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发：在日本国爱媛大学的讲话

第一篇：宋才发：在日本国爱媛大学的讲话

宋才发：在日本国爱媛大学“中华民族服饰展”暨“爱媛县第二届中国节”开幕式上的讲话

在日本国爱媛大学“中华民族服饰展”暨 “爱媛县第二届中国节”开幕式上的讲话

宋 才 发

（2011.10.9）

尊敬的爱媛大学学长柳泽康信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代表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对爱媛大学诚挚地邀请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到爱媛大学共同举办“中华民族服饰展”，表示衷心地感谢和真挚的谢意。我对“爱媛县第二届中国节”的隆重开幕，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而文化底蕴深厚的民族。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一个崇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求同存异，天下大同”的和睦大家庭。

中央民族大学是中国唯一的一所涵盖56个民族生源的全国重点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最高学府，是中国21世纪重点建设的100所大学之一，是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之一，同时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极为关心和厚爱的、学科门类齐全的全国重点大学之一。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先后近20次接见中央民族大学师生。中央民族大学具有60年的辉煌历史，培养出了近百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近千名省、部级领导干部，近万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为少数民族地区输送了几万名各条战线的建设栋梁之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已有50多年的历史，常年设有7个展厅，馆藏历史文物达三万件（套）。其中，尤以收藏中国各少数民族服饰最具特色。这次来爱媛大学展出的50多件（套）民族服饰，涵盖了中国23个少数民族的服饰，可以说是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一个鲜活缩影，也可称得上是一席展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瑰宝的盛宴。但愿在座的各位学长、官员以及所有的朋友们能够喜爱她、青睐她。同时我也期待她能够给大家带来美的享受。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此邻。”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友好近邻，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中央民族大学来贵校举办“中华民族服饰展”，力图通过她的魅力作用，让爱媛大学师生，爱媛县乃至全日本人民，更鲜活地、更直观地了解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更真实地、更客观地了解改革开放的中国。我衷心地祝愿中央民族大学和爱媛大学两校的友谊地久天长。

最后，我衷心地祝贺并期待爱媛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华民族服饰展”暨“爱媛县第二届中国节”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宋才发教授与爱媛大学学长柳泽康信先生合影

爱媛大学校长柳泽康信教授（前排中）、宋才发教授（左）在爱媛大学会议室接见参加民族服饰展的工作人员

第二篇：宋才发：长期在教学第一线从事教学工作

宋才发：长期在教学第一线从事教学工作

长期在教学第一线从事教学工作

宋才发

教学科研活动始终是大学全部工作的中心。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身兼何种行政职务，教学科研工作在我心目中始终是第一位的。我历来认为教师不仅是我的职业，更是我一生的事业追求，我乐于在“三尺讲坛”上自由地耕耘。我觉得只有始终保持着对教育教学事业的热爱，始终保持着使命感与责任感，才能真正成为受学生尊敬和爱戴的好教师。自1996年我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1]，从事大学教师职业（主要是承担研究生的教育教学工作）以来，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教学工作岗位，也从来没有因为行政工作忙，或者因为外出开会而拉下任何一节课。我以为思想决定行动，做好本职工作是每个人生存的必须。如果一个人能够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真的看成是一种责任和荣誉的话；那么，他就一定能够在平凡的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身的潜力，最终做出正直而纯洁的事情来。社会上有好些人不是不聪明，也不是不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而是知道了却仍然没有去做。我以为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在大学里最受人敬重的不应当只是各级领导，主要的应当是那些一心扑在讲台上，倾注满腔热血为学生授课的教师。学校党政领导和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是比起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来说就是次要的。从工作性质来说，他们的天职就是为学生和教师服务的。譬如，我本人在担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的时候，给自己工作定位就是一手抓学科发展，一手抓创收，力图实现“两手抓、两手硬”。如果我不抓学科发展，法学院的整体发展就没有一个好的平台或者缺乏发展空间，教师就没有出路；如果我不抓“创收”，要改变法学院的生存发展环境就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就留不住教师、引不进来好教师。尽管“创收”对于大学来说，在本质上是一种无奈之举。我在担任学校科研处处长兼学校“211工程”办公室主任的时候，给自己工作定位归纳为三条：一是当好校领导的参谋；二是当好专家学者与上级有关部门联系和沟通的桥梁；三是努力做好服务工作，杜绝科研处出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如果一所大学果真的办成了机关，这只能说这所学校从根本上出了问题，这自然是高等学校发展的无奈和悲哀。

长期在教学第一线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在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工作期间，我一直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方向研究生主干课程的授课教师，教学历来受学生欢迎。我是一个对科研非常执着的人，能够及时源源不断地把科研的最新成果运用到教学当中去，倾其所能地给学生提供本学科较为前沿的东西，使讲授的每一堂课都具有一定的含金量。我在担任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导师组长和重点学科带头人期间，注意经常了解研究生对每一位教师教学效果的反应，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召开教研室全体教师的教学研讨会、分析会，适时地总结教学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不断地改进教学方法。对任何一位即将走上讲台的新教师，凡是没有经过试讲或者试讲不合格的，一律不允许上讲台给学生授课。建立了老教师对新教师的“传帮带”制度，新教师随时可以到老教师的课堂里听课，有时我本人还有意识地给年轻教师开设示范课。坚持做到每个学期至少听本教研室每位教师1—2次课，而且是事先不打招呼的随堂听课。总之，我设法通过一些必要的途径和方式，鞭策和鼓励每一位任课教师尽职尽责地授好每一堂课。

以实际教学效果赢得学生的敬佩。1999年11月我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2000年组建法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之后，尽管设有专门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但考虑到这是一个新组建的学院，我不但要求副院长坚持听课制度，自己也带头坚持必要的听课制度。对于教师授 1 课质量的好坏，定期以年级为单位召开学生代表和学生干部会议，听取他们对改进教学的意见；定期以教研室为单位对教学工作进行总结，对于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及时给予表扬。对于极少数不负责任的任课教师，该批评的不论他（她）是谁绝不留情。我本人始终坚持在一线教学，长期以来除了讲授经济法学专业、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生专业学位课程，以及少数民族经济专业“民族经济法律制度研究方向”博士生的学位专业课程之外，还不定期地给本科生开设讲座课。譬如2002—2006年，我在担任中央民族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科研处处长兼学校“211工程”办公室主任期间，开始每周坚持两个半天作为教学时间，后来由于行政事务太忙，改为每周半天授课（给本科生授课），其余时间均坐班处理日常行政事务。我主要是利用晚上和周六、周日的休息时间给研究生授课，因而每年均超工作量完成教学任务。如2003学就完成教学工作量（含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等的折算工作量在内）924标准学时[2]。在2003年春夏之交北京“非典”肆虐期间，学校领导为了学生的人身安全，不得不根据上级指示关闭学校大门，以减少“非典”的接触性和交叉性传播。然而学生困在校园内时间久了，无论如何也待不住，总是想方设法地偷着往外跑，有的甚至不顾危险翻越2米高的围墙往外跳。为了缓解持续的沉闷压力并转移学生的注意力，在全校被迫全面停课的情势下，学校领导和教务处尝试组织几位教学效果好的教师开设讲座课，规定全校不分文理科，只要有15人愿意前来听课就可以开班。我当时不顾个人安危，主动给本科生开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的“选修课”。我觉得在这种危机时刻，教师的教学要想赢得到学生的认可，关键在于提高教学质量，要用理论魅力和教学风采征服学生。由于“非典”给人们带来普遍的恐惧心理，经过各院系领导动员和做思想工作，第一次课只争取到17名学生前来听课。到我第二次给他们授课的时候，学生人数就达到30多人。由于我经过精心准备且做到每次脱稿授课，因而引起了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学生的浓厚学习兴趣。他们很快互相传递信息，以至于后来因听课的学生太多，就干脆改在500人的阶梯教室授课。那时自己主动请缨稳定留校学生情绪，尽管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也赢得了荣誉，但是毕竟在那种非常情况下，总是冒着极大的个人安危和风险的。然而那场“非典”在当时无论多么肆虐，终究“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3]，现在回想起来倒是挺耐人寻味的。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宋才发于中央民族大学2002年2月整理装订，第54—58页。

[2] 参见国家民委：《首届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宋才发事迹介绍），《中华民族信息年鉴》2005年创刊号，第609—610页。

[3] [唐]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摘自宋才发著：《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

照片为2000年宋才发教授在华中师范大学科社研究所办公室里

照片为1998年宋才发教授在华中师范大学住宅的阳台上看书

第三篇：宋才发：在我校部分中青年教师科研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宋才发：在中央民族大学部分中青年教师科研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我校部分中青年教师科研工作

座谈会上的讲话

（2003．3．3）科研处：宋才发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朋友：

在羊年春节的余兴之中，在新学期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校2003年“部分中青年教师科研工作座谈会”如期召开了。我代表科研处对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参加会议，表示衷心地感谢。

中青年教师是我校的中坚力量，是我校未来发展和走向辉煌的希望所在，也是把我校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民族大学”的台柱子。一所学校如果没有一批学有所成的中青年骨干教师，那么这所学校就没有发展的后劲，就失去了发展的希望。可以说在座的各位基本上都是我校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是我校中青年教师的代表。我校老一辈的学科学术带头人王钟翰教授、宋蜀华教授等，为我校的学术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没有他们的艰辛努力就没有我校的今天。我们要继往开来、不断创新，决不辜负校领导和老一辈学科带头人对我们的殷切希望。

我们要摆正和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就教学与科研在我校的性质和地位来说，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就如同人之双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的关系。教学在学校的地位是起基础作用的，不抓好教学工作，学校就不能正常运转、就无法生存；科研在学校的地位是起发展作用的，不抓好科研工作，学校就不能上水平、上档次。重视和抓好了科研工作，不仅有利于提高我校的整体学术质量，而且也有利于促进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我们要集中精力开好今天的座谈会，切实把它开成一个2003年科研工作的动员会、团结鼓劲会、献计献策的诸葛亮会。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两项：一是请各位介绍自己目前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和未来科研的主要设想。二是争取每人提出一项具有前瞻性的、对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或者对民族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或者对北京市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等有重要影响的科研项目，并作简要论证说明。请大家围绕主题集思广益，畅所欲言，献计献策。凡属不涉及今天会议主题的事情，会上一概不讲，我们会后再具体交换意见。发给大家征求意见的材料，会上就不讨论了，明后天大家可以把意见反馈到科研科，我们集中大家意见再进行修改。

下面我想着重讲两个问题：一是向大家报告我校2002年的科研工作情况；二是报告我校2003年科研工作要点。首先向大家报告我校2002年的科研工作情况。

在校党委、校行政的正确领导下，在各院系的大力支持下，2002年我校科研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和进步。概括地说，2002年我校科研工作主要是抓了十件大事。

第一，组织全校教师申报学校“十五”科研规划项目。为促使我校科研工作上一个新的台阶，提升我校教师的学术水平和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民族大学”的步伐，学校特拨250万元专款用于“十五”科研规划项目的实施。自2002年3月开始申报，广大教师踊跃 参加。截止4月初，科研处共收到申报材料132份。为了做到公平、公正、合理，科研处按照《中央民族大学“十五”科研规划项目实施方案》的要求，将所有申报材料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社科研究处、科学技术处，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委托同行专家进行初审。2002年5月14日, 学校召开了“十五科研规划项目立项会议”。荣仕星校长、王彦书记、陈理副校长、金雅声副校长、郭卫平副校长和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会议。在初审的基础上，与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73个项目获得学校“十五”科研规划基金的资助。资助经费分3年拨款，总额为150万元。为了保证执行项目过程的严肃性，科研处对每个项目明确了“中期成果形式”和“最终成果形式”，并分别与项目负责人签署了协议。以加强管理和监督工作，确保我校“十五”科研规划首批重点项目的顺利实施。到2002年10月31日前，这73个学校重点项目的主持人在单位领导的主持下，先后召开了开题报告会，并以书面形式向学校递交了开题报告。其余100万元，将用于资助重点学科带头人、刚参加工作的博士与博士后出站人员重大科研成果的研究和出版等。

与此同时，我们积极组织教师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和其他基金课题。2002年我校共获得56项资助项目。其中，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项；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项目8项；教育部“十五”博士点基金项目4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2项；霍英东教育基金项目1项；国家外资局项目2项；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3项；人事部留学归国人员科技活动择优资助项目2项；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项目2项；国家民委“十五”重点项目20项；其他资助项目7项。这是我校历史上获得科研基金立项最多的一年。

第二，组织我校教师踊跃申报“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以及司法部“2002法学教材和法学科研优秀成果奖”。经过全校教师的共同努力，我校获得“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8项，其中获一等奖1项，二等奖7项；获得“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2项，其中一等奖1项，三等奖1项；获得司法部“2002法学教材和法学科研优秀成果奖”三等奖1项。我校教师到少数民族地区的调研报告，有2篇获得国家民委颁发的“优秀调研报告奖”。

第三，由科研处独立研究开发，切合我校教师科研实际和科研管理工作需要的“基于校园网的科研管理信息系统”，已于2002年底进入试运行阶段。科研处还对全校各院系负责科研工作的办公室主任及相关人员进行了操作培训。同时，对教育部开发的《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信息系统》也进行了培训，并颁发了科研处编印的培训手册。我们的目的在于全面提高全校科研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第四，在各院系的共同努力和大力支持下，科研处完成了对我校50多家科研机构的评估工作。我校现有57家研究所（中心），其中许多科研机构在学校的指导下，开展了大量的学术活动，沟通了我校与外界的学术联系，扩大了我校的学术影响，并争取到大笔的科研经费，增强了我校的科研实力，活跃了学术空气。但是，也有极少数科研机构连续几年没有开展活动，实在有点名不副实。为确保我校科研机构的良性发展，科研处在2002年12月31日前，对全校科研机构进行了一次认真评估，对位于前6名的科研机构给予表扬和奖励，对位于最后的4家予以撤消。

第五，经过我校科研工作者和科研处的共同努力，我校科研管理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获得了上级有关部门和北京市社会科学规划办的肯定和表彰，科研处被评定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首批“二级管理单位”。这对我校教师申报北京市的科研课题，以及促使我校科研管理工作上水平、上档次，无疑是一股强劲的东风。

第六，积极采取措施，加强与国家民委、教育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联系，落实三家共 2 建中央民族大学的协议，力争我校在科研工作、学科建设等方面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11月份，科研处负责人分别拜访了国家民委教育司、教育部社政司和民族教育司的领导，请求他们在科研项目立项等方面给予政策上的倾斜。

第七，起草了《中央民族大学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中央民族大学教师学术道德规范条例》、《中央民族大学精品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章程与管理条例》等规章。这几个《条例》（草案）今天一并提交大家讨论，请大家积极发表高见。

第八，学校组织了29场《民大学术论坛》。各教学、科研单位一直对学校举办《论坛》非常重视和积极支持。不少单位邀请了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来我校讲学或者作学术报告，这对于增强我校的科研学术气氛，开阔学生视野，在师生中间形成崇尚科学的良好学术氛围，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第九，科研处组织编写了2001年《北京社科年鉴》——我校的科研工作概况；编辑印发《民族研究信息》共4期；编辑印发《科研通讯》共4期；编辑印发2001年《中央民族大学科研成果目录》。为全校教职员工了解我校科研信息，以及上级主管部门和其他单位及时了解我校的科研动态，提供了方便。

第十，协助和配合人事处、研究生院抓好学校分配制度改革工作与硕士点、博士点的申报工作。协助和直接参与“211工程”办公室，抓好“211工程”“九五”验收工作，以及协助和帮助“211工程”办公室，做好“211工程”“十五”立项审查的准备工作。

下面我向大家报告我校2003年科研工作要点。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在新的一年里，科研处将以“三个代表”为总的指导思想，以国家民委、教育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三家共建中央民族大学，以北京市政府筹备2008年奥运会，以西部大开发为发展契机，在校党委、校行政的正确领导下，励精图治，勤奋工作，力争使我校科研事业再迈上一个新台阶，以实际行动落实党的“十六大”制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具体地说，就是要着力抓好如下十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与国家民委、教育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联系，落实三家共建中央民族大学协议的内容，力争我校在科研工作、学科建设等方面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我们准备通过今天召开的部分中青年教师科研工作座谈会，从大家的论证选题中遴选出15项左右以前未做过的，有前瞻性的，对我校未来的发展、对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对北京市有重要影响的科研大项目，请求国家民委、教育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有关单位和部门给予资金支持。

第二，围绕西部大开发、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定期地召开中青年骨干教师学术座谈会，逐步形成我校学术研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不同的方式推出大家的科研成果。譬如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出版研讨会论文集或者请学报开辟“中青年学术论坛”，推出大家的研究成果。

第三，积极协助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历史系分别开好“阿尔泰学、神话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清史、满族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协助各院系开好较大规模的国内学术研讨会，如藏学研究院的“海峡两岸藏族文化学术研讨会”，等等。

第四，继续完善科研处“基于校园网的科研管理信息系统”，并以此为契机，提高学校与各个院系科研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第五，加强管理和监督工作，切实保证我校“十五”科研规划首批73个重点项目的顺利实施。科研处准备在2003年5月、10月，分别对73个学校重点项目进行抽查，落实项目进展情况，及时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力争出精品、出佳作。科研处还在“211工程”“十五”建设项目中立了《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子项目》，计划投入300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全校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学术研究。

第六，完成《中央民族大学精品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章程与管理条例》的起草、修改工作，3 力争在2003年3月份提交学校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后立即付诸实施。

第七，继续举办好“民大学术论坛”，继续做好编发《民族研究信息》、《科研通讯》的工作。内部刊物要当作公开刊物来办，要精益求精，办出特色和水平。从2002年第4期开始，我们已将《科研通讯》分别赠送给有关部门领导和另外5所民族院校的科研部门，扩大我校的学术影响和知名度。

第八，做好《2002年科研成果目录汇编》的审查和编印工作。

第九，组织好2003各类规划项目、基金项目的申报工作，以及前期项目的结题工作。启动学校“十五”科研规划项目经费中还没有启动的100万元，这100万元已经校学术委员会授权，2003年开始启动，科研处正在起草经费使用和管理办法，一经批准即投入使用。我们一定要把它用到科研急需的地方去，用到刀刃上。使它真正起到“扶持青年，奖掖中年”的目的。

第十，着重抓好我校“211工程”建设。我校“十五” “211工程”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和核心，把工作重点放在重点学科、公共服务体系和师资队伍的建设上，以此带动全校各方面工作的发展。要坚持高标准、高水平、严要求和跨越式发展的指导思想，推动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加快培养我校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出一批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要坚持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的原则，确保若干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带动学校整体水平的提高。在坚持我校传统特色和办学优势的基础上，形成更加鲜明的特色和学科优势。要汇集学科队伍和科研力量，进一步建设好我校已有的国家文科基地，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使之成为把我校“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民族大学”的坚实基础，争取使我校学术研究水平和学术研究成果再上一个新台阶。我们还要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对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实施规范化管理，并组织、协调好其与各个院系的科研合作关系。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朋友，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良好氛围。”这是党中央赋予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一项极其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就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全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要互相学习，优势互补，密切合作，共同进步。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彰显人文精神，进一步发挥我校人文学科的优势作用，以此促进和带动理工学科的快速发展。去年12月中旬，我校领导和理工科院系的负责人参加了“国家民委与中国科学院共建民委所属院校的合作签字仪式”，这将是我校理工科院系获得大发展的一个良好契机。无论文科还是理科，学术研究一定要求真务实，学术发展一定要求新求真。科研工作者一定要认真读书，多思慎思，注重学术积累，厚积薄发，出精品、出佳作。要不断通过学术研究和学术质量的提高，带动和加强我校基础课程和重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要进一步提高科研处的科研管理水平。科研处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国家民委“十五”重点课题的管理工作；加强对北京市原有“十五”科研课题的管理，尤其要做好新上项目的预审、立项、验收工作；加强对我校“十五”科研规划首批重点项目的跟踪管理，提高科研处与各院系科研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在新的一年里，科研处的全体工作人员，将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教职工服务、为科研工作者服务的意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把科研处办成“科研工作者之家”。科研处还将同全校教职工、科研工作者一道，认真学习党的“十六大”文件，深刻认识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积极进行 4 创造性的工作和理论探索，努力为推动理论与实践发展做出贡献；增强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意识，深入开展带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课题的研究；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做出贡献；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树立起中央民族大学的良好师德风范；坚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勤奋工作，与时俱进，为发展和繁荣我校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而努力。

谢谢大家。

2007年12月19日，宋才发教授在贵州民族大学做学术讲座，张泽涛教授做点评

2007年12月19日，宋才发教授在贵州民族大学做学术讲座，学生现场提问

第四篇：宋才发：四川都江堰、青城山文化景观探讨

宋才发：四川都江堰、青城山文化景观探讨

四川都江堰、青城山文化景观探讨

宋才发

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博物馆，北京 100081）

一

都江堰位于四川成都平原西部的都江堰市，距成都约50公里处，地处北纬30°52′—31°01′，东经103°25′—103°38′，面积1211.2平方公里，人口62万人，被誉为“天府之源”、“镇川之宝”。都江堰古时属都安县境而名为“都安堰”，又称“湔堰”、“湔堋”，宋元后开始用现名“都江堰”①。都江堰创建于公元前256年左右，距今已有2250多年的悠久历史。当时的秦蜀郡太守李冰，根据当地的地理特点并借鉴前人治水经验，巧妙地利用岷江出山口处的特殊地形，在恰当的位置选址作堰，顺应自然规律利用高低落差，在生产工具和施工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采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凿离堆、穿“二江”（郫江、检江即今走马河、柏条河）化害为利，自流灌溉成都平原，造就了中外闻名的天府之国，使成都平原成为中国著名的粮仓。具体地说，李冰就是利用鱼嘴分水堤从岷江引水灌溉，枯水期自动将岷江60%的水引入内江，40%的水排入外江；遇洪水时能够自动将60%的水排入外江，40%的水引入内江②。都江堰建于岷江弯道处，江水至都江堰，含沙量少的表层水流向凹岸，含沙量大的底层水流向凸岸，将洪水冲下来的沙石大部分从外江排走。进入内江的小部分沙石，利用伸向江心的虎头岩的支引、宝瓶口的节制和“离堆”的顶托，将大部分沙石从“飞沙堰”、“人字堤”排入外江，使宝瓶口引水口和灌区干流免遭泥沙淤塞；利用宝瓶口引水口控制进水量，既保证了灌溉用水，又防止了过量洪水涌入内江灌区造成灾害。都江堰是成功地运用自然弯道形成的流体引力，自动引水、泄洪、排沙的典范。在建堰时，李冰还在江中埋石马做淘滩标志，立“三石人”来观察水情消长，开创了中国古代水情测量的先例。据《永康军志》载:“春耕之际，需之如金，号曰‘金灌口’”。因此，宝瓶口（古时又名“金灌口”）是内江进水的咽喉，能够自动调节进入灌区的水量，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成为天府粮仓③。经过2200多年的发展，成为集防洪、灌溉、运输、发电、水产养殖、旅游及城乡工业、生活用水为一体，综合效益巨大的大型水利工程，开创了中国乃至世界水利工程之先河。

都江堰是当今世界年代久远、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它不仅是中国水利工程技术的伟大奇迹，也是世界水利工程的璀璨明珠。都江堰流传着许多美好的民间传说。战国后期秦楚两霸争夺天下，秦为实现一统天下大业，便将“得蜀则得楚，得蜀先治水”列为秦的根本国策。蜀居楚之上陆路不通，自古以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④，如水上运兵攻楚，则旦夕即至。秦出于政治目的遂派李冰治理岷江，所以有“秦并六国，自蜀始”的说法。都江堰由渠首工程和灌区两大部分组成。渠首工程在四川省都江堰市城西1000米处，它是灌区的中枢，保护面积231.5公顷。都江堰能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就是渠首位 作者简介

宋才发（1953—），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原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① 刘耀编著：《中国绝色风景》，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页。② 李振湘著：《世界遗产中国行》，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页。③《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5页。④ 吴丈蜀主编：《历代诗词曲佳句名篇大全》，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29页。置选址科学，工程与地形条件配合巧妙，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具有布局合理科学系统的完整性。渠首工程选在成都平原顶端，海拔726米，为全灌区制高点，它接纳了岷江上游丰富而稳定的水资源。渠首工程由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引水口、飞沙堰溢洪道三大主体工程和百丈堤、人字堤等附属工程组成，是一个分流引水、溢洪排沙相结合的生态系统工程。都江堰的创建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合统一，是全世界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①。它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水利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世界水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不愧是中华文化划时代的杰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灌区范围的扩大，从1936年开始，逐步改用混凝土浆砌卵石技术对渠首工程进行维修、加固，增加了部分水利设施，古堰的工程布局和“深淘滩、低作堰”，“乘势利导、因时制宜”，“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等治水方略没有改变，都江堰发挥的效益越来越大。据1998年文字资料记载，实际灌溉面积达到66.87万公顷，同时为四川50多个大中城市，数百家工矿企业提供了工业和生活用水，成为世界最佳水资源利用的典范②。历代政府对都江堰水利工程都非常重视，逐步完善了管理机构，建立了岁修、防洪等维护制度，积累和总结了“六字诀”、“三字经”、“八字格言”等宝贵的治水经验，使古堰持续发展相沿不废。都江堰与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相比，其构思、设计、选址独具匠心，它是自然生态、科学文化、人与自然紧密协合的伟大创举，中国乃至世界其他任何古代水利工程都无与伦比③。1872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称赞“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善，世界各地无与伦比。”1986年国际灌排委员会秘书长弗朗杰姆，国际河流泥沙学术会的各国专家参观都江堰后，对都江堰科学的灌溉和排沙功能给予高度评价。1999年3月联合国人居中心官员参观都江堰后，建议都江堰水利工程参评2000年联合国“最佳水资源利用和处理奖”④。

李冰纪念馆位于都江堰市区西1公里的二王庙⑤内，于1992年4月1日建成开放。纪念馆坐落在二王庙东侧山麓，占地面积2900平方米，主体建筑高18米，墙面用大理石、瓷砖贴成。二王庙位于都江堰左岸玉垒山麓的山坳中，隔江与鱼嘴相望，原为纪念蜀王杜宇的望帝祠，南齐建武年间（公元494—498年）改祀李冰（称“崇德庙”）；972年铸塑李二王像，因父子二人相继被敕封为王。清代建造“二王庙”，占地面积5.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建筑布局，轴线多次转折，以大殿中心为祭祀、饮食、住宿的功能要求，从纵横两个方向组成井然有序、主次分明、功能各异、整体性强并带有浓厚川西民居风格的建筑群。庙前左右各有一座临街楼，与照壁疏江亭长廊连接，形成自横向入庙的通道。沿石阶上依次为乐楼、灌澜亭、灵官殿、大照壁、山门、李冰殿、二郎殿，然后右行是铁龙殿及食宿区，左行为堰功堂、圣母殿、老君殿及新建的后山门。大殿为穿透式木构架、双脊重檐歇山式建筑，面阔7间34米，进深5间22米，高18.5米。山门为三重檐坎山式顶建筑，门额上部均用凤凰窠装饰，重重飞檐翘角，气势十分壮观。门额正中“二王庙”匾额，为冯玉祥将军所书。庙内崇敬李冰治水功绩、记录前人治水经验的石刻、诗碑、匾额、楹联，举目可见。主殿分别供有李冰及二郎的塑像，造型明朗、新颖、庄严、肃穆，富有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庙中还珍藏有治水名言，诗人碑刻和闻名的治水《三字经》、《八字诀》，还有光绪帝御笔的“功昭蜀道”，以及张大千、徐悲鸿、关山月的墨宝。展厅分为生平简述、古堰丰碑、泽惠天府、千秋景仰四部分，概要的介绍了李冰的生平、创造都江堰的历程和科学技术成就、富国利民 ①②《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4页。《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5页。③ 世界古老的著名水利工程中，古巴比伦王国建于幼发拉底河上的纳尔——汉谟拉比渠和古罗马的人工渠道都早已荒废，只有都江堰独步千古，永续利用，长盛不衰。④《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5页。⑤ “二王庙”位于都江堰玉垒山腰，前临都江堰，因在五代以后，李冰父子相继被封为王，后人为纪念李冰父子而称之为“二王庙”。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及人们怀念敬仰李冰的景况，展示了鲜为人知的文物20余件及史、志、典籍。附馆陈列着毛泽东、江泽民、董必武、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及海内外著名人士的诗文、书画等。“二王庙”从古至今不但香火鼎盛，而且在历史上一直既有官方主持的祭典活动，也有民间祭祀活动。传说旧历六月二十四日是二郎生日，因此川西受益区群众不辞艰苦跋涉，扶老携幼，带着祭品来庙祭拜，每日络绎不绝的香客多达万人①。

离堆又名灌口山，原系湔山虎头岩的一部分，李冰开凿宝瓶口后成为孤丘②。宝瓶口是前山，今名灌口山、玉垒山，伸向岷江的长脊上凿开的一个口子，它是人工凿成控制内江进水的咽喉，因它形似瓶口而功能奇特故名“宝瓶口”。留在宝瓶口右边的山丘因与其山体相离故称离堆。离堆位于市区西部，占地面积约60000平方米，由于宝瓶口自然景观瑰丽，有“离堆锁峡”之称，属历史上著名的“灌阳十景”之一。离堆古时为果园，宋代魏了翁《永康军花洲记》：“永康之城南曰花洲者，俗号果园”，清末为桑园；1925年改为“都江公园”（翌年更名为“离堆公园”）。离堆大门联云：“完神禹斧椎功，陆海无双，河渠大书秦守惠；揽全蜀山水秀，导江第一，名园生色华阳篇。”歌颂李冰治水功绩，描述公园特色。这里三面绝壁，直对惊涛，与附近山、水、城、堰、古迹、津梁交相辉映，更显雄伟。建筑群不强调中轴线，老王殿、铁佛殿、玉皇殿等单幢建筑依地势逶迤而上，前部封闭，后部开敞。玉皇殿后有“观澜亭”，登亭眺望皑皑雪山，滔滔江水尽收眼底。伏龙观原系晋代为纪念青成隐士修的范贤馆。后因李冰降伏孽龙伏在离堆之下，故于北宋初年改祭李冰并取名伏龙观。伏龙观又名老王庙、李公祠、李公庙等，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900平方米。伏龙观有庙宇三重：前殿塑有公元168年(东汉)所雕的高2.9米，重约4吨的李冰石像，还有东汉堰工石像、唐代金仙和玉真公主在青城山修道时的遗物飞龙鼎。伏龙观中文物甚多，如树立在正殿中的东汉李冰圆雕石像，1974年迁建索桥时于3号桥基坑出土。像用灰白砂岩琢成，高290厘米，肩宽96厘米，厚46厘米，底部有一方榨，长18厘米。石像冠冕长衣，手置胸前，面含微笑，两袖和衣襟上各有浅刻题记一行。1975年8月18日加座竖立在伏龙观正殿中。正殿右侧竖立的堰工石像，是1975年1月18日在都江堰外闸下开挖护滩时发现的。石像宽衣重袖，持插而立，通高1.85米，肩宽0.7米；插高0.28米，宽0.25米，插把长1.34米。石像头部已被冲毁，背部冲蚀严重。正殿中的飞龙铁鼎是唐容宗女玉真公主故物。鼎重约千斤，上有8条飞龙和云纹花卉，是不可多得的古代铸造精品，1978年10月移入观中陈列。

安澜索桥是我国古代人民利用本地竹木资源创建的桥梁形式之一。索桥位于都江堰渠首鱼嘴处，横跨内外二江，全长261米，为古代沟通岷江东西两岸的交通纽带。宋淳化元年（公元990年），大理评事梁楚知永康军重建后称“评事桥”。明末毁于战火，清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贵州大定府何先德夫妇募捐重建，以碗口粗竹缆十根平列，上铺木板为桥面，两旁有较细竹缆为扶栏，两岸行人可安渡狂澜，故名安澜桥（时人又称夫妻桥）。安澜索桥全长约500米，现在的桥下移100多米，将竹索改为钢索，承托缆索的木桩桥墩改为混凝土桩，桥身也缩为240米③。坐落于都江堰首鱼嘴上横跨都江堰市区内江的南桥，元代称凌云桥，清改称普济桥，是连接南街与复兴街之间的一座廊式古桥。历史上屡有毁建，1958改木桥桩为钢筋混凝土墩，增建了牌坊形桥门，正式命名为“南桥”。1979年改建，桥5孔、长50米，加高了桥身，增建了桥亭、石阶、花圃。修葺后的桥头飞檐翘角，各种人物、动物雕塑，生动逼真；桥身雕梁画栋，桥廊屋面琉璃瓦与山水一色；桥廊两侧还增饰了名人题记的诗词、书画、楹联、匾额，成为吸引中外游人的胜景。近年来离堆又新建了清溪园、天府源茶庄、堰功大道，改建了荷花池，素有“川西第一名园”之美称。

二

①② 周剑锋编著：《西南民情之旅》，湖南地图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刘耀编著：《中国绝色风景》，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页。③ 刘耀编著：《中国绝色风景》，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青城山位于都江堰市城南距都江堰市中心约16公里（距成都75公里）处，属邛崃山脉南段的东支，以大面山（又名“赵公山”、“丈人山”）为主峰，青城山的山体由红色砾岩和沙泥岩构成，属丹霞地貌形态。由于构造抬升与流水切割等的作用，形成了群峰耸立、峰峻坡陡、涧壑幽深的地形。36峰姿态飞舞多变，每一峰都有茂密的植被覆盖，遂使山色郁郁葱葱，轮廓线条柔和，随着山谷的起伏，处处幽深清静，峰峦叠翠，状若城郭故称青城。青城山素有“洞天福地”、“人间仙境”之誉，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省级旅游度假区，与大熊猫的故乡卧龙自然保护区相接，与世界级风景名胜区九寨沟、黄龙寺遥相呼应，自古以来就是川西平原旅游热线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城外诸峰环绕，山上树木茂盛，山路两旁古木参天，浓荫覆地，四季常青，故名“青城山”。青城山分青城前山和青城后山。前山景色优美文物古迹众多；后山自然景物神秘绮丽、原始华美如世外桃源。青城山与都江堰地处四川成都平原西缘，是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接合部，也是中国西部两大地形阶梯的转折点，是两大植物区系的交汇区。保护区内地形复杂、气候多样，为生物的形成和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青城山背靠岷山雪岭，面向川西平原，群峰环绕，状若城廓；林深树密，四季常绿；丹梯千级，曲径通幽，素有“青城天下幽”之称①。青城山位于都江堰渠首工程南侧，从岸边迅速隆起，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名山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它背靠千里岷山，俯临成都平原，层峦叠嶂，自古就以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众多的人文景观驰誉中外。青城山保护面积1522公顷，有36峰、8大洞、72小洞、108景②。龙溪自然保护区位于都江堰渠首工程北侧，其地形从最低海拔726米逐步抬升，最高峰光光山海拔达到4582米，形成鲜明的植物带谱。生物多样性丰富、独特，是国宝大熊猫重要分布地之一③。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空翠欲滴是“幽”；荆溪白石，飞瀑连珠是“幽”；曲径蜿蜒，林木遮天是“幽”；云雾缭绕，烟波四起是“幽”；宫观藏趣，自然天成也是“幽”。同时，它又体现了以“金鞭岩”为代表的“雄”的特色；以“降魔石”为代表的“奇”的特色；以“掷笔槽”为代表的“险”的特色，满山密林，日穿不透，直与峨眉争秀色④。

青城山确实有“幽”的特点。由于历代开拓者为上山的人设想，在上山的路途中，游人每行10分钟左右就可以看到一座小亭。这些小亭有的建在路旁，有的建在石桥上，它们与周围景色颇为协调，而且越往上走亭距越短，因为游人越感到疲劳就越需要多休息几次。游览青城山的乐趣，就在于沿着浓荫密布的石阶山路拾级而上，看眼中的绿意盎然，听溪涧的流水淙淙；来到一处道观就可以坐下来喝一杯茶，欣赏观中建筑和所藏文物。青城山风景区内生态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有大熊猫、川金丝猴和珙桐、银杏等动植物，有36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和亚洲规模最大的杜鹃专类植物园和苔藓园。代表性旅游景区有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青城山、国家级森林公园龙池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溪——虹口，目前基本形成以世界遗产观光为主，集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旅游产品体系，是四川旅游发展重点地区。该区以大规模的珍稀动植物、舒适宜人的气候、优质的生态环境为特征，是距离特大中心城市最近的世界级生态旅游区。今后发展重点是切实有效保护世界遗产，加大遗产科研力度，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都江堰水生态文化；以青城山、龙溪——虹口为主要依托，大力开发生态度假旅游项目，建设青城山道教文化生态旅游度假区、青城镇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区、龙溪——虹口生态度假旅游示范区、紫坪铺水体生态度假区等。根据资源特征和市场需求，开发多层次、多元化的生态旅游活动项目，包括青城山徒步旅行、龙池滑雪、滑草、溜索、白沙河漂流、虹口原始森林徒步穿越、青城镇生态农业观光和乡村度假等；加快都江堰生态旅游城市建设，打造“西部绿城”，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构建城市景观绿地生态系统。植被 ①② 青城山“青城天下幽”的美誉，意思是在天下名山中，青城山是最幽深、恬静的。

《中国文化遗产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文化遗产年鉴2006》，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李振湘著：《世界遗产中国行》，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③《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4页。④ 刘耀编著：《中国绝色风景》，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页。丰富的青城山不仅是道教的圣山，还拥有730多种木本植物和大量珍贵药材。唐太宗时代道士孙思邈来到了青城山，他在这里采集了大量药材，研究了解各种药性，撰写了医学著作《千金方》。因为这本至今仍然是中医必修的典籍，孙思邈被后人称为“药王”。

青城山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之一。早在公元前2世纪，秦王朝即将青城山列为国家祭祀的18处山、川圣地之一。青城山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汉安二年（公元143年），道教创始人张陵（又名张道陵）选中青城山深幽涵碧的赤城崖结茅传道，次年定居天师洞，立24治（教民区）。他用先秦“黄老之学”创立了“五斗米道”①，青城山便以道教发源地和天师道祖山、祖庭名标史册。张陵四世孙张盛后裔在龙虎山建天师府后，历代天师均要到青城山朝祖②。汉晋之际道教逐渐兴旺，范长生移居青城山，助李雄建立成汉政权，蜀中一时安定繁荣，天师道成为成汉政权和蜀民的精神支柱。公元618—907年间，唐王朝崇奉道教，我国道教进入一个繁盛时期，青城山尤其兴旺。唐僖宗封青城山为“希夷公”，亲草祭文，命青城山修灵宝道场周天大醮，设醮位2400个（道士设坛做法事）。明代青城山道教所传属于全真道龙门派。全真道与原来的天师正一道不同的是，它主张修道者要出家投师，住庵当道士不娶妻室、不吃荤腥，创立了一套养身习静的修炼方法。道士住山自然对宫观的维护和山林的栽培更为重视。明朝末年战乱不断，青城山道士逃走。直到清康熙八年，武当山全真道龙门派道士陈清觉来青城山主持教务，才使局面重新改观。后来陈在四川官员的帮助下，得到康熙皇帝的钦赐御书“丹台碧洞”，并封他为“碧洞真人”。至此中国道教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山中道观达40多处，先后演变成7个教派。8世纪中叶，一名叫做清虚子的道士，在一次使用硫磺、木炭和硝石为燃料炼丹时发生一场意外爆炸，这次爆炸让中国人早于西方1000多年掌握了制造火药的技术。9世纪晚期，道教学者杜光庭对各派道法进行深入研究，圆融各派，成为一代宗师。他居青城近30年，著述约30部250多卷，是道教理论集大成者，影响遍及中国道教名山和东南亚各国，成为“道门领袖”之一。五代时，道教音乐进入宫廷。青城道士张孔山传谱的古琴曲《流水》，1977年被美国录入镀金唱片，由“旅行者二号”太空飞船带入太空，在茫茫宇宙寻觅人类知音③。

青城山是中国道教十大洞天中的“第五大洞宝仙九室之天”。青城山有全国最集中的道教宫观建筑群，始于晋、盛于唐，体现了中国西南民俗民风的特色。它与公元1416年所建武当山道教宫观建筑群有许多不同，如武当山体现的是宫廷建筑特色，青城山的道教建筑群自然、古老和悠久，体现出浓郁的中国西南地方特色和民族习俗。青城山道教自创建至今宗派繁衍，久盛不衰，香火未断④。青城山至今完好地保存有数十座道教宫观，珍藏着大量古迹文物和近代名家手迹。可以说，青城山是一座纵横千百年的活的“道教博物馆”。它的主要风景名胜有：（1）建福宫。建福宫始建于唐代，修建在丈人峰下，宫前有一条清溪，四周古木葱茏，环境幽美。（2）天然图画。天然图画是清光绪年间建造的一座阁。这里苍岩壁立，绿树交映，游人至此如置身画中，故将此建筑名为“天然图画”。（3）天师洞。洞中有“天师”张道陵及其30代孙“虚靖天师”的像。山东麓有距今约4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芒城遗址，在我国同时期古城址中实为罕见。这里出土的大量文物，对揭示古蜀文明具有重要意义。现存殿宇建于清末，规模宏伟、雕刻精良，并有不少珍贵文物和古树；附近还有三岛石、洗心池、上天梯、一线天等名胜。相传东汉末年张道陵曾在此讲经传道，其主殿三皇殿中供有唐朝石刻三皇，殿内现存历代石木碑刻，最著名的有：唐玄宗旨书碑、岳飞手书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等。出天师洞过访宁桥便到祖师殿，再向北去可到朝阳洞，出之则直达高台上的“上清宫”⑤。上清宫始建于晋代，现存庙宇为清同治年间所建，上有“天下第五 ①② “五斗米道”是东汉顺帝时沛国人张道陵在四川青城山创立的，因入道受教必须交纳五斗米，因之而得名。《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4—175页。③《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6页。④《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5页。⑤ 据有关资料和讲解员介绍，宫门上“上清宫”三字为蒋介石所题写。名山”、“青城第一峰”等摩山石刻①。其后山景区更有神秘的洞、大蜀王遗迹、遍布山中的飞瀑渊潭、曲桥栈道，颇具原始野趣。自中国道教在青城山创建以来，道脉繁衍，逐步从山中扩大到山外乃至全国，以后历代龙虎山的天师多来青城山朝祖。晋时青城山为巴蜀道教中心。青城山道士杜光庭对老子理论进行注释和传播，对道教理论进行研究整理，被道教界称为“扶宗立教，天下一人”。现在青城山仍是弘扬中国道教文化的主要场所。中国道教协会于1995年在青城山举行中国第二次全真派传戒教务法会，全国各大道教名山住持参加传戒。青城山住持、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傅圆天被推举为“全真律坛嗣天仙正宗第23代傅圆天大律师”②。总之，青城山是中国道教创立的圣地，它按照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形态进行创新，逐步发展壮大，使之成为中国的国教，具有突出的文化价值和前所未有的开创性。

三

都江堰青城山的英文名为:Tht Dujiangyan Irrigationg System and Mt.Qingcheng，是中国首批公布的风景名胜区之一。2000年11月29日，在澳大利亚凯恩斯召开的联合国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上，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V)(VI)，都江堰、青城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对青城山与都江堰的总体评价是：青城山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属于道教名山。建福宫，始建于唐代，规模颇大。天然图画坊，是清光绪年间建造的一座阁。天师洞，洞中有“天师”张道陵及其30代孙“虚靖天师”像。现存殿宇建于清末，规模宏伟，雕刻精细，并有不少珍贵文物和古树。建于公元前3世纪，位于四川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的都江堰，是中国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2200多年来仍发挥着巨大的经济效益，李冰治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愧为文明世界的伟大杰作，造福人民的伟大水利工程③。

依据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管理办法严格管理。1982年青城山、都江堰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后，当地政府在严格按照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保护办法进行管理的同时，出台了《四川省都江堰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等一系列实施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管理的条例和办法，确保青城山、都江堰世界遗产的可持续发展。都江堰国家森林公园位于群山环抱的龙池盆地之中，盆周山地海拔在3500米以上，盆中龙池水面海拔1800米。巨大的相对高差决定了与众不同的气候特点和植被特点，由下而上，植物随着高差垂直分布，层次分明美丽如画。由于受到严格的环境保护，这里各类高等植物达3012种，名贵的珙桐、灿烂的杜鹃，及中国科学院建立的华西亚高山植物园内的许多珍稀濒危植物异彩纷呈，是我国重要的珍稀植物基因库。在26平方公里的密林之中，动物种类也十分繁多，已知的就有11000余种，其中大、小熊猫、金丝猴、扭角羚、天鹅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区内大熊猫分为东西两个山系繁殖种群，数量约达50—70只④。这些均超过临近的峨眉山和同类遗产区，1994年被中国科学院列为全国生物多样性“五大基地”之一⑤。山青水碧，风光旖旎，被国外科学家誉为“自然博物馆”、“天然动植物乐园”。独特的地貌景观，茂密的原始森林和优美神话传说，使之风情独绝，名闻遐迩。都江堰市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都江堰市是山水园林城市，拥有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市域林木覆盖率达70%，被评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年平均气温15.2℃，空气质量和水质常年保持国家一级水平，人均寿命77.1岁,比全国人均寿命高5.7 ①② 刘耀编著：《中国绝色风景》，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281页。《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6页。③ 《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8页；《中国文化遗产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文化遗产年鉴2006》，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④《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8页。⑤《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6页。岁，获“天然氧吧”、“长寿之乡”美誉。都江堰渠首傍城，5条河穿城而过，灵岩山城区矗立，山水城林堰相融，人与自然和谐，都江堰市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良好范例奖”。

依据世界遗产管理规定加大对世界遗产保护力度。都江堰、青城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都江堰市人民政府进一步加大了保护力度，成立了都江堰市世界遗产管理机构，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遗产地进行保护、管理、监测、规划和监督等。同时按照世界遗产标准对环境进行了进一步的整治和完善。当地政府部门坚决落实监测措施，加强对遗产地自然景观、水文、地质、大气、文物古迹、生态环境等全面系统的监测，对破坏世界遗产的行为进行坚决处理和纠正；进一步完善项目报批程序，凡是遗产地保护范围内的重大建设项目，必须首先请专家论证，再按照规定程序报批。2002年开始实施的《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第4条规定：“世界遗产保护坚持有效保护、统一管理、科学规划、永续利用的原则。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第7条规定：“世界遗产总体规划，由其世界遗产地的县以上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按照规定程序审批。”①《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规定，禁止在世界遗产保护范围内建设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造成水土流失的设施，禁止进行任何损害或者破坏世界遗产资源的活动；禁止在世界遗产核心区、保护区建设宾馆、招待所、疗养院及各种培训中心等建设项目和设立各类开发区、度假区。凡不符合总体规划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必须限期拆除或者改造。譬如，2003年4月都江堰鱼嘴上游修建电站，此事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世界遗产保护专家的强烈反对，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介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为此，2003年8月29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做出决定，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进行前期工作。从而及时阻止了在都江堰鱼嘴上游修建电站的行为，使都江堰、青城山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得到了有效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得以永续传承。青城山、都江堰已跻身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重点风景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生态示范区、全国卫生城市、全国文化先进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文明风景区、国家4A级景区、国家园林城市行列，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青城山景区已通过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国际性、现代化的生态文化旅游名城已具雏形。都江堰市是国家经济实力十强县（市）文化名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国文化先进县（市）、四川省综合经济实力十强县（市），全国最早的优秀旅游城市之一②。该市旅游资源丰富，都江堰、青城山、龙池三大景区，被评为全省旅游服务综合目标管理第一名。都江堰正在按照《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第14条③的要求，大力发展以旅游为龙头的第三产业，每年接待游客400万人次以上，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达10亿元。近年来都江堰市与国际组织合作成功地举办了3次世界遗产保护和生物资源多样性保护知识培训班，邀请国内外世界遗产专家和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对有关部门的基层干部及遗产地村民进行培训，极大地增强了广大干部和市民的遗产保护意识，提高了保护世界遗产和生物多样性的自觉性。

摘自宋才发著：《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及鉴赏研究》（上卷），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397-410页

①②《中国世界遗产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世界遗产年鉴2004》，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0页。

刘刚：《都江堰市概述》，《世界文化遗产—青城山、都江堰》，中国三峡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③《四川省世界遗产保护条例》第14条规定：“按照世界遗产总体规划确定的旅游环境容量，世界遗产管理机构可以对世界遗产核心区、保护区采取分区封闭轮休制度，限制游人数量，保护生态环境。其具体方案由世界遗产管理机构制定，并经世界遗产地县（市）人民政府审核，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并予以公告。”

1998年8月5日，宋才发教授实地调研考察四川都江堰文化景观

2014年1月31日，宋才发教授携夫人夏桂霞教授在四川青羊宫留影

1998年8月5日，宋才发教授实地调研考察四川青城山文化景观

1998年8月4日，宋才发教授和儿子宋威在四川杜甫草堂留影

1998年8月4日，宋才发教授在四川杜甫草堂留影

1998年8月4日，宋才发教授实地调研考察四川武侯祠历史文化景观

2014年1月27日，宋才发教授携夫人夏桂霞教授在四川泸沽湖留影

第五篇：宋才发教授百善孝为先的感恩情怀

宋才发教授百善孝为先的感恩情怀

宋才发教授百善孝为先的感恩情怀

宋才发

来源：上海育路网

发布时间：2011-07-08

做人有孝心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人之善不在长幼，而在于诚，诚者将心比心而已。孝没有止境，止境之深在于父母老了之后，也能体察他们多种多样的诉求，而不止于温饱。人们常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现在回想和反思起来，我在40岁的时候确实还有诸多困惑，尤其是在对父母、岳父母等长辈“尽孝”的问题上，实在做得不够好。直到50来岁的时候才猛然醒悟：人生有一些事情实在难于把握，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无法懂得，一旦懂得的时候已经不再年轻。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可以弥补的，而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只能在心灵里留下永恒的悔恨和难以抹平的伤痕。“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这是启蒙读物《弟子规》中的名句。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里，以孝治天下的观点有之，以孝治家的方式更为普遍，以孝启蒙学童则成为必然。“孝”到底是什么?我以为孝是稍纵即逝的追悔、岁月间隙的链接，更是生命与生命交接处的链条，一旦断裂就永远无法连接。其实父母并不需要儿女为他们做出太多的破费和牺牲，需要的只是一点点心意。直到50来岁的时候我才真正地领悟到，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人千万不要等到父母年事已高，他们活在世上的时间越来越短时，才后悔自己未能尽到孝心;也不要等到我们的财富一天天增多时，才去悲叹父母已没有多少时间享受。任何亲人与我们都只有这一次缘分，下辈子无论你爱与不爱、好与不好都不会再见，因而应当好好珍惜每一次共聚的时光。我的儿子宋威正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思子之情有时也不得不使我这个“硬汉”偷偷地流泪，再硬的人在儿女亲情上总是脆弱的。亲情是不需要华丽包装的，我以为它就是饭桌或者窗前的彼此谈笑，柴米油盐间的琐碎细腻;有时就是满怀爱意的一个眼神，甚至恨铁不成钢的一声抱怨或者痛骂;抑或是离别后辗转低回的牵挂，抑或是重逢时相对无语的瞬间。最是亲情淡如水，正因为“淡”，所以才爱得深、恨得切，才能始终相随、历久弥香。尽管我每天不是上班、开会，就是给学生授课、写作，无法做到“常回家看看”。但是再忙我也不忘每周抽点儿时间与父母倾心地通一次电话，每隔一两年回家探望父母双亲及其他亲人，而且每次探亲必尽自己力所能及地让父母满意和宽心。只要父母健在，我就会觉得自己仍然是个孩子，是个真正有福气的人。

游子归来善邻访旧。无论是位高权重的人还是普通百姓，每个人在每个时期对于“家”的理解总是千差万别的。家是什么?我以为“家”就是事业的根。一个人因为有了根，才会有事业之树常青，才会有幸福之花常开不败。然而我在更多的时候，觉得“家”就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譬如，在外面碰到不能说的事儿必须谨言慎行，在家里却可以毫无掩饰地诉说;在外面遇到伤心的事儿必须挺住，在父母和亲人面前则可以大哭一场以获解脱。无论多么刚强的人抑或多么软弱的人，在外面呆久了，只要一想起家，心里总是热的、眼里总是湿的，因而“家”永远是每个人心口的疼痛。多少年来我有一个传统习惯，那就是到家后如果父母在田地里劳动，我立马放下行李下地干活，他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其实父母并不在乎我干了多少农活，在乎的是我忘本没有。乡亲们看到我来看望他们，主动放下劳作的工具与我拉起家常来，每当他们用激励的语言，鼓励我们这些从农家门走出来的读书人，要为老百姓“多做善事”的时候，我胸口往往涌起一股暖流，甚至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那纯朴的乡情、乡音，蕴涵着真切的关心和期待。通常我在到家的当晚，一定要沿家挨户看望比我父母高辈分或者同辈分的老人，与他们拉拉家常，喝一碗盛情端上来的家乡水。每一次回乡探望，每一次在 1 垸头驻足回顾，那乡村情结就更加牢固地盘扎在我的心坎上，是那么的刻骨铭心。尽管我本人及家人几十年来对生活始终克勤克俭，平时舍不得乱花一分钱。但是这几年每次临别时，总要慷慨地操办几桌酒菜，把年长的乡亲们请到家里聚一聚、唠嗑唠嗑。尽管这些看似很不起眼，乡亲们往往透过这些细微末节之处，去捉摸我们这些读书人，去品评每一位吃国家饭的工作人员。我匆匆归来又匆匆离去，这里留给我的是浓如酒、令人陶醉的故乡情。本质之物通常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只有用心灵才能够体验和察觉得出来。

相见时难别亦难。想故乡、思故乡，这种纯真情感古已有之。唐朝诗圣李白的一首《静夜思》：“床头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道出了一个做客他乡人的真实情怀。记得2002年春节前夕我回家探望父母，沿着儿时那条最熟悉的乡间小道，匆忙向家里赶去。那熟知的乡音土语，那终生难忘的土腥味、牛粪味、灶烟味扑面而来。在外面工作久了、回家少了，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在减少，甚至有些年轻人在稍远点的地方对我指指点点，分明在交谈和彼此询问“那个人是谁”?踏进家门我一下子愣住了，几年不见母亲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背也驼了。我的心猛然颤抖起来，泪水在眼里打圈儿，顿时有一种“天上一日、人间一年”的恍惚感。我简直不敢继续想象下去，于是转念安慰自己：母亲健在就是幸福。母亲本来是个爱说话的老人，但由于她嗓子沙哑了好多年老治不好，说话比较吃力。再加上劳作时摔了一跤，把左膀子跌断了刚康复不久，因而她除了大声地叫了一句：“儿啊，你回来了哇。”就再没有怎么多说话，只是一个劲地瞅着我，好像我这个儿子她永远看不够似的，那爱怜的眼神令我终生难忘。稍过一会儿，只见她嘴角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抹着高兴的眼泪忙着为我炒菜做饭。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又处处要强的农家妇女，无论收拾家务还是田间农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从她老人家身上，我自幼就学会了勤奋和坚强。父亲刚从外面劳动归来，瘦弱的身子比过去显得更加单薄了，与我说了几句话就不再做声，坐在一边“美滋滋”地抽他的旱烟。他老人家一辈子的毛病就是话不多，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以为我们父子之间不和呢!其实就是在这平静的神态中，常有千言万语。我以为最值得想念和铭记的，最值得与之分担苦痛、分享幸福的，就是父母那样的亲人。而这一切都是在更深的寂静中完成的，也只有这种寂静中的真爱，才让人能够听清楚一根针掉到地上的声音。每次回家尽管有那么四五天，但真正与父母待在一起促膝说说心里话，也就是刚进门的一刹那，其余时间都被安排得满满的，早出晚归忙于探亲访友、参加各种聚会和应酬。记得那次临别前我与父母说好了，第二天在家里吃完早饭再走。结果那天一早我去拜访一位前辈，在返回的路上看到父母已经提着我的行李箱等候在家门口，乡亲们也陆续望马路边走来。原来武穴市领导出于礼节派车接我到市里吃早餐，车早已到了家门口，我还没有来得及进家门就被领导们迎上了车。在我与家人彼此恋恋不舍的惜别中，意识到自己又要匆匆地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了，不免眼睛有些发热、鼻子有点发酸，心里充满了对乡亲、乡情特别是家人的留恋。每一次离别都有一份惆怅，因为我知道总有一次离开后不会再见。透过徐徐移动的车窗，我看到老父亲在擦眼泪，乡亲们在向我挥手致意。尤其是我的母亲木木地站在那里，眺望着我和行驶的轿车，那姿态不像是在送儿子远行，倒像是想迎接儿子归来。我顿时控制不住感情热泪盈眶，只好请司机师傅紧急停车。在心情急剧慌乱中我推开车门，深情地向父老乡亲和我父母站立的方向，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然后又心情沉重地双膝跪在泥泞的土地上，虔诚地向他们叩了一个跪拜礼。“这一跪”尽管算不得什么，但它毕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这一跪”是我对父母50年来含辛茹苦的深情展示，是对父老乡亲50年来关怀与期望的真情回敬。尽管“这一跪”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聊表了普天之下的儿女亲情，更体现了道德力量在瞬间的传递。

父慈子孝是人间最大的欣慰。慈父并不等于溺爱，它包括生养、鞠抚、关怀、教育等;子孝也不只是体现在赡养上，它包括孝养、孝顺、敬孝、继业、弘志等。慈孝为百善之首和仁义之本，鸟有反哺之恩，羊有跪乳之义。慈孝说到底是在血缘关系亲情的基础上，用以说 2 明教育子女是亲代的崇高使命，孝敬父母是子女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的家庭环境对于儿子宋威的成长来说理应是极为有利的，但由于我是个农民的孩子，深知端稳一个“铁饭碗”实在不易，故对于组织上和领导安排的任何工作，总是那么执著、那么虔诚、那么认真，有那么一股拼命的傻劲。加之自己又是一门心思想做点学问的人，通常把时间看得比命都珍贵，故对儿子生活关心之类的事情实在做得不够。儿子宋威的茁壮成长，完全是建立在他自觉、勤勉的基础之上的。我以为父亲教育孩子的方式，通常与母亲教育孩子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譬如，当孩子在一件具体事情上面临冲突的时候，母亲一般来说多倾向于迁就孩子;父亲则注重于立规矩，要让孩子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当孩子在学习和工作中遇到困境的时候，母亲多倾向于设法立刻帮助孩子一把;父亲则往往迫使孩子自己去发挥智慧和能力，从而使他在意志品质上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得到充分地锻炼。“诚信”既是人立身之本，也是人赖以生存的灵魂。因而在宋威小的时候，我时常叮嘱和提醒他对人要讲诚信，不要说假话、说脏话，不骗人、不骂人、不打人，不欺负比自己弱和比自己小的孩子，不随地乱扔垃圾，不做任何伤害和影响他人的事儿。偶尔他与别的小朋友发生口角之类的事儿，无论有理无理我首先批评的是他。尽管我也知道这样做确实委屈了孩子，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因之而让他懂得谦让、息事宁人的话，那么对他一辈子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大凡在孩提时代因过于溺爱、受宠，表现出“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到头来不是动刀子伤人，就是死活读不好书或者干脆不愿读书，这样的孩子后来父母就是再怎么想管也是管不住的。我在研究过许多家庭兴衰的历史之后发现，凡天下官宦人家子弟从小管教不严的，后来大多骄奢淫逸、放荡不羁，能够延续一两代旺盛之势的不太多;商贾人家一般能够延续三四代;而耕读人家由于善良、谨慎和纯朴，通常可以延续四五代;唯孝悌人家可以延续七八代。像我这样出身贫寒家庭的孩子，必须义不容辞地教育后代切忌贪慕奢靡，千万不可养成懒惰的恶习。因而我的生活方式极为简单和单调，每天有空就是趴在桌子上读书、做学问，这一点不能说对儿子宋威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我以为男孩对男性的认识多是从父亲开始的，父亲就是儿子第一个男子汉的形象，父亲在培育和锻炼孩子男子汉气概，树立独立、负责和进取精神上负有重要的责任。事实雄辩地证明，宋威不仅是一个谦恭礼让的好孩子，而且继承和树立了孝敬父母的良好品质，这一点相对于当今某些独生子女来说，就更显得特别珍贵。譬如，他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一年级的时候，既要完成导师交给他博士阶段的学习和研究任务，同时又要完成硕士阶段做硕士学位论文的任务。但他还是很懂事、很孝顺地自己规定自己，每周周日晚上8：30左右准时地给父母通一次越洋电话，或通报他学习情况、或报个平安。他每次讲的话并不多，从来不向我们提出任何让我们哪怕稍有一点难办的要求，而且能够耐心地倾听我们不厌其烦地唠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即使儿子只身远在异国他乡，每逢传统佳节听着孩子在电话里的欢声笑语，也仍然感到其乐融融。儿子宋威不只是我们永远的骄傲，而且是我们终身的安慰。

(选摘自宋才发教授自传《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