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教育与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论文

第一篇：留学教育与民国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论文

留学教育是我国近代输入西方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方式，为近现代中国培养了大批的急需人才。随着现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创设与发展，大学研究院所日益成为我国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由此，在留学教育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如何发展大学研究院所成了民国学者们论争的焦点。

一、从“争取学术独立”的角度看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

1917年底北京大学首创研究所后，其他高校也陆续设立研究院所。与此同时，出国热的持续升温引发了学者对留学教育的批评。他们希望在本国发展大学研究院所，以培养学术人才，进而寻求学术独立。

1922年，朱光潜在《怎样改造学术界》一文中，提出了改造当时学术界的一些建议，其中有一条就是建议各大学将来普遍设立研究院或研究所。朱光潜之所以提倡在本国创设和发展大学研究院所，是因为他目睹了19世纪末以来，在政府长期鼓励的留学政策下，留学生的学习动机十分功利，学习态度极为浮躁。造成的后果是，留学日本的多从速成学校毕业，留学欧美的以获得学位为目的，以致他们只是接受了一些过时的西洋知识，回国后很快就沦为了无声无息的“学术界之落伍者”。他认为，要消除那些积压已久的弊病，除进一步改善现有的留学政策之外，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国内大学广泛设立研究院所，让学生在国内有一个持续学习和研究的场所。

1935年，姚薇元对当时的高等教育进行了猛烈批评。他指责高等教育标榜“学术独立”的幌子，实际上全是“留洋预备学校”。他甚至认为，大学研究院所也不过是利用环境做留学投考的准备而已，很多人在研究院学习数年，每年都投考留学而不动手写论文。他认为“照这样情形下去，再办十年二十年大学研究院，也是徒劳无功的。在留学政策之下，大学研究院是办不好的，学术独立是永无希望的!”他不主张停止留学，认为在不得已之时，仍有派遣留学的需要。他比喻说:“这样拿本国的原料，送到外国工厂制造的办法，究竞是不经济而有碍本国工业的发展的。我们总想设法自己来建立工厂自己制造。”

1942年，陈东原对留学教育之弊进行了揭露。他指出:“不谋本国学术之独立，而惟留学教育之是恃，于此等处，弊害尤大。”他认为，学术独立有赖于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本国之大学研究院所，现既逐渐发展，学术独立之望，或可于此开始。”1947年，陈东原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必要与可能》一文中再谈及这一问题。他认为，如果留学教育永不改进，中国学术便永远不能独立，他将这一流弊归因于大学研究院所不发达的现状之上。他认为，留学生回国之后，因为无继续研究或发展的机会，使得学术上无法再进步，形成一种浪费。他指出，要想健全大学本科，要想留学教育有效，充实研究院，争取学术独立，是必要的。但他也认为，在未达到学术独立之前，不应完全停止留学。

1947年，潘寂批评了当时的留学政策。他认为，我国起初的留学政策是正确的，但一直未加以改变，那就是错误的。他认可留学政策对于输入西方新学术的功用，以及其在中西文化刚接触时的必要性。但他认为，若在此阶段停留不前，就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他还批评了贩运式的留学政策，指责其是“讨现成饭、不知耕耘”的做法。他认为，这种留学政策实际上就是把我国最高层次的教育交给了国外的大学，这种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也就很难适用于本国实际。他提议“现在的留学政策必须改变，必须把贩卖货物式的留学改变为采购农场品种式的留学”，即提倡国内的研究。他认为，提倡国内的研究，就必须增加研究机关、充实研究设备、宽筹研究经费等。国内有了研究深造的机会，赴国外学习的人自然就会减少，留学就仅是一种补充，那是促使学术独立最重要的途径。

二、从“节省留学经费”的角度看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

当然，在战争频繁、经济萧条的时局下，为谋求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实效性，也有学者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削减留学经费来发展本国的大学研究院所。

1929年，杜佐周在论述人才缺乏问题时，认为聘外国专家的做法“更觉经济”、“因为遣派留学费用既甚浩大，训练亦不普遍。例如现在留学欧关者，大约有三四千人之多。每年每人的所费，约需在两千元左右，如是每年当共费六七百万元。倘若以此巨款，在国内建设大规模的研究院，仿照从前日本的方法，聘请外国真有学问、真有研究的各种专门人才来华，担任教学指导的责任，必可较为得计。”后来，他在回答王云五的教育问题时，重申了此观点，认为倘若能由留学经费项下，每年节省七八百万元，全为筹办各科研究院或学院及聘请国外有名教授之用，则至少可初成规模，不至远逊于各国一般研究院或学院的标准。若能如此继续十年，即成为世界最完全的研究院或学院亦不难。政府必须认识到这种留学政策之不经济，积极加以改良。他建议，停止派遣文哲、法政、经济、教育、历史等科留学生，以其所省的经费，来筹备这些科目的研究院及选聘世界有名的教授。

1934年，任鸿隽肯定了教育当局积极提倡大学设立研究所的做法，认为那是教育政策的一个转变和进步。他指出:“在我们的大学还没办到设研究所的程度，派遣留学自然是一个不得已的补救方法。”但他认为，现行的留学政策如果长期继续下去，那么国内的大学永远只能是外国大学的一个预科而已。他认为，出洋留学的人数毕竟是有限的，将来各项建设事业需要大量人才，也不能仅靠外国大学来供给。他指出:“在我们的大学已渐次发达，大学内设研究所已渐到可能的时候，遣派留学与设立研究所便多少含有一种矛盾性。”由是，他认为“留学政策直接的是有妨于大学研究所的发展的。”作为经济之策，他建议用部分留学经费来办大学研究院所。他引证说:“每年的留学经费决不在一千万元以下。这笔经费若拿来办大学研究所，固可以开办一二十个而有余，即用它的半数，也有十个八个不愁设备费与经费的无着了。”

1937年，罗宝册对留学教育失败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起初派人到外国去留学，是时代的迫切需要，并且对于国外的学术也有模仿和介绍的必要。但他认为，对于国外的学术，在有效地模仿和系统地介绍之后，应该要消化和吸收，最后要走上自我创新的道路，而决不能一味地去追随它国，也不能简单地去贩卖，更不能永无止境地去模仿、去学习、去留学。在他看来，留学是暂时的，通过创设大学研究院所来发展学术、培养人才才是永恒的。因此，建议停止所有的公私费普通留学，仅派专家留学。他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利用节约省下的那些留学经费，来充实各大学的设备和设施，并适当地增设大学研究院。可见，他主张节约留学经费来创办大学研究院所。

1947年，欧阳湘在《学术独立与留学制度》一文中指出，起初的留学教育是在国内人才缺乏时不得已采取的一种过渡办法而已。这种办法不应该继续，即便有继续的必要，也应该审慎考虑提高质量、限制数量。他认为，在目前研究机构存在的条件下，即便有派遣留学生的必要性，也要根据人才需要的缓急和多寡，以及可否在国内自己培养等情况而定。假如决定派遣，也要坚守宜严不宜滥、宜精不宜多的原则。在国币贬值、外汇很高的情况下，他建议节约留学费用来办大学研究院所。他举例说:“我们若少送百名，则可把省下来的钱在国内办一所像个样子的大学;少送二十名，则可在国内添设一个像个样子的大学研究所。”

三、从“争取学术独立”和“节省留学经费”两方而看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

有一些学者从“争取学术独立”和“节省留学经费”两方而来论述大学研究院所发展的问题，即如何节省留学经费来办好大学研究院所，以谋求学术独立。1935年，蔡元培阐述了大学应设研究所的三大理由，其中之一与留学教育相关。他说，有些大学毕业生，不满足于本科教育，总是想通过自费或公费的途径到国外留学。他认为，这种“留学自有优点”，但亦“非尽善之策”。他觉得“留学至为摩费”，而且留学生能学成归来者也不多。所以，建议“苟我国大学，自立研究院”，凡是大学毕业生有志于继续研究的，可在本国大学研究院所内做初步的学习研究，在已有研究成绩的基础之上，如果遇上学术难题而必须到国外大学研究院做进一步研究，那也将是“一度短期之留学”。他认为，那样不仅可以节省留学经费和提高研究的成效，而且对于有着四千年文明的中国来说，也“稍减依赖之耻也”。在他看来，我国大学自办研究所，不仅可以节省留学经费，而且可以谋求学术独立。

1935年，吴有训首先肯定了留学教育带来的益处。他说:“国内现在进行研究的工作者大部系留学生，所以今日学术上所得的一点成就，也可说是留学政策的一种收获。”但他不迷信留学教育的作用，认为“在现在自己有一批人正在努力独立工作的时候，留学考试是否仍然视为造就专门学者的唯一办法，是大可讨论的问题”。他还指出:“一面开办研究所，一面拼命的留学考试，是不甚相容的政策。”他说，一些助教和成绩较好的学生，就是因为预备留学考试而导致工作效率大减，甚至中途停止工作，以致没有一点成绩。他认为，那都是留学政策带来的不良影响。“以派遣留学生的经费，聘外国学者来华任教，这是更经济的办法。”他还批评说，现行的留学考试实际上已经严重地妨碍了我国的学术独立工作。

1936年，邹文海指出:“中国的办法，大批派遣留学生，官费既极吝音，年限又复短促，到外国去不过学一点西方人的生活习惯。这种政策，行之数十年，国家的人才依然很感觉得缺乏，国家的文化，依然是感觉得落后。”他对于留学教育颇感失望，认为我国留学政策之缺点乃是留学经费不足，但留学生派得太多。他解释说:“中国于民穷财尽之秋，多派留学生当然是不经济的办法。而其流弊所及，尚不只金钱的损失。因为多派留学生，政府受财政的限制，不得不减低官费，不得不缩短留学的年限。”他认为，若“要求中国学术之独立，仅仅派遣留学生不能收其全功。我国一方而也应当设有研究机关(包含大学研究院所)，既可以利用本国的材料，又可以省掉许多经费。”，1947年，齐思和论述了学术独立的问题。他认为，立国的重要条件，不仅是人民、领土、物产与政治组织等，而且还必须有独立的学术和大批的专家。针对当时政府为培养高级专家而选派大批青年到国外留学的做法，他颇有异议。他说:“我们若对于国内的教育制度不加以改良，不与留学回国的专家们以继续研究的机会，他们不但不能继续研究，而且他的知识不久便会落伍。照这样下去，中国的学术永远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永远赶不上外国。”而对当时学术界经费不足的困难，他认为:“我们如果要提倡专门研究，必须扩充大学研究院的组织。以前专靠外国替我们造就高级专门人材的办法，不但太不经济，而且长此以往，我们的学术永无独立之一日，永远是处在被支配被领导的地位。”由是，他主张要积极发展大学研究院所。

总之，自从我国近现代大学研究院所创设之后，发展大学研究院所与派遣留学之间就一直存在矛盾，并引发了学者们的持续讨论。由于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尽管出发点和着力点不尽相同，但他们在论述大学研究院所发展与派遣留学的关系时，亦未将两者完全对立起来，而是在立足于本国学术滞后和经费匾乏的现实基础上，建议发展本国的大学研究院所，以节省留学费用和争取学术独立，达到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效益最大化。在当今“留学热”愈演愈炽，甚至崇洋媚外思想不断滋生的背景下，我们应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公派出国留学机制，加强对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引导，并努力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同时，在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保持我国文化和教育的独立性，以避免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流失，这也是我们当前应予以重视的问题。

第二篇：大学教育与经济文化发展论文

大学城建设与区域经济相互结合，可促进产业集群价值链整体的增值与转型升级。

在集群与联盟、网络与竞合视角下重点分析了三地大学城如何通过集群与联盟的耦合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提升区域产业经济的核心竞争力。研究认为大学城与区域经济联动，是推动区域产业创新体系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

新增长理论揭示了人力资本特别是专业化人力资本对一国或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而作为专业化人力资本生产和供给主要部门的高等教育，对知识的积累、技术的进步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培养和提高作用甚大。因此，发展高等教育是明智之举。

但经济社会的存在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内容和发展方向，高等教育不可能离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为不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科研创新，归根到底，都要通过融入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来实现其最大功能和核心价值。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专业化分工的知识积累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教育的专业结构如果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相互适应，则人力资本积累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就会相互强化，这不仅有利于“边干边学”的人力资本积累，而且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二者不能相互适应，则教育投入的一部分会成为人力资本的专业转换成本，从而产生资源浪费。

大学城的评价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问题。因为大学自身定位不同，那么他们的发展重点必然不同，必然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不一样，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大学的校园扩建和多个大学的综合建成的大学城他们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是不一样。

发挥集聚功能，汇集高素质人才，吸引优势高校入城发展。大学城不仅仅是本地高校的集聚地，更应吸纳国内甚至国外名校的加盟。发挥大学城的辐射功能，满足地方加快培养高素质人才、发展高等教育的愿望和要求。

大学城除了常规性的高等学历教育外，还可利用园区内师资和教育场所的共享优势，举办各种形式的非学历教育，特别是大学后续教育;也可借助城内的办学条件和潜在的培训市场，吸纳各类与地方经济密切相关的国际技术、技能认证机构到城区内设立或联合开设分支机构。

各类培训机构在城区及附近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讲座和学术交流，将加速中心城市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为中心城市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层次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大学城建设过程中产生的联动效应和城区的开放性特点，使得城市文明程度得以提升，促进了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新建的大学城一般是通过科学的规划，可以在大学城内修建不同风格的建筑，这比在老校区上建设要容易得多。新建校园的人文景观使校园文化与城市文化在园区内整合、升华，一方面可以陶冶在园区内就学的学生，培养其人文精神、塑造其健全的人格;另一方面成为所在城市的文化中心，吸引更多的市民和周边地区的人群来参观，如果做得足够出色的话，可以集教育，旅游于一体。

现如今对于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目前理论界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和阐述，由于阐述的角度不同其概念和内涵也有所不同。

北京大学吴志攀教授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区域化趋势[1]，沿海地区展开教育资源竞争，以带动人才战略、技术升级和产业换代及文化发展。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背景下，教育被列入第三产业，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可能也有必要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研究北京地区高教发展的有利与不利条件以及高教向边缘发展，向沿海发展，向企业教育和民办教育发展的趋势。

高等教育发展正面临着新一轮资源配置，高等教育走廊和远距离校区就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表现。可以看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与交通及通讯事业发展的相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

宋宏教授则认为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是教育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高等教育学等多门学科所一直关注的学术命题[2]，也是当下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型跃升为大众化之际有关大学改革的实践命题。我国的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共生系统的建构需要从再造共生单元、创新共生模式、完善共生界面三个环节着力尤其需要以具有系统性的战略思路和方案加以推动。

刘志民教授提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是：互动程度不高，表现在高等教育投入不足、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以及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乏力等方面[3]。

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应发挥其宏观调控职能，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提供环境保障;高等院校应主动出击，发挥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的主导作用;企业应积极配合，促使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

在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日益紧密的今天，我们通过对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从长三角地区的区域经济现状和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紧随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趋势，结合大学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例，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与大学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让长三角地区大学更好地为区域经济服务、如何将长三角地区的教育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等问题，进而提出高长三角地区大学与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策略和建议，以达到区域经济与长三角大学共赢发展的长远目标。

第三篇：细节中的民国大学与大师

细节中的民国大学与大师

游宇明

一、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民国的大学与大师

民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一方面战火纷飞，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文化、科学相当繁荣，大师辈出。我每次读有关民国大学和民国大师的著作，几乎都会热血沸腾，深为民国大学的坚守和民国大师的精神气度感动。我对民国大学和民国大师非常感兴趣，多年来写下了大量有关民国大学和民国文人的文字，月内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叫《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我的这些写民国文人的作品在国内有一定影响，承蒙报刊看重,2011年11月24日的《北京日报》、2012年第1期《杂文月刊》和《湘声报》等都发表了专题评论。

二、民国的大学

（一）民国大学教授对校内事务有充分的发言权

民国大学的重大事项主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决定。教授会是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的议事机构，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和教授会选出的教授代表组成。我们不妨以清华大学为例，看看教授会、评议会干些什么。1926年4月15日，清华教职员会议三读通过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大纲设了两个重要的权力机关，一为评议会，一为教授会。教授会的职权是：

1、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

2、审定全校课程；

3、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件；

4、议决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

5、讨论决定由评议会以三分之二通过提出对本组织大纲之修正案。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互选出的评议员共7人组成，校长为主席，职权范围是：

1、规定全校教育方针；

2、议决各学系的废立与变更；

3、议决校内各机关的废立与变更；

4、制定校内各种规则；

5、委任财务、训育、出版、建筑四种常设委员会委员；

6、审定预算决算；

7、授予学位；

8、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9、议决其他重要事项。此外，各系的主任，也由该系教授、教员于教授中推举，任期二年。甚至出任院长和校长的人选也得事先征询评议会的同意。

由此可见，教授会、评议会掌控了学校的教育方针和人、财、物之权力。评议会职权中的第一、二、三、六项，评议会必须征求教授会的意见，如果被教授会以三分之二否决，就要复议。也就是说教授会对评议会的权利是有制衡的。

我们不妨看一次教授会的具体的开会情况。1926年4月19日晚上，在清华的科学馆212号教室，清华历史上的第一次教授会如期举行。到会的教授有47人，占了教授会人数的78%，而且发言非常热烈。比如选举教务长的过程。会场上由余日宜教授与赵元任教授建议：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票选时，通过者须超过三分之二多数，而第三次票选半数通过就可以。另有陈福田教授主张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大家都赞成。结果，梅贻琦在第三次投票时获得33票，成为清华有史以来第一位民主选出的教务长。接着，教授会和评议会不断开会，设计各学系的设立，选举系主任，研究课程大纲。后人从清华名教授吴宓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赵元任、陈寅恪、李济、金岳霖等中国大牌教授如何频繁私下聚会，讨论学校事务，商量各种难题的处理方法。做学问的人并非只是对学问感兴趣，当他们的意见可以对校内权力运行发生相当影响，他们的“参政议政”意识会非常强烈。

（二）民国大学课堂教学非常自由。

民国课堂的教学自由出乎人们的想象，一是教同一门课的教师可以选用不同的教材；二是老师教课的方法充分自由，没有谁来干涉；三是许多时候考试完全由任课老师说了算。

当年的暨南大学办在上海，马来西亚作家温梓川曾是那所学校的学生。据他回忆：翻译家钟作猷早年在暨南大学教英文，他选用的教材是牛津大学出版的《黄金库》诗选，他教课几乎天天读诗，有时也选一些小泉八云的诗歌讲义发给学生作补充读物。碰到他高兴，还会选译郁达夫的小说与徐志摩的诗歌，叫学生对照读，看有什么地方译错没有。由于教学内容极其丰富，方法灵活多变，深受学生欢迎。

钟作猷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后，接替他的是戏剧家顾仲彝。非常奇怪的是，早在学生时代就因自编、自导、自演《朝鲜亡国恨》、《云南起义》、《中国魂》等戏剧名噪一时的顾仲彝却不选戏剧做教材，而要选《伊利亚随笔集》和莎士比亚乐府，并且在课堂里完全不谈戏剧。

著名戏剧家洪深当时也在暨南大学教英文，与顾仲彝不同，洪深最喜欢用戏剧做课文。他教英文简直像演戏，声音又特别抑扬顿挫，仿佛是在舞台上念台词，有动作，有表情，把学生们迷死了，上课时教务部门非得给他安排科学馆的大教室才行，就是大教室也常常挤得水泄不通。

老师的课如何教，也一切悉听尊便。民国史作家傅国涌有一篇文章介绍：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王文显是剧作家，也教的是戏剧。王文显讲课的方法是照他编的讲义在课堂上读，年年照本宣科，从不增删，不动感情，给人的印象“仿佛是长老会的牧师在主持葬礼”，下课钟声一响，他马上离开。王文显的学生、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晚年说：“回想起来，他那份讲稿倒是扎扎实实，对于初接触西方戏剧的人来说，是个入门基础。”

吴宓上课则是另一种风采，温源宁说他“讲起课来就像罗马舰船上的划浆奴隶在做工”，讲课涉及到的引文，别人都是照着参考书朗读，或抄在黑板上，而他总是背诵出来，讲解什么问题，他会像军训教官一样，“第一这个”、“第二这个”……有条不紊，虽然有些枯燥，但不会言不及义。他上课很有个人见解，也有可能说得不对，但不会言之无物。他不绕着问题走，而是直截了当把脚踩到问题上去。

叶公超讲课最有意思。他上课从不讲解，只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的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一直朗读下去。有人偶 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吼大有威力，从此天下太平，相安无事。

那时在学生中最叫座的是张申府的逻辑学，张申府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而是骂蒋介石，简直成了热门的政治论坛。张申府用一口并不浓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讲课，听课的人很多，拥护的来听，反对的也来听，不但课堂中挤满了人，连窗口也站着人。

民国时期的考试也不像后来那样追求整齐划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钱玄同在北京大学、北京师大做教授。钱玄同的课上得特别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深入浅出，条理清晰，不带书和纸，只带一支粉笔，而讲每一个字的起源，从甲骨、钟鼎、大小篆、隶，源源本本，手写口谈，把演变的经过，旁及各家学说，讲得清清楚楚。张中行他们读书时，曾以口才给老师排名次，结果是胡适第一，钱玄同第二，钱穆第三。钱玄同上课如此认真，对点名、考试却轻描淡写。据他的学生回忆：钱玄同每次上课，从不看学生是否缺席，而是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该到的学生全到了。钱玄同对待考试也很有意思，学校规定要期考，钱玄同期考却不阅卷。学校只好刻个„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封面印一个，只要曾答就及格。有时，钱玄同也会阅卷，不过他是按点名册的先后，六十分、六十一分这么批下去，如果选这一课程的学生是四十人，最后一个就得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呢？重新从六十分开始。

（三）民国大学官员积极延揽优秀教学人才。

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它自己首先得有人才。北大校长蔡元培、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都是延聘人才的典范。比如为了聘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去陈独秀所住的旅馆跟他商量，碰上陈独秀午睡，他就搬个小凳坐在门口等他醒来。为了延揽人才，梅贻琦曾主动到陈寅恪家里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事宜；敢于当面与蒋介石对骂的刘文典被迫离开安徽大学，梅贻琦随即请他担任了清华国文系主任；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也是梅贻琦亲自邀请的。据说，抗战时，梅贻琦常到顾宅，无需打招呼，顾如不在，他就自己做东西吃，宛如回到自己家里。张伯苓当年为了留住教经济学的何廉教授，专门为他设立一个研究所。20世纪30年代叶企孙提携华罗庚更是传为佳话。某次，熊庆来看到华罗庚一篇论文，觉得写得特别好，推荐给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叶企孙认真看了华罗庚写的3篇论文，觉得是个人才，决定将其调来。当时调华罗庚来算学系，阻力极大。一是华罗庚只念过初中，是浙江金坛县（现归江苏）中学的勤杂工。二是华罗良腿有残疾，走路时必须左手执拐，右脚先迈，左脚得在空中划一个圆圈才能落地。叶企孙力排众议，坚持将华罗庚调来，他说：“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华罗庚先生的论文再说话。他来清华后，我们曾经交谈多次，每次我都颇受教益。以我个人的判断，不日之后，华罗庚会成为我国数学界闪亮的星辰，我们清华会引以为荣的。至于他的残疾，这正是华罗庚的骄人之处。有人说他 走路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是的，华罗庚先生就是为数学而生。我们清华大学应该为拥有这样一位独特的人物而倍感自豪！”在叶企孙的支持下，华罗庚当上了算学系的助理员，任务是整理图书报刊、收发文件、代领工具、绘制图表等。不久，叶企孙又破格提升他为教员，几年之后又送他到英国留学，华罗庚从此走向了国际数学舞台。

（四）民国教授特别关心学生。

民国时期也是国家危机四伏的时候，教授们的责任感、使命感极其强烈，他们将培育人才视作知识报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沈从文先生曾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沈从文教《创作实习》时经常给学生布置作文，然后认认真真批改，在学生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有时从这个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写了读后感，还会介绍学生去看一些与他们所写作品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这些书都是沈先生亲自找来，带给学生的。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发表，邮费他自己承担，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不计其数，汪曾祺在1946年以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沈从文先生寄出去的。沈先生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容易找到，他就自己用毛笔抄，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

沈从文这种对学生的关怀，在其他老师身上同样有所体现。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放了两个原子弹。由于看到了原子弹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这一年年底，蒋介石先生找了吴大猷、曾昭伦、华罗庚到重庆去。这三位学者，吴大猷是物理学家，曾昭伦是化学家，华罗庚是数学家。蒋准备给他们一个大礼堂和十万美元，要他们做一个原子弹。吴先生说原子弹是研究的，不能只在一个大礼堂炼一个弹，应该先派人出国考察一下科技。46年他们三位教授带了五位研究员，这五位研究员是朱光亚(物理)、唐敖庆和王瑞诜shēn(化学)、孙本旺(数学)和李政道。事实上研究员应该是大学毕业生。可是李政道那个时候一年级在浙大，45年二年级转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不够学历，后来在吴大猷的极力推举下，李政道得以赴美留学，并在50年代与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三、民国的大师

（一）民国大师普遍很有骨气。

民国虽然也出现过周作人、沈启无、钱稻荪这样的汉奸文人，绝大多数文人却非常有骨气。所谓骨气，就是坚守内心的准则，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向权势低头。

这里我们不妨举胡适和傅斯年做例子。1932年11月下旬，胡适利用去武汉大学讲学的机会，特地拜访正在汉口的蒋介石，两人共进晚餐。因为有其他人在场，没有单独谈话的机会，胡适 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后，便早早离去。胡适的意思是蒋介石事必躬亲，不懂得发挥别人的积极性，不是一种好的做事方法，希望他学会无为而治。１９４８年９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华北战场节节败退，国民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又严重受挫，整个社会一片混乱。胡适去武汉大学讲演路过南京，蒋介石请他与傅斯年一起吃饭，蒋氏对币制改革津津乐道，胡适却认为这正是“新政策崩溃的一个大原因。”１０月底，蒋介石再次请胡适吃饭。这次见面，胡适不留情面地提出十条意见。有些话非常尖锐，比如“必须认错，必须虚心；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救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等语。

1938年7月12日，傅斯年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致书蒋介石，炮轰孔祥熙的种种恶行。蒋介石没作反应，傅斯年对此极其不满，他千方百计搜寻孔祥熙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材料，又在其后的国民参政会上公开孔祥熙的不法之举，终于导致孔祥熙倒台。1945年5月，宋子文接替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此人上台后，其敛财的手段较孔氏有过之而无不及，傅斯年先是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相对温和的文章，提醒宋子文注意民意，不要激起民怨。宋子文执迷不悟，1947年2月15日至3月1日，傅斯年接连在《世纪评论》、《观察》发表了三篇怒气冲天的文章，对宋子文进行猛烈抨击，这就是著名的《这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他在一篇文 章中说：“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这三篇文章一问世，全国报刊纷纷转载，一时间，全国到处是讨宋声浪，最后宋子文只好狼狈下台。

（二）民国大师非常有爱国心。

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民国的大师们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抗战爆发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流亡到了西南，因为敌强我弱，当时不少大师对战争前途极其悲观，我们从这些人当时写的一些诗里可以看出来。1938年2月，因为几次大的战争失利，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冯友兰、陈岱孙、朱自清等人途经桂林、柳州时，乘船游览了桂林山水。想到战时局势，朱自清不禁悲从中来，作《漓江绝句》：“招携南渡乱烽催，碌碌湘衡小住才。谁分漓江清浅水，征人又照鬓丝来。”与冯友兰、朱自清相比，吴宓和陈寅恪诗中的悲观的情绪更深一层。吴宓《大劫一首》云：“绮梦空时大动临，西迁南渡共浮沉。魂依京阙烟尘黯，愁对潇湘雾雨深。入郢yǐnɡ焚麋仍苦战，碎瓯焦土费筹吟。惟祁更始全邦梦，万众安危在帝心。”云南蒙自有一南湖，湖中有一个叫松岛的小岛，一天傍晚，陈寅恪与吴宓从松岛散步回来，看着湖面的荷花，听着桥旁酒楼的划拳、碰杯声，不禁悲从中来：“景物居然似旧 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醒。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然而，尽管这些学人对国家前途如此悲观，甚至认为这辈子没有希望“北归”了，但他们依然兢兢业业跟抗战政府共进退，依然矢志不渝地坚守在战时教育的阵地上，依然大量地著书立说，以图保持民族文化的火种。就在西南联大时期，金岳霖写出了力作《论道》和一生的代表作《知识论》。当时像金岳霖这样的学者还很多，比如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跑警报之余写出了著名的《热工学》；社会学家陶云逵则冒着被敌人炸死的危险跑遍云南全省，调查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语言分布、宗教信仰、地理环境，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和《边疆人文》杂志。

（三）民国大师往往多才多艺。

民国时代，第一流的文人鲁迅是医生、文学家、翻译家、学者。如果象现代一样细分，他的文学家身份可拆分为：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杂文家。而当代作家写小说的能把散文写好，写杂文的能兼攻诗歌就算是一个多方面手。胡适是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哲学家。在诗歌上，他写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必提的《尝试集》；在文学研究上，他写过诸多有关《红楼梦》等十几部古典小说的论文，后来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还著有《中国白话文学史》（上卷）；在历史学方面，他写过《中国禅宗史》；在哲学方面，他写过《中国哲学史》（上卷）。在民国，最博学的人文学者是陈寅恪，他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 家、语言学家于一身，精通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八种语言。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20世纪30年代年曾任清华大学历史、国文、哲学三系教授，还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四、民国为什么办得出好大学，为什么可以出人才？

(一)战争使政府的控制力弱化。

民国时代战乱频繁，北洋军阀和后来的国民党忙于战事，没有太多的时间对大学进行思想控制，大学来不及意识形态化。那时的大学教授多半有海归经历，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较深，也对政府的过多干预持抵制态度。1925年8月，北京大学就曾因为教育总长章士钊处理女师大问题不当，而由评议会表决通过脱离教育部；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下达指令，要审核大学的课程和实行统一考试，受到西南联大全体教授的抵制，委托冯友兰先生起草回绝函。信中说：“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

(二)当时有学问的人总体数量偏少，执政者比较尊重知识分子。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张作霖是个大军阀，杀人不贬眼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每到孔子诞辰日，都要换会上长袍马褂，去学校看望老师，并给老师送礼金，说：我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子弟的事就拜托各位先生了。刘光辉在西康省做主席时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尊师重教，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建得好，县长就地正法。

(三)民国知识分子待遇较好，能够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

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待遇非常好，一个人教书，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中国这几年发表家用小轿车，我们一些大学教授开始有了自己的小车。可大家也许不知道，20世纪30年代的胡适就有自己的小汽车，而且只花了500大洋，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

民国大学的待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据历史记载：1926年，广州军政府明文规定，一等教授月薪500圆、二级教授450圆(一圆合今人民币30余元)。须知，1924年北京普通一个平民五口之家每个月平均开支14圆2角5分；而人力车夫养家得费用则是每月11圆6角2分，教授收入之高可以想见。国民政府入主南京后，全国局面渐变，尤其是东北易帜、军阀混战结束后，军费渐少而教费增加，中国大学渐入黄金时期。20世纪30年代，大学教师的收入继续增长，其中，一级教授月薪可达500圆(与当年广州方面相当)。教授在经济实力方面如此强势，在社会活动中自然颇有能量。战前生活在清华园的王元化说：“当时的教授看不起一般在国民党当官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陈垣、胡 适等学界名人月薪有五六百元，另还有大量稿费、演讲费、研究费等，平均月入达1500圆以上（合今之人民币4万余，即年收入能达到人民币50万元以上）。正因为民国教授待遇高，加上国家积弱积贫，容易激发人的爱国心，民国时海归回国踊跃。晚清民国总计大约20万留学生，归国率远远超过90％；而我国1978-2007年30年间，出国留学达121.17万，回国31.97万，不到三成。

民国的大学与文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限于时间，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大家想更深入地了解的话，不妨看看我写的《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浙江大学出版社版），那里有许多新鲜的史实和个性化的见解。

第四篇：留学新生入学教育论文

一、留学新生入学教育一般性原则

1.专题报告会与师生座谈会相结合原则

一般来说，留学新生入学后，根据学生年龄、语言种类、所属二级学院、系所等，都会举办相应的迎新会和校情、校史、校规等专题报告会。在举行此类专题报告会同时，为加深留学新生对教育内容的巩固，进而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应辅以领导、教师、学生共同参与的班级小型座谈会。广泛深入了解掌握留学新生的所思、所想、所需，现场答疑解惑，形成学校与学生、教师与学生、校规校纪与学生行为的一致。让留学新生既感知学校的可亲、可敬、可爱，又懂得什么能做，该怎么做，为什么要这样做，从而增强行为的自觉性，奠定留学学习的良好基础。

2.现场咨询与个别心理疏导相结合原则

留学新生的入学教育，形式是多样的。在安排心理、教学、行为规范等各类现场咨询活动时，针对留学新生的年龄、地域、习俗等个性差异，及时结合开展针对性的个别疏导，可以将矛盾、问题化解于萌芽状态，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可以达到稳定其思想的目的，从而维护教育教学正常秩序。

3.现场实地参观与留学新生参与体验相结合原则

组织留学新生实地参观学校荣誉室、陈列室、教育教学生活等设施，可使入学教育更加形象、直观、鲜明。在此基础上，结合留学生参与体验，则教育更加深刻。如进行安全教育时，配合开展疏散演练，让学生实际操作灭火器等消防器材及现场使用防卫器械等。这就既能激发留学生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其动手能力。

4.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原则

留学新生来到中国，学校在对其开展入学教育时，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家庭教育的配合。究其原因主要是认为留学生家长在境外，不可能来学校参观、参加家长会等，进而放弃这方面工作的开展。而实际上正因留学生远涉重洋，家长对其子女在外学习、生活情况更加关心。学校可通过网络分地域、分语种建立学生家长QQ群，将学校教育情况、学生学习生活情况发给其家长，家长也一定会更积极主动配合学校，共同做好学生教育工作。通过沟通，学校也能更及时准确地了解学生所思所需，有利今后的教育。

5.文字资料介绍与专题片、宣传画册并用相结合原则

对留学新生入学教育，根据具体教育内容不同，应采取不同方式方法。如针对一些学习、生活规章等，学校可以文字资料等形式发放给学生，请其自觉遵守。对于学校光荣历史、办学成就、科研成果等，仅用文字介绍显单调，可将其拍摄成专题片、宣传画册，组织学生观看，让学生多种感观参与教育活动，这样会更形象生动、记忆深刻，教育效果显著。

6.汉语说明与英语等多种语种相结合原则

我们工作对象是留学生，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因此，在进行入学教育时，在语种的选择上，要多种语种并重。如针对华裔的留学新生，在汉语基础上结合粤语给予说明；对英联邦地域的留学新生，结合英语进行强调。

7.留学新生之间帮扶与以老带新相结合原则

在留学生中倡导互帮互学、共同进步，可以采取帮扶结对方式。在对象的选择上，可以留学新生之间互相结对帮扶，也可以师生之间结对帮扶。为增强教育针对性，也可在此基础上采取以老带新的方式结对帮扶，让老留学生以自己的现身说法，引导帮助新留学生尽快适应、融入新的学习生活，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结语

只要我们准确把握留学新生的入学教育的一般性原则，并实践于留学新生入学教育活动中，就能够使留学新生尽快熟悉、适应、融入新的学习生活当中，坚定学习信念，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迈出人生新起点的第一步。

第五篇：西画东渐与民国美术——论文

2013-2014秋季学期——通识课《西画东渐与民国美术》课程论文

上海大学2013—2014学年 秋 学期

（新生研讨课）

课程名称：西画东渐与民国美术课 程 号：

授课教师：

学号：姓名：

所属：

成绩：

评语：

徐悲鸿与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

姓名

学号

内容提要：二十世纪是中国美术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的转型期，众多美术家积极引入西方绘画，改革中国画，而徐悲鸿无疑是其中最卓越的一位。作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美术家，徐悲鸿倡扬写实主义，他的以人为主体的创作思想引导了中国人物画创作，从而影响到二十世纪中国画的面貌和形态，建构起新的格局。人物画在唐代达于极盛，但随着山水画、花鸟画的兴起，宋、元文人画理论的逐渐完善，文人山水画受到不适当的标榜，人物画渐居次要地位，日渐衰落。二十世纪初，有识之士急呼“中国画至国朝而衰弊极矣……如守旧不变，中国画学应遂灭绝。”中国画需要变革，那么长期受到冷落的人物画就更需振兴了。本文即将就徐悲鸿与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展开描写。

关键词：徐悲鸿中国人物画写实主义

一、为什么探索中国画的改革

徐悲鸿于1919年3月赴法留学，虽未亲历五四运动，但1918年他自日本回国后，便受蔡元培邀请担任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深受酝酿已久的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在《中国画改良论》一文中，徐悲鸿痛感中国画学之颓败，提出“古法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增之”的主张。在“改良之方法”一节中，他又进一步指出：“画之目的，曰：惟妙惟肖……故学画者，宜摒弃抄袭古人之恶习。”已经确立用西方的写实主义革新中国画的方向。因此，在法国八年，他专意于学习西方古典写实绘画的各种技法和理论；回国后，积极倡扬写实主义，并借此进行改革中国画的探索，且把探索的重点放在人物画上。其原因有一下三点：

首先，徐悲鸿早年家境贫寒，历经人生的苦痛与磨难，留学回国后，担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系主任，受田汉的影响；抗战期间，他又积极宣传抗日，在印度和南洋各地举行画展，将所得巨款全部捐献，用于劳军赈灾；与周恩来、郭沫若的交往中，其左倾思想更趋明显……这一切都体现出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大众的同情心，决定了其中国画创作的社会性内容。

其次，早年的学画经历为他在人物画上的创新奠定了基础。徐悲鸿幼时随父习画，正如他所言，其父徐达章“擅长工整的人物画、花卉、翎毛和走兽”，“独善描写所见……无所师承，一宗造化，故其所作鲜而特多真气。”至今遗存有《松荫课子图》，人物工整而传神。徐悲鸿还喜临吴友如的界画人物，他曾说过：“吴友如是我的开蒙老师。”在法国，徐悲鸿又追随历史画家弗拉孟、达仰习画，西方以人为主体的绘画又为他改革中国人物画提供了极好的借鉴。

此外，徐悲鸿对中国传统绘画的认识与品鉴也表现出他对人物画的偏好。他认为唐宋时代为“自然主义艺术昌盛的时代”，师法造化，注重创造，不事抄袭，空而能灵。因此他在不惜重金收藏的唐人《八十七神仙图卷》上题写“悲鸿生命”以示珍惜，在出巨资购得的《梅妃写真图》上题跋道：“余因古人物佳幅难得，工整界画更难得，因借债收之。”在《朱云折槛图》上题曰：“……就画而言，诚为中国艺术品中一奇，其朱云与力士挣扎部分，神情动态之妙，举吾国古今任何高手之任何幅画，俱难与之并论……为吾精神之慰藉，自谓深幸已”。

二、如何振兴中国人物画

徐悲鸿大量优秀的人物画作品正是他对中国人物画的振兴。从题材上看，徐悲鸿的人物画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历史题材。其中有反映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在世界和平大会上听到南京解放》(1949年)。更多的是借历史题材以喻现实的作品，如《九方皋》(1931年)，便是借九方皋相马“见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来倾吐内心的抑郁，抒发渴望重视人才的愿望。创作于1940年的《愚公移山》则是想借此鼓舞他们在抗战相持阶段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为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1943年他又为屈原的《九歌》创作了《国殇》、《山鬼》、《湘君》、《湘夫

人》等插图。徐悲鸿喜欢作历史题材的绘画，与他在法国跟随两位著名的历史画家学习有一定的联系，但更重要的是出于一位具有深邃思想的艺术家对于社会人生的深层关怀与思考。

第二类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这类作品较少，因为虽然徐悲鸿倡导写实主义，但回国后毕竟长期处于“象牙塔”之内，与下层人民的生活存在一定的隔膜。正如他的好友田汉在三十年代曾不无惋惜地称他是一位“固执的古典主义者”，“他虽然处在现代，而他的思想不幸是„古之人‟，他所谓的„真‟仅注意表面描写之真，而忽视目前的现实世界，逃避于一种理想或情绪的世界”。“他终于深藏在象牙塔的宫殿中做„天才‟的梦……”徐悲鸿自己晚年也承认：“吾虽倡导写实主义二十余年，但未能接近大众。”尽管如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徐悲鸿率领中央大学艺术系师生西迁陪都重庆，正是在这期间，他和千千万万裹挟在流亡队伍中的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心灵的极大震憾，又重新接触到下层劳动者的艰辛生活，激发起强烈的同情心。1937年，他创作了《巴人汲水》和《巴之贫妇》，为其他画家树立了榜样。抗战期间，徐悲鸿对学生和其他画家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画家们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如在1942年重庆举行的“联合艺术展览会”中，参展的中国画大都是些程式化的山水画，徐悲鸿却选购了没人买的四幅以示鼓励。它们是梅健鹰的《嘉陵江纤夫》，李可染的《水牛牧童》和中央大学艺术系助教谭勇的两幅人物画：揭露日寇狂轰滥炸罪行的《忍看孤小对凄怜》和描写大众支援抗战的《征衣密密缝》。正是在徐悲鸿的倡导下，中大艺术系学生李斛开始用国画形式表现嘉陵江上的纤夫，宗其香的画面上出现了街头小贩和轿夫等形象，二人后来都成为了著名的现实主义人物画家。

第三类为肖像画，以《泰戈尔像》为代表。画中诗人侧坐于树荫下，手持书稿，正构思着新作，眉宇间流露出智慧的光芒，可谓形神兼备。

综观徐悲鸿人物画的创作题材，无论是直接表现现实人生，或是借历史题材传达出对现实生活的关注，都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中国画的表现题材，为中国人物画的振兴开辟了道路。

三．中国画改革的影响

徐悲鸿的人物画创作为后继者开辟道路的同时，他又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和完善的教育体系把更多的画家引导上这条革新之路。分析徐悲鸿的教育体系，对中国画，尤其是对人物画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理论。他从“形既不存，何云乎艺”出发，认为“艺术家应同科学家同样有求真的精神”，反对一切形式主义的东西，因此在教学中强调素描在培养学生观察对象和基本造型能力之中的作用。为了将来在作品中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时代精神，他又特别强调以人为主的素描训练。不仅油画专业如此，在国画专业，也同样需要先修习两年素描，再习国画课程。中国画的形式和面貌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物画一改过去倍受冷遇的状况，成为国画创作的重头戏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的一部分。直接受教于徐悲鸿或受其影响的一大批画家如蒋兆和、叶浅予、李斛、李琦、卢沉、周思聪、姚有多、杨之光、王子武、王有政、郭全忠等，几乎成为建国后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主体。至今，徐悲鸿的理论仍是中国人物画主流画风的指导思想。

参考文献：

1.《中国画改良论》，徐悲鸿，《绘学杂志》第一期，1920年6月；

2.《万木草堂藏画目》评介，李国俊，《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