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苏联时代,中国俄侨文学研究看到什么？

第一篇：后苏联时代,中国俄侨文学研究看到什么？

大多数国人对俄国经典文学并不陌生，普希金、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部分作品甚至被广大学生集体背诵过。但是说到俄罗斯当代作家，却鲜有人知。

8月的上海书展来了位俄罗斯作家米哈伊尔·波波夫，他带来了自己的代表作《莫斯科佬》（贝文力译）、《伊杰娅》（李宏梅译）、《火红色的猴子》（张鸿瑜 译）。波波夫1957年出生于哈尔科夫（今属乌克兰），父亲是乌克兰人，从小在俄罗斯文化环境下长大，热爱乌克兰同时也痛心于乌克兰，身处于俄-乌对话的冲突中，他以此为背景创作了《莫斯科佬》一书，讲了个“继承者”的故事，不过这个“继承者”是位步入中年的糟糕“大叔”，身份是莫斯科建筑大亨的弟弟。

《莫斯科佬》作为俄罗斯当代文学代表作之一，它的汉译本的面世同时也向中国读者抛出个问题：什么是俄罗斯当代文学？

围绕着这样的问题，9月26日一场集结了多位俄罗斯文学、历史专家学者的，当代俄罗斯文学研究译介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中俄文学何时脱节了？

中国的文学爱好者曾一度与俄国文学密切联系，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与俄国人文脱节了呢？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认为，这应该追溯到前苏联时期，从前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关键，“正是由于那段历史，我们和前苏联地区的文化和发展几乎完全脱节，只是通过非常有限的渠道，以及后来的补课，才可以大体捕捉到脉络。但是这一段文化交往的缺位，带来了很多偏差。尽管1990年代中期之后反弹得很快，但是大家还是能感觉到和上世纪五十年代不一样。五十年代中俄恢复关系之后，两国以精英作为交往的载体，九十年代以后，从事边贸的以及一些商人冲在第一线，那时候的交往质量完全不一样。随着国家发展，关系不断深化和提升，同时交往的参与者的水准也不断提升。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鸿沟，我们在政治、经济、安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更多，相比而言与在人文方面的发展不成比例。”

冯绍雷引用了一位研究者的观点，认为那些计算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比不上人文研究，“因为人文研究是穿透人的心灵的。相反关于苏联解体大家都没有预判，倒是人文研究的领域把话说得更接近于这种领域，正是因为人文研究有这样一种特点，不光是功能，而且它本身的禀赋决定了它把问题看得更深更透更远。” 当下的俄罗斯文学是怎样的？

关注社会，是俄罗斯文学很突出的特点，体现于表现这个社会、干预这个社会，所以作品本身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联系。以小说《莫斯科佬》为例，看似好像是一个侦探小说，但是这只是一个切入点，人情在书写俄罗斯历史时段里得到展示，之后就是作者领路进行的深入思考。

而当下的俄罗斯社会生活是怎样的？投射到文学又是怎样的？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现在的中青年作家有的虽然在本国已经功成名就，但是在中国知晓度还是很低。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郑体武称，很多人跟他谈法国、日本、德国文学今天是怎么样的，却很少有人提俄国文学怎么样。他认为，对俄罗斯文坛现状的无知也流露出了，我们包括普通中国人，对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人生活状态的无知。苏联解体后的25年，他们经历了什么？

郑体武指出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当代文坛大体上呈现出转型的特征，这种转型指的是思想上、创作方法的特征，这也是很大的题目。凡是历史上的文学转型期，往往一个人身兼多职。像鲁迅时期的很多文人既是学者也是翻译家，转型时期往往会这样。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21世纪初都体现了文体综合性和体裁的综合性，现在中国文学上比较流行写流水帐，这种现象在俄罗斯当代文坛也有。日记承载了比传统日记更多的功能，表面是日记实际上是杂糅的创作方式。

郑体武对于从外部角度观察当代俄罗斯文坛，给出了途径和角度：“需要把握俄罗斯文学的国家与文学这样的特殊关系上的角度。俄罗斯文学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文学都不一样，就是因为俄罗斯文学和国家的关系非常特殊、非常复杂，所有的俄罗斯文学，作家、诗人、学者，都赞成这样的说法，因此研究观察俄罗斯文学，仅仅从文学本身的角度是不足的，尽管这一个角度我们花一辈子研究可能都不够。俄罗斯人有两极性，一方面他们是天生的国家主义者，渴望有一个沙皇这样的人来领导，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俄罗斯历史、自然等等方面，他们也是天然无政治。俄罗斯双头鹰的形象，一边是无政府主义者，一边是国家主义者。”

“如果我们强调了自由主义的角度，俄罗斯文学受国家干预太多了，甚至普希金的作品不能幸免，但是有没有仔细想过，他为什么和国家之间有这样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是因为俄罗斯的性格。俄罗斯的民族特点，非常重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俄罗斯任何时候都可以大行其道，就是因为俄罗斯本身性格讲文以载道，文学不是你纯粹的文学，文学要承担很多很多的功能。从国家主义的角度讲，国家认为文章乃精国之伟业，乃不朽之盛事。国家当然有责任关心文学，从这角度看苏联解体以后，这个传统没有泯灭。”

郑体武举例子，今年4月，第二次俄罗斯国家文学大会上有意见认为俄罗斯语言文化的现状已经到了国家非关心不可的时候了，并称：“现在年轻人讲的俄语，已经不是俄语语音了，听上去像英语，甚至电视台主持人讲话都不像标准的俄语，经常把外来词拿过来。思维也已经都西化了，尤其是年轻人思维都西化了，不是俄语思维而是西方英国式思维。”该意见还指出，“青少年在求学和成长的过程当中，国家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全社会的责任，作家有责任，出版社有责任，教师有责任，甚至新闻记者都有责任，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也有责任。” 对于俄罗斯当代文学不景气的说法，郑体武提出新的角度，他介绍说俄罗斯现在有文学奖项374种，其中有政府性质的也有地方性质的，多是民间行为，由各种基金会设立，奖金少则几千美金，多则上十万美金。此外俄罗斯现在的文学期刊繁杂，但大多印数只有两三千，有些时候是求寡头资助才得以存活。郑体武认为文学确实也是全民关注的事业，俄罗斯文学的现状是好是坏，他不急于下判断。中国俄侨文学研究看到什么？

俄罗斯文学，是由所谓主流文学与地下文学，以及俄罗斯境内和境外的文学，组合而成的。其中，侨民文学也是非常重要组成部分。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教授王亚民是这方面的专家，她回忆道，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关注在华俄侨，最早的研究文章是1992年开始的，至今24年。她将这24年梳理称三个阶段：一个是1992年-2001年作为起步阶段，2002-2009年系发展的阶段，2010年-2015年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是王亚民指出，24年来的整体刊发量还是特别少的，仅有114篇研究，群体和受众也有限，其中有历史断层的原因。

王亚民的另外一个研究是中国俄侨文学属性的问题，到底是俄罗斯文学还是中国文学？她称现在已经把它纳入到中国文学研究中。不仅仅是俄罗斯这块，还把日系纳入进来，她解释称“这与我们国家的历史有关系”。

同时王亚民指出如今的侨民文学研究问题还是很多：

“一是我们对 邻居 关注不够。从俄侨文学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刚好可以作证这一点，而且研究成果不丰富。另外研究质量不高，就是主题研究多，其他艺术性、思想性的几乎不涉及。第三，是研究视野不开阔，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就文学而进行文学研究。你想我们实际上跨到了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而且俄罗斯侨民文学不止我们在研究，还有法国、巴黎、美国也在做，我们做的比较研究几乎没有。第四，是批评和争鸣根本没有形成有效对话，我们还是在自己小圈子里面讨论，基本上是各说各话，各自为政。

第二篇：俄侨诗人的中国声调

俄侨诗人的“中国声调”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英男

20世纪20-30年代是旅居中国的俄侨社团的全盛时期。据原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阿勃尔

1金（又名阿瓦林）统计，30年代初仅东北地区就有26万俄罗斯侨民。俄侨社团的社会生活非常活跃，与其他外侨社团相比，表现了较突出的文学爱好和文学创作倾向。其中诗歌创作所

2占比重相当大，1918年—1947年间共出版了近180部诗集和难以统计的大量的零散诗作。难怪美国学者克雷德认为：“中国俄侨的文学创作成果足以构成一个富裕国家的不太贫乏的文学3遗产”。

俄侨如此重视文学和诗歌创作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从社会成份来看，俄侨当中知识分子的比例较大，有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占多数。“侨民社团总的文化程度超过俄罗斯革命4前的平均水平”。沙皇时期，俄罗斯的中学教育侧重于人文学科，以语文课程为主课，为俄侨打下了较雄厚的文学底子。特别是19至20世纪俄罗斯文化的文学中心主义，对广大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爱好起了导向作用。此外，“白银世纪”的强大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30年代，在“白银世纪”余波的熏陶和推动下，俄侨知识分子把尼·古米瘳夫、阿赫马托娃、勃洛克乃至早期的马雅可夫斯基等著名诗人立为自己的偶像，倾心于诗歌创作，并有意无意地模仿他们的风格、情趣和底蕴。

当然，俄侨诗歌不能说全部是模仿性的。俄侨诗人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度，立足于自己的特殊经历，用他们特有的题材、情感和语言为俄罗斯侨民文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我们评价中国俄侨诗歌创作的时候，一方面，正如B·阿格诺索夫教授所指出的，“不应扩

5大哈尔滨侨民文学对俄罗斯文化宏观发展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中国俄侨诗歌的文学价值和不可否认的艺术魅力。美国学者M·拉也夫提出，“由于俄侨社团在地理上的分散，俄侨诗歌大合唱以巴黎的声音为主调，还可以分辩出布拉格、柏林，或许还有哈尔滨等各6种不同的声调”。笔者认为，“俄侨诗歌大合唱”中出现别具一格的“哈尔滨声调”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因素所造成：正是中国的氛围、中国的意境和华夏文化的深远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哈尔滨俄侨诗人的创作特色，因此，所谓“哈尔滨声调”实际上可称为“中国声调”。

“中国声调”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许多与中国生活相关的专门词语（包括词汇学中所称的“异国词语”--варваризмы）。翻开俄侨诗歌集，诸如：будда（佛）、кумирня（庙）、лама（喇嘛）、мандарин（官吏）、паланкин（花轿）、лотос（荷花）、бамбук（竹子）、джонка（舢舨）、иероглиф（象形文字）等词语比比皆是，其中还有不少是直接来自汉语的外来语，如：чай（茶）、гаолян（高粱）、тайфун（台风）、фанза（房子）、кан（炕）、рикша（人力车）等。这种词语的复现率大大超过了俄语中的通常情况。此外，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边境地区，中俄居民频繁交往的地方曾出现以大量吸收汉语词语为标志的一种俄语方言，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在哈尔滨俄侨诗歌中被用作别具一格的艺术手段。例如：

--А сабля, гляди на ем...– золотая!--瞧，他佩带的长剑...是黄金做的!Знать, чин охвицерский...这可是个大官呀!12参看B·阿瓦林：《“独立”的满州》，第9页, [俄]党内出版社 1932年版。

统计数字参看《中国俄侨诗歌》，第5页，B·克雷德、O·巴基奇主编，莫斯科《时代》出版社，2001年版。3 同上，第6页。4 同上，第8页。5 B·阿格诺索夫：《俄罗斯侨民文学》，第54页，“特拉-运动”出版社，莫斯科1998年版。6 M·拉也夫：《海外俄罗斯：1919-1939年俄侨文化史》，第147页，“进步-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94年版。--Кан-ка пуе!

--不要乱动!H·斯维特洛夫（Николай Светлов）《在街头》 中国的环境使俄侨诗人联想翩翩，产生新颖、优美的形象语言。中国是铜、瓷之国，诗人们就时常以铜、瓷作比喻。K·巴图林（Кирилл Батурин）写道：“杏树开花时，天穹如兰瓷”。Л·叶辛（Леонид Ещин）把自己的声音比作铜锣，把月光描绘成“古铜色”的。中国人最喜爱的黄色，也常用来做比喻的，诸如：“黄色的晚霞”、“我那黄皮肤的故乡河”、“黄眼睛的阴森森的黑夜”、“晚霞般的金黄色的姑娘”等等。中国被俄侨诗人称为“黄色国度”，中国人是“温顺的黄种人”。植根于中国文化现象的生动比喻还可以列举很多：“象佛像一样，缄默、沉静”（A·阿恰伊尔 – Алексей Ачаир），“月光用黑墨在地上作画”（K·巴图林），星座在天上“画出自己的形象字”（E·拉欽斯卡娅 – Елизавета Рачинская）。M·沃林（Михаил Волин）把西下的太阳视为“徐徐熄灭的龙的火眼”，阿恰伊尔则把渐渐笼罩天空的夜色别出心裁地比作“越擀越大的满州大饼”。

同一个历史文化现象折射于诗人的内心世界，产生不同的文学效应。2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还经常采用斩首示众的刑罚。A·涅斯米也洛夫（Арсений Несмелов）在《中国画册》组诗中对车马店墙外插在竹竿上的土匪（红胡子）的头颅作了现实主义的仔细写照，又添加了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结束语：

И шептал любопытным труп: 死尸向围观的人们发出嘘嘘的声音： «Берегитесь!..Пришла холера».“你们要担心！...霍乱正在蔓延”。

B·别列列申（Валерий Перелешин）基于同样的现实，萌发出另一种令人心寒的联想，把俄侨比拟为“永生不死的俄罗斯被坎掉的头颅”（отрубленная голова неумирающей России），生动地刻划了俄侨与祖国俄罗斯之间藕断丝连的关系，也表达了诗人对俄侨命运的哀伤。

在题材方面，俄侨诗作的“中国特色”也十分醒目。有不少作品是以中国的山水、名胜古迹或农村风光为内容的，如：K·巴图林的《在路上》、M·维季（Мария Визи）的《中国风光》、《中国村庄》、Bс·伊万诺夫（Всеволод Иванов）的《黄昏》、A·涅斯米也洛夫的《在中国》、B·别列列申的《山海关》、《赴东陵》、《在碧云寺望北京》等等。也有以观赏中国艺术作品为引线抒发情感的，如：M·谢尔巴科夫（Михаил Щербаков）的《中国的刺绣画》、M·科罗斯托维茨（Мария Коростовец）的《画册》等。还有献给心爱的中国姑娘的：H·斯维特洛夫的《献给苏州姑娘》、K·巴图林的《月亮》、《妞》，B·别列列申的《界限》、《南风》、《白霜红叶》等。另有大量诗作以中国的日常生活为内容，真切描绘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和中国老百姓的情感世界。A·帕尔卡乌（Александра Паркау）的《阴历年》和H·斯维特洛夫的《中国的新年》展示了中国人民欢度春节的热烈气氛和多姿多彩的中国民间风俗；O·斯科彼钦科（Ольга Скопиченко）细笔刻画了上海里弄的生活场面（《上海偏僻的街区》）；M·维季以怀旧的情调展现了北京人的生活情趣（《对北京的怀念》）。

哈尔滨是俄侨最集中、文学创作最活跃的地方，在俄侨诗歌的题材中自然占据突出的地位。描述、歌颂哈尔滨的诗作颇多，并从内容和情调上有别于其他题材。例如：描绘上海时，诗人们注重于其大都市的风貌，把上海形容为“不知怜悯”的“虐待狂”、“残酷无情的城市”，强调城市与人之间的距离、乃至对立给人造成的孤独、迷惘和压抑感。与之相比，哈尔滨则呈现出充满人情味、温磬可爱的小城市氛围。俄侨女诗人E·拉欽斯卡娅指出：“哈尔滨的魅力在于她把大型文化中心的所有特征（……）与给人以温磬感的小地方色彩和井井有条的老式的纯俄罗斯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1。H·列兹尼科娃写道：“回忆在哈尔滨的岁月，没有一个俄侨不感到深深的感激之情。（……）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国家的俄侨都没有产 1 E·拉欽斯卡娅：《生活的万花筒》，第121页，YMCA-PRESS出版社，巴黎1990年版。生象在哈尔滨那样的如同在家的感觉”1。这种情感恐怕是哈尔滨全体俄侨所共有的。A·帕尔卡乌挥泪告别哈尔滨时，写出充满激情的诗行：

Ты столько раз в годины испытаний 多少次遇到艰苦考验，В смертельный час волнений и тревог 多少次面监生死难关，Давал приют уставшим от скитаний 又每每是你

И душу русскую берег.为流浪失所的人提供了庇护，保佑了俄罗斯的灵魂。

В суровый век разгула и наживы 在这放荡不已、唯利是图的冷酷年代里，Хранил, как клад, все то, чем дорожим, 是你把我们所珍惜、赖以生存的人生价值 Чем ценен мир и люди в мире живы...当作宝藏，给以真心保护……

《去陌生的远方》

另一个女诗人E·达尔（Елена Даль）深情地写道：

И теперь ни от кого не скрою, 这可爱的城市征服了我的心，Милым городом покорена, 现在我就要直截了当地声明： Что мне стала Родиной второю 庇护我的国家

Приютившая меня страна.已经变成了我第二个祖国。《献给第二个祖国》

哈尔滨的俄式氛围有利于产生这种“第二个祖国”的感觉。俄侨诗人的作品清楚地反映了他们扎根于中国土地之后所发生的心态变化过程。特别是从未闻到过“故土芳香”的青年一代已经“辩不清哈尔滨与梁赞”（И·列斯纳娅 – Ирина Лесная），站在松花江畔，只能隐隐约约地想到涅瓦河。俄罗斯大地已渐渐地退入梦中，显得如此遥远，可望不可及，“如同缥缈的白烟”（Л·哈茵德洛娃 – Лидия Хаиндрова）。从中国飘游到其他国家的俄侨对哈尔滨充满了依恋之情。年轻的爱玛·特拉赫腾别尔格（Эмма Трахтенберг）患上肺结核，被送往欧洲治疗，她的心却从比利牛斯山脚下飞向中国。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她执着地表示：“我的内心不会改变，我依然把中国称为祖国！”

忧患意识很重的涅斯米也洛夫非常关注俄侨的“小世界”与中国社会的“大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敏锐地觉察到“俄罗斯的哈尔滨”日末途穷的未来。《哈尔滨诗篇》、《老墓地》、《老毛子》、《墓志铭》等诗作表达了他对哈尔滨俄侨命运的深深忧虑和悲观预测：

И через сколько-то летящих лет

日光似箭，不知到哪一年，Ни россиян, ни дач, ни храма – нет, 俄罗斯人连同他们的别墅和教堂销声匿迹，不复存在，И только память обо всем об этом 留下的只有记忆中的印象，Да двадцать строк, оставленных поэтом.还有诗人这草草的字行。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结束了“俄罗斯哈尔滨”的黄金时代，许多俄侨纷纷离开，以逃避战乱。回顾往事，展望前途，他们明确地意识到：一生中的“哈尔滨时代已被舀干、饮尽”，历史递上新的一杯苦酒，不得不咽下（E·亚什诺夫--Е.Яшнов语），然而他们心中的哈尔滨会永远保存自己的引力和光彩。

哈尔滨的俄侨社团一直过着自我封闭的生活，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世界。俄侨中也确有不少人对社团以外的中国广大天地漠不关心，甚至自动排斥，表现出俄罗斯民族固有的优越感和大国主义。老俄侨列兹尼科娃后来不无遗憾地回忆道：“中国文化与我们在哈尔

2滨的几乎所有的人是擦肩而过的”。但是，这种提法也未免有些夸张。值得庆贺的是，俄侨 12 H·列兹尼科娃著：《俄侨的哈尔滨》载《新杂志》1988年第172-173期。

同上，第386页。知识分子、尤其是许多俄侨诗人能够认识到，在他们周围不仅仅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也是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国。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宗教、哲学，特别是丰富多彩的古典文学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

正如别列列申提出的：“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并可以说把全部灵魂灌注于文字的人民，他

1所创造的诗歌如同无边无际的浩瀚大海”。不少俄侨诗人敢于在大海中探路，他们认真学习汉语，钻研中国历史、文学，并着手于中国古诗的翻译，成为中俄文化之间的桥梁。在他们的努力下，出版了若干部中国诗集（俄文译本）和大量的零散译作，使俄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

2个新的、即陌生又美丽的诗歌世界”。

中国的魅力是难以抵住的，华夏文化的影响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俄侨诗人的心灵和作品之中。正如M·斯普尔戈特（Михаил Спургот）形容的那样：“老子的智慧海洋上一小片思想浪花足以引起我心中的台风，骤然令我心潮澎湃”。中国的历史人物、伟大的诗人和不朽的古典作品成为诗人灵感的源泉。《杨贵妃》、《李太白》、《独鹤》、《汪浩之花》、《元朝皇帝之诗》、《食日大龙》等独有特色的诗篇相继问世，把中国的古典题材和文学情调引入俄罗斯诗歌之中，其开拓意义不言而语。应该指出，这些作品不是中国名著的翻版，而是原基础上的创新，通过俄罗斯诗人的眼光，再现了中国的历史人物和文学作品的情节，并添加了许多新的色彩和内涵。女诗人Ю·克鲁曾什特恩·别捷列兹（Юстина Крузенштерн-Петерец）在《杨贵妃》一诗中转述《长恨歌》的故事时，改变笔调，突出了杨贵妃的形象及其爱情悲剧。在《李太白》一诗中，诗人笔下的李白增加了几分俄罗斯人特有的豪爽、放纵和对自由的挚爱。Б·沃科夫（Борис Волков）在题为《食日大龙》的长篇诗中，以崔颢和李颀的诗句为引子，利用边塞诗的格调和俄罗斯诗歌的传统韵律，塑造折戟沉沙、全军覆没的悲状场面，表达了战士在悲哀绝望之中思念情人的强烈心情。

中国文化不仅对俄侨诗歌的题材，也对其意境和格调产生了深层的影响。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应是别列列申的作品。别列列申曾经翻译过《道德经》、唐诗等，对中国的文学、文化独具只眼，怀有深厚的情感。他把中国称为“温柔的继母”、“第二个祖国”，在1953年所著的《来自遥远》一诗中写道：“一去不复返的幸福啊！我安然坚持一个朴素的信念：在我离世的那一天，我一定会回归中国”。在这位多产诗人的遗作中，《模仿汉语》一诗全部用俄语单音节词汇写成，体现了对中国单音节古诗的迷恋。《桥上》仿照古诗的结构、情调，写景写情，景情结合，引出简明、深刻的哲理。《中海》以描绘中海的景色为主线，表达了对人间天堂的向往。《最后一枝荷花》颂扬了北海深秋中的荷花：

Торжественная тишь

隆重的静默

Над мертвыми стеблями.笼罩着枯死的莲杆。Последний лотос лишь 唯有最后一枝荷花

Один воздет, как знамя.高高挺立，活象一帜战旗。

Стой.И не бойся ран.愿你挺身站立，不要惧怕创伤。Стой, гордый и отвесный, 愿你自豪地站立，直如悬崖，Как древний великан, 象古代的巨人

Держащий круг небесный!顶着天穹和太阳！

引人注意的是“荷花颂”这个中国的传统题材，经俄罗斯诗人发挥，把原来形容纯洁、高尚、一尘不染的荷花转变成坚强、勇敢的象征，并引发作者对自己作为“最后一个自由歌手”的哀叹。

俄侨诗人大都有各自的坎坷经历，曾被历史风暴卷入、裹挟，背井离乡，漂游异国，心 12 《圆扇歌》，第1页，B·别列列申编译，“播种”出版社，1970年版。《俄罗斯杂记》1939年第14期评论。底里隐藏着难以倾诉的创伤和痛苦：“我们来自被大火吞噬的故乡，浑身醺透了烟的苦味”（Б·沃尔科夫）。在国外的“青年时代全部在贫困中度过，想方设法给自己糊口，又要为家人寻找养生之计”。（M·科洛索娃--Марианна Колосова）。这种“侨民的倦累、侨民的辛酸”如何才能摆脱呢？有些人心中产生了“假如我能改变命运……”的念头，诗人们也对这种想法作了各自不同的解答：有人表示愿意当一个普通的俄罗斯农妇，有人以为“森林中的生活会更简单一些”，也有人幻想脱胎换骨，完全融入于中国社会，以获得心灵的安宁：

Не раз задумывался я 我不至一次地想到，Уйти в далекие края, 要离去、躲进偏僻的乡区，И в фанзе поселиться там, 住进中国农舍，Где(...)кана под окном тепло.来享受（……）热炕的温暖。На скользкую циновку сесть, 坐在平滑的凉席上，Свинину палочками есть 提起筷子、夹起猪肉，И чаем горьким запивать;把苦涩的绿茶慢慢地送进口。Потом курить и рисовать, 饭后抽烟、作画，Писать на шелке письмена – 在绸绢上练习书法。И станет жизнь моя ясна, 愿我的生活象汉字一样，Ясна, как сами письмена.变得清晰如画。

Б·贝塔（Борис Бета）《满州诗篇》

别列列申也表达过类似的心愿：

Я б родился в городе южном – 我想投胎到南方城市，Баошане или Чэнду 或者宝山或者成都，В именитом, степенном, дружном 出生在一个规规矩矩的名门大族，Многодетном старом роду 一个团结、和睦、多子多孙的大家庭中。

这种希望当然无法成真，但从中可以看到俄侨诗人对中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认可和接受，甚至有一定程度的羡慕感。

乱中求静的心态驱使一些诗人对佛教信念产生兴趣。B·杨科夫斯卡娅（Виктория Янковская）写出《佛山》、《佛像与我》等一组以同佛像对话为内容的诗篇，向大佛探讨人生的秘诀，所得的教诲是：“人生如同沙滩上的沙粒，岁岁月月充满了悲欢与坎坷”，唯独肉眼不可识别的永恒才没有虚无缥缈的本质。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引导之下，诗人寻求“融入于青水蓝天”的感觉，力图忘怯痛苦、忘怯一切，在失去自我中建立新的自我，把“人间泰安”立为意愿的极限。

把自己比作“受伤的野兽”的Б·沃尔科夫在北京东正教使团所在地北关写出绝望的《日末途穷》一诗，向东正教的上帝宣告：“我现在什么也不相信，也不愿去采集你的花朵。”日后，他流荡于华北地区，来到深山古庙，在老僧的开导下，悟出新的人生之路：“在纷乱交错的道路上盲目徘徊，左右碰壁，不料之中，找到早已被忘却的路径，便在夕阳的光照下，踏着磨损的石板，终于来到这永恒松林的怀抱。”

“静”也是别列列申诗歌中的关键词。在北京的中海、碧云寺、杭州的湖心亭、河北的山海关……，他到处在寻觅安逸、幽静，把“静”定为终身追求的目标：“这似花似锦的幽静是我梦寐以求的奖赏”。“静”是人世上的恶、乱、烦的对立面，诗人背着“人间的悲痛和耻辱”，走到北京那些静谧的湖畔，象孩子扑向母亲的怀抱一样，把这沉重的负担投进“宽容一切的玉渊”。通过这些例证，可以看到，“静”、“安”等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被俄侨诗人接受，丰富了诗歌的意蕴。

“中国声调”还包涵着诗人深层的中国观。概括而言，俄侨诗人的中国观呈现出两种趋向：一种是将中国的人、物、景当作美学对相加以观赏和赞颂。其中的“人”大多为皇帝、公 5 主、僧侣、美女等想象中的优美形象；“物”为楼台亭阁、宝塔寺庙、香炉、古画之类；景的描写刻画田园式的安宁或神秘、诱人的异国风光：

Над зеленым каналом 绿茵茵的运河，И над рощей бамбука 静悄悄的竹林，В небе сонном и алом 红彤彤的天空，Ни дыханья, ни звука.屏住呼吸，在默默地沉睡。M·维季《中国的景色》

Отсюда так прекрасны вдалеке 远处的景色多么秀丽，Минувших лет немые очевидцы – 睡梦中的岛上楼阁，И сонный павильон на островке, 皇后遗留的古老的船舶……

И древняя ладья императрицы.啊，这都是默默的历史见证！B·别列列申《中海》

即便是日常生活中的景物，在诗人眼里也披上了美学色彩：“你看这景色有多美：停靠在小岛上的渔船象一串串的葡萄，紧紧地贴在一起”（A·阿恰伊尔）。这种美化现实的趋向带有H·古米廖夫等高峰派诗人追求异国情调的印迹和“白银世纪”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

第二种趋向则遵循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在诗歌中努力塑造活生生的中国现实。这里的“人”，有菜农、苦力、人力车夫、流浪儿等；“物”，有村庄、饭馆、渡船、马车等等；景的描写力图真实、细腻，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Купец-китаец едет на ослице.中国商人骑着疲惫的母驴赶路。За ним с кнутом бежит погонщик стройный, 细瘦的车夫手里拿着长鞭，Держась за хвост ослицы утомленной, 抓住驴尾巴紧跟在后面，Напев твердит сонливо-монотонный.嘴边哼哼叽叽地唱着单调的旋律。В его косе вплетен шнурочек белый – 他的辫子系着白布条，Знак траура по близком человеке(...).为去世的亲人表示哀悼。B·马尔特《在付家店》

此类现实主义作品大都以同情、怜悯的笔调塑造了中国的苦力、船工、人力车夫、贫穷农民等下层老百姓形象，体现了俄罗斯文学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关注“小人物”的传统。典型作品有A·涅斯米也洛夫的《菜畦》、B·马尔特（Венедикт Март）的《三个灵魂》、《小母指》、И·奥尔洛娃（Изида Орлова）的《来福》等。

从理想主义的视角去寻索“中国神话”或用现实主义的眼光去反映中国的实际，这两种趋向代表了俄侨中国观的内部张力和矛盾的对立。随着俄侨与中国生活的逐步贴近，“中国神话”开始渐渐涣散，被较为现实的态度所取代。A·谢列布连尼科娃（Александра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а）在《中国歌谣》中风趣地叙述了这种从“神秘”、“古怪”到习以为常的中国观的变化。

30-40年代，俄侨知识分子与中国人民一道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带来的战祸，加深了对中国的感情。一些诗作以悲剧性的口吻记述了当时中国人民的苦难：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可怜的中国少年倒在地上，“赤身裸体僵死在街头，没有棺材，没有坟墓，没有留名……”（A·帕尔卡乌）。面对哈尔滨和上海的陷落，阿恰伊尔发出悲愤的呐喊：“啊，亚细亚，我可怜的黄种朋友，你已陷入火海之中！”现实中的战火吞没了“神话般的中国”，即便那些竭力寻求“被遗忘的神话”的诗人也不得不承认：“面对流血成河的时代，我们不懂得神话，也没有神话般的梦境”。（O·斯科彼钦科 – Ольга Скопиченко）

中国的文明与野蛮是诗人们常思考的另一个矛盾的对立。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将灿烂的历史遗产与当代的贫穷落后集中于一身，让人看到“最古老的文化，最古老的僻壤”（亚什诺夫）。对中国的这种两面性应该如何看待呢？有些作品反映的是中国落后的一面，认为即使在 6 现代大都市的面罩之下，也会露出“半野蛮”的东方真相，雅片馆前的“血红色的灯笼”“几千年来不停地在召唤”。但是，更多的作品注重刻画的是中国古老、智慧的形象，用充满诗意的夸张手法把中华民族的历史起源与“威力无比的大龙在空中自由飞翔”的神话时代连在一起。在中国的国土上，诗人们深切体会到历史的延续性：“皇宫的大桥珍藏着千年的传说”（巴图林）；东陵的古松飒飒地发出“百年之声”（别列列申）。A·涅斯米也洛夫眼中的中国就象农夫和他的老黄牛一样——几千年来眼朝下，抵着头，一直在顽强地向前行走。

黄牛的步伐是缓慢的，中国大地上历史的流速也似乎停滞不前。俄侨诗人经常把“中国”与“永恒”相连结，但中国的永恒是“徐缓的”、“一动不动的”：北京，这个“世界上最奇怪的城市，（……）多少个世纪在你的头上络绎不绝地掠过，你可依然在沉睡不动！”——这是科罗斯托维茨发出的感叹。

中国的沉睡果真是“永恒”的吗？当中国这个“睡狮”苏醒之后，对西方是福还是祸？不同的答案反映了俄侨诗人不同的东西方观。东西方的对立与交叉问题在俄罗斯的文化心态及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认同：提起东方，就必然想到蒙古统治时期，想到成吉斯汗、忽必烈、拔都汗……俄侨诗人也按照这个思路，常提到成吉斯汗的名字。O·斯科彼钦科登上北海的白塔，想到成吉斯汗曾在这里祈祷，遥望千里之外的斯拉夫大地，尔后阵亡，战死在草原上（《北京》）。这种想象与历史事实相差甚远，但从民族记忆的角度来说，它有一定的必然性。在此，诗人笔下的成吉斯汗不过是一个象征性形象，代表了与白塔佛像的永恒相对立的昙花一现的人间荣华。

身在中国，俄侨诗人对俄罗斯与东方血肉相连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如，B·罗吉诺夫（Василий Логинов）有这样几行诗：

Россия – сфинкс.И от ее очей, 俄罗斯是斯芬克司。她的目光，От каменных очей, так сердце пьяно!她那石雕般的目光，令我心醉如狂！Торжественные орды Чингисхана...成吉斯汗铁军的隆重步态…… Китай...Монголия...и желтизна степей...中国……蒙古……

还有那金黄色的草原……

《学者》

骑马奔驰在蒙古草原上，诗人体察到自己的血管中也有东方的血液，确认成吉斯汗是自己的祖先，并对俄罗斯民族的东方渊源有了清楚的认识：

Годы не могут отчерпать из крови 岁月的流逝不能从我们的血液中 Влитую Азией в сердце струю, 冲走亚洲所灌进的强流。И над глазами раскосыми – брови 斯拉夫大地上常能见到 Часто чернеют в славянском краю.黑眉下细长的东方眼睛。

В·杨科夫斯卡娅《来自同一个篝火》

俄侨诗人亚什诺夫一生中走遍了亚洲许多国家，对东方有了深入的了解，对亚洲和中国的前途产生无限的希望。在他的心目中，亚洲是世界历史与文化的发源地，必定能给欧洲带来新的创造精神。在献给亚细亚的一首诗中，他宣称：

Чувствую я, из Европы беглец, 我是欧洲的后代，Отпрыск культуры постылой, 却厌恶欧洲文化，逃离欧洲，В гаме верблюдов, коней и овец 在这骆驼、马匹和羊群的喧闹中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е силы.体察着你的潜在力量。

(......)

Вижу, мужает скуластый творец.你看，颧骨凸起的创造者在茁壮成长。

Жатва – на западе, в Азии – жнец!西方的庄稼必将由亚洲人去收割！

这种强调中西文化交融、突出东方地位的思想带有明显的欧亚主义印迹。据哈尔滨诗人 7 B·斯洛勃德奇科夫（Владимир Слободчиков）介绍，欧亚主义在俄侨知识分子中曾经确实有一定影响。然而，另一些作品使我们感到B·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影响。如：M·沃林在《中国诗篇》描述黄昏时渡河的情景，他听到船夫呻吟般的歌声，觉得其中充满了不可名状的力量和威胁：

Нас мильоны, похожих, единых, 我们是千千万万，相貌相似，团结如一，С желтым телом и сердцем, как медь, 黄色的驱体，红铜般的心。Мы когда-нибудь хлынем лавиной, 时日一到，我们变成洪流，Приносящей мгновенную смерть.刹那间冲毁一切。

Подожди, мы еще не проснулись, 等着吧，我们尚未苏醒，Подожди, наше время придет.等着吧，我们的日子必将来临。Мы, как пчелы, закрытые в улей, 我们象关入蜂房中的蜜蜂，Копим мщения сладостный мед!一点一滴地积攒着复仇的甜蜜！

在这里，沃林显然是占在“纯欧洲”立场上讲话的，然而，我觉得，诗人的中国观不能简单地用“黄祸论”等政治术语来概述的。同一个沃林在同名的另一篇诗中对中国的觉醒表示深信不疑。他把中国比做“在暖洋洋的泥泞中暂且熟睡的雄牛”，并预言，时日一到，这头雄牛会猛然起立，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使拜占庭的十字架弯曲变形，使摩天大楼摇摇欲坠”。

在中国最黑暗、最危机的时刻，俄侨诗人对中国的未来表示了坚定不移的信心。常年旅居巴黎的著名歌手、诗人A·维尔金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Вертинский）来华访问演出，1937年写出题为《中国》的一首诗。“于无声处”，他敏锐地发现在中国貌似顺服的微笑之下，“远方的闪电在悄悄地沉睡。总有一天，暴风雨会来临，大地会震动起来，发出吼声，打破神圣的陵墓几百年来所保持的沉默”1。

同一年4月，亚什诺夫也写下一首诗中预言中国的美好未来：

Как тень пройдут враги.敌人会象黑影一样，一晃而过。И золоту из-за запретных стен 金光闪闪的紫金城，Вновь улыбнется май.会重新看到五月的微笑。

Все в мире суета и тлен, 芸芸众生最终统统变成灰烬，Недвижим лишь Китай.唯有中国依然如故，安如泰山。

相信这些铿锵有力的诗句一定会在华夏子孙的心灵里引起强烈的共鸣，使我们确确实实地感到，中国俄侨诗人的优秀作品与我们是心连心的。

A·维尔金斯基著：《1916-1937年诗歌集》，勃罗诺夫斯卡娅出版社，上海1937年版。

第三篇：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技术官僚

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技术官僚

2007-08-02 中国的特殊改革模式虽然赋予了技术官僚精英以特殊的重要性,但也让他们担当了本不属于他们的额外使命。

在最后一次复出之后,邓小平曾用他一贯的通俗风格道出一句名言: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作为一位阅尽历史风云的老资格政治家,邓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制度对于人的决定性作用。乖戾的是,真实世界的制度从来就不处于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两极状态。通常的情况是,我们置身的历史往往处于某种中间状态,它们要么处在坏制度向好制度的转型之中,要么处于好制度向坏制度的衰变之中。这就是说,我们真正置身的历史往往处于那种不断转型的变迁状态。在这种历史情境之中,杰出人物对历史的型塑力量就变得相当醒目。所谓英雄创造历史,意指的就是人在创设新制度方面的巨大能动作用。

无疑,目下的中国就正好处于这种捉摸不定的变化状态。自1978年始,中国的制度转型凡27年仍未竟全功,而在一些重要领域,无论大众还是精英,甚至处于空前迷茫的状态。在这个时候,杰出人物的作为就显得尤其关键。行百里半九十,后面的“十里”往往是领袖者在关键时刻凭借超常的意志和洞见所达成。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晚期,一批优秀的技术官僚渐次崛起,成为中国政治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这批人大都学历完整,通晓专业,历练丰富。他们或者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如谢平、易刚者,或者有完整的基

层和部门历练,如李荣融者,而其中最为扎眼的如周小川、郭树清等人更是集多种优势于一身,成为中国新一代技术官僚的指标性人物。受改革开放之惠,中国新一代的技术官僚群体,不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具有宽广的全球视野,而且亲身参与改革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有幸运者更是行走枢机,与闻重大的决策过程。所有这一切,都使这批技术官僚精英成为后改革时代掌舵中国宏观管理部门的一时之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已经逐渐上位的新一代技术官僚群体,是中国在后改革时代应对复杂局势时可资凭借的一笔宝贵资源。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表明,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大多会经历一段威权政治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力量的消解,以理性和专业知识为特点的技术官僚总是会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不惟是技术官僚的专业知识能够适应日趋复杂的现代经济、管理、技术问题,更是因为技术官僚的这种能力能够部分屏蔽和缓解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冲动。在很多人看来,正是转轨时期的这种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经常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所谓“行政吸纳政治”,实际上暗含的正是技术官僚这种对政治参与的抑制作用。技术官僚不仅能够在转轨时期为威权政治提供较为理性的治理基础,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为威权治理提供某种合法性替代。

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由于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行政系统之中,技术官僚的这种功能正变得越来越突出。而随着中国改革矛盾的进一步暴露,他们的这种功能可能还会变得越来越突出。更加直白一点说就是,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技术官僚不仅要解决分内的专业技术问

题,还要担当起利益整合、意见表达的责任。而后一种明显属于政治家的功能,显然不是技术官僚之所长。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的特殊改革模式虽然赋予了技术官僚精英以特殊的重要性,但也让他们担当了本不属于他们的额外使命。这可能正是中国技术官僚精英们的困境所在。这种困境在国有银行改革的最新一次争论中凸现得格外明显。

在经过数次大规模注资之后,中国最新一次银行改革引起了广泛的“贱卖”争议。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改革主要设计者的技术官僚们备受压力。从逻辑上说,在中国目前的体制条件和文化环境中,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不失为改造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一种较优路径。就此而论,技术官僚们的自我辩护是可以成立的。但问题在于,反对者所质疑的远远不仅仅是“是否贱卖”这类技术性细节,而是这次改革的程序正义、透明程度等更加实质性的问题。在国有银行耗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金钱之后,在中国改革本身都已经备受争议的今天,反对者的观点无疑是相当具有威慑力的。很显然,反对者与技术官僚所争论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但这又是作为改革主事的技术官僚们不得不回答的问题。这种悖论,可能正是中国技术官僚们身在琼楼但却处境脆弱的诡异之处。

就性格和禀赋而言,技术官僚的长项在于:在给定的体制约束和给定的社会环境之下用最理性的方式提出最优的问题解决方案。不幸的是,技术官僚的理性代替不了体制的理性,而对一个恶化的改革生态环境更是力不从心。这或许就是阻碍中国这一批顶尖技术官僚们一

展长才的困局。显然,技术官僚的优秀与他们的历史位置之间存在着某种错位。

不过,中国新一代技术官僚既然被历史推到这样一个关键位置,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他们肩负起不期而至的英雄使命,在历史的围城面前展现勇气,飞跃中国改革的最后一公里。

第四篇：李安乐：后暴民时代——中国暴民探析

李安乐：后暴民时代——中国暴民探析

进入专题： 暴民

● 李安乐

2006年被称为中国网民年，有人认为网络通缉令、网络暴民、网络暴力这三个关键词共同构筑了2006年中国互联网的异样图景。从“虐猫”暴力事件到“铜须门”桃色事件再到“男司机PK女老外”的流氓事件，由网络群体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网络追缉令运动，并由此展开了强大道德审判攻势。这项运动愈演愈烈，人肉搜索机的介入更增加了网络暴力化的色彩。那么谁是大法官？谁又能是大法官？谁又有权力？是知识精英分子还是普通民众？

在2008年奥运会举办前期出现了抵制“家乐福”事件，出现了抵制CNN辱华言论事件，这把外国人赐予中国人的“暴民”形象推向顶峰。

暴民，从来就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而是一个沉重得让我们有时近乎难以突破的话题。其沉重在于它首先不是一个真命题与伪命题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从通常意义上来说，“暴民”不是一个被普通民众所接受与关注的对象，这一方面与主体话语通过“暴民”对民众的反面教育有关，使民众把它总和野蛮与残暴、反人民与反人类联系在一起。暴民容易与主流话语权相悖逆，且容易被贴上作乱，**的标签。古人有言：“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另一方面则是“暴民”的能指与所指的迁移超乎了普通民众的理解范围和文化阅读背景，特别是民众的集体的历史性误读，使其不再能够完全地显义而表现得时显时晦。

一、暴民的概念

“暴民”一词，从词源学上来看，最早出现在春秋时代。《乐记》曰：“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在这里我们看到“暴民”与“怨”“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这只是对“暴民”这一词语的首次明确而清晰的表达，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着暴民了，其远远早于春秋时代出现的文字文本。《管子》中亦有描绘：“乌合之众，初虽有欢，后必相吐，虽善不亲也。”在英语世界中“暴民”为 mobs，主要指城市骚乱中的乱民，比如报章中指非洲部族**时会常用这个词。远的来说，“暴民”是维多利亚时代说创造的词汇，意为活动中的乌合之众。其次，“民主”的希腊文为δημοκρτια，它由δημοs与κρτοs二词合成。在古希腊语中，δημοs的意思是“乡下人”，后来引申为乱民、暴民。而κρτοs一词即是“权力”。“民主”一词在古希腊人的概念中为“乱民执掌的权力”。

在对“暴民”进行定义之前，首先需要厘定一个名词：“民”。民，在古代主要有：1.指黎民百姓，平民。与君、官对称。2.外来民，土著者曰民，外来者曰氓。《广雅》中有：“民，氓也”。3.不同社会职业的人，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对“民”的历史性考察，我们可以粗略看出“民”这个概念不断发生着变化，词义不断进行了迁移。从社会形态来考察，“民”有顺民、良民、刁民和反民。“民”经历了长期的嬗变过程，从历史中延伸开来：部落成员—自由民/自耕农—臣民—民众（国民）—人民—公民—网民。“民”作为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凸显出来。下面选取部分关于“民”的事件作为参照：

公元前841 年，西周都城镐京发生民众**，起因于周厉王禁止国人谈论国事，平民攻入王宫，周厉王仓皇逃奔彘。

约29年/36年，耶稣被犹太民众以渎神罪送上十字架。他们还是以对政府不利为由，说

服以色列南省的罗马总督彼拉多下令将耶稣处决。

1793年9月的法国大革命的“九月屠杀”，一群无套裤汉（暴民）冲进巴黎的监狱，把监狱的犯人，普通的刑事犯人，全出来胡乱地杀了好几千人，实行暴民私刑。

2008年6月28日贵州瓮安发生群众性恶性打砸烧的**事件，起因于部分群众对公安关于一女学生死因的判定不满，导致公安大楼、政府大楼和部分车辆被焚毁，县城秩序一度混乱。

在这里“暴民”与野蛮残暴和无知极端联系在一起，是作为**分子而被主体话语权所制止与镇压的对象。这显然是“暴民”在过去的语境中的词义，虽然在某一时期被加以高抬和吹捧，并被发扬光大，如“造反有理”中的人民（群众）（无产阶级）。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neingold）用新的词义来诠释“暴民”。Mobs是“多弹头轰炸系统” 的缩略语，在澳大利亚是对成群袋鼠的称谓，它们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以草、灌木、小树叶为食，它们用敏锐的鼻子、耳朵和眼睛来逃避敌人。它形容现代新式的群众运动，借助于互联网、手机短信进行有目的政治活动或无意义的“好怪异，好白痴”的活动。在新境遇下的“暴民”释义，表明了在高密度的信息化下，人的情景发生深刻的变化，暴民由此带上了后现代诡异嘲侃而又无关重大意义的色彩。那么何谓“暴民”？暴民是把自由、平等与民主这些基本权利的实现诉诸于暴力性手段的民众。其实质也是对抗中的利益实体，作为代表弱势群体的有着强烈极端情绪的群体，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采用暴力性的方式来促成自身权益的保障或实现。通过“民”的概念的衍变，我们可以暴民的主体不断的变化。对于这种暴力性倾向，我们不能以一种或褒或贬的简单情感加以区别，正如奥尔特加—加塞特所说的，“暴力是被激怒的理性”、“是最后的理性”，“意味了对理性和正义最崇高的礼赞”。如此来理解，“暴民”的概念逐渐明晰起来，并且恰当地切中新派暴民的语境。

二、暴民的起源

暴民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很国际化的问题，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里的重心只在于中国，别无他意。暴民从何而来？在中国历来就存在着对立的意识，即暴民意识和清官意识。其实“清官意识”就从来没有终止过，从过去的“青天大老爷”到“包青天”再到今天泛滥的“清官剧”“清官文学”，无不一再演义了下层黎明百姓的强烈地要求践行“光明正大”的愿望。而历代的暴民事件正是对“清官意识”的彻底绝望。莫斯科维奇认为，“群氓是挣脱了锁链的民众，他们没有良知、没有领袖，也没有纪律，他们是本性的奴隶”。暴民具有强烈的目地意识和现实破坏性，并能够尽最大可能地摧毁当局者的意志使其妥协或让步。

也就是说古代的暴民起源于对暴政或极权统治的不满，在正常的权益不能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的被动反击，而现代暴民则是对民主的掌控欲望的不断增强，要求更多地知情并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它是以积极的姿态进行主动的出击。

三、后暴民时代的到来

2008年4月9日，美国CNN主持人卡弗蒂在其面向全世界的电视新闻中，毫无顾忌地评论中国。他认为中国人在“过去50年里，中国人几本上一直是一帮暴民和匪徒”，“中国产品是垃圾”。该言论一出，立即遭到网民的强烈抨击，乃至诅咒。以揭露西方媒体失实报道拉萨暴力犯罪事件的“反CNN”网站刚刚成立5天时间，浏览量就超过20万人，近2000人给网站提供了各种证据。

构成暴民群体的类型有哪些？如果我们仔细地加以考察就会发现，暴民大致有以下两种类型：一是脱离了宗法、法律秩序和土地关系的“流氓”，这在历史上是很普遍的，特别是

在农民暴动，有“流氓”（游民）转变成暴民，他们在很大成都上破坏了原有的秩序。二是就有的维持原有秩序的既得利益的群体，也会成为暴民，他们并非无业而是为了维业，也极端和残暴，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之死和耶稣之死就属于这一类型的结果。前者对公正与公平不满，后者伪充公正与公平。

对于上述两种类型的暴民划分似乎过于传统和保守，在暴民的现代性所指中还包括了两种暴民：网络暴民（web mobs）和快闪暴民（flash mobs）。

网络暴民是暴民家族的新势力，它借助于互联网发展异常迅速，并不断创造web7.0时代的暴民战争神话，他们在媒介的广泛传播中获得扩展名的不断更新，兼容性更强，袭用外媒的话可称之为“键盘暴民”。从本质上来说是传统暴民的现代性延异，由现实肢体对抗走向虚拟语言对抗，主要使用暴力化的语言和表达，当然在某种条件下可转化为现实的肢体对抗。下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4月7日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遭袭后，网络上出现抵制家乐福消息。在MSN、QQ等即时通讯工具和各大网站论坛出现了爱国的红心，据传MSN上有300万网民前挂有红心，而且出现了“打倒家乐福”、“5.1不去家乐福”的宣传图画。最后有部分网民到各地的家乐福分店进行抗议。

快闪暴民更多地凝聚了普通民众中的精英，是属于一小撮的“新新势力”，具有“UP”导向性和召唤思，更具有前卫性和异想性，更是暴民中的异类。它生根于后现代文化思潮中，追求一种新异的文化生活官能享受和首导理念，与网络暴民相比其对现实并无多大的实际指涉。在互联网上互不相识的人在指定的地点去共同完成稀奇古怪的任务后，又迅速地消失。Flash Mobs 较为著名的事件有：

2003年5月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当时一个名叫比尔的组织者召集了500余人，在纽约时代广场的玩具反斗城中，朝拜一条机械恐龙，5分钟后众人突然迅速离去，“快闪族”因此而闻名。

7月30日，柏林，100人，在街头撑起彩色雨伞跳舞，然后闪去。8月7日，伦敦，200人，群聚家具店一同称赞家具，然后闪去。

8月初举行的一次活动中，200多人在美国的一家书店内假装排队刷卡付款，然后突然一起鼓掌欢呼，令旁人瞠目结舌。

这两种类型的暴民都借助了网络这一便捷而有隐秘的相对来说有平等的话语平台，实施不同的暴民话语，并由网络对峙走向现实的对抗。新的暴民类型的出现预示了传统暴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态，这里把它称之为“后暴民时代”，主要是基于新的暴民群体、暴民行为，暴民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过去传统的硬对抗转向软对抗；由工具性暴力转向话语性暴力。当然这里的话语性暴力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着正当的、正义的目的，暂且不论其实质性的结果如何。作为享有高度自由民主的现代民众，更多地是要求如何更好地履行自己的合法权益和监督公共部门保障实现它。

四、暴民的思想症候

在展开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暴民的意识加以说明，也正是由于有了暴民意识，才进一步深入涉发了对于暴民思想的进深。

暴民具有什么样的意识？这种暴民意识又有哪些前在性的预设？在普通的民众意识里，都潜在着暴力倾向及暴力行为或潜在着暴力幻思。因为暴力是最为直接的，也似乎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在中国古典通俗小说《水浒传》中为我们展示了暴民的意识之一：权力意识——“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是一个被异化了的暴民意识，说到底是被碾在权力车轮下暴民的另一条出路。林冲是另一种由良入暴的转型的暴民形象。在林冲的意识中，有“被逼意识”。“暴”是不得已而为之，他首先诉诸于官家的公正，在公平得不到保障时，选择了

逃避。只有在他逃避无门的情形下，无奈地选择了以暴抗暴的道路，演绎了一个良民到暴民出炉的历程，最终走向被“逼上梁山”的暴民之途。“被逼”是大多数暴民的前期心态写照。暴民充满了对现有秩序的强烈不满，他们有着强烈的“倒序”愿望。学者王学泰认为暴民是“当社会或人与人之间出现矛盾时只是执着地使用暴力解决问题，而不作其它思考的平头百姓”，并且他进一步引申，“他们认为暴力是万灵妙药”。在这里笔者并不敢完全苟同王的观点，暴民并非天生嗜“暴”，并非处处使“暴”，也并非一开始就幻想诉诸于暴力，出招以暴制暴，实属下策。这正如他在关于“暴民”及“游民”问题中屡次提到的一个名词：“逼上梁山”。平头百姓是正确的，但并非是他们的“执着”（此执着并非佛家的“执着”），也并非他们的“非做其它的思考”（思考是从来没来出路的；要做思考，只有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说到底他们也是天生的良民。

在胡戈的恶搞短片《007大战黑衣人》中，制贩假名酒的商贩在与007交易时所唱的《被逼的》，它道出了入娼入邪者的无奈心声：“我们全部都是被....逼的！/..../我们也不想变坏可是身不由已/我们全部都是被....逼的！逼的！/ /我不做个坏蛋/就得滚蛋/我不欺负别人/就会吃亏„„”谁逼迫了我们，为什么要逼迫？是公正平等远离了我们，使我们被边缘化，而且含混了我们的身份以至于变得像游魂一样游离不定了。

暴民这一群体常常具有狂暴的感情，可以有时使之很残暴，在特定的情况下有可能表现出超乎想象的崇高，但有时往往是伪崇高。比如在耶稣之死的事件中，犹太民众捉住耶稣并交给彼拉多极力要求处死他。《圣经》记载了当时的情形：他们极力地大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在叫嚣的民众中暴力的罪恶快感占据了他们的理性，自义占据了道德、宗教的制高点。在群体中，作为具有独立理想的个体，理性的作用一点也不起了，群体被一种简单的有时近乎于不合逻辑的感情所操控。这就是勒庞说的，“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他变得狂暴，具备了群体的全部特征：冲动、急躁、无理性，夸大的情感。勒庞的意思是作为“乌合之众”（the crowd）的群体（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暴民）共同在（暴民）群体中会变成白痴，这是因为他的无意识战胜了有意识，“有意识人格消失，无意识人格得势”。暴民认识到他在群体中是超乎想象的强大，而且个人已经依仗数量的优势转化成一个个“无名氏”了。这意味了他们即将释放孕藏在心中的“野兽”，一方面他们成了“无名氏”可以无所顾忌地进行野蛮而残暴的行为而不会有人知道是谁干的，其脱离了道德和法轮的约束；另一方面他们依仗人数上的优势造成了“法不责众”的既定事实，暴民往往会高估自己群体的力量。

说到底，民众的要求极为简单，那就是：公正、平等。他们有着很深的“清官意识”情结。无论传统暴民还是现代暴民，对公平和平等的追求是一样的。正因为社会缺失公正和公平，他们才会在正常途径无路可走时诉诸于暴力。不过对于现代暴民，更多的是主动出击，自己往往充当大法官，充当公正判官的角色。这在“虐猫”事件以及“铜须门”事件中表现的非常突出。

这里提出了两个关键词作为对后暴民时代中暴民思想的阐释：理想的权力激情和民族主义圣战。

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其《大众的反叛》中揭露的大众现象与中的网络暴民有现实的情景：大众已经决定登上社会生活的前台，攫取地位，享用为少数人所保留的乐趣。他们无视一切法律，在直接的物质行动中吧自己的欲望与喜好强加于社会。在“铜须”事件中，表现得很明显。他们启动人肉搜索机，无视个人的尊严和隐私权益，对当事人在网络上进行辱骂等人格暴行攻击，诸如“砍掉奸夫淫妇的头”等野蛮残暴的词语不绝于目。在这里大众的法律似乎失效，人们似乎唯有依赖暴力才能解决矛盾。暴民们表现了对政治的极大兴趣和热情，把智识权力从少数“精英分子”手中夺回来，俨然成了唯一的大法官，把自己炮制出来奇谈怪论律法化。网络暴民表现了对权力的强烈欲望和激情，他们把权力理想化了，这种理想化是

建立在薄弱的群体简单判断之上的，而它在汹涌的暴民运动中极易被扭曲。瓮安事件发生后网络上就有关于“真相”的揭露，道出充满了对事件的评议，谴责暴民（传统意义上的）不理智行径的，攻击政府的，呼吁公平正义的，反思当地政府行为的。总之网络暴民接受了一种信息并在一开始就做了简单化处理，在简单化的判断之后疯狂传播来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在网络这个虚拟的平台，出入的不全是暴民，但他们的绝大多数在特定的情形下会变成暴民的。在真实的世界中，他们需要伪装，需要遵守种种社会律法和禁忌，但在网络中，他们虚拟了自己，“没有人知道你会是条狗”。一切都是虚拟化的，虚拟化的昵称，虚拟化的人格，连表情也是虚拟化的，现实中的人在这中场景下成了隐身人，虚拟了现实的种种身份，变得不可捉摸。这样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种现实中不敢做的事，许多事实也都明显地带有了暴力的色彩。在现实中我们都是平凡的“大众”，但在网络的虚拟中，我们可以高尚，可以卑微，也可以卑微且高尚着。“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奥尔特加—加塞特），这就是暴民为什么喜欢或者说习惯于充当审判者角色的原因，他们乐意接受平庸，拒绝一切自己不能达到的精英智识，把优秀的、经典的践踏在脚下，并且习惯于暴力化的直接行动。

暴民还具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爱国是他们的极力说标榜的。从“家乐福”事件一开始，他们就高扬“爱国”的旗帜，进行了游行示威，并扬言要捣毁家乐福。扬言抵制家乐福就是爱国，谁抵制奥运圣火传递就是和中国人过不去。我们不能否定爱国的行动，但也要注重方式，这种表现反映了很强的大国情怀和唯我独尊的狭隘民族主义。在关于藏独的 “王千源”事件中，王千源被人PS成人头猪的形象、鲜花下的牛粪、留了典型日本军国主义时的小胡子的形象以及王千源的裸体像。网民们肆意地进行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骂汉奸的，骂卖国贼的，掏祖先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极端的民主主义情绪的宣泄。不抵制法国货就是不爱国，不侮辱王千源就是不爱国，不进行暴力捍卫就是不爱国，而且捐款数量少于期望值也是不爱国。在“爱国”的大旗下许多不能说是完全的爱国行径，其实是在高扬民族主义。网民把这作为民族主义圣战来进行，这与中国今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国民的自信心增强有很大的关系，但其实是一种膨胀了的大国梦。如果我们稍微留心铁血论坛、强国论坛等就会发现这种极端的民主主义倾向。此处以“民族主义圣战”来做表达，无意于冒犯爱国民众，而是我们需要理性，要警惕极端主义。

五、暴民的未来

网络作为一个逐渐上升的新贵，一个主流媒介和主流话语流通通道，日益为非精英民众所掌控，成为“自由”的场。智识的平庸（与精英相比较而言的）必然会导致各种极端的行径，特别是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对于主流思想他们的表情是简单的：支持或抵制，并且会成为这一态度一次作为对其它民众的积极或消极的回应。我们看到的是新的暴民——网络暴民的影响日益扩大，也许会成为官方理解民情民意的窗口和为民请命的力量。胡锦涛主席6月20日与网友的在线交流被认为是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不仅在于把网民看做享有正当合法权利的公民，而且不再是动辄因言获罪的虚拟人。网络暴民的出现也是对现代政治民主中的代议制的挑战，带有某种对古典的直接民主的向往，追求古希腊时代的民主权力表达形式——只有出入的广场民主制。对于此只是一种网络民主的探求，可以预见的是：网络暴民将会成为现代社会的牛虻，它的“暴虐”并非要一定制造混乱与破坏，而是要求已经逐步转化为公共服务部门的政府能够更加兼顾公平和效益，要求个人能够与社会更和谐。

网络暴民改写了传统意义上的暴民，他们在另一个舞台上进行非传统的延续，对于这样的一个“后暴民时代”我们是欢呼，还是忧惧，这只有留给历史了。来源: 《社会学家茶座》

第五篇：浅谈后危机时代推进黑龙江对俄贸易发展的对策研究

浅谈后危机时代推进黑龙江对俄贸易发展的对策研究

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对外贸易额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出现了大幅度下降，2009年国际贸易发生了严重萎缩。当前随着国际经济触底回升和后危机时代的来临，我国对外贸易降幅也日益开始收窄，恢复性增长已经成为必然。然而现阶段，由于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依然不稳固，我国对外贸易仍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寻求“后危机时代”的有效发展对策，紧紧抓住经济回暖的发展机遇，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建设国家能源基地，完成能源基地建设的战略升级

黑龙江省本身就具有和俄罗斯开展能源合作的良好基础，当前已经成为国内进口俄罗斯能源的一个主要省份。后危机时代，国内经济发展对能源刚性需求越来越高，因而黑龙江省应当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致力于成为我国进口俄罗斯能源的一个关键基地。

一方面应当做好石油进口。现阶段，黑河、漠河以及抚远等口岸城市进口俄罗斯成品油及相关石油产品已经得到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所以黑龙江省应当在国家放款地方进口原油以及成品油管理的有利时机，努力打破石油垄断，以确保能够除了中石油管道进口石油之外，每年的进口量可以取得新突破。发达国家的战略石油储备天数一般是90天，但是我国只有30天。因为为提高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应当考虑引入其他国家通过天然山体以及洞穴等成功经验，来实行国家、地方政府以及石油公司等三方来协同储备的措施，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石油价格尚处在低位的条件下，建议在中俄石油管道沿线，也就是黑龙江省北部山区根据实际情况来建设若干个千万吨以上的大型战略油气储备基地群。

另一方面要做好煤炭进口。我们知道，俄罗斯国内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且品种非常齐全，总储量在5万亿吨以上，占据全球总储量的12%。现阶段，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对于动力煤、炼钢用煤需求的不断提高，煤炭进口势必有更大市场。黑龙江省应当综合采取在上游积极参与到俄煤矿开采权的购买，在中游积极参股俄罗斯煤矿的投资以及在下游直接进口俄罗斯煤炭等多种措施，以确保能够长期稳定地从俄罗斯获得能够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煤炭资源，使得黑龙江省能够借助煤炭稳产以及从俄罗斯进口这两种策略来获得超过1.2亿吨的煤炭资源，从而使得黑龙江省占据全国煤炭产量超过3%的地位能够获得保障。

二、建设交通物流大通道，完成大通道建设的战略升级

本省每年需要担负起我国对俄贸易三分之一以上的货物运输，成为我国对俄的一条重要贸易通道。但是在黑龙江省沿边15个口岸，当前仅仅有一条铁路和俄罗斯相连，越来越不能适应不断增长的对俄经贸需求。基于此，应当将黑龙江省作为我国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的一个重点建设地区，加大交通物流大通道的建设。

首先，应当高度重视跨境大桥建设。积极加大对同江大桥、黑河大桥以及洛古河大桥等几个大桥的推进力度，以扭转3000公里界江没有桥的历史，从而达到大口岸、大通关的良好对外开放格局。其次，应当积极推进高速铁路建设。为了扭转沿边口岸之间，包括口岸与内地之间缺乏联系或者联系不便的局面，需要相推进哈牡（含绥芬河）以及哈佳（含抚远）等道路的客货高速铁路建设。从而使得黑龙江省交通网能够和俄罗斯东部的交通网络之间完成真正的连接，从而真正完成“欧亚大陆桥”的建设。再次，还应当高度重视陆海联运通道建设。就区域地理位置来看，陆海联运应当作为黑龙江省深度开展和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一个关键途径。借助于陆海联运，能够使得绥芬河以及东宁等边境口岸从过去单纯的单边口岸转化为国际化口岸，从而完成粮食、煤炭以及木材等大宗货物的集装箱过境运输工作。

三、发展深层旅游合作，完成对俄旅游合作战略升级

当前黑龙江省已经成为我国俄罗斯入境人数最多的省份，资料显示2011年俄罗斯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了146.3万人次以上，我国赴俄人数超过了81万人次，同年，黑龙江省的旅游总收入达到了1000亿元以上，占比全省GDP的8.4%。在这种情况下，将旅游作为黑龙江省的一个关键支柱产业，应当成为未来全省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战略突破方向。基于此，黑龙江省应当大力发展特色旅游。根据之前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开展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成功经验，可以积极发展黑龙江省边境口岸的相关旅游特区，举例来说，可以建设黑瞎子岛国际旅游特区，以致力于创设旅游名镇。同时还应当大力发展钓鱼和漂流旅游、购物游、原始森林狩猎项、观光游和疗养旅游、江海联运游等多种特色旅游项目，同时也可以建设黑龙江省和俄罗斯远东包括西伯利亚地区地区的友谊游以及节假日期间的家庭游等。

四、结束语

后危机时代，黑龙江对俄贸易中应当立足于自身实际，充分利用当前沿边开放带建设以及“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有利时机，促进能源、交通、旅游产业的全面战略省级，以促进对俄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