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明代资本主义萌芽

第一篇：论中国明代资本主义萌芽

论中国明代资本主义萌芽

——从民间资本集团的形成切入

导言：我国在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在手工业生产部门出现。民间资本集团的形成更为其的发展起到和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我国始终没能真正发展起来呢？这就要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的传统经济模式来谈了。下面，我将结合所学，从我国民间资本集团的形成切入，谈谈自己对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看法，包括其形成、发展和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在明代中后期就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说，中国在16世纪左右就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相对欧洲都不会慢了。但为什么中国最终还是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呢？这其实与当时统治者制定的国家政策和中国的传统经济状况是分不开的，也就是当时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两大主义因素影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在明代初期，国家实行全面通商政策，其结果必然是民间商人资本逐渐壮大。开放的政策，使得明代经济异常的繁荣。商品经济发达，商品货币贸易活跃，手工工场规模扩大，一些大商人向手工业生产投资，明朝中后期开始，江南纺织业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类的现代劳资雇佣关系。农村则以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白银代替实物税，农产品趋于商品化等等。此外，在文化方面，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想抬头，市民文化流行，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受到来自民间一定程度的冲击和置疑。

至明代万历年间，随着国家垄断盐业经济地位的松弛，民间商人资本不仅从事盐货及其他物资的转运制度得以稳固，国家开始将盐货的转运权交个了当时一些具有资本和实力的民间商人集团。民间经济借着这么一股东方，发展得越来越快。

随着经济的越趋发达，原有的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于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形成。与之相应地，民间资本集团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丰富了人民的市场选择，活跃了市场，推动了相应部门生产力的提高，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的发展，民间资本也开始逐渐壮大，但总的来说这些作用在封建自然经济下的效果是有限的。

什么中国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到实质性的发展？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

一、统治阶级重农抑商的政策，排挤，打压商品经济。

二、统治阶级为了抑制商业，设立种种关卡，税收沉重，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封建社会的小农意识，商人将获取的大量的资本进行置地，而不是投入到生产领域，因而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四、商品经济萌芽弱小不能转化为自然资本主义。具体说来，其实就是经济和政治两大方面环境都非常恶劣，民间资本集团发展空间受到极度的限制。

从经济结构看，中国明代资本萌芽，一、首先要受到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制约。战国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渐形成了以土地买卖和诸子析产为特征的地主土地私有制。此一制度，造成土地所有权迅速转移，一方面使大土地所有制不稳定，除孔子后裔外，很难找到百世不衰，甚至十世不衰的民间集团（家族地主）。这与欧洲庄园制大土地所有制的稳定存在是不同的。一方面使土地占有相对分散，造成自耕农与半自耕农占了人口的大多数，这种一家一户，以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个体小农，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再生能力，致使人口中不易游离出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自耕农与半自耕农终日在温饱线上下浮动，他们积累不了多少财富，购买力低下，无法形成大的农村市场。虽然当时产生了一些民间资本集团，但是相对了封建制度下的传统经济来说，它还是太弱小了。

二、其次，应该看到，中国封建经济并不是纯粹的经济，手工业与商业一直比较发达。不过，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业却一直由国家经营和控制。虽然当时的资本集团也逐渐开始掌握了一些重要的产业，但是，那都是在统治者控制下，依赖于官方进行的；而且，当时的民间资本集团大多都有着官方背景，本就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

三、最后，城市本应该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地，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与西方的城市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方城市是工商业者发展经济的中心，他们先是从封建主那里争得“自治权”，继而以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为后盾，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首先是政治中心，然后发展为经济中心。封建国家牢牢地控制住城市，工商业者的行会组织是封建性的行帮，执行的是封建国家的与政策。工商业在城市也不可能自由地发展。显然的，民间资本集团的发展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想想，资本主义萌芽在如此的经济环境下，又能有多大的发展呢？

从政治制度看，一、自秦朝以来中国一直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这个制度，一方面通过户口案比对全国百姓的生产、生活和思想进行严密控制，大大束缚了他们自由的思考和创造。一方面以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众多的大小官员，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国家难以积累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资金。

二、当时形成了一种很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得思想，商人是个低贱的工作，士，农，工，商就是当时职业的三六九等，商排在最后。在这种意思形态之下，民间资本集团很难生存和发展。

三、还应该看到，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比较成熟，长期成为东方的文明中心，是周边国家和民族向往和的榜样，致使历代封建皇朝的统治者形成以我为中心，老子天下第一的优越感和自大狂，一直处于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对外来文明往往采取排拒态度。如此一来，也就失去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好的机遇。比如明朝初年，正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将触角四处延伸的时候，而此时，中国的国力不仅稳居世界第一，而且中国的航海技术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郑和统帅的远洋舰队，无论就造船技术、航海技术，还是舰队规模，都远远超过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统帅的远洋船队。然而，郑和七次远航主要是“宣扬国威”，而不是进行商贸和殖民活动。在这样的政治体系下，民间资本集团就算有了一定的发展，也得不到国家的认可，也的不到任何的政治特权，甚至还会受到当时统治集团的打压和剥削。

在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两大决定性因素都那么恶劣的情况下，中国在当时能够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和民间资本集团并且能对当时的社会和经济造成影响，已经是很不错了，更不要说能够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发展了。

有人或许会问，明代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相对其他朝代不是开明和很多吗？是的，明代的在经济方面的管束相对其他朝代来说是开明了很多，但是，那只是相对而言的。而这种相对而言的“开明”，对我们现在来说，还是难以想象的严格的。那种“开明”还未能让民间资本集团在传统经济体系中占据太大的份额，那种“开明”还不足以让资本主义萌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和发展。

虽然明代形成的资本主义萌芽最后未能取得真正的发展，但其给当时社会带来的影响却依然是非常巨大的，给我们当代留下的宝贵财富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对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不能一味地去否定，而要理智地看待，正确地分析，从中汲取经济发展的积极经验，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招商政策与区域经济》

第二篇：制糖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清代]制糖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四章第三节

第三节 制糖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手工制糖业大都是在产蔗农村就地煎炼，也属于农产品加工性质。据我们研究，它的生产，也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商人资本支配。但在清前中期，主要产糖地区已有一定规模的制糖作坊，其情况与烟、茶等加工稍有不同，因此另作一节论述。

一、制糖技术的发展

西方国家通用的甜菜制糖，是二十世纪初传入我国的。在这以前，我国都是用甘蔗制糖。我国很早即曾用甘蔗计调味【1】，东汉时已有用甘蔗做馅汤的记载，亦称为糖【2】。而用甘蔗制成现代所说的结晶的糖，据说还是七世纪时唐太宗派人从印度学来的。【3】甘蔗在生长期喜高温和雨水，到成熟期又需干燥晴朗的气候，并不耐霜，产区有一定的限制，在我国以广东、福建、台湾、四川为宜，其他江南各省亦有少量生产。明代以前有获蔗，亦用以制糖，以后则皆用竹蔗。蔗中密节之种，则主要用作食蔗。

制糖工艺一般是制黑糖（红糖）比较容易，制白糖较难，而制冰糖（糖霜）属精致工艺。在杨罕的《异物志》中，即有将甘蔗汁“煎而曝之，即凝为冰，时人谓之石蜜”之说。到宋代，则确已有冰糖生产，实属可贵。不过当时制造冰糖尚无一定的加工程序，生产很不稳定，工具亦简单，产量不多。南宋人王灼著《糖霜谱》，记四川遂宁的撒山一带，有糖霜户近400家。他们将甘蔗去皮，剁成小片，再碾碎或舂碎成泊。将泊入额蒸透，然后用榨床榨出糖水，所余蔗渣经煮后，仍可再榨。所收糖水，煎稠后放人瓮中，插入竹片，听其自行凝结，过五、六个月后将冰糖沥出。但是，“收功每异。自耕田至沥瓮殆一年半，开瓮之日，或铣两无获，域〕收数十斤近百斤”。并且，在山后、山左一带人家，“霜成皆下中品”，有的地方，还“不能成霜”，只好将糖水卖给山前人家。值得注意的是，在山前和山右的300家糖霜户中，已出现拥有数十瓮的上户（小户只有一、二瓮人这种上户用工达“

一、二十人”。不过，这一、二十人只是用于削甘蔗皮和剁甘蔗这一工序，不需多少时间，若有雇工，亦是短工，很可能是地主雇工。

到明代，种蔗制糖，转以广东、福建为盛。据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其他地方产量合计只能占十分之一。不过，崇锁时，荷兰人占据台湾南部，在那里推行单一种植业的殖民主义政策，使蔗田面积达到稻田面积的三分之一，砂糖年产量达170余万斤，宋应星大约未予计入。

明代制糖业，照《天工开物》所述情况，在工具、技术和工艺上，都比宋代大有进步。首先是蔗车的使用。广东的蔗车都是木制，主要构件是一对坚木（荔木）制的轴辊，直径约2.2尺，高3尺，竖立在车床的上下两块横板（天盘、地盘）间。轴上端凿成阴阳凿，使两轴相接。其中一轴有长出1尺余的轴颈，出样于车床的天盘，接以担犁，用半拉着绕场转走，带动两轴相向转动。投蔗于两轴间，即压榨出汁，下有潜接收，流入缸中。压榨三遍，尽得其汁。这就比前述的削皮、剁蔗、碾碎、蒸熟再榨汁，工省而效率高得多了。蔗车的制造，也比用于榨油的各种榨槽（都是靠人力打入楔子）进步得多。

其次是炼糖。明代采取三级炼糖法，即蔗汁“经炼为赤糖，再炼燥而成霜为白糖，再炼而凝之则曰冰糖。”【4】按《天工开物》，糖灶设三锅，列如品字。先将蔗汁加入0.5%的石灰，除去杂质，依次人三锅煮炼后，凝成黑砂，即是红糖。将这种黑砂置于陶制漏斗（瓦溜）内，用黄泥水将黑渣淋下，溜内所存糖的最上一层变白，即为白糖，其下层仍带黄褐色。将白糖加水煮沸，用蛋清澄去浮渣，置于钵内，撒入约一寸长的竹蔑片作媒剂，使自行结成冰块，即为冰糖。每次煎炼，都要看水花火色，掌握时间、温度，须要一定的技术和经验。

《天工开物》说：“种蔗十亩之家，即制车釜一付，以供急用。”【5】这样，上述糖的生产过程，完全可以在农民家庭中完成，他们只是小商品生产者。不过，若说每家蔗农都置备用牛驾驶的蔗车，恐怕是不可能的。该书所说，大约是指富裕之家。在前引《糖霜谱》中说，“碾缺则舂”，即置备不起石碾的人家只好用石臼舂蔗压汁。在明代，碾或舂的这种原始方法，仍是大量存在的。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讲福建的制糖法就不用蔗车，而是“取蔗入硾杵烂”【6】。鉴于在明代史料中，还没有看到较有规模的制糖作坊的记载，我们只能认为明代的制糖业基本上还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

到清前中期，广东蔗糖的生产扩大到番禹、东莞、增城、阳春等县，而罗定州的糖厂林立，伊然成为制糖的中心。同时台湾成了重要的产糖地区，康熙末年产量达1亿斤，【7】嘉庆以后稍衰。而四川的沦江流域却逐渐成为新兴的产糖地区，由内江发展至资阳、资中、简阳等县。

在制糖技术上，清前中期没有什么大的改革，但在量上有发展。在蔗车的构造上，台湾、四川挪用石轴代替木轴，以加大压力。石轴上端凿20个孔，各镶硬木成阴阳齿，互相带动。同时加大了体积。四川蔗车的石轴直径有3.4尺，比明代的大半倍，高也加长为3.4尺。不过，这也使它变得十分笨重。明代蔗车，按《天工开物》所绘图式是一牛挽车，清代则是三牛，行动缓慢。在炼糖设备方面，四川糖灶用9口锅，为明代的3倍。其前夕口锅排成圆形，后5口锅排成一行，利用火力从第一至第九锅依次减弱，各有不同的用途。第一第二锅称泡子锅，煮蔗汁去泡沫；第三第四为糖锅，蒸发蔗汁水分；第五第六锅为紧锅；第七锅为出糖锅，糖饧至此成糖；尾部两锅供烧热水用。使用这些设备，产量增大，效率也提高了。

工艺方面，清前中期亦略有改进。原来糖作为商品运销，是以白糖为主，在明末即称洋糖，因“西洋糖绝白美，故名”【8】。《广阳杂记》有段记载说；“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堕泥于漏斗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异之，遂取泥压糖上，百试不爽，白糖自此始见于世云。【9】这里“偶值屋瓦堕泥”一段，未必可靠，不过白糖的制造，可能是明后期才通行。请前中期，仍沿用泥水淋漏这种原始的方法。不过，到道光初，在制白糖中已形成一套“蔗汁——水糖——糖清——白糖”的工艺流程，不必再由砂糖重炼。并在漏斗上铺纸，泥水自纸上淋漏，渐干后，连纸带泥揭去。所制自糖有上自、中白或上档、二档、三档等名色，其上等者，可与西洋糖比美。漏下之水，复制各种粗糖。制冰糖时，未凝结的冰水亦可复制成二档冰糖。这都扩大了原料的利用率，品种多样化，有利销售。

二、糖市场和商人资本的作用

总的说来，我国糖的资源并不太丰富，制糖手工业的发展也比较晚，长期以来，糖并不是人民每天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而是半奢侈品。但它的生产从来就是商品性的，并且体小价高，适于远销。清代以来，随着糖产量的增加，糖的市场特别是京畿、江南和海外等远距离的市场迅速扩大。虽然它在整个商品交易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但这种集中的、远距离的贸易，对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有显著的作用。因此，我们专作一些考察。

清代糖的产销，以台湾的资料较多，我们先就白糖作一些分析。前已述及，明末荷兰人占领台湾南部，即把它作为掠夺糖产的基地。他们用贷耕牛、贷资金等办法发展蔗糖生产，然后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按指定价格收购，运往波斯、西欧等地销售。在此期间合糖出口额，崇须十二年（1639）为18.8万斤，顺治五年（1649）为30万斤，顺治九年（1652）为58.7万斤，顺治十八年（1661）为85.6万斤【10】，20年间增加3.5倍。因缺乏同期产量数字，无法看出各年出口比重，但可从一些年份的情况看出它的趋势。顺治五年（1648），台湾生产砂糖90万斤，其中30万斤运销波斯，60万斤运销荷兰，即全部砂糖都用于出口。十年以后的顺治十五年（1658），台湾砂糖的产量增加到170万余万斤，这年运往日本的有60万斤，运往波斯的有80万斤，留在台湾销售的只有33万斤，这就是说，出口部分达到80%。

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赶走荷兰人后，他在台湾仍奖励种蔗制糖，并派人去福建带回蔗苗分给农民种植。这时。因兵燹之后，加以西欧、波斯销路断绝，糖的产量有所减少，年产量大约在100万斤左右。、台糖出口则转向日本、菲律宾等地。康熙二十一年（1682），台糖运销日本达99.2万斤，几全部为外销。【11】

次年，清政府平定台湾，糖产迅增，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超过5，000万斤【12】，康熙末期更达1亿余斤，雍正和乾隆年间，估计分别在8，400万斤至8，800万斤之谱【13】，嘉庆、道光年间约在7，000一8，000万斤的水平上【14】。清政府平定台湾之后，继续出口合糖，同时规定每年运销东洋200万斤【15】。康熙三十六年（1697），“台人植蔗为糖，年产二、三十万，商船购之，以贸日本、吕宋诸国”【16】。这里二、三十万是指银两，当时白糖每百斤值银1.3—1.4两，即合ｌ，500至2，300万斤，约为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同时，清政府放松海禁，大陆成为台糖的主要市场。康熙时，“福建、广东准用五百石以下船只出海贸易捕鱼”（当时台湾是福建的一个府）。乾隆时，又将准商人使用“横洋船”，这种船，梁头达两丈以上，装载量大，从台湾直驶天津，称为糖船，又称透北船【17】。此外，台糖还通过厦门运销东南各地。“赤色而松者，于苏州发卖；若糖湿色黑，于上海、宁波、镇江诸处行销。”【18】

贩运台糖的，有台湾商人，但很多“系江浙客民赴台湾买糖，装往各该地方销卖”【19】，而“海船多（福建）漳泉商贾贸易”【20】。漳泉商人从漳州、泉州、兴化、福州载当地土产运台湾，国船时载台湾的糖和其他物产到厦门、上海、苏州等地。在台湾，雍正初年就有了商人的组织，名叫“郊”。最大的有北郊、南郊和港郊，谓之“三郊”。其中北郊，主要是配糖兴贩华北诸地。此外，还有专门贩卖台糖的糖郊。乾隆以后，糖郊发达，商贾云集，糖市文渐由南向北转移，彰化一带形成新的糖区。糖的贸易利润很大。朱小阶在其所著《小琉球漫志》中说：“漫讶飞霜暑路中，舳舻货殖倍三农，海东千里饶甘蔗，何啻人间千户封。”又在其序中说：“糖之息倍于谷，台地富户每岁货糖吴越，所息不赀。”【21】

广东的制糖业历史悠久，制作较精，其白糖也供出口。“最白者以日曝之，细若粉雪，售于东西二洋，次白者售于天下。”【22】国内市场亦行销甚广。如“雷［州］之乌糖，其行不远；白糖则货至苏州、天津等处。”【23】“琼〔州〕之糖，其行至远，白糖则货至苏州、天津等处。”【24】潮阳“黄糖白糖，„„商般装往嘉［兴］、松（江）、苏州，易布及棉花。”【25】澄海之糖，“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26】。这些糖货，经”海船（广东称增船）北运，说明它已经成大宗的贸易。福建的糖也是海运天津。直隶总督刘于义在《奏闽船到津拆》中，所列商货，首项就是“白糖、松糖”【27】，其价值可知。

四川的糖，除省内销售外，主要是沿长江经重庆、万县转口到湖北的宜昌、沙市、汉口等地。道光以后，川糖进一步发展，市场也逐渐扩大，竟与台糖争夺市场。清人刘家谋诗：“蜀糖利市胜闽糖。出峡长年价倍偿”，注云：“台地糖米之利，近济东南，远资西北，乃四川新产之糖价廉而货美，诸省争趋之。台糖因而减市。”【28】

这种集中的、远距离的贸易是促使制糖业扩大生产规模、以至出现一些工场手工业经营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这种市场的扩大过程，也是商人积累资本、并渗入以至支配生产者的过程。他们首先是通过预购、贷款等方式，来控制蔗农的家庭制糖手工业，同时，也会以同样办法控制一些制糖作坊，最后，他们还可能直接投资，开设一些雇工生产的手工糖厂。下面是一些事例。

（广东）“糖户家家晒糖，以漏滴去水，仓囤贮之。春以糖本分与种蔗之农，冬而收其糖利。旧糖未消，新糖复积。开糖房者，多以是致富。”【29】

（四川富顺）“种得万挺千挺蔗，预贷十万八千钱，始春得钱十胜千，半果饥腹半入田。”【30】

（广东澄海）“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资往各乡买桔，或先放账糖寮，至期收之。”【31】

（台湾）“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趋图息，莫此（指糖）为甚。糖斤未出，客人先行定买，糖一入手，即便装载”【32】。

这里第一个广东之例，是贷款给蔗农，他们是“家家晒糖”的小生产者。出贷者是“糖房”，广东的糖厂通称“糖寮”，这里所说的糖房大约是商人经营的糖栈，故说“旧糖未消，新糖复积”。第二例四川，也是贷款给种蔗的小生产者。出资人未详，看来也是商人，惟原注有“种蔗者皆以春初贷钱霜户”，这霜户可能是地主，也可能是商人开的糖房。总之，蔗农经常是靠借高利贷作为糖本，这在以后的文献中就更多了。第三例澄海，明说是“富商巨贾”放账给糖寮。第四例台湾，是“客人”即各地来的商人向糖厂（在台湾通称糖廍）预买。这两则是商人资本控制糖厂之例，看样子也是普遍现象。

糖自始就是商品生产，在还没有巨大的产业资本投资制糖专业的时候，由商人控制生产，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以远距离贸易为主要市场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如台湾在康熙末年发生朱一贵起义事件，嘉庆初年发生蔡牵起义事件，这时海运受阻，商人裹足，台糖生产即大幅度跌落。不过，上举这些资料，还只反映商人资本通过买卖或借贷关系控制生产，剥削生产者，他们还不具备包买商的身份，因而不能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

三、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前面提到，明代的制糖业基本上还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到清前中期，这种小商品生产仍然是广泛存在的，从上引广东“家家晒糖”的记载可知。但是，清代已有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糖廍、糖察、糖房，这些糖厂的性质如何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它们的生产规模，再探讨其生产关系。

（台湾）“十月内筑届屋，二蔗车，雇募人，动廍硖糖。”

“每廍用十二牛，日夜硖蔗。另四牛载蔗到廍，又二牛负蔗尾以饲牛，一牛配园四甲或三甲余。”

“廍中人工：糖师二人，火工二人（煮蔗汁者），车工二人（将蔗入石车硖汁），牛婆二人（鞭牛陕蔗），剥蔗七人（园中砍蔗去尾去箨），采蔗尾一人（采以饲牛），看牛一人（看守各牛），工价逐月六、七十金。”【33】

这里所记台湾的糖廍，每廍用牛18头，用工17人，一般是分两班，昼夜生产。其中两人是糖师，他们要“知土脉，精火候”，属技师性质，也是生产的指挥者。其余15人各有分工，大约火工、车工需稍有技术经验，其余是粗工。每月工资支出银60—70两，平均每人3石一4.1两。榨糖季节是阴历十月至次年三月，约半年时间。如每廍可榨36甲（合407.16亩）的甘蔗（甘蔗采轮种制，另有36甲休耕）。如是上等的甘蔗，每廍可出乌糖2，400担，每担值银八、九钱，即总产值达2，000两上下。再加工成白糖，价值更高。我们不知道一个糖廍的投资有多大，但从雇工和产值看，规模不算小了。

广东的糖厂，也是入冬在场地“搭寮”。广东是用木制蔗车，较轻巧，也是三牛驾驶，炼糖则较精。其规模无记载，可能比台湾的廍要小。下列雇工记载，仅反映工人多来自雷州、琼州，一般有人身自由而已。

“煮糖佣工，雷、琼等处甚多”【34】。

（罗定州）“杨仕奕在马兰苗搭祭榨蔗做糖发卖，雇钟亚卯、钟蒂保赴寮榨蔗，言定每人每日工钱二十五文，按五日一次发给工钱，未有写立文约。”【35】

（英德）“钟统化雇吴书城在蔗察帮工，议明每月工钱五百文，未立文契年限，并无主仆名分。”【36】

四川的糖房，也无雇工材料。下面是内江的两个记载。

（艺蔗为农者）“平日聚夫力作，家辄数十百人。„„入冬轮护煎者，昼夜轮更，其雍资工值，十倍平农。”【37】

“按欓（糖）之类有六：曰欓清、曰红欓、曰白欓、曰结欓、曰水欓、曰漏水欓。业此者有三：曰欓房、曰漏棚、曰冰橘房。”【38】

第一条，“数十百人”是又种蔗、又制糖。内江蔗车、糖灶都很大，到制糖季节大约“数十百人”一齐动手。第二条反映制糖的分工过程。将甘蔗榨汁，除去杂质，即糖清。糖清经煎熬，成红糖。红糖或糖清经泥水淋漏，成白糖。白糖下面的黄色物经加工，即橘糖。漏斗淋下之水，即漏水糖。将白糖溶于水，加工成冰糖。冰糖下面未凝结的糖水，称冰橘水，用以煎橘枣等水果。这里是把全部作业分成三部分，即制红糖的糖房；制白糖的漏棚，制冰糖的冰橘房，好象三个专业化车间。不过，这个材料较晚出。

单从分工、雇工和规模上还不能断定它的性质，还需要从投资者或业主方面来考察。下面是台湾的情况。

“台湾熬糖之厂，谓之廍。一曰公司廍，合股而设者也。二曰头家廍，业主所设者也。三曰牛犇廍，蔗农合设者也。每犇出牛三，为园九甲，一廍凡九犇，以六犇运蔗，三犇碾蔗，照园轮流，通力合作。其法甚善，各乡莫不设之。”【39】

这里糖廍分为三种。先说头家廍。头家廍是独资经营的。投资人有商人，也有地主。他们自置生产设备，雇工生产，并有头目管理业务。如果是商人开设，向蔗农购买原料，加工生产，则其生产关系已完全是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了。如果是地主开设，给自己农场生产的甘蔗加工，所用雇工也可能就是自己农场的工人，则其性质尚可斟酌（见下面广东糖寨的讨论）。但是，这两种情况都不多，比较道行的是将廍租给蔗农加工，其中又有“大租廍”、“小租廍”之别。大租廍是蔗农将自己的甘蔗拿来加工，除割蔗是蔗农自理外，其余人工均由康主供给。蔗农付给廍的租金（包括工人工资）不是付现金，而是按事前订立的契约，分一定比例的产品即糖给廍主，通常是廍主分45%，蔗农得55%。小租廍是蔗农出甘蔗，由廍主组织生产，双方按事前商定的比例分糖。这使事情复杂化了，但仔细分析，它实际并未改变头家廍的性质，仅是业主的收入，名义上变成实物租而已。同时，由于采取租廍制，地主开设的廍，也和商人开设的廍一样，是给他人加工，获取收益了。从这些情况看，可以认为，台湾的头家廍，基本上已具有工场手工业的性质了。当然象资本主义萌芽中的许多事物一样，它的资本主义性质是不完整的，有些地主开设的廍，可能还属例外。

公司廍又名公家廍，是合股组织。商人合股，商人与地主合股，有时也有蔗农以耕牛或提供运费的形式入股。它也是雇工生产，有头目管理，经营方式与头家廍相同。如果没有或只有少量蔗农的入股，那么，它的性质也可以和头家廍同样看待。

牛犇廍，是蔗农的合作社性质的组织，主要是加工自己种的甘蔗，也接受他人委托加工。因蔗车运转以三牛为一挂，故用犇字来表示股份，有一户出数犇的，也有数人合一犇的。后来，就不限于牵牛供役，而是在开工以前按当年牛价，折合现金入股。牛犇廍由入股者选出头目主持管理工作，蔗农参加劳动，有的也有雇工。这里边，大小户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劳动者合作组织，并主要为合作者加工，不能视为资本主义性质。【40】

台湾的糖廍，“系各就田园设厂”【41】，季节性生产，还是就地加工的性质。但因台湾人口密度较低，所出的糖历来是大量出口外洋和远销大陆，它的生产也主要集中在糖廍，农民家庭煎制的已居次要地位了。康熙中有人描述说：“蔗田万顷碧妻萎，一望葱笼路欲迷，捆载都来糖廍里，只留蔗叶响群犀”【42】。这种生产的集中，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雍正时台湾有蔗车350部，乾隆时有蔗车370部【43】，糖廍的数目，大体相同。前引资料说牛犇廍“其法甚善，各乡莫不设之”。三类廍中，可能是以小生产者合作组织的牛犇廍较为普遍。这说明，即使在台湾，制糖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还是微弱的。

广东的情况有所不同。前引屈大均的说法，“广人饮撰多用糖，糖户家家晒糖”，似乎农民家庭煎制还占优势，这大体是明末清初的情况。但广东的糖也是远销东西洋和京津、江南，糖察在清代颇有发展，其规模则较小。看下述记载，也有与台湾糖廍类似之处。

（广东东芜）“春月以糖本散种蔗之农，冬则课收其蔗，复榨为糖。其法：„„糖户之利，亦不逊氓山千亩，芋埒封君也。”【44】

（广东罗定州）“榨时上农一人一寮，中农五之，下农八之十之。”【45】

这里第一则是说糖户春天以糖本贷放给蔗农，冬天收蔗榨糖。这个糖户实际是个糖房，或者开有糖房的大户。从其“不逊岷山千亩”来看，他是个没有土地的商人；从其“芋埒封君”来看，规模不太小。这种糖户，看来可算资本主义萌芽了。不过，此例资料较晚。

第二例是说榨糖时，上农一家搭一个糖寮，中农5家合搭一寮，下农8—10家合搭一寮。下农的糖寮，有类台湾的牛犇廍，是小生产者合作社的组织。中农的糖寮，看来也是自己参加劳动的，即使雇工也不会多，顶多是小业主合伙。上农一家一寮，这不是地主，就是富农，雇工生产，有类台湾的头家廍。但是，头家廍常是将廍租给蔗农收取加工费（按实物计），这里的“一家一寮”，从文义来看，象是榨自己农场所种甘蔗。这些甘蔗亦不知是地租收入，还是业主雇工所种。因有这些考虑，这种“一家一寮”虽可能有资本主义性质，却是不那么肯定了。

在广东合浦县（今属广西），乾隆时，有个富农租地种蔗，并开设糖房，雇工熬糖发卖的例子。【46】这家的资本主义性质就比较明显了。

四川的糖房，规模颇大，但其生产关系如何，未见记载。若前引叙州府资料，有专业分工，其制红糖的糖房、制白糖的漏棚、制冰糖的冰橘房，若属一家所开，雇工必多，当属工场手工业性质。若分属三家，则漏棚、冰橘房不需榨车，用工无多，就可以是小作坊以至个体户了。场外专业化分工妨碍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这在清代手工业中是常见的。

福建的制糖业，未见集中糖厂制糖的资料。有个兴化的记载说，农家十月蔗熟，“入确捣烂”，熬成红糖；明年正月，把红糖加工成白糖，封存过夏；九月，“各处客商皆来贩卖”。【47】这还都是农民家庭手工业。【注释】

【1】《楚辞·招魂》：“腼鳖炮羔，而拓浆些”。应劭注：“柘（拓）浆，取甘蔗汁以为饮也。” 【2】杨孚：《异物志》：“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特醇好，„„榨取汁为饴饧，名之曰糖。”

【3】《新唐书》卷二二一：“摩揭陀，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属国，„„贞观二十一年，„„太宗迫使取熬糖法，即用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逾西域远甚。”按摩揭陀，即今之印度。又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说是太宗时外国贡使所传。【4】王世懋：《闽部疏》。

【5】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甘嗜。

【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该书所记炼糖方法也与《天工开物》稍有不同，如制红糖是用草木灰洒蔗汁，用油滓点化，制冰糖用泥封等。

【7】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三载；“三县（即台湾）每岁出蔗糖约六十余万篓，每篓一百七、八十斤”。

【8】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甘嗜。

【9】见丁国钧：《荷香馆琐言》卷上，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册，1980年版第192页。

【10】徐方幹：《清代台湾之糖业》，载《台湾糖业季刊》1948年第1卷第2朔。所列出口额，指运往波斯、荷兰等地的数字，不包括运销日本等东洋的数字。

【11】产销数均见徐方研：《清代台湾之糖业》，载《台湾糖业季刊》1948年第1卷，第2期。

【12】郁永和：《稗海纪游》载；“又植蔗为糖，岁产五、六十万（担）”。按此系郁永和于康熙三十六年从福建去台湾采办硫磺期间的记事。

【13】据余文仪等：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五，赋役：雍正时台湾有蔗车350张，乾隆时有370张，按平均每张车年产糖24万斤计算，分别如上数。【14】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七，农业志，页四四四。

【15】“兴贩东洋白糖一项岁定二万担”，康熙二十三年部臣苏拜、总督姚启圣等会议疏，载黄叔璥：《台海使槎录》，赤嵌笔谈。【16】郁永和：《稗海纪游》。【17】徐方幹：《清代台湾之糖业》，载《台湾糖业季刊》1948年，第1卷，第2期。【18】黄叔璥：《台海使搓录》卷三，赤嵌笔谈。

【19】《朱批谕旨》第六册，雍正三年十月初六日福建巡抚毛文铨奏拆。【20】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十七。

【21】徐方幹：《清代台湾之糖业》，载：《台湾糖业季刊》1948年，第1卷，第2期。【22】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十四。按所记为乾隆间事。【23】嘉庆《雷州府志》卷二。【24】道光《琼州府志》卷五。【25】嘉庆《潮阳县志》卷十一。【26】嘉庆《澄海县志》卷六。【27】载《文献丛编》第十八辑

【28】引自周宪文；《清代台湾经济史》1957年版第90页。诗中“闽糖”即台糖，当时台湾属福建省。

【29】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

【30】陈崇哲：《富顺蔗欓诗》，载光绪《叙州府志》卷二十一。【31】嘉庆《澄海县志》卷六。

【32】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三，赤嵌笔谈。【33】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三，赤嵌笔谈。【34】嘉庆《澄海县志》卷六。

【35】清代刑部钞档：乾隆六年十一月九日管理广东等处地方巡抚事王安国题；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1962年版，第266页。

【36】清代刑部钞档；嘉庆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管理刑部事务董浩等题；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1962年版，第266页。【37】道光《内江县志要》卷一。【38】光绪《叙州府志》卷二十一。

【39】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七，农业志。

【40】此外，台湾还有官府和驻军经营的官田、官廍，为数有限，不在我们考察之列。【41】丁日昌：《请将台属各项杂饷分别豁除疏》，《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七。【42】郁永和：《稗海纪游》。

【43】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五，赋役。【44】宣统《东芜县志》卷十五。【45】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十四。

【46】刘永成：《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乾隆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本。【47】同治《重刊兴化府志》卷十二。

第三篇：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探究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探究 14、15世纪，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明朝中后期（即15、16世纪）中国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相差不大，但发展的结果却明显不同，欧洲资本主义萌芽自产生后发展迅速，16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兴起，尼德兰革命成功后出现了荷兰共和国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却发展十分缓慢，从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到清朝前期，经历了两个世纪，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始终还处于萌芽状态。为何发展结果如此不同呢？本文主要通过对中西方的对比来探究一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从政治上看，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君主的权力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如，天主教会和教皇对王权的制约、封建贵族领主对王权的制约、一些封建自治城市对王权的制约等，因此，欧洲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形成较晚，专制力量相对薄弱，资本主义萌芽有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来，历代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极大地束缚了社会的进步，资本主义萌芽受到严重阻碍。

从政策上看，西欧主要封建国家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增强国力，对内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发展工商业，对外拓展海外贸易，实行殖民扩张，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特别是明清统治者对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如，设立众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的规模等，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严重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从资金上看，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如，英国通过海外贸易、奴隶贸易、圈地运动等方式，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而中国的地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多用来买房置地，很少把资金投入到生产领域，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缺少必要

的资金。

从市场看，在欧洲，政府对内通过一系列措施，积极建立和拓展国内市场，如，英国通过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对外通过殖民扩张，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因此，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所需要的国内外市场十分广阔。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这使得国内市场非常狭窄。

第四篇：《新共产主义萌芽论》

《新共产主义萌芽论》

——高中历史教学教研毕业论文

张超

QQ：381794307 我于2015年3月10日正式登上讲台任教高中历史。今天是2016年3月9日，我想写一些话。

纵观当今世界（芬兰福利新政等），共产主义萌芽看似已经出现了。就像当年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在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地区的纺织业手工作坊中”一样，我推测，中国的共产主义萌芽必将出现在互联网信息行业中。

身处改革开放将近40年的中国的今天，谁再自私自利！谁再使用“封建独裁等级指令式管理”！谁再“吃独食”！谁就会发现钱越来越难赚！愿意听你话的人越来越少！人际关系越来越紧张！市场客户开拓越来越难！最终导致心情身体越来越差！

怎么办？

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预言:未来必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我们现在能吃饱肚子了，甚至绰绰有余，闲置资源为什么不拿出去跟别人分享？自己的“传家宝”为什么不拿出来分享、杂交、互动、升级？

依托互联网，个体自由劳动力正在日益崛起！淘宝店主、微信微商、游戏解说播客、网络直播人、专车、上门美甲师„„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拿我自己说事，央视春晚的魔术公布后，不到24小时我编辑的完整的解密教学视频已经出现在优酷网上了。这不就是陌生人之间通过互联网的自组织自协作吗？我们不是魔术师，我们不违法，我们只是怀着好奇去解密！一切只因为“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无秘密可言（严谨起见，重要机密除外）！我们只是谜底的搬运工。

同理，别再自私自利，别再守着“秘方”当个宝！鲁迅先生好像写过“拿来主义”，我说现在就要学会拿出去，通过互联网把“私有的宝贝”拿出去，去跟别人甚至全世界的陌生人协作、互惠、互利、共赢。

这就是“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我没在信口开河，瞅瞅美国，我认为所谓的“众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生产资料公有制演进”的一次美国式的自我微调整。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演进会像“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进那样引起大的波动甚至浩劫吗？我看未必。有了前车之鉴，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例子，变革可以“不流血”。

新时期“无产阶级”手里的法宝是什么？ 就是“分享精神”！就是“义务精神”！就是“工匠精神”！就是“契约精神”！就是“我先做出成绩（自觉劳动且劳动成果产权明确），工资薪酬看着给（按需分配）！”

“免费且优质”就是最有市场竞争力的广告——“物美价零”。有人问了，我免费义务工作那我吃什么？

诚然，受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目前“自觉劳动、按需分配”可能还实现不了，但“代偿”（代为偿还）一定能实现。还拿我自己说事，我在优酷网义务教学魔术不收学费，但我会有广告传媒效应啊！我赚稿费啊！这不就“代偿”回来了吗？“免费”是为了“推广”和吸引粉丝。列宁同志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早就说过“退一步是为了向前迈两步。”

最后，针对中国教育我也想进言献策: 我设想，未来的实体学校会逐渐演化为教育信息资源服务平台—— 电影院放映厅式的教室；

电影排场式的课程规划；

公交刷卡式的学费收缴；

宾馆式的配套食宿服务； 脱口秀主持人式的教师； 挑战升级式作业与练习； 驾校“题库+实践”的考试； 从统招统考到师徒传承。

莫言老师在政协会议上的提案——建议变12年义务教育为10年义务教育，取消小升初、初升高考试，取消大学分级。借鉴德国经验，高中毕业生可考大学，可进职业技校。

我只从实践中知道:自从在班级里用多媒体设备播放“张超超历史微课”，加上随堂解说后，班级学生睡觉率降为0。

我到底想说啥？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我们可能看不到，我们的子孙一定会看到！我们每个自由的劳动个体都去好好赚钱，赚干净的钱，这就是最有尊严的生存方式。

实干赚钱的人多一点，吐槽评论的人少一点，我们的中国梦会实现的。

——写于大课间 2016年3月9日

第五篇：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自从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高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尽管国有企业只剩下银行，电信，能源，铁路，航空，邮电等行业由国家控制，其余领域几乎都由私营企业主导。换句话说，私有经济已逐步成为主体，也就是我们已变成了我们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要打倒的资本主义。但共产党还在继续说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在国际上，更多人相信中国在搞“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内越来越多人相信后者。

事实上，我们的“特色”并不明显，我们正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逐步转入垄断资本主义，各行业巨头已经出现，如房地产的万科，恒大，碧桂园等，牛奶伊利，蒙牛，三元等，它们开始联合起来垄断市场价格，今年农产品价格飞涨，如绿豆，生姜，大蒜，棉花价格突然暴涨就是资本垄断市场价格突出的例证。

更甚者，利益集团的形成左右国家政策，绑架政府施政，中央及地方第一、第二代领导人的后代已经形成强大的“官二代”，他们开始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富豪集团联合起来，官商勾结，形成利益集团，他们足以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并控制政府所有施政。

无处不在的贪腐使物价火上加油，比如，房地产价格，无论政府不断出招打压，所谓“组合拳”后依然不断上升，先是二套首付提高到50%，三套禁止银行贷款，后来又出台每人只可买一套，外地人要住满一年才在当地可买房等等，招数层出不穷，就差完全“禁买房”这一招没出。然而房价依然坚挺，有升无降。是政府无能吗？还是国家管治失控？

非也。事实上，政府依靠卖地和的房产税收支撑其庞大开支，所以，政府和房产商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加上更重要一点，大部分房产商有官方背景或直接由高干子弟或其亲朋好友经营，他们的利益完全一致，因此，地价和房价越高他们利益就越大，这种情形之下，好像地方政府被房地产商“绑架”，其实是串通一起，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表面上做一下宣传所谓“控制房价过快增长”，结果房价越打压越高。

我们可以展望，不久的将来，当国家主要政策都由各大利益集团控制的时候，我们国家本质上跟美、英、法等国的资本主义完全一样了，“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就会灭亡，所谓“和平演变”就最后成功了。

真正的殊途同归啊！人类社会发展始终取决于追逐自身利益的动力，人的自私本性使然。建立公平和谐社会只能成为改革家和革命家的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