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律师商业化问题的思考
对律师商业化问题的思考
【内容提要】律师的属性具有多重性，我们往往看不到律师的市场属性，看不到在市场中靠自己的专业活动为自己的生存发展去努力，而更多看到了是政法工作者。律师的商业化在特定条件下能够促进律师职业目标的实现，商业化并不是律师职业化的必然敌人。律师的职业身份的法律定位几经变迁，它带给律师的心理冲击和生存发展方式也是几起几伏。我国律师业目前存在的商业化问题很多是制度性问题，而不是单纯律师素质或律师道德水平问题。要彻底扭转和放弃法律商业主义的市场化倾向，重构律师社会责任，加强律师的职业价值观教育固然是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制度入手，从立法上定位。
【关键词】律师 商业化 根源 社会责任 重构
一、律师商业化孰是孰非
第六届华东律师论坛和第四届福建律师论坛在征集主题论文题目中，其中给出一道参考选题是：“律师的社会责任与律师的商业化”，笔者不妨揣摩其题意，命题者是否在告诉作者，在这两个不同价值取向的义利对立命题中，如何进行取舍或者协调。
2007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营销与管理——2007律师精英论坛》上，来自深圳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的舒卫东律师作了《营销策划和品牌战略是技术打造商业化律师事务所的必由之路》，对此北京律师协会会长李大进颇有微词，一再强调：律师陷入不择手段的商业竞争中，以营利为目的不断追求个人利益，将会突破道德底线，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在会上李大进律师当即表示要好好会会舒卫东律师，探讨商业化律师到底是什么东西。[1]
北京市高院副庭长刘京华指出律师的商业化，表现在：不适当地过高收费；为获得或持续获得案源，有的采用“挑诉”或“累诉”方式，将必然败诉说成可能打赢或有意分案连续诉讼；有的违背诉讼规律不适当地许愿；有的违背法律和证据规则一味迎合当事人的意愿；有的根据收费高低或有无，决定案件的取舍以及尽力，尽责程度；还有一些律师不愿从事法律义务援助等。他认为：一个公认的事实，中国目前90%的刑事、民事、行政各类诉讼案件没有律师参与，如此众多的当事人不请、没有请或请不起律师的主要原因是：律师收费过高，绝大多数诉讼当事人将委托律师看成是“富人的奢举”。[2]
那么，律师，你该为谁服务？如果答案是为有钱人或者至少是为能够付得起律师费的人服务，这个回答毫不奇怪，因为律师是有偿服务的，靠收取律师费生活，不为有钱人服务，不为付得起律师费的人服务，律师的生计如何解决？[3] 张卫平教授指出的：律师的一个特点在于一定是为当事人的利益服务，一定是为当事人在法律框架内的最大利益而斗争。一个好的律师就是一方面为当事人谋取合法的最大利益的同时，自己也能取得最大有收益。我们不否定律师在为当事人获取最大利益的同时，也在追求律师自身的利益，律师不去谋求自己的利益，律师便没有动力，便没有了行动的智慧，也就不能生存和发展。[4]
在2003年上海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律师论坛上，有一场以“中国律师业发展是否应培养学者型律师”为题的自由辩论赛，[5] 反方“坛主”及其支持者明确主张：执业律师是提供法律服务的商人，是做实务的，赚钱应当是律师的主要目标；所谓学者，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样，只是一块招牌，类似于旧时商人捐官，说穿了是律师藉此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6] 应该说，目前律师业内持这种观点的不在少数，希望将律师业拓展为一门产业的也大有人在。
全国律协会长在于宁“营销与管理--2007律师精英论坛”开幕式发表讲话中，他说：“我认为对律师的属性要看到他的多重性，既是国家的社会法律工作者，是党的力量。同时除了政治属性以外还有社会属性，我们叫做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是去年党的二十四次全国统战会议上提出的，从社会阶层角度分析社会属性。更重要的是律师还是专业工作者，用自己的专业在市场中为社会服务的，是市场的主体，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容忽视的概念。我们往往看不到律师的市场属性，看不到在市场中靠自己的专业活动为自己的生存发展去努力，而更多看到了是政法工作者，这时候就对品牌产生不同的认识。”
中央电视台2008年6月3日今日说法播出一则案例：《“晒晒”律师的收费》，讲的是广西两名律师代理一位工伤瘫痪者索赔赔偿款案，律师用三天半时间，以风险代理从27万元的赔偿款中，获取了11万元的风险律师费的纠纷案例。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主任王进喜教授在点评律师业收费高问题时说：“律师提供的服务具有商业属性，它有有偿性，这种有偿性和公共利益能够有机结合在一起，所以，一个社会当中，只有不为衣食而愁的律师，才能够更符合职业道德维护法律，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富裕的社会阶层，一个富裕的律师阶层，对于整个社会来讲不是一件坏事”。
在中国整个社会产业结构中，律师业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律师业的产业化，意味着会出现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意味着律师执业商业化已不可避免。现代法治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律师必不能脱离这个现实而求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这是一个事实。律师的商业化在特定条件下能够促进律师职业目标的实现，商业化并不是律师职业化的必然敌人。[7]
二、律师缘何会商业化
近十多年里，中国律师业迎来了自恢复重建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不仅律师数量和律师业务量快速增长，律师的经济收入也获得迅速提升，但不可否认，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确实存在一种泛商业化倾向，律师队伍中一切“向钱看”的问题十分突出，用张华先生的话说就是“标的大的认真干，标的小的糊弄干，无名无利不傻干”。[8] 还有一些律师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价值坐标，执业中以“金钱至上”为原则，钻营经济标的高的“金钱案”，甚至与执法人员串通一气，为了不法利益大量办理“关系案”，倾斜了法律天平，泯灭了道德良知。[9] 针对这种现象，曾经当选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的顾培东大律师说：尽管律师个体利益扩张的实际倾向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但在中国现实条件下，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在谋求利润最大化这一点上，律师事务所与企业、律师与商人几乎没有本质区别”。[10]
为什么会出现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律师发展产业化的同时，不少律师正越来越多地关注经济利益，而不是公平与正义”。然而，当我们在检讨律师的过度商业化问题时，更多的是归结于律师的职业价值观，却很少从更深层次去探寻问题的根源。实际上应该说，我国律师业目前存在的商业化问题很多是制度性问题，而不是单纯律师素质或律师道德水平问题。这与公职人员腐败问题是一样的，我们习惯将公职人员腐败归结为“放松了学习”、“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却很少从制度上找原因，比如是制度设计使他们容易腐败，他们掌握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体制本身给他们提供了机会和便利等。[11]我国律师从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到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对律师的职业身份的法律定位几经变迁，它带给律师的心理冲击和生存发展方式也是几起几伏。这些话题及律师生存现状也引发了律师对自身角色定位的困惑。
1980年制定的《律师暂行条例》把律师定位于国家法律工作者，而漠视律师业的商业化属性。中国律师业要发展，国家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养活律师，律师业很难发展，从1980年到1986年,律师业发展缓慢就是例证。80年代后期我们开始改革，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打破铁饭碗，律师要走向市场，自己养活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律师业逐渐发展起来了。”[12]
1988年，国家对律师制度开始进行重大改革，推行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自此之后，律师事务所不再只有“官办”的了，开始有民间性质的律师事务所了。律师的国家公务员身份，渐渐地发生着“量变”。1992年，国务院发布《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法律服务归类为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的咨询业。1993年，司法部在《关于律师工作进一步改革的意见》中对律师体制进行改革，要求新办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要体现“两不四自”特征：“不占国家编制和经费；自愿组合、自收自支、自我发展、自我约束。”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将律师直接定位为“社会法律工作者”，从此，律师正式退出国家公务员队伍。[13]1997年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将律师定位为“社会中介组织”，[14]使律师完全摆脱了“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将律师完全推向市场，律师不仅不能从国家拿一分钱，还要向国家交纳大量管理费用，对律师事务所也实行企业化管理，即所谓“自收自支，自负盈亏”。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开始拼命向社会收费以维持生存和发展。在“社会中介组织”和企业化管理的前提下，国家鼓励和允许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到市场上赚钱。[15]2000年8月，国务院在要求国资所脱钩改制的文件中，将律师定位为“社会中介法律工作者”。2004年，司法部允许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做业务广告。中国律师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被推向市场。中国的事情，常常矫枉过正，过去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了，又总是一切“向钱看”，万事万物都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律师是这样，律师管理部门也是这样。
在律师的角色发生上述转变的情况下，律师的思想观念及价值取向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呢？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发表了《人类动机的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他看来，人的需求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层次。低层次的需要是生理需要，向上依次是安全、爱与归属、被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指创造潜能的充分发挥，追求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动机。按照人性的自然特点，只要存在谋求个人利益的地方，总会出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情形，律师职业也是如此。尽管现代法治社会中的律师都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尽管现代社会要求律师以维护社会正义、维护国家法律为其神圣的使命。但是，律师作为一名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自然人，难于避免地存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这一倾向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的运行机制以及市民的思想观念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尤为明显。追求个人利益的本性与律师的使命不可避免地存在内在的冲突。[16]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法学教授安索尼T·克罗曼认为：人们选择法律这一职业有许多原因。一些人为了钱，一些人为了权力和名望，还有，至少是一小部分人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而成为律师。[17]而当今中国律师，由于律师制度安排，将律师定位于社会中介服务人员，成了实实在在的“法律商人”，整个律师群体的政治地位都被边缘化了。在这种被扭曲了绝对低下的社会定位情况下，律师无法实现政治、法律抱负。由于制度体系中的边缘化使得律师在制度体系中心无所作为，[18]于是，韩德云律师认为，律师的非公职身份决定了律师首先需要自行扮演经济角色，在日渐市场化的社会中，成为自食其力的经济人。
潘志恒在《如何保持律师的使命感》一文中说：“律师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是社会的一分子，必然受社会环境、社会风气的影响。在一个强权政治、金钱万能、贿赂公行、腐败泛滥的社会中，要求律师独善其身、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是不现实的。而在一个讲求真理、追求正义、公平竞争、人人守法的社会中，律师树立使命感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顺理成章的。文章认为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以及培养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是律师树立和保持使命感的社会基础。[19]我们并非为一些律师的不法行为辩护，而只是强调在律师业建立科学的、合理的制度的重要性。[20]
三、重构律师社会责任
中国律师的现状不利于律师的发展，既有律师制度设置上的问题，也有国家政治体制人事制度上的问题，既涉及《律师法》，也涉及其他基本法，要彻底扭转和放弃法律商业主义的市场化倾向，重构律师社会责任，增强律律师使命感，更重要的是从制度入手，从立法上定位。
1、在立法和制度设计上对律师的身份和律师行业重新定位，果断放弃“中介机构”的定性。在几乎所有法治国家，律师都是司法运行机制中的重要环节，在立法上无一例外地将律师定性为司法制度中的成员之一。这种制度上的设计和立法上的规定直接避免了将律师等同于一般社会执业人员、将整个行业当成中介机构和经济组织的错误。中国的法治进程如果没有律师的参与，没有这一重要的民主力量的加入，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如果这一重要力量仅仅是中介机构组织的执业人员，而不是以追求公平与正义为使命的一支制衡队伍，同样也难达到法治的目标。
2、改变律师职业从一而终的命运，建立律师转入政界和司法界的流动机制。有了这样的流动晋升机制，才不致于律师只有“钱途”，大批的优秀人才才会有计划地设计自己，到律师业中磨练发展去实现其政治理想，这样既可提高律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又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首先是作为政治制度而产生的，由于律师制度具有权力制衡体系中的监督功能，而被世界各国视为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西方国家的律师发展历程也表明，律师是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人才资源。
3、树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法律信仰、法律素养、法律思维和法律职业伦理道德。律师与公检法同属法律职业群体，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法律文化远未形成，良性的职业关系尚未建立。现实中司法人员对于律师具有强烈的地位优越感，律师的人格未得到应有的尊重，缺乏足够的交涉力，于是在很多时候“打官司”成了“打关系”，以致律师整体水平以及律师业务能力水平的降低。因此，就法律而言，律师与公检法应当是一个高度职业化、专业化的完整法律职业共同体，相互之间在法律面前应以法律学识而不是以手中的权力大小为评判标准，彼此在对待事物或处理纠纷时，运用相同的思维方式和共同的评价体系，在处理结果上能形成合理的期待。[21]
4、目前律师执业环境差，社会地位不高，固然有赖于各种客观因素的改善，如完善司法体制、改变执法观念，等等，但律师队伍的主观方面的因素则更为重要。中国律师必须真正实现自己的社会存在价值，才谈得上社会地位的提高。而要实现律师的社会存在价值，就必须全体同仁共同塑造中国律师高尚的人格形象，良好的职业形象，才能博得良好的社会信誉，才能提升社会地位，反过来促进执业环境的改善，有为才能有位。[22] 律师应当时刻牢记自己的职业使命，才能承担起庄重的社会责任。
注释和参考文献 邱旭瑜：《商业化——中国律师业变革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律师网，http://
3、吴革；《律师，你为谁服务？》《律师文摘》2006•第一辑第97页
4、张卫平《律师要成为一支正义的力量》，《律师文摘》2004•第四辑第41页
5、参阅“第二届中国律师论坛”自由论坛精彩剪辑之二：《中国律师专业化发展是否应以培养学者型律师为方向》，原载《中国律师》2003年第2期
6、任秉铎对此认为：“各地除了少数律师被作为‘花瓶’选为人大、政协代表有机会参政议政外，大部分律师都没有参政议政的机会„„就是这些少数被选为参政议政的代表的律师，大多数是少数民主党派推荐的，很少有律师群体推选出来的。”《我国律师现状及其发展之思考》，原载《中国律师》2001年第5期
7、王进喜：《律师职业化与律师职业行为规则》 http://
21、吴清旺：《中国律师“边缘化”之思考》 http://www.xici.net/b167997/d8507628.htm
22、张用江：《律师的使命》，中国律师网
第二篇：律师对自身处境的思考
律师界到了认真思考自身处境的时候了。
《律师法》何以成为一部“未生效的法律”？中国律师处于怎样的执业环境？应该如何定位自己、防范职业风险？应该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中国律师下一步怎么办？
2010年7月10日，围绕这些问题，在第一期《财经》法治论坛上，包括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陈光中以及北京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思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等数十名学者、律师合席讨论。
与会人士结合李庄案、司法部系列文件及自身经验对律师执业环境进行检讨，通过梳理建国以来的律师制度变迁，剖析中国律师的官方定性同职业要求之间的矛盾，并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从律师自身和制度改革等方面探讨了律师应有的下一步。
“中国律师到底想干什么？”贺卫方说，“我们的目标不是想干别的，就是有一个正常开展业务的空间，使我们的司法程序不再混乱，不是躲猫猫，使我们知道这个国家按什么规则判案。”
刑事辩护：“形式主义”危险
在江平看来，种种迹象表明，刑事辩护正在走向形式主义：“形式上有一个辩护人就行了，不需要你去做实质性的辩护，因为司法机关已经做出了决定，由不得你变更。”
这种无力感使得律师执业环境面临一个尴尬的境地，许多法定的权利落空。典型的包括律师“三难”：阅卷难、会见难、调查取证难。许多庭审更有演变为“审判秀”“走过场”的危险。在公、检、法三领域，律师处处受到掣肘。
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照东提及，在其执业经验中，部分公检法机关对待律师的态度分别是敌对、警惕和冷漠。具体而言，在侦查阶段，会遇到警察对律师满怀戒心，以种种理由将律师拒之门外；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对律师充满警惕，不仅不会透露对案件的看法，反而会想办法套话；在审判阶段，“我们看到法官的眼神是一种冷漠”。他说：“在庭审前我们满是激情，充满对法律的崇尚和对未来法治社会的坚信不疑。但当我们拿到判决时，感觉特别失败。”
即使有自己的组织——“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但这也被许多律师认为“靠不住”。“律协本来应当是我们的亲娘，但现在几乎变成恶婆了。”张思之说。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莫少平认为，律协并没有起到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的责任。
张思之以李庄案为例，认为在事件中律协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反映出17万中国律师到今天还是一盘散沙，没有任何的凝聚力，也发不出共同的、有力的声音”。而李庄案也说明刑事辩护律师不仅面临“三难”和形式主义的困境，还存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危险。2010年2月9日，重庆市一中院判决北京律师李庄伪造证据、妨碍作证罪成立，二审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江平、张思之认为，李庄案不仅反映出《律师法》等法律未能有效落实，还暴露出立法之漏洞。“首当其冲”的是《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参见资料：《当律师被判有罪》）。此外是《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的“串供”：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
“刑法”第306条和“刑诉法”第38条，被众多律师当做悬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有落下的危险”。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刑事辩护率每况愈下。据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兆峰介绍，目前中国刑事辩护率约为20％，有些地区甚至不到10％。
而据统计，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胜诉的比例仅5％，也就是说95％的案件律师都会败诉。
律师定性：从进步到“倒退”
律师地位之暧昧不明和处境之困其来有自。在陈光中教授看来，现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实际出发点是把律师定性为党和政府的一支队伍，与律师作为私权利代表的职业角色相冲突。这正是律师困境的根源。
陈光中介绍，中国律师的定位，在演变中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律师制度正式恢复。1980年颁布的《律师暂行条例》规定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人员”，也就是同法官、检察官一样，吃官饭。而且条例明确具体服务对象是国家集体的利益，还包括人民公社、公民的合法利益，也就是说，它首先要维护的是国家的利益。“这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陈光中说。
第二阶段，随着改革开放，律师职业逐渐发生变化，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制定《律师法》，律师的定位从“国家工作人员”变成“为社会服务的职业人员”，不强调公务员性质，更强调为社会提供服务，这是适应市场经济而发生的变化。其时许多律师已不再有公务员身份了。同时，律师事务所的性质也发生变化，合伙所开始占多数。
第三阶段，2007年修改后的《律师法》，把“为社会提供服务”改成“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再次明确律师的定位。
陈光中认为，一开始恢复律师制度是国家本位，第二个阶段可以说是社会本位，第三个阶段则是当事人本位。“国家本位——社会本位——当事人本位”，这是一个明显的演进过程。
在他看来，现在的《律师法》相对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了律师角色实际上的定位，同时也把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同维护社会正义，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结合起来，“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律师的根本职责是保障人权、匡扶正义，这两个职责是律师永远要追求的价值，永远要实现的职责。”
目前的困境在于，由于公检法等政法机构的抵制，新修改的《律师法》难以落实，是一部“未生效的法律”。与此同时，中央有关部门为律师定位提出的新说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工作者”，这实际上恢复了第一阶段的定位，只是加上定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个定位与《律师法》相冲突。在陈光中看来，法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如果认为《律师法》的提法不妥，可以提出建议修改，但在法律未修改时另出一套显然有悖法治精神。
前法治社会：“维稳”压倒“维权”
律师定位倒退的背后，是整个司法改革方向的变化。在莫少平律师看来，此前司法改革的路径指向司法独立，现在更多提“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此前提法官职业化、专业化，现在更多提发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此前强调司法的中立性和被动性，现在强调的是司法的能动性；此前强调律师协会是自律、自治的组织，现在更多强调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
针对现状，陈光中的忧虑之一是，目前各级政法委的领导兼任公安局局长，同时参与对案件的协调拍板。“这明显不科学。这样的党的领导最后会适得其反，典型的如赵作海案。”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说，中国目前仍处在“前法治社会”。由于国家权力置于法制之治下的局面还未根本形成，整个社会虽然对法治存在期待，但还没有形成崇尚法治的心理基础。解决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人们还是习惯于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
在诉讼领域，由于缺乏个人与国家对抗的观念，即使有了对抗的制度，这些制度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会在实践当中大打折扣，甚至在部分案件中完全不起作用。“刑事司法中的顺民思想和国家权力的无对手化，使律师在刑事辩护中无法取得对于政府的独立性，也无法在与国家权力进行和平对抗时获得安全保障。”张建伟说。
其认为，对于支配刑事诉讼活动的根本观念如果不加以彻底清理，律师辩护制度一些技术层面的规则，包括“两高三部”新出台的两项证据规则，它们的实践意义不应被高估。
在张建伟看来，目前的司法审判中存在大量表演性审判，张建伟称之为“审判秀”。这类审判中，呈现在法庭上的活动并不重要，裁判并不是以法庭的调查和辩论形成的心证为依据，判决甚至在开庭之前就已经作出，辩护律师的作用只是配合。诉讼被置于“你辩你的，我判我的”状态，甚至出现迫使辩护律师参与的情况，不仅削弱诉讼应有的对抗性，并严重侵害辩护律师独立辩护的权利。
张建伟认为，由于存在律师辩护被要求服务于社会维稳需要的情况，在制度方面就难以赋予律师独立辩护的权利，以及为此设立相应的保障制度。在国家的法律初创时期，所有的制度都是围绕一个核心进行，这就是维稳。政府重在维稳，律师重在维权，而有的时候维权被看做维稳的威胁。
常年与维权律师打交道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提及，中国维权律师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意识形态化和政治上的敏感性，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其服务往往免费，因此被看成维稳的潜在风险。
下一步：正位和修法
囿于体制等原因，中国律师自身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典型如靠关系打官司。据张思之介绍，甚至存在律师为法官代写判决书的情形，“夺了国家的审判权”。
此外，据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麦宜生调查，体制困境加之经济困难，使得中国律师的政治诉求趋于极端。
谈及中国律师的未来，张思之从律师自身出发，认为律师首先要有独立精神，能独立思考，独立地履行职务，独立地完成使命。其次要严格自律，谨慎地实施自我保护。但是“如果事情值得我们去菜市口的话，不要回避，该做就做，不能因为自我保护就放弃底线”。
另一方面，他呼吁改革律协，废除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机制，实现律协的直选，按法律规定实行行业自治。与此同时，司法行政部门应摆正自己的位置，依法“监督指导”，而不是把律师看做下级。
此外，许兰亭律师认为，相关法律应予以修改，比如上述的“刑法第306条”就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一是伪证罪、妨害证人作证罪等罪名已经可以囊括律师妨害证人作证、提供虚假证据等行为；二是该条款势必造成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如履薄冰”，影响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信心和积极性。
陈光中建议修改刑诉法第38条，不应以律师伪证罪、串供等罪名来追究其刑事责任等，因为律师与当事人的对话，属于正常行使辩护权的范围。
江平认为，首先应当为律师正位。“律师本身的社会地位不能够离开它自由职业者的特点，它有维护正义的职责，亦可矫正目前政法工作中的缺点和弊病。”由此，他建议放宽对律师执业和律师事务所的管制。
最重要的是，律师只有在一个法治社会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中国最终走向民主法治不可阻止。”莫少平说。
背景律师执业新困境
李庄案以降，律师执业风险被业内普遍认为逐步增强。
2010年4月8日，司法部发布《律师事务所检查考核办法》以及修订后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下称《处罚办法》），旨在引导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忠实履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职业使命。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认为，《处罚办法》对《律师法》作出明确的解释，但这些解释“趋向从严”。
比如《处罚办法》第六条规定，以误导、利诱、威胁或者作虚假承诺的方式承揽业务属于“以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这里面何为“误导”，何为“虚假承诺”有很大的伸缩余地。他说，律师承揽案件时，说官司可以打赢，这可能出自律师的个人判断，认为胜诉可能性大故而承揽，但如果最后败诉，如何认定是否误导了当事人？
此外，在民事案件中，律师建议当事人提出反诉，但如果反诉最后被驳回，那么是否误导了当事人又进行了不必要或者不利于他的诉讼呢？“这样的规定模棱两可，使得其制定者——司法行政部门得以任意解释。”
曾让不少地方政府吃到苦头的“北京律师”，正受到更多的管制。一是收费标准“被指导”。今年5月14日，北京市司法局发布“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标准”，规定普通案件5万元封顶，而对于法律关系复杂、涉及疑难专业问题、涉外或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可以按照不高于规定标准的5倍收费。
这份收费标准在发布后惹来争议不断。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莫少平认为，该规定缺少充分的法律依据，违反《价格法》，同时也违反世界潮流——在很多国家为防止恶性竞争，针对律师收费的做法是限制最低价，而不是限制最高价。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些也难以操作，且会使得一些优秀的律师放弃刑辩业务。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直言，律师收费实行指导价，完全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会扭曲整个律师服务行业。
其次，北京地区的律师事务所的规模也将受到控制。5月26日，北京市司法局对外表示，将提高合伙律师事务所设立的资产数额，以控制北京律师规模。此前，北京市律协已经通过人事档案存放等限制手段，堵住了外地户籍人员在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执业之路。
华一律师事务所主任浦志强认为，限制外地律师档案挪入北京的做法，属于行业的陋规，和相关法律体系本身的精神相冲突。陈光中教授亦认为，北京市限制外地律师入京是法治的倒退，但他也认为，律师集中于北京执业亦不是正常现象，对此应进一步加以研究。
第三篇：关于律师职业道德问题的思考
关于律师职业道德问题的思考
——观《林肯律师》有感
林肯律师以前代理的一个强奸杀人案，委托人坚持自己无罪，但律师，多年的职业生涯让他阅人无数，看了太多这样的声称无罪的委托人，所以，律师先入为主了，在控方没有提供扎实的鉴定结果之前，就让委托人认罪，甚至于出动了委托人的家人来做思想工作，委托人认罪达成协议，被判了终身监禁，至少坐满15年才能够提出假释申请。对律师来说，快速结案了，委托人保住性命了，但真的有罪还是无罪，律师无暇细想，得忙下个案子了，太忙了。可是，事情没完。几年以后，一个类似的案情，找到这律师，但是委托人的背景不同，这回是个有钱人，有自己的长期大牌律师伺候却指定要男主这律师，于是，男主律师打醒12分精神，却发现了一个已经被时间所掩埋的真相---有钱人在现在这案里是有罪的，而且，也是已经坐牢的那个委托人案子的真凶，律师，作为委托人的保护神，放弃了自己的委托人，亲手将他送进了监狱，为了他不曾犯过的罪行；那个无辜的人，被所有的人放弃，不只是律师，还有自己的家人，为什么---律师的职业疲劳让律师根本就不听也不相信委托人说什么，只相信自己的职业判断，只想着快点结案吧。
律师是一种职业，而且一直是一种争议颇大的职业——功利与正义、经济与道德、程序与实体、技能与伦理，这些矛盾与范畴在律师角色当中交织着、冲突着。因为律师，作为法律职业的一员，作为法庭上平衡对抗格局的重要力量，肩负着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与维护法律正义的双重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律师职业的服务属性、雇用关系决定了律师必须将法律服务当作一种业务来经营，并以此作为谋生手段和生存基础，这样，律师就成为一种“经济人”，对于自己的服务对象负有忠诚义务，律师职业本身也构成市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以法律服务为谋生手段的律师可以归入追名逐利和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角色。我们应当尊重和宽容律师角色的“经济人”属性，让律师在“为权利而斗争”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利益而追求。
就刑事辩护而言，辩护律师必须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尽心尽职，不懈努力。正如英国布鲁厄姆爵士所说的：“律师的神圣职责是：为了拯救和保护当事人，即使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但是，律师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益的辩护活动显然不能超越法律或者说不能违背法律，而是要受到法律的限制。恰如英国高等法院院长科伯恩勋爵所说的那样：“与当事人相比，律师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负有更重大的责任。”由此，以当事人利益为重，并不意味着可以违背公益、正义，甚至置公益、正义于不顾。
第四篇：商业化对博物馆的影响
商业化对国际体育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没有商业化就没有如今规模和水平的国际体育。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萨马兰奇曾说过：“我个人看法是，目前流入体育领域的钱只能欢迎，那些钱无论是对发展整个体育活动，还是对运动员的物质保证，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不想阻止商业化，因为我们认为商业化对体育界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所要避免的是将商业利益置于体育之上。”能否对商业化这匹烈马进行有效驾驶，把它限制在为目标服务的操作层面，而不使之变为追求的目标，这是现代国际体育能否持续和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如果向对方所说的一样，那它就不应该是一个博物馆了，他不应该有社会大众去打扰，万一我们自身的原因，破坏了里面的氛围，那怎么办，但是这样就违背了国家博物馆的初衷。所以千万不要将它神话，关于国家形象，一个博物馆就能决定，我觉得这个论断真的很可笑。您把商业化当成恶魔，大可不必，难道商业利益的获得一定要损害他人的利益吗？很显然不是，很多在国家博物馆的商业化运营，通过商业化来做公益活动，建立品牌认同。从而达到了彼此的共赢。
在国外，虽然也一直存在争议，但文博场馆与市场化的结缘，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就举著名的卢浮宫来说，数十年前，卢浮宫也曾经远离市场化，法国政府每年为维护卢浮宫承担沉重的财政负担，但工作人员只是负责早上开门、晚上关门，没人关心怎样做好宣传、服务，公众也颇有怨言。
此后，法国政府紧缩预算，逼得卢浮宫自寻财源。经过多年来的运作，借助市场化，卢浮宫如今已经走上了一条良性运转之路，在广开财源的基础上，场馆维护、宣传、服务水平都大为提升。2008年时，卢浮宫搬出珍藏的22副达·芬奇幅画作，邀请全球名流，在馆内举办“达·芬奇之友”的美式私人募款餐会。当晚，卢浮宫便募到约269万美元。
外展项目现在已经从以前的单一展览发展到现在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展；从单方面赴外展发展到引进展和交换展并重；从只针对发达国家到兼顾发展中国家。我们在涉外展览中更多地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也更加能真实客观地展示国博的文物藏品。除了文物展览，还增加了人员互访、培训、文物保护、管理、数字化建设等专题内容，领域在不断扩展。担当着历史赋予的社会责任的同时，也承担着普及教育者的角色
卢浮宫博物馆每年带动的消费可以高达6亿至10亿欧元，国家每年对卢浮宫等国立博物馆的补贴有逐渐减少的趋势，私人和企业赞助则慢慢增多。无论是故宫还是卢浮宫，作为国家级博物馆，其经营管理都在公众的注视之下。合理适度的经营也是不能回避的，都需要通过自己的方式保持博物馆的生命力。
在中国，文化底蕴太厚，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很多人心态不平衡，导致群体文化会攻击个体文化，最后导致少数被迫服从多数。同样道理，群体的非商业化会打击个体的商业化。如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商业化所给国家博物馆带来的巨大利益，是面对舆论压力的偃旗息鼓，还是我们继续大胆创新，勇于探索，让中国国家博物馆商业化走出一条多方共赢的光明大道。既然如此，让我们大家相信国家博物馆应该商业化。
3月27日，中国国家博物馆整体向公众开放。开放首日，观众客流量达到8800余人次，“爆棚”现象引发了不少问题。天涯论坛上一篇悉数“国家博物馆N宗‘最’”的帖子，配图展示了“水太贵”、“厕所设计令人尴尬”、“设施缺损、故障”等瑕疵纰漏，引得不少参观者围观跟帖。这边国博官方微博(http://t.sina.com.cn)上，有网友呼吁：“能不能把网站的内容扩充下，有个更开放的平台能让我们了解下国博的展品！” 据首都博物馆信息中心副主任朱锴介绍，目前首博网上体验馆仍处在发展初期。首都博物馆馆藏文物多达12万套，展品上网属于长期基础性的工作，需要大量人工，但目前负责这项工作的只有五个人。另有文博行业从业者称，国家每年对文博事业的财政、人力支持并不高，文博系统在各级地方濒于边缘化。一些国家重点建设范围之外的博物馆，甚至没有负责网站的专门人员。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陆建松教授认为，现阶段国内网博发展瓶颈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首先是观念问题，我国博物馆多为科研机关，实行资料封锁，馆与馆之间还存在一种狭隘的观念。其次，藏品的分类、定名、用度、计量单位等基础性技术工作非常难做。再就是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国家博物馆面对的是全国各民族群众，对于有形文物和无形文物都要给予重视，这是对我国5000年悠久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继承和发扬，我认为国家级的博物馆不能只限于专业角度，应站在国家、世界，甚至全人类的高度来思考问题，应是自然、历史、文化等多学科的大融合，国家博物馆应成为为人们提供精神动力的加油站。
在故宫爆出私人会所丑闻之后，国家博物馆也出事了，有人爆料称中国国家博物馆出租5楼举办私人婚礼。而记者随后的探访，也证实了此事：相关工作人员称，租用场地的费用是25万元，谁想租可以去官方网站找相关电话。国家博物馆在承认举办婚礼的同时表示，结婚的新郎和新娘是内部职工，“不存在市场操作的费用问题”。像国家博物馆等国家级知名公共场所，由于和公众之间距离太远，在公开与透明运行等方面还不够。这也是为什么其举办私人婚礼引起公众过分焦虑，因为公众担心其成为私人掌握的资源并以此牟利。国家博物馆去神秘化的第一步，就是要向公众解释为什么会存在这个5楼。此外，如果不影响公共利益，国家博物馆尝试市场化运作未尝不可，而且也有先例。但，走远路之前，还需拿掉鞋里的沙子——5楼，否则就会一直硌脚。博物馆难以亲近百姓
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周志强坦言：博物馆作为由科学、文化、艺术和历史共同铸就的华丽殿堂，其蕴含的千年文明，本就属于人民。但是，在社会经济水平大幅提高、大众文化需求越来越强烈、人们生活节奏普遍加快的今天，博物馆事业却面临着一些不太“亲近”百姓的无奈——
一边是博物馆大力“扩张”，一边是百姓不大买账。博物馆越建越多，人们参观博物馆的兴趣却不见高涨。全国2300多个博物馆中，大约有2/3生存困难，这其中又以中西部地区为主，以中小博物馆居多。
互动性不够
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秘书长安来顺说，文史类的博物馆收藏的珍贵文物大部分都有保护的玻璃框，观众只能鉴赏，而不能触摸。在展示形式上，人们早已厌倦“隔着玻璃看，耳旁别人讲”的固定模式，渴望更多的参与性和自主性。突出参观者与展览的高度互动性是世界大博物馆的共有特色。在大英博物馆,游人可以触摸古埃及的石雕、中国战国的钱币和古希腊的砖；在伦敦博物馆举办的古罗马人发明的展览中,孩子们可以动手操作织布机、印刷机,学习架桥。
馆藏利用率不高
艺术家陈丹青曾说过：中国不是没有珍品，但许多都藏在仓库里，还没有形成固定陈列的规模，这也是我国的博物馆还无法同国外的博物馆相抗衡的一个因素。中国的博物馆馆藏利用率不高。部分产品由于博物馆展示场所有限无法展出。
据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共60多万件（套），但到目前为止，向社会公开展出的，总共还不到5万件（套）。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近100万件，而每年展出的文物只有8000多件，不到总量的1％，并且10年来从没有进行过更换。而在法国的巴黎圣母院，馆藏文物80万件，经常陈列的展品有5万件。每3个月轮换更新一次，每10年为一个周期，可把全部藏品分期陈列一次，展品一年换几次。
难以接受的高价门票
老百姓不进博物馆，高价门票是又一原因。
有专家指出，如今博物馆界好像形成了不成文的规矩，只有到了特定假日，才会免费开放一两天，一旦免费，场面就会非常火爆。原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组长吕济民教授指出：“票价是阻碍老百姓进入博物馆的重要原因。免票的博物馆要么不值得老百姓去看，要么交通不方便。真正对老百姓有吸引力的博物馆大多票价很高，动辄几十元甚至几百元。”对于门票，吕教授呼吁中国的博物馆合理收费，这样才能真正的吸引更多的百姓走进博物馆。
“博物馆要持续发展，就必须走近百姓，积极开发百姓感兴趣的方式，针对性、新颖性、贴近性和多样性地向普通百姓展示更多的珍贵文物，展示更多的中国古代文明，把馆藏文物和中华优秀文化传输给普通观众。这是一条必须要走的道路。”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张文彬建议。
一，体制问题。中国大多数博物馆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完全靠政府拨款。这不是长久之计，博物馆应多方筹资，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并靠灵活的运行机制来吸引社会的资助。多元的投资主体不仅能筹措更多的发展资金，更能吸收多元的经营理念，推动博物馆灵活地顺应市场和受众的需求。
二，管理问题。博物馆自身要发展文化产业，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特点，将企业模式引入博物馆管理工作，在市场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博物馆的资源，重视市场营销和增加收入。
三，专家（人才）问题。据相关资料统计，当前全国博物馆机构从业人员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只占4.5%，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只占13%，人才的总量、结构、素质都无法满足要求。而博物馆由于陈列品的特殊性质，需要历史、绘画、修复、鉴定、裱画等多方面相关的专家、人才，要让真正的专家来管理博物馆事业。
近日，故宫博物院与大英博物馆签署了一份时效长达5年的合作意向书，大英从而成为继法国卢浮宫、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冬宫）之后，与故宫合作的又一国际博物馆巨头。吕教授指出，国内博物馆在与国外大博物馆合作的过程中，中华五千年文化可以走向世界，公众也可以感受到国外文明的熏陶。中国的博物馆同国际接轨已经是必然的趋势。
专家认为，中国博物馆事业需要可持续发展，贴近百姓生活创新内容与形式是条件，提升整体水平与国际接轨是根本。凭借丰富的历史、人文和自然资源，积极吸收国外博物馆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完全可以成就具有中华民族风格、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博物馆事业。国家博物馆的诸多“社会化”措施，有的已经在进行尝试，并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比如，国家博物馆监制的十二生肖瓷器、黄金艺术品等，像狗年国宝生肖金条、“神六”金条等，均受到热烈追捧。这样，百姓有了更多接触文物、了解文物的机会。通过接触和了解文物、艺术品，百姓不断地接受文化的熏陶，文化素质也随之得到了提升，而且，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由于深受百姓喜爱，由国家博物馆监制、国家博物馆艺术品开发中心设计、北京国道文化公司总发行的黄金艺术品，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品牌——国道黄金。目前，“国道黄金”在黄金收藏界已经无人不知。
据悉，国家博物馆推出的“文物知识培训班”、“文物鉴定服务”等，目前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即将推出的仿制馆藏文物，已经在收藏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但是，博物馆的服务社会之路也引来了一些争议，有部分人士认为，博物馆走向市场，是为了狭隘的自身经济利益。对此，原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专家组组长吕济民教授的看法不同。吕教授认为，首先，博物馆探索引进市场机制，并不是为了自身狭隘的经济利益，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博物馆事业。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博物馆所有经费均由政府拨款。但是，仅从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规律来看，过分依赖政府拨款不利于发展。只有引进市场机制，完善自身造血机能，才是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方向，这也符合世界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大趋势。
其次，博物馆肩负着收藏过去、教育现实、传承未来的历史使命，在经济水平大大提高、人们生活节奏普遍加快的背景下，博物馆传统的运营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的需求，如果一味固步自封，我们的馆藏文物将真正“藏”了起来，文物所代表的优秀文化将远离人民群众，博物馆教育现实、传承未来的历史使命将成为一句空话。《文化保护法》提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十六字方针要全面贯彻，文物展览、出版物、仿制品开发都属于文物利用，要把几千年的文化保护好、利用好，只有走进老百姓，才能弘扬文化，才能传承未来。为了能够走进老百姓，就需要引进各种适应大众需求的模式，引进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模式。
“我国的博物馆事业改革还处在摸索阶段，改革任重而道远。”吕教授呼吁社会各界改变观念，支持我国博物馆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第五篇：对律师队伍党建工作的思考
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是我们党的建设不可忽视的新领域，也是薄弱环节，律师行业在新社会组织中占有非常特殊的重要地位，经过几度改革，不同时期党建工作强弱不均。最近，十堰市司法局党委提出打造律师队伍党建工作品牌，如何打造，关键在于取得实效，在于巩固过去已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一、找准当前律师队伍党建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
律师行业党建工作既然是薄弱环节，弱在哪里？我把它概括为：
1、基层党组织建设缺乏科学设置。目前，律师事务所有三名以上党员律师基本成立了独立党支部，其余党员律师归属一个联合支部，直属市律协党总支。这样设置缺乏科学性，因为，独立支部由于律师流动性强，时常出现所内党员律师不够成立支部必备条件，出现了新的“隐性党员”游离党组织之外，党组织生活很难正常。联合支部扬汤止沸地实施了“党员安家工程”，但“日常家务”基本无人管、无人问、形同虚设。出现管党与管所相脱节、管党与管人相节、管党务与管业务相脱节。
2、党的力量薄弱。律师事务所党员数量少，党员在律师中所占比例小，党的力量薄弱。不符合条件建立独立支部的党员，在联合支部长期过不上组织生活，不主动缴纳党费或年底集中一次缴纳，接受不了党的教育，主张不了党的权力，弱化履行党的义务，宗旨意识、责任意识、理想信念淡化。有些党员尽管在执业中尽力发挥模范作用，因党员来自不同事务所，作用力不能整合，影响力也不大。
3、党建工作制度可操作性不强。多数制度沿用机关党建工作制度，跟不上事务所体制发展要求，执行起来没有严格的考核机制作支撑，制度的管理功能得不到彰显。律师行业由于多次改革，律师的法律地位，事务所的性质和内部管理模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律师行业为“四自”、“两不”的社会法律服务机构，即：自收自支、自负盈亏、自我管理、自我发展；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拨款的中介组织，律师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压力较大，党组织活动时间和空间难免与律师收入相关的业务活动制约。而现在多数基层党组织制定的管理办法、党员管理制度等延续着机关党员管理模式，与律师事务所体制不相适宜。律师就其本质属性而言应不以赢利为目的，但其经营理念更趋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党组织如果没有适应行业要求的党建工作制度作保障，党员和党组织作用就不易发挥，就被边缘化、软化、弱化。
4、党的新鲜血液补充乏力。新社会组织党员发展工作没有相应的规定，程序复杂，时间较长，普遍感到入党门槛高。积极分子、培养对象因考察工作不到位，甚至无人管、无人问，影响了律师尤其是年轻律师的政治渴望。律师行业作为一个朝阳产业，吸纳了大量高素质的青年人，而党在这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队伍中发展党员的力度明显不够。
5、对律师党员教育管理松散，淡化了党员的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人生的精神支柱，也是合格党员律师的根本要求。律师行业因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存在着急功近利、实用主义倾向，价值观迷失、凝聚力瓦解的现象，还表现在过重追求功利，有操作技术、缺乏科学精神。不少基层党组织由于组织制度、党建日常工作不落实，管理松散，教育不经常，使律师党员忙于业务，忽视自身政治素质的培养，甚至有的党员长期不过组织生活，缺乏党性修养，抱有放任自流心态，对党建工作缺乏热情，有障碍性反应。其次，律师的困惑导致部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律师对律师队伍党建工作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担心过分抓党建工作会影响业务的拓展，把党建工作和事务所发展，理本文来自文秘之音网想与信念培养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律师的困惑大体表现在：一是调查、取证、会见、阅卷难。调查取证除本人同意外，还需法院或检察院批准，侦查阶段限制或限时会见，阅卷仅能看程序性文书、鉴定等。二是政治地位低。律师行业是一个高素质人才汇聚的行业，目前我市还没有律师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三是承载社会偏见。认为律师是替坏人说话的，是钻法律空子的。四是多数人只关注律师收入相对一般公职人员高，律师税负偏高、权益有时受到不法侵害、工作的酸甜苦辣等不太被人们理解和体谅。五是律协作为律师之家，重“家教”轻服务的现象不同程度的存在。律师如果长期被困惑羁绊，难免弱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甚至丧失对党的信赖，淡化理想和信念的追求。
二、着力解决困扰律师队伍党建工作难点问题
1、解决组织建立难的问题。市律协党总支是基层律师党支部的龙头，能否实现律师党建工作品牌，律协总支是关键。要有专职人员负责党建日常工作，探研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现状，剖析原则、制定对策，本着伸手不及、跃而可获的原则制定长远和短期工作计划，名符其实地引领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的发展方向。巩固独立支部建设并监督其正常开展工作，联合支部不宜设置一个直属律协总支。因为，根据律师职业特点，党员律师的教育管理、活动组织、“三会一课”、监督保障等日常党建工作，仅靠兼职的总支成员完成，不可能也不现实，设置一个联合支部形式上是完成了“党员安家工程”，事实是个“接待站”。要改变目前联合支部名存实亡的尴尬局面，笔者拙见，本着地域相邻、方便工作、老中青党员合理配置的基本思路，成立若干联合支部，支部书记和合伙人适当交叉，有利于党支部政治领导作用的发挥，必须选出副书记，避免书记缺席时影响既定工作，派驻政治指导员。事务所有两名正式（预备）党员成立党小组，个别党员成立联合党小组，工作多以党小组为单位，政治指导员负责督促检查。独立支部因人员流动不到三人时，以“代管党支部”名义就近由律协总支书面通知参加联合支部活动，直至恢复独立支部。这样就基本形成了局党委领导，律协总支为依托，独立支部（联合支部）为基础，全体党员律师参与的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网络，使每个党员都能过上正常的组织生活，每个党员都在党组织的监督管理之下。
完善政治指导员职责。目前政治指导员职、责分离，难以开展工作。其职责：（1）协助支部按党建工作规律和上级组织要求，制定切合实际的管理制度。参加支部会议，列席有关合伙人会议。（2）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律师依法执业。（3）关心事务所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协助事务所抓队伍的规范化建设。（4）做好律师的政治思想工作，团结依靠律师关心和维护律师合法权益。（5）树立典型，建设“四有”律师队伍，开展文明创建活动，引领律师文化的形成与发展。（6）总结打造律师队伍党建工作品牌的经验，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意见。政治指导员在局党委直接领导下，参加律协总支活动，担负总支相关党务工作，开展党务工作活动经费由律协教育经费和在事务所筹措作保障，解决好办公场所问题。
2、解决活动开展难的问题。律师行业具有独立性、流动性、分散性、专业性的特点，在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励方面要立足行业特点，巩固成果，不断探索。一是对党员实行动态管理。利用网络资源，探索信息化建党的新机制，为律师注册电子信箱，结合时势政治的宣传，组织网上党课，网上发布宣传提纲，讨论课题，党员律师定期回复电子邮件实行制度要求。二是创办内部刊物，电子杂志，编辑经典案例、弘扬律师风采，介绍律所状况和人员组成情况，张扬诚实守信、模范执业等先进人物和事迹，营造文化氛围，培育律师文化的形成。三是采取“四结合”的方式加强党员和律师的教育工作。既时间安排上，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学习时间上，上班与业余相结合；讨论方法上，集中与网上相结合；活动方式上，室内与户外相结。四是按照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开展公益活动。与青团组织、法援机构、学校、监所等单位互动开展义务法律咨询；成立青年、党团员律师义务法律服务队；青少年维权中心等，用专长回报社会。本着适时、适宜、适度的原则开展助学帮困、法律援助活动。本着共享、双盈、互补的原则与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开展结对共建活动。采取小型、业余、灵活的形式参与法律援助咨询。参与普法授课等发挥律师专长，顾大局、讲协作，为构建我市司法行政其他品牌工作锦上添花。有些党组织活动适当邀请合伙人和党外律师参加，不断拓展党组织活动平台，党员律师在参于活动中要率先垂范，增强党的影响力，展示中国律师风采。紧跟形势，注重实效，扎实开展教育活动。如今年全党开展的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合伙制律师事务所规范化建设年活动，政法机关开展的创建学习型机关活动、公正执法活动等，充分利用大形势、大环境的公共资源，结合律师党建工作实际，大处着手，小处着眼，做到“规定动作”必须完成，“自选动作”创新突破，活动开展起来就有声势，有效果，也会受到党员律师的欢迎和参与。六是积极组织律师参与不同形式的群众性娱乐活动和户外参观学习活动，主动争取高层次的业务培训、高峰会等，增强团队凝聚力，提高业务素质，增强体质，缓解律师在激烈竞争中带来的压力。
3、解决党员发展工作难的问题。律师行业是一个知识分子高度集中的行业，目前还没有哪个中介组织普遍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因此，律师工作不仅是司法行政工作的脸面，也是难得的财富，理应受到党的关怀，接受党的监督。入党难已成为创建律师党建品牌工作突出问题，从80年代律师改制开始，党员发展工作成了“空白地带”。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原则，抓住四个环节，做好律师队伍党员发展工作：一要注重对青年律师的教育培养；二要注重老、中、青相结合，增强支部的生机和活力；三要有计划的设定党员发展指标并努力实现；四是按照中央对“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要求和管理办法，灵活把握考察、培训、程序等，使党员发展工作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
三、规范管理，构建长效机制，推进律师队伍党建工作品牌的形成与发展
前段时期，律师队伍党建工作在建立组织机构，明确职责；结合开展党的先进性教育，规范化建设年活动，引导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发挥“两个作用”；党员组织活动方法和途径等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在有些问题上有新的突破。要建设成品牌工作，不仅要用辩证的观点认识和把握创品牌的必要性，科学规划，实施有章法，循序渐进，还要在规范管理、建立党建工作长效机制上下功夫。
1、深化对律师党建工作的领导。把律师队伍党建工作作为党委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部署、同安排、同考评，引领律师党建工作发展方向，为探索“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开辟新的方法和途径。一是加大领导精力的投入。关怀和体恤政治指导员深入新的工作领域开辟工作的苦衷和艰辛，忍耐其开展潜移默化的党建工作成效难以凸现和探索工作渴望成功也允许失败，鼓励本文来自文秘之音网其尽心尽力地开展工作。为其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思想环境。利用更多的时间研讨工作发展中的困难，提出明确工作思路，确保品牌质量。二是加大人力资源的投入。让那些具备想干事的意识和自信，会干事的本领和素质，干成事的毅力和决心的同志到新的工作领域，共同创造成熟的工作品牌。三是加大财力和物力的投入，保障开展党建活动所需经费。
2、确立试点，以点带面。在确立和指导党建工作试点中，着重是规范党建工作管理，探索律师行业党建工作规律，从组织机构规范化，党员组织活动规范化，党员管理工作规范化，党风建设规范化，发展党员规范化等方面积极积累经验，用点上的经验指导面上的工作，为形成我市律师党建工作品牌树立“样板”。
3、加强监督，构建党员管理新机制。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强化措施，出台党建工作意见、流动党员管理办法、党员教育监督、支部管理办法、党员管理办法等方面的制度，在党建工作责任机制、管理机制、工作机制、监督机制、激励机制等机制上深入探索，提高党员道德水准和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执业为民意识，党员在全局观念，群众观念，奉献精神，诚实守信等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同时建立惩治机制，对违纪党员报请上级党组织给予相应处分。
4、加强教育，树立新风，形成律师文化。结合律师和事务所信用等级评定办法、合伙制律师事务所规范化建设年活动等，在广大党员中大讲诚信、文明服务、规范服务，严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使其自觉与见利忘义、不讲诚信等现象作斗争。树立全新的工作和思想理念、服务宗旨、品牌形象，党员律师要成为一面旗帜，影响和凝聚律师形成律师文化。
打造律师队伍党建工作品牌，需要立足律师行业特点，在工作中不断探索，深层次的思考，深入进行实践，使品牌逐步得到培育、发展到成熟，为我市司法行政工作增添一颗耀眼夺目的亮点，不断推进律师事业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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