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人去后中国进入平庸政治时代

第一篇：邓伟人去后中国进入平庸政治时代

邓伟人去后中国进入平庸政治时代

伟人的思想是常人不可预见的。平庸政治是常人可以理解和预见的政治。过去的百年里，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伟人辈出的时代。蒋介石在枪口之上建立起一个至少形式上统一的中国，使中国得以开始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他是当之无愧的伟人。

毛泽东等一代伟人们创建了一个亘古未有的穷人政权，中国的普通民众千年来第一次尝到做社会主人的滋味，这是只有伟人才能成就的事业。比较起来，邓小平的事业并不那么惊天动地。他运用智慧和毅力使这个庞大的民族转变了思想观念，解开了羁绊中国人自由和创造力的绳索。在这发生之前，中国人已经浑然不觉自己行将就木。在社会主义世界里，这一转变，就像当年毛泽东让全体中国人相信共产主义就在明天一样的不可思议。这是邓小平的真正伟大之处。邓小平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让世界霸权者们大大松了一口气，明白中国不再是一股危险的力量，不再会成为他们的直接威胁，他们无比激动地接纳了这位中国人。直到现在，邓小平大概仍然是西方人心中最可爱的人。

政治是伟人们活动的舞台，是伟人们挥使的工具，是伟人们实现理想的途径，是伟人们展现智慧的方式。在伟人时代，政治是跟着伟人走的。但伟人们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他们总是把政治变革的重任留给下一代，使得后伟人社会步履沉重又艰难。伟人走后的时代，中国变得轻浮和焦躁不安，问题都浮出了水面。人们开始挑战从前的正确和神圣，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谁能解决中国的就业和贫困问题？谁能将中国的经济引向健康和持久发展之路？谁能根除腐败的毒瘤？谁能保证中国不再发生革命？谁能让中国扬眉吐气，过上民主生活？这些都是艰难困苦、有可能使政权翻船、国家分裂的惊险事业，需要关 云长刮骨疗毒的英雄气概、集前辈伟人的超级智慧才有可能办得到的惊天动地的伟业！这一代领导人办得到吗？先不忙给出我的结论，剖析一下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答案也许自然就明了了。

中国政权中的政治斗争从来就没有平息过，不管是在明君时代，还是在暴政时期，剧烈程度没什么差别，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政治斗争的目的和方式几乎没有异样，不管是什么理论指引，不管是什么党派领导，最终都要演化成争权夺利，共同的特点是黑暗、残酷和泯灭人性。为民请命的政治家少之又少，而且几乎此类人物都没有好下场，最终都成了斗争的牺牲品。虽然也有正当和非正当之分，但在专制政权的政治舞台上进入角逐的双方是分不出谁一定对、谁一定错的，因为政治的正确与错误只有放在历史长江中才有可能看得清楚，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给专制政治制定一套标准评估体系。

西方政治是利益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战线是分明的，派别是清楚的，是结果是可以预见的。中国的政治，虽然利益争夺也在其中，但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欺骗、倾轧或复仇式的攻击，即使利益相同，也会自相残杀，政治斗争的结局遵循动物规则，很难预见。自私和独占，是中国政治斗争的特点。这就注定玩中国政治的，只能是少数几个人，百姓除了纳粮和做枪头之外，和中国政治没什么关系。所以，所谓中国的政治和西方的政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

中国政治斗争的另一个特点是缺乏人性。和西方政治家相比，中国的政治家最缺的是绅士风度，因而斗争双方一旦交手就没有收手的时候，败了仍图卷土重来，胜了一定把对方置于死地。

百年来，中国社会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政权分立状态中度过的，但一朝同天、核心两立、政出二门、中外瞠目的现状，前所未有。这种局面尖锐化的结果必 然是政变。作为常人，我们不知其后果对我们自己到底有什么影响，但我们担心，担心中国犯病，担心中国的前途。

中国政治的动向，取决于核心人物的思维。要了解中国的政治，必先摸透政治核心人物的思想。******心里想什么，已经昭然若揭了。胡锦涛心里想什么？这是所有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中国人都想知道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逐渐分离，经济可以按照自己的轨道去发展，政治对经济的作用和影响在大部份时期是正面的，积极的。今天中国政权中的政治斗争与以往不同的是，不管政治斗争多么激烈，政治因素不再可能使经济停滞或出轨，因而政治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负面影响力较以往时代要小得多。腐败是可怕的。它是一种社会现象，哪里都有，哪种制度下都有。它对政权构成的危害远大于经济。虽然腐败恶化政权统治，毒害经济肌体，但在某些政府、某些地方、某些人物看来，腐败常常又是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里不能没有腐败。

中国经济转型以来，社会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以往的主义和精神被抛弃，道德信仰、公平观念被商品经济打破，国民在新的经济社会形势下产生不适应、不舒服的感觉。产业者为掘得大财、迅速致富而不安，失业者和贫困者因生存艰难而感觉愤愤不平，工薪阶层为社会的种种不平现象而不满，人们从昔日追求虚幻但相对平静的心态中被骤然推向孤立无援、前途莫测的境地。政权阶层在这种形势下并没有采取措施预以修补或着力创建新的价值观念和标准，在经济和心理上引导国民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指引普通民众走向可以承受或可以通过努力达到的生活或经济目标。更为严重地是，民众和社会的这种不安、不满、不平的情绪没有适当的途径得以表达，逐渐演变成普遍的对政权的不信任和对国家、对社会的未来失去信心，我们可以称之为民心危机。这种现 象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中，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包括党员和官员，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腐败正是在这种心态驱使下迅速加剧和恶化，只要有条件，几乎无人不腐败。中国总是出人意料的政治形势在不断激化着腐败，剥蚀着民心。当今民心危机已经表面化，成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成为现政权面临的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挑战，直接威胁政权的生存。所以，民心问题是现阶段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

胡锦涛上任伊始即打亲民牌，可见他对中国现时社会问题的认识程度是深刻的，他号中了中国社会的脉。严格说来，毛泽东在建国以后与对手的历次斗争中，使他取胜的重要保证是民心。毛泽东不单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也赢得了大部份政府高级官员的支持，虽然其中许多人知道谁对谁错，但他们仍然违心地站在了毛的一边，使彭德怀和刘少奇成了握着真理的少数，最终遭到惨败。但是毕竟毛泽东手中握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军权和党权，他的胜利不论以多高的代价实现，都是有保障的，而胡锦涛却没有这样的权力，所以他不能像毛泽东一样挞伐自如。在获得中国政治斗争取胜的保证条件－－绝对权力－－之前，民心是他可用的最大的政治资本。平服民心是胡锦涛获得最高权力和取得最后胜利的必由之路。这不仅仅是指他个人形式上的党军一肩挑的政治目标。

当民心为政治斗争的一方所用的时候，另一方的处境是不妙的。民心是由小到大的一团火，它无时无刻不在烧烤着对手的屁股；民心是一把利剑，它可以保护自己，必要时也可以用它来直接杀死对方。

专制政权的倒台往往起因于失掉民心，但在技术层面上解释，专制政权由于泯灭人性，极端自私，有能力、有智慧的人会近而远之，或者许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宁愿看着专制者因疯狂和无知而走向悬崖。不善运用民心，不能网 罗天下英才为其所用，这是专制政权垮台的直接原因。争取民心，是政治斗争的最高目标；笼络人材，是政治斗争的最重要手段。中国政权中的斗争各方都明白，民心对他们同样重要，关键是看谁能用得上、用得了、用得好。他们同样都明白，双方各有优缺。扬长避短是双方必然的策略选择。基于如是考虑，胡锦涛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如何打算，我们可以猜得出来。

反腐败已经成为中共政权性命攸关的大事，是目前当政者不敢不承认、不能不做的事情。但反腐败就像让一个人把饮食和排泄物一起消化掉一样难，谈何容易？！为了获得全国百姓的拥护而全力反腐败，结果得罪了多多的官员，等于失去了官僚系统的“民心”。对胡锦涛来说，这是得不偿失的。他必须得到两颗心－－民心和官心，才算得到了真正有用的民心。为此，他必须小心调度。他必须让人们认识到他是大力反腐的。但同时，得罪人的事自己不能全包下来。对于和自己的政治对手干系不大的边远地方的贪官，他可以放手去反，这是他争取民心所必须做的，是他树立新形像的有限手段之一。但如果该贪官是和政治对手一个战壕的，应让他的老上级、老领导做决定、拿主意，办与不办，随他去，反正已经交由您老人家审批了。如果您顶着风不办，全国人民不会骂我，如果您壮士断腕，全国人民认为这是应该的。这样想来，我愁什么，怕什么，您能一直反下去吗？您又能一直庇护下去吗？走着瞧就是了。当上交到江办的问题和问题官员积攒太多、多到“问题包围核心”的时候，也就是胡锦涛改变政治格局的时候。这是“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新形势下的运用。这就是胡锦涛的民心策略。

这是英明的策略吗？常人能想得到的，就不算英明了。这是政治家的高明，这是政治家的本事，这是政治家的人格，这是政治家的处世之道、立身之本。中国，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枉屈悲惨的故事，都有国家利益被出卖和损害的事 件出现，有许多的事业需要团结一致、殚精竭诚、只争朝夕去做，但在政治家的眼里，这样的事件越多，越有利于政治态势的转变，有利于蓄势后发，必要的时候，只须将一切罪过归咎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就可以了。政治家的基本信条是，在任何形势下保证自己屹立不倒，还要笑到最后！蒋毛邓诸伟人一生的政治生涯波澜迭宕、险象环立、死里逃生，却未见有人选择放弃原则或改变个性、委曲求全、明哲保身的乌龟生活，因为这是心存天下、志在高远、顶天立地之大丈夫所不耻的行为。今天，乌龟术已经妇孺皆知，几乎成为中华民族的最高生存法则。为了活着，有什么不对吗？没错！都是人嘛！

当全国人民不听话的时候，说明政权已经太不像话了，换人通常是政权继续维持的必要手段。中国当前的民心、民生、政权、金融等等问题，是长久以来积重难返、与经济和社会制度相关联的问题，绝不是在短时期内通过更换领导人就可以解决得了的。但在某些特定时期，更换领导人又是平服民心、解决暂时性危机的唯一选择，谁处在那个刀尖浪头上谁倒霉。胡锦涛既然已经号中了中国政治的脉，决定打民心牌，那么急于坐上那把交椅显然是不明智的。有人愿意在前面为自己挡风遮雨，船只超载的时候，第一个需要跳海的又不会是自己。如果自己一步到位，而自己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十足的把握一定坐得稳、干得好，缓行一步，把权力交由一个注定不可能“万岁”、愿意给自己当“托儿”的人代管，为自己制造一个防止政治（民心）动荡冲击的战略缓冲带，这是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呢？等到某一日“托儿”发现自己被扶上了烤肉架，为时已晚！这是职业政治家的智慧，这是毛邓伟人之个性做不出来的事情。

“扶上马，送一程”，这是中共政权长期以来延续的传统方式，是降低风险、保持政治稳定的高明手段，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决不只是任何个人权欲膨胀的结果。向往绝对权力，幻想一步登天，是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正所谓 “皇帝不急太监急”。最明白这中道理和滋味的，在中国，只有一人。这就是胡锦涛为什么两次同意******留任军委主席的实际考虑。普通人，甚至退下来的前任政治家们，都为胡锦涛感觉不舒服，鸣不平，这实在是杞人忧天。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是退下来的大人物中的任何一位处在十六大时期******的位置上，他的想法肯定会不一样，他会征引前朝做法，照样希望“扶上马，送一程”，明知要做烤肉也愿意，信不信？政治家和权力的关系是酒鬼和好酒的关系，只要喝起来，别人不把杯夺了去，是很难停口的。

在没有伟人的时代，政治家们的行为准则是使自己和前面的伟人一样。能否因此而变得伟大，他并不关心。他关心的是，这样做比较保险，政治对手除了不满意之外说不出什么来，而这样又可以最大程度在保护自己既得的各种利益。这是不占白不占的便宜，又何乐而不为呢？这样看来，江又何错之有呢？个人好恶！嫉妒！江心里可以这样认为。

SARS期间盛传SARS危机是胡锦涛、温家宝展示能力、崭露头脚的机会，江系人马怕染上病毒躲着不露面，在全国人民面前大大丢分。其实这种说法是小孩子看戏，凑热闹！此类问题关系国本和政权，不论任何人主政都会认真对待，全力以赴。在这一点上双方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差别仅仅是双方领导人物对问题的认知判断能力和反应的快慢。这种说法的流行再次验证了一个问题，人们对旧领导充满厌恶，抓住一切机会毁损之；对新领导心怀热忱，寄予极高的期盼。但这不能代表和反映运行中的政治。我相信，扶正以来，胡锦涛从未与******有过任何正面甚至侧面的冲突，他们看起来是关系很好的上下级，胡锦涛一直是面带微笑去见******的。这种微笑看来是永久的。它可以是真诚的，至少是作晚辈的应有的姿态。他们分享同样的政治哲学，他们是同志，是一条船上的船长和大副，他们共同的任务是保证这条船不至沉没。“皇帝轮着坐，明天到我家”，他们有必要撕破脸皮吗？他们最大的不同也许仅仅是年龄吧！可以想见，这种微笑要一直挂下去，只要皇帝明天到我家。

中共政权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其手中掌握的控制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巨大能力，也即有钱可使，有人可用，这也是任何专制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国的经济正在继续向前发展，政权面临的具体困难要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小得多。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财富的增加，有产利益阶层的不断扩大，形成对专制政权分权的格局和巨大压力；政府对经济社会和各种资源的控制能力正在被弱化、专制政治被社会、被人民推向边缘或呈边缘化趋势；这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政者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问题。

民心问题和政权的生存问题，是任何一派都必须面对、都在设法解决的头等大事。从这一点上看，任何人都不能完全否定三个代表理论的意义。不管他与传统理论有多大的偏差或背叛，它的主要目的仍然是要调和现阶段中国社会出现的、现政权必须尽快解决的、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问题的。把他说成是江氏个人企图，而根本不考虑其产生的背景和客观需要，我隐约觉得，这中有政治炒作和刻意误导的味道。

毛泽东发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都是首先让社会展开讨论，统一全民思想，然后让民众心甘情愿跟着走，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的。没有真理标准的全国大讨论唤起民众参与意识和实践改革的积极性，邓小平是不可能顺利推行他的经济改革主张的。我们不清楚三个代表理论产生的具体过程，但是其内在逻辑混乱、莫衷一是、不成熟，显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和广泛讨论。但这并不是引起三个代表理论在国内民众中哗然的根本原因。现政权在处理当前重大问题的时候与毛邓当年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完全不同，现实正在与三个代表的理论背道而驰，贫富悬殊和腐败现状残酷地证明三个代表没有一个能够在现实中得到 佐证。人民对现实的不满转化为对现政权诚信的怀疑，对三个代表的抵触仅仅是对政府不满的一种形式而已。政权努力的方向不是寻求与社会各阶层的合作和争取得到人民的普通理解和支持，而是以高压的方式从上到下推行“学习”，连讨论的余地也没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种理论无论出发点和本质多么好，都是注定不受欢迎的，因而也就不能寄希望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这是决策层心智不足，面对压力张慌失措，又急功近利，给自己搅了局，也是某些大内聪明过头招致的结果。伟人去后的中国政治，就像贾府被抄了家一样。

比较起来，胡锦涛的亲民路线，一点儿都不新鲜、却十分讨人喜欢，只因来得正是时候。不论在任何国家，经济转型都是极其痛苦的，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合理的事情，在经济上、在产业者看来是不现实的。比较起来，三个代表的理论之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对中国未来的影响要远大于任何一项民生政策的实施。毕竟，中国不再可能走回头路了。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要振兴或领导这个庞大的经济和社会，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思想，一种精神，一种理论，一面旗帜。“新三民主义”是这样一面旗帜吗？

在伟人活着的年代里，我们跟着伟人走。在失去伟人的时代，社会已经允许人们自由的思考和选择，但令人苦恼的是，我们肯定，我们走在路上，但我们看不见前面的路，我们无法判定我们走的路是对还是错，是通向光明、还是走向黑暗。失去伟人的时代，人们很彷徨。失去伟人的政治，是平庸的政治。

人民要生活，社会要进步，没有伟人，历史照样走。让社会以动荡和倾覆的代价、让大众以财产和血泪的代价去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中国仍然会存在下去。但是在重要的历史关头，由一夥奉行平庸政治的职业政治家（姑且称之）执掌这条航向不明的大船，等来的结果，也许是触礁的悲惨，也许是到 岸那一刻的激动和欢乐！他们也彷徨，但他们更焦躁。中国政治中从皇帝老儿那里遗传下来的自私独占的本质，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就像吗啡一样让人神迷，并间歇性地发狂。

在二零零Ｘ年，一场军事政变在酝酿，发动政变的人希望像一九七六年发生的那样。他们有绝对的把握成功，但是他们同时有个担心，政变成功之后，谁来出掌中国？难道还需要老人继续执掌政权吗？

军队对于中国今天的政权和政治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倚军队军权自重、达到政治目的的人是在玩火。毛泽东和邓小平玩军权，是因为他们可以玩，有人听，军长以上的官员都是一起作战奋斗几十年的老部下，几位伟人的个人媚力和领袖能力把大多数将军们都折服了，即使自己把命搭上也愿意听他们的话，为他们效力。当年毛刘主席之争，其实幸亏毛上，否则军头们不服，不买刘少奇的账，刘少奇根本坐不稳。这种解释虽然粗俗，但符合常理。而如今，时代不同，人都在变，见风使舵是现代政治人的基本素质。军人心中除了想着提拔自己的领导之外还想着钱，死心塌地跟定一个人是不切实际的，不保险的，做事不留后路不是经过几十年政治风浪的中国人的风格。苏联8·19政变中的军事行动败于此，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变上台的军人又被自己的部下推翻也因于此。如果你不像萨达姆一样年青力壮，没有足够的时间把可能的反对力量全杀光，即使政变成功，得来的果实随着自己的老去，很快成了别人的嫁衣。今天的中国，对任何人，出路已经很多，不必一棵树上吊死。中国的政治家们，宁肯不当官、主动让位，也不会逼到对手派人来把自己给杀了，而把一辈子的“积蓄”缴没国库。中国传统文化留下来的生存术已经像伟哥一样让中国现代政治家们的生命充满活力，并且足够顽强。只要处心积虑，中国的大多数政治问题，用计谋是可以化解的。伟人去了，轮到聪明人施展智慧了。聪明人不会让事情 走到这一步。

在二零零Ｘ年夏季的某一日，我们的国家有了一个不幸的关于健康方面的消息，于是我们的国家又“迎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二零零Ｘ年秋季的某一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火山终于爆发了，问题委员们在众人面前羞愧难当，无地自容，被迫请辞。胡总书记当即批准，并立即提名若干位侯补委员加入政治局。政治局连夜召开会议，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一系列重大决议，人们期待的剧变就这样简单地发生了，过去了。那永久的微笑不见了。但谁又能想像，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又一个轮回、还是新时代的来临呢？

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迈开步，向前走，一直向前走，走出平庸，走向平稳？！

第二篇：反恐进入后拉登时代

反恐进入”后拉登时代”

历经十年艰辛，牺牲无数平民及军人的生命，耗费数以亿计的资源……本·拉登，这个全球恐怖主义的象征性人物，最终没能逃过美国人的枪口。拉登之死，对全球恐怖主义有哪些重大影响，在美国的反恐战争中究竟能占据什么地位，它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今后的反恐进程，已经成为“后拉登时代”国际社会关注的新焦点。1.“美国精神”胜利的里程碑

拉登的死不仅证明美国终于雪洗了曾经遭受的耻辱，还向整个世界展现出美国的有仇必报与无所不能。奥巴马宣称的“不管是为了人民的繁荣还是国民的平等，我们对全球传递美国价值观的承诺不变，我们为世界安全宁愿自我牺牲的承诺不变”的激昂言辞，也隐含了只有美国才是无私无畏的救世主的意味，这迎合了那些爱国青年躁动的心，也会更加坚定其为美国而自豪的信念。在得知拉登已死的消息后，纽约和华盛顿都有大量民众在深更半夜走上街头，狂欢庆贺，他们心中纠结不去的阴影，终于随着拉登之死而烟消云散了。2.拉登之死起到了一次加息的作用

拉登死了，随后，美国就要加息了吗？资本市场很希望我们这么想。美元上扬，油价下跌，这就是他们特有的庆祝方式。但很遗憾，如同拉登死了，恐怖主义不会消失一样，经济基本面不改变，这些利好只能是一次“狂欢”。显然，美元贬值不是一个拉登可以改变的。

从资本市场一系列反应来看，拉登之死已经起到了一次加息的作用，但又没有伤害流动性，伯南克或者奥巴马的算盘很精明。但拉登只有一个，作用再大也是一次性的。拉登之死意味着美国反恐已经进入2.0时代。3.拉登被毙 恐怖主义未死

拉登的死，并没有让大多数媒体和分析人士如释重负，相反，他们预计，这将会激起“基地”组织和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同仇敌忾，引发针对美国和西方的更大规模的疯狂报复性恐怖袭击。

作为恐怖活动的主要头目，拉登的使命在其死前已经完成。他接过了文明冲突轮的大旗，号召动员起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阿拉伯青年，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为他们提供资金资助和精神食粮，现在这一运动已成气候，无需拉登继续添砖加瓦，拉登原来有句话是“他死了比活着还重要”，就是希望利用自己的死来激发出更多的反美斗士。精神领袖没了，精神象征仍存。所以拉登之死已无碍于恐怖活动的继续蔓延甚至能助其加速。因此，当下一个拥有乌萨马·本·拉丹这样精神感召力的新领袖诞生并脱颖而出，新形态的恐怖主义又将卷土重来。这就是奥巴马总统在演讲中强调反恐任务并未结束的原因。

所以，拉登虽然死了，但美国的麻烦并未结束。甚或，这个世界的麻烦才刚刚开始。4.“后拉登时代”反恐战争进入新阶段

战争政策没有为世界带来安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恐怖威胁。因此，反恐战争不能简单地以“以暴制暴”的方式来进行，因为这种方式只会更增强恐怖分子利用恐怖活动光大自己的生命意义的决心。打场恐怖主义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的观念。以战争方式惩治恐怖主义只是治标，恐怖主义袭击以及以反恐名义出现的不受制约的军事行动都会给世界安全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武装镇压并不是国际社会提倡的惩治策略，无论是国际恐怖主义的爆炸、袭击等，还是依靠武力惩治国际恐怖犯罪分子的“战争”，都会与联合国要求每个国家“在处理他们的国际关系中避免威胁或使用武力”的最终目标背道而驰。有效惩治恐怖主义的关键是治本，而治本的关键是逐渐完善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国内法律文件和国家之间的充分合作，及时消除导致恐怖主义犯罪产生与蔓延的不公正现象，从根本上杜绝恐怖主义行为的发生与发展，防止或者减少愤怒的情绪和报复的心理，从而减少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宁造成的威胁。

拉登之死，可以令“9·11”走向完结，却并不会让被“9·11”改变的世界再变回去。拉登之死，是奥巴马继承小布什压迫性军事行动的结果，他将因此重新获得推动经济改革和政治上的主动性。但恐怖主义也会同样继承拉登之死的结果。所以，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并不会随着拉登之死而终止。本·拉登的确是死了，但是他的影子还活着。

来源：观点中国

第三篇：中国制药业进入战略营销时代

中国制药业进入战略营销时代

药品降价、药品招标、反商业贿赂、53号令------，面对国家对医药行业的一系列整顿，再加上6000家药厂，严重同质化竞争，许多药企已步履维艰，有的药厂甚至已经亏损、倒闭。2006年医药行业累计亏损企业1368家，行业亏损面为22.62%；累计亏损额44.63亿元，同比增长27.37%。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了第三终端热、OTC热、开发社区医疗机构热。然而，“热”过之后，冷静下来，制药企业发现除了投入大大增加、营销成本不断攀升之外，企业收获不大。

为什么？

原因就在于，开发第三终端也好，发展OTC也好，还是开发社区医疗机构，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就像是救命稻草一样，只不过是一种战术行为。指导这种行为的是长期以来，处于医药行业高效益增长期的企业已经习惯了战术营销思想。而现在面对行业巨变，制药业必须改变观念，以战略营销思想代替战术营销思想，企业才能逐步走出困境。医药行业内人士都知道，蜀中制药是开发第三终端成功的经典案例。

蜀中制药80%以上的销量来自第三终端。2004年《福布斯》中文版首次在华对中小企业进行“选秀”，蜀中制药攀上“中国潜力100榜”，居于第16位。2006年销售额突破8亿，成为国内最大的普药企业。蜀中制药之所以在第三终端获得成功，是因为蜀中制药把开发第三终端作为战略，而不是战术。蜀中制药的掌门人安好义在2000年就意识到自己必须避开与其它企业的正面竞争，转而开发广大城乡市场，即现在所说的第三终端，并在2006年明确提出“做精品平价普药”的发展战略。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2000年的一次全国药交会上，我碰到了蜀中制药的人。他们虽然都穿着统一的西装，但是大多没打领带，衣服也邹邹巴巴，与药交会上左手大哥大、右手手提电脑、西服革履的药界精英们相比，完全就像个乡巴佬。然而，就是这些令人尊敬的“乡巴佬”给我以极大的震撼！他们能住到乡镇那些不太卫生的小旅店里，而没有怨言。他们能够与乡镇卫生所的大夫打交道而非常融洽。反观我们那些药界的精英们，他们能吗？他们就只能活跃在大城市，住在豪华宾馆里了。

仅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蜀中制药的销售人员结构是与其开发第三终端的战略是一致的。由此，我们也不难想见蜀中制药成功的原因了。

著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其名著《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中指出：战略决定结构，结构决定结果。蜀中制药因为确定了以开发第三终端为战略，而不是战术，因而，蜀中制药的组织结构，人力资源结构，产品结构，研发方向，成本结构等与其战略相一致。而且，坚持了十年，不受市场上的其它诱惑，才成就了今天的辉煌。

在现阶段的中国制药业，必须明白现在制药业已经进入战略营销时代。妄图依靠小修小补的战术营销动作来挽救企业，或是让企业重新回到昔日的风光场面，已没有可能。

企业一定要不断重复这句名言：战略决定结构，结构决定结果。你要扪心自问，你确定了你的独特的战略了吗？

用战略营销的观点来看待营销，看待市场，你会有新的发现。

OTC与处方药的差别，主要在渠道上的不同，前者是药店为主，后者以医院为主。

如果企业只把OTC当作战术，必然会走到抢占渠道，占领终端的道路上来。这也是现在千军万马占终端的原因。终端大战的结果就是终端价码水涨船高，各种费用层出不穷，终端挂金也是越给越高。

然而从战略营销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对处方药来说，重要的是处方药销售的关键是施加影响者----医生及相关控制药品进入医院的人，而不是最终使用者。OTC则相反，OTC的关键是最终购买者---即消费者。

那消费者关注的是什么？

对于药品，这个特殊的商品，消费者关注的是三点：疗效，安全性和价格。药品，首先是能治病，别吃坏了人，还不要太贵。消费者对于疗效和安全性无法考察，只有通过品牌作为判断的依据。

对于不同消费层次的人群，对价格和品牌的排列顺序不同。

经济条件好的人，可能更关心疗效和安全性，因而顺序是品牌----价格。而经济条件差的人则是价格----品牌。然而，品牌始终是消费者进行购买抉择时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在OTC终端，之所以终端拦截还有非常有效，药店营业员的推荐有很大的作用，据说有效率可达25%。

只不过是在OTC产品上，有品牌力的产品太少，消费者无从选择。而终端拦截，或是营业员的推荐只不过

是给了消费者一个选择的机会罢了。一旦有品牌力的产品出现，必然有大批的消费者会转向品牌产品。哈

药三精的产品没有强力的终端，但是哈药三精的品牌使得其OTC产品去年就达到了5个多亿就是明证。而

那些既有价格优势，又有品牌优势的企业必将在未来的OTC市场上脱颖而出。

作为要在OTC市场上发力的企业，如果不能由战术营销转向战略营销，纠缠在终端，不能进行系统的品

牌建设，最终必然是在OTC市场上失去搏击的资格。

2005年之前的医药市场，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医药市场就像一锅炖满肉的肉汤，大勺舀的是满满的肉，小勺也能舀点汤。可是，未来的医药市场，锅里的肉多了，汤也多了，但是，锅也大了。到那时，小勺别说舀汤，大概连锅沿也碰不着，许多中小企业，会瞅着肉饿死！要想再吃到肉，就要有大勺，有梯

子也行。企业要做的就是打造新的大勺子，或者造个梯子，爬上去，才能舀到肉。

中国的制药企业一定要知道一个道理：用同样的方法做事情，只能的得到相同的结果。用不同的方式方

法做事情，才能得到不同的结果。

要想得到不同的结果，就必须跳出原来的思路，换一种思路。

只有从战术营销走向战略营销，企业才有出路，才有为来。

旷日持久的美国次贷危机最终转化为严峻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开始出现衰退，原油、矿石等资源价格下跌，投资严重不足。金融经济危机已经迅速蔓延成实体经济危机。

中国在这样全球性经济萧条的形势下，GDP增速下滑，2008年11月，中国政府宣布，对财政和货币

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在能源、交通、社会保障和基础建设

等领域投放4万亿元，以拉动内需，抵御外部经济危机，确保我国经济快速、平稳和健康发展。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运行面临新的不确定因素，国民经济的不景气对 制药业行业影响很大，就要求

我们站在全球视野的高度、把握好经济发展的周期、剖析国家宏观政策走向，对制药业行业市场情况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合理预测制药业行业未来走势，制定正确的发展规划、及时调整发

展战略、积极开拓新的市场，在危机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发展中更上一层楼。报告目录

第一章 制药业行业主要经济特性 —、产品特性1．产品分类2．产品发展背景3．产品原理4．产业链

概述

二、制药业行业运行经济环境分析

1、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2、全球经济危机对制

药业行业的影响

3、全球经济危机对上下游产业的影响

4、中国扩大内需保增长的政策解析

5、行业未来运

行环境总述

三、制药业行业所处生命周期

四、进入／退出难度

五、制药业行业技术变革与产

品革新

六、差异化／同质化分析

第二章 制药业的生产分析

一、行业生产规模及增长速度

二、产业地区分布情况

三、优势企业目

前现状及产品策略

四、行业生产所面临的几个问题

五、未来几年行业产量变化趋势

六、制药

业上游产品分析

七、制药业替代产品分析

第三章 制药业行业市场分析

一、市场规模分析

二、市场增长速度分析

三、市场空间分析

四、市场

集中度分析

五、终端市场分析

六、区域市场分析1．华北市场2．东北市场3．中南市场4．西南市

场5．华东市场6．西北市场

第四章 制药业产品市场价格分析

一、价格特征分析

二、主要品牌产品价位分析

三、价格与成本

四、竞争对手的价格策略

五、价格在竞争中的地位

第五章 制药业市场渠道分析

一、渠道对行业至关重要

二、市场渠道格局

三、销售渠道形式

四、销售渠道要素对比

五、对竞争对手渠道策略的研究

六、各区域市场主要代理商情况

第六章 制药业行业品牌分析

一、品牌数量分析

二、品牌推广方式分析

三、品牌美誉度分析

四、品牌的选择情况

五、品牌认知度分析

第七章 制药业用户分析

一、用户认知程度

二、用户关注的因素1． 功能因素2． 质量因素3． 价格

因素4． 设计因素

第八章 制药业行业进出口分析

一、我国出口及增长情况

二、主要海外市场分布情况

三、海外市

场的主要品牌

四、进口分析

第九章 制药业行业内竞争分析

一、行业竞争分析理论基础

二、行业内企业与品牌数量

三、行业竞

争格局分析

四、竞争组群分析

五、产品竞争成功的关键因素

第十章 行业主导驱动因素

第十一章 企业财务状况

第十二章 制药业行业市场预测—、竞争格局变化趋势

二、海外市场发展预测

三、产品发展前景预测

制药行业被认为是资金雄厚的行业，但同时也是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行业。对外，在我国加入WTO的承诺下，跨国制药企业正虎视眈眈，包括世界排名前20位的跨国医药企业，已相继在我国抢滩设点。对内，改制以及GMP认证等问题又使当前的医药企业忙得不亦乐乎。如何在内外夹击的环境中占据优势地位，已

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

制药行业被认为是资金雄厚的行业，但同时也是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行业。对外，在我国加入WTO的承诺

下，跨国制药企业正虎视眈眈，包括世界排名前20位的跨国医药企业，已相继在我国抢滩设点。对内，改

制以及GMP认证等问题又使当前的医药企业忙得不亦乐乎。如何在内外夹击的环境中占据优势地位，已成为摆在制药企业面前至关重要的一道坎。而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管理与服务手段、降低成本正是成功的医

药企业得以制胜的“名医良方”。制药行业信息化现状制药企业一般包括四大类：药品、医疗器械、化学制剂和玻璃仪器。作为典型的连续型生产制造型医药企业，由于生产药品和化学试剂等特殊商品，制药企业有着自己独特的行业特征：

如药品类别繁多；编码无规律，有效期须进行严格控制；对专利（配方）有较强的依赖性；销售范围广，各销售片区、各品种的销售情况不易从总体上把握；药品定价影响因素多而复杂，销售终端资源（医院、药店）难以控制；药品更新快，但新品的研发周期长等。另外，以药医分离、连锁经营、GSP

达标为标志，封闭了近50年的医药产品流通四级批发制被完全打破。在沉重的市场压力下，如何把药品卖

出去，成了各家企业经营的核心。因此，机制创新、优化流程、强化管理成了各大制药企业的重头戏。面

临一个全新的市场竞争环境，势必要启用新的营销模式。因此，从根本上改革管理手段已经刻不容缓，经

营和管理必须依托于一套完善的信息系统来开展。医药信息化涉及到哪些软件呢？从药品

流通角度来说目前有几个环节。第一个是生产厂家的内部管理，主要涉及到ERP系统； 从生产厂家到批发

企业、配送企业、医院的过程，则涉及到物流系统、网上交易系统和CRM系统等；医院里还有HIS系统，即医院信息管理系统。据介绍，目前大约20%的大中型制药企业已经实施完成ERP的实施，并主要是集中在进、销、存及财务等模块；而大约有50%的制药企业正在推进和实施ERP，也基本上集中在供应链、分销、资金管理等领域。从当前一些制药企业实施ERP的可以看到，几乎所有企业都是从营销做

起。制药信息化六大不足随着医药流通体制、医药卫生体制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处

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的全面推行和定点药店的实施，医药领域的信息化开始有较大的发展，但呈现很

大的不平衡性，如医院信息化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而制药企业、医药零售企业的信息化相对于医院落差

较大。目前，制药行业信息化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信息化管理机制陈旧。有待建立标准化的信息系

统管理数据，来解决企业的信息化机制问题。二是配送中心与计算机系统不健全。现代制药企业一

般都形成了以药品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的生态链模式，涵盖的终端包括药品零售商、医院等，有的制药企业

还有专门的药店零售连锁终端，因此连锁对中国药企来讲是一个非常新的课题，不健全的配送模式跟信息

化系统结合的时候不能很好地融合。三是扩展规模时不顾信息化的能力。在国家宣布扶持组建制药

企业百强和销售终端50强的政策下，出现了盲目扩张，而管理系统并没有跟上的现象。四是信息

化专业人才匮乏。五是连锁企业缺乏有效的连锁化业务管理系统。尤其是供应链管理系统与分销

物流系统缺乏。六是医药企业选择系统的时候，重表面轻内核、重产品轻实施、重产品初期运行轻

维护和服务。制药信息化九大需求第一、东软金算盘营销副总经理杨汉东认为，企业需要的管理软件有九种，中国制药企业最需要物流管理，这是中国企业要走的第一步。物流管理软件可以使企业决策人非常清楚原

材料、零配件、成品的采购成本、运输成本、销售毛利及流转录用等情况。物流管理也可以延伸到业务管

理，对药店来讲就是药店连锁。第二、建立了物流管理以后第二步是生产管理，生产管理一定是在解决了物流管理的基础上进行。第三是人力资源管理。在解决了物流管理、生产管理以后，企业

需要在生产和流通的环节中对工作人员的参与时间、实施成本、人员素质、技能需求以及所需的培训项目

等进行管理。第四是产品设计管理。企业到了一定的规模，非常需要把产品从创意开始，到产

品调研、产品设计、产品设置、产品工艺等过程都用计算机管理起来。第五是财务成本核算。管

理会计是企业最需要的，只有在对物流成本管理很清楚，对人力成本的分析也很清楚的情况下，才能出现

财务成本核算。产品设计管理软件也要在财务成本核算软件之前实行，这样就使企业的每一项投入都可以

非常精确地计量。财务成本核算不仅需要对具体的物品、生产、人员进行管理，还要对市场调研、市场开

拓、资金成本、固定资产管理等企业相关成本进行管理。第六是财务报告。中国加入WTO

以后对财务报告有很大需求，因为各个国家的会计制度完全不一样，同样一张票在各个国家的财务属性可

能完全不一样。现在香港就有这种企业，它会花几百万港币把凭证在香港重新做，因为内地的情况根本不

符合香港财务制度的要求。第七是财务报告分析。企业通过财务报告分析软件，使企业领

导对企业的运营情况和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等单位的财务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第八是企业决策分析。企业领导需要经常对企业的经营进行决策分析，决策分析的数据必须及时、准确，分

析手段也需要不断创新。第九是企业资源管理软件，即ERP，然后进行电子商务建设，建立健

全的医药生态链信息化系统，这是最后一步建设系统。

第四篇：中国已进入利益博弈时代

中国已进入利益博弈时代

中国已进入利益博弈时代。这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问题是，这个市场经济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我觉得现在可以说未定。吴敬琏先生，包括政法大学江平教授，都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好市场”还是“坏市场”，他们的标准是什么，我个人的看法有3个。第一，从体制本身来说，这个市场经济体制是健全的还是不健全的；第二，吴敬琏教授和江平教授强调的法制基础，如果这个市场经济有一个好的法制基础，可能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第三，这个市场经济有没有一个利益均衡的机制与其配套，这又是一个标准。如果没有，可能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改革30年，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个门槛。在未来的30年，我们如何使这个市场经济成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

我们现在市场经济建立起来了，但是利益均衡的机制没有能够建立起来。现在看待群体性事件是什么？绝大多数就是一种正当的利益表达，又是一种规范化程度比较低的利益 1

表达。为什么规范化程度低呢？因为你不赋予其合法性，不好规范。你得承认一个东西的合法性，才能规范它。压根儿不承认这个东西，所以就不去规范。

在西方，利益均衡机制是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们的社会基本是缺失的，游行、示威、罢工都是被禁止的。我们的《游行示威法》禁止游行示威，有什么利益要求给党说、给政府说，游行示威干嘛呢？但是，完整的利益表达有几个表现，比如有获得信息的权利、有施加压力的机制。试想一种很散漫的要求，不能到达政策层面，这个要求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两三岁的小孩也懂的事。罢工是什么，就像小孩往地上倒一下、哭几声一样，必须有这个机制。制度和社会能不能容纳冲突？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社会矛盾和冲突有这么几点新的认识。

第一，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和利益冲突是我们社会常规化的组成部分，那种严防死守，试图把这个现象消除在萌芽状态的做法，是不可能奏效了，我们要习惯这个东西 我们要逐步适应有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力图把这些矛盾和冲突消灭在萌芽的状态。

第二，社会冲突不一定是消极的，也有相当部分的积极作用，有时提起社会矛盾、社会冲突，脑子里就是负面的形象，其实没有必要。美国20世纪60年代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写的《社会冲突的功能》，就是讲社会冲突的积极作用。从今天来看有两点作用，一是安全阀的作用，人们吃五谷杂粮，肯定有各式各样的情绪和不满，很重要的一点是应该有发泄的渠道，有一个安全阀，压力有不断释放的机制。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对足球流氓的闹事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有积极的作用，就是把情绪发泄了，也许头一天让领导批评了，也许是吃晚饭之前与老婆吵架了，对社会现象不满。他闹了以后，筋疲力尽，就回家睡觉了。

更重要的是，对我们社会来说，冲突也有发现问题的作用。比如农民工工资的拖欠，为什么最严重的时候全国拖欠1000亿，相当于几百万的农民工一年没有领工资。用周孝正的话说，我们上百万的农民工连奴隶也不如，让农民工白干一年，最后叫共和国总理为农民工讨工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发现问题的机制。如果游行示威是正常的，一些个别的企业有拖欠农民工的现象，农民工上街走走说说，这个社会就会发生比较少的这种事情。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严重到这样的程度？是因为我们没有通过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来发现问题的机制。我不是说完全没有这个机制，但是与美国社会比较，美国社会的问题，社会有一个反应，政府对这个

反应作出反应，我们是有了这个问题，不能暴露出来。政府不对这个具体的问题作反应，问题不断积累，到了所谓爆发的时候再作出反应，而时间大大滞后，许多问题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

第三，我们要形成一个新的概念。一个好的制度和一个坏的制度的区别，或者是一个好的社会与坏的社会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矛盾或者是冲突，而在于两点：一是，制度和社会能不能容纳冲突，容纳冲突的能力有多强；二是，有没有制度化的办法去解决冲突。我特别想提出一点容纳能力的问题，一个社会制度有没有对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容纳的能力，有了这个能力，发生了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个制度很有自信，我自岿然不动。但是一些矛盾和冲突还在萌芽的时候，他就惊慌无措、草木皆兵，所谓不同制度的容纳能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要用一个正常的心态，自信地去解决问题，用制度化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这可能是我们的正确态度。我们要有一些最基本的判断，尽量实事求是地判断和定位现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这样使得我们整个社会能有一个正常的心态，有一种自信，有一个舒展的灵魂，我们用一个制度化的方式面对利益博弈时代产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这是我们真正的出路。

第五篇：习近平带中国进入大变革时代

习近平带中国进入大变革时代

2014年，习近平带领下的新一届政府执政进入第二个年头，这一年的表现同样远远超乎了各界预期：反腐的势头丝毫未减，八项规定也未见松懈，国务院的简政放权力度不断加大„„可以说，这一年在深化改革上习近平也是“蛮拼的”。

2012年11月8日十八大召开，当时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悲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十八大后的中国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型，才过去两年多，中国却已有焕然一新之感。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新一届领导人有破有立，正在从理念到实践，引领中国进入大变革时代。

全面深改，新一届领导人动了真格

为了深化改革，在习近平主导下，先后出台了大量的改革举措。从权力和制度上的新调整，以及思路和方法的改变，我们都能看出新班子动了真格。我认为，习近平的目标不仅是两个任期，而是在规划下一个30年中国发展的蓝图——此思路在近两年的改革中已能捕捉。

现在可以看到，中央成立的各领导小组是属于政治局常委级别的“顶顶层”设计，此外还有重新设定全国人大的作用、强调落实法治并且推进司法改革。而且，新的最高权力运作改变了过去各管一块的模式，有效提高了协调性。

与此同时，新政府看到了利益集团成长带来的危害，所以这两年，特别是2014年，新政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反寡头，而反寡头最重要的方式即反腐败——这也是本届政府最令人称道的工作。目前看，习近平坚持“先治标后治本”的思路很清楚、很坚定：先大规模治标，“清场”后再建设制度。中纪委“打虎、拍蝇”成绩卓然，过去一年更是拿下数十名省部级干部，上至***、徐才厚。各地政府政风也在变化，已经为下一步“治本”扫除很多障碍。

在经济发展方面，本届政府的理念也有明显变化。中国在经济领域终于明确放弃唯GDP。习近平去年多次公开提新常态，就是接受了中速增长的现实。在随之进行的调整经济结构方面，中央的两个“遏制”政策令人称道。第一是遏制国企大扩张，过去曾出现过一些国企高管的声音和权力远远大于部长的独特现象，而这种现象现在被遏制住了。

第二是遏制地方政府债务。海内外曾很担心中国是否会爆发像美国一样的债务危机，但这种潜在的问题现在也被遏制住了。一些地方政府虽仍然有财政危机，但是中央政府有钱而不给，让地方去改革，这正成为促进地方政府改革的动力。

总而言之，十八大是中国转变的开端，两年中中央通过反腐等举措为落实各项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上已经有了三中全会定调，四中全会又明确建设法治中国。习近平2011年曾在《求是》杂志上发文说过“重在执行”，现在有了规划蓝图，接下来就是重在执行了。

执行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 行动是今天中国政治的主题。

重在执行，习近平当年的判断在今天更显正确和重要，尤其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先后召开出台改革方案后，深化改革已有共识，如何落实举国关注。

这场“执行”战争，同反腐败一样，中国输不起，而且风险、难度只会更大。因为，改革已经有顶层设计，下一步就看如何执行了。

另一方面，无论是反腐败、从严治吏，还是反垄断、反寡头，顶层设计一出来，人们期待的下一步同样是执行。有顶层设计当然很好，但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还是纸上文件，只会更麻烦，因为老百姓此时对改革的期待更高，落实执行的意义也就比以前更重要。

可以想见，如果两次全会的几百项改革举措执行下去，那就会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社会。民意如流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必须是行动党，而不是话语党，不能把改革主张停留于纸上，必须要执行。

与此同时，随着改革执行力度的增强，过去一年，中国经济新常态也在逐步显现全貌。可以说，只要进入中速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巩固住、稳定住，就能顺利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要实现这种转变，必然要求政府和市场都要有作为。政府如何有作为呢?那就是要执行改革，好好干活。

一些官员对新常态和如何干活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在他们眼中，反腐败是和不干活联系起来的，新常态意味着不能乱作为，那就索性不作为。

这种不作为显然危害巨大。地方主管官员是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如果他们在经济下行时毫无作为，势必带来巨大损害。所以，不作为也是腐败，而且是更大的腐败。

因此，衡量改革进展如何，并不只在改革设计如何宏大，而是在于如何让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分别推出的336项、18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下去。在四中全会之前，反腐败重在遏制官员的乱作为，整治一些“乱作为”的政府机构;而在2014年尤其是四中全会后，则是要整治不作为，让政府转向有作为。

要实现这种转变显然很难。

不过，习近平和李克强对改革的紧迫性认识非常清楚，在他们的改革日程表中，去年是深化改革元年，今年将成为关键年，而明年将会是决战年。所以他们在构筑宏大的改革体系同时，非常强调执行的重要性。过去一年，他们对不作为官员频繁喊话，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四中全会后的下一个目标是依法治国，将通过法律手段来治理官员和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告别GDP评比、以作为不作为来提拔考核干部，强化“重在执行”，真正避免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改革设计停留于纸上。不过，如何让整个官员体系动起来、有作为，这是一门大学问。

要充分激活一线改革者

顶层设计有了，不作为被盯住了，下一步该做什么呢?那就是动员改革者。这些改革者是哪些人呢?

他们其实就是来自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线改革者。不久前，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给县委书记们上课，就是因为他深知，在推动改革过程中，一线政府、一线改革者发挥的作用有多大。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改革主体不仅仅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顶层设计者，在财政体制、税收、货币改革等方面是改革主体，但在更多的方面并不是主体。改革的主体还是社会，需要企业和社会组织继续发挥活力，积极创新。正如习近平所说，“好肉都吃光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这就是如今中国社会各种改革者面临的实际情况。他们要啃硬骨头，就需要权力，否则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所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一直强调审批权下放，并将其作为改革先手棋，一口气取消和下放了600余项行政审批权。这些举动其实都是在帮助一线改革者。可以说，在一些领域，上级政府部门甚至可以“不作为”，但必须要把相关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企业或社会组织，而一旦下放，他们的活力就会激发出来，成为改革的发力部门。

而在这些“发力部门”中，一线政府的改革者仍十分重要。由于知道现实是什么，问题在哪里，他们往往是改革主体的代表者，并成为改革设计在基层领域的执行者。就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不少地方出现改革明星县市长一样，他们在基层发挥的同样是改换天地的作用。

要执行改革设计，这些一线改革者们显然是可依靠的力量，要让他们啃硬骨头，就需要充分授权和信任。对这些有担当、肯作为的一线改革者，社会不应吹毛求疵，对他们犯的一些小错误也应有所包容。在中国这样一个巨量社会进行改革，必然要触动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者，如此规模的改革，怎会不出一点小问题?只要他们能把改革尽快运作起来，执行下去，老百姓就能从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在我看来，2015年的关键词就是执行。即将召开的两会，人们更应关注于执行，而非政府在今年两会又要做什么新东西、推什么新蓝图、新概念。改革蓝图已经有了，新一届领导人也在不断强调执行，政府每年有什么改革新进展，有什么新的举措要完善，将成为未来几年两会观察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