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下的我国会计准则变迁研究
【摘要】2006年2月国家财政部正式公布了39项企业会计准则，这是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本文尝试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我国会计准则变迁的历程、动因、会计准则变迁的方式进行尝试性解释，并探讨我国未来会计准则的变迁趋势。【关键词】会计准则 制度 变迁 回顾中国会计准则发展历程，我们看到与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过渡相适应，会计准则在保持其相对稳定的同时进行了一些变更和改进。它构成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新制度经济学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解为一个渐进的制度变迁。本文拟以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来认识中国会计准则变迁的历程，分析其变迁的方式和影响其变迁的因素，探讨会计准则未来的变迁趋势。
一、制度、制度变迁的概念及“会计准则的制度观”
（一）制度、制度变迁的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调整人类行为的规则。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理性人总是在技术条件给定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无序或少序的经济环境必将加剧交易活动的不确定性，提高交易费用。而制度提供一系列的规则约束规范了行为人的活动空间和活动方式，确立竞争或合作的经济秩序，为人们的经济行为提供服务，从而减少交易活动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保护产权，促进经济增长。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
制度和制度变迁是由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及冲突的解决过程和方式决定的，制度变迁是行为主体为了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实现更高的制度效率而寻求动态的制度均衡的过程。
（二）“会计准则的制度观”
根据上述的概念，我们可以把会计准则理解为一项制度安排。从规则的起源角度看,制度分为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会计准则属于外在制度的一种,所以研究制度的理论同样适合会计准则的研究。谢德仁在分析剩余索取权的分享安排时，提出了“会计准则的性质是一份公共合约”的新观点。他认为，会计准则作为计量、记录、报告微观经济活动进而评价剩余控制权经营绩效以及计量剩余索取权的信息生成机制，在指示资源利用效率，引导资源合理有效配置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会计准则这一公共契约规范也就成为宏观经济制度和微观市场运作的一个重要制度体系。会计准则制度观涵盖了会计准则的一般属性，并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审视了会计准则的制度内涵以及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作用。
可以说，会计准则变迁是会计准则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会计准则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率更高的会计准则对另一种会计准则的替代过程，即更有效会计准则的产生过程。从深层上讲，由于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会计准则变迁就是各相关利益主体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
二、会计准则的变迁历程
由于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起步较晚，在很长一段时间实行的是企业会计制度并且在一定阶段准则和制度并行，还存在其他一些会计规范。所以对会计准则变迁历程的认识就不能脱离这些制度，规范。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经历了并将继续进行一场历史上罕见的伟大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即从传统的行政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根本性改革不仅涉及基本的制度结构，也涉及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其中就包括会计制度的变迁。我国会计制度变迁以其重大历史事件为分界点，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会计准则的探索阶段（1978年－1992 年企业会计准则颁布以前）。这一阶段，首先恢复了十年**期间遭受严重破坏的会计制度，并对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了修订与完善。如财政部 1980 年修订了《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1981年先后制定发布了《国营供销企业会计制度》、《国营施工企业会计制度》和《建设单位会计制度》。为适应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推动股份制试点工作的健康发展，促进现代企业改革的进程，1985年和1992 年分别制定发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和《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1985 年颁布《会计法》填补了我国经济法制建设中的空白，在构建会计法律体系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一阶段的会计准则变迁，尚未从根本上触及计划经济模式的会计制度。
（二）会计准则的逐步建立阶段(1992 年企业会计准则颁布至20世纪末)。随着我国宏观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以计划经济模式为特征的会计制度的弊端日益凸现。1992 年11 月《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会计制度发生根本性变迁。第1号企业会计准则属于基本会计准则，它为具体准则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框架。该准则规定适用于中国境内所有的企业，从而打通了不同行业与所有制企业会计规则的人为界限。随后，突破传统会计制度制定模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结合各行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同特点及不同的管理要求，将国民经济各部门划分为若干个行业，分别制定了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等13个全国统一的行业会计制度，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企业会计制度体系。这一阶段会计准则变迁的特点是，我国会计制度由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模式并开始探索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
（三）会计准则的全面发展阶段（1999年至今）。这一时期国内资本市场迅速发展，经济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其间，还经历了我国加入WTO这一历史性事件。WTO 正在从国际贸易规则发展成一套国际竞争规则，这对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和价值观念的改变都产生重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迫使我国会计准则尽快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2000年末，财政部在充分酝酿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综合行业会计核算制度，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制定和颁布了《企业会计制度》。从上世纪末以来我国先后制定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等16项具体会计准则。为了全面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深入的对外开放需要，在多年研究和准则制定的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财政部作出全面构建中国会计准则体系的决策，2006年2月公布了39项企业会计准则。这一阶段会计准则变迁的特点是，试图建立起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并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充分协调的、涵盖各类企业各项经济业务、可独立实施的会计准则体系。
第二篇：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解析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解析
摘要：本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总结了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关系，讨论了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些特点，并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9)03-0014-04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关键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与旧制度主义者一样，新制度主义者也是从批判流行经济理论“过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着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建立在确定性和无限理性基础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放弃这一基本假设的方法论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局部上说都是意义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进而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最后对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
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诺思指出：“我们应注意不断地把传统正规新古典价格理论与我们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试图去替代新古典理论，我们的目的是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人类更有用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新古典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部分――特别是作为一套强有力分析工具的价格理论应与我们正在构建的制度理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这种批判并非全盘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发展和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关注经济的效率而忽略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三个问题：(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2)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威廉姆森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说和微观经济学是一致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一些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继承，但新制度经济学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充分假设，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也在于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和结构。后者带来了不同组织类型中信息传递和激励的区别。(3)新制度经济学使用的比较方法是两种可行形式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将可行形式与抽象无摩擦形式进行比较。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可表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制度问题，是对古典经济学关于制度变量假设部分的进一步发展。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新制度经济学流派在研究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径和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详细考察，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表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重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以经济制度的产生、变迁及其作用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会对制度结构及人们具体的经济选择行为产生影响。显然制度的产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实的资源，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费用，然而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却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被认识到。不仅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即使是他们的批评者也都想当然地把这些制度和交易费用看成黑箱或无摩擦状态。这与他们在经济研究过程中舍弃制度变量紧密相关。第二，试图从文化、心理、历史、法律的角度寻找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制度的一种产生方式是通过人类的长期经验形成的。当一种经验或习俗被足够多的人采用时，这种规则就会逐渐变成一种传统并被长期地保持下去，锁定为一种行为方式或传统习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发展起来的。并且，多种制度的特有内容都将渐进地沿着一条稳定的路径演变。学者称这样的规则为“内在制度”。凡勃仑把制度形成的基础归于思想和习惯，“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联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思想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加尔布雷思则认为，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商业、利润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及其他非经济因素。注重对包括习惯、思想在内的内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鲜明特点。第三，新制度经济学一个重要特点是经验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同时，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研究，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生改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非常关注“微观”问题，同时将个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层次。阿尔斯通指出：“借助关于制度的理论知识和现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动我们积累关于制度变革理论知识的唯一方法。”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准和理论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基准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罗伯特?D?库特对“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释：“从强调交易成本解释的角度说，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科斯定理是认识产权功能的理论基准。科斯定理说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就所有制来说，无论它是国有或非国有，谁拥有财产对效益并不相关。而在现实生活中，产权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关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寻找答案的路径：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什么因素与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设恰恰相反，导致产权与效益无关。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现代产权理论大厦的基础。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等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的最终目的也是为节约交易费用。他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和分工的方式(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和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
市场组织劳动和分工的费用。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了，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因此，企业替代了市场。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低。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执行交易、洽谈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等构成。企业运用收购、兼并、重组等资本运营方式，可将市场内部化，消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交易费用。科斯这一思想为产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尽管交易费用理论还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进之处，但交易费用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经济学的传统面目，给呆板的经济学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虚假假设之上的完美经济学体系的一统天下，为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新的研究领域。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经济学更加完善，而且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说：“认为《企业的性质》的发表对经济学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们重视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错了。在我看来，人们极有可能产生这种想法。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后来会被视为重要贡献的是将交易成本明确地引入了经济分析。”也许，该理论目前应用于现实生活中还有距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经济理论的巨大创新意义。
四、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区别在于：前者采用微观、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观、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费用为理论基准，后者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参照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意味着所有的经济绩效最后必须由个人行为来解释。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的假定予以继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人所处的经济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资源，因此总有意识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会导致：想达到理性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们仍继承了古典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使用与这一方法论相一致的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边际、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基石。但其整个学说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质上仍是新古典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它既阐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变迁，揭示了制度的动态性、历史性及其演变规律，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释了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分析了微观层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观层面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了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他的社会历史哲学观。马克思的社会系统观、结构观、发展观、动力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观，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学工具，使其制度经济学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动态的、宏观的理论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相似处在于：第一，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都对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结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曾说过：“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明显地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提出制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这是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产生、演变规律的分析。第二，都强调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定义的“制度”即经济关系与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它的变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有自身的运动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制度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反之则阻碍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在1971年发表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诺思明确提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观点。他说“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进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更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它们不过是由制度创新所引起的某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的表现而已，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五、结论
本文讨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彻底改变了人们思考经济组织的方式。从这个层面上说，有观点把新制度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并立成为三大经济学也并不为过。以科斯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问题过于抽象和越来越脱离现实生活的不足，并比任何其他经济学更能有效地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对分析经济活动和解释为什么经济活动的绩效存在明显差异具有巨大的意义。
“摸着石头过河”常常被称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战略”。如果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的高度上看，这一观点确实值得商榷。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种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差别，即使是在不同类型的社会里，也都大体上遵循着人类社会进化与发展的一般规律。发达国家的现在可能就是落后国家的明天。任何社会或国家都无法逃脱这一历史发展规律的制约。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按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既不能完全机械地照抄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也不能视别人的成功为异类，拒绝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不认真吸取人家的反面教训；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也不能放弃人类通行的成功路径不走，而去苦心积虑地琢磨无人走过的千古绝路；既不能照抄照搬书本知识，也不能放弃人类通向未来的天桥，而偏执地摸着石头趟水过河。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理由以所谓的“中国特色”来拒绝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更没有理由以所谓的“民族特色”拒绝人类社会几千年文明史浓缩的思想精华。合理地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与其说当前制度经济学者要做的是中国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制度设计研究，莫不如说中国制度转型过程中更需要制度经济学者踏踏实实做一些基础理论研究，然后再运用这些基础弹论上的研究成果，来对中国社会和制度转型进行分析、验证和预测。
第三篇：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
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
周业安
内容摘要：新制度经济学自科斯以来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设的研究方法，即以案例研究为主的经验实证分析，这是因为制度本身的复杂性导致的。但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建立在对理性选择模型的简单理解的基础上，再加上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不仅没有提炼出自己的想法，而且无法有效的把握案例研究方法。国内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致力的主流化实际上阻碍了研究本身。
关键词：新制度分析、经验实证、理性选择模型。
新制度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所运用的最早和最持久的理论依据和工具之一，经过近20年的模仿和局部创新之后，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似乎陷入了低谷，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他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和转轨过程中经济现象的日趋复杂；另一方面则是和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狭隘视野有关。本文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这个似乎人所共知的问题着手，分别讨论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某个特定对象时内部出现的分野及相对的局限条件，着重指出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落后并不是在所掌握的工具上，而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和局限条件本身缺乏深刻的理解。本文指出，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要走出低谷，和国际接轨，必须和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站到同一个起点上，中国丰富的制度实验资料正是这一目标的保证。
一．边际成本的引入与作为经验科学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按照科斯的说法，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目的是与早期康芒斯等人的老制度经济学相区别。2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的分析制度运行成本，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老制度经济学分析。由于制度是不重要的，或者制度可以被无成本地生产与选择，所以，不需要专门的制度理论。
科斯在评价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以前的经济理论时说得非常中肯，他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讲演中提到，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模型化那只“看不见的手”，“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我曾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关注定价体系时，竟忽略了市场，或者说忽略了制约交换过程的制度安排3 他进一步提到，”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说明，在市场中交易的东西不是像经济学家经常认为的那样，是物理实体，而是采取确定行动的权利和个人拥有的、由法律体系创立的权利。“ 4科斯的确不是第一个正视交易背后的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已经很关注这些问题，但正是科斯第一次通过边际分析方法解释了现实的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常常被定位到思想创新上，但其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却被很容易被人们忽视。5从科斯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其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6 ；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着手。科斯迄今为止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少，而且都是研究一些细小的问题，比如灯塔制度、电讯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的纠纷、农夫和养牛者的利益纠纷、环境污染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细小的经济现象都是熟视无睹，但科斯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发现，所有这些纠纷的背后其实是产权的界定和变迁，而产权结构的重要性又要取决于利益关系人之间相互协调和影响的成本。纠纷的解决有很多的机制，人们选择某一种机制的标准是每一种机制所内生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大小，比如法律诉讼和私下协商，当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制度均衡出现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实的世界会存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同时，如果前者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小于后者，那么当事人就会选择法律诉讼，这就可以解释不同状态下当事人会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最重要的是，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种制度就是多余的，现实的经济中制度的显要地位和多元化恰恰反映了交易成本的现实性，而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时被忽视的。
1.特别感谢唐寿宁博士对本文所作的指导和建议；本文曾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比较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论文发表，感谢景跃进教授的支持；感谢武京闽主编的审阅和谅解。
2.参见Coase, 2000,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 Institutions, Contracts and Organizations, C.Menard(ed.), Cheltenham, UK &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P3.3.[美] 罗纳德?哈里?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译本，第352-353页。
4.[美] 罗纳德?哈里?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译本，第358页。
科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那种”黑板经济学“式的研究，同时也不赞成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最大的不足并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在过去的制度分析中，一直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制度变量，比如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后果；或者家庭、国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这种所谓方法论整体主义除了对各种经济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关于制度的详细故事，这些分析仅仅留下了一堆有待证明的猜想而已。例如，过去的制度分析把企业和市场处理成不同利益集团解决利益纠纷的场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习惯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是作为决定当事人行动的社会整体出现的，当事人的行为反映了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从一些具体的企业活动中发现，企业和市场本身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和市场的共存说明了两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科斯那里，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当事人根据具体环境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科斯所运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所以我们才说，科斯重视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但不放弃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纯粹归纳的不足。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最大的不同则在于，通过引入边际分析，使得各种具体制度的起源、性质、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比较精确的实证分析上。
科斯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交易成本的意义在那儿呢？从张五常（1969）当年写作《佃农理论》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就表现出过去的制度分析所从未有过的活力，那就是制度研究可以在经验实证层面上进行了7。这恰恰满足了波谱尔关于科学的可证伪性要求8。因此，在我看来，科斯论文的意义并不在于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而是通过边际交易成本的引入，创立了可以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这是科斯以前的制度理论所无法做到的。
如果制度分析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讨论上或一般性的规范分析上，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对制度的性质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开创性研究导致了制度分析的复兴，这一复兴并不是得益于科斯使人们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而是在于科斯教会了人们如何接近科学的研究制度问题。后来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张五常等人的契约探讨、威廉姆森等人关于组织的理解等等都是从现实的经济形态出发，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如果理论不符和现实，就需要修正理论模型本身。这种强调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没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挖掘理论，所以，这种新制度经济学特别重视案例和历史 9。
5.参见科斯（1993）的系列论文。
6.科斯对模型前提条件的看法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53）的方法论观点有根本差别，后者认为前提条件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只要模型本身具有预测力。不过，林毅夫（2001）最近也强调，模型的前提条件不能太过偏离显示，才能对现象有足够的解释和预测力。7.张五常在他的这本博士论文中，通过平均成本向边际成本转换的技术处理，使得科斯的理论得以在台湾农地契约的演化中得到检验。
8.关于可证伪对经济学科学化的意义参见布劳格（1980）。
由于实际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导致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必然从细节处着手，试图在讲故事中解释制度的演化，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制度分析既没有古典制度分析和老制度经济学那种宏大的框架，也没有新古典经济学那种精致的演绎。因为注重实际制度安排运行中的细节，难免一叶障目，这就给新制度经济学范畴本身的界定带来很大困难。但是，科斯所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运动并不是完全按照其原有的思路展开，在后来的研究中，古典制度分析、老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子分支，众多的子分支构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这些分支存在很多差别，导致国内的研究出现方法上的混乱，这一点在最后一节讨论。
二．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野
科斯的研究方法建立在理性选择模型基础之上，但他用于证伪的论据却不是大样本的特征值，而是一些小样本（或称为小故事）特征值，这就难免使人疑惑。事实上，科斯的这种处理的确对后续的研究带来了巨大影响，简而言之，就是以理性选择模型为主要研究范式的分支和以小样本为基础的经验实证分支之间在新制度分析上的分野。
历史的看，各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模型实际上来自相应的理论渊源，按照其理论内核来整理，可以得到三个大类：一是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一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一是制度演化理论10。契约经济学直接源于科斯，科斯对企业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注意到经济活动的协调机制的自我实施性，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当事人的利益矛盾可以通过契约的谈判、制订、修改和违约惩罚等来解决，就不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因此，对当事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设计出这种可以对当事人形成自我约束的契约，这些契约就构成制度安排。科斯对边际交易成本的处理在这里得到直接应用，交易成本在契约活动中就体现为契约成本，边际契约成本和收益决定了一项最优契约安排的选择。此时，当事人面对的不再是复杂环境的约束，而是契约成本的约束，给定某个水平的契约成本，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竞争市场假定仍然适用。所以，契约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新古典框架中的制度选择理论模型。通过对边际契约成本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可以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运用纯粹的演绎方法，从一些基本假定条件来推理复杂制度的产生和变迁。诺斯等人早期发展的制度变迁理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制度选择的动态优化问题，在诺斯那儿，制度变迁通常也是从边际上开始的，边际制度安排的变化则是当事人的跨期最优选择结果。公共选择理论不过是关于社会契约的新古典模型，布坎南等人试图寻找的是一个社会中选民如何通过理性选择来实现自身权益的最优保障。尽管布坎南和诺斯等可能并不完全同意他们自己和众多的继承者发展的模型。由于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新古典化，所以许多人认为新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模型是等价的，并且由于这个分支与主流经济学有效融合，因此经常被国内人看作主流的新制度分析。
但是，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复杂过程，仅仅依靠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不足以反映现象后面所隐藏的本质，哈瑞等人（Hira, A.and R.Hira, 2000）最近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正确地认识到理性选择模型的局限性，但在处理这些局限条件时显得很矛盾、很混乱，特别对技术、文化和观念等因素的外生和内生处理上，新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模型并没有一致的共识，这一点在卢瑟福(1994)那儿也有详细的分析。正是考虑到这种模型的局限性，所以威廉姆森并没有象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张五常和哈特那样迈入主流，而是试图把康芒斯和西蒙、科斯、巴纳德等人的思想结合起来，从经济学、法律和管理学的交叉点上研究组织问题。一方面，威廉姆森认识到，经济生活中组织的多样性说明每一种组织必然存在一个边界，和科斯一样，他也认为组织的边界是由边际交易成本决定的，当一种组织内部的边际交易成本和外部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组织实现了均衡，从这一点看，他部分接受了理性选择模型。另一方面，威廉姆森不完全接受理性选择模型，而是坚持西蒙的有限理性假定和巴纳德的组织人假定，认为经济生活中的当事人实际上是契约人，这种契约人既存在认知能力上的不足，而且也可能受信息成本的约束；组织的活动要分解到单个契约人的行为层次上研究，但契约人本身则处于一个交易关系中，其行为会带来外部性，同时也受到其他人行为的干扰。结果，契约人在决策时，除了面临环境不确定性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要面对当事人行为不确定性的约束。基于这些不同的假定，威廉姆森的理论中虽然以单个人的行为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强调契约关系中的个人，由此不仅可以研究标准的新古典契约，而且还可以扩展到权威、强权、关系网络、文化等组织必然包括的元素的分析。在这一点上，威廉姆森的理论已经脱离了主流的理性选择模型，试图调和理性和非理性、规则和习惯、经济人和社会人等社会科学中由来已久的矛盾范畴。
9.案例研究近年来被新制度经济学家逐渐重视，前期成果已经被马斯滕汇编成一本文集，参见马斯滕（Masten，1996）。
10.更详细的分类参见Williamson（2000）和周业安（2001）。
由于威廉姆森的理论试图做一种调和，也就无法象新古典模型那样做精致的理论模型，显然，对经济生活的现实模拟与牛顿世界是矛盾的。科斯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其实他自己并不赞成新古典范式，尽管其结论是符合新古典精神的。科斯所运用的以案例研究为主体的经验实证模式在经济学中并不普遍，因为主流的经济学通过计量模型的设计可以处理大样本数据，而主流经济学家也相信，只有通过大样本数据的反复检验才可以发现和证实经济生活中普遍的规律。但是，案例研究在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中却被普遍应用，而这些学科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一种制度分析基础之上的。如果制度作为研究的基础，那么当事人的处理就不能原子化，社会约束必需纳入进来，新古典模型中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社会约束的复杂性，人的行为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此时对各种制度的抽象仅仅可以表达那些可以标准化的东西，而对一项制度安排来说，可以标准化的东西往往是外显的，恰恰可能是不重要的，这意味着制度研究中的大样本检验根本无法解释制度本身的性质。因此，威廉姆森建立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绝大多数依赖案例的检验，通过个案的累积来获得大样本类似的效果。正是这种研究特点，使得交易成本经济学正逐步离开主流经济学，逐步向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靠拢。
制度研究中的这种以交易成本为基本分析单元的案例实证模式在历史制度分析中得到一定的体现。在诺斯的研究推动下，巴泽尔、尼尔和格雷夫等人研究了一些国家某个特定时段的制度特征和经济绩效的关系，发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远比我们原先理解的要复杂，特别是制度的自我实施强度对制度安排的影响非常重要，这恰恰证明了选择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所在。不过，这些研究进一步发现，选择自由可能是一个被决定的变量，奴隶在法律上没有选择自由，但个人知识的积累和奴隶主的企业家活动可能事实上赋予了奴隶一定的选择自由，这部分自由决定了努力的积极性和私人财产制度社会化的可行性。因此，公平地说，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或新经济史运动实际上是从历史的角度做的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而这种研究恰恰不是大样本的，诺斯等人更多的依赖个案的分析，从案例中推断一种制度的共性和特性。这种历史制度分析同样隐含的体现了边际原则，诺斯就认为，制度变迁从历史上看更多的是从边际上开始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制度变迁都是渐进式的。
显然，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研究一开始带有理性选择模型的痕迹，但随着他们对制度演变的认识的深入，和契约经济学的分化也就变得明显。在威廉姆森那儿，等级和市场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被扩展到组织均衡，从个人原子化的交易到等级严密的政府，构成组织的谱系，其中众多的组织中间形态呈现不同的特征，从而形成组织之间的替代关系；但是，契约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导致每种组织在面对相应的环境时，都不可避免的产生出局限性，从而导致各种组织之间的互补关系，组织的多元化由此形成，均衡取决于各种组织的边际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特别是，在威廉姆森后来的理论探索中，契约的延展性和部分组织的权威性得到关注。前者暗示契约的治理形式可能随交易的过程自发演化；而后者把等级看作裁决利益纠纷的内部法庭，这样在一个契约集合中就有了更高一层的治理机制，这一机制常常被新制度经济学的批评者成为”权力“。诺斯的转换也是很明显的，在其专门的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制度动态优化模型中被安装了路径依赖装置，这就使得长期契约的最优设计不太可能，偶然的扰动因子常常决定制度演化路径。可惜的是，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都没有继续讨论演化过程的条件、特征及后果，而这一点正是哈耶克等人一直强调的。哈耶克所论证的自发秩序演化和内在秩序与外在秩序的对立统一正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模型，这一模型迄今能够被有效处理的工具是演进博弈论，但是这种方法实质上是适应性预期为基础的贝叶斯学习机制，违背了哈耶克的认识论。这一点最后一节还会进一步说明。
所以，契约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新经济史及制度演化理论等都可以归结到新制度经济学门下，但无论是模型内核还是研究方法，两者均有本质的差别。如果从工作重点上看，笔者更愿意把契约经济学称为规范的新制度分析；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制度分析可以称为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 11。
三．个性化与主流化--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困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科斯早期开创性论文在一个理性选择模型中运用小样本特征值来实现其观点的可证伪性，这一方法上的矛盾后来演变出了契约经济学和其他新制度分析的分支。由于契约经济学开发了大量的数理模型，并且论文大多发表在公认的一流刊物上，所以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它是一种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而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由于试图抛弃理性选择模型，再加上模型化不够，逐渐退出主流刊物，所以似乎使人觉得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分支在走下坡路。这种认识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把主流化作为最重要的任务12，并且有意或无意地忽视JITE（制度与理论经济学）、JEE（演化经济学）等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杂志，也就是说，当新制度经济学的重心转移时，我们并没有及时跟上，结果造成现在的“主流”误区。很明显，从现在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低潮可以看出，主流化的力不从心严重阻碍了理论研究本身。
1、重塑制度分析的认识论基础--科斯的研究方法的矛盾与解决
在进行制度分析时，背后的认识论问题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即使向科斯这种理论大家也不例外。前几节已经指出，科斯的研究方法存在令人困惑的一面，一方面，科斯从边际成本着手，把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运用到制度分析中，使得制度分析得以精确化；另一方面，科斯没有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证伪自己的理论，而是选择了个案，试图通过个案的连续性展示来获得大样本的效果。如果理性选择模型可以充分揭示制度相关的各种现象，那么构成决策变量的特征值应该可以标准化为共同的知识，比如价格和数量。显然，可标准化的变量正是大样本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所适用的。科斯没有使用大样本检验，可能是意识到和制度有关的特征之中关键的部分无法标准化，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其后的研究明显分歧了，契约经济学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制度分析的主流工具，从而把新制度经济学成功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演化理论则重新寻找理论的基础。所以，尽管科斯开创了独特的新制度研究方法，但缺乏相应的认识论基础作支撑，结果误导了部分后来者。
11.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也作一些经验实证，但这种实证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验实证很类似。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历史制度分析则侧重于案例研究，从故事叙述中揭示原理。12.主流化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者试图得到国外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另一层就是这些研究者在研究中国的制度变迁时基本上采用主流的新制度分析方法和思路。
威廉姆森和布坎南等人显然意识到了科斯的局限性。威廉姆森在一系列市场和等级的研究中，所依赖的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前提就是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不过，威廉姆森并没有强调有限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应用过程中总是脱离不了新古典的影子。实际上，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通过一定的技术化处理，可以获得适应性预期同样的效果，这种通过技术可以完成的学习机制在制度演化模型中得到充分运用，但仍然不足以说明制度演化本身，诺斯等人对制度演化的理解没有更好的后续工作可能源与此。
布坎南比威廉姆森更清楚的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仅仅讨论了特定制度安排下的当事人互动关系与后果，没有讨论更广泛的规则结构背景的影响 13。在他看来，经济实际上是被一组规则所规定的，这些规则被称为”宪政“；人们选择宪政作为行为约束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规则稳定预期，从而解决了每个人认知上的差异。因此，布坎南认为，科学化不能有效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因为理性选择模型是要求当事人认知一组确定关系的变量，而对于认知差异的当事人来说，变量的关系时不确定的，当事人只能选择一组规则来达成共识，然后在这组规则下从事交易。
布坎南显然认识到，公共选择模型需要相应的认识论基础，而哈耶克的思想正好可以满足。这不仅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思想渊源 14，更重要的在于，哈耶克的认识论思想与布坎南的立宪理论是相通的。哈耶克明确指出，人的认识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部落文化所遗留的集体特征；另一部分是个人在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文化，前者对后者起到明显的限制作用15。两种文化特征构成单个人的感觉秩序，这种秩序是在演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秩序使得个人所积累的知识只能是经验性的，是一种可能犯错的秩序，通过新的经验对原先知识的证伪，学习机制持续作用。因此，获得知识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个别过程，一方面，通过相互交流，知识扩散使得可靠的只是作为整体性知识被单个人所确知；另一方面，个别的知识获得过程使得个人无法知道其他个体所知道的东西，并且人们知道的越多，个人所能吸收的知识在整体知识中所占份额越少，结果表面上看人们知道很多，实际上人们处于一定程度的无知当中 16。
因此，在哈耶克看来，理性并不是制度选择的必要条件，给定知识形成的个别化过程，社会中知识的分布是分散的，每个人既面临可靠知识的总体，又面临独特的经验性知识的差异，无知的个人通过学习机制和持续试错来发现新的知识，任何试图通过知识标准化的制度来协调当事人行动都是徒劳的。这种强调个性化的认识论在波兰尼（1958）那儿也有系统论述，在波兰尼看来，知识一部分是明示的（也就是可标准化的），还有一部分是默示的（不可标准化的），两者都是客观的，但不同于客观主义知识论，波兰尼的知识是客观性和个人化的有机结合。显然，波兰尼和哈耶克的知识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认识论构成演进理性主义的基础。正因如此，制度研究在近年来越来越倚重演化模型，这恰恰是后来者重新回到哈耶克等人发展的认识论传统的结果。
2、主流化的本质是标准化，它不代表制度研究的主流
契约经济学依据理性选择模型，这种模型要求变量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并且可以通过方程式表达出来，理性的经济人只要依据这些方程式求最优解，所以，弗里德曼才认为，假定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只要模型本身具有预测力。这种方法论早就被哈耶克、布坎南等人批判过，在他们看来，经济是无目的的，理论模型本身不具有预测力，只能更好的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通过经济现实的真实再现，揭示现象背后的轨迹。很明显，这种方法论的分歧根植于认识论的分歧上。理性选择模型标榜科学化，依据客观主义的知识观，它所要求的是清除所有个性化的东西，以从中提炼出普遍规律，计量经济学依赖的大样本特征值就是如此，在一个大样本的范围内，成为共性的正是可以标准化的普遍特征，所有不能标准化的个别特征被认为是不影响结果的，或者是作为误差项。哈耶克恰恰反对这种认识论，如上所述，他的理论的前提是知识的分散化，也就是个性化，由于个人的知识有一部分很难标准化，也就无法通过外显的计划机构来组织。
13.关于布坎南的这些观点的深入讨论参见唐寿宁（1999）的立宪经济学的综述和制度经济学演进的回顾。
14.就是威克塞尔，参见布坎南对自己思想演变的介绍（布坎南等，1999）。15.关于哈耶克的知识论的形成及相关的争论，参见帕普克（2001）。
16.哈耶克实际上说，知识的分散化是建立在知识的个性化基础上的，所以标准化的计划机制无法协调这些
强调知识的个性化对制度研究尤其重要。通常来说，制度就是社会交往规则，这些规则有一部分可以明确界定，并通过书面形式写下来，如各种法规和章程等；有一些不可以明确界定，只能通过习惯性遵从或意会或默认，如文化、习俗等。前者被称为正式制度，后者被称为非正式制度。显然，正式制度体现了可标准化的知识，而非正式制度更多的体现了个性化的知识。从制度的实际形态来看，一项完整的制度安排的理解不仅包括正式制度，而且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或者说，一项制度既有正式的部分，又有非正式的部分。道理很简单，以企业为例，正式制度包括激励制度和治理结构等，但是，如果不考虑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些正式制度即使存在，也毫无意义。套用社会学中的一个术语，就是这些正式制度安排是嵌入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中，任何简单剥离两者的意图都是徒劳的。这种嵌入关系决定了相关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只能作为一个制度整体来理解。科斯所要处理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正式契约，而是把企业这个整体制度简化为一组契约的集合，不过一旦做出这种简化，制度分析本身就表面化了，因为签约各方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而是嵌入在某种关系中的个体，委托代理模型轻易地把这种嵌入背景省略，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制度的作用。
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要寻求一个确定的均衡，或称最优制度安排，就必须设定一系列稳定的因果关系，即使不考虑当事人理性预期的局限性，这种关系设定也要求交易是可以标准化的，事实上，当事人理性预期和交易关系标准化必须同时存在，因为后者忽略了不确定性，前者才有成立的可能，所以，威廉姆森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关系标准化的处理，他所发明的资产专用性概念和贯穿始终的行为不确定性假设都是针对非标准化的部分。对制度研究来说，建立在标准化知识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模型尽管有用，充其量仅仅能解释一些制度表象，真正决定制度绩效的却是以个性化知识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可以理解制度分析中大量使用案例的原因，因为非标准化的东西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可能说清楚。从这个角度看，契约经济学对制度研究的贡献其实不大。
2、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和取向
由于所谓的主流化其实就是标准化，并不代表新制度分析的主流，所以，国内对新制度分析的主流界定实际上并不符合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从这几届新制度经济学年会上提交的论文看，形式化仅仅占一小部分，大多数论文都属于经验实证范畴 17。这种局面并不说明形式化不重要，而是反映出现有的模型技术揭示制度的各方面问题的能力太有限了，如前所述，正式制度的潜在特征和影响通过交易关系的标准化能够推导出来，但非正式制度部分所治理的交易关系就无法标准化了，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能说明清楚。当然，博弈论的引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更好的理解了习惯和文化等非正式制度部分，但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迄今即使通过历史制度分析也还是没有说清楚，包括哈耶克本人也是如此。由于制度只能作为正式部分和非正式部分的整体来理解，那么理性选择模型所依赖的经济当事人心理特征的良好定义只能内生于制度的非正式部分。考虑到正式制度部分仅仅是外显的、嵌入到非正式制度部分当中的，那么我们所讲的制度变迁到底是正式制度部分的变迁，还是作为制度整体上的变迁？笔者一直以为，把改革划分成激进和渐进毫无意义，因为这种划分正好对应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两分法，但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制度转型过程的经验研究结果分析可以看出，那些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并没有达到制度变迁的快速实现，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都迅速建立了和发达国家类似的正式制度，不过决定这些国家经济绩效的恰恰不是这些制度，而是那些潜在的还在缓慢进化的非正式制度。因为嵌入性的存在，原有的非正式制度部分还会作用于已经变革的正式制度部分，导致这些部分的异化。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先进制度的水土不服，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作为制度的整体所包含的复杂的嵌入关系。
知识，只有市场可以做到（Hayek, 1945）。
17.相关论文参见梅纳德（Menard, 2000）编的论文集。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导致了理性选择与规则遵循、制度设计与演化之间的矛盾，主流的新制度分析依赖当事人的理性预期，把认知能力上的缺乏化解为信息成本的缺乏或交易频度，使得各种不完全契约模型和有限理性模型可以和主流经济学兼容，从而激励经济学家不断的寻找最优制度。不幸的是，作为整体的制度包含了复杂的嵌入关系，使得当事人的偏好是内生的，当事人会根据环境和经验的变化调整心理特征，从而无法实现理性预期。不过，适应性预期的处理也存在困难，因为当事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根据环境调整，这中间存在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就是说，人在决策时依赖其嵌入的社会关系，但人又不可能很盲目，纯粹是社会的动物，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正是建立在当事人在社会关系背景中的自主决策这一前提之下，这种自发秩序既不接受理性选择模型中的经济人假定，也不接受社会人假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威廉姆森称之为契约人，就是一种尝试。不过，威廉姆森缺乏一种演化的观点，而是在理性选择模型和自己的理解之间徘徊。布坎南在讨论立宪问题时注意到宪政的演化，但他缺乏执行层次的分析，所以在讨论具体的立宪问题时又回到理性选择模型。基于社会人假定的理论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人的决定性作用，但无视个人的独立存在，不能很好的处理制度的可设计部分。演化经济学试图运用随机过程来模拟自发秩序，同样由于对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互动关系的简化，不能体现哈耶克自发秩序的真实含义18。可以说，哈耶克发展的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一直被冷遇，并不是因为其极端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其所隐含的作为整体的制度的演化理论无法明确说清楚，更谈不上模型化。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困扰迷惑了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从过去15年的研究看，国内新制度经济学家正确认识到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价值，并且应用了许多研究方法来解释各种新现象，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开始出现 19。但总体来看，研究进展并不令人满意，这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流化的强劲动力促使众多的研究者一味追求理性选择模型的完美，忽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内在关联；二是案例研究没有上升到揭示个性化知识在制度变迁中的关键作用的高度，使得很多案例本身没有精炼出有意思的观点。前面已经提到，科斯的矛盾就源于认识论的缺乏，而后来的各种制度模型已经开始融合哈耶克等人的认识论，强调制度演化特征。由于国内研究没有采取正确的认识论作指导，也就没有提炼出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型，缺乏理论指导的案例研究也就显得苍白。案例研究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思想作指导，主流化在制度研究中的危害就在于，作为指导的理论单一的锁定在理性选择模型上，很少有人尝试探索其他模型，而从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看，主流的恰恰是反对理性选择模型的各分支。
形式化的演绎是重要的，大样本的经验实证也是需要的，但正如约翰●内维尔●凯恩斯（2001中译本）所指出的，纯粹的演绎和纯粹的归纳同样危害很大。对复杂的经济现象来说，演绎方法、经济实验及大样本为基础的比较分析都不可依赖，经济学家需要从大量的实例中直接观察并进行归纳，归纳先于演绎可能较为有用。德国历史学派更是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方面，以及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相互依从的特征，因此，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必须以跨学科研究为重点，而且还必须有现实性。这些早期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论述恰恰适用于现在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因为制度分析实际上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当前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正是沿着科斯所创立的三个特征走的，并进一步试图克服科斯早期的比较静态分析的局限性，结合哈耶克等人的演化思想，发展出制度变迁的动态演化模型。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如果看不到这一趋势，势必走入死胡同。
18.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各种分支的讨论参见笔者今年的工作论文。19.关于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综述参见笔者过去的几篇论文。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尽管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离一个成熟的理论还有很大距离，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更多侧重于经验实证以及与社会学等融合表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自觉努力。国内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时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主导的研究方法，不仅不能给新制度经济学本身添砖加瓦，而且还浪费了身边的大量的具有研究价值的事件。原有的案例研究过于依赖理性选择模型，现在也走入困境，近两年已经很少有高水平的案例出现。如果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要走出低谷，只有弱化方法论的争论和理性选择模型的影响，从案例研究和历史制度分析着手，重点考虑制度的执行层面的特征与后果，当实际的制度形态和演化特征被深入研究后，才有可能对新制度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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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与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与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2007-09-06 10:56:30)转载▼标签：学习公社本文严禁转载！
【文章摘要】本文在简单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基础上，考察了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和改革历程、国外产权改革经验总结，着重分析了我国学者关于产权改革的思路。文章在结尾处提出了关于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个人思考。
【关键字】产权理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一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简介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互相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的行为规范,因此,可以将共同体中通行的产权制度描述为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产权不是有形的东西或事情,而是人与人之间由稀缺物品的存在而引起的、与其使用相关的关系。
实施产权意味着排除其他人使用有关的稀缺资源,同时也意味着要耗费一定成本去度量和描述资产并耗费相应的成本来保证实现所有权。
个人拥有排他性权利,叫做私人所有制。国家拥有这种权利叫做国家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有关的是社区所有制,即一个社区的全体掌握资源并由内部成员来选定资源,排斥外来者。若所有权被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拥有,则无人单独拥有排他性权利,这就是共同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或者说是全民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形态意味着对资源的自由使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从一般的财产关系到财产制度的变迁,必然深刻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资源配置、产出构成以及收入分配等等。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资源的稀缺程度及其变化一直影响着产权结构和产权制度的变迁。诺斯等人认为,解决史前人类所面临的公有财产的困难处境的办法就是建立排他性的私有产权。产权能够限制开发和使用稀缺资源的速度。人类对产权制度的需求与资源稀缺程度及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离开了稀缺性,我们就难于分析产权结构与产权制度的演变。
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或者说是共同特征就是影响和激励人的经济行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产权与交易费用概念是“等价”的。在市场交换中,若交易费用为零,那么产权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就没有影响；反之,若交易费用大于零,那么产权的界定、转让及安排都将影响产出与资源配置的效率；竞争和资源的稀缺性是等价的,即如果资源不具有稀缺性,也就不会存在竞争和竞争的必要了。而产权是人们在竞争资源的过程中达成某种均衡状态时的行为规范,是竞争的结果。张五常和巴泽尔先后论证过,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只是当界定权利的费用与权利带来的好处在边际上达到相等时(均衡时)才有意义。或者说,只有当产权界定的收益大于产权界定的成本时,人们才有动力或激励机制去制定规则和界定产权；产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在化的激励。产权界定不清楚是产生“外部性”和“搭便车”行为的主要根源。有效的产权可以降低甚至克服外部性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产权清晰的实质就是私有产权。私有产权是最有效率的，因为私有产权可以避免公有产权存在的拥挤、搭便车、偷懒等低效率现象。
一直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思想对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有着重大影响。深入理解这一思
想,对进一步深化我国产权制度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和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历程
1.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1）政策性负担和预算软约束
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是指政府不能承诺在国有企业出现困难时不去解救国有企业。为什么会产生预算软约束呢？Dewatripond和Maskin（1995）从承诺的动态不一致性去解释预算软约束，即在事前，政府无法区分企业的好坏，在对企业进行融资以后，出现亏损时，政府不能袖手旁观，必然要帮助亏损企业，而企业经理预期到这一点，就必然加剧了道德风险，从而使政府要不断地为企业提供补贴等帮助，即产生预算软约束。
林毅夫（1999）认为国有企业存在的政策性负担是产生预算软约束的根源。政策性负担包括在传统赶超战略的影响下，国有企业投资于中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所形成的负担以及由于国有企业承担过多的冗员和工人福利等社会性职能而形成的负担。
（2）道德风险和激励机制
在国有企业中一般存在利润目标和政策性目标，当两个目标完全一致时，经理人的个人激励不会受到扭曲，当两个目标不一致时，经理人将在能给他带来最大收益的目标上投入努力，而在另一目标上很少或根本不投入努力。在国企中，政策性目标往往是与利润目标背道而驰的，所以，经理人根本就不会投入努力来提高企业利润。因为，经理提高利润的努力可能因为政策性目标所引起的负担而变得根本不显著，从而经理得不到应有的激励。另外，在企业出现亏损时，经理总是可以用政策性目标所引起的负担而导致利润的减少为借口来推卸责任，使得政府无法追究经理人的责任。
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即使不承担政策性负担，其垄断地位也会加剧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企业的目标是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不存在多任务的问题，但是，经理人是依靠其垄断地位，通过市场支配力来剥夺其他参与人利益的方式来提高企业利润水平，而非通过自己的努力，降低成本，从提高企业经营效率的角度来增加企业利润。
（3）所有者缺位和政府保护
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主要体现在国有资产的所有权是由国家来代表的，而国家的具体职能是由政府官员来执行的，他们并不是资产的所有者，他们不能有效地管理和使用国有资产，即所谓的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所有者缺位问题是在分析国有企业无效率原因时的一种解释。
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非公有制企业也会存在着无效率问题，但是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下，无效率的非公企业必然被淘汰出局。而国有企业就不同了，即使国有企业出现了亏损，在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无法在市场上继续生存时，他还有一种选择，即寻求政府的帮助。正是在政府的保护下，市场上“适者生存”的法则失效，无效率的国有企业
得以继续生存。
2.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历程
自从中国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经历了这样三个发展阶段：第一, 放权让利阶段。是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 调节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关系；第二, 企业经营承包阶段。调节了国家、企业和经理人之间的关系；第三, 产权改革阶段, 开始触及到改革的核心。这一阶段牵扯的利益关系最为广泛和复杂，因为国有企业财产的形成和积累与每一个国民都有关系。西方社会的全部剩余价值, 都是以私人资本的形式存在并积累着, 我国改革前的全部剩余价值和改革后的大部分剩余价值都以国有资产的形式存在并积累着。在改革的前两个阶段虽然也遇到了一些社会公正受到侵犯的问题, 但是对那种名义上的所有权没有触及,一些问题表现得并不那么突出。但到了产权改革阶段, 到了要使少数人的私有化行为合法化时, 社会公正问题就变成一个人人瞩目的问题凸现出来。所以, 国企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体现了人们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
三对国外产权制度改革经验的总结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的论断足以说明改革对中国建设的重要性。借鉴国际经验对于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无疑是块不可或缺的过河“石头”。下面主要来介绍与我国国有体制具有最深渊源的俄罗斯国有产权改革的经验总结。
1.国有产权改革需要政治体制创新护航
产权改革是利益博弈，偏好寻租活动的政治经济集团会千方百计阻挠对自己的“革命”。为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避免特殊强势利益集团阻扰、拖延和误导产权制度改革，需要干净彻底的制度转换，需要有坚强决心和进取心的政府和新的政治体系，否则，改革将寸步维艰。诺斯强调，“国家是以较高的效益和较低的交易成本提供产权的保护与强制力的一种制度安排，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它决定产权结构，因而最终要对造成经济增长、衰退和停滞的产权结构效率负责”。如果国家认定改革是大势所趋，就必须加强立法，建立与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顶住守旧力量强大的反对声以及改革初期经济秩序混乱的巨大压力，不致使改革半途而废。
2.产权改革必须一揽子展开和循序渐进
产权制度改革必须系统推进。要建立健全法律体系，以保证既抑制腐败滋生、减少国产流失、保证最大公平性、防止产生两极分化，又追求效率最优化。对国企产权改革要分清轻重缓急，避免缺乏整体思路和协调动作所导致的顾首不顾尾、相互掣肘的局面。对与国企产权改革相关的各领域、多部门进行配套改革，才会取得较好效果。要对产权重组过程中可能对生产、就业、社会保障等造成的冲击制订应对预案，建立必要的合理保障，以减少改革阻力并争取广泛支持。
产权改革涉及面广，各部门、各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应区别不同情况，妥善处置、逐步顺
序推进，切不可急于求成。对于不同国家的改革的具体做法，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加以利用，全盘照搬是不能达到本国的改革目标的。
3.协调公司治理结构、积极借用外力
产权改革之后，继续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一步，两者必须有机结合起来，缺一不可。吸引外部资金是解决企业资金来源不足、加快资产重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条件。当然，对核心战略产业及企业的控股和参股还是需要内外有别，避免为外资所控制和垄断，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四当前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思路
目前我国经济学家关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有多种不同的思路。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为指导，坚持国有企业产权私有化和关于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产权改革并不重要这样两大思路。
1.国有企业产权私有化改革思路分析
持这一思路的经济学家关于产权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来自科斯定理，科斯定理认为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产权安排非常重要。而在现实中交易费用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产权归属是企业经营效率的决定因素。国有企业由于“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清晰，不能形成有效的监督，从而导致企业经理人道德风险严重，影响了企业经营效率。因此，只要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资产被私人拥有后，资产便具有排他性，企业家拥有企业剩余利润，从而使资产所有人产生对资产关注的激励。私有化之后，赋予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单一目标，强化了企业的利润激励机制。追求利润又激励企业所有者有效监督实际控制企业经营的经理阶层，降低经理人的道德风险。政府完全退出企业的经营领域，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行为，企业将独自承担所有的商业风险，在竞争的市场上自负盈亏，提高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从而产权私有化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一条捷径。
2.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非产权改革思路分析
持这一思路的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经营不善的根源不在于产权问题，而是国家长期追求赶超战略，导致企业非经济负担过重的必然结果。降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实现市场竞争、信息充分，提高企业的自主能力，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心和根本出路。
他们认为，外部竞争环境是企业改革的前提和充分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选择内部治理结构才有意义。事实上，国有企业的产权从来不存在不明晰的问题，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国家这一点从来都是十分明确的。作为所有者的国家无法自己经营，必须委托厂长或经理来经营，这也与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大型私有企业一样。他们比较了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认为它们都存在多层委托——代理关系，都可能出现预算的软约束、道德风险，都可以运用惩罚的机制。政府只要将国企经理阶层的个人行为与经营效率联系起来，降低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同样可以提高经理人的经营激励。因此如果只进行产权改革而忽视市场环境的改革，并不能解决企业亏损的问题。之所以要有良好的市场环境，是因为这样可以让企业更好的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安排资源配置。国家干预企业的原因在于市场存在不充分信息。一旦实现自由竞争的市
场环境，国家就不需要干预了。
五扬弃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以应用于我国国企改革
正如放之四海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现实相结合才能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一样，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也必须扬弃地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才可以发挥它的有益作用。有些经济学家极力推捧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并以此宣扬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抛出“马克思由头错到尾”、“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之类的谬论，这是我们应强烈加以反对的。当然我们也不赞成完全拒绝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部分。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正确的大方向应该是：坚持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原则，保证国有经济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从国有经济不具备优势的一般竞争行业中逐步收缩和退出，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
在坚持国企产权改革正确大方向的指导下，通过以上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问题的分析，我国国企改革的具体做法如下：
倾向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经济学家强调只有私有化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我认为，在不考虑政府监督成本的情况下，公有产权同样能使国企有效率。
持此观点的经济学家以产权不清晰为国有企业无效率原因的一种解释。但事实上，现代的大股份公司，其中的好些股份是由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的，或者其他的大股份公司所持有，这些股份的所有权是由股份公司来代表，要分清楚这些股份的具体所有人也是很难的，如此看来，既然非公企业也存在“所有者缺位”问题，我们就不能用所有者缺位来说明国企效率不佳的情况。即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企业是公有还是私有。
在国企情况下，提高效率应从剥离企业政策性负担、有效激励经理人、硬化预算约束等方面入手。国家应将国有企业从一系列政策性负担中剥离出来，不再替国家考虑工人的福利问题、就业问题等，而将经营目标定在单一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上。同时，国家不再把国企的经理人视为政府官员级别，仅考察经理人的经营业绩以决定其任免，而不应再像以往，无论业绩如何，经理们只有工作调动而不必担心像工人一样“下岗待业”。企业目标单一追求利润化，不再保障经理们长期的工作权利，引入经理人职位的竞争机制，经理人的个人目标与企业的经营目标相一致，便能有效激励经理人，降低其道德风险。政府不直接干预国企经营，也不再对有困难的国企提供任何帮助，削弱国企的垄断地位，让国企参与市场的优胜劣汰，在竞争中实现有效率或者在竞争中破产出局。对国企破产所引起的失业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和再就业渠道来进行解决，以缓解由于国企破产可能造成的社会稳定和就业问题。
如果按上述做法可以解决国企无效率问题，那产权改革是否就没必要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上文假设不考虑国家监督企业的成本。在现实中，国家的监督成本是客观存在的，甚至是相当大的。在国企中，对企业经理人的监督是有国有资产的管理部门来进行的。但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是由政府官员构成的，作为官员个人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个体。一方面，作为监督者，他可能缺乏企业管理知识和经验，可能不能有效的获得企业内部信息，从而使监督无效率；另一方面，作为效用最大化的个体，他未必能从国家利益出发，对企业实行有效监督。官员与国企经理合谋侵害国有资产利益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同时对国企的监督也不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瘦身”，减少政府对国企监督的开支，也为政
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留了一扇窗。
因此，产权改革仍旧是必要且重要的。对国企进行产权改革后，政府的直接干预就会受到很大限制，政府只能通过参与董事会或通过宏观调控来影响企业行为。将对经理人的监督职能由政府转移到市场上来。企业的股东不仅仅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还有其他股东，对企业经理的监督效率将会大大提高。
综上分析，我国国企产权改革的思路应体现为这样一条主线：剥离国有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再就业辅助工作，完善相关法律体系→进入竞争机制，分割垄断的国有企业，形成有效的竞争局面→进行股份制改革，使变革后的国有控股企业和参股企业形成有效的内部治理结构，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
参考文献：
王道明《科斯定理与我国产权制度改革》 2004.6
郑伟林《新制度经济学产权观的博弈分析》2003.8
冯兵熊丽敏徐轶奕《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06.4
王振中主编《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梁正等著《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
第五篇：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一、我国户籍制度的变迁历程
户籍制度是以人为对象，以户为单位的人口管理方式，主要包括户口登记、户口迁移、居民身份证制度以及人口管理等内容。它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管理制度，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户籍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根据政府对人口迁移流动限制的松紧程度，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8年，是人口自由迁徙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户籍的管理相对宽松，人口自由迁移比较容易，人口迁移大多是基于需要而非基于利益。这一时期户籍制度设计的功能是最基本的社会管理，即人口登记和人口统计，虽然附带着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对公民的居住和迁徙没有提出任何限制，公民居住和迁徙相对自由。
第二阶段，1958—1978年，是人口迁移控制阶段。这一时期对户籍的管理非常严格，公民的居住和迁徙受到限制。1958年我国第一部户籍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户籍制度开始由自由迁徙转向迁移流动控制转变。该条例明确规定，公民都应当依照条例的规定履行以户为单位的户口登记制度。该条例还对常住人口登记、暂住人口登记、出生登记、死亡登记、迁移登记、变更登记以及法律责任等户籍管理事项均作了详细规定，将户籍管理正式纳入了法制轨道。该条例的通过，标志着我国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的正式建立。
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是人口迁移流动限制逐步放宽的阶段。这一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户籍限制逐步放开，各项改革进一步深入，但仍存在很多问题。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人口迁移流动的特征开始发生转变。这一时期户籍制度改革重大的事件是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的颁布，文件规定，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及时办理入户手续，统计为非农业人口。这给了部分人以“迁徙自由”，农民由此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我国现阶段的户籍制度与原有户籍制度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农民进入城市的门坎降低，户籍制度的模式多样化以及户籍制度壁垒构成与类别的多样化等，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对立、对人口自由流动的制约等弊端依然存在。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深入展开，市场化浪潮对人才流动的需求以及城镇化发展对户籍制度的质疑等，都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改革。
二、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困难
近年来，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改革措施更加灵活、理性，多角度地为人才合理流动和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创造了条件，为实现公民的就业、居住和迁徙自由奠定了良好基础，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户籍制度改革也面临一些困难，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盲目性、不彻底性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盲目性，没有明确的目标。改革的目标缺乏明晰性，容易造成人们认识上的误区，不利于我们更好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在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各地相继推出的多项改革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应急作用，解决了部分突出问题，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在户口迁移方面，出现了为追求城镇规模和城镇化速度而忽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还有不分城市类别放宽落户条件，不考虑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甚至为实施户籍改革而不惜突破国家政策规定，侵害公民切身利益。户籍制度改革涉及到包括公安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以及新组建的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多个部门，彼此之间的相互协调也直接影响户籍制度改革的彻底性。另外，户籍制度造成的福利差别如果不改变，也容易造成改革的不彻底性。
（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都会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并且产生既得利益集团。我国的户籍制度也不例外。户籍制度的建立产生了其既得利益集团，主要包括大部分城市居民和某些部门。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指出：“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或者说，他们对这种制度有着强烈的需求。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发展，哪怕新的体制较之现存体制更有效率。”在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推进不力，与城市居民较强的利益博弈能力具有直接的关系，而更为严重的是某些与户籍制度相关的部门借此机会谋求部门利益，利用行政权力阻碍户籍制度改革。另外，既得利益阶层对户籍制度的变迁起到了固化作用。现行户籍制度在长期的变迁过程中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并拥有庞大而稳定的既得利益阶层。我国教育、卫生、劳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等社会经济政策长期附着于户籍制度这一现实，使得既得利益阶层更倾向于原有户籍制度的路径并沿袭此路径，况且制度设计和改革者也大多来自于此阶层，这种现状更是固化了户籍制度对旧体制的依赖。
（三）户籍制度改革存在强烈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好的体系所取代。新制度替代旧制度并非完全的破旧立新，而是一个继承与发展的过程。因此，制度变迁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正如诺思所言，制度向量的相互联系网络会产生大量的递增报酬，而递增的报酬又使特定制度的轨迹保持下去，从而决定经济长期运行的轨迹。
我国对户籍制度的改革从未停止过，也不断推出、试行新的户籍体制，但是，当新旧体制并存时，新体制对旧体制的路径依赖使新旧体制在较长时期内并存。新户籍制度沿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路径成本最小，加强了这种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最大特点是渐进性，同时又具有保持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持续性的最大优点。成本最小化原则使刚出台的新制度在与众多的旧制度并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适应旧制度，甚至沿袭旧制度的某些因素。因此，路径依赖使新制度在促进旧体制改革的同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新体制的总体目标，从而增大制度改革的总成本。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正是如此。
三、进一步完善和改革户籍制度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发展，深化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户籍制度改革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及社会和谐稳定密切相关。因此，进一步完善和改革户籍制度十分必要。
第一，破除户籍壁垒，逐步改变二元户口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制度。要不分地区、不分户口性质，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界限，真正实现一元化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制度，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社会的综合承受能力，最终实现人口自由迁徙目标。截止2008年底，全国已有13个省市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实行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实现了公民身份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必须把推进城镇化、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和促进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国家每一个具体新制度的实施都有利于实现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包括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统筹城乡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进国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等。
第二，逐步剥离附着在现行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社会福利和其它社会功能。户籍制度改革和创新路径的寻找和探索，不只是对原有路径的废除或弱化，而是在分解旧路径的基础上构建新路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户籍制度本身的突破，对相关配套制度如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也需要改革。换言之，就是要逐步剥离附着于现行户籍制度上的社会福利和其它社会功能，让户籍制度恢复本来面目，真正实现人们自由迁移的权利，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促进城镇化进程。此外，在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不仅仅是户籍制度本身的突破，还需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实施如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相关制度的配套改革，这样才会有效地作用于现实。
第三，尽快完善户籍管理制度的立法工作。户籍管理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管理制度，要尽快纳入法治的轨道，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法》。结合我国国情，要与国内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法律相一致，借鉴国外立法的经验，尽快制定出一部科学的、完备的户籍法典。要包含调整和规范居民的户口迁移行为，规范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户口迁移的活动等内容。从而，还原户籍制度管理真面目，将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不合理功能进行剥离，从法律上保障城乡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消除对外来人口的各种不合理限制和制约，保障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
总之，户籍制度改革应该依法、全面、理性，与时俱进，以保障人民基本权利为基础，促进社会转型期经济的全面发展，加快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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