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港民商事司法协助中调查取证问题探究[5篇范文]

第一篇：涉港民商事司法协助中调查取证问题探究

涉港民商事司法协助中调查取证问题探究

调查取证是指产生民商事纠纷并引起诉讼后，为查明纷争的事实而进行调查、搜集证据的活动。它是民事诉讼得以正常进行的必要程序。调查取证，是国家司法主权在诉讼程序中的体现，具有严格的属地性。众所周知，大陆法系的国家采取“纠问制度”下的取证制度，即法官依职权亲自搜集事实，听取证人和鉴定人的陈述，审查司法文件保全证据，而当事人仅起辅助作用。普通法系国家则实行“抗辩制度”下的取证制度，即当事人负有获取并提供用于审判证据的义务，法院不起主导作用，“只是在当事人之间不能达成协议时才介入”。因此，如果一国内各法域存在这两种制度的对立，那么区际调查取证将是极为复杂和困难的程序。由于中国内地与香港存在着两大法系证据制度的冲突，两个法域证据规则的差异及证据法的严格属地性，使得每一法域的主管机关不能或难以直接在其他法域进行调查取证活动。

一、内地与香港地区之间的相互调查取证的司法实践

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前，英国是1970年《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公约》（以下简称海牙《取证公约》）的成员国，而中国于1997年7月3日加入海牙《取证公约》，因此，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前，内地与香港地区之间的域外调查取证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司法部《关于我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通过外交途径相互委托送达法律文书若干问题的通知》办理。香港回归祖国之后，由于中国香港与中国内地属于同一主权国家的两个法域，彼此之间的域外调查取证不应再适用1970年海牙《取证公约》，而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95条的规定，加强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但是，目前内地与香港尚未就域外调查取证的问题作出统一的安排。

（一）香港地区域外取证规则

香港属于普通法地区，调查取证原则上采取当事人主义，即由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律师)自行调查取证，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只依照其证据法规则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关联性、可采性及证据力进行审查并作出判断。香港域外取证规则的法律渊源主要有成文立法，集中在《证据条例》第八章“域外诉讼中的证据”、第八章A“为香港刑事诉讼调取域外证据”和《最高法院规则》中第70号“为外国法院获取证据”。《证据条例》制定于1886年后经历了60多次的修改，其中主要有第75、76、77、77A条是规定民事诉讼中证据的条文，其主要内容如下：（1）只规定了域外发生的民事诉讼需要在香港取证的协助问题，指定香港高等法院是接受域外法院委托并协助取证的唯一机关，从而排除了其他级别的法院直接协助外国法院取证的合法性；（2）协助条件：A、申请必须移香港以外的国家或领域行使管辖权的法院或法庭（请求法院）发出，或以其名义发出的请求提出；B、申请涉及的证据是为已经在请求法院提起，或准备提起的民事诉讼之目的而获取；C、只要符合上述协助条件，香港高等法院便有权依法给予取证协助，不需要以国际条约为基础，也不需要坚持互惠原则；D、在香港回归后，提供证据如果损害中国主权或香港地区的安全利益，可拒绝发布强制命令要求某人提供任何证据。同时也指定了专门机构来说明可能造成的损害。（3）取证操作既给法院以具体的授权，又赋予证人以一定的特权、豁免和保护。（4）协助取证的方式：未明确指出适用香港法，原则上排除采取任何特殊步骤的要求，并许可排除普通法中基本作证方式，即用宣誓的方式作证。此外，根据《证据条例》的规定，民事诉讼证据的收集主要由当事人及其律师承担，而法院居于消极地位，因此，条例未对当事人及其律师的域外取证方式及是否寻求域外法院协助事项作出规定，但是，香港高等法院可以接受域外法院的请求，协助域外法院取证，而且该取证请求也可以由当事人依据域外法院发出或以其名义发出的请求为之。《最高法院规则》中第70号“为外国法院获取证据”对《证据条例》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规定了司法管辖权的解释与行使；特定实践中要求律师的申请；取证人员和询问方式；证词的处理等内容。

（二）内地法院获取香港地区证据的途径

与中国香港地区相反，中国内地属成文法地区，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在调查取证方面，法院负有积极主动调查取证的责任。当然，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亦负有配合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尽管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但实践中由于缺乏法定的渠道，内地法院通常采取以下方法来获取在香港地区的证据。（1）当事人自行举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实践中，内地法院在审理涉港案件时，往往要求当事人自行举证，例如港方当事人亲自到庭质证，或在其举证后由有关部门进行鉴定并由法院认定，如果有关当事人不愿作证，还需其内地亲友做工作，劝其回来作证；（2）律师取证。律师取证为香港法律允许，因此，在香港地区调查取证时多采用该方式，或者由香港律师代为完成，或者由当事人的内地律师以私人身份进入香港地区调查取证。早在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就开始委托香港律师办理港澳同胞回归祖国处理民事法律事宜的有关证明，曾在1985年、1987年和1991年先后委托49名香港律师办理此业务，而最高人民法院对司法部的有关通知及时进行了转发，要求全国法院办理有关证明时参照执行，在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共同努力下，内地与香港律师之间的协助日益加强，并在此基础上，由司法部批准在香港设立了“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大大方便了两地之间的协助，香港律师不仅办理了大量的香港居民到内地处理民事法律事宜所用证明，还办理了大量的香港公司、团体等到内地处理经济方面的法律事务所需的各种证明文书，以及香港公司在内地法院诉讼、仲裁机关仲裁所需的各种证明文书。（3）委托驻港机构或香港本地群众团体甚至私家侦探社等代为取证。（4）司法人员直接到香港取证。内地法院在审理涉港澳案件时对其中特别重大或情况紧急的案件往往委派法院工作人员以经商、旅游、探亲等名义赴港取证。（5）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委托的香港公证律师代为办理有关公证事宜。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证据规定》）第11条第1、2款规定了“域外证据公证证明制度”，即无论是在我国领域外形成的证据，还是在我国领域内的港澳台地区形成的证据，都应提供公证和认证手续。但并没有阐明具体的证明方法。对于在香港地区形成的证据其证明手续，规定在司法部关于委托香港律师办理香港当事人来内地处理民事和经济法律事务所需要公证的几个通知中。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颁布的《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管理办法》（以下称〈办法〉）第3条规定：“委托公证人的业务范围是证明发生在香港地区的法律行为、有意义的事件和文书；证明的使用范围在我国内地。”2000年司法部对上述《办法》作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使委托公证制度更加规范化。委托香港律师办理香港当事人来内地处理民事和经济法律事务所需要的公证，具体主要涉及以下事项：（1）凡发生在香港地区的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公证事宜；（2）公证机关在受理内地与香港公司、企业签订的经济合同时，如有需要，可要求港方当事人提供由司法部委托的香港律师就该公司、企业的登记注册记录、银行资信、银行担保、企业纳税等方面出具证明；（3）香港同胞因婚姻、财产纠纷在内地人民法院诉讼时，提交给人民法院的答辩书、意见书、委托书等有关材料的证明；（4）香港公司、企业因经济合同纠纷在内地人民法院诉讼时，提交给人民法院的法人登记注册证、委托书等有关材料的证明；（5）香港同胞到内地申请收养子女及其相关证明。上述公证事宜涉及到了在香港地区发生的或涉及到香港当事人的绝大多数民商事事项，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到内地法院诉讼时需要在香港地区的调查取证问题。20多年来，通过委托公证人办理发往内地使用的各类公证文书就有近60万件，内容包括了婚姻、继承、收养子女等民事事务，也包括了投资、贷款、房地产、抵押、贸易等经济法律事务。另外，中国内地驻港机构（如新华社香港分社）和香港的社会团体（如香港港九工会联合会）也对发生在香港地区证据的证明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协调涉港区际民商事调查取证的难点问题

内地与香港之间在相互调查取证这一重要司法环节上的法律现状难以令人满意。在相互调查取证的问题上存在着单向性、片面性、民间性及迂回性的特点，这使得法域间的调查取证缺乏高效、便捷的制度化通道，使调查取证的结果难以预测。例如，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调查取证基本上是采取单向的民间途径进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95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93条的规定，两个法域之间以协商的方式达成协议，对相互调查取证问题作出互惠务实的安排应是解决这一问题最妥当的方式。当然，由于各个法域的实际情况存在差异，要求制定一项由各法域共同遵守的多方协议在目前的状况下还不切合实际。每一法域就各自的实际情况与其他法域分别达成协议应属一种务实的安排。

（一）内地与香港应尽快达成调取证据安排解决两地间无法可依的无奈局面

由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缺乏相关的协议，两地的法院在审判互涉案件时困难重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香港方面取证完全依赖于当事人，而香港地区的当事人可能会因为不熟悉内地有关机关的工作程序或因内地有关机关、个人拒绝提供材料而无功而返，甚至导致当事人败诉。而内地当事人因赴港办证不方便及律师参与程度较低等原因，也使得赴港取证非常困难。（2）由于内地与香港地区缺乏相关的取证安排，当事人会从有利于证据收集的角度挑选提起诉讼的法院，进而以赢得诉讼。（3）内地人民法院有主动调查权，尽管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但由于双方没有协助文件作为依据，内地人民法院就无权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调查权。

上述种种无奈的局面表明，内地与香港地区应尽快达成调查取证安排。尽管内地与香港的调查取证制度存在种种差异，如对证据界定的差异、证据种类界定的差异以及法官在调取证据中作用的差异等等，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双方在调取证据方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实际上内地与香港在调查取证方面存在达成共识的基础。内地与香港之间已就司法文书的送达、仲裁裁决的执行、法院判决的执行等方面达成了安排文件，这对双方解决调取证据问题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我国与英国同是1970年海牙《取证公约》的成员，内地与香港两地依据各自的法律和参考上述公约，在此基础上双方即有合作的法律基础，又有跨法系取证的经验，只要内地与香港在求同存异的思想指导下就会得到满意的结果。

（二）借鉴海牙《取证公约》协调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区际调查取证的难点问题 1970年海牙《取证公约》其宗旨在于增进缔约国相互间在民商事方面的司法合作。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公约对于调和各缔约国尤其是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在调取证据方面的冲突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前面所述，中国内地、香港两个法域也存在着大陆法系法域与普通法系法域的取证制度协调问题。因此，从务实高效的角度出发，中国各法域间的协调不必从零开始，可以考虑以《取证公约》为基点，将《取证公约》国内化和具体化，即借用《取证公约》的某些原则和规则来处理“一国两制”下出现的区际调查取证问题，这是合理而可行的。目前，中国内地香港两个法域在相互调取证据方面存在以下难点问题急需解决：

1、协调各法域间相互调查取证的方式。海牙《取证公约》规定了域外取证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即直接取证方式和间接取证方式。所谓直接取证是受诉法院国在征得有关国家同意的前提下直接提取有关案件所需的证据，例如公约规定的领事取证、特派员取证及当事人或其代理人自行取证就属于这种情况。所谓间接取证，又称为委托书取证方式，是指受诉法院国通过司法协助的途径采用请求书方式委托有关国家的主管机关进行取证。基于区际调查取证与国际调查取证的不同性，一国内各法域间直接调查取证不会存在跨国直接调查取证的种种限制，因此，笔者认为，尽管委托书方式是海牙《取证公约》规定的主要方式，但我们在解决中国的区际调查取证方式时，应将直接调查取证的方式（包括特派员取证和当事人或其代理人自行取证）纳入区际调查取证制度中与间接调查取证方式并重。

2、协调各法域间相互调查取证的范围。中国各法域的证据制度存在差异，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的范围是不同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民事案件中的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而香港《证据条例》民事诉讼中的证据第76条第2款规定：域外请求在香港取证，可为下列事项作出具体规定：(1)对证人的口头或书面讯问；(2)提交文件；(3)对任何财产的检查、拍照、监护、保管或扣押；(4)对财产进行取样，对财产或用财产进行任何实验；(5)对人身进行医学检查。而内地证据法则认为，凡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海牙《取证公约》并未明确规定域外协助取证的范围，但从该公约对请求书应载明事项的规定上看，可以协助调取的证据包括询问有关人员、检查文书或其他财产，包括动产与不动产。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取证安排》第15条规定,委托方法院请求调取的证据只能是用于与诉讼有关的证据。第17条规定，代为取证的范围包括：代为询问当事人、证人和鉴定人，代为进行鉴定和司法勘验，调取其他与诉讼有关的证据。综上所述，中国各法域间的相互调取证据的范围可以借鉴列举的作法，明确委托调取证据的范围应该包括：询问诉讼当事人；询问证人及鉴定人；对与案件有关的现场、物品进行勘验、检验；提取有关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对某一原始文书和物证的保全或管理等；查证应包括对某一事实进行调查、对原始文书的认证、当事人在有关文书中签名的真实性的确定等。总之，中国两个法域间的相互调取证据，只要委托取证并不严重伤害本地的重大社会利益便应当予以协助。

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据国际公约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司法协助请求的规定专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据国际公约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

查取证司法协助请求的规定

2013-05-06 04:21:35来源：2013-4-29 人民法院报

(2013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68次会议通过)

法释〔2013〕1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据国际公约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司法协助请求的规定》已于2013年1月2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6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5月2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3年4月7日

为正确适用有关国际公约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依法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的公约》（海牙送达公约）、《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海牙取证公约）和双边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规定，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便捷、高效的原则确定依据海牙送达公约、海牙取证公约，或者双边民事司法协助条约，对外提出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请求。

第二条 人民法院协助外国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请求，适用对等原则。

第三条 人民法院协助外国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请求，应当进行审查。外国提出的司法协助请求，具有海牙送达公约、海牙取证公约或双边民事司法协助条约规定的拒绝提供协助的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拒绝提供协助。

第四条 人民法院协助外国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请求，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方式办理。

请求方要求按照请求书中列明的特殊方式办理的，如果该方式与我国法律不相抵触，且在实践中不存在无法办理或者办理困难的情形，应当按照该特殊方式办理。

第五条 人民法院委托外国送达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和进行民商事案件调查取证，需要提供译文的，应当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翻译机构进行翻译。

译文应当附有确认译文与原文一致的翻译证明。翻译证明应当有翻译机构的印章和翻译人的签名。译文不得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第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统一管理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国际司法协助工作。高级人民法院应当确定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本辖区各级人民法院的国际司法协助工作并指定专人负责。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和有权受理涉外案件的专门法院，应当指定专人管理国际司法协助工作；有条件的，可以同时确定一个部门管理国际司法协助工作。

第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建立独立的国际司法协助登记制度。

第八条 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国际司法协助档案制度。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的送达回证、送达证明在各个转递环节应当以适当方式保存。办理民商事案件调查取证的材料应当作为档案保存。

第九条 经最高人民法院授权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海牙送达公约、海牙取证公约直接对外发出本辖区各级人民法院提出的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请求。

第十条 通过外交途径办理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不适用本规定。

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司法协助统一管理部门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凡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本规定办理。

责任编辑：丁志德

第三篇：其原因我国民商事调查取证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

我国民商事调查取证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熊大胜

调查取证是法庭举证、质证和认证的前提，是法庭查明争议事实真相和实现诉讼公正的基础。尽管近年来我国民商事调查取证制度有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还存在着相当多、甚至是很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1.理论研究薄弱与浮浅，空白点多。如：(1)民商事调查取证的性质是什么?调查取证对当事人及其律师而言，性质如何界定，是不是一项基本的诉讼权利?如果是一项基本的诉讼权利，那么，如何从程序与制度上去保障当事人此项权利的实现而不使其落空?(2)在私法之争的诉讼中，法院在探寻与发现纠纷事实真相中的功能是什么?调查取证的主体是谁，法院能否成为调查取证的主体?法院依照职权调查取证的理论基础何在?如果法院可以依职权取证，那么其调查取证的范围、条件与程序应作何种设计与安排，其与当事人之间调查取证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两大法系国家的法院在民事诉讼证据获取制度中功能的差异及其原因是什么?(3)证人资格如何界定?证人作证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是什么?如何对待英美国家的交叉询问制度，我国应在多大程度上吸取、引进这一制度，以及如借鉴又应当如何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建设?如何设计与完善我国的证人拒绝作证的特权制度?(4)英美诉讼文书的定义与范围对我国证据分类有何借鉴?我国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引进诉讼当事人的文书出示或披露义务?对诉讼当事人能否适用强制出示制度以及如果适用又如何设计强制的程度与程序?怎样界定当事人占有、保管或控制被要求出示或披露的文

书?(5)从信息披露、搜寻、发现或获取的角度来看，在当代社会，怎样构筑与信息社会相适应的信息公开、流动与披露制度，尤其是与诉讼证据有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或披露制度?(6)就域外调查取证而言，我国已经参加了海牙《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如何贯彻与落实公约在我国的实施?如何在大陆

与港澳之间贯彻和适用上述取证公约的规定等，如何建立我国国内民商事调查取证和域外民商事调查取证法律纠纷的解决机制?此外，调查取证程序在民事诉讼构造中应当置放在什么阶段?各种不同的证据方式的内在规定性反映在调查取证的程序上有何共性与差异?凡此等等，在这些问题上，理论研究留下大量的缺漏和浮浅。

2.立法简单、原则，空白、漏洞之处甚多。如证人证言是一种重要的证据方式，现行《民事诉讼法》只有第70条规定对其作出了规定，一部诉讼法典就这样仅区区一条有关证人作证的规定，足以斑见其立法的简单与原则。毋庸置疑,有关证人作证的基本制度或内容，如证人作证义务的性质、证人的资格、证人的义务与权利、强制作证、对证人询问的程序(交叉询问)、证人拒绝作证的特权以及对证人的保护等等，均留下了立法上的空白与制度上的缺漏。同样，有关文书证据的出示或披露，民诉法也只有第68条寥寥数语规定，而有关文书证据的界定与范围，当事人出示文书的义务与其拒不出示的法律后果，拒绝出示文书的特权，文书的强制出示和非诉讼当事人出示或披露等，立法上均付诸阙如。同上述类似的还有进行鉴定制度、勘验制度、调取物证和视听资料等取证制度或取证方式，现行《民事诉讼法》均表现出了极为简单、粗放的立法，在此不一一列举。

3.司法中的问题。由于立法在民事证据及其取证制度与程序上缺失，必然导致实践上司法行为的失范。如在法院依职权取证的条件、范围与程序上，不同法院常常做法不一;法院过多、过大地介入民事诉讼的取证活动，难免形成先入为主，影响了法官中立裁判的职能与形象，甚至是造成司法不公的原因之一;证人不出庭接受质询或交叉询问而以书面方式作证导致无法对其当庭质证，使得书面证据的可采性与证明力大大降低;由于缺乏对伪证有力的制裁措施，伪证现象经常充斥法庭;由于没有文书出示义务或强制出示义务及其法律后果等制度的约束，导致本应该在一审程序出示的文书，常常凸现在二审甚至再审程序。鉴定

问题，由于启动鉴定的条件、鉴定的内容、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的资质、鉴定使用的材料、鉴定的依据、鉴定使用的技术手段或方法和鉴定程序等因素或环节，缺乏一般或统一标准和规范。

此外，观念落伍和实践滞后，这在民商事域外取证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如请求外国法院协助调查取证和如何贯彻我国加入的取证公约等，是很少被重视与展开研究的。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下列原因所致：

1.在历史上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特征的支配下，与证据获取制度密切相关的民事程序法根本无生长发育的空间。没有民事程序法或者缺失现代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法，民商事调查取证制度就无法作为独立诉讼程序权利和法律制度获得确立。

2.民事诉讼“超职权主义”模式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法院在调查取证与探知争议真相方面拥有相当广泛的权力，如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56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等。在这种诉讼构架下，法院在审理之前、审理过程中和庭审过程之后，对调查取证有充分的支配和控制权，调查取证的对象、范围、内容与顺序等都由法官决定。法院与诉讼当事人及其律师在调查取证中的空间与权力(权利)，是反向互动、此强彼弱的关系。尽管1991年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近年来审判方式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与削弱了法院的超职权色彩，在调查取证领域，确立了“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逐渐确立了当事人及其律师是调查取证主体的观念与做法，但长期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的思维与惯性，仍是造成目前取证领域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3.“客观真实说”的影响。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和审判实践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要求达到反映或还原案件事实本来的面目。这种认识论，体现在诉讼活动中，就是司法

裁判应当实事求是，人们必须而且能够发现与揭示案件的客观真实;唯其如此，才能确保司法活动的正确与公正。为此，调查取证只是手段，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才是目的。只要能实现目的，手段、方式或路径等问题似乎不需做太多的科学论证、分析与安排，亦即忽略了对如何构筑科学合理的调查取证制度和调查取证程序进行理性的考量。受“客观真实说”的影响，在诉讼证据的调查与收集的问题上，我们一直没摆正与处理好上述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结果是，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权力过分膨胀，当事人及其律师为履行举证责任而享有的调查、收集与获取证据的权利严重先天发育不良，后天生长不足。这种情势之下，更遑论建立起一套科学与合理的取证制度与机制了。

4.欠发达的律师服务制度。在我国诉讼制度中，律师代理服务业欠发达是一基本事实。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利是其履行诉讼代理服务的一项条件和一项主要内容。目前，虽然《律师法》第31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但仅从该立法用语或适用条件上看，含糊不清或限制因素过多，如(1)律师只是“调查情况”而非“调查取证”，这两者貌合而实则神离;(2)律师“可以”而非“有权”调查情况，这两者更是有实质上的不同;(3)调查需“经有关单位或个人同

意”，如不同意则无下文。显然，这一法律规定不仅简单原则，而且在很多重大或基本原则上留下了很多值得商榷之处;即便如此，该有限的规定操作运行起来也非常不便，实践中限制甚多，效果明显不彰，从某种意义上看，该规定有如形同虚设。这一现象既是欠发达律师制度的原因，也是其必然结果。

此外，诉讼观念、诉讼文化、“权力本位”、乃至政治体制等因素，也是产生或影响我国民商事取证问题的原因。在此不多赘述。

第四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国际司法协助工作的若干规定-地方司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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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涉港澳公告送达期缩短为三个月)

《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

为规范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适用范围：民商案件）第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商事案件时，向住所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适用本规定。

（司法文书范围）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司法文书，是指起诉状副本、上诉状副本、反诉状副本、答辩状副本、传票、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支付令、决定书、通知书、证明书、送达回证等与诉讼相关的文书。

（在内地直接送达）第三条 作为受送达人的自然人或者企业、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在内地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向该自然人或者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送达。

（向诉讼代理人送达）第四条 除受送达人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表明其诉讼代理人无权代为接收有关司法文书外，其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为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代理人，人民法院可以向该诉讼代理人送达。（向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代办人送达）第五条 受送达人在内地设立有代表机构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向该代表机构送达。

受送达人在内地设立有分支机构或者业务代办人并授权其接受送达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向该分支机构或者业务代办人送达。

（两地法院相互委托送达）第六条 人民法院向在内地没有住所的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送达。

按照前款规定方式送达的，自内地的高级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将有关司法文书递送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或者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之日起满三个月，如果未能收到送达与否的证明文件且不存在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情形的，视为不能适用上述安排中规定的方式送达。

（直接邮寄送达）第七条 人民法院向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可以邮寄送达。

邮寄送达时应附有送达回证。受送达人未在送达回证上签收但在邮件回执上签收的，视为送达，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自邮寄之日起满三个月，虽未收到送达与否的证明文件，但存在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情形的，期间届满之日视为送达。

自邮寄之日起满三个月，如果未能收到送达与否的证明文件，且不存在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情形的，视为未送达。

（传真、电子信送达）第八条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收悉的其他适当方式向受送达人送达。

（公告送达）第九条 人民法院不能依照本规定上述方式送达的，可以公告送达。公告内容应当在内地和受送达人住所地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刊登，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多种方式送达）第十条 除公告送达方式外，人民法院可以同时采取多种法定方式向受送达人送达。采取多种方式送达的，应当根据最先实现送达的方式确定送达日期。

（留置送达）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向在内地的受送达人或者受送达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诉讼代理人、代表机构以及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司法文书，可以适用留置送达的方式。（推定已送达）第十二条 受送达人未对人民法院送达的司法文书履行签收手续，但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送达：

（一）受送达人向人民法院提及了所送达司法文书的内容；

（二）受送达人已经按照所送达司法文书的内容履行；

（三）其他可以确认已经送达的情形。

（转递送达申请）第十三条 下级人民法院送达司法文书，根据有关规定需要通过上级人民法院转递的，应当附申请转递函。

上级人民法院收到下级人民法院申请转递的司法文书，应当在七个工作日内予以转递。

上级人民法院认为下级人民法院申请转递的司法文书不符合有关规定需要补正的，应当在七个工作日内退回申请转递的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