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结构与农村集体行动的生成

第一篇：动员结构与农村集体行动的生成

动员结构与农村集体行动的生成

童志锋

2012-7-3 8:18:49 来源：《理论月刊》2012年第5期

提要：强调社会运动组织作用的资源动员理论源于西方实践并获得大多学者的认同，也能够较好的解释西方集体行动动员，但对社会运动组织稀缺的中国，这一理论欠缺解释力。倒是在西方动员结构理论中相对不受重视的事先存在的人际网络对于理解中国乡土社会农民的集体行动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在乡土中国，依附在日常生活网络的动员网络，有利于沟通信息、强化认同，降低行动成本并克服“搭便车”的困境。而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新型传媒在农村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行动更难以被管控。当这两种网络结合起来的时候，就组成了“熟人网络—新型传媒”动员结构，其动员将会更加快速、扩散性更强，这使得集体行动得以迅速的形成。

关键词：动员结构 农民 集体行动 环境抗争

根据麦克亚当、麦卡锡和佐尔德的定义，这种促成集体行动参与的正式或非正式管道即是动员结构。大致来说，集体行动的动员结构可以分为社会运动组织和事先存在的人际网络。[1]

社会运动组织的重新发现是资源动员论的一大贡献。“在资源动员论看来，社会运动是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涉及了资源整合、领导分工、谈判协商的组织过程”。而“事先存在的人际网络的概念点出了社会结构的开放性。要求改变社会的运动并不是完全地脱离既有的社会结构，在许多时候，反而是利用现存的管道进行成员招募理念传播”。[2](p114)西方学者对于动员结构的组织与网络的关注是基于其本土的现实，即存在大量的社会运动组织的基础之上的。而显然，在社会运动组织稀缺的中国，组织的基础并不存在。倒是在西方动员结构理论中相对不受重视的事先存在的人际网络对于理解中国农民的集体行动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有关中国的集体行动的动员研究中，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强调“关系网络”的重要性、“社区网络与集体行动的关联性”。在城市社区维权研究中，有学者以一个街区的环保运动为个案，得出了“关系网络是影响城市基层维权运动爆发及其结果的重要因素”的结论。[3]有学者则主要考察“不同的社区网络如何影响集体行动生发的可能性、表现形态和行动绩效”，他得出如下结论：“融合性社区网络有利于提高集体行动生发的可能性，同时以理性温和有序的形态出现，因而降低集体行动的社会破坏力，促进社会整合”。[4](p242)在农村社区抗争研究中，有学者通过三起对农民的环境抗争案例分析表明，中国文化在动员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动员过程中，村民们常常诉诸于亲属关系、宗教、道德意识、传统的公正观等资源。[5](p143-160)有学者则以林镇的三起群体性事件为例，以社会网络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得出了“在乡镇社会里，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社会资本的总量同集体行动的暴力水平呈反比。具体来说，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社会资本的总量越高，集体行动越倾向于常规化或非暴力；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社会资本的总量越低，集体行动越倾向于破坏或暴力”。[6]

以上关于“社区网络、关系网络与集体行动生发与结果的关联性”的研究对本文具有启发意义。但是，他们的研究中对于当前中国集体行动中的独特的动员结构缺乏关注，这不利于理解当前的集体行动，尤其是在乡村的集体行动。而在分析动员结构时，首先要关注动员发生的社会场域及结构。因此，只有把农村集体行动动员置于独特的乡村的社会结构中，才可能把握农民集体行动的动员机制。

从动员结构的角度而言，当前村落社会的两个重要特征对于集体行动的生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是村落社会中既存的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关系网络，二是手机、网络等新型的通讯、沟通工具的迅速普及与发展。

一、熟人网络与农民集体行动

（一）“熟人社会”：理解乡村动员结构的起点

1、村落社会是一个聚落而居的“熟人社会”

聚落而居是传统村落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恰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农民不是孤立地生活的，而是密集于村里。亲属组织和需要相互保护这两个重要因素，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兄弟们平均地继承了他们父亲的土地，他们都企图留在在同一块土地上。如果附近有其他空地的话，这个家庭可能扩展出去，并且，在经过几代之后，一个家族的村庄就可能会发展起来。大家是亲属的事实使人们在同一地方一起生活着。„„这种农业家庭的集中，我们称之为村庄。”[7](p60)

这样一种聚落而居的村庄与城市社区相比，其同质性更高，相互之间的熟悉程度也更高，于是构成了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熟人社会。恰如学者在上个世纪4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立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8](p9)。这个熟人社会的特性一是近，二是亲。所谓近，即圈子封闭，活动范围狭小，形成一个面对面的人际交往结构；所谓亲，就是村落中人们多为各种亲缘关系所网络，形成了一种普遍化的亲缘秩序。

时过境迁，中国的村落社会发生了诸多的变化，行政村逐步替代了传统自然村落的一系列功能。因此，有学者指出，“行政村虽然为村民提供了相互脸熟的机会，却未能为村民相互之间提供充裕的相互了解的公共空间”。基于此，该学者提出一个所谓的“半熟人社会”的框架，即所谓的强调“契约规章”、“能人政治”等。[9](p49,53)但是，对于自然村落是一个“熟人社会”的立论，该学者也是持肯定的态度的。这意味着，“熟人社会”依然是理解当前乡土中国的基本视角。

2.“熟人社会”是一个“关系网络”紧密结合的社会

在“熟人社会”中，血缘、姻亲、地缘等等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从某种意义上说，关系网络结成的关系共同体就构成了乡土社会本身。如有学者指出，“村民将他们的关系网络看作是社会的基础。对于他们来说，关系构成了他们的本土小世界，在其中有他们自己的道德规范，人与人之间以此为依据相互交往。在这个小世界中，关系是Mauss所说的总体性社会现象，因为关系在这里为个人提供了囊括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业余活动的社会空间” [10](p45)。

当关系共同体与村落社会成为一个同质性的概念时，“关系网络”就构成了村落熟人社会的经络，其在村落熟人社会中的重要性也就凸显出来。

（二）熟人网络及其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与优势

一个“关系网络”紧密结合的“熟人社会”客观上为集体行动的发生发展提供了管道。如学者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既有的家族、邻里、朋友、教友、同事、同学关系都是重要的人际网络，可以提供社会运动的管道。”[2](p106-107)当前，以家族、地缘、宗族等为核心的熟人关系网络已经成为农村集体行动的管道基础并承担了沟通、团结的功能，具有其独特优势。

1．熟人关系网络：农村集体行动的管道基础

（1）家族网络与动员。从生活实体的角度考虑，中国人所说的家族一般是以五服为界。“理解中国的村落家族乃至社会生活，没有亲属关系这个坐标系是困难的，或者说是难以透彻认识。”“亲属关系以一定的血缘关系作为生物学的基础，但亲属关系不仅仅是生物学的关系，它们也属于社会学的关系。”[11](p93,97)例如，婚丧嫁娶、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与互惠。

按照传统的家族定义，家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男性继嗣群。而在今日农村，姻亲的人际联系功能也越来越强，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通过血缘、姻亲等亲缘关系进行动员是农村集体行动中较为常见的方式，其在集体行动中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2）地缘网络与动员。基于成员间空间或地理位置关系而形成的群体叫地缘群体，包括邻里、老乡、民族社区等等具体形式。在农村，自然村仍是村民生产、生活活动的主要发生地。人民公社化运动强化了农村的地缘联系，共属一个生产队的村民居住在一起，常年从事集体劳动，增强了人际交往和沟通。这种地缘关系因其中渗透的行政管理、人情往来、共同经济利益（如与地缘有关的水利、生产协作等）等得到不断的加强。因此，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帮工、婚丧嫁娶等情况下，邻里之间会形成一个较为紧密的互助网络。这样一种以地缘为基础的网络在集体行动中作用明显。

（3）宗族网络与动员。宗族是同宗同姓同地域的各个家族结成的群体。尤其是在东南沿海等宗族观念较为强盛的区域，宗族在农村的抗争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在中国农村宗族血缘内部，关系到宗族集体最大利益时，个人利益一般服从于集体利益，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宗族械斗时，双方宗族组织都能动员全体男性加入到流血冲突行列中去。而在宗族观念强的地方，宗族就是认同单位。

2．熟人关系网络在农民集体动员中的功能

由于基于家族、地缘、宗族等熟人关系基础上的动员网络附着于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那么这个网络就无所不在。这个网络具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沟通信息，二是强化认同。

（1）熟人动员网络具有沟通信息的功能

由于信息在熟人之间传递，使得信息能够迅速准确的被传播，而且其更容易被接受。恰如麦克亚当所指出的，“透过自主的沟通网络，个体比较有可能接受外来的讯息，理解改变现状的可能”。[12](p50)

信息在熟人之间的传递，还有利于“认知解放”。如在环境抗争事件中，生存环境受到破坏后，会引致村民的不满，但村民一般不会主动的把生存环境破坏与污染企业的剥夺、政府的不作为联系在一起，而当抗争的积极分子借助熟人关系网络不断地强调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时，村民就会从环境不正义的角度思考问题，进而促发其参与抗争的可能性。

（2）熟人动员网络具有强化成员认同的功能

在熟人社群中，是否参与某项集体行动，往往成为成员可以炫耀的资本，这客观上对那些不参与者形成了一种压力，甚至可能会使得不参与者边缘化。反之，参与集体行动的成员获得了更高的认同感。也就是说，成员会把自己的参与当作实际的报酬，而不是要承受的代价。

在熟人社群中，参与的过程有的时候比参与的结果更为重要，这主要是因为熟人网络能够为其提供认同感，使其在行动中获得满足感或成就感。

3．熟人关系网络在集体行动动员中的优势

（1）基于熟人关系上的动员网络凭借的是去中心化的微观传播管道，因而也不易为对手发觉而遭到破坏。

不同于正式组织的科层化的传播管道，熟人之间的沟通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而且这种传播不需要借助专门的管道，在日常生活与交往中就可以迅速地完成。例如，通过茶余饭后的闲聊、通过手机短信的传播等方式。因此基于此基础上的动员网络无所不在，令对手防不胜防。尤其是，在不同的事件中，这个网络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这就是使得其更难为对手发觉而遭到破坏。

（2）由于依附既有的网络基础，基于熟人关系的动员网络有利于降低集体行动的成本。

当集体行动通过组织发起的时候，无论这种组织是科层制的还是扁平化的，都会存在成本问题。对于科层化组织而言，要维持其正常的运作，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资源的累积，但并不是所有的行动议题都能够跨越这道资源门槛。对于那些大型的科层化的组织，运作的效率成本同样很高。扁平化的组织也存在成本的问题，整天的讨论，又常常议而不决。而基于熟人关系的动员网络，早有便捷的沟通渠道，因而动员成本往往很低。

（3）基于熟人关系的动员网络有利于克服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困境

“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13](p2)这就是奥尔森有关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困境。其后，奥尔森在其书中提出了解决搭便车困境的途径，如选择性激励。有学者把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概括为三种类型，即“小组织原理”、“组织结构原理”和“不平等原理”。奥尔森的解决办法实际上都是从组织角度入手，“如果想要获取公共物品的话，我们必须有组织并且必须使该组织中的有些成员享有更大的权力和荣誉；特别是，当组织规模很大时，该组织内部还必须分层分工，以使组织内部的每个分支结构都符合小组织原理。”[14](p160)所谓“小组织原理”其意涵是：人数较少时，个体成员的参与对集体行动的成败影响就会很大，而且成员之间便于监督，组织就可以对那些参与者提供奖励，对不参与者进行惩罚。

由于动员网络植根于既有的人际关系网络，实际上形成了多重的小群体。而且，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组织，熟人群体之间还存在错综复杂的血缘、地缘等关系，这就使得其可以轻易地占用集体认同，因而搭便车的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三）公共空间：动员网络的支撑平台

人的分布和居住形式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居住的越紧凑，人们之间的被动接触和主动交往就会越频繁，就越有利于信息的传播。[15]但是，对于那些居住在密度太高（如高层建筑）的居民，反而会妨碍其相互交往。[16]无论是聚落而居的自然村落，还是规划的行政村，相对于高楼林立、大门紧闭的城市社区，其空间结构都有利于信息的广泛传播。

在一个传统的村落中，公共场所往往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功能，信息从这里传播，人际网络从这里构建，社会资本从这里诞生。比如，老年人活动室（一般每个村庄都有老年人协会，老年人活动室通常也是协会活动的地点）、村庄的祠堂、公共休闲木亭等空间往往会成为村民们聚会议事的公共场所。村民们在这样一个公共空间中相互交换信息，创造集体认同，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动员网络。

总体而言，由于农村独特的居住空间结构与相对多样的公共空间，使得农民之间的动员网络能够较快的形成。

二、新型传媒与农民集体行动

（一）新型传媒的发展及其对集体行动的影响

一般而言，新媒体是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而言的，它是指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互联网、手机短信等。这些新型媒体一经出现就被运用到社会抗议中。

1．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对集体行动的影响

1994年，中国接入互联网。当年，互联网用户不过10000左右。1997年10月，在第一次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中，网民的人数还只有62万。截至2007年6月，中国网民总人数达到1.62亿，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互联网普及率达致36.2%，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1.31亿，占整体网民的27.0%。

互联网功能已经至少拓展到四个方面：信息获取、交流沟通、网络娱乐和商务交易功能。根据2011年6月的统计，反映互联网信息获取的应用主要有搜索引擎、网络新闻，其使用率分别为79.6%、74.7%。起到交流沟通工具作用的网络应用主要有即时通信、博客和个人空间、微博、社交网站，其使用率分别为79.4%、65.5%、40.2%、47.4%。而微博的迅速发展尤其值得关注，由于其形式精简，能够满足多层次的社交需求，使得信息能够在短时间内病毒式地大规模扩散。截至2011年6月底，微博用户达到1.95亿，半年内增长了超过两倍，增长率为208.9%。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拓展了社会的空间，这就使得人们之间的信息传播与互动更为经常。而且，由于网络空间的相对开放性与匿名性，情绪化、煽动性的语言也充斥在网络之中，一些人可能会受到这些言论的影响。

2．手机短信被广泛运用到日常生活及其影响

2000年全国移动电话用户8526万户，2002年达到2.07亿户，2006年突破4亿户，2010年达到8.59亿户，10年增长了10倍。手机短信是在2000年的国际电信日（5月17日）最早由中国移动开通的。信息产业部《2001年通信业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移动短信及各类信息服务业务普遍受到用户欢迎，发展迅速”，但是没有公布短息的业务量。2002年，短信的业务量达到793亿条，每户平均发出近400条短信；2010年，各类短信发送量达到8317亿条，每户平均发出近1000条短信，这表明手机短信被更广泛的使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1月21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截至2006年底，农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固定电话51.9部、手机69.8部、电脑2.2台。

移动电话拥有量的持续增长，手机短信使用频率的增长，使得信息的流动与沟通更为迅速。值得重视的是，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并不是以个人为基础，而是以家庭为基础，户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只要家庭中的一个人获知了信息，全家就得到了信息。而且，其行动基本上是以户为单位的。

（二）互联网在集体行动动员中的作用

互联网是继电视兴起后的一个新型媒体，它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张，用户不断增多，成了电视之后改变人们生活的又一新的传媒技术。已有很多学者开始关注互联网对于未来社会的影响[①]。尤其是互联网一经出现，马上被应用到社会运动的动员。目前，互联网对社会运动的影响也开始受到关注[②]。曼纽尔·卡斯蒂尔斯和艾伯托·梅卢西则直接指出，新的信息技术对引发现代形式的争议与抗议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7](p245)。在中国，互联网的出现对于集体行动具有如下作用。

1.互联网的出现加快了信息的传播和人与人或组织与组织之间的通讯和联系，使得集体行动更加容易发生。

有的时候，在发生了集体抗争事件之后，地方政府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会对报刊、电视、电台等信息传播手段进行一定的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对开放、不易受到控制的互联网就成为了诸多的行动者传播信息，获得最新消息的阵地。恰如有学者指出，互联网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最重要意义是为公众提供了能相对自由地表达的网路空间。网路空间对公众参与社会与政治生活有如下的功能：第一，它具有信息传播的功能，网路上发表的帖子、新闻、信息能被所有人阅读。第二，传播不受空间的限制，个人发表的观点和信息能够即时传播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第三，人人可以参与网络论坛的讨论，个人发表的信息和评论常引起来自各地的回应，从而鼓励更多公众的参与。这种通过网络而形成的大规模公民参与是任何其它媒介形式都无法达到的。第四，网络空间还可以成为发起和组织社会运动的一个平台。[18]

2．由于互联网对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的沟通模式的重新构造，使得群众在其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会在网路上宣泄情绪，容易激发集体行动。

传统体制下的信息沟通和利益表达是垂直性的，通过金字塔型的工作体系实现由上到下和由下到上的转换。这也不可避免带来信息传递的高成本，随着信息传递的关节越来越多，高层信息落实到基层，也有可能会发生执行面上的扭曲。反之，基层的利益表达也存在高成本和由下到上利益表达的困难。

互联网基本上实现了超越空间性和跨越层次性，使得社会结构从纵向金字塔形态向横向的扁平化改变。社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是对传统的等级结构体制的冲击，同时会削弱其功能；另一方面，也会促进基层社会利益的直接表达。恰如郑杭生教授指出，“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从而更易形成社会矛盾、更易引发社会动荡”[19]。

以环境问题为例，当地方政府部门处置不当的时候，现有的等级体制无法及时把民众的声音传递到上级部门的时候，民众就有可能直接在网路空间表达观点、进行情绪宣泄、甚至谩骂，以希望形成网络民意或网络舆论而直接引起上级部门的重视与关注。

3．互联网的强互动性、超越时空性和匿名性等特点为网路串联提供了条件

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的最大不同是它有很强的多人互动性、超越时空性和匿名性。多人互动性使得具有相同兴趣的人能够迅速的聚集在一起，超越时空性降低了日常动员的成本，而匿名性则降低了动员的风险，这些促使网上的串联更容易发生，而网上的串联又极容易转化为现实中的串联。尤其是，在一个匿名化的网络社区中，人们更容易极端和情绪化，反而容易促进一些抗争活动的发生。

由于年轻人的价值观还在不断的形成的过程中，他们更容易偏激、逆反，往往会成为社会运动中的活跃分子。而在上网人群中，青年人比例高居不下，如《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30岁以下的网民比例达到58.1%，40岁以下网民高达81.3%。这意味着通过互联网的集体行动有可能会增多。

（三）手机短信在动员中的作用

随着农民也开始广泛地使用手机，集体行动的动员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尤其是手机短信成为了抗争者之间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其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如下：

1．依赖的主要是现实的熟人关系网络，传播具有指向的确定性，使得信息更容易被接受。

一般而言，在手机中存储都是家人、同学、朋友等的电话号码，以便利于及时联络。这就构成了一个以己为中心的典型的熟人的汇聚。因此，当某个人发送集体行动信息的时候，其对象一般是特定的熟人。在集体行动的研究中，早已证明，相对于陌生人，熟人显然更容易被动员并参与集体行动。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他也更愿意相信朋友、同学等熟人传递的短信信息。

加入某一网络论坛、QQ群的网友，虽然在网络上很熟悉，但是，相对于手机短信的指向，仍然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因此，并不能保证在网路上传播的信息被绝大多数网友迅速认同。反之，手机短信具有动员指向的精确性的特点。不过，也需要注意，网路空间的容量（同时在线人数等）远远超过手机短信。因此，只要动员其中的一小部分人，就可以导致巨大的后果。

2．传播的速度快捷、广泛、准确，有利于集体行动的动员

与互联网相比，即时性更强，但是互动性相对较弱。不同于村落中的口口相传，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群发的功能使得手机短信具有超时空性。由于隐藏在手机背后的是一个现实的熟人关系网络，一旦信息并不断的转发，就意味着不同人的网络关系被同时调动，短信就会迅速的复制，并呈现出几何级数增长的势头。而且，相对于网路空间的传播，短信的编辑比网路上的复杂，这反而使得大家不愿意轻易修改信息，使得其更为准确，有利于行动的动员。

3．虽然匿名性弱，但由于其即时性并且在熟人中传播，使得其更不容易被对手监控

与互联网相比，手机短信的匿名性较弱（在实行了网路实名制之后，互联网的匿名性也在弱化）。在事后，电信部门很容易追查出信息的发送者。但是，由于其具有即时性的特点，使得短信能够迅速地动员大量的人参与。而且，由于短信基本上是在熟人之间传播，一定意义上增加了其安全性。

对于网路，地方政府还可以实施监控，如关闭BBS论坛、删除不良信息，但手机短信由于其即时性和在熟人之间传播的特点，使得它的可操控程度大大减弱。因此，信息能够通过短信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而地方政府则可能毫无察觉。

三、“熟人网络—新型传媒”动员结构及其作用

从目前的情形研判，熟人网络与新型传媒网络的结合已经在逐渐成为一种较为稳定的动员结构。这样一种动员结构不仅仅是两种网络特性的简单叠加，而且呈现出新的特点。而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的“强连带”（Strong tie）和“弱连带”（weak tie）有助于对这一动员结构的新特点的理解。

社会关系的强弱程度涉及到参与个体的投入成本，一般而言，弱连带是异质性的组合，具有高度的工具性，而强连带则是同质性的组合，往往涉及到了情感的投入。长期以来，强联系被认为作用很大，因为它联系了相互认识，具有相同属性的人群。但是，自从格兰诺维特在《弱关系的力量》一文中却提出，“弱连带却被视为是个人取得机会以及社区从事整合不可或缺的因素；强连带则滋长了地方的凝聚力，但却又导致了社会整体的破碎化。”[20](p92-93)

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泰罗运用“弱连带”分析十八、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运动。自从印刷革命之后，具有启蒙思想的报章杂志与书刊将欧洲的读者串联起来，他们共同接受理性主义世俗化的哲学态度，对于专制王权强烈批判。泰罗认为，正是由于弱连带才能联系跨区域、跨阶级的认同，形成强大的革命潮流。相对地，相同阶级成员的强连带可以导致内部凝聚，但是反而无法取得其他阶级成员的支持。[21](p48-61)

实际上，“弱连带”有助于跨群体的信息的沟通，恰如格兰诺维特关于波士顿郊区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的专业劳动者更经常地通过弱关系而非强关系获得工作信息。[22]而“强连带”能够强化群体内部的凝聚力。

以家族、地缘、宗族等为核心的熟人关系构成的动员网络由于涉及到大量的情感投入，显然属于这里强调的“强连带”，它使得个体与群体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在村落地熟人关系网络中，一般获得的资源都是较为同质性的资源，这客观限制了集体行动的力量。

而以互联网为核心形成的“动员网络”则具有“弱连带”的特征。通过这样一个“弱连带”，参与抗争者能够获得在熟人关系网络中所无法获得的一些异质性资源，如不同村落的人的参与，媒体的支持性报道、NGO的支持等。这些会推动集体行动的进一步发展。

“弱连带”在动员网络中的作用还表现在其能够使得不同村庄、不同职业的人能够共同参与抗争。

当以“强关系”为主的熟人网络与以“弱关系”为主的互联网等新型传媒网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可能使得动员网络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动员大量的人参与，并且，由于参与的人群是由大量的熟人群体构成，使得其具有更大的攻击性。这需要引起政府更多的重视。

四、小结

村落社会是一个聚落而居的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血缘、姻亲、地缘等等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既存的人际网络。

农民集体行动的动员网络就是基于这一既存网络的基础之上的，这既包括了以血缘、姻亲、宗族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也包括了以地缘为基础的人际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信息得以沟通，认同得以强化。它以农村中有利的公共空间为平台，有利于降低集体行动的成本并克服“搭便车”的困境。

而在快速转型期，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型传媒的发展，也为农民的集体行动动员创造了条件。互联网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有利于突破传统的科层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形成网络上的串联。由于手机短信是基于熟人网络基础上的传播方式，除了具有即时传播的优点外，还容易获得信息接受者的认同，并更不易被对手监控。

当这两种网络结合之后，不但能够发挥各自原有的优势，而且有利于形成互补作用。互联网网络的“弱关系联结”有利于获得更多的异质性资源，而熟人网络的“强关系联结”有利于形成团体内的认同。这样一种“熟人网络—新型传媒”的动员结构为农村的集体行动创造了条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转型中的农民集体行动（09CSH015）”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如Crystal.David.2001,Language and the Interne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hayko.Mary 2002,Connecting:How We Form Social Bonds and Communities in the internet Age,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②] 如Deibert.Robald J 2000, “International Plug’ in Play? Citizen Activism, the Internet, and Global Public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1:255-272；Yang Guobin 2003,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Grassroots Democracy——A Cas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Activism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urth Annual Kent State University Symposium on Democracy.参考文献:

[1]McAdam,Doug, John D.McCarthy and Mayer N.Zald 1996, “Introduction: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and Framing Procsss:Toward a Synthetic,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s,”pp.1-20,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eds.by Doug McAdam, John D.McCarthy and Mayer N.Za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何明修.社会运动概论[M].台湾：三民书局，2005.[3]石发勇.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J].学海，2005,(3).[4]曾鹏.社区网络与集体行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5]Jing, Jun.2000, “Environmental Protests in Rural China,” In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edited by Elizabeth Perry and Mark Selden, New York: Routledge.[6]王国勤.社会网络下的集体行动——以林镇群体性事件为案例的研究[D].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论文，2008年.[7]费孝通.中国绅士[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8]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9]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0]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龚晓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1]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M].上海：上海人们出版社，1991.[12]McAdam, Doug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3][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4]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5]Case, F.Duncan.1981, “Dormitory Architecture Influences,”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3:23—41.[16] McCarthy, Dennis, and Susan Saegert , 1978, “Residential Density, Social Overload, and Social Withdrawa,l” Human Ecology 6:253-272.[17][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第4版）[M]，张华青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18]洪浚浩.中国的网络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与政府的互动[J].当代中国研究，2007,(2).[19]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6).[20][美]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1]Tarrow, Sidney 1994, Power in Movement: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2] [美]边燕杰.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J].国外社会学，1998,(2).作者简介：童志锋，浙江财经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从事社会运动、社会管理研究。

Mobilization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Rural China

Zhifeng Tong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Zhejiang Unvi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310018)

[Abstract] The theory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focused on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can explain these collective protests t in western culture, but it is useless to China because of few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Mobilizing network based on friends is most factors to underst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rural China.As this mobilizing network based on daily life, it is propitious to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strengthen group identity, reduce action costs and avoided free-rider.At the same time, a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such as internet and cell phone in countryside, it is easier for peasants to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and avoided being watched over.Thus when these two networks combine, a new structure, friends network—new type of media, will emerge, which make mobilizing more rapid and spread wilder.It will lead to a quick form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第二篇：农村集体行动的动源

农村集体行动的动源

姓名：陈苏宜

学号：20115015033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多次提到中国既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又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这里所说的熟人是知根知底的人，是可以信赖的人。首先，在农村社会中，农业生产劳动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土地是固定的，所以农民祖祖辈辈常年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家庭成员之间、村民之间的情感是建立在某种共同的道德、信仰或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农村社会，人们是缺少安全感的，所以他们就迫切地希望自己从属并依赖于一个团体。于是他们以这个团体的标准为自己的标准，让自己的一切合乎规范，为团体的利益而奔波，甚至迁徙。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因为交往的增多而密集，久而久之乡村社会中的这种亲密的社会关系就体现为整个村庄居民的一体感、认同感以及归属感。村民之间的信任与互惠互助就变成了一种默契。例如，集体性的公共生产项目，单靠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只有靠集体的力量，通过团结合作、互惠互助、诚实信任才能促使农村的生产发展快速高效的进行。

在我的老家信阳商城，人们的经济逐渐富裕了并开始关注起村里路的修缮问题，年底回来时主动请声誉比较高的老人一家一家的询问是否同意集体出钱修路，以改善交通，方便家里的老人小孩出行。他们不再等待政府的政策了，开始运用自己的力量改善自己的生活，即使在外打工或迁居城镇的村民，也都会从外地赶回，为村里修路，和乡亲们团聚。在修路的过程中，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想着从中渔利或者消极对待，那么公路是不可能修成的。因此，信任与互惠互助是“熟人社会”所产生的一种特性，它们维系着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把农村居民紧紧围绕在这种有着共同责任的共同体当中。相比较而言，对政府的信任较少。正是这样的一种村民间建立已久的信任以及人与人要互帮互助的信念让原本不是同根生的村民集体行动起来，共同修路，共同修水库，农忙时帮忙抢收、、、、、、这种互惠规范是指一种基于道德而非法律，它不是合作者“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易式的“均衡互惠”，而是“现在予人方便、将来他人予己方便”的“普遍均衡”。要维系互惠合作的存在与发展，必须确立基本的秩序。秩序是人们在社会中相互作用的正常结构、过程和变化模式，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和状态，任何年代的人都期望着行为的安全以及行为的相互调试，而社会资本在促成合作秩序的形成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帮助确立了人们行为的默契以及惯常的行为规则模式。即给予遵守规范的人以优惠，而给违反者必要的惩罚。一个团体内的频繁交往可能有助于产生成员间的局部互惠规范，因为每个人逐渐学会期待其他人参与合作。

老师曾经在课堂上提问在大家的村里，农民都进行哪些集体行动？虽然生在农村，但不曾关注农村的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然而，说起集体行动，我们又知之甚少。因此，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无从下手。我们从未把村民的集体修路，生活中的红白喜事放到集体行动中思考过。回想我们村里的红白喜事，帮忙的都是平日里与自己相处比较密切的，不是血缘让他们互帮互助，而是请一些在村里声望高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完成这些相对严肃的事。大家一块种地，一块在阴凉下聊天，大家有很多共同的共性，有很多共同的话语。而我认为是这样一个交际圈子使村民集体行动，这是一种建立在岁月与交往基础上的充满信任的社交网络，以及这可能是他们寻求帮助的源泉。这些关系网络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功能，也传递着丰富的社会关系。每种社会关系网络甚至突破村庄的界限，辐射和延伸到相邻的村庄或者村外更远的地方。农村居民、家庭以及村落是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份子，而长期的互动交往使得这种关系更为巩固。

当然，这种简单朴实的社会关系网络培育了更深层次的信赖，在乡村建设中为农村的生产发展提高了利润空间和效率空间，从而保证了农民集体行动的继续进行。

我个人认为，在农村这个大环境下，虽然一定的制度普遍存在着，但它的影响力以及对乡村的约束力过弱，而真正起作用的是非制度性的规范。在一些集体性项目中，非制度化规范是一种内在化的东西，一旦形成它具有持久性、稳定性的特性。它潜伏在人们意识观念当中，支配人们的行为方式，不易于改变。因此，非制度化规范是农村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也是促进集体行动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极端的利己主义，但它必定会淹没在村民的舆论中。当今社会大众媒体能够迅速发展，是因为人们不仅相信它揭露黑暗，实现公平正义的力量，也惧怕它对现实的反面捏造能力。舆论如同网络一样是把锋刃剑，是个可怕的东西也是人们会寄托自己希望，实现目标的重要工具。

农村中的非制度性的规范是以集体利益为导向的价值规范、风俗习惯和道德等。这种规范像是明确了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一样，为村民区分了“应为”与“勿为”的界限。它可通过农村居民的自觉实行和相互监督来发挥作用。有效的非制度化规范可以指引、评价人们的行为，同时人们在行为之前可以根据这些规范预测自己行为会产生的后果。大多数的人能自觉的遵守这些规范就可以确保相关信息的确定性，这就会降低双方在交易前收集信息的成本以及考虑的时间，从而提高了交易效率。另外，伦理道德的作用则让人们之间的交易在信任的基础上产生固定预期，“我现在这样做，相信在道德规范的作用下，你也会这样做的心理”。这种心理预期体现了彼此之间的信任，从而减少了交易过程中不必要的程序，降 低了交易的成本和风险，提高了交易效率。例如在抢收早稻、抢插晚稻、抢管中稻期间，越来越多的农村兴起了自发组成的农忙帮工队，并受到人们的青睐。帮工队一般都是由本村、本组或相邻村组人员组成，他们并非只认钱不认人。对于本地一时拿不出工钱的用工者，可以先记账，农活照干并且保质保量。对于部分贫困户的小块地，帮工队助人为乐、分文不取。帮工族在打工挣钱的同时还帮困互助，既增加了自己的收入又解决了劳力紧缺资金匮乏的问题他们不怕赊账的人以后不还钱，他们也愿意在他人困难的时候无偿的伸出援助之手。这些事迹流露了浓浓的人情味，它源自人性之中最光明的一面，是人与人之间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也是一种可以温暖人心、应该发扬光大的精神。

赊账，打欠条在农村是比较常见的现象。而我一直在思考，如果人们自私一点，稍微耍点无赖，这会为自己省去多少钱、、、、、、然而，淳朴的农民并没有这么做，一是朴实的农民特性不支持他们这么做，而是道德舆论的压力告诉自己这是一种可耻，三是这样会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可能是一场打斗，也可能是一场伤亡。但我最肯定的是，彼此的信任，长久以来的交往使他们大胆地进行着此类看不见金钱的交易。但少有的意外还是有的，在我的记忆中有人给我爸打了欠条，也向我们家赊了一笔在那个年代不算小的账，最后面对却是他人的连夜潜逃。这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交易，也是一场没有料到的结局。虽然如此，我却从未看到爸爸从中学到经验，依然帮助他周围的朋友，进行着这样存在风险的交易，看不到金钱的往来，看到的只有彼此的信任。

在费孝通眼中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信任与互惠使人们快乐地集体行动，在他们的潜意识里，纵使这是一场没有利益的交易，但他们依然尽心尽力；这样的社会网络，让扎根在农村的人民有了自己的社交圈，不期待走出农村寻求陌生人的帮助。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魅力是存在的，相信这个圈子有自己血脉意外的亲人，会有援助之手，纵使面对家破人亡，依然抱有希望坚强地生活下去；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非制度性的规范让农民自觉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集体行动。

第三篇：农村党员队伍结构的调查与思考

对本镇农民党员队伍结构进行了一次专题调查分析，总的看来，农民党员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但也还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结构不甚合理，“三偏”现象突出。

现有农民党员中严重存在着年龄偏老、文化偏低、数量偏少的“三偏”现象。据统计，全镇共有农民党员849人，其中50岁以上的占49.5％，在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属老弱病残者，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35岁以下仅占21.9％；平均年龄为44岁，个别村的农民党员平均年龄高达53岁，有的村党支部被群众称之为老龄委，支委班子被形容为“三个支委八颗牙”。从文化程度看，初中以下占84.74％。从数量上看，农民党员占全镇党员总数的82％，而占全镇农业总人口的比例就显低了，仅为7.7％。“三偏”问题的存在，使农民党员队伍缺乏应有的生气和活力。

二是政治素质不高，党性观念淡薄。

主要反映在：（1）理想信念动摇。一些农民党员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理想失落了，信念动摇了，不管“主义”，只管利益；不相信唯物主义，而信奉宗教、迷信，甚至参与“FLG”等邪教组织，政治信仰荡然无存。（2）思想道德滑坡。个别农民党员在脑子里完全淡忘了党员意识，参与赌博、嫖娼，小偷小摸，损人利己，虐老欺小，邻里不和，甚至聚众闹事，纠纷械斗等，基本上成了“党员不像党员”，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3）责任感、使命感衰退。有的丧失了以强村富民为己任的责任感，有的彻底忘记了自己的入党宣言，只要组织照顾，不愿履行党员义务，行动上的先进性日益减退，甚至在“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方面起反作用，造成坏的影响。（4）组织纪律观念淡薄。个别农民党员，不愿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甚至参加组织活动讲价钱，不交纳党费，不做党组织所分配的，对国家、集体和社会公益事业漠不关心。

三是缺乏致富本领，“双带”作用乏力。

不少农民党员与农村市场经济很不适应，想问题、做事情缺乏开拓进取精神，满足于“三餐一宿”，小富即安，不富也安，安贫守穷；有的虽有致富的愿望，但缺乏新知识、新技术，苦于无门路，显得无能为力；有的面对农业结构调整、激烈的市场竞争，束手无策，无所适从；搞种养没技术，做生意怕蚀本，入股办企业怕砸锅，承包经营怕吃亏，真是市场广阔，茫然无措。从调查的情况看，在农民党员中，家庭较为富裕、有一定帮带能力的党员约占农民党员总数的20％左右，相当一部分党员仍处于不前不后状态，甚至有的还属“扶贫”对象。如我镇覆罗山村，有413人，党员18名，平均年龄54岁，文化程度均是小学以下，大部分党员因受年龄、文化、自然条件等的制约，经济生活普遍不如当地非党群众，根本谈不上“带”的问题，基本上失去了感召力，以致那里的群众说：“党员没本事，别想他帮富；要想家中富，自己闯新路。”党员在致富中的“带头”和“带领”作用成了空谈，严重影响了党的先进性。

四是要求入党者少，后备来源短缺。

从调查的情况看，不少农民要求入党的政治热情不高，青年农民要求入党的热情更为锐减，一些边远山区、经济落后的情况更差。今年，我镇人口近1600人的8个山区村，仅有1个青年写入党申请书，近三年来，这8个村才吸收党员不到4个，在它们那里，党员的发展几乎成了无源之水。平区村情况稍好些，但也不是很理想，近两年每个村平均仅吸收党员0.5个。

二、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客观环境的因素

一是历史原因所致。据统计，全镇农民党员中，“文革”前入党的有243名，占28.6％，而现在这批党员正趋于高龄化。解放后至“文革

”前这一时期，发展党员主要看重成份好、政治纯，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在“文革”期间入党，则过分强调思想挂帅，政治领先，“知识越多越反动”，“越穷越革命”，致使这一时期入党的农民党员年龄老化和文化低化有着明显“先天不足”的历史痕迹。二是大量人才外流。许多农村青年都不愿留家守业务农，致使现在农村好“苗子”难找，大量有文化的年轻人通过“二个一批”的渠道外流走了：即读书升学考出去一批，外出打工走出去一批。留下的多是妇孺老小，客观上造成了农村发展党员后继乏人的状况，直接影响了农民党员队伍结构的改善。三是集体经济薄弱。由于党组织缺乏经济实力，既不能有效地带领群众发展经济，又不能为群众办实实在在的好事，致使不少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向往党组织的热情大为减退。四是不良风气的影响。个别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讲实惠，不讲政治，想赚钱，不想入党，在政治追求上存在一些消极心态，认为“入党吃亏”，“入

党无用”，“入党不自由”等。

（二）组织管理的因素

主要表现在：一是思想认识偏差。一些基层党支部对加强农民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片面认为农村以农为主，只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其他一切问题均迎刃而解，从而重农轻党，对农民党员的很少过问，无暇顾及。二是教育和管理滞后。从调查的情况看，一些党组织无论是对农民党员、入党积极分子，还是对普通群众的教育引导，普遍存在层次不分、方式方法单调、内容缺乏针对性的状况。在教育对象的层次上，男女老少、亦工亦农亦商“一锅煮”。在方式方法上，习惯于“集中上大课，开大会听报告”，读读报纸，念念文件，或者套用听课——讨论——“老三步曲”。在内容上，大都是“统一食谱”，千篇一律，不因人、因时、因需施教，出现供求不对路，学用脱节。管理上对如何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及时研究制订新的、分层分类的管理措施十分欠缺，比如：对流动农民党员、老党员、中青年党员、贫困党员、无职党员、从事乡村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不同类型的党员管理缺乏具体的规章制度，使管理流于形式。三是个别人为设阻。一些村党组织负责人私心杂念重，嫉贤妒能，故意压制人才，害怕“培养了苗子，失去了位子”，不愿发展年轻有为的农民入党，有意设置重重障碍，采取“拖、卡、压”等手段，将优秀青年农民拒之门外。这种人为设“卡”，堵塞了农民党员队伍的源头，制约了整个队伍的优化。

（三）党员自身的因素

一些农民党员放松或忽视理论知识和文化科技知识的学习。有的认为，农民天生就是种田打工，学习既学不来粮食，又学不来经济，更学不饱肚子，视学习无用。有的自知文化水平低，但又认为年龄大，“修成庙来和尚老了”。有的对学农科知识还有点兴趣，而对政治理论根本打不起精神，长期“失学”。据调查，相当部分农民党员“三个代表”是什么，分不清楚党员权利与义务的区别。由于不重视学习，致使农民党员队伍“低、老、少、缺”的状况日趋严重，即“觉悟低、观念老、知识少、技术缺”，面对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步履维艰，甚至行为失范。

三、解决问题的办法

针对农民党员队伍存在的诸多问题，切实改进队伍状况已刻不容缓。从当前的情况看，应着重抓好几个方面：第一，改善结构，建立健全严格的吐故纳新机制。严格党员进口关，拓宽视野和渠道，把素质较高的青年农民吸收到党内来，同时，对不合格的党员，及时作出严肃的处置，疏通出口将其淘汰出党，使农民党员队伍始终保持肌体健康。第二，提高素质，加强农民党员的学习教育。教育要突出重点，讲求方法，注重实效。教育内容上，着力解决好部分农民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党性观念淡薄、愚味落后、信奉封建迷信等问题；着力解决好一些农民党员政策法律水平低、应对市场经济的基本功差、缺乏致富能力和本领问题。第三，激励与约束手段并举，塑造农民党员的新形象。在激励方面，努力提高农民党员的政治地位，积极帮助他们寻找致富门路，给予老党员和贫困党员更多的帮助和关怀。约束方面，要建立以制度约束为基础、管理约束为重点、监督约束为保障的约束机制。第四，构筑党支部坚强的堡垒，增强优化农民党员队伍的原动力。一要建设一个好的支部班子，二要充分发挥农民党员的模范作用，三要大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第四篇：农村党员队伍结构的调查与思考

对本镇农民党员队伍结构进行了一次专题调查分析，总的看来，农民党员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但也还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结构不甚合理，“三偏”现象突出。

现有农民党员中严重存在着年龄偏老、文化偏低、数量偏少的“三偏”现象。据统计，全镇共有农民党员849人，其中50岁以

上的占49.5％，在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属老弱病残者，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35岁以下仅占21.9％；平均年龄为44岁，个别村的农民党员平均年龄高达53岁，有的村党支部被群众称之为老龄委，支委班子被形容为“三个支委八颗牙”。从文化程度看，初中以下占84.74％。从数量上看，农民党员占全镇党员总数的82％，而占全镇农业总人口的比例就显低了，仅为7.7％。“三偏”问题的存在，使农民党员队伍缺乏应有的生气和活力。

二是政治素质不高，党性观念淡薄。

主要反映在：（1）理想信念动摇。一些农民党员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理想失落了，信念动摇了，不管“主义”，只管利益；不相信唯物主义，而信奉宗教、迷信，甚至参与“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政治信仰荡然无存。（2）思想道德滑坡。个别农民党员在脑子里完全淡忘了党员意识，参与赌博、嫖娼，小偷小摸，损人利己，虐老欺小，邻里不和，甚至聚众闹事，纠纷械斗等，基本上成了“党员不像党员”，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3）责任感、使命感衰退。有的丧失了以强村富民为己任的责任感，有的彻底忘记了自己的入党宣言，只要组织照顾，不愿履行党员义务，行动上的先进性日益减退，甚至在“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方面起反作用，造成坏的影响。（4）组织纪律观念淡薄。个别农民党员，不愿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甚至参加组织活动讲价钱，不交纳党费，不做党组织所分配的工作，对国家、集体和社会公益事业漠不关心。

三是缺乏致富本领，“双带”作用乏力。

不少农民党员与农村市场经济很不适应，想问题、做事情缺乏开拓进取精神，满足于“三餐一宿”，小富即安，不富也安，安贫守穷；有的虽有致富的愿望，但缺乏新知识、新技术，苦于无门路，显得无能为力；有的面对农业结构调整、激烈的市场竞争，束手无策，无所适从；搞种养没技术，做生意怕蚀本，入股办企业怕砸锅，承包经营怕吃亏，真是市场广阔，茫然无措。从调查的情况看，在农民党员中，家庭较为富裕、有一定帮带能力的党员约占农民党员总数的20％左右，相当一部分党员仍处于不前不后状态，甚至有的还属“扶贫”对象。如我镇覆罗山村，有413人，党员18名，平均年龄54岁，文化程度均是小学以下，大部分党员因受年龄、文化、自然条件等的制约，经济生活普遍不如当地非党群众，根本谈不上“带”的问题，基本上失去了感召力，以致那里的群众说：“党员没本事，别想他帮富；要想家中富，自己闯新路。”党员在致富中的“带头”和“带领”作用成了空谈，严重影响了党的先进性。

四是要求入党者少，后备来源短缺。

从调查的情况看，不少农民要求入党的政治热情不高，青年农民要求入党的热情更为锐减，一些边远山区、经济落后的情况更差。今年，我镇人口近1600人的8个山区村，仅有1个青年写入党申请书，近三年来，这8个村才吸收党员不到4个，在它们那里，党员的发展几乎成了无源之水。平区村情况稍好些，但也不是很理想，近两年每个村平均仅吸收党员0.5个。

二、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客观环境的因素

一是历史原因所致。据统计，全镇农民党员中，“文革”前入党的有243名，占28.6％，而现在这批党员正趋于高龄化。解放后至“文革

”前这一时期，发展党员主要看重成份好、政治纯，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在“文革”期间入党，则过分强调思想挂帅，政治领先，“知识越多越反动”，“越穷越革命”，致使这一时期入党的农民党员年龄老化和文化低化有着明显“先天不足”的历史痕迹。二是大量人才外流。许多农村青年都不愿留家守业务农，致使现在农村好“苗子”难找，大量有文化的年轻人通过“二个一批”的渠道外流走了：即读书升学考出去一批，外出打工走出去一批。留下的多是妇孺老小，客观上造成了农村发展党员后继乏人的状况，直接影响了农民党员队伍结构的改善。三是集体经济薄弱。由于党组织缺乏经济实力，既不能有效地带领群众发展经济，又不能为群众办实实在在的好事，致使不少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向往党组织的热情大为减退。四是不良风气的影响。个别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讲实惠，不讲政治，想赚钱，不想入党，在政治追求上存在一些消极心态，认为“入党吃亏”，“入党

无用”，“入党不自由”等。

（二）组织管理的因素

主要表现在：一是思想认识偏差。一些基层党支部对加强农民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片面认为农村以农为主，只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其他一切问题均迎刃而解，从而重农轻党，对农民党员的工作很少过问，无暇顾及。二是教育和管理滞后。从调查的情况看，一些党组

织无论是对农民党员、入党积极分子，还是对普通群众的教育引导，普遍存在层次不分、方式方法单调、内容缺乏针对性的状况。在教育对象的层次上，男女老少、亦工亦农亦商“一锅煮”。在方式方法上，习惯于“集中上大课，开大会听报告”，读读报纸，念念文件，或者套用听课——讨论——总结“老三步曲”。在内容上，大都是“统一食谱”，千篇一律，不因人、因时、因需施教，出现供求不对路，学用脱节。管理上对如何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及时研究制订新的、分层分类的管理措施十分欠缺，比如：对流动农民党员、老党员、中青年党员、贫困党员、无职党员、从事乡村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不同类型的党员管理缺乏具体的规章制度，使管理流于形式。三是个别人为设阻。一些村党组织负责人私心杂念重，嫉贤妒能，故意压制人才，害怕“培养了苗子，失去了位子”，不愿发展年轻有为的农民入党，有意设置重重障碍，采取“拖、卡、压”等手段，将优秀青年农民拒之门外。这种人为设“卡”，堵塞了农民党员队伍的源头，制约了整个队伍的优化。

（三）党员自身的因素

一些农民党员放松或忽视理论知识和文化科技知识的学习。有的认为，农民天生就是种田打工，学习既学不来粮食，又学不来经济，更学不饱肚子，视学习无用。有的自知文化水平低，但又认为年龄大，“修成庙来和尚老了”。有的对学农科知识还有点兴趣，而对政治理论根本打不起精神，长期“失学”。据调查，相当部分农民党员“三个代表”是什么，分不清楚党员权利与义务的区别。由于不重视学习，致使农民党员队伍“低、老、少、缺”的状况日趋严重，即“觉悟低、观念老、知识少、技术缺”，面对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步履维艰，甚至行为失范。

三、解决问题的办法

针对农民党员队伍存在的诸多问题，切实改进队伍状况已刻不容缓。从当前的情况看，应着重抓好几个方面：第一，改善结构，建立健全严格的吐故纳新机制。严格党员进口关，拓宽视野和渠道，把素质较高的青年农民吸收到党内来，同时，对不合格的党员，及时作出严肃的处置，疏通出口将其淘汰出党，使农民党员队伍始终保持肌体健康。第二，提高素质，加强农民党员的学习教育。教育要突出重点，讲求方法，注重实效。教育内容上，着力解决好部分农民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党性观念淡薄、愚味落后、信奉封建迷信等问题；着力解决好一些农民党员政策法律水平低、应对市场经济的基本功差、缺乏致富能力和本领问题。第三，激励与约束手段并举，塑造农民党员的新形象。在激励方面，努力提高农民党员的政治地位，积极帮助他们寻找致富门路，给予老党员和贫困党员更多的帮助和关怀。约束方面，要建立以制度约束为基础、管理约束为重点、监督约束为保障的约束机制。第四，构筑党支部坚强的堡垒，增强优化农民党员队伍的原动力。一要建设一个好的支部班子，二要充分发挥农民党员的模范作用，三要大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第五篇：农村党员队伍结构的调查与思考

对本镇农民党员队伍结构进行了一次专题调查分析，总的看来，农民党员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但也还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结构不甚合理，“三偏”现象突出。

现有农民党员中严重存在着年龄偏老、文化偏低、数量偏少的“三偏”现象。据统计，全镇共有农民党员849人，其中50岁以上的占49.5％，在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属老弱病残者，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35岁以下仅占21.9％；平均年龄为44岁，个别村的农民党员平均年龄高达53岁，有的村党支部被群众称之为老龄委，支委班子被形容为“三个支委八颗牙”。从文化程度看，初中以下占84.74％。从数量上看，农民党员占全镇党员总数的82％，而占全镇农业总人口的比例就显低了，仅为7.7％。“三偏”问题的存在，使农民党员队伍缺乏应有的生气和活力。

二是政治素质不高，党性观念淡薄。

主要反映在：（1）理想信念动摇。一些农民党员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理想失落了，信念动摇了，不管“主义”，只管利益；不相信唯物主义，而信奉宗教、迷信，甚至参与“FLG”等邪教组织，政治信仰荡然无存。（2）思想道德滑坡。个别农民党员在脑子里完全淡忘了党员意识，参与赌博、嫖娼，小偷小摸，损人利己，虐老欺小，邻里不和，甚至聚众闹事，纠纷械斗等，基本上成了“党员不像党员”，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3）责任感、使命感衰退。有的丧失了以强村富民为己任的责任感，有的彻底忘记了自己的入党宣言，只要组织照顾，不愿履行党员义务，行动上的先进性日益减退，甚至在“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方面起反作用，造成坏的影响。（4）组织纪律观念淡薄。个别农民党员，不愿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甚至参加组织活动讲价钱，不交纳党费，不做党组织所分配的工作，对国家、集体和社会公益事业漠不关心。

三是缺乏致富本领，“双带”作用乏力。

不少农民党员与农村市场经济很不适应，想问题、做事情缺乏开拓进取精神，满足于“三餐一宿”，小富即安，不富也安，安贫守穷；有的虽有致富的愿望，但缺乏新知识、新技术，苦于无门路，显得无能为力；有的面对农业结构调整、激烈的市场竞争，束手无策，无所适从；搞种养没技术，做生意怕蚀本，入股办企业怕砸锅，承包经营怕吃亏，真是市场广阔，茫然无措。从调查的情况看，在农民党员中，家庭较为富裕、有一定帮带能力的党员约占农民党员总数的20％左右，相当一部分党员仍处于不前不后状态，甚至有的还属“扶贫”对象。如我镇覆罗山村，有413人，党员18名，平均年龄54岁，文化程度均是小学以下，大部分党员因受年龄、文化、自然条件等的制约，经济生活普遍不如当地非党群众，根本谈不上“带”的问题，基本上失去了感召力，以致那里的群众说：“党员没本事，别想他帮富；要想家中富，自己闯新路。”党员在致富中的“带头”和“带领”作用成了空谈，严重影响了党的先进性。

四是要求入党者少，后备来源短缺。

从调查的情况看，不少农民要求入党的政治热情不高，青年农民要求入党的热情更为锐减，一些边远山区、经济落后的情况更差。今年，我镇人口近1600人的8个山区村，仅有1个青年写入党申请书，近三年来，这8个村才吸收党员不到4个，在它们那里，党员的发展几乎成了无源之水。平区村情况稍好些，但也不是很理想，近两年每个村平均仅吸收党员0.5个。

二、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客观环境的因素

一是历史原因所致。据统计，全镇农民党员中，“文革”前入党的有243名，占28.6％，而现在这批党员正趋于高龄化。解放后至“文革

”前这一时期，发展党员主要看重成份好、政治纯，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在“文革”期间入党，则过分强调思想挂帅，政治领先，“知识越多越反动”，“越穷越革命”，致使这一时期入党的农民党员年龄老化和文化低化有着明显“先天不足”的历史痕迹。二是大量人才外流。许多农村青年都不愿留家守业务农，致使现在农村好“苗子”难找，大量有文化的年轻人通过“二个一批”的渠道外流走了：即读书升学考出去一批，外出打工走出去一批。留下的多是妇孺老小，客观上造成了农村发展党员后继乏人的状况，直接影响了农民党员队伍结构的改善。三是集体经济薄弱。由于党组织缺乏经济实力，既不能有效地带领群众发展经济，又不能为群众办实实在在的好事，致使不少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向往党组织的热情大为减退。四是不良风气的影响。个别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讲实惠，不讲政治，想赚钱，不想入党，在政治追求上存在一些消极心态，认为“入党吃亏”，“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