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韩国《腐败防止法》难阻总统腐败
韩国《腐败防止法》难阻总统腐败
近20年来,韩国历任总统似乎都与“腐”结缘,要么本人,要么家人,个个牵涉贪腐丑闻。即使当初背着清廉名声,战战兢兢走完任期的上届总统卢武铉也难逃一个“腐”字。目前,卢武铉的腐败案还未终结,但韩国媒体已开始进行反思——为何总统腐败屡禁不绝?
其实,韩国对公务员子女从政经商监管非常细致,官位越高,腐败的处罚越重。韩国拥有一套相对完善的《腐败防止法》。为何这么严格的制度,最终却不能监督最高层的腐败?韩国媒体认为,“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是腐败最大温床。“总统总务秘书本应该承担监督总统家人、亲属和青瓦台员工的重任,但卢武铉却将这一要职给予了自己的童年‘玩伴’”,韩国媒体评论指出,“这就如同左手监督右手。”
为此,韩媒体呼吁,现在最应该做的,首先是增强选拔总统方式,确保品格高尚的人领导国家;同时,应该对总统府人事任用进一步“把关”,不能再让裙带关系污染韩国政坛。
(摘自《新京报》4月26日 颜颖颛/文)
第二篇:如何防止官员腐败
论述题:如何防止官员的腐败
在导致腐败现象产生的诸多因素中,对权力监督的弱化是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对国家权力的监督是各种组织和个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所实施的监察和督促。对权力的监督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是实现国家权力系统内在稳定的必要机制和防范权力腐败的根本性措施之一。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
改革开放以来,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能乘隙而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围绕加强监督机制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但从全局来看,还缺乏一个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善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措施。现有的一些准则、规定、制度在数量上不算少,但对权力的约束力,远未达到法律上应达到的强制性程度。此外,监督机构分散,缺乏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整体配合差,领导关系与监督关系合二为一,难以发挥应有的制约力和整体监督效能,致使一部分掌握实权的权力机关和权力行使者,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监督。
有效监督的实现有赖于完善的社会监督体系的建立。构建政府体制内的监督机制和政府外部的监督机制。在政府体制内监督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政府外部监督机制的作用,建立起有人民群众参与的、对权力运行过程的全方位监督。当前监督体系建设的重点所在是要健全政府外部的监督机制。现在的监督体系总是权力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反腐败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应该建立各种联系和沟通的渠道,积极发展和完善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监督体系,不断扩大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参与度,保证人民群众可以便捷地实现对政府权力运行的监督。在制度反腐实践中,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以及人民群众团体的监督作用。
另外,权力监督的重心应当由结果控制转向过程控制,对权力运行过程进行制约和监督。长期以来,我国的权力监督工作重点主要放在对权力运行结果的监督上,对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始终缺乏力度。而权力运行过程恰恰是遏制腐败发生的主要环节。相比结果信息而言,过程信息更容易真实反映腐败问题的实质。尤其在行政审批、财政管理、投资、干部人事,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是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的制约和监督。在对这些领域科学配置权力职能、规范权力运行程序的基础上,拓宽和畅通过程监督的渠道,充分发挥各监督主体的积极作用,建立起对权力运行过程的制约监督机制,有效预防政府决策制定、决策执行等过程环节中腐败现象的发生。
第三篇:腐败
反腐败问题
腐败的问题,似乎在我国社会中成了个难以克服的痼疾,也成为人们经常议论的一大话题。反腐倡廉反复搞,似乎成效不大,因此我想现在也该针对腐败产生的原因,对腐败与防腐败的问题多作些经济学的分析,以便找到更有效的对策。腐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不在于当事人品德的好坏、水平的高低,而在于规定着人们行为方式的那一系列体制。
为什么当前中国的腐败犯罪现象不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仍在恣意蔓延呢?追根究底,是有一腐败分子手中握有权力。没有权力,这些人想腐败也腐败不了,想堕落也难以堕落。腐败同集权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竭力谴责腐败分子个人如何如何时,同时应当在更深的层次上探究腐败形成的社会原因。
反腐败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的重要任务。我们的党和国家对反腐败工作历来十分重视,从建国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和经济处于转型期,许多法律和制度还不够完善,导致腐败现象有抬头的趋势。近年来,党和国家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一批腐败分子纷纷落网,反腐败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坦诚地说,反腐败工作任务还很重,腐败现象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因而探讨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们党和政府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工作方针,不断加大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取得了廉政建设反腐工作的新成效。但就目前情况来看,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仍然还很不理想,暴露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依然任重道远。新形势下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抓好腐败治理的工作。
预防腐败犯罪的根本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建立在对产生问题原因的认识基础上的。如果方法本身不是建立在科学认识问题的基础上,那么,这个方法便是盲目的,脱离实际的,从而是毫无效果的。即便是符合了实际,那也是不自觉的,也就大大影响了预防的效果。从上述对贪污受贿的根本原因的分析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要预防此类腐败行为的发生,最根本的方法,不是要消灭权力或者减少权力,因为权力本身不是腐败产生的原因;而且,只要人类社会存在,权力就必然相伴存在。减少权力,当然能够减少腐败产生的条件从而减少腐败,但我们讨论的是如何预防掌权主体的腐败,这是两个不同的课题。同样,这个方法也不是要消灭掌权主体的自身利益。如果能够做到这点,当然很好,很有效。没有自身利益,大公无私,掌权主体完全和公权融为一体,产生腐败的可能性也就一点没有了,但是,我们能做到这点吗?
预防和抑制腐败犯罪应采取以下措施:
1、完善权力制约机制,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滥用权力的结果。而权力之所以能滥用,正是缺乏必要的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的缘故。因此,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是反腐败的必由之路。我们认为,对领导干部除了重视道德教育外,还要进一步完善权力制约机制,双管齐下,这样才能更好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如何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呢?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体制,应该重点放在限制个人权力,完善集体决策机制上。个人决策权力太大,就容易产生专权,权力就容易脱离控制从而导致腐败产生。
2、进一步完善司法独立制度
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也是最危险的腐败。因而遏制司法腐败显得异常的重要。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客观地说,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等现象仍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威信。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使中国走向民主法制和文明富强的社会。但是,目前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方式多是直接领导,个
别领导干部置党纪国法不顾,滥用手中权力,把司法机关当作自己的私人的工具,用来谋取私利,有时直接干涉司法机关办理具体案件。有些身居要位的腐败分子,司法机关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开展工作,不敢监督,监督不了。
3、增强反腐透明度,加大对腐败的处罚力度
我们认为,反腐败工作也一样,必须增加其透明度,这样才能增强效果。现在,我们国家对腐败现象曝光严格控制,发挥不了新闻媒体应有的舆论监督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许多腐败分子不怕党内通报和检讨,就怕媒体曝光。正是媒体没有揭露社会丑恶现象,没有给腐败分子曝光于世人面前,从而也在一定程度助长了腐败现象的蔓延,使腐败分子毫无畏惧之心。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支持新闻媒体大胆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揭露,对腐败分子曝光。让腐败分子无藏身之地,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对腐败处罚不力,也是造成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4、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 政府规模和政府职能的协调发展,只有合理确定和配置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才能防止行政权力过于集中,才能保证行政权力在适度的范围和领域内发挥作用,减少行政权力的滥用,才能够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在管理方式创新中规范行政权力,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要科学设计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建立起客观公正的评估机制,对政府管理效益、效能进行评估。要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建立信息网络监察,实现全程及时监控,监督由事后变为事前,由柔性变为刚性,这样可以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5、强化法治意识,构筑牢固的党纪国法防线 要从抓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入手,着力使他们深刻理解,建设法治国家是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然趋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要引导他们确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正确认识和处理权与法的关系,防止和克服权大于法的现象;使他们增强民主平等意识,克服等级观念、特权观念,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强化以法制权的监督制约机制,强化对领导干部职权行为的监控,对权钱交易,买官卖官之类腐败行为,要实施重点防范,要完善加强事前、事中监督制度,强化对领导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防范预警机制,切实改变监督滞后状况;加大对打击报复举报人行为的查处力度,切实保障群众依法行使民主监督体制,并通过政务公开等制度,加强对权力运作过程的民主监督。做到依法制权,以权制权,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加强查纠监督,要把党员干部的职务行为纳入法制轨道。要大力纠正执纪执法偏软偏宽的现象,加大对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
7、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预防贪污受贿行为的发生,就是要使掌权主体在主观意识上筑牢思想防线,预防和铲除自私自利观念,阻断公权与私利的结合。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人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存在意义之所在,使国家工作人员真正看到,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向社会索取了多少,而在于向社会贡献了多少。他向社会的索取是分母,向社会贡献是分子,索取越多,相应地自身价值就越小;贡献越大,相应地他的价值就越大。自觉地讲奉献,体现人生的价值。从反面看清楚,自繁育自利,巧取豪夺,贪污受贿,必然导致自身价值的大跌,甚至成为一个负价值的人,最终为社会和人民所唾弃。树立了这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人,就能抵挡任何黑色的诱惑,堂堂正正地做人。
8、培养高尚的从政道德。
道德是规范人的言行的行为规范,它是从内在方面对人长期地为进行制约,因而是预防贪污受贿的十分有效的方法,一个具有了崇高职业道德,便是具有了政治良心的人。所谓政治良心,就是指人们在政治活动中的良心,即人们在履行对他人和社会的政治道德义务时,对所负的政治首先责任的内道德感知和政治行为的自我评价能力,是人对其政治道德责任的
自觉意识。政治良心的内容包括同情心、怯恶心、是非感和团结心。具有这种政治良心的人,就能时时处处用美好的情操来约束自己的私利,有效地遏制自私观念在头脑中滋长,真正做到公私分明,廉洁奉公。这样,腐败的内在结构,就根本不可能在这样的人身上形成。
9、摆正自身利益的位置。
现实社会中的人,都有自己的物质利益人们的一切行为,无不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国家工作人员,他们的营作,当然和他们的薪水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必须和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密不可分,有一个度。脱离这个客观条件,企求超越式的豪华生活,就会产生畸形的物质需要,就会滋长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观念,就必须会走向腐败只有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把自己的物质需求,建立在客观条件之上,才能正确地处理好私利与公权的关系。做到了“知足者常乐”,或最起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腐败的根源也就被有效的堵塞。
10、通过制度设置,来阻断公权与私利的结合。
一是要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制约。对权力制约的根本点:就在于通过对权力行使的制约,防止掌权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滋长私心,使公权向私利扩张。因为掌权者具有特殊的身份,是人情、金钱和美色所攻击腐蚀的对象。如果不对权力的行使进行有效的制约,那幺,在各种诱惑面前,掌权者就可能欲望膨胀,私心滋长,被俘虏过去。可见,掌权者的腐败,并不是权力使然,而是自己在特殊的地位和环境中,被各种诱惑拖下了水。因此,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强有力的制约,抵挡各种诱惑。但遗憾的是,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致使许多掌权者自觉不自觉地被社会阴暗的东西所腐蚀,滋长了私心,走向了腐败。
11、要对掌权者的利益进行监督。
在各国反腐败的斗争中,实施所谓“阳光法”,即实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和公开的制度,是一项重要的举措。“让阳光照亮体制”,使公务人员的财产及其变动情况受到社会的监督,无疑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遏制钱权交易等各种腐败行为的发生。借鉴国外有效经验,在我国推行“阳光法”,必将对预防贪污受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凡掌握公权者,必须将自己的收入向职权所辖范围内的群众公布,接受民主监督。如果隐匿个人财产,应当追究相应责任。在《刑法》增加严重违反财产申报制度的罪名,凡故意不申报个人财产,情节严惩的,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严格执行这项制度就能防止个的需要向畸形方向发慌遏制自私观念的滋长,从而有效地预防腐败的发生。
12、要从严治吏,从优待吏。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在于管理好执法队伍因为法治的本质在于吏治。法治的挫败就是吏治的松懈;而吏治的松懈,必然是贪污受贿泛滥。因此,必须用缜密的法律,来管理好干部队伍,制约权力的行使。同时对出现腐败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要严肃处理。凡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一律开除。以这种铁的纪律和法律,告诫掌权者,要依法行使职责。
上文从各个视角着重分析了腐败犯罪的客观正面效应,至于其负面的社会危害性,笔者认为,已经不再是一个值得争议或讨论的问题。比如,腐败犯罪直接造成单位和国家的经济损失、造成国家综合国力的下降和国际竞争力的减退;腐败致使政府机构能力下降;腐败大大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腐败是千万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腐败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等等。鉴于文章篇幅限制,笔者在此不做展开论述。
综上所述,腐败犯罪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法律现象,对腐败犯罪的把握认识和打击政策不能脱离它植根的社会现实状况和本质要求。否则,我们打击腐败就潜伏着异化为社会前进阻力和压迫力量的危险。
第四篇:防止腐败和贿赂(程序文件)
预防商业腐败和贿赂管理办法
为扎实推进治理商业活动的腐败和贿赂工作,加强企业内控机制,做到诚实守信、树立守法诚信、优质服务为核心的经营理念,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强化制度监督,推进制度防腐,加强对易发/多发腐败的重点环节、重点部位岗位人员的监督、管理力度,确保治理商业贿赂承诺制,严格遵循公平竞争规则,引导公司管理人员依法办事、诚实守信、自觉抵制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讲信用、欺骗欺诈等消极腐败现象,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在公司范围内从事物料采购、委外加工、设施工程、业务销售、设备采购和维护、质量监督等经济活动以及人、财、物管理过程中适用本办法。第二条在重点环节、重点部位人员实行预防商业贿赂承诺制,重要岗位人员个人和与业务往来的单位或个人向公司签订[预防商业腐败和贿赂承诺书]。第三条收受礼物准则:任何个人不得利用工作之便诱请、要求、接收、获得不正当利益或接受不正当利益。所有接收、或馈赠礼物级别为副总经理(或以上级),其他任何人不得私自收受任何礼品、餐饮或娱乐邀请。第四条责任和义务
公司行政部门作为预防商业贿赂承诺制的监督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责是:(一)遵照国家有关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开展公司治理商业贿赂工作;
(二)依法行使纪检监察的职责;
(三)加强对重要部位、重要环节人员廉洁从业的监督与管理;
(四)贯彻落实[预防商业腐败和贿赂承诺],加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坚持标本兼治,完善制度建设,对重要部位、重要环节人员廉洁从业情况进行真实记录;
(五)负责对公司执行本办法的情况进行跟踪监督检查。承诺人应遵循以下工作职责:
(一)严格履行在承诺书所承诺的内容;(二)禁止任何形式的商业腐败和贿赂行为;
(三)自觉接受预防商业贿赂监管部门(行政管理部)的管理;(四)若违反承诺,服从监督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第五条在开展治理商业腐败和贿赂工作中,公司行政管理部门与相关部门应加强信息沟通、互相配合.第六条开展预防商业腐败和贿赂活动主要做好以下工作;(一)建立治理商业腐败和贿赂领导机构,开展治理商业腐败和贿赂工作;任命公司管理代表王明华副总经理为监管负责人。
预防商业腐败和贿赂管理办法
(二)公司重要环节、重要部位的人员和有经济往来活动的单位均要签订一份[预防商业腐败和贿赂承诺书],规范双方的行为,达到廉洁自律的目的;
(三)设立专门的预防商业腐败和贿赂工作举报箱,并公布举报电话;(四)在落实<<预防商业贿赂>>的过程中,由公司行政管理部门到其它部门进行查访,及时了解预防商业贿赂的苗头,研究开展预防商业贿赂的对策和措施;
(五)开展调查研究,掌握不正当交易行为和商业贿赂的特点、规律、在教育、制度、监督等有效预防方面研究提出具体的对策和措施,及时研究解决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
第七条及时处理预防商业腐败和贿赂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各部门在开展预防商业贿赂工作中,对发现存在的违纪违规问题,要及时制止或处理并向有关部门通报情况,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构处理。
第八条公司各单位应当加强对重要岗位人员的管理,并将其执行<<承诺书>>的情况作为考察、考核的重要内容和任免的重要依据。
第九条公司行政管理部门依据职责权限,对本办法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不履行重要岗位人员<<承诺书>>的行为进行处理或者提出处理建议。
第十条对公司重要岗位的人员违反本办法的,应当根据违反行为的情节轻重,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理。
第十一条对经济活动往来的单位人员拒不履行<<承诺书>>的,按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构成商业贿赂(行贿)犯罪的交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本办法未尽宜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执行。第十三条本办法由公司行政管理部负责解释。第十四条本办法公司批准之日起执行。
颁布人:
2013年4月8日 更新
第五篇:怎样从源头上防止腐败
文章标题:怎样从源头上防止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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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强调,要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我们必须在深化反腐倡廉教育的同时,着力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对权利运行的监督,从源头上防止和解决腐败问题,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
一、深化体制改革,努力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目前,党内出现的不廉洁现象不能仅仅归结为改革开放带来的。但是与改革开放、新旧制交替这个特定的历史过程则有着蜜切的关系。初始形态的商品经济与原有的权力集中的旧体制并存,行政手段和经济规律在同发生作用,一些有钱无权的经营者和有权无钱的政府官员就很容易发生权钱交易。“用我手中的钱买你手中的权,再用买来的权捞更多的钱”,这类事例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因此,标本兼治铲除腐败,还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改革创新的举措,逐步建立起各种新机制。一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切实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监督。改进干部工作实绩考核方法,加大考核结果运用的力度。在干部考核中,普遍运用民意测验、民主评议的方法,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要健立健全干部回避制度、任期制度、岗位轮换制度、权力分解制度等等,使个人的权力受到定的制约。二是深化财政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预算和管理制度。要继续推进预算改革,扩大报送部门预算单位的范围,逐步建立起与相关部门互相制约的财务管理机制,切实加强对资金的有效控制和监管,形成规范的资金管理运作体系。进一步加强财政收支监督,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逐步将政府非税收入全部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加大对“小金库”的清查力度。进一步强化对资金的使用和结算管理,严肃财经纪律,加强审计监察。坚决纠正和查处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三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做到规范管理、依法经营。要针对国有资产营运低下,盲目重复建设,收入分配混乱,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等问题,改革和创新多元经营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要积极探索建立多元经营国有资产营运体系,同步建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系,逐步形成多元经营资产管理营运、监督体系,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和企业经济效益的持续增长。
二、加强制度建设,将反腐倡廉纳入经营管理之中
从源头上防止腐败,必须把反腐倡廉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管理制度和防范体系,加大制度制约的力度。一是进一步健全和落实物资采购管理制度。完善计划、价格、渠道和采购四权分离、互相制约的管理机制,对招投标工作进行严格的规范与管理,确保招投标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性,防止人为暗箱操作和弄虚作假。二是进一步健全和落实建设工程管理制度。要按照公开、公平、竞争的原则,运用市场机制的办法处理工程项目、有效实施“阳光工程”,做到招标公开、采购公开、施工公开、验收公开。深入开展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严肃查处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私下交易、提高造价、从中收取回扣等违规违纪行为。三是进一步健全和落实审计监察工作责任制。重视和发挥审计工作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并纳入整个反腐败斗争的工作体系。对第一管理者及重要经济管理部门负责人权利的正确运作进行任期及离任审计,及时发现查处各种违纪违法行为。对不胜任本职工作或以权谋私滥用权利的领导及部门负责人及时进行调整和查处。要紧密结合实际,从严落实管理,有的放矢地开展效能监察。
三、运用科技手段,加强关键环节和重点岗位的监控
科技进步和信息网络化的迅猛发展,不仅给企业的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带来深刻变化,也给党风廉政建设实施高科技管理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技术支持。信息网络的开放性广泛性,有利于增强权利运作的透明度,有效扩大职工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信息网络的严密性、程序性,有利于促进权利运作的规范性,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信息传播的多样性和及时性,适应干部职工信息需求,有利于增强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的效果。要开发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开通电子政务通道,建立公众监督网络,紧紧抓住经营管理的关键、监督制约的难点、源头治理的重点、群众关注的热点,大力推行网上审批、间接执法和政务公开,建立健全审批、管理、执法流程的网络化管理和实施监控系统,及时揭露、发现和惩处腐败分子。
四、相信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
群众是
真正的英雄,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对腐败现象,人民群众看的最清楚,而且深恶痛绝。反腐败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也是反腐败领导体制的生命力所在。实践证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是我们反腐败斗争的力量源泉。一是认真发动群众,检举揭露腐败问题。人民群众是腐败的直接受害者,对腐败危害的感受最真切,反腐败的愿望最强烈。同时,他们又是反腐败的直接受益者,他们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也最高。要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反腐败的方针、政策,宣传反腐败的各项工作的动态,不断激发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热情。要认真受理群众来信来访,鼓励人民群众揭发举报,揭露腐败问题。二是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入手,严肃党纪政纪法纪。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徇私枉法等腐败现象,尽管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其危害大,在群众中的反映也最为强烈。要取信于民,激发和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必须从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入手,坚决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清除腐败分子。要做到严肃党纪政纪法纪,首先执纪执法部门要做到铁面无私,秉公断案,不徇私情,不心慈手软、姑息养奸,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在党纪、法纪面前要人人平等。只有这样做,才能刹住腐败之风,使遏制腐败的工作真正收到实效。其次,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重视和支持执纪执法部门的工作,对这些部门的工作要经常地过问、指导,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具体困难。实践证明,党政组织的重视和支持,是执纪执法部门做好工作,严肃党纪政纪法纪的根本保证。三是在查办案件中充分相信依靠群众,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要充分相信依靠群众,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作为反腐败的重点,认真查办。要把人民群众满意程度作为衡量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对重大案件的处理,要在一定的范围内组织讨论,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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