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侨民文学与本土文学关系初探

第一篇：俄罗斯侨民文学与本土文学关系初探

俄罗斯侨民文学与本土文学关系初探

汪介之

2012-9-28 15:02:24 来源：《外国文学评论》(京)2004年04期

作者简介：汪介之，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内容提要：20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和本土文学有着不同的生成背景和生存语境，它们的价值取向和美学追求也有明显的差异，甚至呈现出彼此对峙的格局，但两者又是互相依存的。本文考察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了在审视作为文化现象的移民文学与本土文学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值得深思的若干问题。

关 键 词：俄罗斯 侨民文学 本土文学 对峙 依存

十月革命后，完整的俄罗斯文学开始分成两大板块：俄罗斯侨民文学(流亡文学)与苏联俄罗斯文学(本土文学)。这一分裂状态一直延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几乎横贯整个20世纪。其间，侨民文学先后出现过三次浪潮，本土文学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考察这两大文学板块之间既彼此对峙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发现其价值取向、美学追求和历史命运的异同，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20世纪俄罗斯文学，也能够为审视作为世界性文化现象的移民文**提供某种有益的参照。

一

20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第一浪潮”的生成与1917年十月革命密切相关。1905年二月革命后，知识界曾普遍欢呼俄罗斯“与自由联姻”，并将这一历史变动视为民族振兴的契机。但是，对于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迅速转换，一些知识分子却缺乏精神和心理准备，他们难以接受革命中出现的一系列现象，于是陷入困惑、怀疑和忧虑之中。这种情绪由于局势的动荡不安、知识阶层社会地位的下降、言论出版自由受到限制等原因而不断加剧。从1918年起，就陆续有许多在白银时代已蜚声文坛的作家离开故土。截至1922年，迁居国外的知名作家有巴尔蒙特、布宁、扎伊采夫、格•伊凡诺夫、库普林、列米佐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苔菲、霍达谢维奇、茨维塔耶娃、什梅廖夫等人。他们分属于白银时代的各文学流派，并构成第一代侨民作家队伍的主体。因此，女诗人济•吉皮乌斯当时不无夸张地写道：“俄国现代文学(以它的主要作家为代表)正在从俄罗斯流向欧洲。”(注：АитонКрайний，ПолетЕвропу．См．：А．Я．Зись．Русскаяиея：ｌдкруｚуписате лейимыслителеǔрусскоｚозарубежья：Вх момах，ТомⅡ．Москва：Искусство，1994，стр.360.)

与此同时，在艺术界享有盛誉的音乐家格拉祖诺夫、拉赫玛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画家和艺术史家别努阿等，均先后出国。人文科学领域也有许多知名学者离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遣送出国的。1922至1923年间，苏联政府曾分别从莫斯科、彼得格勒、克里米亚等地，由水路将160余名知识界人士遣送出境。被遣送者中包括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洛斯基、弗兰克、伊里因等著名哲学家。后来，这些遣送船只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哲学船”。(注：СергейХоружий，Филосодфкпǔпａｐохд．《Литературнаягазета》，09.05.1990，No 19.)知识界名流的大量流失，无疑是俄罗斯本土文化的重大损失；而对于侨民文学 来说，却因此获得了无可替代的思想和文化资源。

第一代侨民作家遍布于俄罗斯周边的一些国家。他们先后以柏林(1921—1923)和巴黎(1924—1940)为中心展开活动，掀起侨民文学的“第一浪潮”。“二战”爆发后，这一代侨民作家开始向大西洋彼岸迁移，其中大部分人定居于纽约。在那里，他们继续进行文学创作。但是，作为侨民文学一个阶段的“第一浪潮”，至此已走向终结。

苏联俄罗斯文学(本土文学)的最初阶段，包括十月革命时期和整个20年代的文学。初 期的本土作家包括四部分人：首先是那些从一开始就赞同革命的老作家，如绥拉菲莫维 奇、魏列萨耶夫等；其次是在革命和国内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他们作为巨大 历史事变的产儿，合乎逻辑地成为新时代的讴歌者；还有一些留在国内的白银时代作家，他们对新政权多少持保留态度，如索洛古勃、别雷、阿赫玛托娃、曼德尔什塔姆等； 最后是一些起步于革命前后的年轻作家，他们不能认同流行的文学观念，与“主流文学 ”格格不入，如扎米亚京、皮里尼亚克、普拉东诺夫、米•布尔加科夫等。托洛茨基曾 把上述后两类作家分别称为“国内流亡者”和“同路人”，并将其作品纳入“非十月革 命文学”。(注：列•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 年，第13和41页。)

应当说，在这一阶段，本土作家尚有幸置身于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中。十月革命初期世界文学出版社的建立及其活动，俄共(布)中央决议《关于党的文学政策》的颁布，思想倾向不同的文学团体的存在，允许作家出国并在国外逗留、发表作品的事实等等，都是苏联政府一度实行开明文艺政策的表现。因此在当时，多种理论批评学说还能够并存，作家们在艺术上的探索和试验、在创作方法上的选择还有一定的自由度。于是，本土文学在这一阶段获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此时，极左文学思潮已现端倪，对文学的行政干涉也已开始。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和庸俗社会学的盛行，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的发表，苏联政治教育管理总局《关于从公共图书馆中清除反艺术、反革命书籍的指令 》的出台，“拉普”以文学总管身份对作家们进行监控的做法，对扎米亚京、皮里尼亚 克等人的批判，都表明本土文学的上空正在聚集把阶级斗争引入文学生活的浓重乌云。

进入30年代后，本土文学遭遇了另一种文化语境。在个人崇拜盛行、极左政治占据统治地位的背景下，文艺指导思想急剧“左”倾化。1932年，联共(布)中央决定撤销各文学团体，筹建统一的作家协会。同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概念和一种创作方法被提出。1934年，这一创作原则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得到确认，并被写进《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从而获得了某种法律效应。“拉普”在20年代梦寐以求的从组织上、思想上对作家实行“一统化”控制的格局此时终于形成。此后，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如曼德尔什塔姆、皮里尼亚克、巴别尔、沃隆斯基、梅耶荷德等，都相继被关押、流放或处死，阿赫玛托娃、米•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等人则受到批判与谴责。许多作家不得不避开文学这一荆棘丛生的领域，转向翻译或其他研究领域。他们或者强行改变自己的艺术风格，试图加入屈从和遵奉的时潮中去；或者干脆辍笔，告别文坛。这一切导致了本土文学的大面积滑坡，使得一批为极左政治和个人崇拜唱赞歌的低劣作品充斥文苑。

苏德战争的炮火一度冲破了极左文艺政策对文学的钳制。在民族危亡的特殊历史年代，文坛氛围稍显宽松。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下，作家们在题材范围、体裁样式和表现手法 等方面曾被允许有某种选择的自由。30年代被迫搁笔的一些作家也能够发表他们的新作 了。一时间，人们似乎透过弥漫的硝烟看到了文学复兴的希望。然而，极左思潮并未因 战争而得以根除。战后，个人崇拜情绪达到高潮，文艺指导思想也达到“左”的顶峰，造成本土文学更为严重的滑坡。1946年，联共(布)中央发布《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 杂志》的决议，指责两刊发表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的“在思想上背道而驰的作品”，责 令其停刊整顿。日丹诺夫发表长篇演讲，对这两位作家进行猛烈抨击，并将其开除出作 家协会。紧接着，关于戏剧、电影、音乐等方面的一系列决议出台，随即开展了对于“ 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讨伐。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横遭迫害，许多刊物、剧场和文艺作 品被封禁。幸存的作家们或委曲求全，或检讨认错，或被迫沉默。文坛出现了万马齐喑 的局面，这时期的创作多是伪浪漫主义和伪现实主义作品，此阶段即所谓“日丹诺夫主 义”时期。

正当本土文学走向低谷之际，由于“二战”的爆发，侨民文学“第二浪潮”得以形成。第二代侨民作家分散在包括巴尔干半岛、澳大利亚和南美各国在内的广大地区。他们大都对战前的苏联现实特别是30年代的大清洗有着深刻而沉痛的印象。战争使他们获得了脱离这种环境，并从一个新的视角反观这种现实的可能性。但这一代侨民中知识分子比例偏低，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文化活动圈并未形成，因此，这一代侨民作家的创作成就远低于第一代侨民作家。不过他们却比后者更了解国内新近的真实情况，在新的创作素材的占有上具有一定优势。“第二浪潮”的兴起，给侨民文学注入了新鲜的细流，拓宽了它的表现领域，并架设起连接“第一浪潮”和“第三浪潮”的桥梁。

50年代初，苏联社会长期沉闷的文学氛围开始被打破，本土文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因一些作家的质疑而得到了修改，现实主义得以回归，现代主义也开始涌动。但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并不是平静无波的。从1957年初开始，中央机关报便连续发表社论或文章，文艺界也组织各种会议，号召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于是，又有许多作家作品或受到公开批判，或被打入冷宫。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不仅未获准发表，当小说在国外出版，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作者更是很快便遭到一连串毁灭性的打击。这时的文坛气候可以说是“时而解冻，时而冰封”。“停滞时代”强化了这种“冰封”。关于文艺问题的中央决议和报纸社论连篇累牍，反复批判“非英雄化”倾向，号召作家对资产阶级思想发动进攻，“歌颂今天的现实”。与此同时，文学界的“持不同政见者”还遭到了严厉惩处。被批判、被“搁置”的作品较前一个时期大有增加。这一切构成了“停滞时代”本土文学生活的特有景观。这种状况直到80年代中期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侨民文学的“第三浪潮”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形成的。由于一些作家的作品在苏联本土不能公开发表，或被明确宣布为禁止发表的作品，“地下出版物”便应运而生。从50年代末期起，就不断有作家设法将自己的作品寄往国外发表。这类行动激起了苏联当局的强烈反应。作家们或受到猛烈批判，或被开除出作家协会，乃至被逮捕、判刑和驱逐出境。如1966年在莫斯科就举行了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公开审判，指控他们“持敌对的反苏立场”，把“诽谤性的作品”寄往国外，结果两人分别被判处7年和5年徒刑。1969年，索尔仁尼琴因同样的罪名被取消作家协会会籍。1974年，他被驱逐出境。70年代初，苏联当局开始放松对公民出国的限制，于是便有一批作家离开本土。他们与被驱逐出境的作家一起，形成了侨民文学的“第三浪潮”。

第三代侨民作家大都侨居于巴黎、慕尼黑、维也纳和美国各地。他们在出国前一般已有作品在境外发表，出国后则继续推出新作。“第三浪潮”拥有诸如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一些著名的作家和诗人，其文学总体成就远远超过“第二浪潮”。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再度发生变化，这一代侨民作家的旧作陆续回归祖国，新作也有了在国内发表的可能性，于是，“第三浪潮”也开始走向平息。

1991年苏联解体后，对作家进出境的种种限制不复存在，俄罗斯侨民文学和本土文学之间的界限最终被打破，两大文学板块在分离70余年后重新合而为一。

二

由于生成背景和生存语境不同，俄罗斯侨民文学和本土文学的思想指向和美学追求也有很大的差异。第一代侨民作家分属白银时代的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阿克梅派和未来主义等不同流派。侨居国外以后，他们的流派属性和艺术观方面的矛盾渐趋淡化，但彼此之间的思想冲突依旧存在。他们当中有的坚持自由民主主义理想，有的留恋东正教君主主义，有的信奉“欧亚大陆主义”，也有的陷入宗教神秘主义。侨民作家们也做过彼此联合的尝试，如1928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曾召开过一次侨民作家代表大会，然而这 种尝试并未取得成功。后来，侨民作家中只出现过一些小范围内的联合，这些文学圈子分别围绕着布宁、霍达谢维奇、列米佐夫、格•伊凡诺夫、阿达莫维奇、波普拉夫斯基等人形成，其中前四个圈子以老一代作家为主，后两个圈子则结合着年轻的文学探索者们。

侨民文学“第一浪潮”中的作品，有不少反映了作家们对于刚刚过去的革命事件和国内战争的回望与评价，如布宁的《可恶的日子》、什梅廖夫的《死者的太阳》、列米佐夫的《被掀动的罗斯》等，这些作品一般以人道主义为尺度，从文化的角度检视动荡的岁月。对历史变动的思考，对个人命运、侨民的出路乃至民族前途的探测，还使得一些作家把视线转向本民族历史和宗教文化传统，于是便出现了什梅廖夫的抒情随笔《老瓦拉姆》和长篇小说《天国之路》、扎伊采夫的《拉多涅日城的圣谢尔吉》、苔菲的小说《女巫》等。这些作品都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寻根”意识。

第一代侨民作家对俄罗斯本土大都抱有深深的怀念之情，因此，在对往昔生活的深情回忆中抒发乡愁便成为“第一浪潮”的重要主题。库普林的小说《热涅达》、格•伊凡诺夫的诗集《蔷薇》、萨沙•乔尔内依的诗集《渴望》等，把对祖国的怀念和失去家园的孤独感融合起来，道出了一代侨民的心声。布宁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什梅廖夫《朝圣》和《上帝的夏日》、扎伊采夫的《格列勃的游历》等自传体作品更表现了天涯游子对祖国的忧思和对本土文化的眷恋。由于同样的原因，回忆录在“第一浪潮”中大量涌现。格•伊凡诺夫的《彼得堡的冬天》、霍达谢维奇的《名人陵墓》、扎伊采夫的《悠远的回忆》、茨维塔耶娃的《被征服的灵魂》、谢•马科夫斯基的《在白银时代的帕尔纳斯山上》、济•吉皮乌斯的《活着的面影》等都是有影响的回忆录。侨民作家们热衷于回忆录的写作，不仅是出于表现乡愁和怀旧情绪的需要，更是保存本土精神文化遗产的意识使然。

随着时光的流逝，一些阅历丰富的侨民作家将注意力转向某些永恒的主题，如人生的奥秘、生活中的宗教因素、爱情与死亡等等。布宁在国外的创作是开掘这一主题的典范。济•吉皮乌斯的《光华》、维•伊凡诺夫的《暮色》、格•伊凡诺夫的《1943—1958年诗抄》等白银时代诗人的晚期诗集则往往把历史的追问、宗教的沉思和哲理的探寻结合在一起，诗化了对人生的思索，并带有浓厚的形而上色彩。

统观侨民文学“第一浪潮”的主要作品，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美学取向。一种是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复归和对古典美学观念的重新认同。这种创作倾向曾成为一股潮流在老一代侨民作家中悄然涌起。这一倾向不仅表现于他们的创作中，也体现在他们关于经典作家的论著中，如布宁的《托尔斯泰的解脱》、扎伊采夫的《屠格涅夫的生平》、霍达谢维奇的《普希金的诗学事业》等。与前一种艺术取向相对应，一些较为年轻的作家则更多地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新鲜经验，积极投身于欧美文学的新潮流，甚至干脆以法语或英语写作，如阿尔丹诺夫、阿达莫维奇、纳博科夫等。其中纳博科夫在开始文学生涯之初就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他1940年以后的文学活动事实上已经融入西方文化之中。

在侨民文学“第二浪潮”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反映的是战前和战争初期的苏联生活，其中涵纳着作者对30年代本土生活的批判性思考；另一些作家则以第二代侨民的亲身经历为素材，表现“二战”期间的某些俄罗斯人在本土的个人崇拜和德国法西斯战俘营之间作出痛苦选择的主题。这些作品中常见的主人公是一些在苏联社会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不能接受个人崇拜的知识分子，或对农业集体化感到失望的农民等。他们往往 要经过布满荆棘的苦难历程，克服种种恐惧感，才能达到一种自由的精神境界。因此，“第二浪潮”中的作品普遍具有一种悲剧色彩，给人以沉重感和压抑感，如叶拉金的诗 集《你，我的世纪》、《沉重的星星》，还有希里亚耶夫的小说《万卡—维尤加》、《 长明灯》等。但也有些作品突破了上述范式，如叶拉金后来的诗作，这些作品渐渐转向 了对现代文明的恐惧、以美来克服现代人精神分裂的主题。

第三代侨民作家的思想倾向是多元的。在对待俄罗斯及其文化的态度上，有的作家怀念祖国，保留着对本土文化传统的尊重和眷恋，如索尔仁尼琴的思想观念就和19世纪的斯拉夫派较为接近。由于受到“托尔斯泰主义”的某些影响，因此有人称他为“民族主义者”或“新斯拉夫派”。也有的作家对本土文化传统的感情比较淡薄，甚至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如西尼亚夫斯基、布罗茨基等。他们较多地接受了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潮，认同现代西方人的基本价值观。从审美取向上看，“第三浪潮”中只有少数作家继承了19世纪的文学传统，如索尔仁尼琴、维•涅克拉索夫等，而其余大部分作家的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带有现代主义特色，如阿克肖诺夫、弗•沃伊诺维奇、西尼亚夫斯基、格•弗拉季莫夫等。同时也有的作家把两者结合起来，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诗人布罗茨基。一方面，他显然保持着与俄罗斯诗歌传统的紧密联系，遵循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国诗歌中的“希腊路线”，带有曼德尔什塔姆那种“对世界文化的眷恋”，其诗作在很大程度上透露出一种忧患意识、一种对于社会人生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诗人对于生命本体意义的追寻，又表明他的思想同现代西方思想界关于人的存在的哲理思考发生了共鸣。在诗歌艺术上，他推崇阿赫玛托娃凝重沉静的诗风、哀歌的音调和安详而深邃的思考，同时他也从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那里承续了冷峻的意象、新奇的节奏以及学究式的思辨，再者，从他后期诗作不追求整饬的诗歌形式、意识与潜意识交叉和荒诞手法的运用中，又分明可见英美现代主义诗潮的印迹。可以说，布罗茨基的诗歌创作代表了“第三浪潮”的最高成就。

绵延70余年的侨民文学三次浪潮虽然色彩斑斓、千姿百态，却清晰地显示出它们对于思想自由和艺术独立性的共同追求。如果说侨民文学中的这种追求是独立而自由的，那么，与其相对应的本土文学的发展则始终处于这一追求和对它的限制之间的冲突之中。在种种限制面前，几代本土作家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因而也有了不同命运。罗赞诺夫、索洛古勃、别雷等老作家当然没有在各种限制面前就范，然而他们也难以再用锐利的眼光逼视现实，只能独自吟唱与时势格格不入的忧郁而悲怆的旋律。他们写于苏联时期的作品只能是白银时代文学的一种回光返照。年轻的诗人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曾经是“十月风暴”的热情歌者，但没过多久，前者就看到“农夫的天堂”不是注定会实现的，而“历史正经历着扼杀个性的沉重时代”(注：Цит．С．Бавин，И．Семибратова，СуДьбыпｏзмовсеребряноｚовека．Москва：Книжнаяпалата，1993，стр.157.)；后者则在以《臭虫》、《澡堂》等讽刺杰作鞭挞现实的同时，感觉到了将要被扼住歌喉的威胁。于是，他们都只能悲剧性地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与上述两位英年早逝的诗人不同，还有一大批作家以各具特色的方式与极左思潮进行了悲壮的抗争，留下了本土文学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作品。如扎米亚京写下了日记体幻想小说《我们》，艺术地表现了反对粗暴践踏民主自由、维护个性独立的鲜明意向，显示出一种透视未来的远见卓识。作品在国外发表后，作家遭到排挤压迫，无法继续写作，只得在高尔基的斡旋下离境出国。自20年代后期就遭到批判的诗人曼德尔什塔姆，在30年代依然怀着深深的悲剧意识与时代对话，抗议极左政治对个性自由的压制，表达出同时代人苦闷的情绪、沉重的预感和普遍的绝望。这一切注定了他在大清洗年代难逃灭顶之灾。命途多舛的普拉东诺夫在小说《疑虑重重的马卡尔》遭到批判、《切文古尔》被禁止发表的情况下，于30年代仍然写出了《储藏备用》、《初生海》等作品，揭露极左政策造成的危害，思考着农民的命运。作家终于无法避免厄运，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含恨去世。当初以隽永含蓄的爱情诗确立自己诗坛地位的阿赫玛托娃，在30年代经由自身的痛苦体验到了民族和人民的苦难，于是转向沉思国家民族的命运，以一部《安魂曲》将个人的悲剧性倾诉升华为亿万人民的呐喊，使这部长诗成为20世纪俄罗斯民族的一曲史诗性的悲歌。

和上述作品并论的还有皮里尼亚克的《红木》、米•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多姆勃罗夫斯基的《无用之物系》、沙拉莫夫的《科累马故事》、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等一系列被批判、被搁置、被禁止的作品以及“写给未来的作品”。它们的作者也和前述作家一样遭遇了相同或相似的命运，因为所有这些作品都显示出对于思想独立和艺术自由的追求。

当然，本土文学中还出现过另一些作品，如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革拉特科夫的《动力》、杰米扬•别德内依的诗歌、巴甫连科的《幸福》、费定的《不平凡的夏天》、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弗•维什涅夫斯基的《难忘的1919年》、布宾诺夫的《白桦》、李别进斯基的《 光芒》、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和《州委书记》等。它们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定义所框定的范围内，按照官方要求完成的一些顺应时势、歌功颂德之作。这些作品 都曾经身价百倍，但今天已少人问津。时间已公正地判定出它们的艺术生命力极为短暂，而原因正是由于其作者没有独立的思想和艺术追求。作家一旦放弃或被迫放弃这种追 求，无论他拥有多么高的天赋和才能，也不可能写出具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作品。

三

俄罗斯侨民作家和本土作家的价值取向和美学追求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甚至呈现彼此对峙的格局，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如果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看待整个侨民 文学和本土文学的关系，则显得有些简单化。其实，侨民文学和本土文学是互相依存的，因为从根本上说来，它们本是同一民族文学的两大板块。

如前所述，第一代侨民作 家和俄罗斯古典文学、白银时代文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显示在作家们的 文学素养和审美情趣上，也表现于其作品的题材选择、叙事方式和艺术风格上。布宁、什梅廖夫、扎伊采夫、霍达谢维奇、列米佐夫、茨维塔耶娃的作品就是很好的例证。正 是由于他们的文学活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俄罗斯文学和19世纪文学、白银时代文学 的历史联结才未中断。即使在20年代，侨民文学和本土文学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势不两立。在所谓“俄罗斯的柏林”时期(1921—1924)，侨民作家和国内作家的交往相当频繁。侨民作家曾仿照革命初年彼得格勒文艺界的做法，在柏林建立了“艺术之家”。包括霍 达谢维奇、列米佐夫、阿•托尔斯泰、别雷、高尔基、什克洛夫斯基、爱伦堡等在内的 侨民作家和短期旅居国外的本土作家曾在那里自由交往。马雅可夫斯基、皮里尼亚克、帕斯捷尔纳克等都在那一时期到过柏林。据《航舵报》出版者、言论出版社创建人伊• 格森证实，20年代他在柏林的住所曾成为经由不同路线汇集于此的俄国侨民作家和本土 作家聚会的中心(注：См.：О．Н．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Лимераму рарусскоｚозарубежья：1920—1940.Москва：Наследие，1993，стр.45.)。那个时期，在柏林曾出 版过许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其中既有侨民作家的作品，也有上面提及的曾在柏林逗留 的本土作家的作品，还包括诸多身处国内的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包括索洛古勃、古米 廖夫、叶赛宁、曼德尔什塔姆、米•布尔加科夫、克留耶夫、库兹明及“谢拉皮翁兄弟 ”的作家们。一些短期旅居国外的本土作家和留在国内的作家还曾在《现代纪事》、《 前夜》等侨民刊物上发表过作品。

20年代在柏林出刊，由高尔基、别雷、霍达谢维奇等参与编辑的杂志《交谈》(1923—1925)一度影响极大，其内容广泛涉及欧洲文学、哲学、科学和艺术。鉴于当时侨民作家和本土作家之间的交往相对自由的状况，高尔基曾设想通过该刊使两方面的作家相处得更为融洽，并以此来保持俄罗斯文学的完整性。类似的努力并不少见，如在上文提及的1928年侨民作家代表大会上，就特地安排了一个关于国内出版界和报刊情况的专题报告，目的是让作家们了解本土文学现状。巴黎出版的《里程碑》一刊曾转载过别雷、帕斯捷尔纳克、巴别尔、梯尼亚科夫、谢尔文斯基、阿尔乔姆•维肖雷等国内作家的作品。阿尔丹诺夫在《现代纪事》第43期(1930)撰文评论阿•托尔斯泰的新作《彼得大帝》第一部时，曾同时称颂过扎米亚京、爱伦堡、左琴科、米•布尔加科夫、皮里尼亚克等一系列本土作家。彼得格勒的文艺刊物《文学纪事》也曾刊出过侨民作家的作品，报道过他们在国外的文学活动，甚至发表过关于“未来俄罗斯文学的骨干”未必产生于本土、而有可能产生于“彼岸”的评论文章(注：См．：ГлебСтруве，Русскаялимерамеруравизｚнании：Опымисморическоｚообзоразарубежнойлпмерамуры，2оеизданиеидололненное．Париж：YMCAPRESS ,1984，стр．27—28.)。但时至30年代以后，这类现象便不复存在了。

由于形成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侨民文学的“第二浪潮”和同时期本土文学之间的对立关系是明显的；第二代侨民作家和同时代本土作家个人之间的交往也相对少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代侨民作家切断了和本土文学的所有联系。仅就取材于“二战”的作品而言，尔热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处于两大星球之间》、希里亚耶夫的中篇小说集《山雀》等，就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战争题材作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代俄罗斯学者阿格诺索夫认为，尔热夫斯基的作品比肖洛霍夫的《人的命运》更早涉及了战争中普通“人的命运”问题。前者冷峻地展示了法西斯分子在战俘营中暴戾恣睢的兽行场面，表现了处于“两大星球”之间的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情操和爱国者的悲剧命运。希里亚耶夫着力描写了俄罗斯人对自由的热爱，强调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并非阶级因素，而是民族因素。《山雀》中的诸篇作品还具有和法捷耶夫被迫修改后的《青年近卫军》展开争论的性质。希里亚耶夫的长篇小说《长明灯》则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一部较早的“集中营文学”作品。另外，在诗人莫尔森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他对白银时代诗歌传统的继承。他对语言的精微内涵的发掘(《部分与整体》、《守在词典边》、《晚霞》等)则分明是受到了俄国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诗人们的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代侨民作家还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丹诺夫主义的无形影响。从情节结构上看，他们的作品往往具有公式化、概念化的特点；在人物设置上一般遵循二元对立模式，“善”与“恶”的对比十分鲜明；“正面人物”几乎都是某种“典型”，只不过在政治取向上和日丹诺夫主义是相反的，如谢•马克西莫夫的小说《丹尼斯•布 舒耶夫》。这部作品具有和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论争的性质，但人物设置和 结构布局却与后者有着某些微妙的联系。小说的主人公阿里姆•阿赫德洛夫是个农庄主 席，他本来全心全意地推进集体化运动，后来却大失所望，最终因不愿在谎言和恐惧中 生活而自杀。这一形象很容易令人联想到肖洛霍夫笔下的纳古尔诺夫和拉兹苗特诺夫。作品中的其他几个重要角色，如谢维里扬老爹、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格里沙•班内赫、农妇玛涅法等形象则对应于《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舒卡尔老爹、中农梅谭尼可夫和其 他几位女性形象。当然，如果说肖洛霍夫是“按照生活的鲜明足迹”及时歌颂了农业集 体化运动，那么谢•马克西莫夫则无疑是否定这场运动的。《丹尼斯•布舒耶夫》和《 被开垦的处女地》这两部作品之间的关系也反映出侨民文学和本土文学既相互对立又相 互联系的特点。

如同第一代侨民作家和白银时代文学的关系甚为密切那样，第三代侨民作家和“解冻”以后的本土文学也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第三代侨民作家的代表之一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便是在“解冻”文学之后出现的“集中营文学”的主要作品之一，他的长篇小说《癌病房》、《第一圈》和“文艺性调查初探”《古拉格群岛》等重要作品也是在国内完成、在国外出版的。1974年出国的作家维•涅克拉索夫曾被 认为是“战壕真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阿克肖诺夫出国前在国内发表的小说《带星星 的火车票》、《摩洛哥的橙子》等则是颇有影响的道德题材作品。

然而，更多的侨民作家在出国前是难以在国内公开发表他们的作品的，因此，他们只能把作品寄往国外发表，或将其提供给国内的“地下出版物”。如西尼亚夫斯基的那篇给他带来灾难的文章《何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年就是以阿•捷尔茨的笔名在法国一家刊物上首次发表的。阿克肖诺夫、沃伊诺维奇、布罗茨基等人在出国前都有许多作品在“地下出版物”上发表。沃伊诺维奇的长篇小说《士兵伊凡•琼金的生平和奇遇》就是首先由“地下出版物”推出的。在1972年被驱逐出境前，布罗茨基既有一系列诗作通过“地下出版物”广泛流传，也有多种诗集在国外出版。可见，第三代侨民作家多为原先本土文学作家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当他们不能为本土文学所容纳时，就只能把目光转向“地下”或国外了。这批作家在国内编辑、在国外出版的《大都会》(1979)和《目录》(1980)两本文集是他们为显示自身存在而努力的成果，同时也表明整个侨民文学的“第三浪潮”其实不过是“解冻”之后本土文学的一种特殊变体。

四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俄罗斯文学整体在20世纪的分裂、侨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生成及各自的命运，可以引起我们诸多思考。

首先，三代侨民作家的出现、侨民文学三大浪潮的形成，都与20世纪的历史变动，与这一世纪中发生的革命、战争或特定时期的政策密切相关。如果我们注意到，出国离境在俄罗斯人心目中意味着饱尝离乡背井、流落天涯之苦，“驱逐出境”被认为是仅次于极刑的一种处罚，那么就不难想象，一大批作家被迫远离故土无论对于作家们的个人命运、还是对于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而言，都是一种悲剧性现象。

其次，俄罗斯侨民作家和各国流亡作家一样，他们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环境，都使得他们的文学活动具有某种“边缘性”。这种“边缘性”决定了他们同时具有某些优势和劣势。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独特的情感体验使他们的生活视野、创作素材、感受方式等既与本土作家不同，又和侨居国的作家有别。由于拥有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生活的亲身体验，侨民作家对生活的艺术把握还获得了更多的参照。于是，他们的作品便带上了一种独特的“异域情调”，这无论对于本土的读者，还是对于侨居国的读者来说，都是新鲜而具有吸引力的，常常使得侨民作家的作品拥有范围广大的读者群。然而，在迁居国外以后，这些在俄罗斯民族文学和文化传统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却和本土生活、本土文化甚至本土语言失去了密切的联系。这无疑是一种缺憾。异国生活、异域文化和异族语言等在他们迁居国外之初通常还具有某种新鲜感，还能够影响作家的文化素养与精神积累，引发出一些有创意的作品。但是，当这种精神文化储备不再得到经常性的、必要的补充时，异邦的一切便都会引起一种或明或暗的陌生感、失落感和排斥情绪。在侨民作家的才能和灵感受到了生活给养的限制时，他们便不得不转向历史、向记忆汲取诗情，但这往往仍无法挽回走向衰竭的文思，除非他们完全融入侨居国的生活与文化中，并以所在国的语言进行创作，像纳博科夫等一些后来在国外走向创作高峰的作家就是如此。不过，这样的作家显然不具有普遍性。

还有关于侨民文学和本土文学的评价问题。长期以来，俄罗斯侨民文学一直是不入“正史”的，无论是苏联学者撰写的文学史著作，还是我国学者编写的俄苏文学史，基本上都不提侨民文学，至多只把它作为一种置于否定地位的文学现象偶尔予以提及。但如果说这类文学史只是写了“本土文学史”，也不确切，因为它们在掩盖了侨民文学的丰饶实绩的同时，还忽略了白银时代的几乎全部的文学遗产，淡化了那些不愿只写赞歌、颂歌和理想之歌的诗人和作家们的巨大成就。所以，即便仅仅是作为“本土文学史”，旧有的文学史著作也是片面的。正因为如此，重建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才有了一种必要 性。一位俄罗斯作家说过：“思想是不能以强力的方式战胜的”，“被封锁的言论常常 具有特殊的说服力”，被驱逐的思想“往往具有某种高尚的色调，并引起同情”(注： М．Горъкий．Несвоевременныемысли：Замемк иоРеволюции икульмуре．Москва：Совет скиеписатели，1990.стр.100，166.)，文学也是如此。俄罗斯侨民文学及其他被封锁、被驱逐的文学在今天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有时甚至获得了超过其自身价值的评价，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它们曾遭受过驱逐、查禁和批判的命运。

尽管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有意对许多侨民作家避而不谈，他们的文学成就却是无法否认的。如布宁在国外创作了他最优秀的作品——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并以这部作品获得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该奖的俄罗斯作家。30年代初，梅列日科夫斯基、什梅廖夫曾和布宁一起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足见他们的创作成就颇为可观。在第三代侨民作家中，索尔仁尼琴和诗人布罗茨基分别于1970年和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布罗茨基以诗歌创作获奖，得以跻身于由泰戈尔、叶芝、艾 略特等伟大诗人组成的光荣行列中。由此可见，侨民文学的成就是巨大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侨民作家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独领风骚。本土文学中固然出现了大量平庸之作，却也产生了一系列具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佳作。特别是像《日瓦戈医生》、《安魂曲》、《切文古尔》、《大师与玛格丽特》、《生活与命运》这样的杰作，它们都是作家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所以更加显得难能可贵。今天，俄罗斯人在回眸20世纪本土文学的艰辛历程时，毕竟能够以一大批写就于特殊年代的优秀作品而自豪。^

第二篇：浅谈俄罗斯文学

0121225 姚童安 国际会计122班510296612@qq.com

浅谈俄罗斯文学及作品

著名哲学家、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代表别尔嘉耶夫曾说过：“俄罗斯文学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作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痛苦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

俄罗斯文学与俄罗斯人的名族性格、与俄罗斯思想及独特的东正教理念息息相关，她建基于复杂的俄罗斯文化基础之上。因此，要理解俄罗斯文学，首先必须了解俄罗斯的独特文化。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曾对俄罗斯名族性格作过精辟的说明，其中有一段名言道：

“俄罗斯是两极化的民族，它是对立面的融合„„在俄罗斯人身上可以发现矛盾的特征――专制主义与国家至上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与自由放任；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与柔顺；信守宗教仪式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与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毫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和救世主义、全人类性；奴隶主义和造反行动”。由此可知，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中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悖论：既是东方的又是西方的，既是专制主义的又是无政府主义的；既有强烈的主动攻击性又有极度的驯顺性和被动性，既有奥尼尔斯放纵又有东正教的禁欲；既是豪爽粗野的又是温存细腻的，勇猛冲动而富有耐力，外表冰冷而内心火热，对国家现状的极度不满和深沉的爱国主义。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民族背景和民族性格下，诞生了像列夫·托尔斯泰，普希金和屠格涅夫这样的俄罗斯经典文学大家。接下来我就三位俄作家的主要代表作品来简单的谈一谈读后感。

一、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一生的辛勤创作，留下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巨著。并因此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他还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不顾一切追求爱情的女性文学形象。一百多年来，这一文学形象受到了几代人的追捧，有些人甚至将其提高到了追求爱情的完美女性的高度。

安娜是个悲剧人物，她是个文化修养极高的贵族女子，在当时上流社会中以她惊人美丽高贵聪慧在任何场合出类拔萃，美丽迷人。虽然生活舒适无忧无虑，可是身处虚伪的列子和虚伪社交场合社会环境。使她疲惫不堪，同时又极力想摆脱一切。当遇到渥伦斯基后，她毅然勇敢离开列子甚至牺牲自己家庭和爱子，追求自己幸福，可是当她放弃一切后，让她意想不到是渥伦斯基是个伪君子，又无情抛弃她，迫使她坠入痛苦深渊，最后导致安娜卧轨自杀悲剧。

其实产生悲剧的结果不止是渥伦斯基爱情的背叛而是整个黑暗，罪恶的社会。追求自由幸福，向往妇女解放在那个年代都有过，中国古代著名梁山伯祝英台，他们爱情悲剧也是当时封建社会和封建思想所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现如今社会，提倡妇女解放，可以大胆追求自己幸福权利。

二、普希金

普希金，俄国一位歌颂自由与进步的浪漫主义诗人。笔下的《致大海》、《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都是不朽的佳作。我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节选了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

你》，那时读着仅是一首诗。自己逐渐长大，对这首诗日渐有了新的，深的理解。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选自《普希金诗集》，写于普希金被沙皇流放的日子里。那时俄国革命如火如荼，诗人却被迫与世隔绝。在这样的处境下，诗人仍没有丧失希望与斗志，他热爱生活，执著地追求理想，相信光明必来，正义必胜。诗中阐明了这样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当生活欺骗了你时，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在苦恼之时要善于忍耐，一切都会过去，未来是幸福、美好的。生活中不可能没有痛苦与悲伤，欢乐不会永远被忧伤所掩盖，快乐的日子终会到来。第二节，诗人表达了心儿永远向着未来的积极人生态度，并告诉人们，当越过艰难困苦之后再回首那段往事时，那过去的一切便会变得美好起来。这是诗人人生经验的总结，也是生活的真谛。

是啊，人生就是现实中的大舞台，每个人都是表演者，且没有时间彩排，这样一来就不可能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又如行在高速公路的单行线上，象棋中没过河的小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不管是非对错，喜怒哀乐，都得走下去。

生活本身不会欺骗你，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却很难称心如意，经常超出理想的预期，让人一下子接受不了，应付不来，感觉措手不及，郁闷孤独无奈从此开始。在这个时间段简直就是度日如年，或者是把这样的一天当做成是一个世纪，这时候最孤独无助无所依，最需要朋友的时候，而一般来说，朋友恰恰不在身边，怎么办，多难过的日子也得过，多难熬的时间也得熬。默念这首诗，每念一个字，你的烦恼和不快就会随着你念的声音被抽出一丝，反复几遍，一来二去，这些烦恼和不快，就会从你的情感中完全剥离开去，随着你的声音，飘上九霄，飞上天际，消失于浩瀚星宇。

人的昨天就是今天的过去，而今天又将成为明天的历史，所以今天不论好过还是难过，也都将会过去，就像黑夜不论多么漫长，也将为黎明所代替，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岁月的洗礼，暮然回首，也不论当时如何，都将成为最美好的回忆。

人所能看得到，摸得着，能把握得住的也只有今天而已，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今天好过要过得有意义，不好过也不应虚度，该珍惜的珍惜，该善待的善待，该包容的包容，该放开的放开。阴郁的日子里一定要心平气和，珍视这份无聊，珍视这份无奈，因为这些马上就会逝去，马上就会雾散云开。

当你这样认识以后，把郁闷烦恼孤独和无奈等所有不好的情绪统统当成一种享受，慢慢品味，细细咀嚼，你就会发现，原来生活是如此的精彩，世上的一切都是那么可爱。心境会自然放开，年轻的心态自然会来，因为你所看到的，即便是不好的人和事中也是他那好的一面。

三、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是一位多产的现实主义伟大作家。屠格涅夫的成名作《猎人笔记》就是一部形式独特的现实主义特写集。作者以一个猎人的行猎为线索，刻画了农奴、农民、地主、管家、城镇医生、磨坊老板娘等众多栩栩如生的形象，真实地还原了十九世纪中叶农奴背景下俄国城乡各阶层人民的生活。

屠格涅夫出身于俄国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母亲就是一位农奴主。因为从小所受的教育不同而与其他贵族地主的言行举止大相径庭。书中他从一个受人尊敬的猎人的角度记录了农奴们与地主之间的故事，字里行间体现出他对农民、农奴的同情，不动声色地把贵族地主描写得“滑稽可笑”、“极不体面”。这种高超成熟的写作方法和人物描写的功力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整本书里更多看到的是俄罗斯人的性格特点和俄国农村农奴制存在下的生活场景。第一章中的霍夫和卡里内奇，一个勤劳、接近社会，一个热情、接近自然；《美丽的梅恰河畔的卡西扬》中的卡西扬纯真善良、头脑灵活、善于思考；《歌手》中的雅可夫具有非凡的艺术天赋，同时也间接的赞美了雅可夫身边的那群农人的音乐鉴赏力；《彼得·彼得罗维奇·卡

拉塔耶夫》中聪明美丽、渴望爱情和自由的马特丽娜；《别任草地》中纯真稚气，过早分担生活压力的农家孩子；„„他们都是地道的俄罗斯人：热爱大自然、热情、富有智慧、充满爱心、坚持自己始终不渝的美好理想。

《猎人笔记》中的风景描写也是极其出色的，自然现象、湖光山色等等一切在屠格涅夫的笔下都显得生动形象、趣味横生。留给我最深刻印象的一段是在《别任草地》中：“那是一个美好的七月天，只有当天气长久稳定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好日头。从一大早便是一片晴朗的天空，早霞没有像火般燃烧，而是泛着柔媚的红晕。太阳不像酷热的干旱时候那样火烧火燎，也不像暴风雨前那样暗淡发紫，而是显得明亮璀璨——在那狭长的云彩下冉冉上升，放射出鲜丽的光芒，随之又淹没在淡紫色的云雾中。„„”这就是作者笔下的自然风光，他笔下的风景描写像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照，在我眼睛扫描过这一段段优美的文字时定格在脑海里，一切都让人感到那么舒适、怡情。

没有惊心动魄的华丽场面，没有回肠荡气的爱情故事，没有令人动容的传奇冒险„„这只是一本日记。真的是这样吗？ 我读完《猎人笔记》的那一刻，不得不被屠格涅夫伟大的精神和文字功力所折服。它通过清新明快的语言，抨击了丑恶、压迫，讴歌了淳朴、善良的品格，更表达了普通人内心的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一本散发着“俄罗斯泥土芳香”的日记！

了解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了解它的文化！而俄国文学大家作品则生动，深刻地记录着俄罗斯文化的点点滴滴。因此从俄罗斯文学作品中领略俄国风采是个不二选择。（参考文献：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版；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易俊译，广州出版社 2006版； 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8版； 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版）

第三篇：俄罗斯文学通论论文

俄罗斯文学 院系：商学院年级：学号：姓名：王旭通论项目管理专业 09级 290610128

题目：《死魂灵》

一、作者简介 伟大的俄国作家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是俄国十九世纪前半页最优秀的讽刺作家、讽刺文学流派的开拓者、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一八零九年出生于乌克兰米尔格拉德县的索罗庆采镇的一个地主家庭里，果戈理一家居住乡间，父亲管理着自己的田庄，平时爱写些文学作品，诸如诗歌与喜剧；母亲信仰宗教，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果戈理从小就生活在受文学熏陶很强的家庭环境里，同时乌克兰淳朴浓郁的乡村习俗以及古老的传说与庄园生活，都对他的文学素养的培养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父亲早逝，促使他较早的就去外地打工谋生，中学毕业后，果戈理来到彼得堡，曾经在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先后供职，薪俸微薄，生活拮据。正是在打工的生活中，果戈理亲身体验到了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艰辛与困苦，饱尝了人世间的冷暖与心酸，使他看到了社会的本质，官场的腐败与黑暗，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生活痛苦的理解。

十九世纪初，沙皇俄国在卫国战争中打败了拿破仑，国内早期的资本主义日益发展，随之俄国的农奴解放运动声势日益高涨，迫使反对沙皇专制的自由思想十分盛行，涌现了许多知名的作家，其中普希金的诗作广为流传，歌唱自由、反抗暴政、颂扬献身精神对果戈理的思想影响很深，种种的这些社会经历与社会思想的发展，促使果戈理积淀了日后文学创作的大量素材和动力。1831年，果戈理开始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1831～1832年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问世，这部小说集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相结合的产物，被普希金誉为“极不平凡的现象”，从而奠定了果戈理在文坛的地位。作品笔调幽默、清新，结合了优美的传说、神奇的幻想和现实的素描，描绘了乌克兰大自然的诗情画意，讴歌了普通人民勇敢、善良和热爱自由的性格，同时鞭挞了生活中的丑恶、自私和卑鄙。之后一改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迷醉之情，而将讽刺的笔触转向了揭露社会的丑恶、黑暗和不平，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标志着他的创作走上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1837年普希金不幸逝世之后，他将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推向了新的高度，无愧地站在普希金遗留下的位置上，共同成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在写作小说的同时，果戈理也开始了讽刺喜剧的创作。1836年4月，著名喜剧《钦差大臣》在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上演，轰动了整个京城。该剧逼真地反映了俄国专制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黑暗，从而深刻地揭露了官僚阶级的丑恶和腐朽。

由于远离祖国，脱离生活，果戈理的创作思想发生了危机。他的世界观中根深蒂固的宗教赎罪思想、神秘主义和害怕革命变革的情绪迅速膨胀起来。他竟然要回到宗教迷信和宗法制度中去拯救自己的灵魂和寻找社会的出路，并对过去发表的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表示了公开的忏悔。这一切迷误与倒退行径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朋友们的严厉批评。果戈理终身未娶，几乎是在穷困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于1852年3月4日溘然长逝，终年43岁。

二、作品简介《死魂灵》这部小说这要描写了主人公乞乞科夫，作为一名六等文官，一名看似君子而实际是骗子的投机取巧爱财之人，他来到省会N市，结交政府里的各种高官权贵地位显赫的官员，来打通与他们的关系。他为了发财致富，想起一套买空卖空、巧取豪夺的发财妙计，他走访了一个又一个地主，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在市周围的郊区低价购买地主花名册上的尚未注销的死农奴，并以移民为借口，向国家申请无主荒地，然后再将得到的土地和死农奴名单一同抵押给政府，从中获取巨额财富。当他兴高采烈地办完手续后，他的种种购买农奴的罪恶行径被人发觉，继而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后来又被政府公爵逮捕，重重的罪行袒露无遗，他为了活命，为了自己的那笔巨额财富，苦苦哀求摩拉佐夫，后来在旁人关系的协助下，他得以被释放，重新获得自由。

三、读后感

我用了大约一星期的时间，断断续续的将这本小说读完，由于平时很少涉猎俄国的文学作品，因为作品里的人物名字很长，不便于记住，加之我不太喜欢俄国小说里的情节与环境，一种阴森的潮湿的令人很反感的氛围。读这部小说，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以及一种新的阅读理念去读的。总的来看，小说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其中运用了大量描写，并辅之以一定的夸张荒诞成分。通过对人物形象及环境的大致掌握，了解了沙皇俄国社会的千型百态，农奴制将要土崩瓦解的那段历史，新的社会制度将要应运而生的社会转型形态。任何制度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发展的，都有一个成长发展与成熟衰退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抹杀某一段历史的积极存在性，也不能简单予以肯定弊端，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事物发展。沙皇的农奴制起初有它存在发展的合理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被取代也将是一种不可挽转的趋势。在这小说里，作者对沙皇俄国官僚、地主、仆人等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大量描述，展现了他们贪图权势财富，贪婪愚昧的精神世界，以及资本原始积累者的欺骗冷酷的丑露行径，透露了农奴制的行将末路，定将要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的信息。该小说在人物塑造和幽默讽刺的运用和抒情的结合方面，有所独树一帜。在塑造人物性格中，作者使用大量描写刻画人物的肖像，以揭露人物的精神世界，从而展现人物的鲜明性格，与此同时，作者还使用夸张的手法，荒诞的写法，来支配小说的情节故事发展，在荒诞离奇的故事中来突露人物性格特征。《死魂灵》是果戈理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在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作用。

第四篇：俄罗斯文学 读后感范文

学号：0102861姓名：吴梦西班号：A05邮箱地址：442782976@qq.com

其实不在远方

——《跳来跳去的女人》读后感

这是一个跳来跳去的女人，奥莉加。意志漂浮不定，情感错综复杂，她有教养、有美貌，也有自己的一条准则：人的美和价值就在于他的不同凡响。小说的一开始注重描述她那看似滋润而又确确切切的充满小幸福的家庭，奥莉加此时此刻是幸福的，因为温顺﹑纯朴﹑善良的丈夫戴莫夫一直都深爱着她，默默地宽容这个并非很懂生活真谛的妻子。

其实倘若奥莉加安于自己那平凡而又温馨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因奥莉加向来就意志不定，生性不成熟，加上身边的人不停地赞其天赋、智慧、使得奥莉加越发地觉得自己的命运不会平平淡淡，因此她热衷认识名人，崇拜名人，时常做着不切实际的千秋大梦，想要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她唱歌，弹钢琴，画油画，雕塑，参加业余演出，所有这些她都不是马虎从事，而是干得十分有才气”。然而她并不真心崇拜艺术，不能在艺术中得到情操的真正陶冶。她所享受的只是被欣赏的光鲜亮丽，所谓高贵名流的举止背后其实是一颗空虚苍白的心。她不停地在追求着什么，却一直不清楚自己追求着的究竟是什么。

奥莉加全心全意地追逐着伟大的人，在追逐中成功地赢得了画家里亚博夫斯基的短暂的爱，自以为自己是画家的创作灵感，他们谁也离不开谁，却不愿承认，对方早已“累了”。与此同时，她一次又一次地忽略丈夫戴莫得的深情和伟大，在他“又渴又饿”之时派遣他去为自己奔波取来衣物首饰；在他无私地为科学事业服务为科学事业献身之时不顾一切地跑遍每一个认得的女人的家，为的是里亚博夫斯基；在他想要与自己分享成功的喜悦之时只顾举行一个又一个的晚会，寻找一个又一个的伟人。

在奥莉加的心里，自己的丈夫是最普通的人，不爱艺术，不才华横溢，没有一技之长。她忽略了自己的丈夫，一直在人群中追逐。直到丈夫去世之时她才发现，最大的英雄就在她身边，朝夕相伴。他没有唱歌跳舞绘画等其他才艺，却一直在自己的职位上勤恳工作，他可以不辞劳苦去照顾自己的同事，同样也会为救病人牺牲自己的性命。宽厚勤恳的戴莫得，总是默默无闻地尽着自己的义务，甚至不顾自身安危去抢救病人，这样一个在平凡劳动中完成着不平凡事业的人物才是真正的英雄。

奥莉加之所以跳来跳去，是因为她对自己的才华、爱情、生活的不确定和不满足，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满足于她所拥有的东西，为了追求而追求。最终她永远地失去了自己追求一生又一直未能真正理解的东西。

关于理想。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跳来跳去”，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所谓的梦想。每个人一定都有这样的茫然，不满足自己所拥有的，跳来跳去，随波逐流，穷

其一生追寻世俗的价值，不知道人的真正价值，也不知道自己心中真正的渴望。而这时，若停下来，我们就会发现，可能正在追寻的那个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或者，其实追寻的就在自己身边，而自己却像奥利加一样，只把目标放在自身以外。“跳来跳去”的时候，适当的停一停，审视自己的内心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爱。我们总觉得身边的人对自己的好就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习惯了这样被关怀，把他人对自己的爱当作为所欲为的资本。就奥莉加那样，她一次又一次地向丈夫索取，却从不羞愧。我们有时也会陷入这样的境地，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身边的，却又没有意识到，对其弃之如糟糠，等到醒悟却已经来不及了。父母总是像文中的戴莫得那样，不计一切地对我们好，包容我们，而我们却在外面的世界“跳来跳去”，疯狂地追逐寻找心中所谓的那个人那个梦，直到狠狠地受了伤，才想起父母的好，想起家的温馨。又或者在刚靠近之时对对方的爱心存感激，却随着彼此越来越亲密不断地提出更多的要求，一旦不能被满足就急切地想要寻找另外的慰藉，在外跌跌撞撞了一番才发现还是身边的好，但身边的人已被自己弄得遍体鳞伤，再也回不去当时。

读完这本书，不得不开始反省自己的“跳来跳去”，开始珍惜身边的幸福，感谢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开始寻找自己的人生追求，寻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

第五篇：俄罗斯文学讲稿

农奴制改革：这次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代表贵族地主利益的改革，因此带有很大的欺骗性。表面上看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也可获得“土地”，但实际上改革仍保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农奴依然摆脱不了被压迫的境地，他们必须向地主交纳大量的“赎金”，还得承担种种“义务”。因此，列宁曾指出这次臭名昭著的“解放”实际上是对农民更大程度的掠夺。

改革后，农民加剧破产，深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三年中农民运动多达2000多次，为此，沙皇政府加强镇压，一方面顽固地维护农奴制的残余，另一方面加紧对进步思想界和文化界的镇压，封闭进步刊物，逮捕和流放进步作家，如《现代人》杂志被查封，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流放。在俄国历史上再次出现白色恐怖时期。

普希金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小时候父母较少过问他的事，全由其保姆带大。他自幼勤学，酷爱文学，博览群书，（同时又从保姆那里汲取了大量的民间故事的文学营养。

普希金12岁考入彼得堡贵族学校，在那里深受自由思想的熏陶，萌发出文学的天赋。15岁首次发表《致诗友》一诗，次年一月又公开吟诵自己的诗歌《皇村回忆》，连他的老师杰尔查文都自叹不如。高中毕业前夕，他写下《离别》和《在毕业前夕致同学》两首诗作为公开考试，诗中表达了离别之情和决心投身到民众中去的革命精神。毕业后，他去彼得堡外交部供职，从此开始步入上流，一度迷恋舞会，1829年30岁的普希金斗胆向莫斯科大美人17岁的冈察洛娃求婚，但遭到拒绝，因失恋的痛苦他随军离开莫斯科，去高加索旅游。次年4月他再次求婚,终于得到应允。

1837年普希金因与法国军官丹特士提出决斗，在决斗中受伤，三天后死去。

莱蒙托夫出身于一个古老而又贫穷的贵族家庭，在中学时代就深受普希金和拜伦的影响。14岁就开始写诗。1837年为悼念普希金的死他写下《诗人之死》一诗，愤怒谴责沙皇政府，认为诗人死于政府的阴谋。因而激怒了政府，被流放到高加索。1841年莱蒙托夫在一次与旧日同学的决斗中丧生，至此，俄罗斯诗歌“新的太阳也陨落了”。

30年代末，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死于非命，给俄国文学带来了巨大的损失。4年后，俄国文学再度受损，莱蒙托夫又死于非命（决斗）。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新的太阳也陨落了，使可怜的俄罗斯文学成了孤儿”。

别林斯基是俄国第一位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评论家，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他出身于平民医生家庭。1829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在那里组织过学生文学团体。1832年他因写了一部反农奴制的剧本被学校开除。次年，他便开始文学评论活动。1839起他担任和主持《祖国纪事》杂志评论栏。1847年他又转到由涅克拉索夫主办的《现代人》杂志。由于他的出色的评论活动，这两家杂志成为40年代俄国最先进的杂志。1848年，政府准备拘捕他，但他不久就病逝。

别林斯基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30年代他从启蒙主义的立场出发抨击过农奴制度。但也一度接受了黑格尔“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都是现实的”的命题，错误地认为农奴制既是现实的，也就合理了。从而产生与现实妥协的思想。40年代初农民的处境与运动影响了他，使他很快认识到黑格尔哲学的荒谬，并改而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由此立场发生了转变。

下面介绍的涅克拉索夫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位诗人，下面两首短诗就很能反映他的创作风格，富于激情，充满爱国精神和公民责任感。

托尔斯泰出生于名门贵族，自幼怀有善良的天性，并早早敏锐地感到社会的不公平。他很早就开始思考“贵族与农夫”的问题。50年代他经历了一场自我灵魂的洗涤，开始寻求“人生的真谛”。80年代初，俄国农业连年欠收，饥荒空前，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谨。同时，农民运动席卷全国，凡此种种都引起托尔斯泰的极大关注和不安，他走访教堂和修道院、参加人口调查，从而更加认清了本阶级的腐朽和旧制度黑暗。所有这些都大大加速了他的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最后完成于81年，他自己曾在《忏悔录》中说道：“1881年这个时期，对我来说，乃是从内心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炽热的时期”，“我弃绝了我那个阶级的生活”。

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杰出的女诗人，也是一位深受十月革命影响的诗人。十月革命后，她的丈夫被处决，阿赫玛托娃受牵连，很少发表诗作。三十年代，她的儿子也两次被捕。

果戈理出身于乌克兰的一个地主家庭，16岁父亲去世。1821—1828年间在中学学习，那时就深受自由思想影响，并对戏剧发生兴趣，经常参加学校剧团演出，同时也尝试写作，但不算成功。

28年中学毕业，他一心想谋职，但很不景气。此时，他写出两个早期作品：《意大利》和田园诗《汉斯·古谢加顿》，均以阿洛夫笔名发表在《北方蜜蜂》杂志上。后者是一部浪漫主义长诗，描写了浪漫英雄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最终在爱情中找到幸福。两个作品均被否定，果戈理一气之下烧了稿子。

1845年由于果戈理的思想危机，《死魂灵》的第二部初稿也被焚烧。他企图让主人公乞乞科夫改邪归正，但又感到很困难。现实中的乞乞科夫不可能存在，这正是作家的创作方法与世界观发生冲突。果戈理很不满意初稿，因此，将它付之一炬，至今只残存几章。

此外，果戈理对中国作家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他的文学以“嬉笑怒骂”的艺术风格及其深刻的思想性在五四前夕进入中国，受到中国作家的热诚欢迎。鲁迅、张天翼、老舍、赵树理、孙犁等现代作家，都曾经从果戈理的创作中汲取了营养。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1918年，鲁迅写的《狂人日记》就借鉴了果戈理的同名小说。

接下来的一代也在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印痕。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三位诺奖得主肖洛霍夫、蒲宁和索尔仁尼琴。

俄罗斯文学有其独特的气质，有三种性格与俄罗斯文学紧密联系。

第一种是尚武精神，大家都知道，俄罗斯被称为“战斗民族”，它的文学也总和战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二种是宗教情怀。俄罗斯自古以来是一个充满宗教的国家，现在仍有90%以上的人信仰东正教。

第三种是艺术气质。据说在经济危机时期，俄罗斯人吃不饱肚子也要去听音乐会。俄罗斯人普遍有较高的欣赏水平。艺术提升气质，这大概也是俄罗斯盛产美女的原因之一。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