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薪制的利弊分析

第一篇：年薪制的利弊分析

年薪制的利弊分析

国际上通行的工资制度，主要有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两种。计件工资主要适用于那些工艺流程简单、易于按件计量的工作，其适用范围较小。计时工资制是广泛应用的工资制度。计时工资 制中包括：钟点工、天工资、周工资、月工资和年薪制。钟点工、天天工多为临时用工，月工资和年薪制多为长期固定用工。我 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月工资制。而国际上从大学讲师、教授、企 业经理、政府官员直至总统都实行年薪制。

我国工资制度的改革已进行了多年，其目标是建立起能调动 职工和管理者积极性的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的权、责、利相统一的 机制。月工资制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等级工资制，职工按技术 等级、管理者按行政级别领取报酬。不但职工间级差小，就是管 理者与工人间收入差别也很小，兼顾社会公平有余而激励不足。为弥补这种收入分配制度的缺陷，改革开放以来，普遍以奖金为 杠杆，调节收入分配，以月奖、季奖特别是年终奖方式，把企业 效益与管理者的收入挂钩，以调动管理者的积极性。这种收入分 配方式管理者和职工间收入档次拉不开，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味 道仍显浓厚，调动职工积极性特别是调动高层管理人员积极性的 作用难以体现。执行中，管理者与职工收入相互攀比，相互拉动，加大了企业生产成本，而且企业管理中的短期行为也很难控制。

为克服月薪制的缺点，调动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近年来，在少数国有控股公司中进行了年薪制、有补贴地售股和股票期权 等灵活激励方式的试点。列如，上海申华实业股份公司董事会公 告，审议决定公司老总瞿建国的报酬为年薪5万美元，从1998年 度执行。同时为体现工资与效益挂钩的原则，决定瞿建国先生的 工资为浮动工资，即以公司净资产收益率10％为界，年末净资产 收益率每上升1％，则工资上浮1％；年末净资产收益率每下浮1 ％，则工资下浮10％，以此类推，每月预支，年终结算。上海海 欣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出口为主的企业，1998年在严重的亚洲 金融危机压力下，仍取得税后利润9000多万元的业绩，每股利润 达0 328元，净资产收益率达12 51％。公司总经理袁永林以44-65万元的年收入位居沪深股市榜首。

从上述两家公司实行年薪制的情况可以看出，年薪制所遵循 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经营者年薪收入与普通职工工资 收入分离，责任、风险、利益相统一。年薪制优点表现在：其一，经营者收入较高，高收入能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如申华 瞿建国先生年薪相当于41万人民币，相当于上海普通职工工资的 20倍，海欣老总的收入是公司税后利润的1／200，体现了企业家 的价值。其二，高收入是与责任、风险直接挂钩的。申华公司若 年末净资产收益率低于10％，每下浮1％，瞿建国先生的年薪则 下浮10％。如果公司净资产收益率为0，瞿老总将颗粒无收。这 就使经营者们在作出公司重大决策时慎之又慎。其三，年薪制的 核心是把经营者的收入与职工分离，克服目前经营者收入与本企 业职工收入互相拉动，避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收入分配过分向 个人倾斜的弊端。其四，高薪养廉总比低薪养贪好。

年薪制虽有诸多优点，但也有弊端，广泛推行尚需配套改革 和企业内部和外部条件成熟。第一，高级管理人员年薪最高多少，最低多少为合理，无客观标准。我国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与美、英发达国家不能攀比。就是在国内，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甚至同一地区，但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间造成企业 效益差距的非经营性因素也很多，因而也不具备太大的参照性。第二，建立企业家职业市场和利益风险机制是推行年薪制的基本 条件。在企业家职业市场化条件下，企业高层经理人才的收录、登记、评价、推荐和跟踪考察工作，由权威的社会中介组织负责。

企业家可以打破地区、条块分割的局限自由流动，在公开、公平、公正的条件下竞争上岗。企业选择企业家，企业家选择企业，形成优胜劣汰的择优机制。有了这种市场约束机制，才能使企 业家的经济收入、社会声望、发展前途、职业生涯与企业的发展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荣辱与共的格局。企业家市场和利益风 险机制的存在，对企业家会形成一种压力，并转化为企业家的自 我约束行为。我国现在尚未建立企业家市场和风险机制，高级管 理者由国有控股公司或主管部门任命，缺乏公开、公平、公正的 竞争环境，不可能做到优胜劣汰。第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 成企业内部权力制衡的内部约束机制是推行年薪制的另一基本条 件。建立和实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企业经理人员接受授权机构 董事会的约束，接受监事会和监事人员的监督，同时建立健全企 业内部各项规章制度，严格规定职责权限范围和工作程序，充分 发挥职代会和工会的民主监督作用，发挥党组织的监督和保证作 用。这样才能使企业家的利益与资产所有者的利益有较高程度的 正相关，而且避免其短期行为。

在既未健全企业内部权力制衡和约束机制，又无外部企业家 市场和利益风险机制的条件下，经营者们的年薪高低由谁定，只 能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和经营者们协商来定，或者就直接由经营者 们自己给自己定。这样，就很难兼顾国家、企业和企业家三方利 益，也很难摆平职工的利益，很难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第四，建立健全各项法律制度，如会计法、审计制度等，规范和约束 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对违法乱纪者及时进行查处，是推行年薪制 的又一基本条件。实行年薪制必须与企业经济效益直接挂钩，在 会计信息失真，虚假报表成份大，经营业绩水分多的情况下，年 薪制无异于对冒功者将以高官厚禄。

年薪制的普遍推行需要企业内部和外部条件相配合。具备条 件情况下，年薪制可能利大于弊，不具备内外条件强行推行弊大 于利。我省大多数企业尚不具备推行条件，少数已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企业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以继续探索，但不能刮风，不 能一哄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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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实行年薪制与期权制的利弊分析

实行年薪制与期权制的利弊分析

仓促实行年薪制弊大于利。

为了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自1992年起，北京、上海、深圳、福建、四川等省市先后进行了经营者年薪制试点。1997年5月，原劳动部正式决定在百家国有企业中推广年薪制试点工作。最近，实行年薪制简直成了企业改革的时髦，不少支持者振振有词，好象不实行年薪制，就不能调动企业管理者的积极性。其实，在我国目前多数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甚至有的股份制企业实质上也是国有企业的情况下，仓促全面实行年薪制弊大于利。

首先，目前国有企业的总经理、厂长，某些所谓股份制企业的董事长，都是上级部门任命、委派，这班人有无资格坐这个位，是由上级部门说了算，还带着很强的行政色彩，这与在市场中产生的职业经理人有明显的区别。所以，适用于职业经理人的年薪制不一定就适用于国有企业的被委派经理人。

其次，目前对被委派的经理人的激励和约束措施并不对等，上级往往许诺，达到某个利润目标就可以奖励多少，超额又可以拿多少提成。但对于不完成任务，甚至出现亏损却没有对等的惩罚措施。即使是达到利润指标，其中情况也复杂得很，如运用了多少国有资金，职工收入变化如何，企业的净资产情况如何等，都应该好好加以分析，否则，吃亏的还是企业本身。

实行年薪制要处理好九个关系。

其实，对企业经营者实行年薪制，不宜“一窝蜂”，可以先在一些经济效益较好，管理水平较高的企业做试点，并扩大考核指标范围，如除利润指标外还可以有净资产考核指标、资产占用率指标，以及衡量经营者是否完成任务的重要的指标——企业职工工资的增长情况。当然，最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法仍是经营者不再由上级部门委派，而是由职工选举、由市场产生，而这时候的总经理、厂长实行年薪制，倒是众望所归了。但要真正将年薪制这一现代经营者报酬形式得以健康发展，必须处理好九方面的关系。

1.年薪制与现代企业制度。年薪制是根据企业类别、经营规模等因素确定经营者基本报酬并按经营业绩分档付给风险收入的特殊工资制度，核心是对经营者形成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风险机制。其前提条件是企业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企业的产权主体由一元转向多元化，产权客体由封闭型转向社会型，产权的各种权能由统一转向分解，实行经营者年薪制就是适应分解国有资产产权权能，进一步明确各权能主体的责、权、利关系而产生的。两者相比，当前迫切需要在国有企业中加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2.年薪制与企业家市场。实行年薪制虽然是对企业经营者特殊劳动的承认，有利于促使经营者逐步脱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本位”，但年薪制是以企业家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目前大多数国有企业经营者是实行任命制，在企业经营者既没有职业化，也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在机会不均等的条件下大面积地推行年薪制，显失公平，也不合年薪制的初衷。

3.年薪制与年薪确定者。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者年薪是由出资者主体确定和发放的。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的确定则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确定；一种是改制为股份制和公司制的国有企业，董事长的工资由国资经营公司决定。当前，为避免因“内部人控制”而可能出现的违规现象，作为一种过渡形式，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应由企业外部主体来发放。

4.基薪与加薪。经营者年薪一般由基薪和加薪（风险收入）构成。一般主张两者各占50％左右为宜。加薪的具体数额应视经营效益来定，可为正数甚至超过原定额，也可为负数，达不到原定经营目标或效益较上年滑坡者，则可在基薪或风险抵押金中扣除。不能把年薪制变成旱涝保收的高薪制。

5.年薪制与职工收入。鉴于当前具体国情，年薪过高会拉大与中层管理人员和职工的收入差距，在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的条件下，设置上限有利于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来共渡难关。但同时，由于人为地设置上限，不利于调动经营者积极性，所以对于过高的收入应采用个人所得税及超额比例留存制加以调节。

6.年薪制与领导集体成员。由于年薪制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现代企业对经营者的一种报酬方式，范围过大会加大国有企业负担，甚至会导致人人负责，人人无责的状况，所以实施年薪制应该只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负全责的法定代表。

7.年薪制与健全审核机制。从外部环境来看，主要是具备较健全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具有独立、公正的审核机构。对内部来说，主要是要加强年薪制的管理，健全内部审计，准确评估资产增殖程度，并制定有关的约束机制。否则，可能成为经营者旱涝保收的高薪制或敛财的保护伞。

8.年薪制与制止腐败。实行年薪制后，制止腐败主要表现在遏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上。不仅要注意防止“内部人控制”导致企业国有资产的流失。还要严格控制企业交际费用的范围，区分企业交际费用与个人交际费用。

9.年薪制与废除特权。实行年薪制后，应逐步取消企业经营者目前享有的一系列特权和“实惠”。

让经营者和自己同舟共济，股票期权魅力如何？

多数经理人对股票期权收益不看好。

当新兴高科技企业打出“股票期权”这张牌来吸引人才的时候，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型企业曾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优秀员工忍受不了诱感纷纷跳槽离去而束手无策。那么，何为股票期权？它的魅力之处何在？所谓“股票期权制”是一种把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的贡献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激励措施。它需要企业经营者“用现在的价钱买将来的资本”来获得这种权利，并可以在一定的时期来“行权”，即公司的股票价格在未来会有大幅度的增长，离开这一点期权就像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也正因此，中国多数经理人并不看好期权收益，但这并不是基于股票期权本身，而是由于中国现时实行股票期权制，存在诸多障碍。与一般意义的股票期权相比，目前我国国企试行的期股制的一大特色在于延期兑现。当经营者偿清所有资本信贷成为资本所有者，这些股份并不能马上兑现，而是在经营者离任、升迁、转职离开该企业一段时间后，经过严格的财务审计发现没有潜亏等问题再逐步兑现划给经营者。这样就会让企业的经营者和自己“同舟共济”，但由于股票期权在我国还是个新生事物，必然存在着不规范之处。

1.股票期权与员工持股的关系。目前我国某些企业实行年薪制，在分红时采用强制性的手段扣除其中一部分资金购买企业的股票。由于这种形式使经营者没有选择权，所以不是股票期权，应该是“风险担保金”。而股票期权则有行与否的选择权。就拿行权来说，由于“股票期权制”将股东的利益和经营者的利益通过股票价格联系了起来，在比较成熟的市场中，股票价格与上市公司业绩之间或许有比较大的相关性。但是国内的证券市场，至少到目前为止，公司业绩与股票价格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鉴于此，一些企业的经营者就有两种角色，企业业绩的经营者和企业股票价格的经营者；企业的所有者也有两种角色，股东和股民。在这种情况下，就难免一些经营者平时不踏实经营，转而去制造题材，在行权前后使股价暴涨。

2.在我国建立股票期权计划还存在着一些制度障碍。比如，实施股票期权计划的股票来源的问题。在国外，用于期权计划的股票一般是已发行但尚未流通的“库存股票”，而我国在新股发行和股份回购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制度障碍。

3.实行期股期权激励还需要经济社会的其它方面来配合。对企业的经营绩效的评价，应该由社会独立的财务审计机构来完成，需要先规范中介评估市场、加强法律规范，建立一个公正有效的社会评估体系。

4.股票期权与经营业绩没有形成直接联系。在我国推行股票期权的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企业各个层次的管理人员都被授予股票期权进行激励。但实际上，公司的股票价值并非衡量部门经理的工作业绩的恰当指标，因为某部门的经理可能会因其它部门经理的行为对公司股票的影响而受益或受损，而这并不是他所能够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股票期权并不能使部门经理的经营业绩和努力水平与他所得到的报酬之间形成直接的联系。

只有具备三个条件才能推行股票期权的空间。

由此可见，并非所有的企业都适合这副“金手铐”，企业只有具备三个条件才能推行股票期权的空间：第一，初始资本投入较小，这样可以保证有较大的增值空间；第二，企业增值迅速，至少应该有较快的增值预期，而处于平稳发展周期的企业，即使本身是健康的，也不合算；第三，人力资本在增值要素中作用明显。这样以来，高新技术企业等风险型企业是试行股票期权的最佳温床。而对于通过减持国有股来推行股票期权的企业来说，这样做是不妥的，因为随着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推行股票期权的成本不应该完全由国有资产来承担，这样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变相流失。至于到底谁来享受股票期权的“蛋糕”，只要是企业具备不可或缺价值的人，都是股票期权制的实行对象。

总之，从以上两种激励机制可以看出，在我国推行激励制度试点条件已基本成熟，但不可否认，二者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点，所以一方面要由主管部门提出相应的原则性指导意见，另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选择一批试点企业，根据具体情况“量身定制”试点方案，避免一哄而上造成混乱和国有资产流失。

第三篇：化粪池利弊分析

化粪池利弊分析

1、化粪池原理

大致来讲化粪池污水处理，分为四步：过滤沉淀-厌氧发酵-固体物分解-粪液排放。一般来说，把一个大的池子分成三格或四格，三格叫三级化粪池，四格叫四级化粪池。污水首先由进水口排到第一格，在第一格里比重较大的固体物及寄生虫卵等物沉淀下来，开始初步的发酵分解，经第一格处理过的污水可分为三层：糊状粪皮、比较澄清的粪液、和固体状的粪渣。经过初步分解的粪液流入第二格，而漂浮在上面的粪皮和沉积在下面的粪渣则留在第一格继续发酵。在第二格中，粪液继续发酵分解，虫卵继续下沉，病原体逐渐死亡，粪液得到进一步无害化，产生的粪皮和粪渣厚度比第一格显著减少。流人第三格的粪液一般已经腐熟，其中病菌和寄生虫卵已基本杀灭。第三格功能主要起暂时储存已基本无害的粪液作用。

2、化粪池弊端

（1）结构：目前建筑所用的化粪池种类大致可分为砖砌、钢混、以及玻璃钢化粪池三种。砖砌池如果想要正常使用，必须要先进行排水，施工时还要做好内外防水，否则用时不长，池子就会因粪液的腐蚀而渗漏，内部也会发生板结现象，从而丧失它所应起的作用。钢混池在施工上要比砖砌池稍微简便点，但是如果碰上大的工程，需要100立方或者以上的池子，钢混池就会显得有些麻烦。因为钢混池一般都是一个立方一个圆管，发果需要多立方的话，就要一个一个垛起来再进行勾缝组装，如果一次百十立方的话，仅吊装也需要一天的时间。组装时如果稍有疏忽，出来的工程就也是直接渗漏，而且钢混池子也是内部容易板结，处理污水的作用一点一点丧失，直至完全失效。

（2）管理：化粪池做为过渡形式将长期存在，必须大力加强化粪池的管理工作，严格执行定期清掏制度。据某市三个住宅小区调查情况，两年以上未清掏的化粪池占总数的 80%，有些自投用以来从未清掏。在化粪池的管理中，需要定期用漂白粉消毒，以增强处理效果，改善出水细菌指标，但过于频繁使用漂白粉影响正常发酵。

随着经济的发展，考虑到XX社区距舞钢市城市污水处理厂较远。社区应建设小型污水处理站，取代化粪池，从而提高生活污水的处理程度，保证污水处理效果，以保护环境，减少水污染，同时也解决了化粪池的二次污染问题。

第四篇：同学聚会利弊分析

自己操办同学聚会的利与弊

同学聚会是我们每个走出校门的学子们经常会谈到的一个话题，对于这样的活动大家基本上都很乐于参加，就是因为我们有浓浓的同学情谊在。可是聚会到底是自己办还是寻找第三方协助举办呢？

之前大部分校友都觉得自己办好。大家认为有几大好处。

1、自己办可能感觉会省点钱，花费小。

2、而全程参与组织的几位同学也能感受到为同学做事的一种快乐和意义。存在许多不好处。

1、用心操办，大家不满意。自己办毕竟因为个人的专业不在这一块，可能自己已经很用心了，然而结果却不会让大家很满意。

2、时间有限，精力不足。走出校门以后的同学基本上都比较繁忙，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事情中去。聚会本来就是一场“持久战”。

3、没有新意，影响下次聚会。如果比较顺利，整个活动组织好了那还比较好，万一没有做好，聚会让大家感觉就是吃个饭，聊一聊，可能难免会让一些同学抱怨，在下次的聚会邀请上可能会挫败大家的参与积极性。

4、没有纪念性，达不到预想效果。一场聚会举办成功，关键看他留下了什么，如果大家聚会后没有感觉，生活没有一点变化，那么这次聚会是失败的。试问，“花钱买不到东西”这样的聚会，谁愿意再一次参加呢？ 这么多问题摆在你面前，还觉得自己办可以吗？所以我推荐大家最好是能自己参与其中，并与第三方专业聚会团队联系。一方面自己也切身参与到为同学服务的事情中，另一方面有专业人员协助，相信这样的一场聚会一定是成功的，也是大家满意的。

第五篇：科举制度利弊分析

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利弊分析

科举制度是中国隋唐时代产生的，通过制度设定和程序化操作，从所有男性社会成员的范围内挑选人才，担任国家行政官员的制度，而且被选拔的人才在理论上可以晋升至皇帝除外的任何行政级别的官职，由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官僚阶级是统治阶级（以下详述），科举制度的实施，使不同阶级的社会成员有机会进入统治阶级之中。这种选拔制度，实际上体现了在广大社会成员之中，存在着提高自身政治地位的公平的机会。这种不考虑选拔对象的阶级属性的选拔方式，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社会中，社会成员阶级属性的本质规定性，使低阶级的社会成员有了向高阶级跃进的机会。这样，社会成员的阶级属性不会固化于其出生时所继承的本源性的阶级属性，他所能达到的阶级等级从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后天的努力。因此，科举制度大大冲击了社会的阶级属性世袭制的陋规，并最终导致维护世袭的严格的等级制度的门阀制度的崩溃。科举制度实施之后，中国社会中社会成员的非世袭和奋斗意识勃兴，陈胜、吴广“将相王侯，宁有种乎”的诘问，社会成员们的答案是否定性的。由于有了阶级属性跃升的阶梯，社会成员们意识到他们的未来地位并不是由他们的出身给定的，而是自己当下行为的直接后果，这样一来，大大激发了社会成员的奋斗精神和挑战精神，一定程度上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活力。

虽然由于选拔的官员有限，使得社会成员发生阶级地位跃升的机会不多，但是这种机会的存在和全社会范围内（当然女性除外）平等性、以及这种机会提供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确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即使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虽然有限的民主政治制度曾经在社会中深入推行，但是，阶级属性，尤其是奴隶阶级的属性依然被本质化了，在社会中，没有制度化的提供给奴隶主动改变自己阶级属性的公平机会。而在西方中世纪，阶级属性的本质化更是被统治社会的宗教势力解释为人类社会本质属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世袭的严格的等级制是宗教势力和世俗统治阶级维护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不公平社会秩序的基石。因此，诞生在公元六世纪左右的科举制度，在人类阶级社会的历史上看，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

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包括实施了科举制度的隋唐之后）阶级之间政治权利的不平等是阶级差异的重要内容，即统治阶级相对于被统治阶级，具有高得多的政治权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了垄断性地位。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是以世袭制的贵族阶层和非世袭的官僚阶层所组成，前面说过，在科举制广泛推行之后，贵族阶层的势力日益衰落，官僚阶层则成为统治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和中间力量。因此，被统治的低阶级的社会成员只有进入官僚系统，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才能实现社会成员阶级属性的真正改变，由于政治权利的差异是决定社会成员阶级差异的最重要因素，使社会成员只是依靠实业和商业的经营，实现财富的巨大增长，经济地位得到相应的提升，而由于其直接获得的政治权利并没有相应提高，那么该社会成员依旧无法实现阶级属性的改善。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通过科举考试，并进而进入官僚体系成为社会成员唯一的阶级属性跃升的通道，而如果不这样做，在其他领域做得再好，也无法实现使阶级属性跃升的目的。

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是：科举制度将社会中的最大数量的才俊之士的精力和兴趣集中到科举考试中，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达到改变自身阶级属性的目的，而为了在考试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对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的了解达到圆熟的水平才行。因此，这些才俊之士花费了主要的精力，所关心和研究的对象只能是有助于科举考试方面的内容，这种关心和研究并非出于兴趣和目的所在，而是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虽然也有部分学人有兴趣研究这些内容以外的学问，但是这只能是一小部分人中发生的偶然现象，只能是在不影响准备科举考试的前提下的“业余爱好”。

由于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国家挑选行政系统的官员，科举考试的内容必然集中在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等政治性的内容上。因此，社会中最有才华的成员将最大量的精力集中于对这方面内容的学习和研究之上。同时，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维护统治统治秩序的需要，必然将论证这种统治秩序合理性的政治理论奉为唯一的、统治性的政治理论，其他政治理论则被视为异端而遭到排斥和镇压。因此，科举考试中对考生考试成绩的评定，不是以其对政治方面的理论创新能力的高低为标准，而是以其对权威政治理论的熟悉度为标准的，因此科举考试的推行并不能刺激政治方面理论的更大发展。

由于科举制度能够一举改善参加考试者的政治地位，进而改变阶级属性，因此，整个社会都盛行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读书的内容就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就是对权威政治理论的熟悉。其他的、尤其是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即使研究者取得多大的成就，也不可能成为该研究者阶级地位跃升的凭借。因此，在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对不涉及科举考试内容的其他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被社会普遍观点认为是不务正业的“奇技淫巧”而倍受轻视，因此，这造成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文化中的边缘地位，这无疑大大抑制了中国古代社会在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上的进步。

但是，这种局面的形成决不是科举制度本身的错误，因为从科举制度本身的目的和手段来看基本上是合理的，造成这种局面的本质原因是科举制度存在的封建社会中，不同阶级社会成员政治权利的是不平等的，而使科举制度成为改变社会成员命运的唯一方式，而由于改变命运方式的唯一性，使社会精英的精力投入方向和行为方式趋同化，并造成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单一化。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形成阶级差异的因素的重大变化，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各种方法通过改变自身的经济地位来改变自身的阶级属性（后文详述），类似于科举制度的公务员考试只是改变社会成员经济地位的方法之一，而社会成员如果能成为其他科学文化领域的专业人士，也能增加经济收入，并改变自身阶级属性。因此，公务员考试只是吸引了一小部分对此感兴趣的社会成员对它的关注，公务员考试的内容并不能成为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主要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并不能限制社会成员的兴趣范围，也并不能遏制社会中科学文化的全面、快速地发展。

但是，这种客观上的抑制性，并不说明中国古代社会从本质上阻碍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由于社会的世俗化，科学的发展不会象对宗教社会那样产生动摇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的巨大作用，而由于科学发展能够带来生产力和军事能力的大幅度增长，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加强，只会对国家产生好处，因此，统治阶级不具有主动地、有意识地严厉打击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的。而如果统治阶级真正深刻地认识到科学的益处，他们肯定会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科学的发展，为了吸引优秀人士投身科学，统治阶级肯定会将从事科学工作、并作出重大贡献的的社会成员吸纳为统治阶级的成员，并仿效科举制度建立通过选拔和竞争机制的通向科技官僚的上升通道。同时由于这种制度的建立和科技人员地位的上升，社会的价值取向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而这一切也同样有利于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的可能的形成是合乎逻辑的，可以说，在古代中国对科学精神的弘扬远较对统治阶级利益进行本质损害的民主精神的弘扬为易。因此，我们看到，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在客观上存在对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抑制作用，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类似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裁判所，对一切有悖于宗教教义的人文和自然科学思想进行残酷镇压，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布鲁诺由于仅仅宣扬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并没

有任何自然科学家是因为其自然科学思想而被统治阶级迫害。

当然，由于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型态还不是民主的社会型态，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威不容动摇，因此，与统治阶级政治利益发生密切关系的人文科学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政治的影响和干扰，阻碍了人文科学的发展，使科学精神在这个领域无法充分发扬。但是，政教合一的社会是以宗教和政治的双重力量影响所有科学的发展，是对科学精神的全面压制。相对而言，中国古代社会、以及所有政教分离的世俗化社会，还是对科学精神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支持。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和政治对于科学发展的两方面消极影响力完全消除了，科学精神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弘扬，各种科学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