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造就北大一代辉煌

第一篇：“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造就北大一代辉煌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造就北大一代辉煌

导语：1916年出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并一扫原有的官僚作风和腐朽气息，为北大奠定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他的继任者蒋梦麟认 为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天赋与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尊重这种价值，让每个人的特性发展到极致„对此学者智效民评论道：“虽然历经时代变迁，民国那几个校 长仿若成为高等教育的绝唱，他们民主治校、培养通才、注重人格教育的光辉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熠熠生辉。”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造就北大一代辉煌

1916年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下令，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作为满清遗物的京师大学堂在191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这座清末京师大学堂，实为一座“官僚养成所”，衙门习气深重。蔡元培抱着改革教育、清除积弊的理念，于1917年1月8日到北京大学上任。他认为：“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到校视事的第二天，他发表了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这三点要求，都是有针对性的。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了就职演说，明确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生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由于学生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识的深浅，只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的教员，特别受欢迎，因为将来毕业后“有人提携”，有阔老师做靠山。他要求北大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他又要求学生“砥砺德行”，“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敬爱师友”等。他还提倡让学生兼听不同学派的课，独立去评判。他还大力支持学生成立各种学会和研究会。主张沟通文理科，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这些主张和措施，不但使北大学生明确了学习目的，而且养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开创了近代高校学生自由研究学术之风。

蔡元培在整顿和改革北大的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蔡决心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五四运动中，蔡元培有过劝阻之举，但很快就放弃了。他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同时也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20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过去他也曾两次劝阻过学生游行，但这一次态度不同，他在电话中对教育总长傅增湘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阻止。”五四运动最终导致蔡元培挂冠出走后。

1919年6月15日，在他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蔡元培在痛陈教育官僚化的种种积弊后指出：“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

他强调：“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自己到任后稍稍有所革新，就被守旧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千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他认为“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这三个“不”字，真是掷地有声。有学者总结说，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蒋梦麟：实现学术自由 不受政治干扰

在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蒋梦麟是在职时间较长的一个。关于他的贡献，傅斯年曾有这样的评断：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对于傅斯年的看法，蒋先生是认可的，但同时他又开玩笑地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现代世界中的中国》第192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初到北大的蒋梦麟比较顺利地开展了工作，从而为蔡元培重回北大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9月12日，蔡元培在各方期待下，重返北大复职视事。在此后的日子里，蒋梦麟便以总务长的身份协助蔡元培对北大进行整顿和改革。

蒋梦麟第一次代理北大校务只有两个月左右。1919年9月蔡元培返回北大，聘他为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在此后的日子里，蒋梦麟便以总务长的身份协助蔡元培对北大进行整顿和改革。

蒋梦麟认为，正像西方的谚语所说的那样，“旧瓶不能装新酒”。作为新思潮的发祥地，北大既有新精神，便不可不有新组织。犹如有了新酒，不可不造一个新瓶。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创设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蒋梦麟自任总务长，顾孟余任教务长。根据教授治校的原则，蒋梦麟于1920年创设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四大部。评议会司立法，行政会议司行政，教务会议司学术，总务处司事务。教务会议仿欧洲大学制，总务处仿美国市政制，评议会、行政会议，为北大首创。蒋梦麟首创的行政会议有点类似于西方民主政体中的行政机关。行政会议及各委员会之委员由校长推举，经评议会通过，一半采纳民主的意思，一半采取效能主义。

在蒋梦麟主持完成的这一系列改革中，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北大能够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从而实现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现代教育理想和教育理念，使大学真正成为不受政治干扰，相对独立和自主的学术机关，并以无畏地追求真理，作为治校的基本准则。

蒋梦麟提出自己的期待：

第一，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个人如此，机关亦如此。凡一个机关只能容一派的人，或一种思想的，到底必因环境变迁而死。即使苟延残喘，窄而陋的学术机关，于社会决无甚贡献。虽不死，犹和死了的一般。但容量无止境，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

第二，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人类有一个弱点，就是对于思想自由，发露他是一个胆小鬼。思想些许越出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一般人们恐慌起来，好像不会撑船的人，越了平时习惯的途径一样。但这种思想上的胆小鬼，被北大渐渐儿地压服了。北大是不怕越出人类本身日常习惯范围以外去运用思想的。虽然我们自己有时还觉得有许多束缚，而一般社会已送了我们一个“洪水猛兽”的徽号。北大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北大同仁所不为的。

正是有了这种精神，虽然此后中国在政治上风暴迭起，但北大却在这一批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引满帆篷，安稳前进。胡适：北大精神的内核是“自由与容忍”

胡适在旧北大执教二十年有余，无论在蔡元培长校期间的“新政”，还是蒋梦麟长校期间的“中兴”，胡适的影响重大。胡适本人长校的旧北大的最后三年，是北大历史上最为艰难困窘、风雨飘摇的三年。

1917年8月，在陈独秀力荐下，从美国学成归来满腹西方民主思想的胡适出任北大哲学系教授。蔡元培校长对这位“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年轻人很是赏识，使其参与了北大一系列的改革。

1919年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主张在北大招收女生，并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这个建议得到素来主张 男女平等的蔡元培校长的赞同，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1920年2月，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1946年8月16日，胡适主持召开了北大行政第一次会议，讨论和研究北大院系新建制以及教师聘请问题。

在北大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胡适向全校学生动情地说：“我只做一点小小的梦想，做一个像样的学校，做一个全国最 高学术的研究机关，使她能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他引用南宋思想家吕祖谦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与大家 一起反省，这或许可以解读为既反映了他一贯的教育思想，也反映了他不愿卷入政治斗争的心态

1946年12月的国民大会制宪会议上胡适与朱经农等204人联合提出《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章》的提案和与18位教育界国大代表联合提出的《请政府注意教育问题》的提案。并着重指出“教育是立国之本，亦为施行民主政治之基础。当今宪法正在制订之时，政府即将还政于民，尤赖教育之普遍推行。”又提出六条供政府参考的具体建议。

1947年春，胡适在北平邀集北大、清华、南开等校教授们组织了一个“独立时论社”，胡适办的这个《独立时论》在当时颇有点像储安平办的《观察》，《观察》也是打着“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储安平创办《观察》时曾于1947年1月21日写信邀聘胡适为《观察》撰稿人，信中说“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扬墨之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 方。”―这也正是胡适办《独立时论》的“独立”立场了。

1947年，胡适在“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的讲演中特别指出：北大精神的内核是“自由与容忍”。“五四”以来，“极左与极右的均出自北大”，“政治逼人”，“历史又无法回避”，“北大要始终坚持自由与容忍”，才能纾解目前的困难，为国家为民族多多培养与保存人才的种子。

1948年胡适又在南京接见《申报》记者时借“五四”的二十九周年发表他语重心长的谈话。他说：“二十九年以来，我个人始终觉得政治的基础应该建筑在文化思潮的基础之上。”从新思潮时代出来的人应该继续向新潮流走，新文化走，即向前走。

胡适认为，要克尽自己的职责，还得在思想文化上作最后的努力，经过一番沉静的思考，他终于公开亮出了“自由主义”的大旗。1948年8月初胡适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9月初又在北平广播电台做了《自由主义》的长篇广播，强调了两百年来世界范围里的自由主义演进史的两大贡献：一，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二，“不流血的和平改革”。他认为坚持这两条可以渐渐革除“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的政治格局，使国家的民主政治与法治实践渐渐上轨道。

胡适总结“自由主义”的四层意义：“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显然胡适关于“自由主义”的阐释与宣扬目光放在中国的现实政治格局上。他劝导国民党要容忍反对党，要尊重反对党的政见与信仰；他也劝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手段，与国民党携手共同走上“和平的渐进的改革”的大路，刷新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东风西风式”的政治旧格局，努力开创自由民主容忍的政治新气象。

迷失的中国校长：何时再有蔡元培？

世上既无蔡元培，大学没有风格，校长缺乏荣誉，学术失去标准!于是，我们看到学术腐败愈演愈烈，有学术良心并且仅能依靠学术良心的院士痛斥“一个本已被其他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在中国某大学和部分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近一亿元投资白白浪费，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中国青年报》二OO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们又看到，中国科学院发表《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的咨询报告，抨击中国科学界存在“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盗名欺世”、“屈从权力”．‘学术霸道”、“权学交易”、“心态浮躁”、“科研欺诈”等八项恶行，直指中国科学界道德沦丧。

中国所有正规大学就被整合在这样一个官僚层级的体系之中，从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到大学基本教学与学术单位，一元化的行政权力通天贯地，天下英雄，靡不在其彀中。这个体系决定了中国大学的基本状态和发展的前景，决定了中国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生态环境，从而决定了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学术道德状态。

这个体系所代表的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任何一个个人，即便是一位大学校长，想要孤身一人与它对抗，远不上是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一位教授。事实上，在这样的体系里面，教授是不能以自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而单枪匹马的教授是无足轻重的。它所承认的是权力，即使是学术地位和声望，也要通过它的确认和整合才有其合法性。所以它的基本规则就是任何具有学术成就的人如果要在这个体系所覆载的地盘上获得承认，就必须谋得一官半职，或者说，任何取得学术成就的最高的奖赏，按照这个体系的原则，就是封官。与此同理，一些人虽然没有什么学术地位学术成就，但是如果能够谋得一官半职，那么就可以换得学术权力，甚至学术荣誉。

新文化运动已离我们远去，尊孔读经又回来了，学术大师只见背影，诺贝尔奖纪录几乎为零，教育的官僚化、功利化积重难返。当人们高标科学发展观，并重新认识民主这个“好东西”时，反思中国的教育，不禁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像蔡元培那样的真正教育家——还会有吗?

第二篇：高中议论文：毅力造就辉煌人生

高中议论文范文： 毅力造就辉煌人生

摘要：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书圣’美誉流芳百世。他的傲人成绩和优美字体，与他的勤学苦练是分不开的。凭着坚强的毅力练就‘入木三分’的字体。

生活犹如大海，唯独有毅力的人，才会到达辉煌的彼岸。

面对穷困，我们分享快乐；面对艰难，我们分享自信；面对成功，我们分享喜悦。从荆棘中走过的我们回头观望，才明白成功的辉煌是用毅力来获得的。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书圣’美誉流芳百世。他的傲人成绩和优美字体，与他的勤学苦练是分不开的。凭着坚强的毅力练就‘入木三分’的字体。而这份造诣的成就，就是是日积月累，矢志坚持的结果。如果他在艺术之路的拼搏中，如同常人一样望而却步，怎么会有此辉煌？他的顽强毅力使他登上了世界书法的巅峰。

无论是文学领域还是其他领域，毅力同样是成就辉煌的领舵者，他也成就了无数的梦想。

在富有挑战的马拉松比赛中艾哈.瓦里并没有成功，但他却拥有了最高的荣誉。他在夜幕降临的那一刻诠释了毅力的真谛，他辉煌的举动伴着夕阳一同留在了人们的心底‘我的祖国让我来比赛，我就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真正的表现了奥运的主旨，他凭借毅力回报祖国坦桑尼亚，同时也展现了运动员的伟大。当历史的长河奔向远方时人们不会记得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的冠军，却永远忘不了这个坚持的背影。

并不是取得成绩就拥有荣誉，并不是到达目的就拥有喜悦，而是那个凭着恒心走过的路才拥有精彩的人生。

多少名著被世人流传，但《国榷》的诞生却隐藏着常人无法想象的曲折。谈迁在白发横生之时，仍日夜不停的纂写这部史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小偷偷走了他以前的心血，却偷不走他的傲气与顽强。如果谈迁就此罢休，这部重要的史书就不会出现；如果谈迁失去信心，这个奇迹也不会传扬，这个历史的见证也将不负存在。正是他的毅力才为后人了解前人奠定了基础。

崇拜勇敢，坚韧与信心，就会具备成才的条件，毅力点燃了生命的斗志，不必在乎最终的结果，最辉煌的人生是那个拼搏的过程。

第三篇：论思想自由

论思想自由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

● 杨守森

向往自由，痛恨禁锢，是人类，也几乎是所有动物的天性。与其它生命个体不同的只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除了向往身体的自由之外，还渴望着心灵自由。故而被法学界视之为“背景性权利”，构成知情自由、隐私自由、信仰自由、表达自由、沉默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法理基础的思想自由，当然也就成为人类文明与社会理想境界的基本标志之一。

一、思想自由何以成为问题

思想，原本就是自由的精灵。思想者可以被扼住咽喉，而思想的精灵仍可以挣脱强权与横暴之手，漫游于无垠的天地之间；思想者可以被投进监狱，而思想的精灵仍可以穿透囚室，飞越高墙，站在阳光下的枝头上傲视邪恶；思想者可以被处以极刑，而无法处死的思想精灵，则仍会令思想的敌人颤栗不安。

作为会思想的动物，思想自由，亦是人的天赋权利。按《中国人权百科全书》中的界定，思想自由是指一个人“进行思考，形成一定主张、意见和想法的权利。与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宗教自由、学术自由、出版自由等权利有密切的联系。思想自由强调个人内心活动的自主性，它是保证公民依照自己的世界观和思维能力进行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做出各种自主性行为的基础。”按说，人类这样一种天赋性、本原性、自主性、个人性的内心活动，原本是没什么办法为之划定禁区的，也是无法用权力予以限制或剥夺的，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说：“没有任何东西像人的思想那样更不受限制，它不仅超出人类的一切力量和权威，而且甚至也不限制在自然和实在的范围之中”。（《人类理智研究》，吕大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页）。

据此看来，思想自由，也许本来应该是一个不需要探讨，也没有必要争论的假问题。

那么，思想自由为什么又会成为问题呢？其关键原因是，人们所说的思想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言论自由。１９４８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对“思想自由”的解释即是：“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也就是说，思想自由，在更为普泛性的现实层面上，主要体现为不受任何干涉地发表言论的自由。

概而言之，人类的言论自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私人场合的言谈，公众场合的宣讲，或以文字形式出版发表文章。看不见的思想，最多只能左右思想者的个人行为，而作为思想之外显的言论，则是能够对现实与他人产生影响的，是能够导致相应社会效果的。而这样的思想言论，就不能不成为一个敏感问题了，于是，在许多情况下，就有可能受到限制了。

人类言论自由的受限，大致上有以下几类情况。第一，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允许某些有害于公共安全或侵犯他人权益的言论，故而在当今许多国家的法律文本中，虽然都开列了言论自由的条目，但同时往往又有诸多限制性的条款。比如在民主化程度很高的美国，法律条文中亦有“不能对他人予以名誉伤害性攻击”之类限定，司法解释中亦有：“最 大的言论自由也不保障任何人在戏院中有诳呼失火造成惊慌奔逃的自由”等等。第二，在历史上的某一非常时期，有些言论往往也要受到严格控制，如在战争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大可能允许自己的国民发表有利于敌方而不利于自己的言论，特别是告秘性、泄秘性言论。第三，任何一个政权，在初创时期，出于巩固统治，稳定社会之需要，总要不惜一切手段，镇压不利于自己统治的言论。第四，当一个社会因问题积累太多，各类矛盾有激化之势，政权面临危机的时候，出于维护社会稳定，执政集团总会竭力压制言论自由。第五，在人类社会中，总有一些人，以为只有自己的思想才是最伟大、最正确的，芸芸众生只有膜拜服从的份儿。而这样的人，一旦拥有了一定权力，出于维护个人自尊，或是缘之于其它某些不可告人的私欲，总会想方设法压制他人的思想言论，甚至假借“国家”、“人民”，或者“革命”的堂皇名义，横加罪名，疯狂迫害思想家。

言论自由，当然不等于不负责任，不顾公共秩序与他人合法权益的胡说八道。这样的言论，实际上已不具备正当的思想性，故当不属“思想自由”的论题之列。言论自由，也不可能脱离时空背景，不顾现实，毫无界限，比如在中国的抗战期间，对于背叛国家，危害民族利益的汉奸言论，当然是不能听之任之的。在一个新政权创生之初，反抗性的思想言论有可能引发新的**，重置民众于血火之中，因此，用暂时牺牲言论自由的策略，来换取社会稳定，亦可以被视为面对两害而择其轻。由此可见，在上述五种控制言论自由的情况中，前三种尚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后两种情况，就需要具体分析了。

一个社会面临某些危机的时期，也往往是社会上思想言论最为活跃的时期。有关言论中，可能不无偏激之词，不无有违情理之处；其言论者中，亦可能不无别有用心之政客，甚至蓄意制造事端之奸佞。但应当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出于对现实的忧虑，对民族命运的关心。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权者应以冷静的态度，正视社会矛盾，探寻问题根源，并顺势而行，切实采取修正与改革措施。否则，如果漠视历史发展的潮流，回避矛盾，过分注重通过控制言论而维持社会稳定，结果往往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危机。即使能够赢得某些方面的成功，也很有可能付出延缓历史进步乃至历史倒退的代价。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片面性与局限性的。无论多么英明、多么智慧的人，思想也不可能绝对正确，万无一失。我们中国人总结得好，三个臭皮匠，能抵一个“诸葛亮”，而这也许正是“民主”社会体制得到广泛认可的法理依据。但由于人性中的自尊本能，一个人总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用黑格尔的话说，这是人类“获得认可”的一种本能欲望。对于一般个体而言，这一本能欲望，通常是无碍于社会的，而且是有积极意义的，是一个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内在动力。但对于某些掌握了权力，特别是那些掌握了缺少约束的权力的人来说，这一本能有时就是危险的了。正是由于“获得认可”本能的驱驶，他们极易自以为是，总在设法强求他人的臣服，甚至不惜滥用手中权力与国家机器，蛮横地压制他人的言论，其结果，只能导致民族的悲剧。希特勒第三帝国的覆亡，东欧某些政权的顷刻崩溃，中国“文革”期间的浩劫，均可为惊心动魄的历史明鉴。

正是人类历史上不断重演的一幕幕悲剧证明，一个国家的昌盛，一个民族的繁荣，必须在通过严明的法律制度，有效地控制那些有害于国家与社会的言论的同时，给人以充分地自由表达正常思想的权力，最大限度地保护真正属于思想范畴的言论自由，并将其汇之于治国方略。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一个国家才会长治久安。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当然也可以发现，即使存在于个人内心深处的纯然的思想活动，有时也会遭到严酷的控制。例如，在中国的“文革”期间，“灵魂深处暴发革命”，就曾被视 2 为纯化人的内在思想的重要方式，与之相关，逼迫一个人交代所谓思想问题，也就曾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手段。实在难以想象，一个时常在暴发着革命火花的灵魂会是怎样的灵魂？当看不见的“思想”也被判定为有“问题”（有时实际上是被判定为“有罪”）的时候，一个人的大脑还会怎么运转？１９７９年，被关押审问了２０多年的胡风出狱时，曾经问儿子晓谷：“有没有一种能使人头脑混乱的机器？”可见即如胡风这样的硬汉子，经由长期的思想迫压之后，也会陷入怎样的绝望之境。正是通过胡风这样的悲剧个案，可以看到，限制纯然的思想自由的结果只能是：以摧残大脑的方式，摧毁人的意志与思想能力。由胡风这类的个案我们还可以意识到，在人类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卫护纯然的思想自由，而不只是言论自由，有时也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剥夺人的纯然思想自由的意图与行径并未绝迹，而且谁也难以保证在未来的历史上会永远绝迹。

二、为什么要思想言论自由

正当的思想言论自由之于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意义，一直为历史上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高度重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要享受自由的话，就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什么就说什么；要保全自由的话，也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1790年1月8日的国会致词中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在每一个国家，言论自由都是公民获得幸福的最为坚实的基础。”英国著名思想史家伯里在《思想自由史》中得出的结论亦是：“思想自由的原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条件”。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解体，随着对封建专制制度之危害的深入批判，中国人也已越来越意识到了思想自由的重要性。早在1918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就曾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写道：“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陈独秀也在《法律与言论自由》一文中强调：“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而真正的罪恶，是“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他还进一步强调：“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

具体来说，思想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可以从个人权利、人性培育、文化创造等多方面见出。

思想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因此，只有在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环境中，才能使人充分体现人的类本质。人也不同于机器，人是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总会有个人性的精神活动空间，因此，只有得以思想自由，才能使人成为人的存在。人类的生命个体又是千差万别的，总会有各自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不同方式与角度，而正是赖此才形成了人类世界的丰富多彩。显然，如果人类纯然的思想活动也要受到控制，人类也就只能被纯化为机器；如果所有人的思想都要被强求一致，那也就等于否定了人类世界。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无端压制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实质上是对人性的蔑视。

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要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新的奋斗目标。和谐，这其实也是任何一个文明健康社会都应具备的基本特征。所谓和谐，最基本的标志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3 诚信与互爱。而要建设这样一个和谐社会，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在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才能平等相处，相互信任，相互关爱。如果没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交流，又何谈平等？如果敢于说出真话就有可能祸端临头，敢于发表不肯迎合时势的思想见解就有可能被视为异端，甚至被打入另册，谁又敢于诚信？如果时常心存禁忌，当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有时可能是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教条时，当发言者在会议上宣讲的有时可能是自己都不相信的言论时，当新闻记者发表的有时可能是自己都不相信的通讯报导时，又怎么有可能培育人性的诚信？建立社会的诚信？相反，只能加剧虚伪，激发谎言，败坏人性。如果动辄因言获咎，乃至动辄因言获罪，又怎么有可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相反，只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戒备，相互欺骗，乃至相互敌视。像在中国的“文革”期间那样，由于言语稍有不慎，就极有可能被定性为“反对什么”、“诬蔑什么”、“攻击什么”，就极有可能陷入灭顶之灾，故而朋友反目，夫妻成仇，父子决裂的现象也就寻常可见了；由于敢于冲破思想禁区如张志新者，被视为敌人，判处死刑，而投机钻营，卖身投靠者则反而会被视为“忠于革命忠于党”，故而丧尽天良，无中生有，栽脏陷害他人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冤假错案的累累而生也几乎就是必然的了。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文化创造史，而卓越的文化创造，也只有在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环境中才有可能。事实证明，人类思维活跃，英才迭现，智慧喷涌，文学艺术繁荣的时代，也往往是思想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如西方的古希腊时代、文艺复兴时代，中国的春秋时代、“五四”时代等等。这是因为，只有破除了思想与言论禁锢，才能激发人类精神创造的活力。相反，一个缺少思想自由的时代，也必将是科学精神匮乏，文化成就低下的时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中华民族的振兴之路之所以圪坷缓慢，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思想言论的权力总是操控在少数领袖人物手里，丰富的国民智慧遭到了禁锢与压抑。我们虽也提出过“百家争鸣”之类的口号，但实际上一直是一家独鸣。最高领袖毛泽东曾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这样语重心长地告诫过领导干部：“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而实际上，对言论自由的控制一直没有放松。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思想”虽然一直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字眼，但倍受重视的主要是思想占领、思想斗争、思想教育、思想改造，而另一个真正应予以高度重视，关乎国家福祉与民族命运的字眼却被回避了，这就是----思想创造。由于思想占领常常是散射着火药味的，思想斗争是充满着严酷性的，因而中国人很小就在潜意识中产生着对思想自由的恐惧。而所谓思想教育，则往往是以灌输的方式，让人们被动地接受各种既成思想的匡拘。显然，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扼杀了人的思想能力，窒息了人的精神创造活力。

三、思想自由的守护

１９４９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致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中写道：“在这个不断加强的世界危机中，思想的保卫者寥寥无几。他们还要为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而不得不坚持斗争，而且不计后果。世界的公众论坛和它的组织，并不是人类命运自己作出决定的地方。孤独性不应该是谈论的对象。孤独是从事思维和进行吟咏者能依人类的能力而坚守在存在身旁的唯一场所。”不管当时的海德格尔说这番话时是出于什么心态，什么动机，守护孤独之思，守护思想自由，这无疑是人类社会应予进一步高扬的旗帜。因为在当今世界上，4 思想自由，虽已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公理，对此，已很少有人敢于采取公开反对的立场，但事实上，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至今，尚缺乏真正的思想自由，更缺乏对思想自由的守护。

守护思想自由，国家的责任无疑是第一位的。国家的责任在于：要真正从全民族的而不是从某些或某一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制定确保言论自由的法律制度。要利用权力资源，切实维护宪法的尊严，在惩治诬陷诽谤、泄露国家机秘等与言论相关的罪行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国民言论自由的合法权益，保护出以公心、爱国心、学术目的或无害于他人与社会的一切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社会公众对思想问题的敏感与恐惧，创造出宽容与和谐的社会氛围，才有利于民族的繁荣与昌盛。此外，要有意识地培育国家思想基地，如高等学府、学术机构等。高等学府与学术机构，本应是激发智慧创造的场所，激励自由思想的圣土，培育思想家的摇篮，在这些地方，如果亦禁忌重重，令人心态萎缩，一个国家的思想创造空间也就可想而知了。

国家要完成上述职责，某些相关性的前提条件是：第一，要习惯于用思想方式解决思想问题，即使对于某些明显错误的思想见解，也应注重通过自由争论的方式予以解决，应如罗素所主张的“有人与你意见相左时，即使这些意见来自你的丈夫或孩子，也应该用争论去说服他们，而不是用权威去征服，因为靠权威取得的胜利是虚幻而自欺欺人的”。第二，要消除予设性的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二元对立之标准。因为在即使被证明是错误的思想观念中，也可能包含着正确的成份。事实上，如果为了遏制错误思想的产生，而严加控制，正确的思想也就可能被扼杀于思想的摇篮之中了。第三，有价值的思想，往往更多出之于知识分子，因此，应充分相信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不是轻易怀疑其用心，而箝制其口。第四，要进一步打破思想禁区，特别是打破与政治问题相关的思想禁区。因为人类的许多思想观念，正是因其与政治关系的密切，才更具思想价值，也才更有利于政治的进步。如果失去了思想的滋养，政治就会缺乏生命力；如果拒绝了广泛的思想营养的汲取，政治甚至有可能走上邪恶之路。

思想自由，当然亦需要思想者的自我守护。尤其是在思想自由机制尚不健全的社会环境中，自我守护的意义更为重要。就其自我守护的方式而言，我们不妨将其分为消极卫护与积极卫护两种情况来看。

消极守护是指，当个人的思想言论不能得到自由表达的时候，宁可选择沉默，但也决不放弃，更不应言不由衷地屈从某种权势。康德当年因发表了不利于宗教神学的言论而受到官方警告之后，虽然表示不再写此类文章，但同时又宣称：“我没有勇气说出我确信的许多事情，但也决不说我不相信的任何事情。”在我们的某些哲学史教科书上，康德的表现，曾被讥讽为18世纪德国知识分子的软弱，但实际上，能够做到“决不说自己不相信的任何事情”，这本身就是在卫护思想自由，就是对做人的良知底线的坚守。由于见风驶舵，奉迎权势，常常是知识分子得以自保，乃至是获取功名利禄的最为安全也最为轻巧的方式之一，因此，能够做到这样一种消极守护，亦实在是大不易。回想一下在我们的“反右”期间、“文革”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正能够守住这一底线的，又有几许人也？

积极守护是指，敢于抗争，勇于直言，为了思想自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人类历史上，许多卓有贡献的思想家，如苏格拉底、伽利略、马克思、达尔文、李卓吾、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风等正是这样的勇者。他们的思想本身，也许并非完美无瑕，但他们守护思想自由的人格精神，无疑是人类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的基石。

守护思想自由，所依赖的当然不只是正直的人格，也不只是胆量的比拼，还要具备善于自由思想的能力。思想言论之自由，不是情绪化宣泄，不是义气化用事，不是信口开河。思想，是一种基于丰厚学养基础上的精神观念的创造，是一种严肃而负责任的学理化思考，是对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的深邃透视，是关于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案的构想。如果失去了上述透视能力，思考能力，构想能力，即使在最为充分的自由环境中，恐也无话可说，又遑论守护？而这，抑或才是所谓思想者的真正的悲哀。

第四篇：苦难造就辉煌作文600字

苦难造就辉煌作文600字

是什么让你明白世间之辛苦？是什么让你懂得人生之珍贵？是什么让你珍惜人世之亲情？

是苦难，是它让我们更加坚定前方的路，是它让我们明白彩虹总在风雨后，苦难造就辉煌。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李白，不畏贵妃研墨、力士脱靴的后果，不畏玄宗的赐金放还。他希望得到朝廷的任用和赏识，虽有昭昭明月之德，日月齐辉之才，终究化为了泡影。他是长安的细雨，朝廷的闲花，人世间的轻风，他空有满腹的才华却无处施展。在这万般不得已的境况下，他却仍然高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把苦难转化为动力，他把对朝廷的失望和对自己的希望化作了人类不朽的诗篇。是苦难造就了一代“诗仙”的辉煌。

有人说，凡·高的一生是悲哀的，注定了他一辈子的孤独和疯狂。大多数人认为他的一生是那么的蹩脚和哀情，他生活在苦难之中，生活在挫折之中。他烧焦的左手、割去的右耳是疼痛的，他却在苦难中坚强成长，在逆境中脱颖而出。我们无法去想像他的不快乐与不幸福。但我们相信，这个画家眼里的世界是残缺的，但它无疑也是美丽的，对于他而言，有葵花的地方，就有天堂。是苦难造就了一个“天才画家”的辉煌。

被确认得了肌肉萎缩症的霍金，他的亲人都为他悲伤，难过。在我们眼里他的一生是何其的悲惨和不幸，可他却说：“没关系，我相信上天是公平的，他让我失去一样东西，必会让我得一样好处。”于是他开始了他的人生探索之路。用仅有的几个能动的手指敲键盘写出了《黑洞理论》。是苦难造就了他的辉煌。

苦难，是人生必须经历的坎坷！苦难，让我们向上成长！

苦难，造就人生的辉煌！

第五篇：百年北大 再创辉煌

百年北大 再创辉煌

许智宏校长在校友工作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各位来宾，各位学长、校友，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此次校友工作研讨会，首先我代表学校向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所有校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不远万里前来与会的海外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自百年校庆以来，北大校友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海内外各地的校友会逐步建立起来。今年4月中旬，我率领北大教育基金会代表团赴美举行北美 教育基金会成立仪式，得到了当地校友的热情关注和大力支持。各地校友会纷纷举办大型筹款宴会，校友们积极支持，热心参与，慷慨解囊，踊跃募捐，气氛非常热 烈、感人。今年10月初，原计划再次率团参加耶鲁大学300周年校庆，以及哈佛大学新任校长的就职仪式，其间会见各地校友，后因9.11事件而取消。据不 完全统计在美国我们有2万多位校友，他们是北大一支重要的海外兵团，是我校一个巨大的人才库、智囊团和后援团。今年5月4日，学校举行庆祝建校103周年 大会，大概有千余名“一字级”的校友返校，来感受母校发展的气息。

我们今年的招生工作，得到了各地校友会的大力支持。去年由于两校合并，我们对新的形势估计不足，出现了一些问题，为此，我们及时总结了经 验教训。今年在迟惠生常务副校长和吕兆丰副校长的领导下，在全国各地校友会的支持下，经过教务部各位同志的努力，圆满完成今年的招生任务。这些年来，在学 校招生工作中，校友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校友在当地各部门、各领域担任要职，他们致力于促进母校与当地的联络和合作，使社会更好地了解北大，也使 北大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在此，我谨代表学校向付出辛勤努力的各位校友表示诚挚的感谢。

下面，我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北大近两年以来发展情况。

自98年以来的三年是北大历史上的大发展时期。在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华诞庆典大会上，江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高校创建世界一流 大学的宏伟目标。在这个基础上，教育部制定了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明确提出把北大、清华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即“985计划”，因为是江总书记在98年 5月4日提出的，故也简称为“985计划”。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规划，北大准备用17年的时间，分两个阶段来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第一个阶段是用7年的时间为全面建设奠定基础，前3年北大与清华各自都到了国家18亿的资助，来改善办学条件，吸引优秀人才，改善人事分配制度，进行 基本建设。这18个亿是这么分配的，1999年3个亿，2000年6个亿，今年9个亿。考虑到明年国家财政上的困难，部里要求今年的9个亿不能全用完，要 预留3个亿到明年。为此，我们已与清华校长书记沟通，正在争取国家第二期的资助，我们在这方面必须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应该说，“985计划”使北大全面 的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大大改善了我们办学和科研的环境。

去年10月，北大与北医合并，总体上讲，合并后的北大发展是平稳的。李岚清副总理在北大与北医大合并的会议上讲，纵观世界现代科学的发 展，大多数一流的大学都有医学院，而世界很多一流的医学院都设在综合性大学里。今天的医学教育与科研，离不开其他学科的支持。李岚清副总理在中南海接见当 时两校的领导时，谈到他最关心的是未来医学教学的模式，即能否使医科的同学拥有更广博的学科背景，以适应未来人类健康和医学科学发展的需要。应该讲，两校 合并使北大在学科方面有了更全面的基础。过去北大强调文理并重，现在已拥有人文、社会、理学、工程学和医学等5个学部。

现在全校的教职工有1万7千人，在校各类学生3万7千人，其中本科生与研究生2万7千人，成人教育1万人左右。我们有155个博士点，177个硕士点，86个本科专业，覆盖130个专业的29个博士后流动站，综合实力大大加强。百年校庆后，我们吸引了一批海内外的优秀人材包括院士等高级 专家学者，到北大任教和从事管理工作。目前我校的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获得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在 人数上均居全国高校首位，这充分显示了我校人材队伍和结构已发生很大变化，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已经成长起来。我认为，学校最重要的任务在为社会源源不断 地培养高质量的优秀人材。最近教育部领导在不少场合也一直强调大学培养人才的功能。如果大学不把培养人才作为首要的任务，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

北大自211工程和985计划启动以来，将教育和科研作为学校的中心工作来抓，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和院系结构的调整，取得了较大成绩。今年 教育部正在重新评定全国的重点学科。在重点学科的重新预审中，我校的成绩是非常优秀的。我们北京大学本部和医学部总共申报了103个重点学科，其中17个 学科被所有评审专家认为非常好，80％以上专家通过的有30多个学科。我们将努力使北大拥有的重点学科数量仍是全国高校之首。另外，为了适应科技发展和国 家的需要，我们对学科进行了调整。一方面要保证北大有优势的传统学科（如文史哲数理化）继续得到发展，同时也要发展前沿科学、交叉学科。这几年，我们加强 了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医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建设。陈佳洱校长在任期间，我校即开始进行院系调整，即推行三级建制，两级管理。目前已成立外国 语学院、法学院、经济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化学院等13个学院。今年我们加大力度推动学院建设。根据国家和社会需要，我们又成立了新闻传播学院。社会上很 多人向我们建议，北大应该培养新闻方面最好的人材，如今新闻人材的培养实际上是文理交叉型，需要了解科学技术的进展，需要使用新的传媒技术。因此我们整合 文科的部分专业，以及理科的，特别是与传媒技术有关的专业，形成新闻传播学院。大家都知道，物理系是北大的老系，物理系派生出技术物理系、天文系、地球物 理系的一部分，现在已重新整合为物理学院。昨天上午，我们举行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成立大会，邀请了三十多位院士参加会议。他们开玩笑说，现在的规模完全可 以在北大举行科学院地学部院士会议了。空间科学不只是一个学科，它在国防建设中也将发挥很大的作用。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包括地质系、遥感所、地球物理系的 一部分，聘请了北大校友、地震学家陈运泰院士来校担任院长，同时又聘请了4位院士兼职。今年我们还准备推动环境科学方面的建设。现在全球都面临着很大的环 境生态问题，我们正在考虑在北大成立一个环境科学方面的学院。北大信息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研究实力很强，但分散在几个系、研究所，我们计划组建信息科学学 院，同时与北京市政府、青鸟集团组建北大软件学院。软件技术需要快出人材，完全靠大学目前的体制不行，需要采用另一种机制。据悉，国家未来几年中需要几十 万的软件方面的人材，国家倡议有条件的大学成立软件学院，但机制必须跟地方、与产业结合。所以现在，杨芙清院士与北京市政府商量，在北大以外征地来筹建北 大软件学院。学科调整是为了使我们的学科更好地适应国家的需要和科学发展的趋向，也为北大未来的发展，能够开拓更广阔的舞台。

北大的发展离不开国际合作交流。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最近举办研讨会，纪念严复翻译《国富论》一百年。其实，北大在开始阶段就是由一批 海外学子建设起来的。这些年来，北大对外合作交流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70多个国家20多所学校签署了正式合作协议。我们每年要接待外宾2万多人次，其中 不乏各国元首、大学校长及社会各界名流。三年来，我们共接待了来自19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广泛活跃的国际交流对我校学科建设和学生培养起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我一直认为，今天的学生不管将来在哪里工作，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都必须了解世界，具有国际的视野。而北大活跃的国际交流，为我们培养最 优秀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环境。如自1999年以来，我校成功举办的外国大使系列讲座，介绍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情况，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欢 迎。此外，我们与很多外国大公司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如摩托罗拉，IBM都在北大建立了联合实验室或者提供奖学金。目前郝平副校长专门分管国际合作交 流。

在林钧敬副校长的领导下，我校在基本建设方面也取得巨大进展。大家去北大看看，面貌焕然一新。百年讲堂、理科楼群已先后投入使用，大大改 善了教学科研环境。今年暑假，北大校史馆竣工，这是日本丰田、理光等60多家大企业资助兴建的，明年校庆可以对校友开放。图书馆新馆已经投入使用几年了，大大便利了同学们的学习。现在北大图书馆是亚洲最大的大学图书馆，而且引入了世界最先进的管理系统，并将其全面汉化，大大提高了图书馆的管理水平。今年年 初，我在英国参加世界大学校长会议期间，参观了剑桥大学图书馆。他们有几位学者过去曾在北大留学，最近来北大，对北大图书馆的硬件配置和管理水平惊讶不 已。老师和学生可以查阅上万种国外学术杂志，基本保证了他们阅读资料的需求。在北大教育基金会同志的努力下，我们也争取到了海内外各界人士和校友的不少资 助，除了已建的理科楼群、百年讲堂、图书馆新馆等等外，学校已计划启动部分新的大楼的兴建，如国际关系学院大楼，考古文博院大楼等。考古系与国家文物局共 建成立的考古文博院，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方正的科技大楼已经启动了，医学部也要兴建一座教学大楼。理科楼群对面还有一块空地，将建立理科4号楼，即生 命科学大楼。迄今为止，生命科学学院分散在学校的9个地方，没有独立的科研教学楼。北大的未名湖周围是古园林建筑群，已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区，这是北大 的文化所在。因此，未名湖周边任何地区的基建工程，都必须经严格的审批。学校计划在未名湖东北区筹建文科楼群，因为这里不能建高楼，建设两三层的小楼群，可以用来满足我们文科的需求。我们新近完成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扩建工程，大家下次回去看看，我想是国际一流的环境。最近，诺贝尔经济奖得主Robert Mundell参观后赞叹不已。我非常理解

经济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所讲的，希望以后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能在北大产生。我们有这么传统的，良好的环境，有一 批海外回来的思想非常活跃的经济学家，他们研究的又是对未来全球经济会有重大影响的中国经济，北大有这样的环境条件。近几年，同学们对校领导的意见很大，体育活动的场所太有限了。所以，最近我们跟闵维方副校长商量，一定要借奥运的东风，想方设法为筹建北大综合体育馆筹集经费。

北大是个百年老校，不可否认还存在很多问题。在一些传统学科方面，需要利用现代高科技和新的教育理念来改进。昨天下午，我听取了教育部的 一批专家对北大文科人材基地的评审意见，总的说评价不错，北大的文史哲在全国占领先地位。但是他们认为，现在对北大的衡量，不能只满足于中国第一，国家给 了你那么多钱，应当以国际标准来衡量北大，对北大应提出更高的要求。我觉得是应该的。我们在这些有优势的学科，文史哲、数理化，与国际名校相比还存在很大 差距。过去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关门自己研究，随着中国走向世界，对文科教师的交流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他们也必须参与国际合作交流，来不断提高自己。

在人材方面，我校历史上曾产生出一大批学术大师，现在我们的中青年教师若要达到这种水准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前天上午，我参加了在北大 举行的美国地理学会向侯仁之先生颁发美国地理学会奖的仪式，表彰侯老先生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杰出贡献。为什么侯老能够在北大成为这个领域的大师？侯老是研 究历史的，他在国外学的是地理，回国从事历史地理研究，所以他的领域横跨文理两个领域，在北大这样文理并重的良好氛围中，成长为中国地理学的一位大师。所 以，作为北大的年轻学者，应当学习老一辈的精神，开拓自己的视野，打好坚实的基础。

当然，经费仍然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这也是前几年刚成立的教育基金会的重要任务。计划每年为学校筹集近1亿的经费。应该讲，他们的工作非 常辛苦。在北大，教育部的211工程和985计划的经费都是专款专用。北大一年的运营经费大概要4亿7千万，其中约三分之二的经费需要我们自己筹措。其 中，研究经费全部靠我们的教授自己到外面申请。我们的产业每年也向学校回报了4000万～5000万。

北大的产业在全国高校中走在前头，现已形成以北大方正、青鸟、未名、资源四大集团公司为支柱的产业群，大大促进了北大科技成果的转化。据 我了解，产业的销售总额在全国高校中位居首位。去年是120个亿，今年大概是150亿。我认为北大的产业之所以具有自身的优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批 人文社科的毕业生活跃其中，如法律和经济类的毕业生。另外，我们拥有自己的知识产业。方正的激光照排系统技术占了国内的约80％的市场，现在逐步在计算机 产业方面有很大进展，计算机的产量仅次于联想，居国内第二位。我们的四大集团中的三个（方正、青鸟、未名）直接与高科技有关。资源集团是以开发北大周边的 房地产起家的，经营国有资产，现在转向科技园建设。目前，我们的产业正在改制。根据李岚清副总理和教育部的精神，需要在校方与产业之间建立一个防火墙，学 校不能承担无限风险。但总的来讲，我觉得我们的产业至少这四大公

司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们都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当然出问题时北大会有一些连带关系，但是至少 不会非常复杂，但我们还是要明确产权问题。现在陈章良副校长负责、姜玉祥主任主管我校产业。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将学校与公司的产权分开，这样产业才具有更大 的自主权。最近报刊上很多大学校长也在讨论，大学是否应当办产业，科学院的研究所要不要办产业。中国目前处于过渡时期，我认为我们还是应当肯定我们已走的 产学研道路，但是这必须规范化，从长远来讲，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机制。不管怎样，北大产业的发展，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回报也是全国高校中比较多 的。

总之，北大要创建一流大学，任重道远。但我相信，在国家的支持下，在全校教职工的努力下，在广大校友们的支持下，北大终将以崭新的面貌出 现。北大不仅要继承好的传统，同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要有新的信念。这几年我收到一些家长的来信，他们担心北大的学生思想太活跃，政府也担心北大不稳定。我想，关键还是我们要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北大要在发展中求稳定，如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稳定；北大发展了，各方面条件改善了，教师和同学才能集中精力于工 作和学习。我相信，今天北大的学生更加理性，更加成熟，这点请校友们放心。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努力使我们的百年老校，在新世纪中再创辉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