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发：从华中师范大学引进中央民族大学

第一篇：宋才发：从华中师范大学引进中央民族大学

宋才发：从华中师范大学引进中央民族大学

宋才发：从华中师范大学引进中央民族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和清华大学同时商调我进京执教。1997年10月22日中央民族大学就向国家民委请示（民大人事[1997]157号），决定将教育部直属重点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学科带头人宋才发教授，作为学科带头人引进中央民族大学，以作为中央

①民族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点的带头人。国家民委人事司在“批复同意中央民族大学意见”的同时，呈文国家人事部联系我一家三口人进京指标问题。由于那几年北京市城市居民户口膨胀过快，1997—1998年北京公安局户籍管理机关，基本上停止了一般调入人员进京指标的审批。为此，国家民委于1999年再次呈文国家人事部，阐明以“人才引进”方式调入宋才发教授。1999年8月19日国家人事部批复同意国家民委的请示报告，发出[人调干（1999）915号]文件，全文如下：“国家民委：你委人事字[1999]14号函悉。经研究，同意调宋才发、夏桂霞同志到京工作。请与有关单位联系办理调动手续（随迁子女一

②名）。”此文同时抄送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接国家人事部文件后，于9月20日签发“准予迁入证明”[京准字00121266号]，直发武汉市公安局：“武汉市公安局：兹有申请人宋才发申请将居住在你辖区珞南街派出所的宋才发、夏桂霞、宋威共三人，由你处迁来我市

③中央民族大学入户，经研究同意，请予办理户口迁出手续。”中央民族大学人事处于9月28日向华中师范大学签发了“关于调宋才发教授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的调函[(99)民大人商调④字第035号]。清华大学为了振兴人文社会科学，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1996年启动在海内外引聘“百名人才工程”。经过调查摸底和实际考察，清华大学人事处于1999年6月向我发出“清华大学引进人才申报表”，我于6月29日填报并寄回清华大学人事处。随后清华大学人事处于1999年9月17日向华中师范大学签发了“关于调宋才发

⑤教授到清华大学工作”的调函[编号：99152号]。由于中央民族大学的调令实际上先于清华大学到达华中师范大学，同时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我最终选择到中央民族大学任职执教。

以资源共享的方式调出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发展势头非常好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尤其是我所在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当时就是湖北省重点学科、国家在建重点学科，2000年经教育部组织专家组评估验收，获准为“国家重点学科”，我于1995年就被华中师范大学批准为该学科的学科带头⑥人。我对母校历来具有深厚的感情，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自己居然会离开母校。在此之前的两轮所谓“精英教师大跳槽”当中，我对母校的信心没有动摇过。1997年之后促使我萌生 中央民族大学：《关于调入宋才发教授到我校工作的请示》复制件，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2000年2月于中央民族大学整理装订，第131—132页。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批复国家民委文件复制件，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2000年2月于中央民族大学整理装订，第133页。③ “北京市公安局准迁证”复制件，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2000年2月于中央民族大学整理装订，第135页。④ “北京市公安局准迁证”、“中央民族大学人事处调令”复制件，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2000年2月于中央民族大学整理装订，第135页、第134页。⑤ “清华大学人事处的调函”复制件，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2000年2月于中央民族大学整理装订，第149页。⑥ 华中师范大学：《关于公布我校第二批50岁以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45岁以下骨干教师名单的通知》[华①师人字（1995）28号]，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2000年2月于中央民族大学整理装订，第80页。调动的念头，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直接原因：（1）华中师范大学这样一所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师范大学，经过多方努力仍然没有在第一批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建设行列，直到2005年9月8日才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行列，这是当时学校人才“急剧外流”的主要原因之一。（2）作为科学社会主义重点学科带头人，实际上从1990年我就开始侧重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问题，以使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为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发展拓展新的空间。当时主持学校研究生工作的邓宗琦副校长以及所长李会滨教授支持我的这一举措，经过申请和必要的论证程序，学校批准在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生、博士生招生简章中，正式列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研究方向招收研究生。但是，科社研究所个别老同志对这个研究方向的设立心存疑虑、深感不安，甚至对新招进来的研究生赤裸裸地说：“你们进对了庙门，念错了经。”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难听，说重一点是对新生事物的不理解和不支持。因而我觉得自己毕竟年轻一些，应当“礼让”老同志，还不如换一个环境谋求自己事业的发展。（3）恰在这时清华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经过慎重考虑，都以“人才引进”的方式商调本人到北京执教。正是在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才向华中师范大学校领导递交了“请求调动申请书”。华中师范大学对我的关怀和恩情是深厚的，母校把我由一名普通助教培养成为重点学科带头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翅膀的羽毛刚刚丰满就要“飞走”，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不近人情的，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对不起自己的导师和母校的培育之恩。所以，在请调报告送上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不好意思开口去询问学校研究的结果。直到中央民族大学向华中师范大学发出“调令”乃至“催调”的时候，母校做出的反应是仁慈的和宽宏大量的。校领导的第一反应就是：华中师范大学能够为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这样的全国重点大学、“211工程”建设大学输送急需人才，同样是母校的使命和光荣。由于我当时是华中师范大学在建的三个国家重点学科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带头人，该学科一年后要接受教育部专家进校评估验收，学校担心批准我调离会影响评估效果，同时担心会引起新一轮人才外流。因而校党委书记晏章万教授、校长路钢教授、副书记兼副校长李以章教授、副校长蔡旭教授、副书记翟天山同志以及其他校领导，先后到家里看望并极力挽留我继续在母校工作。校领导在请与我关系较为密切的校老领导邓宗琦教授做我思想工作的同时，还积极与湖北省委、省政府沟通联系，试图通过调我到省委、省政府①去工作的方式予以挽留。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直到现在我对这些真诚关怀我、帮助我、劝慰我的校领导始终心存感激。其实我当时请调的动机和目的非常单纯，丝毫没有参杂别的功利和非分之念。所以，当校领导在得知我去意已定的情况下，路钢校长又安排副书记翟天山、校办主任宋淑惠同志分别与我沟通，让我尽快与中央民族大学取得联系，建议以“资源共享”的方式调出，即人事关系、组织关系和工资关系调出，其他具体调动手续暂时不办，继续留在母校兼职任博士生导师和学科带头人一段时间。华中师范大学人事处于1999年11月2日开出了“干部调动介绍信”[调字99（20）号]以及“组织关系介绍信”[000846号]、②“工资关系证明”[华师人字第99038号]等。尽管我的调动过程事实上比较艰难，但是值得欣慰的是我毕竟是华中师范大学第一个以资源共享的方式，也是第一个没有与母校任何人红过脸，最终以愉快的方式调离母校的。从1999年11月调离母校到2004年，我一直在华中师范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并实实在在的承担科研任务和带有博士研究生。

以资源共享的方式调入中央民族大学。在先后接到中央民族大学和清华大学“商调函”的时候，由于我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较重，加之我是一个事业心比较强，对于引进方没有过高、过多要求的人，所以并没有抽出时间到这两所大学实地走一走、看一看。只是按照对方 ①② 具体挽留的方式及谈话内容，见华中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手册》第24—27页。

“干部调动介绍信”、组织介绍信、工资关系证明等复制件，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2000年2月于中央民族大学整理装订，第136—148页。提供的具体联系方式，通过电话与这两所大学人事处进行过沟通和联系。当我通过电话与清华大学人事处就夫人的工作安排问题，以及孩子读北京市重点高中的问题与其进行磋商的时候，清华大学人事处的回答是：“我们希望您尽早办理手续调过来。您作为学科带头人引进，学校是要按照规定给予特殊待遇的，您夫人和小孩只能够随调到北京来，我们不能够负责安排您夫人的工作，但是可以协助解决。我们也不能够解决您孩子在北京读重点高中的问题，只能到时根据您的居住地就近联系入学。”清华大学人事处的回答，其实没有什么悖理或者不妥当之处。根据我本人到北京工作后了解到的实际情况，通常调往北京名牌大学的情况差不多都是这样。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清华大学人事处的回答确实没有使我感到满意和高兴，总觉得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当我恳切地告诉中央民族大学人事处，我的孩子宋威目前正在湖北省最好的中学——华中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读书，我们希望孩子到北京之后能够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就读的愿望时，中央民族大学人事处的回答是：“我们欢迎您夫妇俩到中央民族大学来工作。学校领导已经研究过，您孩子到北京来参加考试，如果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学校愿意去做工作。”我是一个很重情感且办事果断的人，因而在没有过多考虑的情况下，就毅然抉择到中央民族大学去工作。1999年11月10日我和夫人夏桂霞把儿子宋威临时托付别人，我们俩第一次登门拜访了中央民族大学。11日上午学校领导在3号楼（学校办公楼）3楼会议室里，举行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我俩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党委书记王彦、校长哈经雄、副校长陈理等领导的热情接待。座谈会结束后，全体校领导和教务处处长金雅声、科研处处长郭卫平，在当时的“瑞兴餐厅”为我俩举行了一个盛情的欢迎午宴。在座谈会上，我应邀向校领导诚恳地汇报了本人的基本情况，以及有关学科建设的一些初步设想，同时也善意地转达了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和校行政拟将我以“资源共享方式调出”的意向。陈理副校长（2005年任中央民族大学常务副校长、2008年任校长）首先发言：“我们欢迎宋才发教授来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宋教授关于学科建设的设想很好，我校不久即将开始的院系调整可以考虑，重新组合学科力量。宋教授从2000年开始带博士生，纳入民族经济博士点。对华中师范大学领导的意见我们表示理解和支持，不能看成是负担，要鼓励教师兼职。您夫人工作定在留学生部。”校党委书记王彦接着说：“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和行政的意见应当充分考虑，我们鼓励宋教授在华中师范大学兼职。您夫人的工作放到留学生部汉语言中心，教留学生汉语。您儿子读人大附中的事情，学校和我本人都愿意出面与中国人民大学附中联系。宋教授来了之后主要不是靠您教本科，教授上讲台扩大一点影响也好；主要是教高层次的硕士生、博士生，带出一个梯队。宋教授的住房安排在五高（即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家属院18号楼），三房一厅，学校已经研究过，我们正好当邻居。目前暂住过渡房35平方米的套间两套。”我本人与哈经雄校长早就认识，1978年我在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读本科的时候，他就是学校教务处的领导。由于哈校长当时正面临着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这是我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后才知道的），他在会上没有发表过多的具体意见，只是对我说：“您夫人的工作和小孩读重点高中的事情，就按照王书记和陈校长的意见办，您回武汉后早点把小孩的有关材料寄到人事处①来。”儿子宋威后来之所以能够如愿以偿的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读书，除了他本人的刻苦努力（以优异的学习成绩通过人大附中的入学考试）之外，与王彦书记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王彦书记说到了，也真做到了。他当时完全是从学校发展大局出发去“求人”的，恩重如山地帮助了我这个在北京举目无亲的人。我对中央民族大学所有领导的关怀和帮助心存感谢，因而我夫妇俩没有作过多的思考，当天下午就到人事处办理了报到手续，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我和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永佶几乎是同时调到中央民族大学来工作的，我们两家正好是隔壁邻居。由于学校住房紧张，我两家开始住的就是王彦书记所说的“过渡房”。那种不足10公分厚墙体的水泥粗胚房，冬天屋里屋外一样冷，夏天屋里屋外一样热，① 上述“校领导在座谈会上的意见”为本人的会议记录，见《文章底稿》（总第五十本），第254—258页。亦可见华中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手册》第28页。已经被北京市公安消防部门明确认定为必须拆除的“危房”，然而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3个年头。直到2002年暑假学校才按照“人才引进”政策的规定，安排我们两家住进了中央民族大学家属院18号楼。尽管“过渡房”不太适合正常居住，但是我们邻里关系相处极好，串门也非常方便，像施正

一、陈连开这些老先生，也能够经常在散步的时候转到我们家里来坐一坐。

首站在中央民族大学马列部落脚谋身。按照中央民族大学人事处的安排，1999年12月28日我们一家三口从华中师范大学迁到中央民族大学安家落户。在2000年第一个新春佳节到来之际，由于北京地区积雪太深，通过京广线铁路托运家具的集装箱无法准时送达，开始几天我们只好到附近餐馆就餐。马列部党总支书记兰波、办公室主任揭月爱和科社教研室主任侯淑芳老师，先后赶到我们的住处看望我的家人。当他们得知集装箱还没有到达这一情况后，马列部领导马上把办公室仅有的一个煤气罐和灶具送到了我们家里，揭热爱和侯淑芳老师及时送来了锅碗瓢盆和吃饭用的筷子。尽管那是一个在北京历史上少有的严寒冬天，也尽管我们初来乍到举目无亲，但是马列部的领导和老师们却给我们带来了极为珍贵的暖流，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深深情义。我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的第一个学期，由于学校即将进行大规模的院系结构调整，因而学校领导临时安排我在马列部落脚，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完成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的学科带头人，配合学校研究生部完成请示北京市对该硕士点的重新评估验收，筹备起死回生后的第一届硕士生招生工作；完成校党委常委和校行政授权作为经济法学学科带头人，领衔申报经济法学硕士点的材料准备和向法律系提交个人有关资料工作。另一件事情就是继续完成在华中师范大学承担的迎接国家重点学科评估验收的科研后续任务，即主编并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书系”的任务，撰著和审校《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实践与走向》、《乡镇企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私营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和《中国金融系统改革的目标与走势》5本著作。由于我在调到中央民族大学之前就已经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且在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研究方向”招收了两届博士生，因而中央民族大学在确认了我的博士生导师资格后，安排我在经济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招收“民族地区经济法律制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博士点的创始人，是我国著名的少数民族经济学家施正一教授，他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具有学者兼长者风范的慈祥老人，他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的开拓和发展倾注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也为后继者和后学者树立了一个可供效仿的榜样。从2000年开始，该博士点就由施正一教授、那日教授、刘永佶教授和我4人组成导师组。到2004年秋季，随着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又陆续增加了魏小安（外聘国家旅游局专家）、樊胜岳、谢丽霜、李克强、张丽君、李澜等教授为博士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博士生导师组，是一个极具凝聚力的和谐集体，在施正一先生和刘永佶院长的带领下，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进入了国家“211工程”和国家“985工程”重点学科建设行列，现已成为在建的国家级重点学科。自2000年起我就在经济学院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安营扎寨，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招收和独立培养博士生，同时作为经济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学科带头人之一，实实在在地参与经济学院国家“211工程”和国家“985工程”重点学科建设工作，为中央民族大学学科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作为经济学院一名普通教师，我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挪动过。

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黄金岁月。人们常说40—60岁是大学知识分子的黄金期，因为这20年既是一个人思想和能力的最佳状态期，也是一个人出成果和干事业的最佳期。现在回过头来看，从1999年底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到2113年我60周岁的时候整整14个春秋，这是我在中央民族大学担任双肩挑的教学一线教授，扎扎实实干事情的14年。14年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不算长，但是具体到一个人来说不算短。是中央民族大学“相中了”我，也是我“选择了”中央民族大学。我感谢中央民族大学给了我一个施展拳脚的平台，有 4 幸能够把首都北京视为自己人生的第二故乡。2004年3—4月经中央民族大学学术委员会评选推荐，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专家评议审核，5月授予我“第一届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颁发“第一届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奖荣誉证书”和“第一届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奖奖牌”。我以为这是中央民族大学和国家民委对我调到中央民族大学以来所做的全部工作的一次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我即将完成作为学校一名中层干部的历史使命，而作为一名教授还将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在我的眼里教师无暮年。因此，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的这14年，以及过去在华中师范大学工作22年的功过是非，统统留待后人去评说吧。

作为中央民族大学引进的学科带头人，我究竟为中央民族大学学科建设做了些什么？为学校事业发展贡献了什么？是否有负中央民族大学的厚爱和期望？我觉得现在有必要本着向学校和为个人负责的态度，做出一个简短的“历史交待”：

第一，在学科建设与发展方面的工作业绩。在学校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2000年我亲手组建了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担任首任法学院院长兼民族法学研究所所长。在较短的时间内为法学院及时引进了李俊清教授、匡爱民教授2位学科带头人；经过我的努力争取和学校领导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法学院新上了熊文钊教授、乔世民副教授等一批教授和副教授；经过严格考核程序，调进了党秀云、张俊杰等5位中青年骨干教师。2000年底我亲手申报和创办了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学”两个全日制本科专业，以及“法学与英语”、“法学与经济学”两个双学士学位全日制本科专业。作为组建法学院的元老和新组建中央民族大学二级学院的领导小组成员，2002年我积极配合和执行校领导的决策，将“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学”两个本科专业和“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点从法学院分离出来，再加上从经济学院调整过来的经济管理专业重新组建了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我披荆斩棘地为法学院“民族法学学科”的推出、论证、奠基和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促使它后来有机会和有条件进入国家“211工程”及国家“985工程”重点学科建设的行列。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点学科带头人，我亲手挽救了1997年被北京市学位委员会亮“黄牌”警告，并且已经停招两年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学位点。作为法学院经济法学专业学科带头人，2000年我领衔申报并获得了经济法学专业硕士学位点。2001年我率先提出并经过学校和国家民委的努力，最终获得了在民族学一级学科名下，自主设置“民族法学专业”、“民族政治学专业”、“民族地区行政管理学专业”等博士点和硕士点。

第二，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工作业绩。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期间，我主持完成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自治区自治条例研究》、《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可行性研究》《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治权研究》、《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自主权研究》等12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研究项目”和“一般研究项目”。这些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全部保质保量地按期完成，绝大多数“结项成果”获得“优秀”或者“良好”的综合评价。在人民出版社集中出版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重大问题研究》等5部学术著作；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经济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等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了《WTO规则与中国法律制度改革》、《中国：侵权行为认定与赔偿》等10多部学术专著，以及经国家有关部委认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旅游法学教程》“高等教育旅游法学示范教材”。经过本人在民族自治地方长期调研而形成的《布依族·音寨村调查》、《维吾尔族·达西村调查》、《柯尔克孜族·库尔干村调查》等著作，以丰厚扎实的第一手调研资料，直接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譬如，《农民维权：耕地宅基地》一书，2005年5月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在福建、河北等省尤其是在民族自治地方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组织力量将其翻译成维吾尔文，2008年7月再次在民族出版社用维吾尔文出版，该书已成为新疆地区农牧民手持的维权“宝剑”和新疆各级人民法院法官的案头书；同时还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入“2009 5 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①，并且被国家领导人司马义·艾买提副委员长故居珍藏②。我以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或者经济学院教授的名义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且多发表于《民族研究》、《法学家》等权威期刊和学校认定的“核心期刊”，论著被“中国期刊网”、“外文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他人引证率，一直稳居全校教师前列，并且有1篇论文被《人民日报内部参阅》“秘密级半年版”转载，直送党和国家领导人决策参考。在我的这些学术研究成果中，有6项研究成果获得过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和省部级以上优秀科研成果奖。

第三，在学校行政管理岗位上的工作业绩。作为“双肩挑”的学校中层领导干部，我担任了学校科研处处长兼学校“211工程”办公室主任、学校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民族博物馆馆长等职务。社会兼职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鉴定专家、省部级重大研究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法律专家顾问组成员；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西部大开发法律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博物馆学会理事、中国博物馆协会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本人对所承担的各项行政领导职务和社会学术兼职，自觉做到清正廉洁、不徇私情、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国家和学校把关负责，以自己在工作中取得的成就为中央民族大学争得荣誉。譬如，在近十年来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鉴定”工作中，自始至终以国家利益大局为重，从来不昧良心地接受任何人的吃请或者“打招呼”，也不给任何单位或者某个“学术权威”当枪使。由于本人对每项送审的“结项成果”鉴定态度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且出具的每份“鉴定意见”客观中肯，多次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评定为“成果鉴定工作认真负责的专家”，不仅载入“成果鉴定工作认真负责的专家档案”，而且置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予以通报表彰。在中央民族大学发展的历史上，除学校创办时期的异常快速发展之外，发展得最好和最快的时期也恰恰就在我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这个阶段。我以为这个阶段发展的起点是1999年学校被批准进入国家“211工程”一期建设行列；大发展的契机是2001年校庆50周年之际朱镕基总理来校视察，代表党和国家提出要“把中央民族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民族大学”；发展的制高点是经过方方面面的艰苦努力，学校于2004年进入国家“985工程”重点大学二期建设行列。我在当时条件极其艰难和情况无比复杂的环境中，实实在在地领导和参与了学校一系列“重大改革方案”的研究、制定和执行工作，脚踏实地的参与了学校进入国家“211工程”、“985工程”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活动，以及组织实施“211工程”、“985工程”的具体建设过程，为中央民族大学实现整体的跨越式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尤其是在校党委和校行政的支持下，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奋力拼搏，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尽到了自己的微薄之力，也尽到了自己应当担起的一份责任。在我所担负的全部行政工作中，全校教师给予我最大的宽容、理解、支持和帮助，对此我深表感谢。

（摘自宋才发著：《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

①②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印发<2009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的通知》（新出字〔2009〕328号）。2010年8月2日本人带领博士生调研组在和田地区行署领导和策勒县政府县长等领导的陪同下，参观瞻仰策勒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司马义·艾买提副委员长故居”时现场发现珍藏本。

第二篇：宋才发：科研处在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教代会上的工作报告

宋才发：科研处在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教代会上的工作报告

科研处“十五”工作回顾 与“十一五”前景展望

（报告人科研处处长：宋才发）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按照学校教代会的制度规定和工作安排，我代表学校科研处向教代会报告工作，请予以审定和指导。我报告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我校“十五”科研工作总结，第二部分是“十一五”学校科研工作规划。

一、我校“十五”科研工作工作总结

（一）明确学校科研工作定位和发展方向

中央民族大学是培养国家少数民族优秀人才和民族工作高级专门人才的摇篮，是我国民族问题研究和民族理论创新的基地，是为党和国家民族工作、民族地区发展提供决策咨询与服务的重要机构，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学校总体建设目标是：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重点学科建设为核心，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教育创新，通过重点学科建设和重点项目研究，全面提升学校的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学校管理的水平，充分发挥培养高层次高素质人才，深入开展民族问题研究、提供政策咨询，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维护祖国统一的作用，保持和发展学校的特色和优势，把中央民族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民族大学。学校科研工作进一步明确为：“密切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真正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以及国内国际的学科发展趋势”；“为党和国家有关部门解决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献计献策，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转化为领导的决策理论资源”。为此，学校以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建设为契机，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实施“学术兴校、人才强校”两大战略，抓住机遇，突出特色，强化优势，结合我校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干，民族学科为主导和优势，多学科协调发展，创办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为办学特色和学科发展方向。2004年6月，我校进入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行列后，又把学校科研的定位进一步提升为适应国家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水平科学研究，提供国家最高层次的决策咨询。

近年来，在国家民委、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的大力支持下，在学校党委和学校行政的领导和积极支持下，在学校各院、系（部）老师们的积极努力和配合下，“十五”期间，学校科研工作以建设“服务式”、“综合性”、“研究型”的“世界一流的民族大学”为奋斗目标，抓住机遇，以改革求发展，以实干求进步，以基础带动应用，学校科学研究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科研处积极行动起来，以改革促进管理，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开拓创新意识，努力为我校教育教学和学科发展服务，为校党委、校行政科学决策服务，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发展服务，开创科研工作的新局面，促使学校科学研究和管理工作质量全面提高。

在此，我就学校近年来科研工作情况向教代会作报告，并将我们在“十一五”期间的工作思路向在座的各位领导作汇报，恳请在座的领导和专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把我校的科学研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抓住机遇与时俱进，推进我校科学研究工作

我校自进入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二期）建设院校后，学校根据国家计委、财政部和教育部有关“211工程”建设规划的精神和我校“211工程”整体规划，校“211工程”以重点学科建设（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等5个学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为主要工作任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重点建设，成绩斐然。基于“十五”期间特色优势学科的加强和发展，2004年我校又成功地进入国家“985工程”（二期建设）行列，获准建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与公共管理研究”3个国家级一类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基地坚持以国家建设发展目标为导向，以国家一流水平为标准，以学校优势特色为基础，以学术创新团队建设为核心，以原创性研究和创新人才培养为重点，以体制和机制创新为动力，以建设世界一流民族大学为目标的总体思路，直接推动了学校科研工作向纵深发展，学校的所有科研活动紧紧围绕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心展开。“十五”期间是我校发展极不平凡的5年，也是学校科学研究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5年。

“十五”期间我们主要抓了如下几项工作：

第一，精心组织各级各类科研课题立项和评审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十五”期间，全校共获得国家级科研项目42项，省部级科研项目101项，与“九五”相比，国家级科研项目数增加了19%。“十五”期间，全校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经费达到5768万元，比“九五”期间增加20%。出版学术专著、译著、工具书732部，发表论文3910篇，其中，承担“211工程”项目的教师，SCI收录论文27篇，EI收录论文10篇，CSSCI收录论文430篇。到目前为止，共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54项，这些奖项包括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国家民委优秀成果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获部级以上奖项数位居北京市高校前列。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效显著。通过“211工程”二期建设，重点学科建设单位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能力和水平有了较大地提高，重点学科承担国内外重大科研项目的数量和科研经费多元化大幅度增长。“十五”期间，民族学学科所涉及的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经济学、民族教育学、藏学等领域所获得的国内外重大项目和课题的数量及经费居全国同行之首，完成了一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国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及中外合作基金项目。仅2005年，我校就一次性获得7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这些新立项的科研项目，如《民族地区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自治区自治条例研究》、《沙地植被群落动态变化机制及其数量分析》等，密切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真正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以及国内国际的学科发展趋势的要求。随着新增项目及一批国家和省部级“十五”在研项目的顺利开展，再加上国际合作项目和国际资助科研项目的经费在内，我校平均每可使用科研经费在500万元左右。与此同时，列入学校“十五”“211工程”建设的5个重点学科或者学科群中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正在按计划付诸实施，“十五”期间国家投入我校的中央专项的科学研究经费2000余万元。学校结合“十五”“211工程”二期建设项目的实施，制定出台了“中央民族大学学术名师暨学术名师培养计划”、“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青年科研骨干教师培养计划”、“科研新人培养计划”和“中央民族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条例”，现在所有计划的内容全部付诸实施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有了新的突破。经过“211工程”二期建设，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近年来实力有了较大的提升。在“211工程”民族地区植物适应对策与生物多样性研究、民族地区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环境影响评价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等项目的推动下，理工科院系把工作重点转向积极扶持理工科实验室建设方面，探索符合高校发展规律和我校实际的“产学研”三结合的发展道路，促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能力的提高。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分别成功地建立了基础数学专业和生态学专业等6个硕士点。以这两个科研平台为依托，凝聚了一大 2 批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含博士后出站人员）、专业基础雄厚的中青年科研工作者。生态学也成为了国家民委的重点学科，填补了我校理科无省部级以上重点学科的空白。2004年成功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非均匀颗粒快速流动机理实验及应用研究》，对于分析研究泥石流不同层理结构的形成过程有着重要意义。2004年11月在国家民委的组织下，我校召开了“增设民族医学本科专业并成立民族医学院”论证会，得到了教育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领导和专家的高度评价；学校2005年成立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研究中心，成功地申请到了民族医学硕士授权点，获得2项国家级课题、4项部委级课题，该中心尽管人手很少，但已经成为我校集教学、科研于一体的范例。近3年理科教师被SCI、EI收录论文的数量（影响因子）逐年上升，尤其在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方面开创了良好的局面。

为适应学校改革和发展的步伐，全面提高学校的科研水平，2004年学校对《中央民族大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审办法》进行了修订后以校发文的形式下发各个院系，并于2004年、2006年分别按照程序举行了每两年一届的校级优秀科研成果评奖工作。通过多种激励方式，以期从制度和用人机制上提升和形成我校良好的学术氛围、提高科研能力和水平，切实提高科学研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

第二，出台激励政策措施，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和科研应用能力。

为了提升我校整体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本着“用好现有人才，留住关键人才，引进急需和顶尖人才，储备未来人才”的原则，在继续发挥老一代学者学术影响的同时，建立起良好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千方百计地加速中青年学者的成长，逐步建立起一支高水平、高素质、整体结构合理的科研队伍。科研处推出了《中央民族大学学术名师暨学术名师培养计划、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青年科研骨干教师培养计划、科研新人培养计划实施与管理的若干规定》（校发[2003]401号文件）。经校内外专家评审，学术委员会投票评审的方式，2004年我校评审出了我校首批“四个培养计划资助项目”中的学术名师4人，“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和“青年科研骨干教师培养计划”资助项目各5项、“科研新人培养计划”项目资助10项，共计24个项目，批准支持研究经费27.80万元。学校进入了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培养建设中青年教师队伍的阶段。2005年校长办公会议再次研究，决定从科研处承担的“211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中，拿出部分经费用于非重点学科的科研建设工作（“十五”第二批立项）。该项目分“创新团队”、“特别立项”和“中青年教师攻关项目”3个类别，共评审出34个资助项目。2006年2月科研处又正式出台了《中央民族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管理办法》，设立“中央民族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以期促进青年教师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发掘其在本学科前沿研究能力和科研技能，为相关学科建设和课堂教学及教学辅导发挥促进作用，经严格评审共有80个项目获得资助（其中有8个“国家民委2005项目”获得资助）。“十五”期间，学校还先后出台了《中央民族大学人才培养、引进与使用计划总体方案》、《中央民族大学学者发展计划实施办法》、《中央民族大学人才引进与管理工作的实施办法》等有关人才引进和培养的文件，使我校人才培养更加制度化和系统化。5年来，学校新增双聘院士2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8人，获得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1人，获得国家民委突出贡献奖5人，使得我校的人才布局更趋科学合理。

第三，规范、完善科研机构，积极开展广泛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

经过资源整合，我校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所、民族语言文学研究所、民族经济研究所、民族宗教研究所、藏学研究所等6个科学研究所被国家民委批准成立。这6个研究所科研力量雄厚，学术梯队结构合理，集中了一批国内研究民族学与人类学、民族语言、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著名专家、教授。对于这些研究所，学校采取院系合一的方式予以重点扶持，在政策上给予倾斜，人员配备合理，保证了学科研究队伍和研究质量在国内和国际同行中都处于领先地位。如《中华民族史》、《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论》、《中国宗教通史》、《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中国少数民族吉祥物》等成果都获部委表彰。这些研究所对 3 加强基础研究，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培养跨世纪高素质人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设在我校的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通过深入调查撰写的《“东突”恐怖势力的由来、特征和影响》、《关于青藏铁路沿线的民族人口迁徙与文化适应的调研报告》、《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云南经济发展的调研报告》、《鄂温克族脱贫奔小康调研报告》、《关于加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申报世界遗产工作的研究报告》等受到了国家民委领导的高度重视, 对于推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重点扶持国家民委批准的研究所外，经学校同意，科研处组织专家对学校的非实体性研究机构进行定期评估并实行末尾淘汰制，对非实体性研究机构进行规范化的管理。譬如2004通过评估，以校发文件的形式正式通过“西部发展研究中心”等14个研究中心、研究所被为“甲级”非实体性科研机构；“民俗文化研究中心”等26个研究中心、研究所为“乙级”非实体性科研机构。基本实现了科研所机构职责明确，规范管理，以评促建，加强管理，为开拓我校有发展前景的边缘交叉学科及承担综合研究课题，多渠道、多层次地争取国内外各种科研项目和经费，积极开展科研活动，活跃学校的学术气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为了真正实现科研工作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我校师生利用寒暑假奔赴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社会历史、民族语言等方面的调查科研工作。一些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以及边疆稳定关系密切的研究报告，得到了党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奖励和高度重视。如杨圣敏教授用自己研究的民族学理论成果，在2004年暑期前后分别为胡锦涛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领导授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好评。在此基础上，科研处认真收集和组织各院系所的调研信息和调研报告，通过参评形式，使我校科研活动发挥真正的决策参谋作用。其中，《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对策——以黑河流域为例》、《少数民族健康和少数民族医药资源》、《民族自治地方公共产品的缺乏与政策选择的困境——以贵州黔南自治州为例》、《内蒙古生态移民》等调研报告，由于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分别获得了国家民委2004年、2005调研报告二、三等奖。

第四，加强国际学术的交流与合作，以浓厚的学术氛围拓展和用活学术资源。

学校非常重视国际学术和文化交流，在学科建设不断发展完善，学术团队整体研究水平逐步提升的同时，广泛积极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现已同12个国家63所学校和学术单位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互派留学生和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研究，先后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在我校学习，学校已先后接待90多个国家的首脑、专家学者1万多人次来我校参观访问和讲学，是目前全国民族院校接收外国留学生层次最多、规模最大的学校。留学生来自亚洲、欧洲、北美洲等三大洲，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的留学生教育体系，学校目前有外籍教师27人。同时学校也派出1000多人到国外进修、学习和学术访问。近3年来，科研处注意资源发掘，与相关院系协作，先后邀请国外大学和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来我校讲学和举办讲座。2004年至今，共举办高水平学术论坛和讲座 191 次；学校举办各类大型学术研讨会的数量和层次明显提高，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逐年扩大。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充分展示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平，进一步扩大了我校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加强了重点学科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和接轨，为中央民族大学各学科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掌握最新科研动态，获取丰富的学术信息，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和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我校还主办和协办各种学术会议30多场，如2004年召开的“蒙古文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召开的“蒙汉双语研究与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国际研讨会”、“濒危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均是由为我校相关院系主办和承办，邀请了国际相关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和各国相关管理机构的管理人员参加，为涉及到国家及地区间的重大现实问题搭建了一个国际交流平台。为切实解决少数民族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措施的学术会议明显增加。如2004年“第三届妇女发展与进步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西部开发中的生态与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及“和谐共进·民族与宗教学术论坛”，4 均围绕当前我国西部大开发的中心任务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结合本校学科特色和研究优势以学术会议的形式，为国家制定政策法规，为妇女发展和解决民族宗教问题创造有利的社会舆论环境、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当前西部大开发进程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提供理论指导。最近，由国家民委主办、民委民研中心和我校联合承办的“费孝通先生民族学研究70周年学术研讨会”，就是一次意义非常重大的学术会议，对现今青年学者继承先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精神，将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同中国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开创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新局面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五，转变工作作风，规范管理行为，提高办事效率。

科研处内部设有项目管理科和成果管理科两个科室，项目管理科负责各种科研基金、项目、科研机构管理；社科、科技统计；学术委员会日常事务；科技开发及报表编制；科研经费管理以及中期跟踪管理和后期结项、归档工作；并负责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管理系统”和科研处网络系统的管理、使用和护理。成果管理科负责组织学校的科研成果参加校内外各类科研成果的评审、报奖工作；教学科研人员科研成果审核工作。做好各类科研成果的整理、简介及作者赠书收藏工作；建立成果库和博士生导师专家资料库；编印《中央民族大学科研成果目录》、《中央民族大学科学研究动态》等。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是时代的要求，是提升服务质量、提升教师满意度的重要手段。科研处一直十分重视学校科研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十五”期间，学校专门为科研处配置了专用服务器，科研处在原有网站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中央民族大学科研处信息门户”（http://www.xiexiebang.com）。该门户集成了科研管理系统、CSSCI检索、科研动态等与科研管理相关的资源,大大提高了提升了学校科研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在学校数字化校园工程中，对科研处科研管理系统进行了升级，实现了管理系统和学校门户系统的统一身份认证，为学校科研管理完全自动化做好了架构上的准备。同时，科研处还注重信息管理的历史延续性，今年将正式出版《1951-2006年中央民族大学科研成果目录辑览》一书，将我校建校以来的科研成果目录进行认真辑编，此次辑录带有资料抢救性质，已经先后校对过7次之多，处领导亲自把关，确保质量。这是我校建校以来科研成果的总体汇编，对我校今后科研长远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

（三）不断完善学校科研管理的工作环节 我们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1）在制定“十一五”科研规划的前提下，加强执行过程的评估管理，根据评估结果对规划中的内容进行及时的调整。这是我们保证“十一五”科研规划能够达到预期目的关键。（2）青年教师是学校科研工作中非常重要的力量，是学校合理的科研布局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将从制度和机制上鼓励、支持中青年教师在科研工作中挑大梁，形成团队，多出学术精品，担负起学校繁重的教学科研重任。（3）在科研项目的学科布局中，努力做到合理分配，在重视理论研究的前提下，强调田野调查工作的重要性，推出更多具有现实意义的科研成果，提升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

二、“十一五”学校科研工作规划

（一）学校“十一五”科研总目标

结合“211工程”二期建设和“985工程”二期建设，狠抓科研质量，突出学科特色，加强全局性、前瞻性、理论性、战略性重大课题研究，在研究和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强化我校科学研究的核心竞争力优势，使之成为国家的重要“思想库”之一。深化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加强理工科科学研究，推动文理学科尤其是民族类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形成若干创新团队；培养和造就一支能熟练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学贯中西，高效精干，结构合理的教师科研队伍；加强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理工类研发型实验室建设，建设好一批研究重点突出、优势明显的非实体性研究机构；与地方有关高校和政府机构合作，共同建设一批学术田野工作基地，推进学科建设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层次学生的培养工作；鼓励与国内外政府及学术机构合作开展学术研究，促进科研经费不断增加；完善科学研究管理规范，5 加大科学研究经费投入力度；加强学术交流，营造学术气氛；产出一批反映我校学科建设特色并在全国乃至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重大创新成果。通过以上努力，使我校在“十一五”期间继续保持在全国民族类院校科学研究的前列地位，力争使哲学社会科学类的研究总体上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积极扶植理工科实验室建设，探索符合高校发展规律和我校实际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二）学校“十一五”科研具体目标

第一，推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支持、共同促进，实现一体化发展，进一步凸显我校的学术优势和学科特色。在基础研究方面，继承老一辈专家的大师风范，与时俱进，提高发现和解决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能力，增强创建重大研究理论和创新研究模式与方法的能力，影响或者引领国内民族类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在继续强化民族学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两个国家重点学科的基础上，结合 “十一五”“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实施，重点规划中国当代民族问题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障等方面的研究；围绕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建设，开展民族学科综合研究，加深和拓宽学术研究领域，进入改革与发展的良性循环，成为我校科学研究改革发展的先导和支柱。在原有重点学科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划和建设民族经济学、民族法学、民族管理学、民族政治学、民族地区生态学等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建设，加强应用研究、对策研究、现实问题研究，不断为解决民族地区重大热点、难点问题提供决策咨询，推进社会进步。

第二，搭建一批高水平研究平台，促进学科的交叉互动，提高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加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力度和步伐，在总结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按照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五项建设标准，进一步深化基地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使其保持国内领先地位，发挥示范作用。支持并加强现有国家重点学科和文科基地院系的学科建设，力争再有1—2个学科的研究机构入选教育部（或北京市）重点研究基地；２个省部级学科成为全国重点学科；3个招收研究生专业、规模较大的学科成为省部级重点学科。新增10—15个非实体性科研机构，使其总量保持在60个左右，继续实行动态管理，以其中的甲级机构及其所挂靠的院系为主体，创建若干个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的高级科研机构。逐步在西北、西南、东北、东南民族地区各建1—2个与地方联办的学术田野工作基地，在各自领域能够满足省市地方各个方面的对策研究、应用研究的需求。重点建设好1—2个理工类研发型部级重点实验室。

第三，建成一支年龄梯次合理、知识结构均衡、多学科互动、富有创造性的教师科研队伍。在“211工程”二期和“985工程”二期建设单位之外的学科中，再建设3—5个校级学术创新团队；积极培养各学科带头人、后备领军人物和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推出拔尖人才，争取有10—20名学者入选教育部和北京市的各项人才培养和奖励计划；涌现出一批在学术界具有相当知名度的杰出人才，为未来学术“大师”的产生培植土壤，使学校的“252人才工程”建设在“十一五”末期取得重大进展。

第四，强化科研项目意识，提高纵向科研项目的立项数量和质量，扩大横向联系，提高理工科科研项目申报和中标的成功率，使进入我校的研究经费总量持续增长。积极组织和支持教师参加各级各类纵向课题的申报和竞标，强化课题论证的科学性、实效性，提高国家级科研项目特别是其中理工科各类科学技术项目申报和中标的成功率。鼓励以各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横向课题，筹集科研经费，努力使横向课题和经费逐步成为我校社科发展的主要支撑之一。优化文理科科研项目配置结构，力争获得国家级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30—40项，国家级科学技术类项目8—10项，进入全校的各级纵向和横向课题经费年均增长15%以上。到“十一五”末期，年科研经费力争接近或者突破2000万元。

第五，增强精品意识，在努力提高科研成果总量的同时，产出一批学术精品之作。推动教师实现从“数量观”到“质量观”的转变，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促使基础研究人员能集中精力，从事具有代表我校学术水平的“精品”和标志性成果的生产，做出一批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重大 6 成果和标志性产品，获得北京市和全国科学研究高级奖励，为我校科学研究的地位和声誉上台阶做出积极贡献。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特别是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成果要给予重奖，努力造就新一代大师级专家。

第六，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支持院系把“民大学术论坛”打造成为一个知名学术讲座品牌，营造校园学术气氛。开设系列学术讲座，组织跨学科的学术沙龙，资助举办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全方位、多视角地展示我校学术风貌，活跃学术气氛，提升学校在国内外的学术竞争力和知名度；办好《科学研究动态》，争取在2年内将之由半年刊改为季刊，使之成为全国民族院校科学研究的重要信息库之一；将“民大学术论坛”办成学校最高水平的学术讲座，邀请校外知名专家来校作学术报告，通过报刊、媒体加大其在校园和社会上的舆论宣传力度和积极影响。

第七，转变科学研究管理工作理念，建立健全科学研究制度，推动各院系科研管理体制创新，加强科研队伍的学术和学风建设。科研处将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树立岗位服务意识和工作创新意识；深入研究科学研究管理工作中的现实问题，健全科研管理制度，规范科研项目管理，促进科研项目成果的推广和应用；主动与上级主管部门及有关政府部门、民族类院校、国内著名高校的科研管理机构建立工作联系和合作研究，扩大学校在全国乃至国际学术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积极推进以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和社会效益为核心的激励标准的科研运行机制，进一步探索符合学校科学研究发展实际的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鼓励院系和科研机构开展科研体制的创新，充分调动学科带头人及其学术梯队的积极性，探索以知名教授为中心、重大项目为纽带、高水平学术团队为形式的开放式多样化科研组织新机制。在进一步完善学校编制管理、奖励与激励机制的同时，大力弘扬学术道德，严格履行学术规范，倡导求真务实，反对急功近利。

第八，强化国际意识，推进海外交流与合作。通过学术互访、共同申报课题、共同培养人才等途径，加强与国外知名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支持教师出国出境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增强教师的国际交流能力；有重点、有步骤地将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精品力作推向国际学术界，继续扩大我校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主要实施措施

第一，实施文科学术振兴计划。在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对策的基础上，结合学校“211工程”二期和“985工程”二期建设，以科研项目立项为抓手，通过推动优化组合研究队伍、促进学术梯队建设、凝炼学科方向、创新研究领域等途径，做好发展其中的优势学科、转变危势学科的工作，扶持一些学科分别进入国家或者省部级重点学科和基地建设行列。加大民族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族经济学、民族法学、民族政治学、民族史学等传统学科的建设力度，培育、凝炼若干处于学术前沿的学科研究方向；大力发展具有综合优势的交叉学科，在重点支持“985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设的基础上，形成4个左右优势突出、特色明显的交叉学科群；加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建设，提高文科学术影响力；探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体制创新。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观念变革与学术创新。在保持严谨、厚重的学术传统的同时，适应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形势，勇于面对世界不同文化相互影响和渗透的新问题，密切关注现实发展，在研究内容、方法和手段上实现新的突破，在若干领域形成新的学派，推动先进文化建设，引领文明进步。

第二，牢固树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民族地区服务的宗旨。设立跨学科应用研究科研项目，专项支持田野学术工作基地建设，并以此为纽带组织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服务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的调查研究、对策研究，为国家领导决策机构和实际工作部门提供决策咨询。出版优秀调研报告选编；鼓励在民族地区联合组织举办相关的学术会议。

第三，花大气力推出一批学术精品。评审学术研究精品项目，有计划地开展学术研究优质论文与精品著作（成果）评奖活动。加大资助学术精品著作出版补贴的力度，遴选出版50部左右 7 的学术精品著作，做出一批具有国内领先地位或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

第四，加强重点研究基地和科研机构建设。参照教育部专家组的评估意见，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和促进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建设和发展。组织评审并确定一批校级重点研究基地。加强对非实体性科研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并且根据科研发展需要，增设新的非实体性科研机构，通过全面的检查评估，促进该类机构的建设和发展，造就一批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的研究机构。

第五，围绕《中央民族大学“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做好国家科技创新团队和创新人才的申报和管理工作；进一步做好学校从“十五”后期开始实施的四个“培养计划”的落实与管理工作；学校将在“211工程”和“985工程”项目经费之外，每年投入200万元，用于“十一五”学校科研立项，专门支持青年教师进行探索性研究。

第六，加大学术交流力度。继续组织举办学术研究系列和科学研究工作系列讲座，进一步打造“民大学术论坛”学术交流品牌。支持举办全国性和国际性大型学术会议；不定期地组织举办中青年教师学术论坛。

第七，坚持科研管理创新。确立学术本位的政策导向，制定科研队伍培训制度和管理办法，为教师提供多种形式的科学研究咨询服务。制定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和转化管理办法，加强科研成果的转化工作。制定和实施教师学术休假制度和管理办法，改善科研条件；修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管理办法，强化资助科研成果出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实效性；制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加强在研项目管理，切实提高各级各类项目的结项率。

第八，进一步落实教育部、北京市、国家民委共建中央民族大学协议中的科学研究工作事宜，争取上级主管部门加大对学校科研工作的支持力度。

第九，建设科学研究信息网络，凸显学校整体形象。继续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加强建设学校科学研究信息网络，主要是基于公共数据库为全校教师提供科学研究信息和交流的渠道，宣传学校科学研究实绩，展示学校学术成果。

第十，筹建知识产权办公室，做好文理科教师知识产权登记、著作权管理、科技成果的有偿使用和成果的转化工作，维护我校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知识产权、发明权、发现权和创造权。

（2006.10）

第三篇：宋才发：四川都江堰、青城山文化景观探讨

宋才发：四川都江堰、青城山文化景观探讨

四川都江堰、青城山文化景观探讨

宋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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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博物馆，北京 100081）

一

都江堰位于四川成都平原西部的都江堰市，距成都约50公里处，地处北纬30°52′—31°01′，东经103°25′—103°38′，面积1211.2平方公里，人口62万人，被誉为“天府之源”、“镇川之宝”。都江堰古时属都安县境而名为“都安堰”，又称“湔堰”、“湔堋”，宋元后开始用现名“都江堰”①。都江堰创建于公元前256年左右，距今已有2250多年的悠久历史。当时的秦蜀郡太守李冰，根据当地的地理特点并借鉴前人治水经验，巧妙地利用岷江出山口处的特殊地形，在恰当的位置选址作堰，顺应自然规律利用高低落差，在生产工具和施工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采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凿离堆、穿“二江”（郫江、检江即今走马河、柏条河）化害为利，自流灌溉成都平原，造就了中外闻名的天府之国，使成都平原成为中国著名的粮仓。具体地说，李冰就是利用鱼嘴分水堤从岷江引水灌溉，枯水期自动将岷江60%的水引入内江，40%的水排入外江；遇洪水时能够自动将60%的水排入外江，40%的水引入内江②。都江堰建于岷江弯道处，江水至都江堰，含沙量少的表层水流向凹岸，含沙量大的底层水流向凸岸，将洪水冲下来的沙石大部分从外江排走。进入内江的小部分沙石，利用伸向江心的虎头岩的支引、宝瓶口的节制和“离堆”的顶托，将大部分沙石从“飞沙堰”、“人字堤”排入外江，使宝瓶口引水口和灌区干流免遭泥沙淤塞；利用宝瓶口引水口控制进水量，既保证了灌溉用水，又防止了过量洪水涌入内江灌区造成灾害。都江堰是成功地运用自然弯道形成的流体引力，自动引水、泄洪、排沙的典范。在建堰时，李冰还在江中埋石马做淘滩标志，立“三石人”来观察水情消长，开创了中国古代水情测量的先例。据《永康军志》载:“春耕之际，需之如金，号曰‘金灌口’”。因此，宝瓶口（古时又名“金灌口”）是内江进水的咽喉，能够自动调节进入灌区的水量，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成为天府粮仓③。经过2200多年的发展，成为集防洪、灌溉、运输、发电、水产养殖、旅游及城乡工业、生活用水为一体，综合效益巨大的大型水利工程，开创了中国乃至世界水利工程之先河。

都江堰是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它不仅是中国水利工程技术的伟大奇迹，也是世界水利工程的璀璨明珠。都江堰流传着许多美好的民间传说。战国后期秦楚两霸争夺天下，秦为实现一统天下大业，便将“得蜀则得楚，得蜀先治水”列为秦的根本国策。蜀居楚之上陆路不通，自古以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④，如水上运兵攻楚，则旦夕即至。秦出于政治目的遂派李冰治理岷江，所以有“秦并六国，自蜀始”的说法。都江堰由渠首工程和灌区两大部分组成。渠首工程在四川省都江堰市城西1000米处，它是灌区的中枢，保护面积231.5公顷。都江堰能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就是渠首位 作者简介

宋才发（1953—），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原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① 刘耀编著：《中国绝色风景》，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页。② 李振湘著：《世界遗产中国行》，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页。③《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5页。④ 吴丈蜀主编：《历代诗词曲佳句名篇大全》，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29页。置选址科学，工程与地形条件配合巧妙，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具有布局合理科学系统的完整性。渠首工程选在成都平原顶端，海拔726米，为全灌区制高点，它接纳了岷江上游丰富而稳定的水资源。渠首工程由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引水口、飞沙堰溢洪道三大主体工程和百丈堤、人字堤等附属工程组成，是一个分流引水、溢洪排沙相结合的生态系统工程。都江堰的创建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合统一，是全世界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①。它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水利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世界水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不愧是中华文化划时代的杰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灌区范围的扩大，从1936年开始，逐步改用混凝土浆砌卵石技术对渠首工程进行维修、加固，增加了部分水利设施，古堰的工程布局和“深淘滩、低作堰”，“乘势利导、因时制宜”，“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等治水方略没有改变，都江堰发挥的效益越来越大。据1998年文字资料记载，实际灌溉面积达到66.87万公顷，同时为四川50多个大中城市，数百家工矿企业提供了工业和生活用水，成为世界最佳水资源利用的典范②。历代政府对都江堰水利工程都非常重视，逐步完善了管理机构，建立了岁修、防洪等维护制度，积累和总结了“六字诀”、“三字经”、“八字格言”等宝贵的治水经验，使古堰持续发展相沿不废。都江堰与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相比，其构思、设计、选址独具匠心，它是自然生态、科学文化、人与自然紧密协合的伟大创举，中国乃至世界其他任何古代水利工程都无与伦比③。1872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称赞“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善，世界各地无与伦比。”1986年国际灌排委员会秘书长弗朗杰姆，国际河流泥沙学术会的各国专家参观都江堰后，对都江堰科学的灌溉和排沙功能给予高度评价。1999年3月联合国人居中心官员参观都江堰后，建议都江堰水利工程参评2000年联合国“最佳水资源利用和处理奖”④。

李冰纪念馆位于都江堰市区西1公里的二王庙⑤内，于1992年4月1日建成开放。纪念馆坐落在二王庙东侧山麓，占地面积2900平方米，主体建筑高18米，墙面用大理石、瓷砖贴成。二王庙位于都江堰左岸玉垒山麓的山坳中，隔江与鱼嘴相望，原为纪念蜀王杜宇的望帝祠，南齐建武年间（公元494—498年）改祀李冰（称“崇德庙”）；972年铸塑李二王像，因父子二人相继被敕封为王。清代建造“二王庙”，占地面积5.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建筑布局，轴线多次转折，以大殿中心为祭祀、饮食、住宿的功能要求，从纵横两个方向组成井然有序、主次分明、功能各异、整体性强并带有浓厚川西民居风格的建筑群。庙前左右各有一座临街楼，与照壁疏江亭长廊连接，形成自横向入庙的通道。沿石阶上依次为乐楼、灌澜亭、灵官殿、大照壁、山门、李冰殿、二郎殿，然后右行是铁龙殿及食宿区，左行为堰功堂、圣母殿、老君殿及新建的后山门。大殿为穿透式木构架、双脊重檐歇山式建筑，面阔7间34米，进深5间22米，高18.5米。山门为三重檐坎山式顶建筑，门额上部均用凤凰窠装饰，重重飞檐翘角，气势十分壮观。门额正中“二王庙”匾额，为冯玉祥将军所书。庙内崇敬李冰治水功绩、记录前人治水经验的石刻、诗碑、匾额、楹联，举目可见。主殿分别供有李冰及二郎的塑像，造型明朗、新颖、庄严、肃穆，富有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庙中还珍藏有治水名言，诗人碑刻和闻名的治水《三字经》、《八字诀》，还有光绪帝御笔的“功昭蜀道”，以及张大千、徐悲鸿、关山月的墨宝。展厅分为生平简述、古堰丰碑、泽惠天府、千秋景仰四部分，概要的介绍了李冰的生平、创造都江堰的历程和科学技术成就、富国利民 ①②《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4页。《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5页。③ 世界古老的著名水利工程中，古巴比伦王国建于幼发拉底河上的纳尔——汉谟拉比渠和古罗马的人工渠道都早已荒废，只有都江堰独步千古，永续利用，长盛不衰。④《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5页。⑤ “二王庙”位于都江堰玉垒山腰，前临都江堰，因在五代以后，李冰父子相继被封为王，后人为纪念李冰父子而称之为“二王庙”。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及人们怀念敬仰李冰的景况，展示了鲜为人知的文物20余件及史、志、典籍。附馆陈列着毛泽东、江泽民、董必武、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及海内外著名人士的诗文、书画等。“二王庙”从古至今不但香火鼎盛，而且在历史上一直既有官方主持的祭典活动，也有民间祭祀活动。传说旧历六月二十四日是二郎生日，因此川西受益区群众不辞艰苦跋涉，扶老携幼，带着祭品来庙祭拜，每日络绎不绝的香客多达万人①。

离堆又名灌口山，原系湔山虎头岩的一部分，李冰开凿宝瓶口后成为孤丘②。宝瓶口是前山，今名灌口山、玉垒山，伸向岷江的长脊上凿开的一个口子，它是人工凿成控制内江进水的咽喉，因它形似瓶口而功能奇特故名“宝瓶口”。留在宝瓶口右边的山丘因与其山体相离故称离堆。离堆位于市区西部，占地面积约60000平方米，由于宝瓶口自然景观瑰丽，有“离堆锁峡”之称，属历史上著名的“灌阳十景”之一。离堆古时为果园，宋代魏了翁《永康军花洲记》：“永康之城南曰花洲者，俗号果园”，清末为桑园；1925年改为“都江公园”（翌年更名为“离堆公园”）。离堆大门联云：“完神禹斧椎功，陆海无双，河渠大书秦守惠；揽全蜀山水秀，导江第一，名园生色华阳篇。”歌颂李冰治水功绩，描述公园特色。这里三面绝壁，直对惊涛，与附近山、水、城、堰、古迹、津梁交相辉映，更显雄伟。建筑群不强调中轴线，老王殿、铁佛殿、玉皇殿等单幢建筑依地势逶迤而上，前部封闭，后部开敞。玉皇殿后有“观澜亭”，登亭眺望皑皑雪山，滔滔江水尽收眼底。伏龙观原系晋代为纪念青成隐士修的范贤馆。后因李冰降伏孽龙伏在离堆之下，故于北宋初年改祭李冰并取名伏龙观。伏龙观又名老王庙、李公祠、李公庙等，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900平方米。伏龙观有庙宇三重：前殿塑有公元168年(东汉)所雕的高2.9米，重约4吨的李冰石像，还有东汉堰工石像、唐代金仙和玉真公主在青城山修道时的遗物飞龙鼎。伏龙观中文物甚多，如树立在正殿中的东汉李冰圆雕石像，1974年迁建索桥时于3号桥基坑出土。像用灰白砂岩琢成，高290厘米，肩宽96厘米，厚46厘米，底部有一方榨，长18厘米。石像冠冕长衣，手置胸前，面含微笑，两袖和衣襟上各有浅刻题记一行。1975年8月18日加座竖立在伏龙观正殿中。正殿右侧竖立的堰工石像，是1975年1月18日在都江堰外闸下开挖护滩时发现的。石像宽衣重袖，持插而立，通高1.85米，肩宽0.7米；插高0.28米，宽0.25米，插把长1.34米。石像头部已被冲毁，背部冲蚀严重。正殿中的飞龙铁鼎是唐容宗女玉真公主故物。鼎重约千斤，上有8条飞龙和云纹花卉，是不可多得的古代铸造精品，1978年10月移入观中陈列。

安澜索桥是我国古代人民利用本地竹木资源创建的桥梁形式之一。索桥位于都江堰渠首鱼嘴处，横跨内外二江，全长261米，为古代沟通岷江东西两岸的交通纽带。宋淳化元年（公元990年），大理评事梁楚知永康军重建后称“评事桥”。明末毁于战火，清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贵州大定府何先德夫妇募捐重建，以碗口粗竹缆十根平列，上铺木板为桥面，两旁有较细竹缆为扶栏，两岸行人可安渡狂澜，故名安澜桥（时人又称夫妻桥）。安澜索桥全长约500米，现在的桥下移100多米，将竹索改为钢索，承托缆索的木桩桥墩改为混凝土桩，桥身也缩为240米③。坐落于都江堰首鱼嘴上横跨都江堰市区内江的南桥，元代称凌云桥，清改称普济桥，是连接南街与复兴街之间的一座廊式古桥。历史上屡有毁建，1958改木桥桩为钢筋混凝土墩，增建了牌坊形桥门，正式命名为“南桥”。1979年改建，桥5孔、长50米，加高了桥身，增建了桥亭、石阶、花圃。修葺后的桥头飞檐翘角，各种人物、动物雕塑，生动逼真；桥身雕梁画栋，桥廊屋面琉璃瓦与山水一色；桥廊两侧还增饰了名人题记的诗词、书画、楹联、匾额，成为吸引中外游人的胜景。近年来离堆又新建了清溪园、天府源茶庄、堰功大道，改建了荷花池，素有“川西第一名园”之美称。

二

①② 周剑锋编著：《西南民情之旅》，湖南地图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刘耀编著：《中国绝色风景》，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页。③ 刘耀编著：《中国绝色风景》，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青城山位于都江堰市城南距都江堰市中心约16公里（距成都75公里）处，属邛崃山脉南段的东支，以大面山（又名“赵公山”、“丈人山”）为主峰，青城山的山体由红色砾岩和沙泥岩构成，属丹霞地貌形态。由于构造抬升与流水切割等的作用，形成了群峰耸立、峰峻坡陡、涧壑幽深的地形。36峰姿态飞舞多变，每一峰都有茂密的植被覆盖，遂使山色郁郁葱葱，轮廓线条柔和，随着山谷的起伏，处处幽深清静，峰峦叠翠，状若城郭故称青城。青城山素有“洞天福地”、“人间仙境”之誉，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省级旅游度假区，与大熊猫的故乡卧龙自然保护区相接，与世界级风景名胜区九寨沟、黄龙寺遥相呼应，自古以来就是川西平原旅游热线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城外诸峰环绕，山上树木茂盛，山路两旁古木参天，浓荫覆地，四季常青，故名“青城山”。青城山分青城前山和青城后山。前山景色优美文物古迹众多；后山自然景物神秘绮丽、原始华美如世外桃源。青城山与都江堰地处四川成都平原西缘，是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接合部，也是中国西部两大地形阶梯的转折点，是两大植物区系的交汇区。保护区内地形复杂、气候多样，为生物的形成和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青城山背靠岷山雪岭，面向川西平原，群峰环绕，状若城廓；林深树密，四季常绿；丹梯千级，曲径通幽，素有“青城天下幽”之称①。青城山位于都江堰渠首工程南侧，从岸边迅速隆起，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名山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它背靠千里岷山，俯临成都平原，层峦叠嶂，自古就以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众多的人文景观驰誉中外。青城山保护面积1522公顷，有36峰、8大洞、72小洞、108景②。龙溪自然保护区位于都江堰渠首工程北侧，其地形从最低海拔726米逐步抬升，最高峰光光山海拔达到4582米，形成鲜明的植物带谱。生物多样性丰富、独特，是国宝大熊猫重要分布地之一③。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空翠欲滴是“幽”；荆溪白石，飞瀑连珠是“幽”；曲径蜿蜒，林木遮天是“幽”；云雾缭绕，烟波四起是“幽”；宫观藏趣，自然天成也是“幽”。同时，它又体现了以“金鞭岩”为代表的“雄”的特色；以“降魔石”为代表的“奇”的特色；以“掷笔槽”为代表的“险”的特色，满山密林，日穿不透，直与峨眉争秀色④。

青城山确实有“幽”的特点。由于历代开拓者为上山的人设想，在上山的路途中，游人每行10分钟左右就可以看到一座小亭。这些小亭有的建在路旁，有的建在石桥上，它们与周围景色颇为协调，而且越往上走亭距越短，因为游人越感到疲劳就越需要多休息几次。游览青城山的乐趣，就在于沿着浓荫密布的石阶山路拾级而上，看眼中的绿意盎然，听溪涧的流水淙淙；来到一处道观就可以坐下来喝一杯茶，欣赏观中建筑和所藏文物。青城山风景区内生态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有大熊猫、川金丝猴和珙桐、银杏等动植物，有36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和亚洲规模最大的杜鹃专类植物园和苔藓园。代表性旅游景区有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青城山、国家级森林公园龙池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溪——虹口，目前基本形成以世界遗产观光为主，集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旅游产品体系，是四川旅游发展重点地区。该区以大规模的珍稀动植物、舒适宜人的气候、优质的生态环境为特征，是距离特大中心城市最近的世界级生态旅游区。今后发展重点是切实有效保护世界遗产，加大遗产科研力度，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都江堰水生态文化；以青城山、龙溪——虹口为主要依托，大力开发生态度假旅游项目，建设青城山道教文化生态旅游度假区、青城镇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区、龙溪——虹口生态度假旅游示范区、紫坪铺水体生态度假区等。根据资源特征和市场需求，开发多层次、多元化的生态旅游活动项目，包括青城山徒步旅行、龙池滑雪、滑草、溜索、白沙河漂流、虹口原始森林徒步穿越、青城镇生态农业观光和乡村度假等；加快都江堰生态旅游城市建设，打造“西部绿城”，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构建城市景观绿地生态系统。植被 ①② 青城山“青城天下幽”的美誉，意思是在天下名山中，青城山是最幽深、恬静的。

《中国文化遗产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文化遗产年鉴2006》，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李振湘著：《世界遗产中国行》，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③《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4页。④ 刘耀编著：《中国绝色风景》，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页。丰富的青城山不仅是道教的圣山，还拥有730多种木本植物和大量珍贵药材。唐太宗时代道士孙思邈来到了青城山，他在这里采集了大量药材，研究了解各种药性，撰写了医学著作《千金方》。因为这本至今仍然是中医必修的典籍，孙思邈被后人称为“药王”。

青城山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之一。早在公元前2世纪，秦王朝即将青城山列为国家祭祀的18处山、川圣地之一。青城山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汉安二年（公元143年），道教创始人张陵（又名张道陵）选中青城山深幽涵碧的赤城崖结茅传道，次年定居天师洞，立24治（教民区）。他用先秦“黄老之学”创立了“五斗米道”①，青城山便以道教发源地和天师道祖山、祖庭名标史册。张陵四世孙张盛后裔在龙虎山建天师府后，历代天师均要到青城山朝祖②。汉晋之际道教逐渐兴旺，范长生移居青城山，助李雄建立成汉政权，蜀中一时安定繁荣，天师道成为成汉政权和蜀民的精神支柱。公元618—907年间，唐王朝崇奉道教，我国道教进入一个繁盛时期，青城山尤其兴旺。唐僖宗封青城山为“希夷公”，亲草祭文，命青城山修灵宝道场周天大醮，设醮位2400个（道士设坛做法事）。明代青城山道教所传属于全真道龙门派。全真道与原来的天师正一道不同的是，它主张修道者要出家投师，住庵当道士不娶妻室、不吃荤腥，创立了一套养身习静的修炼方法。道士住山自然对宫观的维护和山林的栽培更为重视。明朝末年战乱不断，青城山道士逃走。直到清康熙八年，武当山全真道龙门派道士陈清觉来青城山主持教务，才使局面重新改观。后来陈在四川官员的帮助下，得到康熙皇帝的钦赐御书“丹台碧洞”，并封他为“碧洞真人”。至此中国道教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山中道观达40多处，先后演变成7个教派。8世纪中叶，一名叫做清虚子的道士，在一次使用硫磺、木炭和硝石为燃料炼丹时发生一场意外爆炸，这次爆炸让中国人早于西方1000多年掌握了制造火药的技术。9世纪晚期，道教学者杜光庭对各派道法进行深入研究，圆融各派，成为一代宗师。他居青城近30年，著述约30部250多卷，是道教理论集大成者，影响遍及中国道教名山和东南亚各国，成为“道门领袖”之一。五代时，道教音乐进入宫廷。青城道士张孔山传谱的古琴曲《流水》，1977年被美国录入镀金唱片，由“旅行者二号”太空飞船带入太空，在茫茫宇宙寻觅人类知音③。

青城山是中国道教十大洞天中的“第五大洞宝仙九室之天”。青城山有全国最集中的道教宫观建筑群，始于晋、盛于唐，体现了中国西南民俗民风的特色。它与公元1416年所建武当山道教宫观建筑群有许多不同，如武当山体现的是宫廷建筑特色，青城山的道教建筑群自然、古老和悠久，体现出浓郁的中国西南地方特色和民族习俗。青城山道教自创建至今宗派繁衍，久盛不衰，香火未断④。青城山至今完好地保存有数十座道教宫观，珍藏着大量古迹文物和近代名家手迹。可以说，青城山是一座纵横千百年的活的“道教博物馆”。它的主要风景名胜有：（1）建福宫。建福宫始建于唐代，修建在丈人峰下，宫前有一条清溪，四周古木葱茏，环境幽美。（2）天然图画。天然图画是清光绪年间建造的一座阁。这里苍岩壁立，绿树交映，游人至此如置身画中，故将此建筑名为“天然图画”。（3）天师洞。洞中有“天师”张道陵及其30代孙“虚靖天师”的像。山东麓有距今约4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芒城遗址，在我国同时期古城址中实为罕见。这里出土的大量文物，对揭示古蜀文明具有重要意义。现存殿宇建于清末，规模宏伟、雕刻精良，并有不少珍贵文物和古树；附近还有三岛石、洗心池、上天梯、一线天等名胜。相传东汉末年张道陵曾在此讲经传道，其主殿三皇殿中供有唐朝石刻三皇，殿内现存历代石木碑刻，最著名的有：唐玄宗旨书碑、岳飞手书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等。出天师洞过访宁桥便到祖师殿，再向北去可到朝阳洞，出之则直达高台上的“上清宫”⑤。上清宫始建于晋代，现存庙宇为清同治年间所建，上有“天下第五 ①② “五斗米道”是东汉顺帝时沛国人张道陵在四川青城山创立的，因入道受教必须交纳五斗米，因之而得名。《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4—175页。③《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6页。④《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5页。⑤ 据有关资料和讲解员介绍，宫门上“上清宫”三字为蒋介石所题写。名山”、“青城第一峰”等摩山石刻①。其后山景区更有神秘的洞、大蜀王遗迹、遍布山中的飞瀑渊潭、曲桥栈道，颇具原始野趣。自中国道教在青城山创建以来，道脉繁衍，逐步从山中扩大到山外乃至全国，以后历代龙虎山的天师多来青城山朝祖。晋时青城山为巴蜀道教中心。青城山道士杜光庭对老子理论进行注释和传播，对道教理论进行研究整理，被道教界称为“扶宗立教，天下一人”。现在青城山仍是弘扬中国道教文化的主要场所。中国道教协会于1995年在青城山举行中国第二次全真派传戒教务法会，全国各大道教名山住持参加传戒。青城山住持、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傅圆天被推举为“全真律坛嗣天仙正宗第23代傅圆天大律师”②。总之，青城山是中国道教创立的圣地，它按照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形态进行创新，逐步发展壮大，使之成为中国的国教，具有突出的文化价值和前所未有的开创性。

三

都江堰青城山的英文名为:Tht Dujiangyan Irrigationg System and Mt.Qingcheng，是中国首批公布的风景名胜区之一。2000年11月29日，在澳大利亚凯恩斯召开的联合国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上，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V)(VI)，都江堰、青城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对青城山与都江堰的总体评价是：青城山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属于道教名山。建福宫，始建于唐代，规模颇大。天然图画坊，是清光绪年间建造的一座阁。天师洞，洞中有“天师”张道陵及其30代孙“虚靖天师”像。现存殿宇建于清末，规模宏伟，雕刻精细，并有不少珍贵文物和古树。建于公元前3世纪，位于四川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的都江堰，是中国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2200多年来仍发挥着巨大的经济效益，李冰治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愧为文明世界的伟大杰作，造福人民的伟大水利工程③。

依据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管理办法严格管理。1982年青城山、都江堰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后，当地政府在严格按照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保护办法进行管理的同时，出台了《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等一系列实施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管理的条例和办法，确保青城山、都江堰世界遗产的可持续发展。都江堰国家森林公园位于群山环抱的龙池盆地之中，盆周山地海拔在3500米以上，盆中龙池水面海拔1800米。巨大的相对高差决定了与众不同的气候特点和植被特点，由下而上，植物随着高差垂直分布，层次分明美丽如画。由于受到严格的环境保护，这里各类高等植物达3012种，名贵的珙桐、灿烂的杜鹃，及中国科学院建立的华西亚高山植物园内的许多珍稀濒危植物异彩纷呈，是我国重要的珍稀植物基因库。在26平方公里的密林之中，动物种类也十分繁多，已知的就有11000余种，其中大、小熊猫、金丝猴、扭角羚、天鹅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区内大熊猫分为东西两个山系繁殖种群，数量约达50—70只④。这些均超过临近的峨眉山和同类遗产区，1994年被中国科学院列为全国生物多样性“五大基地”之一⑤。山青水碧，风光旖旎，被国外科学家誉为“自然博物馆”、“天然动植物乐园”。独特的地貌景观，茂密的原始森林和优美神话传说，使之风情独绝，名闻遐迩。都江堰市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都江堰市是山水园林城市，拥有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市域林木覆盖率达70%，被评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年平均气温15.2℃，空气质量和水质常年保持国家一级水平，人均寿命77.1岁,比全国人均寿命高5.7 ①② 刘耀编著：《中国绝色风景》，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281页。《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6页。③ 《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8页；《中国文化遗产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文化遗产年鉴2006》，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④《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8页。⑤《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6页。岁，获“天然氧吧”、“长寿之乡”美誉。都江堰渠首傍城，5条河穿城而过，灵岩山城区矗立，山水城林堰相融，人与自然和谐，都江堰市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良好范例奖”。

依据世界遗产管理规定加大对世界遗产保护力度。都江堰、青城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都江堰市人民政府进一步加大了保护力度，成立了都江堰市世界遗产管理机构，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遗产地进行保护、管理、监测、规划和监督等。同时按照世界遗产标准对环境进行了进一步的整治和完善。当地政府部门坚决落实监测措施，加强对遗产地自然景观、水文、地质、大气、文物古迹、生态环境等全面系统的监测，对破坏世界遗产的行为进行坚决处理和纠正；进一步完善项目报批程序，凡是遗产地保护范围内的重大建设项目，必须首先请专家论证，再按照规定程序报批。2002年开始实施的《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第4条规定：“世界遗产保护坚持有效保护、统一管理、科学规划、永续利用的原则。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第7条规定：“世界遗产总体规划，由其世界遗产地的县以上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按照规定程序审批。”①《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规定，禁止在世界遗产保护范围内建设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造成水土流失的设施，禁止进行任何损害或者破坏世界遗产资源的活动；禁止在世界遗产核心区、保护区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及各种培训中心等建设项目和设立各类开发区、度假区。凡不符合总体规划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必须限期拆除或者改造。譬如，2003年4月都江堰鱼嘴上游修建电站，此事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世界遗产保护专家的强烈反对，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介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为此，2003年8月29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做出决定，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进行前期工作。从而及时阻止了在都江堰鱼嘴上游修建电站的行为，使都江堰、青城山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得到了有效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得以永续传承。青城山、都江堰已跻身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重点风景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生态示范区、全国卫生城市、全国文化先进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文明风景区、国家4A级景区、国家园林城市行列，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青城山景区已通过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国际性、现代化的生态文化旅游名城已具雏形。都江堰市是国家经济实力十强县（市）文化名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国文化先进县（市）、四川省综合经济实力十强县（市），全国最早的优秀旅游城市之一②。该市旅游资源丰富，都江堰、青城山、龙池三大景区，被评为全省旅游服务综合目标管理第一名。都江堰正在按照《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第14条③的要求，大力发展以旅游为龙头的第三产业，每年接待游客400万人次以上，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达10亿元。近年来都江堰市与国际组织合作成功地举办了3次世界遗产保护和生物资源多样性保护知识培训班，邀请国内外世界遗产专家和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对有关部门的基层干部及遗产地村民进行培训，极大地增强了广大干部和市民的遗产保护意识，提高了保护世界遗产和生物多样性的自觉性。

摘自宋才发著：《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及鉴赏研究》（上卷），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397-410页

①②《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0页。

刘刚：《都江堰市概述》，《世界文化遗产—青城山、都江堰》，中国三峡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③《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第14条规定：“按照世界遗产总体规划确定的旅游环境容量，世界遗产管理机构可以对世界遗产核心区、保护区采取分区封闭轮休制度，限制游人数量，保护生态环境。其具体方案由世界遗产管理机构制定，并经世界遗产地县（市）人民政府审核，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并予以公告。”

1998年8月5日，宋才发教授实地调研考察四川都江堰文化景观

2014年1月31日，宋才发教授携夫人夏桂霞教授在四川青羊宫留影

1998年8月5日，宋才发教授实地调研考察四川青城山文化景观

1998年8月4日，宋才发教授和儿子宋威在四川杜甫草堂留影

1998年8月4日，宋才发教授在四川杜甫草堂留影

1998年8月4日，宋才发教授实地调研考察四川武侯祠历史文化景观

2014年1月27日，宋才发教授携夫人夏桂霞教授在四川泸沽湖留影

第四篇：宋才发教授百善孝为先的感恩情怀

宋才发教授百善孝为先的感恩情怀

宋才发教授百善孝为先的感恩情怀

宋才发

来源：上海育路网

发布时间：2011-07-08

做人有孝心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人之善不在长幼，而在于诚，诚者将心比心而已。孝没有止境，止境之深在于父母老了之后，也能体察他们多种多样的诉求，而不止于温饱。人们常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现在回想和反思起来，我在40岁的时候确实还有诸多困惑，尤其是在对父母、岳父母等长辈“尽孝”的问题上，实在做得不够好。直到50来岁的时候才猛然醒悟：人生有一些事情实在难于把握，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无法懂得，一旦懂得的时候已经不再年轻。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可以弥补的，而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只能在心灵里留下永恒的悔恨和难以抹平的伤痕。“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这是启蒙读物《弟子规》中的名句。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里，以孝治天下的观点有之，以孝治家的方式更为普遍，以孝启蒙学童则成为必然。“孝”到底是什么?我以为孝是稍纵即逝的追悔、岁月间隙的链接，更是生命与生命交接处的链条，一旦断裂就永远无法连接。其实父母并不需要儿女为他们做出太多的破费和牺牲，需要的只是一点点心意。直到50来岁的时候我才真正地领悟到，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人千万不要等到父母年事已高，他们活在世上的时间越来越短时，才后悔自己未能尽到孝心;也不要等到我们的财富一天天增多时，才去悲叹父母已没有多少时间享受。任何亲人与我们都只有这一次缘分，下辈子无论你爱与不爱、好与不好都不会再见，因而应当好好珍惜每一次共聚的时光。我的儿子宋威正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思子之情有时也不得不使我这个“硬汉”偷偷地流泪，再硬的人在儿女亲情上总是脆弱的。亲情是不需要华丽包装的，我以为它就是饭桌或者窗前的彼此谈笑，柴米油盐间的琐碎细腻;有时就是满怀爱意的一个眼神，甚至恨铁不成钢的一声抱怨或者痛骂;抑或是离别后辗转低回的牵挂，抑或是重逢时相对无语的瞬间。最是亲情淡如水，正因为“淡”，所以才爱得深、恨得切，才能始终相随、历久弥香。尽管我每天不是上班、开会，就是给学生授课、写作，无法做到“常回家看看”。但是再忙我也不忘每周抽点儿时间与父母倾心地通一次电话，每隔一两年回家探望父母双亲及其他亲人，而且每次探亲必尽自己力所能及地让父母满意和宽心。只要父母健在，我就会觉得自己仍然是个孩子，是个真正有福气的人。

游子归来善邻访旧。无论是位高权重的人还是普通百姓，每个人在每个时期对于“家”的理解总是千差万别的。家是什么?我以为“家”就是事业的根。一个人因为有了根，才会有事业之树常青，才会有幸福之花常开不败。然而我在更多的时候，觉得“家”就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譬如，在外面碰到不能说的事儿必须谨言慎行，在家里却可以毫无掩饰地诉说;在外面遇到伤心的事儿必须挺住，在父母和亲人面前则可以大哭一场以获解脱。无论多么刚强的人抑或多么软弱的人，在外面呆久了，只要一想起家，心里总是热的、眼里总是湿的，因而“家”永远是每个人心口的疼痛。多少年来我有一个传统习惯，那就是到家后如果父母在田地里劳动，我立马放下行李下地干活，他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其实父母并不在乎我干了多少农活，在乎的是我忘本没有。乡亲们看到我来看望他们，主动放下劳作的工具与我拉起家常来，每当他们用激励的语言，鼓励我们这些从农家门走出来的读书人，要为老百姓“多做善事”的时候，我胸口往往涌起一股暖流，甚至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那纯朴的乡情、乡音，蕴涵着真切的关心和期待。通常我在到家的当晚，一定要沿家挨户看望比我父母高辈分或者同辈分的老人，与他们拉拉家常，喝一碗盛情端上来的家乡水。每一次回乡探望，每一次在 1 垸头驻足回顾，那乡村情结就更加牢固地盘扎在我的心坎上，是那么的刻骨铭心。尽管我本人及家人几十年来对生活始终克勤克俭，平时舍不得乱花一分钱。但是这几年每次临别时，总要慷慨地操办几桌酒菜，把年长的乡亲们请到家里聚一聚、唠嗑唠嗑。尽管这些看似很不起眼，乡亲们往往透过这些细微末节之处，去捉摸我们这些读书人，去品评每一位吃国家饭的工作人员。我匆匆归来又匆匆离去，这里留给我的是浓如酒、令人陶醉的故乡情。本质之物通常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只有用心灵才能够体验和察觉得出来。

相见时难别亦难。想故乡、思故乡，这种纯真情感古已有之。唐朝诗圣李白的一首《静夜思》：“床头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道出了一个做客他乡人的真实情怀。记得2002年春节前夕我回家探望父母，沿着儿时那条最熟悉的乡间小道，匆忙向家里赶去。那熟知的乡音土语，那终生难忘的土腥味、牛粪味、灶烟味扑面而来。在外面工作久了、回家少了，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在减少，甚至有些年轻人在稍远点的地方对我指指点点，分明在交谈和彼此询问“那个人是谁”?踏进家门我一下子愣住了，几年不见母亲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背也驼了。我的心猛然颤抖起来，泪水在眼里打圈儿，顿时有一种“天上一日、人间一年”的恍惚感。我简直不敢继续想象下去，于是转念安慰自己：母亲健在就是幸福。母亲本来是个爱说话的老人，但由于她嗓子沙哑了好多年老治不好，说话比较吃力。再加上劳作时摔了一跤，把左膀子跌断了刚康复不久，因而她除了大声地叫了一句：“儿啊，你回来了哇。”就再没有怎么多说话，只是一个劲地瞅着我，好像我这个儿子她永远看不够似的，那爱怜的眼神令我终生难忘。稍过一会儿，只见她嘴角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抹着高兴的眼泪忙着为我炒菜做饭。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又处处要强的农家妇女，无论收拾家务还是田间农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从她老人家身上，我自幼就学会了勤奋和坚强。父亲刚从外面劳动归来，瘦弱的身子比过去显得更加单薄了，与我说了几句话就不再做声，坐在一边“美滋滋”地抽他的旱烟。他老人家一辈子的毛病就是话不多，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以为我们父子之间不和呢!其实就是在这平静的神态中，常有千言万语。我以为最值得想念和铭记的，最值得与之分担苦痛、分享幸福的，就是父母那样的亲人。而这一切都是在更深的寂静中完成的，也只有这种寂静中的真爱，才让人能够听清楚一根针掉到地上的声音。每次回家尽管有那么四五天，但真正与父母待在一起促膝说说心里话，也就是刚进门的一刹那，其余时间都被安排得满满的，早出晚归忙于探亲访友、参加各种聚会和应酬。记得那次临别前我与父母说好了，第二天在家里吃完早饭再走。结果那天一早我去拜访一位前辈，在返回的路上看到父母已经提着我的行李箱等候在家门口，乡亲们也陆续望马路边走来。原来武穴市领导出于礼节派车接我到市里吃早餐，车早已到了家门口，我还没有来得及进家门就被领导们迎上了车。在我与家人彼此恋恋不舍的惜别中，意识到自己又要匆匆地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了，不免眼睛有些发热、鼻子有点发酸，心里充满了对乡亲、乡情特别是家人的留恋。每一次离别都有一份惆怅，因为我知道总有一次离开后不会再见。透过徐徐移动的车窗，我看到老父亲在擦眼泪，乡亲们在向我挥手致意。尤其是我的母亲木木地站在那里，眺望着我和行驶的轿车，那姿态不像是在送儿子远行，倒像是想迎接儿子归来。我顿时控制不住感情热泪盈眶，只好请司机师傅紧急停车。在心情急剧慌乱中我推开车门，深情地向父老乡亲和我父母站立的方向，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然后又心情沉重地双膝跪在泥泞的土地上，虔诚地向他们叩了一个跪拜礼。“这一跪”尽管算不得什么，但它毕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这一跪”是我对父母50年来含辛茹苦的深情展示，是对父老乡亲50年来关怀与期望的真情回敬。尽管“这一跪”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聊表了普天之下的儿女亲情，更体现了道德力量在瞬间的传递。

父慈子孝是人间最大的欣慰。慈父并不等于溺爱，它包括生养、鞠抚、关怀、教育等;子孝也不只是体现在赡养上，它包括孝养、孝顺、敬孝、继业、弘志等。慈孝为百善之首和仁义之本，鸟有反哺之恩，羊有跪乳之义。慈孝说到底是在血缘关系亲情的基础上，用以说 2 明教育子女是亲代的崇高使命，孝敬父母是子女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的家庭环境对于儿子宋威的成长来说理应是极为有利的，但由于我是个农民的孩子，深知端稳一个“铁饭碗”实在不易，故对于组织上和领导安排的任何工作，总是那么执著、那么虔诚、那么认真，有那么一股拼命的傻劲。加之自己又是一门心思想做点学问的人，通常把时间看得比命都珍贵，故对儿子生活关心之类的事情实在做得不够。儿子宋威的茁壮成长，完全是建立在他自觉、勤勉的基础之上的。我以为父亲教育孩子的方式，通常与母亲教育孩子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譬如，当孩子在一件具体事情上面临冲突的时候，母亲一般来说多倾向于迁就孩子;父亲则注重于立规矩，要让孩子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当孩子在学习和工作中遇到困境的时候，母亲多倾向于设法立刻帮助孩子一把;父亲则往往迫使孩子自己去发挥智慧和能力，从而使他在意志品质上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得到充分地锻炼。“诚信”既是人立身之本，也是人赖以生存的灵魂。因而在宋威小的时候，我时常叮嘱和提醒他对人要讲诚信，不要说假话、说脏话，不骗人、不骂人、不打人，不欺负比自己弱和比自己小的孩子，不随地乱扔垃圾，不做任何伤害和影响他人的事儿。偶尔他与别的小朋友发生口角之类的事儿，无论有理无理我首先批评的是他。尽管我也知道这样做确实委屈了孩子，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因之而让他懂得谦让、息事宁人的话，那么对他一辈子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大凡在孩提时代因过于溺爱、受宠，表现出“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到头来不是动刀子伤人，就是死活读不好书或者干脆不愿读书，这样的孩子后来父母就是再怎么想管也是管不住的。我在研究过许多家庭兴衰的历史之后发现，凡天下官宦人家子弟从小管教不严的，后来大多骄奢淫逸、放荡不羁，能够延续一两代旺盛之势的不太多;商贾人家一般能够延续三四代;而耕读人家由于善良、谨慎和纯朴，通常可以延续四五代;唯孝悌人家可以延续七八代。像我这样出身贫寒家庭的孩子，必须义不容辞地教育后代切忌贪慕奢靡，千万不可养成懒惰的恶习。因而我的生活方式极为简单和单调，每天有空就是趴在桌子上读书、做学问，这一点不能说对儿子宋威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我以为男孩对男性的认识多是从父亲开始的，父亲就是儿子第一个男子汉的形象，父亲在培育和锻炼孩子男子汉气概，树立独立、负责和进取精神上负有重要的责任。事实雄辩地证明，宋威不仅是一个谦恭礼让的好孩子，而且继承和树立了孝敬父母的良好品质，这一点相对于当今某些独生子女来说，就更显得特别珍贵。譬如，他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一年级的时候，既要完成导师交给他博士阶段的学习和研究任务，同时又要完成硕士阶段做硕士学位论文的任务。但他还是很懂事、很孝顺地自己规定自己，每周周日晚上8：30左右准时地给父母通一次越洋电话，或通报他学习情况、或报个平安。他每次讲的话并不多，从来不向我们提出任何让我们哪怕稍有一点难办的要求，而且能够耐心地倾听我们不厌其烦地唠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即使儿子只身远在异国他乡，每逢传统佳节听着孩子在电话里的欢声笑语，也仍然感到其乐融融。儿子宋威不只是我们永远的骄傲，而且是我们终身的安慰。

(选摘自宋才发教授自传《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第五篇：宋才发教授59岁生日学术研讨会致谢辞

筚路蓝缕

稳立潮头

宋才发教授59岁生日学术研讨会致谢辞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教授 宋才发

2012年5月12日

亲爱的弟子们、朋友们：

5月是一个神奇的月份。古罗马神话中的女神玛雅是专门司管春天和生命的。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女神，聪明的罗马人用她的名字拉丁文“Maia”命名5月，英文单词“May”也是由此演变而成的。5月是农夫们最繁忙而又最愉悦的月份，因为他们懂得春华秋实的朴素道理。由于劳动创造世界，所以，5月是全世界劳动者最神圣的节日。作为一辈子乐此不疲、两袖清风的“教书匠”，我与普天下的劳动者一样沉浸在这个盛大的节日里。然而令我惊喜和陶醉不已的，是弟子们运用这种方式来庆贺老朽59岁生日和执教生涯40年，使得高朋满座、蓬荜生辉，确实给我和我的夫人夏桂霞女士带来了人世间少有的亲情和欢乐。花开甲子，天保九如，老夫在这里诚挚地向在座的各位嘉宾以及您们的家人道谢啦﹗

感谢我们的国家和时代。教育乃社会之基、国运之肇、为政之本、成才之道。教育兴则人才盛，人才盛则百业旺。每一位教师都应当通过艰辛努力，或多或少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蜡烛﹗正由于历代教师耿耿丹心辉映日月育英才，才换来百年桃李绽放天下，千古红烛永远照人间。所以，我在《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中坦诚地说过，我读了一辈子书，也教了一辈子书，培养出了诸多国家的栋梁之才和高等教育战线的精英。这并不是因为我有超越祖宗的能耐，只是由于我有幸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是改革开放给了我施展才华的机会，命运更多的垂青了我，我仰仗的永远是国家、集体和团队，个人的能力和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渺小的。长期以来，愚之所以不懈地拼搏和忘我的工作，正是为了不辜负和报答时代给予自己的一切。

感谢我的母校和师长。感恩是一种对恩惠心存感激的表示，是每一位不忘他人恩情的人萦绕心头的情感。它能够促使我们以知足的心态去体察和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可以帮助我们在渐渐平淡乃至麻木的日子里，发现生活原本是如此的丰厚和富有，最终让我们领悟和品味到命运的馈赠与生命的激情。是母校华中师范大学无私地给予我知识、智慧和能力，铺展了我人生的发展之路。如果没有母校的栽培和师长们循循善诱的教诲，就没有我的学术进步和今天的一切。据我粗浅地考察和研究发现，自古以来“聪明人”多不是文人，文人一般多有几分“傻气”。傻就傻在孤傲清高、认准死理儿、仗义执言和知恩图报上。愚以为真心做学问和坦荡做人的人，真的要有点“傻”、有点“憨”、有点“迂”才行。在一个诚信缺失、心态浮躁的社会氛围里，实在是书生之气不可无啊！我觉得一个人生命的质量、力量和分量，决定着他人格和作品的质量、力量和分量，有什么样的生命就必然书写出什么样的人生。生命的质量、力量和分量主要源自于一个人的阅历和经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靠后天经年累月地积累起来的。譬如，他拼搏过、挣扎过、痛苦过甚至被人羞辱过，所有这些经过加码再加码乃至锤炼再锤炼，生命的质量、力量和分量才日趋完善。我以为知识分子永远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倘若一个学者目睹了社会的错误和不公，还昧着良心在那儿说假话、讲套话，那就愧称“知识分子”的名分。我历来坚信一个连师长都不爱、不敬的人，如果你硬说他好，我看他好不到哪里去；如果指望他能够“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我看来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感谢我的父母和夫人。一个人无论他多么平凡还是多么尊贵，在父母面前永远就是个孩子。记得俄国伟大的教育家别林斯基曾悲哀地说过：“世界上生男育女的人很多，而配得上做父亲和母亲的却很少。” 我父母清贫了一辈子，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积蓄。但是他们慷慨地给了我生命，艰难地把我拉扯成人，无私地送我进学校读书识字，在那个普遍贫穷的岁月里，所有这些已经足够伟大了。他们穷得硬朗、有骨气，始终拥有一股自重、自尊的清气。我自然不是一个鄙视金钱的人，但是我只希望金钱能够带给我真正的人生快乐。毕竟我懂得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的道理。由于家底薄、起家十分艰辛，夫人夏桂霞与我和舟共济、共渡时艰；尤其是为了成全我的事业发展，她义无反顾地撑起了“半边天”，她确实失去了许多应有的享受、情趣与欢乐。但是她对家庭的奉献、历尽心酸与劳顿，终究赢得了子孙和弟子们的敬仰。已故的北京师范大学书画家启功教授有句诗我非常欣赏。诗曰：“气傲皆因经历少，心平只为折磨多。”我觉得一个人真的要活得安然自在，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贫穷和艰难对于我来说，终究成为一笔比金子还宝贵的财富。以至于在我后来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中，似乎没有什么“苦”使我无法挺过去，也没有任何“难”让我却步不前。我觉得人一辈子有两个极为简单又极为重要的方向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是出门，一个是回家。“出门”是为了闯出一片天地，“回家”是为了安享天伦之乐。无论你抱负有多大、志向有多高，通向成功的道路只能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艰难地往前走。

诚挚地感谢弟子们。值得庆幸的是我这后半辈子，几乎就是沉浸在古人所向往的“三大乐事”之中：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俯仰无愧；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老朽尽管没有能力为弟子们提供一个肩膀，但是能够伸出一双热情的手把您们扶上事业发展的平台，促使您们有机会和条件一展才华。我认为爱心与责任总是相伴相随的，因为有了爱心老朽才会经常反省自己，才会教而后知不足，才背负了更多的责任，才会在教书育人上更加严格地鞭策自己。人生本来就是一个不断选择和完善的过程，无论人生过程的长短，绝对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对于多数人来说，一辈子总要面临多次职业的选择，而且每一次选择都可能带来工作领域或者行业的新变化，没有谁能够做到先学好了再干，通常总是干起来再学或者边干边学。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幻想和诱惑的年代里，我以为作为一个大学教师要耐得住寂寞和清贫，最大的成就是培养出值得自己自豪的人，最大的荣耀是培养出值得自己骄傲的学生。正是由于弟子们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才使得老朽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感和自豪感；也正是由于弟子们的奋发有为，才使得老朽赢得社会的尊重和厚爱。未来也必将由于您们对社会的卓越贡献，而必将引起国家和社会对老朽及其著述的关注。总之，您们的努力和成就使老朽的生命得以延续，您们的作为和奉献将使老朽获得永生。

春蚕到死丝方尽，愚至期颐亦不休。不管过去和现在社会给老朽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我以为关键在于自己怎样认定自己。过去即使再辉煌毕竟已经过去，未来即使再美好终归还是未知数。真实的美好未来不是描绘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地干出来的。我始终觉得在任何一个行业里，果真能够把一项事业做出点眉目来的人，往往不是那些聪明绝顶的人，而是那些始终保持着一股拼命精神，始终坚持把一件事情做下去的平常人。在一个聪明人满街乱窜的年代里，最稀缺的恐怕不是“聪明者的智慧”，而是一心一意、孤注一掷和“一根筋”做事的精神。生活的一般规律就是赞赏拼搏、蔑视退缩，生活从来不相信眼泪，还是我过去常对您们说的那句老话：“机遇和成功永远是属于那些有准备头脑的人。”尽管老人必须服老，但是老人可以有一点“老来俏”的童心，因为人的精神状态好一点、衣着整洁光鲜一点，它既能够给人一种良好的印象，也能够使人乐于接受新事物、新观念，带来老人的一片好心情。这里不妨借北宋理学家程颢的一首七绝诗来表达我此时的心境：“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我当了一辈子教师无怨无悔，真的要离开三尺讲坛唯有不舍。记得在30多岁的时候我研究过邓小平、刘伯承创办的中原大学，写过《中原大学校史》；40多岁的时候我研究过人民教师的摇篮——华中师范大学，主编过《华中师范大学 2 校史》；50多岁的时候我研究过中央民族大学，主办过《中央民族大学60周年校史陈列展》，出版了《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未来的10年、20年乃至30年如何度过？愚将认真总结自己执教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切身感受，再撰著一本《践行中国高等教育的感悟与反思》，争取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稳健发展尽老朽最后的一点绵薄之力。诚挚地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