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另外开会，讨论五次反“围剿”斗争以来的问题。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

3.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底，中央到达瓮安县猴场镇。部队正忙着准备抢渡乌江，挺进黔北。李德仍顽固地坚持错误方针，博古的思想发生反复。他们提出不要过乌江去，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再徐图东进，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在1935年1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都反对他们的主张。毛泽东再次发言，驳斥博古、李德，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通过决定，坚持黎平会议决议，并且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从而为遵义会议进行中央领导改组作了一定的组织准备。

（二）对巩固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发挥重要作用的系列会议。

1.“鸡鸣三省”会议。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原定经赤水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后来敌情不断发生变化，就进行四渡赤水的穿插转战。在土城战斗失利后，红军一渡赤水向川南前进。1935年2月5日，军委纵队到达前述提到的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村子。中央政治局开会，常委作了新的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红军长征出发时，主任名为王稼祥，实由李富春代理）。同时，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2.扎西会议。

1935年2月上旬，中央红军到达云南东北边陲的威信县扎西。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决定由中央领导人分别向中央红军各部传达，并将“决议大纲”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

二、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会议还鉴于川滇追敌有向红军形成夹击之势，而黔北敌军兵力空虚，决定回师东进，在川滇黔边先作发展；为便于机动连续作战，还对中央红军各军团实行整编，充实红军作战力量。会后，红军迅速转兵东进，二渡赤水。

3.苟坝会议。

红军二渡赤水后，向敌军兵力空虚的贵州桐梓地区急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占桐梓、二取娄山关、再克遵义城，在五天内，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于是，蒋介石飞抵重庆“督剿”。为了粉碎敌军围攻，也为了加强作战指挥，中革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经过遵义大捷，红军求战情绪高涨。当时，国民党军队有两个师摆在遵义以西的打鼓新场一带。中央纵队到达距离打鼓新场百余里的苟坝后，红一军团领导提出攻打打鼓新场守敌的建议。在3月1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上，除毛泽东外，与会的20多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甚至以不当政治委员之职进行抗争，但没能说服大家。结果以“少数服从多数”表决，将刚就职7天的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表决掉了。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命令。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到周恩来处，两人去找朱德，三人认真分析打此仗的利弊得失，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朱德。第二天开会，重新讨论这一问题。经过激烈争论，毛、周、朱三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

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对中央政治局负责。随后，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这次会议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因为遵义会议只解决了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没有明确具体领导职务。“鸡鸣三省”会议和扎西会议主要解决“博洛交权”，决定了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常委分工再次肯定了“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次苟坝会议是毛泽东唱主角。新成立的全权代表中央政治局指挥军事的“三人团”，毛泽东虽不是“团长”，但由于周恩来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所以他实际上起到了决策人的作用。此后的军事行动，他就是“总设计师”。对于毛泽东而言，苟坝会议显然是遵义会议最重要的续篇。

（三）辩证地认识遵义会议与前后系列会议的关系。

为了把握好遵义会议与前后一系列会议的关系，通过对上述会议的考察，笔者形成了对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认识的三个方法论原则。

（1）要把历史前进的最终结果同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的分析结合起来，将历史事件的发生放在历史过程之中来认识，不应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直线化。

（2）要把对历史环节的认识同对历史链条的认识结合起来，既要充分肯定具体历史环节的作用，又要将其放在整个历史链条中加以平衡。

（3）要把对历史主力作用的认识同历史合力作用的认识结合起来，既充分肯定历史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又不抹杀其他因素的作用。

据此，对遵义会议与前后系列会议的关系，可以讲两句话：

一是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可视为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既要讲“过程论”，即把遵义会议发生的伟大转折，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也要讲“合力论”，即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诸多会议都为推进这次伟大转折发挥了作用，同时还要讲“链条论”，即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都是实现党的伟大转折这段历史链条的一个环节。这些会议是一个接一个开的，其历史作用是一环扣一环的，或者说，没有上环就难有下环。这样，每个历史环节都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从这几个方面说，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不应当只孤零零地看作是遵义会议的结果，而应看到历史链条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综合作用。就此而言，说上述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可以避免因孤立讲某个会议的作用所引起的这样那样的负面影响。

二是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讲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等是推进历史转折的系列会议，并不是说所有这些会议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丝毫不是要贬低其中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与分力相辅相成，红花与绿叶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分力为基础，绿叶乃为托出红花。因此，对这段历史，既要讲系列会议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

说遵义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历史作用可以充任这一系列会议中的重要标志。具体来说是因为：

第一，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正路线之乱（军事领导方面）。

第二，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领导，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第三，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是小范围的，只有遵义会议才扩大到主要的军事指挥人员，这既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更有利于统一全军的思想，坚决保证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

第四，此后的几次会议，归根结底是巩固遵义会议取得的成果，完善其组织领导，更加凸显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中央核心领导的正确决策，并坚持其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

这两句话是什么关系呢？简单说来，前一句话是基础，后一句话为主导。没有系列会议的基础作用，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主导作用。反之，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标志作用的凸显，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很难为历史所承认。因此，讲遵义会议所产生的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作用，既要讲前一句话，还要突出后一句话。

三、以遵义会议为界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14年

对遵义会议历史意义的认识，既要放在那段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考察，还要放到整个新民主主义历史进程中进行分析。历史的发展往往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习近平在谈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时说：既不要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要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个14年，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30年的历史进程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作为两个历史时期的转折点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点的话，那么遵义会议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点。

——其次，就两个历史时期的曲折发展而言，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八年的顺利发展，接着是10年曲折和“文革”10年大挫折一样，遵义会议前的14年，建党之后参与领导的头6年的大革命运动是党的历史首度辉煌，接着又遭受到大革命的失败和接二连三的“左”倾错误的曲折，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这两个转折点，都处于党的历史发展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危急关头。

——再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30多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此一样，遵义会议后的14年，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那么，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前后两个14年的关系呢？笔者在比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30年”关系时，曾经作了一个总的判断，即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30年”是前“30年”的历史延续、方向校正和创新性发展。毫无疑问，不能简单地将这个说法机械地硬套上去看待遵义会议前后两个14年的关系，但是就辩证地、历史地进行比较研究而言（既要从前往后看，又要从后回头往前看），这个思路还是可以借鉴的。

（一）先看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其后14年的影响。一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已有初步认识，为后14年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艰辛开拓，为后14年概括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实践基础。

三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建立广大苏区的革命实践和在苏区开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草创建设，为后 14年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提供了初步经验。

四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对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可贵探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后14年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和决定党的性质的三大优良作风奠定了认识基础。

五是遵义会议的前14年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为后14年形成党的第一代成熟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干部准备。

与此同时，要正确地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讲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不是要否定遵义会议前14年党的历史。在那14年，正确的指导思想还是主流，犯错误是第二位的。右的错误是在大革命后期犯的，不过半年左右；“左”的错误主要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只有4年。

——讲从遵义会议开始形成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只是就其成熟性、稳定性而言，并不是说党的历史只从遵义会议才开始，此前的领导都不算数。如果这样理解，那是对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误读。

——就是在党犯错误时期，广大党员和党领导的广大群众，还有从基层干部到高级领导干部，为革命仍然做了许多工作和巨大贡献。自土地革命战争起，开辟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革命根据地，形成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卓绝斗争中铸就的。这些革命精神永远感天动地，熠熠生辉。

——对犯错误的领导人也要具体分析，不能再固守“一错全错”的形而上学思维定势。陈独秀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前期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就是王明主持起草主张建立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也是应当肯定的。

（二）再回过头来看，遵义会议的后14年与此前14年的关系。

这后14年也有拨乱反正、历史延续和创新性发展三个层面，即在拨乱反正、纠正错误之后，继承前14年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和思想理论成果，总结新的历史经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具体地说：

一是实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改组，在确立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正确领导后，逐渐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此，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

二是实现了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变，经过四渡赤水，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在飞越金沙江、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达陕北后，抓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倡导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战略战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了新的发展，人民军队越战越强，最后消灭 800万国民党军队，建立了新中国。

三是在总结井冈山时期和苏区时期开辟的中国革命道路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四是在遵义会议时，由于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中国共产党根据面对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组织领导和方针政策等重大问题。如果说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在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改变过去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盲目性，逐渐确立了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原则，并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是通过延安整风，在总结遵义会议前党领导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批判“左”、右倾错误，确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开启了党的指导思想有属于自己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河。

笔者以为，以遵义会议为界把民主革命的历程划分为前后两个 14年，并且从前后两个方面来辩证地、历史地认识我们党的这段历史，有助于科学地把握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也有助于更加理性地全面认识党领导的 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程。

〔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第四篇：再塑企业文化论

再塑企业文化论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除了它的产品与服务的竟争能力外，企业文化，如何塑建企业的整体士气与商品竟争精神，一、现状

企业文化，企业精神，是企业管理的老课题:论述其内容的文章数以千计。不管怎样讲，其基本原则还是那几条:以什么文化为基调? 以什么文化排除其他文化的干扰?以什么文化进行建立?以什么文化进行开发、并使其成为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天皇神权是大和民族的精神支住，伊斯兰教义是“圣战”的火举，“大同世界”理想曾鼓午万千志士仁人抛头颅、洒鲜血、浴血奋战。那时失败了，人就可以剖腹自杀，誓死不降，而今天还能不能收到那种奇效，确是个迷，1、人本观。自我中心，人本价值，这是西方正在建立的伦理体系。它的核心是“自我设计与自我实现”，进而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

2、金钱观。金钱万能，金钱至上。

4、价值观。为人类社会作贡献，为解放事业与社会主义奋斗，死得其所与重比泰山的理论，今天没有多少人听了，特别是一些年青人。在他们的眼里，要出名就得有绝招，就得坚持“流芳百世” 与“遗臭万年”的等同原则

5、人生观。人生就是为了吃、喝、玩。

6、竟争观。竟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要生存，要发展，就要竟争。竟争的实质，就是牺牲对手，发展自己。在竟争的词典里，永远找不到“好心”，“诚实”与“仁慈”。

7、文学观。文学艺术是陶冶人们情操的重要形式。应重视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影响!搬上午台的毛泽东与周恩来，赢得人们的好评，不仅因为他们是胜利者，而且还因为他们是献身革命、鞠躬尽力、奋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今天，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需要成千成万开拓型的企业家，午台上应树立他们高大的形象:顽强、灵活、不为失败所摧，不为胜利所骄，看准目标奋勇前进。这对创业者是一种感染与鼓午!但与此同时，淫秽片、凶杀片、打斗片大量上市。未成年人、青年人及一些不肖之徒的作恶犯罪，大多是从电影与电视上学习的。在文学艺术领域内，不能只讲求微观效益，还要讲求社会效益。

8、传统文化观。

9、宗教观。

10、丑陋论与写实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体。有美就有丑，有好就有坏，有善就有恶，不可能只好不坏，也不可能只坏不好。必须一分为二，不能一点论；必须指出矛盾双方的主与 次，不能以偏代主，也不能以点代面。这就是唯物辩证法。

总之，虽然马列主义世界观、社会主义市场经营意识与中华伦理还是大多企业文化的主体，但在上述思潮的浸蚀下，已呈现为千疮百孔、已无完肤好言了，其“肉”也被挖之殆尽。如果不用邓小平的“根本指针”为指导,再塑中国企业文化，任其泛滥下去，不仅会严重地损害企业的市场形象与经营竟争能力,还会严重的损害中华社会美德,变为社会性灾难。这是十分严峻的问题。

二、原则

我国传统的企业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已被商品经济的意识文化所革新，有些则遭到严重破坏，呈现为复杂状，21世纪都不会改变。我们如何在这种多极文化中确立社会主义企业文化的主脉络，就是一个大课题。其基本原则应以中华伦理为基因，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市场经济意识为主脉络，建立多极文化体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年青人进行人生观与理想教育;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其中道德是基础，应放到首位抓。周恩来说，他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中华道德是中国人的立身之本。只有具备了中华美德，才能谈得上更高的政治信仰。没有道德，没有美德，就谈不上是合格的社会公民，更成不了真正的共产党人。所以，有道德，这是最低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更高的要求，就是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或称之为“四有”。

对中华伦理的研究,已是世界性的研究热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先是日本，其次是“四小龙”以及东盟各国，加上近几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中国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引起世界极大的关注。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文化的有机结合，中国本土文化基因嫁接现代电子技术,以每年10%的高速递增向世界展示了一种非西方经济的发展模式。他不是以新教伦理为文化基因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是新型的后发现代化。这个论点最早是美国经济学家格中克龙提出来的。他在<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一书中，首先提出 “后发优势”的论点。东亚工业、特别是中华工业模式中的温和极权主义与自由市场机制相结合的高速发展模式，既是向西方的“自由唯利”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挑战，也是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挑战。70年代后，有人提出“儒家动力论”，把东方地区工业发展的成功归为儒教文化的薰陶，认为儒家传统文化，即关于伦理道德与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及其价值观念，是东亚工业高度发展精神动力。美国学者卡恩在<1979年及其以后的世界经济发 展>一书中提出“新儒教国家”的概念，把经济高速发展的东亚地区称为“亚洲伦理工业区”。他认为儒教伦理对人的培养，将促使新儒学社会比其他文化的社会具有更高的潜在增长率，能促使社会经济更加有效地增长。儒家动力论倡导文化多元化和民族文化的复兴，强调发挥传统社会的现代潜力。我国的台湾学者刘述先也写了本<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认为儒家思想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还应借助于儒家伦理。中国的发展，即独立自主，对等贸易，多出口，多储蓄导致经济高增长，减少了国民经济对外的依附性。这不是“脱钩”，而是加入世界市场与参加国际分工，充分利用国际产业梯度进行转移，从依附向独立自主型转化。这是东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起飞的新模式。

管理学认为，管理的核心不是物，而是人；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是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如何正确地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就成了管理人的关键所在。日本与“四小龙”认为，儒学思想确使他们减少了许多人际关系上的麻烦，成为他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是儒学思想的发源地，更应借助儒家思想整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净化社会空气。这是基础工作；在此基础上，以爱国主义与最后共同富裕的目标熏陶他们，培养他们高尚的情操。基础工作更为重要，建议在中小学开设儒学课。

三、建设

在建设企业文化时，应按照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这个大前堤来确定。它虽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却可以归为三大类，即中华伦理、国家大法与商品经营，简称为儒、法、商。

法，包括政治信仰与国家大法，即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与国家的宪法、经济法等；商，包括产品制造与商品经营的知识，等。笔者仅就伦理作以说明。

伦理属于上层建筑，是国家法律的补充。但它的广延性、群众性与社会基础的深厚性，远非法律可比。中华民族是个古老的民族，其传统文化也源远流长，伦理的基础也极为复杂，其中的三大教一般被认为是中华伦理的主体。这就是佛、道、儒。佛教认为，生、老、病、死、苦是人无法绕过的大关，是人无法逃避的现实。怎么办?遁世出家，逃出尘世，忍让为先，多积善行，死后升天。相信这种理论的人，今天只有佛教徒了。道教认为，天地以金、木、水、火、土为本源，以阴阳相交促其变化，并按照自身规律而动。怎么办?清心寡欲，顺其自然，无为而待。这种无为哲学，今天也没有多少人热衷。唯有孔夫子的理论，今天还有其积极意义。它的大前堤就是人们都要生活在集体与社会中，每个人采用什么行为标准处理个人与集体、与社会的关系，才不致使集体与社会混乱，唯持集体与社会正常功能的发挥，维持其正常运转?他们提出五个字，就是仁、义、礼、智、信。“仁”是其中的灵魂。

什么是“仁”?唐代韩愈的定义为:“博爱为仁”。后人就此认为仁即博爱，博爱即仁。这种理解过于狭隘，“仁”的含义远远不至于爱!“仁”的第一种含义是“核”。“核”是核心，正象桃核与 杏核；而这种核的核心，又是它们的仁。这种“仁”，是形体的根与源。这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仁，就有什么样的形体，进而引申为人们的行为。“仁”是出发点，是本源，是根；从这点出发，会成为形形色色的“果”，会形成各种各样的人的行为。这些行为，以 “善”定性，以“善举”概之。基本框式是:修身齐家平天下。修身 是前堤，是基础，其核心是“正心、诚意”，“勇者不惧”，“匹夫不可夺志”。“志士仁人”，立志为仁；“杀身成仁”，为仁献身；“不成功便成仁”，成不了仁就死，等。在修身上，儒教强调 “智仁勇”。<礼记·中庸>有云:“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能成此，也即本来的“人”，也即还本面目的“人”。这都是标准，如何才能达到?儒论强调教与学。诸如“因材施教”，“学问思辩”，“温故知新”，“举一反三”，等，特别强调“格物致知”，即穷尽事物而达到认与知。

“仁”的第二种含义，就是“形”。“形”，是指“仁”字的 结构，它是由“人”与“二”组成的。一个人就不存在人际关系，两个人就有了人际关系，三个人就成了社会关系。如何处理这种人际关系，就是“仁”字的用途。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主要的标准就是四个字:义、礼、智、信。义薄云天，克已复礼，居敬穷理，诚开金石，就是这些标准的绝好说明。

儒学，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四次孔子研究热潮。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论语>的发行居世界十大名著的第二位。日本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将自已的经济起飞的一个原因，归为孔学思想的传播。孔学的生命力，不是采取排他方式确立的，而是在多极文化思想竟争中发展起来的。将儒论移植于 “仁”，移植于现代职工与经营者的心中，就会产生巨大的以诚感招、以诚开拓的社会效应，人们的欺诈与野蛮经商就会变为文明经商，社会风气也会为之诚朴与自然。

具体建议:

1、抓教肓。职工的思想阵地，永远不会“空白”，你不占他就会占，谁的力量大，谁就会“安家”。这种“家”，一旦安下，就很难被“赶走”，如果一旦被赶走，要重搬回来也很困难。所以，就要在抡先“安家”上下功夫。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理论去占领他们的头脑。当着这些理论占据了他们的头脑，他们就会将其他思潮视作“异端”，视作“斜说”，从而达到抵御的目的。这种扎根工作，应从幼儿园作起，而且尽可能全民化。

2、启发思维教育。启发思维，进而达到创造思维，这是我们进行教育的基本方法。孩子放学回家，西方人多问孩子给老师提没有提问题，而我们中国人总是问孩子听没有听老师的话。西方教育侧重孩子思维，中国教育侧重孩子守规。守规教育过多，就不利孩子成长。大学也是老师讲，学生记，记的越多，背的越多，就能得高分，这能培养出开拓型的企业家?!如何进行启发思维教育，是教育工作者的大课题。

3、挖天性。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天形成的，是与生俱来的，当然，后天影响也很大。例如，人的尊重欲与好胜欲，顺境者多则建，逆境者多则摧。强化人的好胜欲，激发人的求胜本能，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日本靠强化人的求胜欲，发展武士道精神，使日本自强不息，好争好胜，雄立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企业职工，如果求胜欲得不到满足时，即企业经营失败时，就要自杀，那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保护好胜心，激发好胜欲，使小孩从小就养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这种顽强儿成为企业的职工，成为企业的经营者，企业就会大见成效。

4、推行“倍增计划”分配原则。它的基本原则是:⑴、硬指标。目标一旦确定下来，绝不随意变动，达不到目标，即是差一点，同样不给回报；达到目标，即是没有超，同样给回报。这样，就将全体职工的注意力引向“企业的目标值”。⑵、发展型。企业的发展，不充许有“山峰”与“山谷”之分，只能有“高速”与“低速”之 分。这就要求企业的计划指标不能低于历史最好水平，达不到，就要采取断然措施，包括处理暂时用不上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并进行裁员。⑶、达到目标后就兑现，绝不许空头愿，使职工的收入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步化。英国二次大战后，要求职工“勒紧裤腰带恢复战争创伤”，得不到国人的合作，最后以失败告终；而日本则推行“倍增计划分配”，就获得成功。今天，大讲延安精神，同样得不到职工的支持。

5、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有些至今还有很强的生命力，如古代的一些管理思想，领导与用人艺术，特别是儒教处理人际关系的理论，等。这种教育，不仅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在于了解，激发其爱国心与广博知识。进行传播教育时，不要单打一，而应将各个流派的观点都摆出来，让他们进行比较选择。同样，讲马克思主义时，也应将其他“主义”拿出来共尝，以增强其识别力。这种比较、鉴别的教学法，远比强输法好。

总之,伦理,习俗,道德,观念,主导原则,自我形象的塑造,自我市场行为的展现等企业文化,是在学习中生,在制度中定,在舆论中长, 在奖惩中果。关键就看我们如何培育。

第五篇：再论人生价值观

人生价值观，顾名思义，就是关于人生价值的各种观点和观念。自有人类的文明史以来，人类社会曾流行过，奉行过多种人生价值观，然而，这种人生价值观，说到底都是关于“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和“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的观念，即关于人生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观念。因此，人生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尺度，是以基本评价标准为中心的价值信念，并为一定的人生哲学或人生哲学思想所统摄。人是存在于社会中的人，个人与社会处于辩证统一的关系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人生的基本问题，这一基本问题是人生价值观形成的直接或间接、浅层或深层的根源。各种人生价值观，可依据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对利益问题的不同回答，划分为不同类型有三种：第一种是社会本位论的人生价值观，它强调社会本位，以社会共同利益为最高价值取向，这在中国古代，它是圣人的或志士仁人的人生价值观，在我们称之为“一心为公”，“毫不利已”的精神境界；第二种是个人本位论的人生价值观，它强调个人利益至上，提倡个人为中心论，它以“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合理利已主义”，“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等为表现形式。我们平常所说的意志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等价值观都属于这一类；第三种是消极虚无和悲观厌世的人生观，它对待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都是以一种消极无为的态度来处置。也正因为人与社会处于辩证统一的关系中，所以，人生价值也包含了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人有社会价值观和自我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即个体的人生对他人和社会的意义，自我价值即个人对自己生命存在的肯定，对自己的接受和尊重以及个人的自我完善等等；有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外在价值即个人对社会和他人的贡献或有益行为，内在价值即个人德性、知识、能力等创造社会价值的潜在力量；人有现在价值和应有价值，它是包括在现在人生中的，预示着人生未来的，潜在的尚未实现的价值。人应该活得有价值，应该追求和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每个人都应当正确解决价值取向问题，确定人生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科学的、高尚的人生价值观并付诸实践。价值取向问题是解决人生的价值目标问题即确立什么人生价值生活才有意义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得解决什么价值目标，什么人生价值观是可取的，是使我们人生高尚和有意义的？人生价值目标是人生奋斗的根本目标，是人生的生命线。要使生活有意义，生命有价值，我们必须作出正确的人生价值目标的选择，而这个正确的目标就是正确对待人个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把人个利益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在为社会利益，为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利益，又以个人的发展和完善去促进社会的发展。人们所从事的事业不下千百种，但不论人们选择了什么样的事业目标，只要人们选择了正确的价值目标，个人的生活事件就有一贯之的“灵魂”，没有价值目标的人生，是庸碌的人生、盲目的人生。错误的人生价值目标则把人生导向错误的方向，必然受到客观标准的限制，直至社会的惩罚。而一个企业的价值观和个人所追求的价值观从理论上说是相同的，关键在于你的取向。人，每一个人，都应有正确的，崇高的价值观。为崇高的价值目标奋斗，即是为社会的美好也是为个人的美好而奋斗。美好的社会条件，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都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们的创造劳动结果。人格的崇高，人品的至善也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后天的实践中养成的。个人在为社会的完善过程中完善自我，也就是人生价值的实现。当然，这一社会完善和个人的完善过程是永远不会完结的。人生价值的实现，不论从个人还是从人类总体来看，都是无止境的。无止境的追求，这就是人生价值之真谛所在。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无止境的追求，只能说明你明确了目标，而做为一名企业员工，真正的价值是要为企业做出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得以认可，这就是你所在单位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