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教育乱收费的风险成本与预期收益分析论文
[摘 要]长期以来,教育乱收费禁而不止,其主要原因在于教育乱收费的低成本性与高收益性。教育乱收费的低风险性主要在于其具有群体性、隐蔽性、可融通性和利益共享性等特点。要从根本上治理教育乱收费,就要保证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要提高教育乱收费的风险成本;消除学校与收费上的双轨制;斩断乱收费的利益链,杜绝政府部门的惩罚性经济行为。
[关键词]教育乱收费;风险成本;预期收益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各级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来约束和规范各级各类学校的乱收费问题,但教育乱收费却始终禁而不止。2003年,中央政府建立了由教育部和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牵头的部级联席会议制度,加大了对教育乱收费的治理力度。但教育乱收费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且连续几年高居价格违法举报之首。2007年初,国务委员陈至立指出,当前规范教育收费的任务仍然很重,一些地方和学校乱收费行为还时有发生。比如:公办学校以改制为名乱收费;教辅材料过多过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不规范;一些学校自行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或变相提高收费标准;一些地方和部门超越管理权限,违规出台教育收费政策等。2008年4月初,在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发布的《关于2008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中,再次要求深入治理教育乱收费,加强对学校收费的监督。这说明教育乱收费已经成为一个教育顽疾,虽屡次下药,却收效甚微。那么,引起全社会普遍关注、教育行政部门三令五申禁止的教育乱收费始终禁而不止的根本原因何在?研究拟从成本——收益的视角进行分析。
一、教育乱收费的成本与收益
按照成本——收益理论,成本是指为了获得某种收益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收益则是通过投资或付出而获得的利益与效用。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付出就是值得的。教育乱收费也存在着成本与收益。教育乱收费的成本是乱收费必须承担的风险成本,而其收益则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教育乱收费现象之所以长期禁而不止,与其收益与成本的严重不对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教育乱收费的低成本性
教育乱收费面临的成本不是直接经济成本,而是可能的风险与心理成本。从近年对教育乱收费查处的情况来看,这种风险成本不外乎被撤职、党纪政纪处分、被勒令清退乱收费资金等类型。之所以称之为可能的风险成本,是因为这种成本只是一种潜在成本,且潜在性变为现实性的概率很小,对于一般学校的乱收费行为不具有震慑力。这一点从乱收费的普遍性与受到查处的学校与人员数量的有限性即可见一斑。
近年来,教育乱收费一直居于各项价格举报之首,2006年达27637件。对于教育乱收费的查处却不尽如人意。2003年起,中央政府加大了对于教育乱收费的治理力度。据不完全统计,从2003-2005年,各地共派出检查组5.6万个,检查各地学校87万多所,查处违规收费案件1.9万件,受到党政纪处分5931人,其中撤销校长794人。岡假定每所学校仅违规收费一件,那么,查处的违规收费案件仅相当于被检查学校87万所中的2.18%,受到党政纪处分者如果分属于5931所学校,则仅相当于所检查学校的0.68%,而撤销的校长仅占被检查学校的0.09%。再从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来看,2006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果。据统计,各地共派出1.9万个检查组,对全国25万余所学校进行了检查,查出教育乱收费资金5.72亿元,清退教育乱收费资金3.49亿元,3510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被检查的25万所学校中,仅有3510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假如一所学校查处一人,其查处率仅为1.40%,换句话说,乱收费的风险仅占被检查学校的1.40%;如果把全国所有学校都纳入其中,那么,乱收费被查处的风险概率会小之又小。如此小的风险成本,无法给乱收费学校以强大的外部压力,很难对其乱收费行为产生有效的抑制力;而规章制度的执行不力,也无法对一些学校的乱收费行为形成有效的内在约束力,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教育乱收费的禁而不止。
(二)教育乱收费的高收益性
与极低的风险成本相比,乱收费却可以使学校、教师获得较高的经济利益。以山西大学附属中学初中部为例,在将初中部民办化为“知达实验学校”以后,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都从中获得了极大利益。据一位知情教师说:“知达”早年实行梯级收费,根据考生成绩优劣,每个学生3年最低收1.5万元,高至3万元,有些甚至被索要8万至10万元。近几年,学校实行统一标价,每生交费两万元。所办班数,近年来一直维持在12个;每班人数,多数接近或超过60人。以此推算,几年来,“知达”的收费达到上亿元。其支出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一笔用于教师的外出进修、学习以及招待检查部门和迎来送往。但相当一部分——数千万元——一是发放月奖金和代课、补课的费,除工资外,任课教师凭此两项可额外领到三四千元;二是发放年终奖:退休教师象征性领取千八百元,普通教职工3000元,相当一部分教师分到几万元,甚至接近10万元;三是游山玩水,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每年让骨干教师去“放松”,2007年夏天,有些足迹远至港、澳、台。由此可见,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是学校乱收费的助推器。
二、教育乱收费低风险的内在原因分析
教育乱收费的低风险性一方面与监管部门的查处不力有关,同时也与其自身的特点有关。
(一)教育乱收费的群体性
教育乱收费属于行业性乱收费,具有集体陸与群体性特点和广泛的社会与行业基础。在重点中小学,乱收费现象普遍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学校顶风乱收费,大多数学校则是随大流,亦步亦趋,紧紧追随同类同等学校的脚步,结果,普遍的从众心理与从众行为进一步泛化了教育乱收费现象,也强化了整个行业的负面公众形象,学校不再是圣洁之地,教师的形象也不再高尚,殴打教师的事件时有发生。
(二)教育乱收费的隐蔽性
当前对于乱收费的查处数量非常有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较大的隐蔽性。很多学校在收费时,只收费不开票,学生在交费后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凭证,学校以机构“信誉”保证交费学生在该校上学的学位或参与某种活动的资格,学生家长诚惶诚恐、战战兢兢接受学校的做法。最终,虽有乱收费之实或价格违法举报,结果却查无实据,不了了之。收费不开票成为各个学校应对乱收费检查并从根本上化解风险的重要法宝,这就在无形中大大增加了查处难度,乱收费现象也变得以肆意横行。另有一些学校则通过将乱收费合法化逃避查处风险,其主要做法是将强制性的教育乱收费转化为学生家长的自愿陸捐款,通过改变乱收费的性质使其变得更加隐蔽。
(三)教育乱收费的可融通性
这里所说的可融通性是指有些乱收费从道理上似乎是可以讲得通的,如补课的费。因为补课多是在正常的课堂教学或者是在教师的正常劳动时间以外进行的,占用的是教师的合法休息时间,利用这样的时间给学生补课,给教师一定的补偿是应该的,从道理上是可以讲得通的。由于学校不可能获得该方面的财政拨款支持,对教师的劳动补偿只能通过向其劳动或服务对象学生征收。如此以来,课余时间对于学生的补课活动就变成了教师的有偿服务活动,只不过,一般情况下这种服务不是自愿进行的,而是强制性的,服务的收费标准也不是通过师生双方协商确定的,而是学校和教师单方面制定的。尽管关于有偿服务有着明确的政策规定,如“学校向学生提供服务,必须坚持自愿和不盈利原则,严禁采取强制或变相强制手段提供服务和进行收费。”但是,高考指挥棒下社会推动型应试教育使得许多重点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而不得不采取强制、有偿教学服务(补课或提高)的形式。在这里,学生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在是否接受服务上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对服务价格讨价还价的权利,不管学生是否愿意,都必须服从学校的安排。虽然这是一种不对等的交易,但却是学生不得不接受的交易。学生与家长的意见不在于补课或提高本身,也不在于收费本身,而在于其高收费。(四)教育乱收费的利益共享性
所谓利益共享,是指乱收费不仅使学校可以从中得益,同时也使得地方政府与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从中获益。这就使得几个获利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利益联盟关系,对于学校的乱收费行为,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会表示默认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其结果必然会纵容学校的乱收费行为。2006年3月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田淑兰在“教育乱收费”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六成违规收费由政府引起”。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10月至2004年1月,在对17个省(市、区)50个县(市、区)2002年和2003年上半年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及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调查时发现:有45个县违规教育收费4.13亿元,其中43个县地方政府及财政、税务、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小学校挤占、挪用、滞留教育资金4.45亿元,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克扣教育经费的总额,比教育违规收费的总额还要多。地方政府部门的违规行政必然导致学校的乱收费,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监管部门对于乱收费的默认与“迁就”,自然成为乱收费得力且持久的外在动力。
(五)教育乱收费的政策诱致性
这种诱致性主要体现在学校及其政策上双轨制的影响。教育乱收费,不仅有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分,更有公办学校与以体制创新名义存在的转制学校之分,不同学校,收费政策与标准不同。以1999年率先在全省4万多所中小学中实行初中部转制的山西大学附属中学知达实验学校为例,其在原有师资队伍、教学设施不变的情况下,开始收取高额学费,初中3年学费达几万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此的是,其东相距约1000米的太原市第五十一中学、其西不足500米的三十八中、其北约2000米的二十七中等公办学校,都免收学费,只收取书本费和杂费,每学年一两百元。办学体制的变化导致收费政策的变化,不同学校不同对待,从而人为制造并扩大了学校之间的收费差别和福利待遇差别,导致了一些学校领导与一般教师心理上的不平衡,也成为推动学校转制和高收费乱收费的内在经济动力。虽然自2006年起,各级政府部门全面停止了审批新的改制学校,清理改制学校也取得重要进展,但是,学校改制及在改制名义下实行的高收费乱收费给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很难在短期内消失。
(六)教育乱收费风险的自我化解性
在乱收费的同时,许多学校还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教育乱收费风险的自我化解。一是钻政策的空子。即利用中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收费政策的不一致、或者政府收费政策前后的不一致乱收费。二是不认真落实业已建立起来的收费听证制度、公示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等规章制度,在很多学校,这些制度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落实在实际办学活动中,对于学校的乱收费行为自然也起不到公众监督与阻隔作用。三是利用广泛的人脉关系与社会资本。重点中小学往往聚集了不少权力者的子女,在关键时刻学校总会千方百计利用这些可资利用的家长资源尽可能化解其面临的危机。由于重点中小学学生家长背景的特殊性和权力的集中性,在应对地方性教育乱收费的检查中,学校往往会得到满意的结果,从而实现权力者得益、学校得益的双赢结果。
总之,由于教育乱收费的特点及学校自身对于乱收费风险的化解,使得乱收费的风险成本大大降低;而与此同时,教育乱收费的预期收益则大大提高,对于学校来说,其诱惑力便也大大加强。因此,要从根本上治理教育乱收费,必须加大乱收费者的风险成本。
三、教育乱收费的治理对策
(一)保证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这种一致性和连贯性不仅体现在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政策要一致、连贯,同一级政府前后的政策也必须一致和连贯。长期以来,在教育乱收费的治理方面,各级政府政策的不一致是导致一些乱收费冠冕堂皇、有恃无恐的政策根源。为了防止一些学校钻政策的空子,2008年4月初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发布的《关于2008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中,明确要求地方自行制定的与国家教育收费政策不符的文件规定一律废止,以消除政策之间的摩擦,为提高政策的执行力扫清障碍。
(二)提高教育乱收费的风险成本
要从根本上治理教育乱收费,就要提高其收费的风险成本,并且要提高到有足够震慑力的程度,使学校不敢轻易乱收费。这就要求对于乱收费一定要严加查处,真正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追究学校校长与主要领导的相关责任。对于社会上举报的乱收费行为,必须严加追查,在发挥专门监管机构责任的同时,充分利用家长及媒体的作用,在全社会营造一个全民监督的良好氛围,加强对于重点中小学收费的审计、监督与惩处,提高其乱收费的风险,抑制其乱收费的冲动。“十一万”期间,政府准备采取两个“三管齐下”规范教育收费。其中之一是加大思想教育力度,构建“不愿为”的自律机制;加大制度建设力度,形成“不能为”的防范机制;加大监督检查和惩处力度,强化“不敢为”的惩治机制。如果两个“三管齐下”能落到实处,将会大大影响学校乱收费的成本与收益,并达到有效治理乱收费的目的。
(三)消除学校与收费上的双轨制
双轨制学校的存在是教育乱收费的一个重要原因。学校双轨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普通中小学区分为重点与非重点;一是在办学体制上分为公办与民办。不同学校,政策与待遇不同,但都对乱收费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前者,可以通过加强薄弱学校建设的办法,尽快缩小公办中小学校之间的差距,从供给方面为所有学生提供大致相同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消除择校热,从而消除乱收费的温床。对于后者,不是消除公办与民办的区别,而是区分真民办与假民办,从根本上纠正公办学校改制和名校办民校的错误,使义务教育学校回归到政府办学的轨道上,实行统一的收费与免费政策,不给乱收费留下任何活动空间。
(四)斩断乱收费的利益链,杜绝政府部门的惩罚性经济行为
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于教育经费的截流、挤占、挪用及对于教育乱收费的鼓励与分成,使学校与主管部门在事实上形成了利益联盟,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加大了治理教育乱收费的难度。所以,要使治理乱收费取得成效,必须斩断这种利益联盟关系,政府真正担负起投资与监管责任,治理学校乱收费才有底气,才能硬气。所谓政府的惩罚性经济行为,是指政府为了禁止教育乱收费而采取的经济惩罚行为,如税务部门对于教育乱收费进行征税的企图等。对于教育乱收费征税虽然有可能抑制学校乱收费的冲动,但更有可能使学校的乱收费行为合法化,如此以来,教育乱收费不仅得不到治理,反而有可能适得其反,导致乱收费的进一步加剧。
第二篇:肉鸽养殖成本收益分析
肉鸽养殖成本收益分析
1、饲料配方
湖南省湘潭市特种养殖科技园肉鸽的饲料配方如下 玉米50﹪ 豌豆30﹪ 小麦20﹪ 目前市场上的饲料单价如下
玉米0.96元/斤 豌豆1.8元/斤 小麦1.05元/斤
2、药费和水电费用
药费和水电费用全年共计500元/年(100对种鸽计算)。
3、注意饲喂的方法和量
① 种鸽每天喂养三次,早上7:00一次,中午12:00一次,下午5:30一次。1对种鸽全天的饲喂量不得超过100克(0.2斤)如带仔种鸽的乳鸽在15天左右大小时晚上22:00加喂养一次,加喂饲料量为100克的1/3量。
② 青年种鸽每天喂养二次,早上7:00一次,下午5:00一次,一对青年种鸽全天的喂量不得超过80克。
③ 为提高年产仔量必须让乳鸽长到16天时将其拿出鸽窝,以便于种鸽及早产蛋。④ 注意照蛋并蛋工作。
4、1对种鸽天、月、年的饲料成本分析 ① 1对种天饲料喂养成本 0.25元/天
按我基地的饲料配方每斤饲料为1.23元/斤,1对种鸽天喂养量为100克(0.2斤),月配方饲料耗量6.00 /斤,年配方饲料耗量72 /斤(其中玉米占36斤,豌豆占21.6斤,小麦占14.4斤)。0.123元/斤×0.2两/天1对种鸽 =0.25元/天 ② 1对种月饲料喂养成本 7.5元/月 0.25元/天×30天/月 = 7.5元/月 ③ 1对种年饲料喂养成本 90元/年
7.5元/月×12个月 = 90元/年
④ 1对种年饲喂养水电药费成本 5元/年 全年1对种鸽饲喂养综合成本为 95元/年5、1对肉鸽种鸽收益分析
1对种鸽全年产仔为8对16只,目前市场上乳鸽价格为13元/只,16只×13元/只 = 208元/年 — 95元/年综合养殖成本 =118元/年净收入。
6、目前按养殖种鸽100对计算天、月、年的饲料耗量成本费用 ① 100对种鸽天饲料喂养成本 25元/天 ② 100对种鸽月饲料喂养成本 750元/月 ③ 100对种鸽年药费水电费成本 500元/月 ④ 100对种鸽年饲料喂养成本 9000元/月
⑤ 100对种鸽天饲料耗量成本 20 /斤(10斤玉米、6斤豌豆、4斤小麦)⑥ 100对种鸽月饲料耗量成本 600 /斤(300斤玉米、180斤豌豆、120斤小麦)⑦ 100对种鸽年饲料耗量成本 7200 /斤(3600斤玉米、2160斤豌豆、1440斤小麦)全年100对种鸽饲喂养综合成本为 9500元/年
7、目前按养殖种鸽100对计算月、年的收益利润(全年按8个月、45天/月)每月按100对种鸽正常产仔180只计算
① 100对种鸽月收益 180只乳鸽×13元/只市场价 = 2340元/月 净利润为2340元/月收益 —750元/月饲料喂养成本 =1590元/月净利润 ②100对种鸽年收益 2340元/月 × 8个月 = 18720元/年
净利润为18720元/年收益 — 9500元/年饲料喂养综合成本 =9220元/年净利润 9220元/年净利润 ÷ 正常12个月 = 768元/月净利润
第三篇:信用卡市场的成本收益实证分析
信用卡市场的成本收益实证分析
追逐最大利润是每一个企业的目标,银行也不例外。在信用卡不断流行的当今时代,迅速控制信用卡市场成为每个银行的理想,所以对于一个银行来讲,最主要的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利润最大化的经营模式。盈利模式是指企业为实现其利润最大化而将各种可利用的资源整合在一起,从而形成最大利润的逻辑体系,有时也称它为盈利模型。盈利模式在数学上可以表示为一个关于利润的多元函数,即成本收益函数。它的自变量是营销收益的销售额、成本等,因变量是收益。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限制条件是在有限的可利用资源的条件下,使商业活动实现收益大于的目标,从而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为了更充分的说明信用卡盈利模式,有必要建立相关模型来进行分析。因此,我们需要将影响信用卡收入和成本的因素量化,以便找到最优解。下面对于影响收入和成本的主要因素作简要说明。
构成我国信用卡收益模型的变量主要包括利息收入、刷卡回佣收入、年费收入、取现费、增值服务收入以及一定的惩罚性收入。
1.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用I1表示)是信用卡用户发生透支使用循环信贷所应支付的利息。利息收入的大小与三个因素成正比例关系,分别是未清偿贷款余额(用S表示)、未清偿贷款余额的应计息部分的比例(用 m 表示)、年平均利息率(用R5表示)。其中未清偿贷款余额的大小与年平均利息率成反比例关系。其数量关系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I1SmR5(1)
因此,要提高信用卡的利息收入可从增加未清偿余额的数量、增加未清偿余额应计息部分的比例和提高年平均贷款利率R5入手。增加未清偿余额可以通过采取鼓励用户使用信用卡消费,鼓励透支来来实现。R5的大小可以由银行控制,但是R5与未清偿余额成反比例关系,如果平均信贷利率太高,会降低持卡用户的透支欲望,造成透支额度降低。
2.回佣收入
信用卡的另一大主要收入来源是刷卡回佣收入(用I2表示)。发卡银行因为给消费者提供了便利的消费和结算功能,并授予持卡人一定的信用额度,刺激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同时也给商家带来了便利,所以商家给予信用卡公司一定比例的返点作为佣金。假设回佣率为R6,总交易额为T,则刷卡回佣收入的计算公式为:
I2TR6(2)
回佣收入作为国外信用卡收入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取得的成绩也不尽人意。按规定对宾馆、餐饮、娱乐、珠宝金饰、工艺美术品类的商户,发卡行的固定收益为交易金额的1.4%;对一般类型的商户,发卡行的固定收益为交易金额的0.7%;对航空售票、加油、超市等类型的商户,发卡行的固定收益为交易金额的0.35%。但由于过度竞争因素的存在,我国的商户回佣连以上水平也无法保证,平均不到1%,这与西方国家的2%以上的平均水平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3.年费收入
信用卡持卡人每年应该向发卡银行或机构缴纳一定金额的费用,这部分收入是固定的。对于一些满足发卡银行某些特殊条件的用户,发卡银行或机构会给予免年费的优惠政策。这部分收入与公司的发行量成正比。目前,各信用卡发卡银行趋向于向持卡人提供降低年费或者免除年费的优惠政策来吸引持卡人的办卡意愿。在收取年费的条件下,假定银行发卡量为N,每个卡的平均年费为k1,年费收入用F1表示,则其数量关系如下:
F1Nk1(3)
年费收入本来应该是信用卡业务发展尚处于不发达阶段时的一项稳定收入。
4.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包括惩罚性收费和取现费。信用卡发卡银行为保证授信资金的安全,规范信用卡用户的行为,一般会对违反用卡协议的用户征收惩罚性收费。这类费用主要包括超额透支罚金和惩罚性利息收费。发卡银行根据客户的收入状况给每个信用卡用户一定的信用额度,信用卡用户在授信额度内可以使用循环贷款,但是如果透支额度超过银行的授信额度,超额部分就构成了超额透支,信用卡用户必须支付一定的罚金。对于发卡银行来说,在信用卡用户量较大的情况下,惩罚性收费与发卡量成正比例关系。设惩罚性收费为F3,发卡量为N,发生惩罚性收费的比例系数为k3,则其数量关系如下:
F3Nk3(4)
为了防范风险和提倡刷卡消费,发卡银行会对柜台取现收取手续费,每个银行根据面对的客户群体的不同,在这个问题上收取的费用也有所不同。总体而言,该费用也与发卡的规模成正比例关系,其发生符合特定统计学规律。设现金提取费用为F2,比例系数为k2,发卡量仍为N,则他们的数量关系如下:
F2Nk2(5)
此外还有一些增值服务收入:例如交叉销售保险、信用报告收入等,对每个发卡银行来说,该部分收入基本保持不变,表示为a(其他收入)。
通过对上面信用卡收入来源的分析可以推出,银行和信用卡发卡机构的收入函数F为
FI1I2F1F2F3a
SmR5TR6N(K1K2K3)a(6)信用卡的成本因素主要由资金成本、坏账成本、欺诈损失,运营成本等四大部分构成。以下是确立信用卡总成本函数。
1.资金成本
资本成本是指由于信用卡占用银行的资产而产生的成本费用,银行的资产主要来自储户的存款、资本市场上的借款和自有资金,吸收的存款和借贷属于银行的负债,都需要支付利息,自有资本的使用也产生利息成本。资金成本(C1)的大小,主要由两个要素决定,未清偿余额(S)和平均成本率(R)。未清偿余额资金有三种来源,即前面提到的储户的存款A1,资本市场上的借款A2,自有资本投入A3。平均成本率是三种资金筹集渠道利率的加权,它的大小与三种资金在整个未清偿余额中所占的比例有关。假设三种资本的利率分别为R1,R2,R3,则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公式:
C1SR(8)
SA1A2A3(9)R2.坏帐成本
A1R1A2R2A3R3(10)
A1A2A3信用卡可以为用户提供循环贷款业务,这种贷款具有免保证金,免担保,免抵押等特点,一般要求信用卡用户在规定期限内偿还贷款,如果不能按时归还贷款,则每日按复利对用户收取利息,但是如果逾期180天以上仍不能归还贷款,则这笔贷款成为坏帐,它的发生是由于用户还款能力丧失或没有偿还意愿。对于银行来说,坏帐的发生是不可预知的,其产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但是当客户数量较大时,大量的样本数据符合一定的统计学规律,所以,其发生率是可以预测的和控制的。假设在一定时期内,银行信用卡坏帐的发生率为R4,银行可以通过对申请信用卡的客户进行信贷能力评估等方法加强信用卡风险管理,降低R4的大小。仍旧假设未清偿贷款额为S,信用卡坏帐的发生率为R4,则坏账成本的计算公式如下:
C2SR4(11)
在未清偿贷款额不变的情况下,坏账成本的大小直接与坏账发生率成正相关关系。因此,发卡银行和机构只有通过降低坏账发生率R4,才能减少由于发生坏账带来的损失,而R4的降低只能通过提高信用卡发放标准来实现。在成熟的信用卡市场上,坏账成本一直都是信用卡成本的最主要的构成部分。
3.运营和营销成本
信用卡的销售和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成本称之为运营和市场营销成本,它包括信用卡的各种支持系统的人工成本和硬件成本,以及开发和维系客户的广告促销等活动产生的成本。信用卡系统的硬件系统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仅建设新网络的成本通常就要上千万美元,其投资额大小不会随信用卡用户的增加而同比例增加,所以,这部分投资一般视为固定资产投资。如果信用卡用户数量少,系统利用率低,那么分摊到每个信用卡用户的成本就会较高。所以只有通过充分开发客户数量这一途径,把每张信用卡的硬件成本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但是,系统功能的完善和维护费用一般随着发卡量的增加而增加,所以在计算时可将其粗略的按可变成本计算。另外,开发和维系客户的广告促销等活动产生的成本也与信用卡发行量存在明显的正比例关系。运营和营销成本的计算公式如下:
C3Nab(NNa)c(12)
其中Na为新发行信用卡数量,b为新发行卡的运营营销成本,c为已发行卡的维护成本。在信用卡业务发展初期,运营和市场营销成本将是信用卡成本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中国的信用卡市场也符合该规律。出于对信用卡业务的重视,各银行纷纷投入大量资金,推出了各种优惠措施来抢占市场。
4.欺诈损失成本
欺诈损失成本(用C4来表示)对于信用卡来说也是必定发生的成本,它主要由申请欺诈成本和交易欺诈成本构成。其性质与坏账成本类似,它的发生也是不可预知的,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但是遵循一定的统计学规律,因此这种损失成本的大小是可控的。欺诈损失也是伴随着信用卡规模的扩大和信用卡办卡条件的放松而激增的一项成本。
综上所述,信用卡成本函数公式如下:
CC1C2C3C4SRSR4Nab(NNa)cC4(13)
银行和信用卡发卡机构的利润P等于收入F与成本C之差,若收入大于成本,则信用卡业务盈利,反之,则信用卡业务发生亏损,如果相等,则信用卡处于保本状态。
PFC
S(R5RR4)TR6N(K1K2K2)Nab(NNa)cC4
假设平均单卡未偿余额为s,将其带入上式,就可以得信用卡的盈利与发卡数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如下:
PN(sR5K1K2K3sRsR4c)Na(bc)C4
从上面得到的利润函数可以看出,信用卡的利润与发卡量成正比关系,但是与新发行新卡数量成反比。这说明一味的新增信用卡数量不一定能够增加利润,也就是告诫银行不要盲目的发行信用卡。
第四篇:《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与风险分析》开题报告
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与风险 1.研究背景与意义(1)研究背景
近些年来,人们的投资意识越来越强烈,关注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也越来越多,同时,商业银行在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规模上也越来越大。
从2004年9月推出第一款人民币理财产品算起,我国银行开展理财业务有快10年多时间,但每年理财产品都已成倍数量扩张。据统计2012年,我国针对个人发行的银行理财产品数量达28239款,较2011年上涨25.84%,而发行规模更是达到24.71万亿元人民币,较2011年增长45.44%。2013年年末,普益财富统计显示,2013年1至10月银行理财市场发行个人理财产品共计37880款,较2012年同期增长30.47%。截至2014年6月30日,全国498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了理财业务,理财产品存续51560只,理财资金账面余额12.65万亿元,较2013年末增长约2.41万亿元,增幅23.54%。这些数据表明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受到了金融市场的认可,已经成为我国专业化,集合化的投资理财的重要力量。
然而随着理财产品的产品的增多也给投资者带来了问题。银行理财产虽然发行数量众多,但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金融创新,创新多以购买和模仿国内的金融衍生产品为主。商业银行在理财产品的设计方面缺乏创新,在产品说明方面以预期收益率为导向的说明方法,使投资者难以正确认识理财产品收益和风险。银行理财产品在信息披露方面也存在着种种问题,客户获取银行理财产品的信息渠道较少,对于银行理财产品的实际收益率的公布主要以银行定向通知为主,投资者很难获取理财产品的历史表现情况。(2)研究意义
通过对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与风险分析,银行之间理财产品的对比,提出投资风险控制的对策,让投资者更好的获益。
近些年来,我国商业近些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虽然发展十分迅猛,但是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2008 年,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许多银行理财产品遭遇到了惨痛教训。首先浦发银行爆发了“零收益”的理财产品,随后东亚银行、中国银行、深发展等多家银行也相继出现了“零收益”的理财产品,渣打银行甚至出现了亏损 5%的理财产品。这主要是因为出现“零收益”和亏损的银行理财产品都是对国外产品的生搬硬套,而且对于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过于乐观。因为越来越多的银行理财产品的实际收益低于预期收益,这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也导致投资者对理财产品的收益情况产生了质疑。业银行通过发行理财产品,增加了其表外业务,获得了更多的收入。
银行理财产品对于居民来说,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多了一种对资金保值增值的选择;对于资金的融入者来说,银行理财产品也为其提供了快速筹集资金的渠道,满足了融入者对资金的需求;因为理财产品具有灵活性,所以能够充分的挖掘理财产品投资标的的流动性。显而易见,银行理财产品已经成为当下投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首选,也是近些年来个人理财领域里的研究热点。另外,由于我国 居民迅速积累起来的财富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配置,为了实现个人财富的保值增值,投资理财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而且中小投资者更倾向于较稳健的投资方式。这就需要对理财产品分析它们的收益和风险来选择一个更好的投资方案。2.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Jack R.kappor(1991)[1]著的Personal Financial《个人理财》从各方面详细介绍了个人理财的基础知识。包括了规划个人理财、管理个人金融、购买决策、保障资源、金融资源投资、掌握理财未来。本文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理财技术创新、实践理财决策、专家理财建议等方面。
Kwok Ho和Chris Robinson(2004)[2]著的Personal Financial Planning《个人理财策划》一书中包括了货币的时间价值、预算、目标设定、风险管理、税收筹划、保险、抵押融资、债务管理、投资原则和实践、退休计划、职业道德等。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有较强的实践操作价值。
彼得S.罗斯(Peter S.Rose)在《商业银行管理》中,通过对各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研究,论述了商业银行的管理成本和产品开发成本,指出金融创新,特别是产品创新是商业银行长期繁荣是商业银行长期繁荣发展的关键以及未来各家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赢得胜利的根本。Wiley(2006)[5]Dr.Johnathan Mun,Modeling Risk:Applying Monte Carlo
Simulation,Real
Oprions,Forecasting,and Optimization,《风险建模:应用蒙特卡洛模拟,实物期权分析,预测及最优化》第二版一书中主要通过建设模型来进行投资风险控制。实物期权理论能够期权与投资分析很好的结合起来,它充分的利用了信息不对称、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投资者具有的灵活的投资权利,这正是风险投资区别于传统投资的一大特色,也是传统的投资方法不能解决的难题,这为该理论在风险投资决策中的应用提供了契机。
约翰.赫尔(2009)[7]在《期权、期货及其他衍生品》一书中给出一般金融产品及金融衍生品的定价方法对金融衍生品市场中期权与期货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
Burth,Kraus和Wohlwend(2001)是将产品的收益与其挂钩的基础资产价格构造函数进行的分析,他们将这个函数分为收益为凸的函数和收益为凹的函数。用收益为凸的函数表示的产品指在产品到期后,发行者承诺有最低的支付金额,而且存在一个更高的潜在收益。(2)国内研究
近年来,我国有许多关于银行理财产品的研究,但将理财产品的收益与风险结合起来详细分析的文章并不多。
江华峰、姜志敏、李玉娥,《我国商业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的消费者行为分析》中提到了对客户购买人民币理财产品的行为产生影响最大的是信托业务,其次是个人贷款业务和保险,最后是外汇理财,从数据上分析了居民购买理财产品的大体趋势。
郑峤(2009)[9]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实际收益研究》还有崔蕾(2001)《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研究》,分析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设计特点和实际收益率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了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设计特点和实际收益的影响因素。并研究理财产品实际收益率的综合表现。
庄毓敏[12]主编的《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介绍了各银行理财业务不能局限于仅向客户提供某种单一的金融产品,而应该针对投资者的综合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金融服务组合。
谢怀筑(2004)[13]在《个人理财》一书中提出:商业银行理财业务不能局限于仅向客户提供某种单一的金融产品,而应该针对投资者的综合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金融服务组合。
宋军、吴冲锋(2008)[17]在中国金融评的文章《我国银行理财产品的期望收益、实际收益和风险的实证研究》用MANOVA方法研究了各产品对银行理财产品的期望收益、实际收益和下边风险(负偏差)的影响并提出力相关建议。
孙悦(2013)[18]《我国理财产品分析报告》介绍目前我国理财产品产生的原因、发展历程以及目前国内理财产品的种类。
赵婷婷(2014)[19]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控制研究》中对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进行概述,揭示其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风险因素,并提出相应措施以加强和完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风险控制。
综上所述,关于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收益与风险的详细分析与结合对比并不多,对此研究是很有必要的。3.研究内容
本文以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为对象,研究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与风险。第一章 导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1.1.2研究意义 1.2国内外的研究状况 1.2.1国外研究状况 1.2.2国内研究状况 1.3研究内容与方法 1.4主要创新与不足
第二章商业银行理财产品概述 2.1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及相关概念 2.2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特征及分类 2.2.1按收益类分类 2.2.2按是否结构化 2.2.3信托型理财产品
2.3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发展与现状 2.3.1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发展过程 2.3.2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现状
第三章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与风险分类 3.1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分析
3.1.1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的三种不同表示 3.1.2信托型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特征分析
3.1.3挂钩型银行理财产品组合投资模式的收益特征分析 第四章我国各大银行理财产品对比分析 4.1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4.2股份制商业银行 4.3城市合作银行 4.4对比分析
第五章投资者投资银行理财产品最优选择分析 5.1个人理财投资银行组合模型的构建 5.1.1引入VaR约束的均值-方差优化模型 5.1.2优化模型的几何求解方法
5.2利用VAR约束的均值-方差优化模型确定投资组合 5.3个人理财客户最优投资组合的选择 第六章结论与展望 6.1结论 6.2展望 4.研究与方法(1)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其作用有:1.能了解有关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帮助确定研究课题。2.能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一般印象,有助于观察与访问。3.能得到显示现实资料的比较资料。4.有助于了解事物的全貌。(2)对比分析法
对比分析法是把客观事物加以比较,以达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做出正确的评价。对比分析法通常是把两个互相联系的指标数据进行比较,从数量上展示和说明研究对象规模的大小,水平的高低,速度的快慢,以及各种关系是否协调。5.参考文献
[1] Jack R.kappor,Personal Financial《个人理财》,1991.[2]Kwok Ho,Chris Robinson,Personal Financial Planning《个人理财策划》,2004.[3]Joseph Ksinkey,Commercial Bank Financial Management.2005 [4]S.I.Greenbaum and C.F.Haywood,Secular Change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Journal of Money,Commercial Banking,1971.[5] Wiley, Dr.Johnathan Mun,Modeling Risk:Applying Monte Carlo Simulation,Real Oprions,Forecasting,and Optimization.2006 [6]Perry H.Beaumount, Financial Engineering Principles:A Unified Theory for Financial Prouduct Analysis and Valuation.2007.[7][美]约翰.赫尔著,张陶伟译,《期权、期货和其他衍生产品》,华夏出版社,2000.[8]江华峰,姜志敏,李玉娥.我国商业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的消费者行为分析[J].商场现代.[9]郑峤.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实际收益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09(1).[10]郑龙.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2(06).[11]张大伟.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投资组合研究[D].辽宁工程技术大学,2008(11).[12] 庄毓敏著.《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3]谢怀筑著.《个人理财》,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10)[14]吴雪,温涛.我国商业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的消费者行为分析[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7(8)
[15]胡建武,张伟.商业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比较分析[J].企业技术开发,2006(2)
[16]易军.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业务风险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7(4).[17]宋军,吴冲锋.我国银行理财产品的期望收益、实际收益和风险的实证研究,中国金融评,2008 [18]孙悦.我国银行理财产品分析报告[D].西南财经大学,2013(3)[19]赵婷婷.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控制研究[D].西南大学,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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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信访制度 成本收益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信访制度从制度均衡向制度非均衡的转变,指出虽然信访制度的净收益小于零,但与其它权利救济模式相比,仍具有相对优势。因此,我国在一段时间内还不能废除信访制度,而是应当在加强信访制度的程序性和规范性的同时,确立司法救济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信访,制度,成本收益分析
信访制度改革是当前的热点,在强化还是弱化信访这个问题上,社会各界争论不休。笔者认为,任何制度的产生和存在都有其必要性,而这种必要性是基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同理,任何制度的衰亡也与成本收益的比较直接相关。本文力图通过信访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对信访制度的改革略提建议。
一、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与制度的演化
1.制度的涵义。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注:[美]诺思,陈郁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广义的制度包括宪法秩序、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与制度安排;前两者一旦形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易变动,被称为制度创新的外因。狭义的制度仅指制度安排,即约束特定行为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它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变动,被称为制度创新的内因。(注:冯中越:《试论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成本与收益》,《北京商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2.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与制度均衡。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均衡是指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意状态或满足状态,因而无意也无力改变现行制度。(注:冯中越:《试论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成本与收益》,《北京商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张曙光:《论制度均衡与制度变迁》《经济研究》,1992 年第6期。)任何一种制度都可以为人们提供制度服务,使人们从中取得收益;同时,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运行、维护和变革都需要一定的成本。因此,任何一项制度安排、制度选择和制度创新都是人们进行成本一收益分析的结果。首先,人们把同一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成本和收益加以比较,选择在当时当地运行收益大于运行成本的制度,即制度净收益大于零的制度。这是制度安排和制度选择的必要条件。其次,人们把不同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净收益加以比较,选择其中净收益最大的那项制度。这是制度安排和制度选择的充分条件。一种制度安排和制度选择的净收益大于零,且在几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中净收益最大,这项制度是最优制度。人们对这项制度感到满意和满足,这时对制度的需求就等于制度供给,人们无意也无力改变现行制度,这时的制度状态就是制度均衡。④
3.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与制度非均衡。制度经济学认为,人们产生不满意和不满足的原因是,现行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净收益小于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即出现了一个新的盈利机会。这时,就会产生潜在制度需求和潜在制度供给,并造成潜在制度需求大于实际制度需求,潜在制度供给大于实际制度供给。人们为了捕捉这个新的盈利机会,就会欲意和力图改变原有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选择和建立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制度。但是,由于制度创新的动力还不够强大,制度创新的成本较高,虽然潜在制度需求能够变成实际制度需求,而潜在制度供给却不能够变成实际制度供给,因而出现了“欲意改变而又尚未改变”状态的制度非均衡。(注:张曙光:《论制度均衡与制度变迁》,《经济研究》,1992年第6期。)制度非均衡产生的原因可以从外部影响和内部矛盾两方面看。从外部影响来看,外部环境的变化、资源条件的改变、外部发展的影响和效应等,既会使原有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变得净效益非最大化,产生了制度创新的动力和需求,又会改变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进而改变制度的有效供给。因此,外部影响会导致制度非均衡的出现。从内部矛盾来看,制度的内在矛盾必然会通过制度决定者与制度接受者之间的矛盾外在化表现出来,在新制度建立的初始阶段,制度在内在矛盾尚未充分展开,制度的运行成本低收益大,制度决定者与制度接受者都感到满意和满足,都无意改变。在制度运行过程中,随着制度成本收益的变化,制度决定者与制度接受者都感到不满意和不满足,只要制度决定者采取某些补充和完善措施,就能够保持现行制度的净收益最大化,也就不会发生制度非均衡。但是,随着制度内在矛盾的不断发展,制度的运行成本不断增加,收益不断减少,改变了现行制度的成本—收益关系,制度决定者与制度接受者的不满意和不满足逐渐积累,产生了制度创新的欲望和动力,于是出现了制度净收益非最大化的制度非均衡。(注:冯中越:《试论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成本与收益》,《北京商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4.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与制度创新。制度需求是由制度的社会净收益决定的,是接受制度服务的社会成员的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的差额;而制度供给是由制度的个别净收益决定的,是提供制度服务的制度决定者的个别成本与个别收益的差额,即制度创新的成本与收益的差额。由于制度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与个别成本和个别收益之间存在着差异和矛盾,其社会收益与个别收益之间也必然存在着差异和矛盾。因此,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决定的制度创新有两种情况:一是当新制度的社会潜在净收益大于现行制度的社会净收益,个别潜在净收益小于现行制度的个别净收益时,虽然能够产生制度需求和创新动机,但缺乏制度供给和创新能力,就会形成制度实际有效供给不足,不会发生制度创新,也无法实现制度供求均衡。二是当新制度的社会潜在净收益大于现行制度的社会净收益,个别潜在净收益也大于现行制度的个别净收益时,才会既有制度创新的需求,又有制度创新的供给;既有制度创新的动机,又有制度创新的能力,才会发生制度创新。在这时,制度创新者才会把潜在的制度供给变成现实的制度供给,进行制度创新,实现从制度非均衡向制度均衡的转变和飞跃。因此,制度创新与其说取决于制度需求,不如说取决于制度供给。(注:冯中越:《试论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成本与收益》,《北京商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二、信访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
1.信访制度均衡的形成。中国的信访制度确立于1951年,当年6月7日,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应星认为从确立至今,信访制度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51年至1979年的大众动员型信访。这时期的信访受政治运动影响,主要以揭发问题和要求落实政策为主。二是 1979年至1982年的拨乱反正型信访。这一时期,信访迅速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边缘走到了中心,信访规模史无前例,主要内容是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三是1982年至今的安定团结型信访。信访制度最主要的功能转变为化解纠纷、实现救济。
如果按照这样的划分,信访制度均衡出现在第二个阶段。其一,当时信访制度的净收益大于零。历次运动造成的问题是信访的主要内容,政治问题当然需要政治手段来解决,因此,信访制度很自然地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刁杰成指出,1979年至1981年3年间信访工作的特点:“来信数量之多,是建国以来之‘最 ’;上访人数之多,是建国以来之‘最’;投入处理上访问题的人数之多,是建国以来之‘最’;解决问题之多,是建国以来之‘最’”。(注:刁杰成:《人民信访史略》,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其二,信访制度的净收益最大。中国社会向来缺乏法治传统,法治的发展总是断断续续的,要么屈从于人治,要么被人治所打断,法治化进程的真正启动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因此,与当时十分薄弱的司法救济相比,信访制度无疑更加优越。另外,从信访制度的供给和需求来分析也是如此。信访制度的需求是毫无疑问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大量的冤假错案需要平反。从信访制度的供给来看,国家既然要实现政治路线的战略性转移(即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集中、高效地解决大批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信访作为一种非常规的化解矛盾的方式,正是在国家领导人空前重视、全党全国动员的情况下成了人民突击解决问题的利器。(注:应星:《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
2.信访制度非均衡的出现。1982年2月第三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的召开和《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的通过标志着信访制度真正进入了新的时期。随着国家在1982年宣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信访制度重新回到国家政治机器的配件角色。(注:应星:《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而与此同时,在确立依法治国的大方向下,其它权利救济模式尤其是司法救济模式在迅速发展。1982年宪法开列和重申了中国公民权利的清单,为公民行使权利和实施权利救济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依此,可以大致确定公民权利救济的体系:第一,司法救济模式。公民通过行使诉权,主要依据《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等三大诉讼法,实现权利救济;其中国家赔偿、法律援助制度等是司法救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行政救济模式。我国现有的行政救济途径主要是行政复议、行政仲裁和信访,但是行政仲裁是行政机关解决相对人之间纠纷的方式,一般不适用于解决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行政纠纷。按照目前学术界的划分,行政诉讼既是司法救济,又是行政救济,笔者认为行政诉讼是公民行使诉权的一种方式,主要反映的是司法救济的主旨,因此将其视为司法救济。试通过比较三种制度——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信访的成本收益,论述信访制度非均衡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