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的悲剧观[优秀范文五篇]

第一篇：浅析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的悲剧观

浅析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的悲剧观

黄洁琼（文史系0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六班 01b10640806）

[摘要]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是西方悲剧理论史上的两位巨人，他们之间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强调故事情节的营构是悲剧的灵魂, 而黑格尔则把悲剧冲突的根本动力归结为矛盾冲突。在悲剧产生的原因、悲剧效果等方面，尤其能见出两个理论体系的不同特点。但实际上,他们虽然一从情节视角展开理论建构,一从伦理冲突形成理论框架,却仍体现出了其伦理实质的一致性。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 黑格尔 悲剧观

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是西方悲剧理论史上的两座高峰，他们之间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但两者在悲剧产生的原因、悲剧效果两方面存在许多可比之处。布鲁克斯和卫姆塞特在他们的批评简史中把亚里士多德归结为一个结构主义者,认定他并不看重悲剧英雄的伦理观念,而斤斤计较于悲剧的行为与情节,即情节结构悲剧观;而黑格尔的悲剧观可以说起于伦理,终于伦理,悲剧精神在两个同等的伦理观念力量的冲突中体现出来,即伦理冲突悲剧观。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悲剧观念都不脱离“善”——即道德、伦理的范畴,这集中表现在他们的悲剧人物及悲剧效果的特性上。

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产生的原因的理论是先从悲剧人物的特点谈起的。他认为，“喜剧总是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悲剧则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好的人。”[1]“今天的人”指的是古希腊时期的普通人，悲剧人物则是“比今天的人好的人”，他们“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这些人声名显赫，生活顺达，如俄狄浦斯、劳厄斯忒斯和其他有类似家族背景的著名人物。”[2]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就悲剧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著名的“过失说”。悲剧人物由于无心的过失铸成大错，导致厄运降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十五章中集中地提出了悲剧性格的四点要求：一是性格必须善良。亚里士多德认为应该看言行举止来判断，性格好的人说话和气，为人善良。二是性格必须适合。悲剧人物性格应该符合年龄、身份，说话做事有分寸、看场合，做到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三是性格必须多元统一。一个人物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性格侧面，这些多元的性格因素应该为一个主要的元素统摄，从而做到性格的多元统一，寓丰富性于整一性当中。黑格尔也主张人物性格应该多样统一，且人物性格应该是特殊、明确的。四是性格前后一致。即使性格前后不一致，也要寓一致于不一致当中。黑格尔也主张人物性格应该是坚定一致的。伦理力量的普遍性与必然性通过情致决定了人物性格的坚定一致性：体现、代表某种普遍伦理力量的情致是人物性格的中心。在三、四两点上，黑格尔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将悲剧的发生归结于人物的过失，提出了“过失说”；黑格尔则将悲剧的发生归结于伦理冲突，提出了“悲剧冲突论”。伦理实体通过情致作用于悲剧人物，于是人物之间，不同的人物性格之间，不同人物所代表的伦理力量之间发生冲突。黑格尔在论及冲突的情景时继承了亚里士多德“过失说”论点：“„„，人不自觉的无意的做了某一件事，后来他才认识到那件事在本质上破坏了某种应受尊敬的道德力量„„，后来他对他的行动有了认识，承认他原先没有认识到的那种破坏行为还是出于他自己的，这样，他就被迫进入分裂与矛盾。”[3]关于悲剧冲突，黑格尔认为最常见的有三种类型。第一，由物理的或自然的情况所导致的冲突。例如由自然所带来的疾病、罪孽和灾害等。第二，由自然条件下产生的心灵冲突。黑格尔这儿所说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指与人生命运密切相联系的家庭关系、阶级出身、天生情欲等。第三，由心灵性的差异产生的分裂。黑格尔认为“这才是真正重要的矛盾”，才是最理想的悲剧冲突。具体又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由无意识的行动导致的冲突，如俄狄浦斯无意中杀父娶母，后来得知真相陷入内心冲突。二是有意识的行动导致的内心冲突，如阿伽门农的儿子杀母为父报仇的心灵冲突。三是行动本身并不引起冲突，而是由其他关系与情境所决定的人物内心冲突，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恋爱本身并不破坏什么，只因双方家庭的世仇，使之造成冲突。[4] 亚里士多德曾经给悲剧做过一个在世界文艺理论史中十分著名的描述,他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一句是指在悲剧效果上，可以通过悲剧所体现的怜悯和恐惧使人原来的过强或过弱的怜悯和恐惧之情得以调整，从而达到适度和平衡。这就是说，悲剧在效果上能够使人的情感达到纯正境界。[5] “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6]能对一个不应遭受厄运的人遭受厄运的处境产生怜悯之情是道德感的体现，能对一个和自身一样的普通人的险恶处境产生恐惧之情是切身感的体现。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效果应是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从而净化人的感情。

黑格尔是通过批判的借鉴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确立自己的悲剧效果论的。在黑格尔看来，关于悲剧效果最肤浅的一种看法是“能否引起快感”，黑格尔提出了“两种恐惧与两种同情”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的恐惧不可克服，因为伦理力量是人们所要实现的目标，而人总是一心去维护和实现这种目标而不是去克服它。因此，人们面对有着巨大威力而自己又无法克服也不能克服的伦理力量，感到了真正的恐惧。真正的同情是对人物所代表的实体性因素的同情。真正的恐惧与同情在永恒正义克服了各方的片面性后得到升华，成为“调解的感觉”，即欣慰。毕竟伦理实体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黑格尔的悲剧效果论是以伦理实体和伦理力量为中心的，这与他的伦理中心说是一致的，也暴露了他客观唯心主义的本质。

同时，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虽然一从情节视角展开理论建构,一从伦理冲突形成理论框架,却仍体现出了其伦理实质的一致性。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成因的“过失说” 是他在伦理学方面的中道理论在悲剧中的具体应用，为了说明悲剧理论中有关“善”的问题。而他的悲剧效果的“陶冶净化说”事实上会产生道德上的教育功用,即“要达到教育的目的,就应选用伦理的乐调”。[7]这表明他以善作为衡量艺术的标准,而悲剧的净化效果也服从于善的标准，而悲剧的道德教育作用便寓于“怜悯和恐惧”这种情绪之中,净化由此而得到生发和实现。而黑格尔对亚里斯多德的悲剧观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正,道德观念与悲剧的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均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黑格尔,他们的悲剧理论的共同取向都在于“善”,即都倾向于伦理道德,不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还是黑格尔的“冲突论”,都是建立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之上的,也即是悲剧中所传达的一种对人的生存价值的关注。这一自亚里士多德至黑格尔以来所形成的西方古典悲剧的实质和内核,经由近代西方悲剧实践的发展,进而得到了更大的关注和深化,并已转移到生存论层面的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深层思考上来。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诗学:第二章.[2][6][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诗学:第十三章.[3]罗国杰，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4][5]孟庆枢，杨守森.西方文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第二篇：西方文论论文亚里士多德悲剧观

浅析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

摘要：亚里士多德是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个给悲剧提出完整定义的人，并指出悲剧的六个成分：情节、性格、思想、语言、唱段和戏景。本文论述了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在后世文学作品中的观照及其历史地位。

关键词：悲剧理论

悲剧情节

悲剧人物

历史地位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3—前322）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生于三位具有深远影响的悲剧艺术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皮德斯之后，悲剧艺术十分繁荣的的时代。马克思称他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称他是古代“最博学的人”。正是这位百科全书式 的伟人，在总结古希腊悲剧艺术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了最早的以情节论为中心的悲剧理论，同时在历史上第一次概括了悲剧的定义，创造了一套完整的悲剧理论，对后世特别是对西方悲剧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主要集中在《诗学》中，从第六节到第十九节，都是在讨论悲剧。《诗学》通过悲剧与史诗、悲剧与喜剧之间的比较肯定了悲剧的创作过程，对悲剧情节的取材、情节的结构原则及艺术技巧等问题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尊称亚里士多德是西方美学的奠基人。（1）

一、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认为诗人的罪过是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而摧残理性，他否认史诗、悲剧、喜剧能表现真理，认为他们 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着三层。但史诗与悲剧相比较，柏拉图认为史诗优于悲剧，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认为爱真理者不应该喜欢庸俗低劣的悲剧，因为它远离真理；苏格拉底也要求他的信徒们戒除和严格禁绝这种非哲学的诱惑。其次，亚里士多德在《诗学》最后一章中指出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史诗的对象是有教养的听众—他们的欣赏无需身姿的图解，而悲剧则是演给缺少教养的观众看地。所以，如果悲剧是一种粗俗的艺术，那么她显然是二者中的较为低劣者。”（2）柏拉图等哲学家们认为史诗比悲剧更高贵的主要原因在于，史诗因为更接近抽象思辨而优于悲剧。史诗只是通过叙述，“无需身姿的图解”，（3）对于有教养的哲学家、老人，史诗的曼妙之处在于它不是直观的，而是通过特指的概念产生想象，这更类似于哲学家的抽象思辨，柏拉图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比起世界上目前流行的任何其他方式都要好得多。”（4）此外，悲剧大多取材于史诗，柏拉图认为悲剧诗人为满足观众的感伤癖专门挑选那些灾祸来写，悲剧诗人的罪过正在于此。因此，对于史诗，柏拉图认为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歌符合理性，受理想国欢迎，而悲剧则不然，完全不被理想国所接受。柏拉图认为如果在他的理想国里上演悲剧，会败坏公民的道德，所以他将悲剧诗人驱逐出理想国，防止他们把公民教导成脆弱、畏惧和怯弱的人。

正是这样的情况下,“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对悲剧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并写成《诗学》为诗人辩护，这在当时是非同凡响的。亚里士多德追溯悲剧的起源，第一次给悲剧下了定义，分析了悲剧的成分要素，总结了创作悲剧的经验得失，确立了审美标准，他的悲剧理论可以说确立了两千年来悲剧理论研究的内容和方向，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悲剧的定义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观照（以曹禺的《雷雨》为例）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为悲剧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们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5）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有六个成分：情节、性格、思想、言语、唱段和戏景。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文学作品《雷雨》，从悲剧的情节、悲剧人物的性格两方面展开进一步阐述。

（一）悲剧的情节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悲剧都取材于少数几个家族的故事。”（6）这些家族都是声名显赫的“大家族”，只有这样的艺术题材才能既激发作者的创作激情，又能引起读者的共鸣。《雷雨》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大家庭——周家，一个虽称不上快乐幸福，但也能在表面上维持和平，过着相安无事的日子的家庭，其实在遮掩这一层帷幕之下，却是极度腐朽龌鹾，荒诞无耻。

亚里士多德又说：“当惨痛事件发生在近亲之间，比如发生了兄弟杀死兄弟，儿子杀死或企图杀死父亲，母亲杀死或企图杀死儿子，儿子杀死或企图杀死母亲或诸如此类的可怕地事例，情况就不同了。”《雷雨》有这样一个情节：三十年前，周朴园为了娶有钱人家的小姐，在寒冷的夜晚把鲁侍萍和他们出生才三天的儿子赶出周家，三十年后父子不相识，甚至为敌，矛盾一触即发。这不正是至亲之间最惨痛的事情吗？

为了产生更强烈的艺术效果，在情节的描述以及人物的刻画上需要借助一些艺术技巧，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重要的技巧是突转与发现。他在《诗学》第11章分别对“突转”和“发现”下了定义。他认为，“突转，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向相反的方向……此种转变，必须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发现，如该词本身所示，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即使置身于顺达之境或败逆之境中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仇敌。”亚里士多德认为最佳的发现与突转同时发生，《雷雨》可以说完全符合亚里士多德所规定的悲剧情节的安排。鲁妈原是到周公馆找女儿的，却遇见了归家的周朴园，情急之下，剧情发展到了两人翻旧账。于是周朴园发现在矿工上带头闹事的人之一原来是自己的亲生儿子。鲁大海到周公馆原想争取工人们的权益，却意外得知了自己的身世。周萍得知自己的亲生母亲还活着，并且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自己异父的妹妹相爱了…….一夜暴风骤雨的摧残，周鲁两家最终支离破碎。这里面的转变与发现构成了《雷雨》跌但起伏的情节。

（二）悲剧人物

亚里士多德认为对悲剧人物性格的刻画应做到四点：第一，性格应该好；第二，性格应该适宜；第三，性格应该相适；第四，性格应该一致。也就是说，性格应该符合人物的身份，与现实生活的人物相似。“这些人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这就是著名的“过失说”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的悲剧人物应当是介于好人与坏人之间，即犯过失的好人。《雷雨》中人物性格十分复杂，繁漪读过书，爱好诗文，对未来充满热情和憧憬，可被安排嫁入周家后，纵使衣食无忧，却无法感到幸福快乐。长期生活在庸俗沉闷的周家，受到丈夫的冷漠粗暴对待，她逐渐成了抑郁寡欢的妇人，她“任性而脆弱，热情而孤独，渴望摆脱自己的处境而又只能屈从这样的处境。”（7）于是她在周朴园身上得不到的温情与关注转到生活中出现的另一个男人身上，即使这个男人是她名义上的继子。她爱上了周萍，欲借此摆脱周家困住她的孤寂之感，并借此重拾内心对美好事物尤其是情感的渴望。然而周萍却要一起她，再次让她对生活的期待落空，如果说周朴园给她的是失望，那么周萍带给她的则是彻底的绝望，不想回到过去单调乏味的日子，于是她发疯似的抓住他，尽力想留住一份憧憬，一份美丽。然而生活没有给予她任何希望和祝福，她在周家这个牢笼里呆太久了，不能飞也非不走了，生命中的两个男人都弃她而去，尤其是周萍的离弃对她的打击非常之大，于是在周萍自杀之后她也随之疯了。曹禺曾说过：“在《雷雨》里的八个人物，我最早想出的，并且也较觉得真切的是周繁漪。”（8）

三、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历史地位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学说和他的整个文艺理论思想一样，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罗念生说：“《诗学》是亚里士多德最主要的美学著作，欧洲美学史上第一篇作重要的文献，并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以前主要美学概念的根据。”（9）《诗学》的绝大部分篇幅是用来谈悲剧的，由此可见，悲剧在亚里士多德的心目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悲剧，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作为诗学的一个分支而受到了文艺理论家们的关注。纵观《诗学》，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把诗学作为其主要的研究对象，指出诗与其他艺术的相同点和相异点，然后将诗按照分类原则进行详细分类，而悲剧则始终是亚里士多德主要的研究课题。它是诗的顶峰。

总之，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在文艺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系统性在古希腊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在创作理论中对情节的重视受其美学思想的指导和悲剧本身的要求。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情节论对于当下的文本内部研究及文学创作规律的探讨有其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车尔尼雪夫斯基著，辛未艾译，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M].中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6月

（2）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诗学[M]。商务印书馆 1998年3月、（3）伍蠡甫，西方文论选[M]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年6月（4）古典文艺理论译丛 五［ 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年2 月。（5）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6）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7）《中国现代文学史2》唐弢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11月版，第184页（8）曹禺著《<雷雨>序》

（9）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八卷[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第三篇：试论亚里士多德和尼采的悲剧观

试论亚里士多德和尼采的悲剧观

亚里士多德和尼采的悲剧观的起点都是古希腊文艺，但由于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对悲剧的产生，作用，本质的认识和阐发是不一致的，进而我们看到，悲剧在二人所处的时代是如何作为精神现象和价值尺度而存在的。

一、人生为何需要悲剧？

鲁迅先生曾说过：“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①“有价值的东西” 代表民意的正义、进步的力量，或是善良、光明、美好，它的被毁灭，客观上赋予了人生一种非常严肃的意义，进而使人们在同情与怜悯之中萌生了对善良、正义和真理的渴望，形成了一种悲剧性的审美效果。“无价值的东西”是丑的，恶的，与美和善相对的，人们在嘲笑、揶揄丑和恶时，看到了丑和恶的渺小与空虚，因而体现出超越丑和善的自豪、优越、愉快的审美感。但事实证明，人生需要悲剧和喜剧远远要比这要复杂得多。

二、悲剧是如何产生的？

希腊是悲剧诞生的摇篮，至今古希腊的悲剧仍然是人类高不可及的范本。在研究和总结希腊三大悲剧作家的创作实践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影响西方悲剧的一套悲剧理论。首先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所摹仿的是人的各种性格、感受和行动，是有行动和感受的人物。而且这个人物要比实际生活中的要好，之所以会产生悲剧是由于其过失和弱点而不是由于过错，这就是“过失说”，并且悲剧主人公必须是出身高贵的正面人物，只有这样，悲剧的悲惨结局才能“激起哀怜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②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是带有明显的贵族阶级的意识形态，他强调悲剧是对行动的模仿，模仿是一种技巧，由此，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是一种技巧，是具体的，这点是和柏拉图一样，是轻视技巧的，既要求悲剧主人公是高贵的，又看不起写悲剧的作家。

尼采的悲剧理论也是建立在对希腊悲剧把握的基础之上，但他不赞成这种从主人公的偶然过失或外在的理性道德中去追溯悲剧的根源的观点。他认为，悲剧是植根于人性之中的两种精神—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和阿波罗日神精神的对立、冲突。在这里，尼采借用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罗来象征人性中的两种基本的心理、精神类型。其中，以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书信代表音乐艺术的兴奋，以日神阿波罗的属性代表造型艺术的静美。这两种精神或艺术神的内在本质和最高目的是截然不同的，酒神精神相对于日神精神则更为原始、也更为根本。狄奥尼索斯精神是永恒的生命冲动，它是不可毁灭、不可战胜的；与之相对立，日神阿波罗则是光明之神和预言之神，它“掌管我们内心幻象世界的美丽假像。”③它本质上是梦境中的静观审美，将人生的痛苦、命运的悲惨转化为审美对象加以观照，并且讲求理智，用哲学智慧来升华情感，从而得到心灵上的愉悦和宁静。就是这两种不同的艺术之神的并存与分离才产生了悲剧这种既是酒神的又是日神的艺术作品，即狄奥尼索斯冲破一切界限，约束实现自然，冲破阿波罗的戒律，撕破阿波罗美丽的帷幕，二者的对立就是悲剧的根源，同时也是悲剧的本质。哲学观上的形而上学必定导致尼采的悲剧观的形而上学，可以说，日神和酒神就是尼采权力意志的代名词，悲剧是意志的真实写照，他越重视日神和酒神，就是越强调权力意志，就是越强调悲剧。

三、悲剧有什么作用？

关于悲剧的作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净化说”，认为悲剧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达到平静，从而恢复和保持健康的心态，有益于社会，可以净化人们哀怜和恐惧两种情绪，因为通过观照悲剧，时而恐惧，时而怜悯，时而惊奇，时而悲伤，借助于言语，设身处地与悲剧人物的感同深受，痛心疾首或催人泪下，因而可以使人获得快感，这种快感不同于其他快感，是悲剧所特有的。亚里士多德多次把它称做“悲剧的快感”，即悲剧的效用。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辩证的观点是，他认为产生快感的东西不同，所产生的快感也就不同。也就是说，悲剧的不同内容所带给人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对人们所产生的影响也就不同。

尼采从艺术游戏论观点出发，认为悲剧的目的、功能都在于将生活中的痛苦、厄运、毁灭等丑恶、不和谐现象转化为审美现象加以观照，由此获得审美快感，使人类得到拯救。悲剧的审美快感是在痛苦乃至毁灭中体验到的那种“特殊的、最高的”快感，即是在正视痛苦死亡之真实、直面人生之惨淡之中得到快感，而不只是将现实转为梦境中虚幻的假象而获得快感。虽然以美丽的幻象遮盖人类基于狄奥尼索斯精神所具有的永恒痛苦与磨难，阿波罗也欲拯救人们于自我毁灭，而走向幻觉之中，但那始终只是幻象。而只有敢于观照狄奥尼索斯永恒的永恒生命不断的被毁灭而又不受影响，生命之核万古常青，才能感觉到生存的欲望和生存的快慰，这就是尼采所认为的悲剧的快感，悲剧的意义。

尼采是反对“净化说”的，他更强调的是对哀怜和恐惧的超越，是对生命价值的肯定，是在悲剧的体验中得到超越，可见他是以正视生命悲剧，肯定生命意志为根本态度的，而“净化说”是对生命苦楚的浅层次的理解，远不能涵盖悲剧的全部意义。他认为“酒神的兴奋能够向一整批群众传导恢复这种艺术才能”：“看到自己被一群精灵所环绕，并且知道自己同它们内在地是一体。”⑤ 而这“一群精灵”就是作为“形象”存在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诗歌。这种对诗歌的重视亚尼两人是如出一辙的。

亚里士多德主的净化说如同“过失说”一样，也是带有社会道德的考虑。充满道德感，他说“首先，悲剧不应表现好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因为这既不能引起恐惧，也不能引发怜悯，倒会使人 产生反感。其次，不应表现坏人从败逆之境转入顺达之境，因为这与悲剧精神背道而驰，在哪一点上都不符合悲剧的要求。”⑥悲剧不能表现好人由福转祸，他所要求模仿的好人的注重品行，有责任心，有荣誉感，是能够认真对待生活的人正人君子，另一方面，不能模仿坏人由祸到福，这样只会让人感觉厌恶，艺术的考虑与伦理的考虑统一在了一起。可见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就是道德的悲剧观，强调人的独立主性，反对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因果报应和宿命论，而且他也总是从悲剧人物本身的主观方面去寻求悲剧的原因，悲剧的产生是悲剧主人自己犯了错误，或由于无知，或由于判别不明，总之，责任在于他自己。

而尼采所描绘的悲剧精神首先是就生命本能在现代人身上匮乏这个事实而言，他的酒神精神从美学层面切入现代人的精神生存现实，而基本不具备社会政治道德批判的功能。他“重估一切价值”的批判精神表明他是反对基督教的，反对道德的，道德的侵入悲剧必将剔除一切不和谐因素，他热烈的呼唤悲剧精神。尼采认为，即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是因为它是反映人的内心矛盾和情感以及人所遭受的苦难的。离开了人，悲剧就不成为悲剧一；离开了人，理性就空洞无用。这里的人与亚里士多德所要求的高贵的人相比，是没有任何阶级差别的。他认为最致命的悲剧性在于，悲剧的最终级目标是痛苦，无所抗拒，无所逃遁。在这方面看来尼采的悲剧观还是悲观的悲观观，具有一定的消极性，外在性。尔后又被他自己所否定，他认为悲剧导致的是对人生的肯定，它迫使我们采取乐观的态度。悲剧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能鼓舞，能净化、能激起人的全部生机，虽然人生是痛苦的、命运是悲惨的，但是通过悲剧的狄奥尼索斯精神，生活便是快乐的、富有意义和价值的。在任何强势的力量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敢于抗争命运，敢于牺牲，这就是尼采悲剧观的积极意义所在吧。可见尼采的悲剧观实际上就是抗击命运的悲剧观，他自己认为是“反悲观主义的”。

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亚里士多德是在希腊文艺已达到高峰而转趋衰落时代，但亚里亚多德却从来不提希腊人所常提的“命运”，“命运”在他看来都是注定的，因此好坏福祸不能互转，这是一种静止的悲观观。但他又使悲剧的正效果论成了世界戏剧史上始终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尼采论述悲剧是同当时的文化危机看法结合起来的，目的是要寻求德国精神在现代文化危机中的出路，他的理论也是建立在对希腊悲剧把握的基础之上，借用的是希腊神话中的艺术之神，延续的是希腊人敢于抗争命运的命运观。这非但没有窒息悲剧艺术，反而使悲剧有存在的独特价值。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悲剧是一种让人不畏强暴，催人奋进的艺术。培养悲剧意识对于当代的个体，对于一个民族是必不可少的教育和锻炼。

注释：

① 出自《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②⑥.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第.20、97-113页

④《西方美学史》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页

③⑤[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1、32页

参考文献：

[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2] [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7

[3]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4]周国平.悲剧的酒神本质:尼采的悲剧观》[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

[5]赵凯.论尼采的悲剧观[J].[6]李忍孝.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及其他[J].（谭丽丽：女，1983年9月，汉族，安徽省，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2008级），主要研究方向：跨文化沟通。）

第四篇：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审美（写写帮推荐）

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审美《金锁记》

摘要：《金锁记》是张爱玲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以一个日趋衰败的世家望族为背景，讲述了曹七巧人性沦落的悲剧。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悲剧理论的奠基者，提出了悲剧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悲剧定义。如果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审美《金锁记》，两者的契合点主要体现在悲剧性格、悲剧情节和悲剧效果三个方面。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金锁记》；悲剧性格；悲剧情节；悲剧效果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悲剧理论的奠基者，他在研究和总结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的创作实践基础上，提出了悲剧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悲剧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虽然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指的是戏剧，但他的一些理论也适合于小说，同样可以用它来审美一些具有“悲剧性”的小说。而张爱玲的《金锁记》就可以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为支点，从悲剧性格、悲剧情节和悲剧效果三方面来进行审美。

一、悲剧的产生：性格

性格是指个人的思想、行动上的特点。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中，性格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认为性格显示人的内涵，是人物行为的基础，甚至认为“性格是人物的品质的决定性因素”。悲剧人物的性格决定了悲剧人物的品质，性格又决定了人物行动的性质，特别是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做选择时，更能显现人物的性格在事件发展中的作用。《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很大程度上与她的性格弱点有关。她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姑娘时代的她有着自由活泼、泼辣暴躁的性格，有着比较健康的人性。可是她的兄嫂为了攀附权贵，把她嫁给了患有骨痨的姜家残废二公子。原本有着勇敢刚强直爽一面的她，突然进入了死气沉沉、勾心斗角的封建家族后，而且嫁了这么一个自小卧病在床的废人，还处处遭到排斥和冷眼，这就使其性格产生了矛盾，也注定了她命运的悲剧性。她表面泼辣强悍，对人性极端不信任，屈从命运，而又向往自由幸福的爱情，她在寂寞的时候时常想起昔日和自己打情骂俏的猪肉贩，甚至，她大胆追求着三爷季泽。她一方面追求物质享受，一方面又想从精神上挣脱，在这矛盾性格的主导下，七巧始终挣扎在欲望和现实的夹缝中。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只能写“介入这两种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句话的意思有两层含义：一是悲剧的主角是普通人，而是其陷于悲剧境地是因他犯了错误，也即“过失说”。此观点放在主人公七巧的身上很是合适。她出身下层小商贩家庭，对于无常的人生，她本没有挣扎，在战乱的时代里也没有远大理想，但她做成了姜家二奶奶，只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她的喜怒哀乐与她的情欲、嫉妒、虚荣、疯狂紧紧相连了，情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结果当情欲变相地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丧失了人性。悲剧的结果并不是由于她为非作歹，而是她因人性的弱点有意无意地犯下了错误。

二、悲剧的灵魂：情节

悲剧成分里最重要的是情节。“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所以，悲剧情节的设计显得尤为关键。曹七巧形象之所以具有强烈的悲剧美，关键在于构成这一切的矛盾冲突。《诗学》理论认为，一个完美的悲剧情节应该包括三个部分，即情境的突转、发现和苦难场景。“悲剧所以能使人惊心动魄，主要靠‘突转’与‘发现’。”作为悲剧中必不可少的因素，苦难则是毁灭和痛苦的行动。很明显，《金锁记》中三者俱全。

七巧的悲剧命运是通过一系列矛盾展开的，小说正式通过一系列的戏剧冲突牢牢抓住读者的心。一开始，一个出身低微的女子置身于封建大族，本身就是最大的矛盾，也是人物不幸的命运的开始。然后再通过七巧和妯娌间的矛盾、七巧和三爷季泽的矛盾、七巧和儿女们的矛盾，一环扣一环，故事就在一幕幕的矛盾中展开来。

自立门户后，当过去冷淡七巧得小叔季泽现在上门来向他倾诉爱情时，意想不到的幸福，使七巧一时迷惑，如陷梦境。但是十年的岁月毕竟磨练出了七巧对世态人情的洞察力，她马上“发现”了季泽的突然到来和情感的变化另有企图，她像个疯子一样暴跳如雷，骂走了季泽。她要守住她用一生幸福换来的那一点仅存的金钱，几近疯狂地坚守。她一方面守着金钱，一方面不放弃对儿女的占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财产。在扭曲变态的心理支配下，她把儿女儿媳作为自己失落心理的砝码，她带着“一个疯子的机智与审慎”，毁去儿女儿媳的幸福。她干预儿子的婚姻生活，不让新婚的儿子晚上回房睡觉，让儿子整夜陪自己抽鸦片，诱导儿子对她讲自己的房中秘事，甚至当着众人的面拿那些秘事羞辱儿媳妇和亲家母，以致儿媳妇饮辱自杀。在她的干预下，第二个儿媳娟姑娘也吞鸦片而死，女儿也失去了唯一的幸福。这时的曹七巧已成了一个十足的人性泯灭的疯子。这些惊心动魄、苦难的场面是不可或缺的。不管她是有意害人，还是真正关心人，最终导致的均是人生悲剧。

三、悲剧的效果：净化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认为悲剧艺术“借激起怜悯和恐惧来达到情绪的净化”。广义的“怜悯”是“同情”的一部分，但专指主体具有和受难者同样痛苦的感觉、情绪和感情。怜悯一个对象，往往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即悲剧主人公必定是落入悲惨的处境，因此可以获得观众的怜悯之情。他在《诗学》中作了充分强调：“完美的布局应有单一的结局”，“其中的转变不应是由逆境转入顺境，而应相反，由顺境转入逆境”，“以不幸的结局收场”，这样“最能产生悲剧的效果”。因此，悲剧总是使人物遭到严重的不幸和毁灭。

在《金锁记》中，刚进入姜家大宅的七巧，也曾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所以她追求生活中的亮色，渴望与三爷季泽之间的爱情。然而季泽因着她的狼藉名声而不敢沾染，甚至在分家后的一次出现在七巧面前，也只是出于金钱的企图。于是在粉碎的希望背后，七巧只能沉浸在对金钱的欲望中，也就预示着最后的悲剧。无疑这次季泽的登门增加了这篇小说的悲剧力量，因为当主人公拥有了一次寻获爱情的机会时，读者将不由自主地关注这次故事中的突转，希冀美好的东西最终能突破悲剧的限定。然而当这一牵动着七巧和读者的光亮暗淡的时候，主人公的境遇会凸显得更加卑劣和不堪，会让我们感觉更加难过和震撼，强化了悲剧效果。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无害、公众乐于接受的途径。它作为一种复合的美，能借“激起哀怜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张爱玲的《金锁记》就是通过对遗忘于时代之中的大家族内的可悲人物在情欲与经济之中的挣扎的描写，引起我们的怜悯与恐惧之心。它以敏感的笔触讲述了“人性枷锁记”的悲剧，揭露了女性意识中受扭曲的心理层面。七巧精神深处的颓废，对金钱的狂热，是她生命结局——死亡的必然结果。正是这种本是美好的女性形象被如此残忍地赋予了污秽和毁灭，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激起了人们巨大的同情，最终达到情感宣泄和心灵净化的作用。

傅雷先生曾认为《金锁记》是“文坛最美的收获”，夏志清教授则称之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通过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审美《金锁记》的悲剧性，包括悲剧人物的性格、悲剧情节的推进和悲剧效果的净化作用，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体会《金锁记》的美，也可以使我们清楚认识到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的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月 [2]王文霞，《浅析张爱玲小说和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相通之处》，《社科纵横》，2005年4月总第20卷第2期

[3]陈迪，《从〈诗学〉看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新乡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6月第22卷第2期

第五篇：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学说的比较研究

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学说的比较研究在西方哲学辩证法发展的历史星河中，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是两颗明耀的巨星：一个是古希腊自发辩证法高峰上的皇冠，一个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辩证法上的魁首。两颗巨星遥相呼应，构成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两个超越感应的光环。恩格斯把亚里士多德誉为“古代世界的黑格尔”，并且还指出：“辩证法直到现在还只被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个思想家比较精密地研究过。”[1](466页)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涉及的范围十分广博，以致在各人所处的历史时代构建成了包罗万象的体系。但是，深究他们两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两种辩证法形态的代表，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以各自特有的方式触及到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探索了辩证法本质的深层结构。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曾作了深刻的概括：“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和它的主要特征。黑格尔是这样提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也经常在这周围兜圈子。为了进一步深入把握辩证法的理论实质和总体特征，扩展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比较研究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是有重要意义的。一、一个人使人类困惑的思维之谜：矛盾是否真实。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从不同的入口抓住了对立统一。古希腊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表述了事物的矛盾，即对立面统一的思想。他说：“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2](23页)赫拉克利特的思想象一道划破长空的闪电强劲地震动着人类的思维，启开人类的智慧之窗。但格言警句似的哲理却未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有力论证，因此在往后的发展中出现了相对论和诡辩论的逆流。赫拉克利特的弟子克拉底鲁以及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芝诺等人相继举起了砍杀赫拉克拉利特的长刀，战争围绕着“矛盾是否真实”的问题紧张进行。芝诺以他的“两分法”、“飞矢不动”、“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的著名诡辩一时稳握胜券，似乎矛盾是不真实的，对立统一是一种主观幻想。亚里士多德站在这样的历史入口，以他特有的智慧和博学审视这场思维的苦斗，他的思维也经历了一场阵痛和难产。他一方面跨入了反对赫拉克利特的行列；另一方面又从不同的入口抓住了对立统一。这是一种矛盾，然而却是十分真实的。他指责赫拉克利特，说：“传闻赫拉克利特曾说'同样的事物可以是亦可为非是'，这是任何人所不能置信的。”[3]（60页）批评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说“辩证家与诡辩派穿着与哲学家相同的服装”，“哲学在切求真知时，辩证法专务批评；至于诡辩术尽管貌似哲学，终非哲学。”[3](60页)>可否据此认为亚里士多德就反对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法则呢？当然不能，因为事情是复杂的。应当说事物对立统一规律的确立在辩证法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赫拉克利特的格言警句虽然处处显示天才的光辉，但形式逻辑和辩证思维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并没有明确的分野。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他十分清楚地看到古希腊哲学之所以受到诡辩派和相对主义袭击而无法自拔，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在思维的过程中不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则。所以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亚里士多德举起了反对赫拉克利特的旗帜，十分强调事物质的稳定性和概念的确定性，认为不能说一个东西是“这样又不是这样”。没有充分的事实说明亚里士多德反对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一”学说。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对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对立统一的学说作了认真的探索。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选取了不同的入口，也就是辩证思维的不同突破口。[!--empirenews.page--]唯心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在论证他的“对立统一”学说时，是从直接攻击形式逻辑，特别是它的同一律“A＝A”时开始的。黑格尔指出形式逻辑的同一律“A＝A”确立的是一种“抽象的同一性”，它是不包含内在差别的，因而具有空洞、孤立、静止的特性。辩证法则要求把握“具体的同一性”，即在自身中包含内在差别、内在矛盾的同一性。这种“具体的同一性”的充分完全的开展就是黑格尔的对立统一体系。所以黑格尔对赫拉克利特的思维推崇备至，说：“[像在茫茫大海里航行]，这里我们看见了陆地；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我没有纳入我的逻辑学中。”[4](295页)亚里士多德则另辟蹊径，他绕过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在当时无法从科学上充分证明的命题，而直接从形式逻辑的判断入手。但是，在对判断的深入研究中亚里士多德却从形式逻辑的疆域中挺拔而出，进入辩证思维领域，亚里士多德关于判断的理论--主词和宾词的关系，实际上是被当作对立统一的关系而把握。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指出了逻辑系词的辩证性质，指出主词与宾词既有区别又相互同一。“苏格拉底是人”就意味着“个别”就是“一般”。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指出这就是Aristoteles.Metaphysik(即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中的辩证法。[5](409页)并指出：“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5](409页)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从攻击形式逻辑抽象的“同一性”开始，确立了“同一本身就是绝对的非同一”[6](32页)，引出差异、对立、矛盾的系列。从而达到“一切事物本身都自在地是矛盾的”这一命题，并把它规定为把握真理的途径，指出：“真理只有在同一与差异的统一中，才是完全的，所以真理唯在于这种统一。”[6](33页)亚里士多德从研究判断的主宾关系入手，不仅把握了人类思维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的辩证运动，而且也揭示了“同一”和“差别”的对立统一，并从同一和差异进到对立。亚里士多德指出：事物并非绝对相同，“各有所同而不是悉数相同”[31]（96页）；相似而不是绝对相同；说事物相“异”必需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具有某些方面的差异，所以“异用于…那些事物虽各有别，而在某些方面仍有所同的。”[3](96页)而最大的差别亚里士多德称为“相对”[3]（97页），或称之为“对反”，也就是说对立就是最大的差异。比较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关于“同一”和“差异”的理论，我们看到这两位大师在辩证法最基本范畴的研究中，对构成辩证法基础的两块主要基石的内涵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其一是他们寻求的不是“抽象的同一”而是包含差异和联系的内在同一；其二，差异本身是“对立”（亚里士多德）和矛盾（黑格尔）的一个环节。明确这两点对于理解辩证法的本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是坚持“抽象的同一”，还是“具体的同一”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分水岭，列宁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5](111页)而是否坚持“差异就是矛盾”也是区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标准之一。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这一科学论断既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也是对辩证法发展史的理论概况。[!--empirenews.page--]那么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探索对立统一规律选取了不同的突破口呢？这与他们各自所处的理论思维的环境和条件有关。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古希腊哲学，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一”与“多”，也就是“个别”与“一般”关系的问题。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是对“一般”与“个别”关系的唯心主义方式的思考，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也是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入手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不仅具有本体论意义，也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所以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入手去探索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题中应有之义。列宁认为从这里“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索的萌芽”不仅是“人类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而且是“自然科学”向我们揭示的，是完全合符科学思维路径的。[5](410页)至于黑格尔采取攻击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开始，对“对立统一”学说进行阐述，则是由于黑格尔辩证法诞生的前晚，欧洲哲学被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统治。这种思维方式的重大特征就是采用片面、孤立的方法去思考一切。认为在两个矛盾的判断中只有一方为真，别一方为假，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非此即彼”；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上升为世界的绝对的规律。康德的“二律背反”虽然给了这种思维方式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康德认为“二律背反”只是主观幻相，不承认矛盾的真实性。因此，黑格尔继康德之后在探索“对立统一”时，不能不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开刀把它从世界观的宝座上拉下来，恢复它知性逻辑的应有地位。而理性的即辩证的思维正在于意识到“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7](133页)条条大道通罗马。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位辩证法大师从不同的入口，同样达到“对立面的统一”，达到对矛盾的认识和把握。这说明矛盾是真实的，无论古代的芝诺否认矛盾的诡辩、近代的康德认为“二律背反”只是主观的幻相都是违背理性的，是人类思维的错觉和迷误。

二、亚里士多德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黑格尔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而“对立”和“统一”又是构成这一规律的两个基本范畴。“对立”和“统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发展既是对立面的斗争，又是对立面的统一。应当说，无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他们都既看到了对立面之间的“对立”，也看到了对立面之间的“统一”，看到了“对立”和“统一”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但是由于这两位大师所处的时代不同、理论思维的环境不同，他们在对“对立统一”的探索中又各自有所偏重。从总体上说亚里士多德着重研究了事物之间的“对立”，着重强调从“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把“对立”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基本范畴。在《范畴篇》第十章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四种意义的“对立”：“（1）相关者的相互对立；（2）相反者的相互对立；（3）缺乏者和实有者的对立；（4）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的对立。”[3](38页)后来在《形而上学》一书第五卷第十章中，亚里士多德在上面四种意义的“对立”上又加上了两种，即“生成和消解所从发生和所向演进的两端”及“一切事物的质性，其两极可涵融于同一事物中而不能同时出现的。”[3](96-97页)[!--empirenews.page--]亚里士多德关于“对立”六种含义的区分可以说明客观世界中最广泛的“对立”现象。“对立”的多样性是亚里士多德在其全部哲学著作中探索的主要课题之一。例如物理学上的运动和静止、重和轻、光明和黑暗；生物学中的健康和疾病、生与死、雌与雄；数学上的正与负、奇与偶、直线与曲线；伦理上的好与坏、勇敢与懦弱、正义和非正义；哲学上的存在与非存在、形式与质料、潜能与现实，等等。亚里士多德在确认对立的多样时不仅只停留于现象的思考，而且深入事物的本质，把它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确认对立的 普遍性。他说：实体（Substance,或译本体）最突出的一个标志是“当它保持着自己同一性的时候，却同时能容受相反的性质。”[9](315页)从亚里士多德对“对立”范畴的界说和阐明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他是把“对立”范畴作为辩证法的最普遍的范畴而把握。“对立”范畴在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体系中具有总体性性质，它既是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这一体系的逻辑基项。矛盾（即肯定和否定）的对立，只是对立的一种形式，对立双方不同时出现，就是矛盾。应当客观地说，亚里士多德把“对立”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普遍范畴时，这“对立”的形式也在自身中包含着对立面之间的联系和转化。没有大就没有小，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冷就没有热；冷转化热、热又转化为冷；大转化为小，小转化为大。“谐和的事物必然由不谐和的事物产生，不谐和的也由谐和产生。谐和的消失变成不谐和的，也不是变成随便什么的不谐和，而是和谐和相反的状态。”[10](29页)但是也应当说，亚里士多德对“对面统一”的研究尚处于一种萌芽和探索的状态，特别是对“对立面”的转化并没有达到普遍地把握。在这一点上近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无疑比“古代世界的黑格尔”高出一头。黑格尔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集对立统一学说之大成的唯一巨匠。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主要是《逻辑学》）从不同的方面对“对立统一”学说作了更为详尽和深入的发挥，创造了矛盾产生、发展和在合题中解决的有关矛盾发展的学说，在西方哲学史上建构了一个辩证唯心论的庞大体系。“对立统一”是这种庞大体系的主干的脊骨。黑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史上“对立统一”最好的见证人，因此，他紧紧抓住亚里士多德的“对立”范畴，并把它引申发展提炼出一个更普遍更概括的哲学范畴--“矛盾”，把它作为辩证法的总体性范畴。黑格尔宣称他的《逻辑学》就是要认识和把握矛盾，对“矛盾”作思辩的陈述：“思辩的思维在于思维把握住矛盾并在矛盾中把握自身。”[6](67页)把“矛盾”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最普遍的范畴有深刻的理论原因和历史原因。在理论上，黑格尔认为“矛盾”必然是“带有对立面的统一的那种矛盾”，与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种对立面不同时出现的“矛盾”根本相反。黑格尔的“矛盾”范畴具有深刻的内在性，“矛盾”表示着事物内部对立的双方在自己的他物中相互映现。因此，黑格尔认为“一切事物都自在地是矛盾的”“这个命题比其它命题更加能表述事物的真理和本质。”[6](65页)真理就是矛盾。“天地间绝没有任何事物，我们不能或不必在它里面指出矛盾或相反的规定。”[7](200页)“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6](66页)黑格尔从矛盾的普遍性和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的角度把“矛盾”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最普遍的范畴。所以，黑格尔又常常把辩证法称为“矛盾进展的原则”，这在理论上就能更准确地把握和表征辩证的实质。[!--empirenews.page--]在历史上，黑格尔把“矛盾”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最主要的范畴也是对辩证法史的一个重大突破。在辩证法史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康德都着重强调事物中的对立因素，这就难以最后同形而上学划清界限。柏拉图只强调事物的“对立”，因此他的辩证法缺乏“发展和提高”。康德“二律背反”学说可以说是近代辩证思维的发端，但康德也是处处强调事物和现象间的对立，“他没有考虑到建立统一性，并从统一性发展出差别来。”[11](270页)康德的“二律背反”仍然停留在矛盾的对立阶段，没有达到矛盾的统一、过渡和转化，康德仍然没有跳出形而上学的窠臼。黑格尔在康德哲学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处于困境的时刻提出对立统一的原理，强调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把“矛盾”范畴提升为辩证法的最普遍的范畴，使西方哲学辩证法从困境中立刻重获得蓬勃发展的生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说“黑格尔的矛盾”是“一切辩证法的源泉。”[12](748页)因此，“矛盾”范畴必然成为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学说的总体性范畴，它既是这一学说的逻辑基项，也是它的逻辑起点。至于亚里士多德着重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也是整个古希腊辩证思维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历史地积淀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之中。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阿拉克西曼德最先提出对立物的思想，南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较多的谈到了事物之间的对立，他们开列了十组对立面。但毕达哥拉斯学派却没有在这十组对立面之间建立联系，十组对立面之间也缺乏转化，是一些形而上学的固定范畴。甚至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的赫拉克利特也过分强调对立面间的对立和斗争，忽视了对立面的统一。因此亚里士多德在总结他以前先哲的哲学思想时，也没能超越这一特定时代的思维，过多地强调从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把对立看作辩证法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范畴，而把“矛盾”只当作“对立”的一种形式。在亚里士多德以后，人类思维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反复，古希腊自发辩证法逐渐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取代。中世纪以后，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除了在个别的杰出的思想家那里曾经闪现出若干天才的火光之外，在哲学发展的主动脉上差不多已经销声匿迹。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重大特点就是思考于毫不相容的对立之中。从思维继承关系看，这不能不带有古希腊自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思考方式的遗风。而黑格尔哲学“它的最大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思维形式。”[1]（59页）而抓住矛盾范畴，主张从“对立面的统一”中去把握对立面，这就是黑格尔哲学恢复辩证法首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但是，在黑格尔辩证法取得世界意义胜利进军的同时，也埋藏着这一思维形式终结的种子由于黑格尔过分强调对立面的“统一”，他的“对立统一”学说的基本思想是描述一种以“合”为结局的矛盾运动，因此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最终完成的是封闭的理论体系，辩证法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必然走到发展的尽头。它只有倒过来，形成道尾相接，但在最终意义上是一种自我循环的大圆圈。辩证法大师黑格尔仍然钻进了形而上学的牢笼。[!--empirenews.page--]

三、亚里士多德的发展观是通过“由潜能到现实”的转化实现的；黑格尔的发展观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实现的。辩证法是关于发展的学说，而“对立统一”则是揭示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源泉，是建立辩证法发展观的最重要的基石。但是发展的动力与泉源和发展的外部表现又不是直接同一的。不同的思想家对发展动因把握可以通过不同形式进行。亚里士多德对发展的把握和对发展动因的揭示是通过“潜能”和“现实”这对重要范畴间关系的阐明而实现的。关于事物发展的动因问题，泉源问题，早已是古希腊哲学中的一个重大难题。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先哲曾经用各种不同的理论来回答这一重大难题：例如恩培多克勤用“爱”和“憎”、阿拉克萨戈拉用“努斯”、柏拉图用“神”。他们的共同点是用事物的“外因”来说明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亚里士多德则一反古希腊先哲的外因论，企图从事物内部寻求事物发展运动的原因。他用“现实”和“潜能”这对范畴从总体上描述事物的运动变化。他认为在事物自身内部就包含运动变化的可能性，这是“潜能”；当事物的运动变化一经展开，就由“潜能”变为“现实”。他说“潜能<能>，<潜在>的命意

（一）动变之源”，“一般说来，'能'是使它物动变之源（或是将自己当作它物而使之动变）。”[3](100页)这里的“将自己当作它物”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矛盾，与黑格尔所谓“本身在自身的映现”[6](27页)有相同的涵义。在《物理学》中他还指出：“一切自然事物都明显地在自身内在有一个运动和静止（有的是空间方面的，有的是量的增减方面的，有的是性质方面的）的根源。”[10](43页)亚里士多德用“潜能”和“现实”来解释事物的运动变化，不仅从这里深入地把握着事物的内在矛盾，把握着由潜能向现实的不断转化，这种转化使动变表现为一个前进运动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涉及一系列对反概念：原因和结果、质料和形式、可能与现实，必然与偶然，等等。这些范畴都是成对出现，是作为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双方而被把握的。从这里显示出亚里士多德思维的真正辩证性。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不同，在确立“对立统一”是事物前进运动的根源时，他却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来实现发展。因此在黑格尔“对立统一”的学说中，“否定之否定”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逻辑学》里，“对立面的统一”与“否定之否定”相互纠结，在大部分的篇章里“对立面的统一”是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逻辑学》所描述的思维的辩证运动，是从“纯有”开始的，“纯有”就是纯粹的无规定和无内容的概念，因此它在自身中就潜藏着自身的“否定”，必然向它的对立面“无”转化。“无”虽然是没有内容的概念，但也是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使“无”与“有”相互过渡、相互转化--这就是“否定的否定”。这后一次“否定”产生一个新概念即“变易”。黑格尔整个《逻辑学》就是按照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框架构造的。因此，黑格尔特别重视“否定性”范畴，认为“引导概念自己向前的”就是这个“否定的东西”，“它是概念自身所具有的；这个否定的东西构成了真正辩证的东西。&q uot;[13](38页)[!--empirenews.page--]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用”潜能“和”现实“的观点来说明事物发展，还是黑格尔用”否定之否定“来说明事物发展，他们的发展观都是不彻底的、半途而废的。因为亚里士多德关于”潜能“和”现实“的理论还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杂质，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企图用”纯粹现实“的”终极因“来说明一切事物发展，因而也就把”潜能“和”现实“的关系形而上学的割裂开来，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亚里士多德从潜能开始，最后走向”第一推动者“，这就使得他的动变说罩上了浓重的神学光环。亚里士多德最终皈依了神学，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在他的辩证法中有僵死的东西。这种僵死的东西来源于他还没有科学地掌握对立统一法则。虽然亚里士多德选取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论证了事物的对立统一；并以此为突破口，天才地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严重地破坏了唯心主义的基础。但亚里士多德也没有真正弄清”一般“和”个别“的对立统一关系。他虽然承认”一般在个别之中“，反对一般在个别之外，但他又认为在个别之中的一般是先于个别的，决定个别的。这就为唯心主义打开了大门。列宁在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就已经概括出一个重要的理论结论：”人类认识的二重化和唯心主义（＝宗教）的性已经存在于最初的、最简单的抽象中：一般'房屋'和个别的房屋。“[5](421页)既然一般可以先于个别，决定个别，那么继续往上推溯，这就必定有一个最后决定一切个别的最普遍的一般，这就是”神“。”神学“的藩篱最后扼杀了亚里士多德的唯物论，也扼杀了他的辩证法。>至于黑格尔则完全把他的辩证法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他虽然比亚里士多德更系统更完整地探索和论证了”对立统一“，但同样把这一学说更加神秘化了。黑格尔在对立统一学说上散布了重重浓厚的迷雾，以致使人往往看不清辩证法的实质之所在。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只是”纯概念“的自身发展、自身认识的思辩体系。”纯概念“是一种脱离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无身的理性“。马克思指出这种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没有 可以和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没有自己可与之结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己跟自己结合--安置、对置、结合。“用希腊语来说，这就是：”正题、反题、合题。“[14](140页)这里面有多少主观随意性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黑格尔在构造他的辩证法体系时，在形式方面用了更大的功夫，把”对立统一“学说强制地纳入一个个僵化的结构。由于构造体系的需要，黑格尔往往把”否定之否定“看得比事物自身的矛盾性更为重要，把它看成辩证法的”实质和灵魂“。在《逻辑学》最后一章《绝对理念》中黑格尔作了结论：”矛盾思维“?涫?quot;概念的本质要素”，但是只有“否定性”，才"构成概念运动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