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义务教育结构改革的战略构想与行动计划论文

第一篇：日本义务教育结构改革的战略构想与行动计划论文

摘要：日本通过高质量的教育培养出了整体素质较高的国民，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本。为了创建世界上最高水准的教育，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进一步加快了改革的步伐，本文探讨了其于

2005年颁布的有关义务教育结构改革的文件的核心内容，期望给我田教育工作者提供思考和借鉴。

关键词：日本 义务教育 结构改革

一、背 景

发端于1868年明治维新的现代日本教育经历了100多年的历程后已日趋成熟，如今，其发展水平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日本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培养出了整体素质较高的国民，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奠定丁其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强国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推行了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三次大规模教育改革，并一直持续至今。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加快了改革的步伐，2印5年10月26日，中央教育审议会（以下简称“中教审”）通过了题为《开拓新时代的义务教育——关于义务教育结构改革的理想状态》（以下简称“《结构改革》”）的重要文件，开始对义务教育进行深刻反思和变革。

当谈及义务教育结构改革的重要性时，前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表示：“本报告将指明我国义务教育的基本方向，它涉及教育的各方面事务，将成为解决目前各种问题的施政路标。”改革的目的在于“塑造每一名儿童的健全人格，使之自立于社会、发扬丰富的个性，并以此为基础不断进步，最终度过幸福而充实的人生”。这一切“都有赖于义务教育，它的基础在于教育经费的保障”。

二、义务教育结构改革内容论析

1.义务教育的目的和理念

此次改革以培养能自立于国际社会的心灵丰富、意志坚强的人为目标，以每名儿童都能受到高水准的教育为理想。《结构改革》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迷乱的时代、充满竞争的时代。正是由于处于这样的时代，肩负着塑造每一位国民人格、使之成为社会栋梁的义务教育的责任愈发重大。”在日本人看来，义务教育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家必须继续保障义务教育的基本原则不动摇，即教育机会均等、确保质量、无偿教育，它的贯彻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

日本法律第26条规定了全体国民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为了保障这个权利，战后日本设立了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其目的在于塑造国民的人格、培养为社会服务的人才。如今，义务教育的理念已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日益普及。义务教育对于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变动不居的社会中追求美好生活的国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此次结构改革将是历次教育改革的深化，也是国家振兴和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结构改革》指出：“学校应当是能给学习者安全感和信赖感的场所，任何一所学校都要为学习者提供德、智、体等内容均衡的高质量教育。”确实，在现代社会，国家更应保障所有国民接受没有地域差异的教育，因为义务教育的充实和完善可以防止社会阶层的分化，是立国之本。日本政府与国民相信，克服教育领域的各种问题、把义务教育提高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创造世界最高水准的义务教育是全社会对下一代的责任。

2.义务教育的新形态

毋庸置疑，日本在义务教育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由于生活条件的优越和进取心的缺乏，很多学生没有求知欲、未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而学校未能对这些情况及时作出应对，长此以往，将会培养出“垮掉的一代”。教育担负着在儿童成长发育阶段培养其必不可少的学力和道德感等的重任，“它一旦失败，将动摇国家、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

《结构改革》期望改革后的义务教育有助于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有具备高资质、能力强的教师充满自信地指导学生，监护人和地方当局也积极参与其中，开展富有成效的教育活动。中教审鸟居泰彦会长认为：“创建具有这样的新形态的学校是此次改革的目标之一。强化学校的教育能力，强化教师的作用，通过这样的方式培养儿童丰富的精神是国家的改革目标。”

《结构改革》特别强调通过强化学校的教育能力即“学校力”和“教师力”培育儿童“丰富的人的能力”，创建学校新形态。具体而言，它包括尽快建立拥有高素质教师、充满活力的学校实体，它也是充分反映监护人意向、值得信赖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将通过学校运营协议会和学校评议员的积极工作促进监护人参与学校的运营和管理事务。笔者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日本教育行政机关已开始从为儿童寻求高质量教育的角度去制定教育政策，教育现场的“意识改革”初见端倪。

3.义务教育结构改革

小泉内阁认为，当前义务教育的结构改革已极为紧迫。关于义务教育的体系，内阁责成文部科学省着力探讨以下三方面的内容：(1)确立改革的目标，国家为实现目标对义务教育进行总体把握；(2)推行扩大市町村及学校权限和责任的教育分权改革；(3)国家有责任评价教育改革的结果，通过结构性改革保证义务教育的质量。

为了“开拓新时代的义务教育”，日本开始全面而谨慎地检讨目前的教育体系。2005年11月3日，新上任的文部科学大臣小坂宪次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在坚持我国义务教育成功之处的同时，对于目前的各项政策，要从实证的立场进行检讨，有错则改，我们要以这种积极的姿态为实现改革的目标而努力。”从报告中可以看出，作为指引义务教育结构改革基本方向的中央政府制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标，对教育事务进行宏观调控，如在财政上充分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

在操作层面上，要尽可能地推进扩大市町村及学校权限和责任的教育分权改革。2005年1月21日，小泉首相在第162届国会的施政演说中表示：“民间能解决的问题在民间解决，地方能解决的问题在地方解决：”而另一方面，政府试图用新的理念对教育的结果进行评价，以促进教育结构的转变，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日本政府表示将以此为基石，充分发扬地方（市町村）和学校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使国家目标与地方实际完美结合。

4.明确国家，都道府县和市町村的职责，强化它们的合作关系

《结构改革》概括了国家、都道府县与市町村的关系：“义务教育的主要实施者是学校。国家、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必须全力支持学校。国家负有保障义务教育顺利推行的职责，而都道府县则须在其管辖区域内发挥最大作用。市町村地方当局和学校作为义务教育的实施主体，有必要被赋予更大的权限和责任。”

从当前教育的现实来看，与儿童息息相关的机构正是担负着教育活动的学校和地方教育委员会。在改革的过程中，“有必要使学校根据当地实际状况开展最卓有成效的教育活动，同时尽最大可能地扩大其权限和责任”。另一方面，协调学校和教育委员会的关系也开始摆上议事日程，从都道府县向市町村和从教育委员会向学校的权力转移将是义务教育分权改革的重点。而保障全体国民接受一定水准的教育的最终责任主体是国家，因此，国家有义务对教育事务进行宏观把握和调控。

5.关注教师——义务教育宏观调控的重要环节

为保证义务教育的顺利实施，国家的宏观调控极为重要，为此，有必要使国家、都道府县和市町村相互协调，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作用，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要处理好有关教职员的事务。日本是个尊师重教的国度，国民一贯认为教育的成败取决于是否拥有具备较高资质能力的教职员，而教职员的培养、配置与薪酬的应有状态是教育宏观调控最重要的方面。

教育是通过教师和儿童的交流、以互动的方式进行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塑造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教育的兴衰成败在于教职员。不管在哪个国家，确保教职员的质与量始终是重大的战略课题。能否保证具备高资质能力的教职员进入教育领域、能否营造使教职员安心从事教育工作的环境、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有没有形成，都是教育成败的关键。

6.义务教育经费国库负担制度的调整

义务教育和外交、国防一样，是国家应当承担的最重要责任，为此，日本政府重视确保必要的教育经费来源。在日本，与教职员的聘任相关的经费即“人件费”比例占了义务教育经费总额的3／4。

调整现行义务教育经费国库负担制度是义务教育结构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结构改革》中占很大分量。为维持与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保障教育机会均等，日本的都道府县原则上负担了大部分义务教育费用，国家则分担了都道府县负担经费的1／2,这称为“国库负担金制度”，所需费用由中央政府征税专门提供，与财政相分离，是义务教育经费的特定财源保障。为此，日本国会专门制定了《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法》，它与《教育职员人才确保法》和《义务教育标准法》配合，为义务教育质量和经费的保障作出了最低限度的规定。

为保障教师质量，国库负担金制度自1939年确立以来就一直以占义务教育经费大半的教师薪酬和补贴为主要负担对象。随着国家与地方职责和财政状况的变化，国库负担的对象也在不断调整。2004年，国家担负的义务教育经费为2.5兆日元，约占全部义务教育经费的1／2。自2005年开始，国家将部分税源转移给地方，这一过程称为“一般财源化”，即将诸如义务教育费、交通开发费等原先由国家专款专用的资金纳入普通财政体系。

2005年11月28日，小坂大臣视察京都，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国库负担义务教育经费总额的削减将不可避免。至2006年，义务教育经费国库负担比率将从1／2下降到1／3,即将聘任中学教职员所需的总额达8500亿日元规模的税源移让给地方。长期以来，日本一些地方政府一直期望废止义务教育经费国库负担制度，此次降低国家义务教育经费负担比例、将部分税源移让给地方的举措正是中央与地方谈判与妥协的结果。不过小坂也表示，关于国库负担金制度，今后将不会再作大的调整，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必须担负的职责，大部分中教审的委员也一致要求坚持这一制度。

三、结束语

对义务教育进行结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结构改革》在多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被日本政府看做今后基础教育发展的指针和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础。战后日本的教育改革更为明显地表现在教育的普及与数量的迅速增加支撑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完成日本的赶超型现代化作出了最基础、最重要的贡献。但是，经过五六十年的发展，当今日本的教育领域存在着以“教育荒废”问题为主的种种矛盾和困惑。依照学习指导要领设定全国基准的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形成质量均衡的国民素质的目标，但也带来了划一化和僵硬化的问题，阻碍了个人特性、多样性以及自我教育能力的发展，经济的成功导致了“心灵的荒芜”。正如日本东北大学教授水原克敏所言：“日本目前正处于为使人性回归而极力探寻各种方法的状态之下。”义务教育结构改革担负着这项重任，而改变整齐划一的学校体制、实现人性化与个性化的教育、使课程弹性化，恐怕仍将是今后日本基础教育领域面临的课题。

日本国民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不过，义务教育结构改革最终是能使日本再次腾飞、真正促进人的和谐自由发展与教育平等，从而“开拓教育新时代”，还是可能引起教育上的自由放任，最终导致学力下降，目前尚难以预料。

第二篇：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战略选择论文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由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政府提出银行业的开放时间表而显得极为紧迫。鉴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序选择是“先农村，后城市；先企业，后银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整体战略规划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中，并未得到清晰的描绘――细枝末节的具体改革每天都在国有商业银行中进行，却不曾显现出明确的战略目标或战略走势。这当然不是改革路径选择的错误，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表明如此的改革演进具有它充分的合理性，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滞后”更多地是表现出一种着急的情绪，而不是对既有改革顺序选择的否定。实际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在前些年来看，也难以明确其改革的战略目标或走势，瓜不熟蒂何落之？不少银行口号式的“改革战略定位”展现的，细想下来，是我们当今这个世界几近找不到经验支持的理想模式，其精神鼓励的作用大大高于改革筹划的意义。现在情况不同，历史让我们到了一个必须审时度势地来看待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战略选择的时刻，从大处着眼来分析局势，酌定战略，除陈布新，并具体化到改革的措施之中，已刻不容缓。

一、在产权与税收之间的战略选择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第一大战略选择，定位于“产权与税收”之间的选择，表面上看是令人费解的，它意味着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出资方”国家主体（由一届一届政府来代表），要在拥有商业银行的产权与获得源自于商业银行的税收量方面有取有舍。那么，商业银行的产权与商业银行带来的税收两者之间难道具有某种对立性，从而必须做出两之择一的决策？

从时下的格局来看，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与提供的税收量之间，确实存在着现实的对立性。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农、中、建”，尽管从账面上看，近年盈利者多，也向国家上交了数量不少的营业税和所得税，但作为国家独资的银行，一方面，资本金严重不足，资本充足率较低，远未达到国际同行的标准；另一方面，不良资产的状况仍然令人担忧，除建设银行之外，其余三家国有银行按五级分类计算的不良率都在２０％之上（建设银行２００２年３月底公布的不良率为１８．１４％），各家银行总计超过万亿元的不良资产最终的损失部分，还必须由国家来承担。因此，将近年国家从国有商业银行得到的税收总量，与国有商业银行达到国际最低标准的资本充足率目标所要求补充的资本金量，加上承担不良资产损失的量进行比较，税收的量比例很小，实际就是“负税收”。换言之，如果不考虑历史形成的原因，仅仅从近些年来看，国家拥有并经营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实际在经济方面是很不合算的：商业银行带来的收益远远不能弥补它们对国家投入的现实需要和潜在需要。这里的潜台词是，国家是不是可以考虑舍弃国有商业银行大部分产权甚至于全部产权。

如果放弃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中国银行业会是什么景象？２００１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一份中国银行业开放的时间表，已经将来自于国外银行竞争的业务范围与时间、区域等，清晰地展示在国有商业银行的面前。前不久，南京爱立信将在国内银行的信贷业务转至美国花旗银行的“倒戈”事件，表明国外银行开始在国有商业银行垄断久矣的“馅饼”上下刀，并预计会切分得七零八落。国外银行进入中国版图对中国银行业的巨大冲击已见端倪。在这里，我们试作一个极端的设想，从现在开始，国外银行大举进入中国版图，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体制变革迟滞或困难等原因，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量优秀人才全部流入国外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竞争乏力骤然出局，或是苟延残喘却不得不退居末席，并逐渐地萎缩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银行业的天下为外国银行所完全占领，结果会如何呢？

从直接经济计算来看，问题并不见得多么严重，相反还可能很“合算”。国外银行在形成对国有商业银行冲击的同时，也使得中国政府取得税收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外银行成为了一支极为重要的纳税队伍。鉴于大量国外银行的进入，特别是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国外银行的进入，将大大提升了中国银行业市场化的水平，那些本来就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而来的国外银行，其经济效益就会很好，至少也不会弱于国有商业银行现行的经济收益水平，它们交纳给中国政府的税收量，将必定随着它们经营规模的增大及收益的增加，大大多于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垄断”时的税收收入。而且，在中国版图上的国外银行分支机构，根本不需要中国政府投入任何资源，政府取得的税收是“净收益”，与国有商业银行那种名实不符的税收量相比，要真实可靠得多。因此，作为国家主体代表的政府，如果从税收量上考虑，从对国有商业银行投入和不良资产损失负担巨大上考虑，放弃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是经济“合算”的，它也便于在税收实实在在“净增加”的格局下，逐步解决国有商业银行历史沉积下来的经济损失包袱。所谓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产权与税收”之间的选择战略，在这里就凸现了出来：选择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就必 须承担“负税收”的重负；选择“净税收”，就必须考虑放弃或至少相当部分地放弃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让国外的银行成为中国银行业市场的主角。

以放弃国有商业银行大部分或全部产权来赢得“净税收”，是不是一种真正经济合理的选择？如果是，我们可以对国有商业银行采取“达尔文式”的适者生存的策略，任其在竞争中走向终结；如果不是，我们则要对国有商业银行大加改造和重组，保有足够份额的产权，增强其生存的能力。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简单直接的经济效益计算中走出来，在一个更大的空间中进行分析和讨论。

让全世界学者、官员甚至于百姓争论不休的“经济全球化”正在以强大的力量席卷世界的各个角落。不论是认定全球化会带来“双赢”或“多赢”的观点，还是指出全球化不过是发达国家的“阴谋”看法，所有的言论都是出自于言论者背后民族国家利益考虑的。这一点本身就表明，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灭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更不可能融合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为共同利益，跨国公司规模的增大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发达，以及国际间协调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强大，只是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各种利益在经济全球化中，更为强烈、独立和具体。发达国家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明显表面化的事实就是，大力发展本国的跨国公司，将国别的金融市场国际化，并极力在国际组织中形成充分代表自己利益的力量。这个世界并不见“大同”的趋势，却只见利益的激烈纷争。这说明，一个国家拥有足够“自己的”跨国公司，其中包括“自己的”银行，具有经济全球化中民族国家“根本利益”所在的性质，具有从长期来看的利益性质，产权的全面让渡当然是不可取的，牺牲全部产权来取得某种一般或是短期的利益，就更是愚不可及的了。因此，一个国家关于商业银行的产权，在现实的情况下将其作为某种可见利益（如税收量）的代价 全部抛出去，决不是明智的选择，它意味着这个国家经济根本利益、长期利益的丧失。在“产权与税收”的战略选择中，根本利益和长期利益，远比一般利益和短期利益重要。

应当说，一个民族国家为了根本利益和长期利益，应当保有“自己的”银行，却并不一定非要有“国有的”银行。在当今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国有”性质的银行几乎不存在，那些“私有”或“民有”的商业银行其实都有着明确的民族国家归属的规定性，美国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德国商业银行是“德国的”，尽管它们都没有国有资本的背景。从这一点讲，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后，保有“自己的”的银行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是一定要保有“国有的”商业银行，则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国有的专业银行转向商业银行后，占住了整个银行业市场的最大份额，中国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还只有很短的历史，２０００年在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中，这些银行的资产份额只有７％左右。从其发展走势来看，它们会有一个较好的发展前景，但近期要达到相当的资产规模超过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量，那是不可能的。这样，“国有的”银行就有必要在历史的基础之上，通过向市场经济制度要求的体制转化，承担起中国“自己的”银行的历史使命，保有中华民族国家自己必须具有的商业银行产权份额。

需要指出的是，说商业银行产权的相当份额是涉及到一个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期利益，不应当全部或大部分地放弃，核心之处就在于产权关系是一种稳定的经济关系，尽管其带来利益的前景具有不确定性，其本身归属的明确性质就决定了一个国家基本的利益所在，有它就有未来收益的可能。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时下的收益情况在好转，历史包袱解决的力度在加大，前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而看好，丢弃产权而取得时下某种量的税收，从长期看并不一定值。这就现实地告诉我们，就是一般地计算经济利益的账，亦不能轻易地放弃国有商业银行的全部产权。

经验告诉我们，纯粹“国有的”商业银行运行效率存在着问题，它源自于国有产权清晰之下产权主体的空白，在纯粹“国有的”格局下，它是不可能“有解”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通过产权的多元化来改造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提高运行效率。同时，短期利益也是不能够简单忽略的，它毕竟是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现实国家税收所急需的。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并非不能够让渡一部分给国内的“民间资本”和某种份额给外国资本，以利于根本利益与一般利益，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有机结合。因此，在“产权与税收”之间的战略选择中，基本的原则是国家对商业银行产权的绝对保有，但股份制改造国有商业银行势在必行，在国家对商业银行绝对控股的前提下，实现产权结构上的多元化。当时机成熟时，“国有的”资本也可能战略考虑地增大对国内资本的让渡，使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到商业银行界内业，更好地提高“我们的”商业银行运行的效率。到那时，中国的大商业银行虽然非“国有”或非“国有控股”却是“自已的”，它们仍然归属于我们这个民族国家。从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景看，中国的大商业银行在“国有”或“国有控股”大旗之下的历史会有较长的时期，但不会永远如此。

二、在大银行和中小银行之间的选择

关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整体上市还是分拆上市选择的问题，争论之势一直不弱。从战略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中国还要不要有“自己的”大商业银行――整体上市是保有“自己的”大商业银行的选择，分拆上市则意味着中国不再有，或者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再有资产总量规模足够大的商业银行，中小商业银行成为中国“自己的”银行的主体。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都有一定的数量，这是一个自然演进而来的过程，我们只需要查阅一下发达市场国家的银行历史即可证实。在美国，１９２０年美国商业银行（主要指州银行和国民银行）的数量为２８０００家左右，１９３０年为２３０００家，１９９０年只剩下了１２０００家，据ＣＳＢＳ（Conference of State Bank Supervisors）统计２００１年州银行和国民银行数量为８３１３家。尽管美国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大衰退之后实行了存款保险制度，支持了中小银行的生存和发展，但历史以其无情的力量，灭掉了大量的中小银行，大型的银行则保持着较好的发展势头，不少美国大型银行还通过合并等方式，将银行的资产的规模越做越大，资产总量在３０００亿美元之上的美国银行目前就有６家。日本的银行长期以来就以资产规模巨大称雄于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世界十大银行中日本银行占到七至八席左右。由于严重的坏账包袱，银行资产规模的巨大并没有转化为可观的收益，而是更多地体现为了信贷的风险，日本的大银行倍受坏账的折磨，并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日本整个经济运行。但令人思考的是，日本人并没有通过分拆小资产规模大的银行来面对坏账 问题，而是以更大的合并，造就银行的“航空母舰”以对付日益严重的银行难题。目前，日本已经形成了四大银行集团，最大的瑞穗集团资产总量高达１４０００亿美元，三井住友银行总资产为９６００亿美元，三菱东京银行８３５０亿美元，ＵＦＪ控股金融集团（由三和、东海和东洋信托银行合并而成）为８２００亿美元。看看欧洲不少的商业银行，亦在将合并形成大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作为重要的银行生存和发展的方式来运用。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上看，资产规模大的银行，具有某种内在的抗风险、较高效率和效益取得的力量，特别是有对所在国金融甚至于经济稳定的力量。基于历史的自然演进过程，我们应当承认各国对于较大资产规模银行选择在“经济上”是理性的，保有一定资产规模之上的大商业银行，是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一种现实可感的选择。

那么，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的真正优势究竟何在？理论上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优势认同？换言之，一个国家保有一些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仅仅只是一种现实“不得已”的选择或权宜之计，还是有它充分合理的经济“必然性”，从而有较长久保有的价值？

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支柱解释各种制度变化的经济理由，解释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路径，它是世界各国对商业银行规模选择，特别是对历史性合并而保有一定量大商业银行的重要理论支持。各国商业银行通过合并等方式扩大银行的资产规模，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外在“交易成本”内部化来降低总成本的选择的结果，它有助于内部管理的效率提高，大大减少内部管理费用，提高收益水平，增强竞争力。“交易费用”理论认为，在银行的规模相对较小时，银行运行所需要的许多资源（人、设施等）必须到市场上去即时性地“购买”，由于市场购买活动的复杂，特别是市场竞争等关系错综交织，这要消耗相当量的“交易成本”；如果银行扩大规模，通过合并等方式较长期地与更多的社会资源建立“契约关系”，即长期地雇用相对多的职员，添置相对多的设施等，把对外购买较大的“交易费用”转化为内部相对节约的管理支出，可以大大地节约银行经营的总成本。显然，这样“即时购买”与“长期契约”之间对于“交易成本”的比较，会使得任何一家银行不断地去追求某种合适的资产总量规模。

对于一般工商企业而言，规模的追求很可能会止步于某种数量边界，因为超过某种边界，将“交易费用”内部化反而不合算，因为管理支出过大。但是，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它的资产规模并没有一个通用的、普遍的最佳数量限制，因为商业银行经营的产品是特殊的货币资金，社会对于货币资金的需求及相关服务的需要，与对于某种特殊的工商企业产品的需求大不相同，在资金价格和服务价格市场化的前提下，这种需求没有极限。一家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直接的限制是自己既定的资本量，以及现有的资产质量。通常情况下，按照资本量和资产质量来决定银行某种规模的资产量，是商业银行最为现实的选择，它将不断地将资产规模扩大，直到资本量限制的边界和资产风险的边界。理论上容易说明，这种选择也就是不断地将外在的“交易成本”内部化，并且减少“交易成本”的过程，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大的商业银行的合并会使得竞争对手减少，从而加大自身对于市场的权威性和控制力，降低交易过程的复杂性，即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大到一定程度，还能够为简化内部的管理层次及人员提供基础，这也就是许多银行合并之后，能够大规模地裁减人员的原因，内部管理支出也进一步减少。１ ９９０年，美国的化学银行与汉诺威银行合并，当年就可以节约成本支出１８８亿美元，数字不可谓不巨。因此，资产规模大的商业银行，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功用与基础，从对外竞争来看，这也就是竞争力的另外一种说法而已。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灭民族国家独立的经济利益，相反，它使这种利益更加强烈化，如何从经济全球化中赢得本民族国家足够量的经济利益，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谨慎考虑再三的事情。在各国银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具有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这是因为这些银行具有相对雄厚的实力，市场范围更大，调节资产结构与收益结构的范围更加广泛和现实，内部经营管理成本相对容易降低较低，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跨国企业所致。一个国家只要进入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来，没有“自己的”足够资产规模量的大银行，要想赢得足够经济利益的份额，是困难的，甚至于是不可能的。因此，仅仅就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来看，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保有一定数量的大商业银行，是一种无可质疑的战略选择。

从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的一般优势，以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大国银行的竞争要求来看，中国应当保有一定数量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目前，中国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速度，应当说还是相当迅速的，规模的扩大也令人鼓舞。然而，它们要成长为资产总量可以与国际上大商业银行抗衡的银行，路还很长。２０００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几大银行的资产规模为，交通银行７５９亿美元，中信实业银行２８３亿美元，招商银行２６２亿美元，光大银行２５０亿美元，广东发展银行１８２亿美元，它们要在近几年之内扩张到３０００亿美元左右的资产，几乎不可能。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情况分析，它们时下是国内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２０００年底，“工、农、中、建”四家银行的总资产分别是：４８２９亿美元，２６３９亿美元，３８２７亿美元和３０５８亿美元（为比较方便，我们都采用美元数），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的客户群体与市场分布，与中小商业银行有不少差别，与国外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则完全不同构，遍布全国的网络，存款吸收和贷款发放为主的业务特性，都体现出了国有商业银行对于银行业市场的某种优势，保有这种规模的银行，一方面能够代表着民族国家的银行业竞争力，容易 迅速地进入到全球化竞争体系之中，另一方面，它也容易形成较好的经济性结果。与发达国家的大商业银行相比，我们国家的大商业银行数量目前看来还是较为合适的。欧美发达国家总资产在３０００亿美元左右及以上的商业银行一般在３至６家之间。当然，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银行数量结构方面的差别表现在，国内商业银行中中型银行相对较少，１０００亿美元左右的商业银行是一个空白。

可见，从现实分析，国有商业银行将历史地承担起中国“自己的”大商业银行的使命。如果采取拆分的方式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体可以拆分为２０家左右的中型的商业银行。基于与国内现存几家中型银行业务的同构性，拆分后的中型商业银行将激烈化国内银行业“馅饼”的竞争，放弃或无力与国外银行机构在中国版图上的竞争，也将在相当时期内，无法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去服务跨国企业特别是支持中国“自己的”跨国企业，失去历史给予我们的争取经济全球化中民族国家利益的最大份额的机会。并且，由于国内银行业市场的内部竞争激烈化，各家银行的经营成本会相应地增加。在中国要不要大的商业银行选择上，其实我们没有可选择的另外一条道路。选择整体上市也就是这样战略思考的自然结论，如果外部条件允许，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上市改造能够继续保存资产规模较大的地位，应当是历史性最好选择。当然，如果外部条件不允许，中国某家国有大商业银行根据外部条件情况、自身情况和操作可能，选择拆分改造和上市准备，也是可为的，这也有利于中国“自己的”商业银行出现中型资产规模者，导引出结构上的相对合理性。但是，保存至少三家“自己的”大 商业银行的战略不能退缩。

三、组织机构体系在“科层制”和“部门制”之间的选择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组织机构体系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总、分、支行体系。它们以分、支行为成本、利润、风险控制和资源配置中心来经营银行业务，实施总、分、支行之间层级授权经营管理和信息传递为联系纽带，以银行内部的资金市场为依托，实现资源在各行范围内的流动。

凡是现实存在着的，自然有其合理性。首先，这种组织机构体系能够很好地适应现实客户群体对金融服务的需要，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客户资源，保证国有商业银行的基本经济效益。尽管不少的全国性、集团性的企业客户已经开始有了统一的财务管理体系变革的尝试，冲击着客户群体的地方属性，总体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客户资源的地区性特色仍然浓厚，现行的组织机构体系服务的对等性突出，优势相对明显。以某国有商业银行２００１年底的资产负债比例结构来看，各省一级分行的贷款存款比例大多在６０――８０％之间，大部分地市级分行的贷款存款比例也大致相同，它表明国有商业银行主要的存款资源和资源运用有着明显的地方性质，本地资源大体用于本地资产，这显然是由客户的地方性质为主所决定的。毫无疑问，有了这些相对稳定的地方客户资源，国有商业银行银行的基本经济效益就有了保证。

其次，它能够较好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历史遗留的主要问题，一是不良资产规模较大，二是机构庞大、人员过多。这些问题形成与地方政府、地方企业机构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相比较而言，现行的地区性分支机构的设置，由于它与地方的对等性和密切关系，更有利于银行的管理方与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协调和合作，也有利于各家银行的总部对分支机构处理历史问题进行激励，可以较好地在最快的期限之内，解决不良资产和冗员等问题，为未来国有商业银行较大动作的改革提供较为牢固的基础。

第三，它具有相对快速的市场反应性，便于提高银行的决策效率，争取当前最好的收益。中国市场的格局，地区分割的性质仍然很突出。这一方面是地理原因，地大而交通不便或是产品与服务的地方特色浓厚等，使得区域性的市场自然而然地形成；另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存在，导致了区域市场的强化。我国市场相对分割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有商业银行按照地区来设置分支机构，能够对市场的变化迅速反应，及时决策，赢得最佳的市场资源，实现最好的当前收益。在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的地方分割性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消除，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行式组织体制就是相对稳定的。

显然，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的合理之处，换个角度看就是对应的问题，它表现在：（１）金融资源配置的区域过小，大多本地资源本地使用，内部的资金市场由于利率决定的非市场性也无法优化资源配置，资源并不是向着效益最高处流动，银行利润最大化没有获得资源流动上的保证；（２）对跨区域的大客户的服务存在组织机构的障碍，做好这些客户的服务在各区域之间的协调成本过大，若减少协调成本则难以达到优质的服务效果；（３）培养国际性的竞争力困难很大，一家银行上下不能形成大的整体效应，业务品种与中小银行同构，市场定位不清。

从理论上看，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是较为典型的一层管理一层的“科层制”结构，其基本特征或组织机构要求，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经典“科层制”理论所描述，有四个突出的方面。第一，专业化。即适应社会分工的需要，国有商业银行不同专业的人被安排在不同的层级和位置上，他们专业化地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分工也就意味着协调和合作，在商业银行内部，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岗位和部门不需要其它岗位和部门的协调和合作能够完成一件事情。第二，权力等级制。国有商业银行是依靠不同层次的权威来控制和监督体系运作的，对上服从和对下发号施令，是最为基本的决策和执行程序，它具有实现既定目标的内在严谨有效的结构，也有来自于不同等级权力位置本身的激励；在授权管理的前提下，总行、分行和支行在权限范围内活动，超过权限就必须有从下至上的申请，及从上至下的批准。第三，规章制度化。国有商业银行的重大事项决策及日常运作是按照规章制度来进行的，规章制度化保障了组织机构内部各种活动的规范化，尤其是各种活动的统一标准消灭了人为的随意性。第四，非人格化。国有商业银行在各项经营活动中原则上不能含有个人的情感因素，以便严格地排除私人感情去 处理公务事项可能带来的偏差，减少人为的磨擦和对立。

马克斯．韦伯认为，“科层制”的基本特征或基本要求，并不表明这种组织机构体系能够自动地实现最高效率目标，只有“规范的”科层制能够实现最高效率。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能否最高效率地运作，还在于“科层制”组织机构体系是不是规范。实际上，世界上大型的组织机构体系，大量的结构都是“科层制”的，运作的效率却是差别很大，这就说明“科层制”只是实现效率的一种组织基础，并不必然导致最高效率。由此来看，我们可以从国有商业银行上述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入手，看其规范程度多大来选择进行改造的方面和力度。

与经典“科层制”组织机构体系对应的，还有一种“部门制”的组织机构体系，它是在一个大的组织机构内部，分列出不同类型的部门自成独立体系的组织机构结构。时下许多欧洲商业银行实行的体制，就是按照不同的产品部门设立批发性业务部门、个人业务部门、投资银行业务部门等，它们均相对独立地存在，部门与部门之间不是协调合作关系，而仅仅是一个屋顶之下的“兄弟”关系，它们自成体系，从上到下一贯到底。实际上，我们对于“科层制”和“部门制”是非常熟悉的，它们通常被俗称为“块块制”和“条条制”，前者以分、支行为相对独立的单位，后者则以产品或客户部门为相对独立的单位。

严格讲来，按照产品或客户部门来构建组织机构体系（部门制），与按照专业分工的方式来构建组织机构体系（科层制），它们都在科层制的大范围之中。两者不同的是，传统的“科层制”对于层次或层级的多少没有限制，它仅仅强调权力等级之下控制与协调的有效性；“部门制”则看到了传统科层制下控制和协调成本的巨大，传统“科层制”的缺陷与改造的必要也就充分显示出来。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认为，通过用每一个都对自己的绩效负责的自主单位替代集中控制的“科层结构”，能够使组织产生极高的效率，因为它能够大大地减少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协作成本。因此，“部门制”的组织模式也被称为 “威氏模型”。

比较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和“威氏模型”，“科层制”也就是“多层级”的组织模型，它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以层级连结信息通道，基层信息或市场信息上行，决策信息下行，部门之间强调协作配合，多个层级由上至下地通过权力体系来控制和监督；威廉姆森的模型则以“多部门”为组织基本规定，它以产品或客户为对象来综合地构建组织，部门之间相对独立，组织层级很少，一个部门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组织，信息不论是“上行”还是“下走”，通道全部内部化，权力作用只发生在内部而不在不同部门之间。从实践过程来看，“科层制”和“威氏模型”在现代社会中都存在，大型组织的机构体系既有选择前者也有选择后者的，还有两者混合型的。在规范的“科层制”中，组织机构体系理论上讲是高效率的；而在“科层制”与“部门制”的比较中，“部门制”是发现了“科层制”中效率问题而产生的，它表明“部门制”对于“科层制”的某种替代功能。但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看，“科层制”与“部门制”各有优点和缺点，不能简单地比较，更不能简单地选择。

可见，在国有商业银行的组织机构体系改造的选择中，我们面对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选择“科层制”（或“块块体制”）还是选择“部门制”（或“条条体制”），还是选择两者混合的体制；二是在选择好某种组织机构体系之后，如何对组织机构体系进行内部的规范和完善，以便达到最高效率的要求。作为企业性质明确的国有商业银行，它实行什么样的组织机构体系，并不能够完全由自身业务的运作内部需求来决定，而是要充分地考虑市场和客户的情况来进行设计和决策。

美国花旗银行作为享誉全球的国际化商业银行，其组织机构体系是相对典型的“科层制”结构，实行总行、地区总部、国家分行、城市分行的组织机构设置体系。花旗银行总行，主要职能是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没有直接为客户服务的功能。总行的部门设置和职员人数规模都很小，仅设置有办公室、战略部、财务部、风险部、人力资源部、运营部（仅负责政策的制定）、法律及公共事务部、审计部，以及销售和交易、证券托管及全球产品等部门。花旗银行总的战略指导思想是，靠近市场，下放权力，分散经营，通过分配更多的资源用于客户服务来赢得最大的利润。业务的运营则主要由花旗银行设在世界各地的分行来进行。

作为主要的组织机构层次之一，花旗银行的地区总部是银行业务经营的直接管理层次，负责对所在地区所有分支机构的业务运营管理，其功能与总行功能基本一致，主要从事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及管理，不直接经营，有点类似于我们国有商业银行的总行职能。地区总部的下一层次是国家分行，具体从事银行业务的经营，但还设置有某些特殊的管理职能部门及对客户的营销部门。如公司业务，通常会根据所在地区市场的情况，分设相关的跨国公司处、本地客户处、金融机构处、中小企业处等等。在大的国家中，国家分行下面再设城市分行，它们所在国家分行的分支机构，只进行经营，原则上不设管理或后台部门，直接面对市场和客户。

组织机构体系的“科层制”当然是服从于市场和客户需要来选定的，美国花旗银行的“科层制”结构，从战略上看，它具有对全球市场和客户资源充分掌握并提供最好服务的组织机构支持，战略定位和具体操作相对分离；同时，从内部激励及市场反应和决策效率来看，又有着服务于地方客户和市场的优势，它以地区分支机构为成本、资源配置及利润的中心，较好地实现了内部经营管理与外部市场客户需求的一致性，为赢得最佳的经济效益打下了基础。美国花旗银行时下在全球有５０００多个机构，１３万多员工，地区性的组织机构体系选择，与总部之间战略定位的协调，保证了花旗银行强大的生命力。因此，该行研究组织机构体系的高级人士认定，花旗银行组织机构体系目前不能说是最好的，但却是最适合花旗实际情况的。

英资的渣打银行选择的则是“部门制”组织机构体系，但它也经历了一个由典型“科层制”向“部门制”转变的过程。该银行建立于１８５３年，目前在世界４０多个国家拥有近５００家分行，总部分别设置在英国伦敦、新加坡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之前，渣打银行实行的是按地理区域管理的分支行组织机构体系。随着市场资源的变化，特别是客户需求的变化，九十年代开始重组了内部组织机构体系。１９９５开始，按业务种类归并，形成了以业务种类为主线的两大业务部门，即公司类批发业务部门和个人类零售业务部门。这两大业务部门各自成体系，内部有专门的人力、财务等资源配置部门，大体相当于一家银行之内两家相对独立的“行中行”，地区的分行或总部的负责人，只是对非业务事项进行协调，业务则由各地的分支机构按业务直线向上一层次报告，业务、成本、利润中心并不在各分支机构，而在这两大业务部门。这是明显不过的“威氏部门制”组织机构体系模式。不过，在一些小国家，渣打银行的机构设置还是区域性的分支行制，这也体现出渣打银行因地制宜的组织机构设置思想。

二十世纪后期十多年来，欧洲的各大商业银行组织机构大有向“部门制”转变的迹象。转变的动力大多来自于市场的变化和客户需求的变化，同时，银行内部也由于信息科技手段的进步得到了足够大的基础支持。如欧洲统一货币为欧元，就使得整个欧洲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大为提高，客户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业务流动量大为增加，对于银行服务就要求统一化、整体化和标准化，而不是接受不同国家不同模式和不同收费标准等。原来按照国家分行方式设立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对某个客户在整个欧洲甚至于在世界范围之内的统一服务就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它激励了银行按照业务种类来重组内部机构的重大改变。

不论是典型的“科层制”还是“部门制”，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的变革本身并不是目的，为了某种体系而变革体系，理论上不能得到支持，经验上也得不到支持。因此，借鉴国际上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选择和变革的经验体会，因地制宜、因行制宜，根据市场和客户的变化，并根据信息等科技进步的速度和质量，来决定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设置的模式，应当是正确的选择原则。

和其它商业银行一样，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银行的客户定位非常重要，而客户资源的现实情况又约束了对于客户的定位或选择。正是这样的客户资源状况和由此生成的客户定位，基本上决定了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的战略选择，近期还应当是“科层制”模式。

前面已经谈及，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市场分割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商品、资金、劳动力的流动已经在较大的区域内形成，但市场分割的状况还相当地严重，它使得客户的各种资源的配置与流动，仍然有着地区性的重大限制，相应地，服务于这种分割市场下资源配置及流动的银行业组织机构体系，“科层制”下各分支机构具有较为明显的体制优势，它容易形成地区化、个别化或差别化服务，赢得市场较大的份额。同时，国有商业银行时下客户主体还是地方性质的，特别是地方政府，既是银行业服务的一个特殊“客户”，还仍然是当地经济的主要组织者和资源配置方，“科层制”的组织机构体系有着与客户和地方经济主导力量的天然和谐性，这是取得最好客户资源的基础。只要是客户资源的地方性质突出，银行组织机构体系按不同地区的分支行来设置的“科层制”构造就是相对最佳的选择，至少不会是最差的选择。

从１９８４年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开始起算，国有银行的商业银行化改革不过十多年的历史，若从１９９４年分离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来看，真正改革的历史时期则更短。就是在这样短短的时期内，国内的市场和客户资源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大的集团性企业开始了业务经营与财务资源配置的内部改造，企业集团范围内统一的资源配置与管理体系正在形成，这就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国范围之内，对同一集团客户整体提供统一、标准的服务成为了银行组织机构体系重组建设的一种推动力，它使得按照业务种类来设置“条条式”的机构体系代替时下“块块式”体系有了源自于客户资源变化的必要。但从整个资产负债结构水平来看，这样的客户资源在总量上还不足以动摇国有商业银行“科层制”结构，在现在“科层制”下适当增加全系统性的服务功能，协调好不同地区分支行的运行，上下联动，左右配合，尚能够保证较高质量服务的实现。因此，要有对于市场变化特别是客户资源变化的跟踪，也要有相应的内部体制变革的考虑，但不必过于着急地选择某种体制替代所谓“旧的”体制。

此外，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息科技进步相对于国际化的大商业银行来说，尚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渣打银行从“科层制”转向“部门制”，只是将内部信息的报告线进行适当的调整，就可能保证组织机构体系变化后，新的体系对于信息传递的需要，基本的信息体系并不需要多么大的调整。这一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还难以做到。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基本信息分散，信息整合水平较差，信息整理的重复劳动量非常大，科技手段的支持尚不足以保证“部门制”组织机构体系对于信息传递的要求，无法支持整体的市场分析、客户变化分析及决策的敏感性分析等，信息管理的质量问题严重地阻碍了组织机构体系的转变。相比较而言，按照地区来设置的分支行机构体系，大量信息收集、整理和分析范围相对缩小，信息的传递及运用对信息管理及科技手段的要求小得多。坦率说，实行“部门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息管理现状基本不支持。

事实上，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组织机构体系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科层制”与“部门制”之间的选择问题，而是如何做好“科层制”组织机构体系的“规范化”问题。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科层制”上存在的不规范，应当说是相当严重的，它们是效率和效益的最大敌人。

首先，“科层制”中层级设置较为混乱，许多分支机构层级设置过多。特别是在省会城市行，国有商业银行原来体制下通常设置有省分行、市分行、支行、分理处、储蓄所，这样的层级结构大大地增加了管理成本，市场反应迟钝，资源配置无序，决策效率低下。经过近年的改革目前情况已经有所变化，但不少分支机构的层级数量仍然较多，资源配置和业务经营目标要求极不相匹配。

第二，各个层级管理中，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尚存在问题，等级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服从于规章制度而来，而是服从于少数个人的意志而来。因人而事，因人而为，因人而褒贬，因人而勤懒，造成了层级管理中规章制度的虚置，权威人格化，由此带来了人对规章制度的较大面积冲突，大大地增加了内部管理的矛盾和磨擦，降低了效率，最后导致增加运作成本。

第三，专业化分工与协调存在巨大的调整空间，协调事项过多过杂。国有商业银行现行的“科层制”中，专业化分工的要求不突出，对于专业化分工的理论研究和实际配置过于简单草率，特别是个人意志决定事项较多，使得从上到下各个层级中的部门之间分工不确切，协调事项困难很大，协调过程很长，协调程序过多，正好掉到了“威氏模型”所指出的协调成本巨大的“陷阱”之内。

针对这些“科层制”规范差的问题，改革的设计必须更多地诉诸于整个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整体战略目标要求，并从制度上确立尽可能统一的层级设置标准，根据有利于整体目标实现的要求，对银行整体运行功能进行详细分析后，构建或重组各个层级上的不同管理或运作部门，以岗位职能来约束不同层级人员的权威等级，而不是由官职大小来约束（实际上也约束不了），尽量保证“科层制”的简明化，专业分工明确，报告线条清晰，信息上下通畅。

其实，国有商业银行“科层制”的规范化问题，既是历史累积起来的结果，也与现实改革的激励力量不够密切相关――改革对于改革参与者没有足够“好处”的原因，改革缺乏必要的动力。例如，减少层级的改革将有利于银行的效率和效益目标实现，但如此的改革通常会降低某些层级上的资源配置量，改革真是“革自己的命”，改革的积极性得不到调动。与此同时，层级越多的分支机构，得到的资源配置总量也就越大，它反向地激励着人们对层级设置的改革热情消失。改革的激励问题，实际上是国有商业银行乃至整个改革中具有共性的问题。在“科层制”改革的进程中，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真正推动力目前主要在上层改革的领导决策和设计方面，上层改革者似乎不存在改革利益上的损失，积极性没有影响；但下层改革参与者的主动性及热情，取决于改革对自身利益的伤害程度，许多的改革方案即便能够出台，只要有损于参与者的利益，就是能够执行，也会出现一定的走样变形。上述“科层制”中存在着的大量不规范的问题，大抵没有人不清楚，但如何从改革的激励中找到上下一致的改革力量，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在通过改革赢得银行整体的效率和效益中，让改革的参与者得到一定的实惠，尚处理得不 到位，而这正是解决现行国有商业银行“科层制”中问题的关键。

四、三大战略选择之下必须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对于国家掌握产权或大部分产权的战略选择、大商业银行战略选择和“规范的”科层制战略选择，涉及到几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或前提问题：（1）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补充问题――既然要保有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的主要部分，在银行资本金目前普遍不足的情况下，以各种方式补充资本金就势所必然，考虑到财政收入的情况和国有商业银行要求补充的资本金的规模，近年可以考虑有选择地先在加大改革试点的银行直接补充部分核心资本，并在政策上允许各家银行多渠道地增加附属资本；（２）对国有商业银行处理不良资产给予政策方面的支持，让国有商业银行能够如同资产管理公司一样地及时处置银行尚存有的不良资产，如果存在着法律方面的冲突，可以考虑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继续实行剥离的方式来赢得国有商业银行历史包袱的减少，造就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的一个相对宽松的空间；（３）政企严格分开，大幅度地减少与商业银行经营无关的内部机构组织设置和人员配置，尤其重要的是，大幅度地减少与商业银行经营无关的各种名目的行政活动或社会活动；（４）在上市之前的股份制改造中，允许国内民间资本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进入，丰富资本结构的同时，为未来中国“自己的”源自于民间资本的大商业银行积累基础；（５）鉴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者主体的不明确，必须确立谁是改革者及改革者的主体地位，从现实格局看，改革者的必然选择只能是国有商业银行时下的组织者、管理者和经营者，必须寻找并建立对这种改革者的激励机制，在给予改革者利益基本保障之下，让改革者自己积极主动地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战略选择的实施。

第三篇：高中化学教学论文 高中化学课程改革的构想(二)

高中化学课程改革的构想

（二）高中化学课程的内容应根据必修课、选修课和活动课设置的目的来选择课程内容，使这三类课的内容各有侧重。具体说来，其各类课程内容的构想如下：

1．必修课内容（化学Ⅰ）

在义务教育初中化学的基础上，必修课内容（化学Ⅰ）侧重于提高全体学生的素质。宜选择那些最基储最重要的化学知识，使学科体系和结构保持相对完整，使学生在知识、技能、能力、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学习和培养方面得到全面提高。

对化学基本概念和原理，侧重于定性介绍，并注意适当渗透现代化学观念，重点介绍物质结构理论、元素周期律、化学反应及其变化规律等；对于元素化合物知识，则以元素周期律为框架，以金属和非金属两类分区，侧重于一些典型性、规律性、实用性、先进性知识的介绍，尤其要注意联系现代社会生活实际，如环境保护、能源、材料、卫生，健康等，并注意适当反映化学发展的趋势和科技新成就；对于化学实验，则应适当提高化学实验在课程内容中所占的比率，提高实验质量，充分发挥实验教学的综合效益；对于化学计算，则以有关摩尔的计算为重点，并适当降低综合计算题的难度。

总之，必修课突出核心内容，强调基础，但又不过分追求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注意用先进的科学知识充实教学内容，但又要在学生的可接受性上下功夫。

在加强“双基”的同时，注意发展学生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以及优良品质；并注意介绍化学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引导学生关心与社会发展有关的化学问题等。

2．选修课内容

必选课（化学Ⅱ）内容的选择，更多地侧重于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进一步拓宽他们的化学视野，提高他们学习化学的兴趣。化学Ⅱ（上）的内容与化学Ⅰ（下）的内容密切相关，但比化学Ⅰ（下）的内容适当拓宽加深。化学Ⅱ（下）的内容较以往有较大的突破，意在选择一些适宜的专题型研究课题，以课题形式综合组织各单元内容，将化学理论、元素化合物知识与实验等融合为一体，使学生不仅学习知识，还了解化学研究的方法。注重于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精神，使学生能在较高的起点上，对中学所学的知识起归纳、整理、提高的作用。课题举例如下：物质结构理论的衍变晶体结构与物质性质的关系无机化学反应规律初探化学反应与能量联合制碱法及合成氨适宜条件的选择一些有机物的合成思路和方法未知物的检验实验研究高中一、二、三年级都可开设任选课。总起来讲，任选课内容可分为二类：一类为学术性的，则可适当拓宽加深学生的知识，如实用化学、化学实验等；另一类可侧重于适当渗透职业教育因素，为学生高中毕业后直接就业作准备，如化学分析、小化工生产等；第三类可与相关学科一起开设综合课，如环境保护、人防知识等。任选课为考查科目，也可采用学分制。

3．活动课内容

活动课内容可以结合本地区和各校的具体情况以及学生的兴趣、爱好等灵活选择，其内容的范围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化学兴趣小组活动和家庭小实验；参观厂矿、科研单位以及科技展览；对当地化学工业、环境保护及污染、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和保管，以及卫生保健等

用心 爱心 专心

第四篇：党校图书馆现状与管理改革构想

党校图书馆现状与管理改革构想

21世纪的党校不仅承担党政领导干部、理论骨干的培训和轮训，还承担着以党政干部和理论骨干为对象的学位教育，依托党校力量举办的函授学历教育，并且和培训轮训公务员的行政学院（枝）合署办学，肩负着培养一支不仅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而且忠于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的重任。要完成这一任务，除了要求党校有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外，还必须有一个能满足教学科研需要的现代化图书馆与之相适应。1994年全国党校文献情报学会第三次年会暨馆长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图书馆规程》（下称《规程》）中明确规定：“省级以上党枝图书馆要逐步建成有党校特色的文献、检索、研究和服务中心，成为本地区、本系统乃至全国文献信息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地市以下党校图书馆应成为本地区、本系统党校文献及务基地，并逐步联阿，形成馆藏结构合理、管理科学规范、服务手段先进、辐射全国的党校文献信息服务体系。”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党校图书馆距此目标较远，发展缓慢，已经不能适应党校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作为从事党

校图书馆工作多年的笔者，深为这种状况焦虑，怎样加快党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发挥其在党校教学科研中的作用，笔者试从党校图书馆的现状中找原因，根据原因找办法，以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党校图书馆的现状

80年代初中期，党校各级图书馆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进入90年代后，在出版物呈爆作式增长、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党校图书馆不但没有迎来繁荣的景象，反面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经费严重短缺的干扰下，使图书馆一系列工作的正常开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目前的状况很不景气，具体反映在以下的几方面：

（一）发展缓慢、不平衡

由于经济实力不同、投入的多少不同、领导重视的程度不同，使原本发展不平衡的党校图书馆之间的差距拉得更大了。这种不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系统内党校图书馆的不平衡，首先是不同层次间的发展不平衡，省级以上党校图书馆处于系统内的高层，经济基础坚实、物质条件丰厚、信息资源比较丰富、馆舍设备比较齐全、服务手段和管理方式都比较现代化、投入多、发展快。但就其组织形式、职能作用、收藏载体、服务方式、服务对象、服务途径、服务范围、服务层次及工作手段看，也还没有完全脱离第二代图书馆的模式；地市级党校图书馆与省级以上党校图书馆相比，无论在经济条件、基础设施、人员配备，还是现代化手段方面都是望尘莫及，基本上还属于第二代图书馆的格局；至于县（区）党校图书馆，藏书量少，馆舍面积小、服务方式、管理手段都比较原始落后，既无防尘、防潮、防火、防盗等书库设备，又无音像视听、打字复印、缩微、光盘认读等读者设备，可以说还没有完全跳出第一代图书馆的圈子。从中央至县（区）党校图书馆呈递减式趋势发展。其次是系统内同一层次党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就拿盐城地区的县（区）党校来说，藏书量多的达3万多册，少的只有几千册；馆舍面积多的有一百多平方米，少的只有几十平方米。在人员配备上也不平衡，少的只有1人，一般2人，最多的有5人；组织机构的建制也不统一，全市共有9所县（区）党校，只有建湖和滨海两党校图书馆实行校长领导下的馆长负责制，其余的都附属于其它科室。二是不同系统图书馆之间的不平衡。《规程》（试行）中指出：“中央党校图书资料中心的规模和设施应不低于重点高等院校图书馆；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校图书资料中心（图书馆）应相当于普通高等院校图书馆；地市党校图书馆应相当于大专院校图书馆。”从目前情况看，各级党校图书馆都低于这个标准，而且在服务手段和资源共享万面，已远远地落后于同一层次的高等院校图书馆。随着图书馆现代化的发展，计算机在图书馆中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大中专院校图书馆不仅实现了图书馆内工作和管理的计算机化，更将大批钓计算胡提供给读者，使其能根据自己特定的检索要求自由地进行馆藏检索，光盘检索，英特网浏览，多媒体阅览等等。例如清华大学图书馆于1995年已联入英特网，在WWW界面上建立了自己的主页，从此，清华图书馆就是网上的节点，既可以获得网上的信息，又可把自己已数字化了的馆藏文献汇入网中，英特网网上的任何用户都可以通过网址访问清华图书馆的主页，利用这座图书馆的资源。1998年清华大学还与北图、北大图书馆签订了“资源井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合作协议书。又如，1997年，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已建立了为广东省高校图书馆计算机网络技术服务中心，为广东省高校图书馆提供软硬件支持服务。右此之前，还在华南师大成立了一个文献处理中心，实行统一订书、统一编目。目前，全国约有500多所高等院枝建成枝园网，其中部分院校依托中国教育科研网（CERNET）成功链接因特网。中山大学和广东科学技术情报处，已建了国际联机检索终端……可是党校系统图书馆在计算机网络化、资源共享方面至今榜上无名。

（二）图书馆地位朦胧，形似神散

素有“高等院校支柱的第二课堂”美称的图书馆，在党校中的地位是朦胧的。虽然《规程》中晚确指出：“党校图书馆是党校的文献情报中心，是为教学、理论研究和领导决策服务的学术性机构。它的工作是党枝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在平时的宣传口号中也强调“教学是关键、理论是前沿、图资是基地，”要加强图书资源建设和信息服务工作，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信息服务的现代化。可在实践中又是一番景象，往往不能到位。首先表现在经费的投入上。各级党校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搞其它项目的建设，但图书馆的经费投入较少，就连《规程》中规定的“图书馆的文献购置经费应不少于党校总经费的百分之八”这个数目往往也不能到位，县（区）党校降到6％、降到5％也不能实现，甚至降到1％也还是不熊实现；其次，表现在组织机构的设置上。《规程》第二十二条规定：“图书馆实行校长领导下的馆长负责制”，这方面地市以上党校做得好一些，可县（区）党校难度就特别大。就江苏党校系统的81所县（区）党校而言，只有16家有独立的“图书资料室”，实行的馆长负责制，其余的都附属于其它科室；三是表现在图书资料人员的待遇上。在职称评聘、先进个人评选、奖金的分配、干部的任用和继续教育等方面，与教学人员相比，还不够一视同仁。四是表现在人员编制上。党枝图书馆的人员分配不够合理，且随意性很大。例如，笔者单位在80年代初，班次少，藏书量只有六、七千册的情况下，图书室只有一个人，86年后，办学规模不断扩大，读者不断增加，不仅有函授学员，还有脱产的中专班，藏书量从六、七千册增加到近三万册（不含期刊），仍然只有一个人。目前各级党枝领导没有把党校的规模和任务、学校编制的总额、馆藏数量及馆舍条件作为定编的依据，而总是笼统地说“不少于几人”，这样苦乐不均的现象比较严重；另外表现在党校图书馆发展情况的交流上。党枝图书馆至今既没有自己创办的刊物，也未能在党校的其它刊物上辟有自己的专题栏目，广大图资工作人员很难了解到各馆的工作、学习、发展情况。

（三）藏书建设下滑，供求矛盾突出

90年代以来，由于各类出版物数量骤增，价格攀升，而购书经费下降，受此“两升一降”压力的冲击，使原本不甚丰厚的党校图书馆陷入经费严重匾乏的困境，无奈之下，各馆大量压缩书刊文献的订购种类和数量，尤其是县（区）党校的删减幅度更大，有的馆已多年不购书了，封羊就不能保证书刊文散在学科内容上的全面性和连续性，脱节断层现象比较严重。例如今年九月，大丰市进行党政科级干部选拔，应试者纷纷前来党校图书馆求援，但因图书资料内容陈旧、或残缺不全而拒借率很高。又如，笔者单位一位教员要上党建课，向图书馆借了一本党建的参考书，看后，满脸沮丧地对图书馆人员说：“借的书不派用长，里面竟没有一点关于邓小平的建党理论。”为了应付经费残缺，党校大多数图书馆还采取了“舍书保刊”的策略，结果对口专业的图书和相关专业的图书引进极少，虽然期刊能及时反映科技进展，但是期刊论文毕竟只报道“点”，难以反映“面”，这样就给一些资深教授著书立说、编写教材需要参考权威性的著作和年轻教师要纵观某一学科领域当代水准的全貌、必须阅读权威图书带来一定困难。目前，最棘手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新学科不断出现，信息知识量剧增，出版物数量庞大，原有的藏书多数无用，党校教学和科研对图书资料的需求不仅迫切，而且是多方面的；另一方面，是经费严重匮乏，又无法同步投入，供求矛盾非常大，直接影响了读者对图书馆的信心。

（四）服务方式被动，服务对象单一

图书馆的最终目的是为读者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要求。党枝图书馆从90年代开始，就提出由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化多功能图书馆转轨的方向发展。所谓多功能，从党枝图书馆看，就是以充分发挥其情报职能和教育职能为目标，冲破收收发发借借还还的被动服务方式，采用高效便捷的现代化手段，服务读者，联系读者，吸引读者，努力提高馆藏的利用率，最大限度地挖掘图书馆的潜能。由于主观上缺少深层次、高质量的服务意识，客观上缺少现代化设施，致使党校图书馆至今还停留在“等客”上门，“提供”资料、收收藏藏借借还还的被动式服务层面上，又由于沿袭传统的做法较多，一直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之中，服务对象局限于校内教职员工，没有主动地为社会上的其它读者服务，所以社会的知名度也就不高。

（五）专业队伍整体素质不高，服务能力不强

随着我国计算机普及率和使用率的不断提高，图书馆从手工操作走向自动化管理已成为必然趋势，这就要求图书馆专业人员不但要具备丰富的学科知识、专业知识，还应有对信息的洞察能力，以及搜集、传递信息、信息咨询和网络操作的能力，使其成为能和图书馆专业知识紧密结合的某方面学科专家和网络交换能手，这样才能较好地为读名眼务。但冷前大多数的党校图书馆专业人员，离这要求很远：一是文化知识不广博。党校图书馆的专业人员大多不是按专业对讨分职去的，而是通过各种关系塞进去的，所以学历起点较低，具有大专、本科第一学历的人少，研究生或双学位的人就更少，博士生尚属空白。知识面也不广，除了在学校里学得的文化、科学知识外，很少有人具备其他学科（如英语、古汉语、哲学、科社、政经、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方面的专长；二是图书馆专业知识不精深。党校图书馆的专业人员大多是“半途出家”，都不是备图书馆工作的专业知识，即使后来采取自学、函抓脱产等补救措施，但由于没有健全的培训制度，以及受工作、经费、年龄等因素的限制，学习普及面不广。又由于既要工作，又要学习，既要学习业务方面的知识，又要学习其它学科的知识，精力达不到，所以在图书馆专业知识方面还不够精深，二是计算机专业知识偏低，党校图书馆的现代化应从现代化手段入手，重点发展电子计算机管理，兼顾光学技术，声像技术的应用。要使计算机对图书馆工作实行自动代管理，首先要求图书馆的专业人员要有高超的计算机技术，既要掌握计算机的操作规程和技巧，又要掌握信息查询工具；既要掌握硬件知识和网络相关的知识，又要掌握和上网必备的软件知识，这样才能准确及时地帮助读者获取所需信息资料，并能应对在操作过程中的突发事故。目前各级党校图书馆的专业人员，特别是县（区）党校图书馆的人员对计算机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少，甚至不知，精通计算机的专业人才奇缺，据1993—1994统计，我国中央和省级以上党校图书馆的810个工作人员中，只有20人是学自动化专业的，仅占总人数的2.5％。

俗话说“工欲其善事，必先利其器”，要有高质量深层次的服务，就要有高素质的人才，鉴于上述的状况，就决定了党校图书馆的服务能力相对薄弱。

综上所述，党枝图书馆存在上述现状的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知识增长快，出版物数量多，书价涨幅高，图书经费少，党校发展快，新开课程、新设专业多、需求量大，以及基础差、起步晚等原因所致；二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领导重视不够、管理不善以及图书馆人员自身的问题所造成的。

二、管理改革的构想

如何改变上述现状，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以加速党校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笔者认为要搞好党校图书馆工作，还要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靠领导的重视，二是靠经济的支持三是加强图书馆的科学管理。下面试从这三方面因素提出一些改革的意见和设想。

（一）建立党校系统图书馆的管理机构，变块块管为条条管。

目前各级党校在行政上分别隶属于各级党委主管，而各级党校之间是一种兄弟的协作关系，不是领导和被倾导的关系，只是在业务上级党校有对本地区下级党校进行指导的任务，党校图书馆也只有通过中央党校图书馆和全国党校文献情报学执行中有很大的随意性。比如《规程》中规定：“图书馆的文献购置费应不少于学校总经费的百分之八。”由于此《规程》不具行政约束力，各级党校领导可按规定如数拨给经费，也可以小于这个规定，也可以不给。即使不给，也不需追求责任。又因为各级党校图书馆与校领导是上下级关系，给多给少只能任其自然，图书馆不好又不敢和领导抗衡。这种状况的形成，就是因为没有自上而下的专门管理机构。如果改块块管为条条管，那么上级党校图书馆对下级党校图书馆在亚务活动、经费使用、统筹规划和人员调配方面就有管理权，这样不但有利于加强和协调全国党校图书情报工作的发展，也有利于提高科学管理的水平。但这种设想的实现，仅靠图书馆人员的主观愿望是不够的，必须依靠“高头”的宏观调控才能实施。

（一）建立分管校长负责制，变被动重视为主动重视。

要搞好图书馆工作，“领导是关键，经费是基础。”这是党校从事图书馆工作的同仁从实践中总结出的一条经验。

千锤打锣，一锤定音”，领导拍板了什么事都好办。例如：江苏的宝应县委党校，经济基础薄弱，地理位置偏僻，但由于该县的县委书记重视党校建设，就利用行政命令迁址征地，多方筹集资金，在各方面实行减免优惠政策，使该校在自有资金和实际需用资金相差800万的情况下，在空白地上建起了一座总面积达1万平方米，融教学、办公、食宿、娱乐为一体的现代化大楼。图书馆的工作也是如此，如江苏某一县委党校，由于前任领导不重视，在他任职的四年内，每年只购几十册书，后任领导重视了，每年购书经费不少于5000元（不含资料性图书和报刊杂志）。但是由于传统的偏见，各级党校领导对图书馆的重视还不够。虽然《规程》上也明确规定：“各级党校应有一名主管教学或理论研究的副校长分管图书资料工作”。但由于《规程》不具有行政约束力，上级党校图书馆无权管，分管党委又不去管，致使图书馆工作搞得好与不好，不要负任何责任。再加上校领导和图书馆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只能是图书馆“希望领导重视”，而不是领导的“我要重视”。笔者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建立分管校长负责制，把党校图书馆工作纳入领导的考核范围，制定一定的目标措施作为考核内容，对达到标准的给予表彰或奖励，达不到标准的给予一定处罚。同时建立同级党校图书馆的评比制度，由上级党校牵头，定期地组织分管校长、馆长深入实地进行考察评比，评出优劣，以而显示领导的重视程度。这样就可以改变会上重视、会后忽视，检查时重视，检查后放松的局面，变被动重视为主动重视，起到推动党校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作用。

（一）依靠宏观调控，实行联合办馆。

文献资料是党校图书馆赖以存在和实现自身价值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要增加文献信息的数量，就需要足够的资全。目前党校图书馆的经费严重短缺，原有的藏书已大部分陈旧过时，新的文献又很少购进，图书馆的文献信息已不能满足教学和科研的需要，要缓解当前党校图书馆经费紧张，供求矛盾突出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联合办馆的途径来解决。就是将培养对象相近、性质相似的馆（室）组成一个社会型的大馆。比如，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他们在培养对象，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灌输马列主义方面，在理想信念思想政治工作，党史党建、党风党纪的宣传教育方面是和党校一致的，有时还联合办班，象这样的单位就可以实行联合办馆。组成后，可根据各自发展的方向进行馆藏的明确分工，以避免重复入藏相同的文献；合作建设馆藏，统筹安排文献的采购，然后编制联合目录，提供检索工其，发放联合馆的读者通行阅览证，实行馆际互借，协调工作等。要实现联合办馆，仅靠单位之间的协商还不可能实现，必须依靠宏观调控的手段才能付诸实施。这方面1995年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合并、1998年北京图书馆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签订合作协议书，以及北京图书馆与中科院签订的资源共享协议，这个当今中国图书馆界两大宏观调控的实例已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四）建立系统内的协作网，开展馆际互借。

信息呈爆炸式增长，书刊不断增多，世界上任何一个图书馆也无法将新出现的文献信息一网揽尽，也难以由某个图书馆承担历史文献全部数字化的责任，各馆之间只能借助于宏观调控和现代化信息技术，建立资料共享体系，为读者提供服务。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图书馆已建成内部管理局域网，并外连中国教育科研网、因特网，实现了馆内、馆际甚至国际信息资源的交流与共享，笔者认为各级党校图书馆是一个多层次的有机整体，虽然有规模大小之分，但在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发展方向上都是一致的，而且上级党校图书馆有对本地区和下级党校图书馆进行业务上指导的任务。为此，笔者认为，首先在党校系统的图书馆之间建立起协作网络，实行馆际互借是非常必要的。具体做法：一是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就是在党校系统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以管理整个系统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目前重点发挥中央党校图书馆和全国党校文献情报学会在全国党校图书情报中的作用，领导、规划、解决好党校系统文献情报工作及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方向性、战略性的问题；二是各级党校图书情报机构分工协作原则。即以中央央党校图书馆为核心，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骨干，以地市、县级及基层党校为基层网点，组成一个统一规划、布局、多层次、开放性的图书情报网络，在原有的各种联系和协作的基础上，提高党校文献信息系统整体服务功能的水平与档次。这是缓解经费紧张，供求矛盾突出的另一途径。

（五）变封闭型为开放型，开展适度的有偿服务。

前面讲过，由于党校图书馆沿袭传统的做法较多，以封闭的服务方式为读者提供服务，读者对象也局限于校内的教职员工，实行的是无偿服务。但在市场经济务件下，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服务业的广泛兴起，图书馆不再拥“垄断信息机构”的优越性，这种传统的服务方式已遭到了严峻的挑战。目前人们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已形成共识，许多图书馆已经进行信息有偿服务的尝试，作为购书经费严重短缺的党校图书馆，一方面要利用联合办馆、网上信息、馆际互借等办法来缓解供求不足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可改变服务方式，变封闭型为开放型，面向社会，扩大读者范围，进行适度的有偿服务，这是缓解资金不足的又一途径。同时这样做，不仅是图书馆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图书馆充分发挥情报职能，宣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一种形式。

（六）建立培训制度，加强继续教育

21世纪是社会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以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在全社会广泛渗透和使用，使到书馆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21世纪的图书馆竞争将是管理与服务的竞争，而这些竞争归根到底是图书馆之间专业人员整体素质的竞争。要提高图书馆专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使其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关键是要经常定期地接受继续教育，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不断地充实自己，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目前，党校图书馆专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究其原因，就是缺乏党校图书馆专业人员的培训制度，放松对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因此，建立党校图书馆系统的培训制度已刻不容缓，要根据党校目前在职人员的文化知识、业务专长、计算胡加识和岗位对口等情况，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培训制度。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确立培训目的和指导原则。党校图书馆专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应以知识更新和补充，工作技能提高，知识结松完善，以及创新能力等为培训目的；以岗位的针对性和指导考核的可操作性为指导原则。二是规范培训，建立学习档案。为了保证培训的质量和实效，要把在培人员的在学表现、学习成绩、达标程度记入个人的档案，作为以后竞争上岗、奖金分配、先进个人的评定、职称评聘的依据。三是建立多级培训网络。鉴于目前党校图书馆在设备、技术、师资等方面的培训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建议可由党校行政、专业单位等合作组建多级多方面的培训网络，可以是高层次的培训（如专家讲学、研究生课程等），也可以是常规性培训，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避免重叠培训、政出多门的现象。四是采取多层次的培训方式。可以根据培训对象的不同情况，有区别分层次组织进行。如提高学历教育、职务培训、终身教育等。也可采用自学、函授、远程教育等手段与办法。还可采用专题讨论和学术交流等形式进行培训。

（七）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引进竞争机制。

党校图书馆专业人员的总体素质不高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用人不当，缺少科学的竞争机制。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化建设在图书馆的设施，党校困书馆人事制度的改革已势在必行。如果不实行人事制度改革，引进竞争机制，那么就不能改变把图书馆当作“养老院”、“收容站”的传统偏见。只有改革人事制度，才是建立高素质专业队伍的保证。这方面浙江大学图书馆的做法值得借鉴。他们以“民主集中，科学定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自由流动，双向选择，择优录用”为原则，实行“定岗、选岗、聘岗”三步曲，重组岗位，做到定岗合理，群众满意；选岗公开、公平，成为衡量馆员能力和价值的过程，也是客观评价的过程；聘岗采取集中办公，统一聘岗，让每个职工被聘到能充分发挥自己作用的岗位上去，同时加大考核力度，做到公正、有理、有利。经费则实行自主包干，奖金根据考核实行“三三”制分配，即根据三年来一贯表现、岗位种类、当前表现等三个因素，分别发放三分之一的奖金。

图书馆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美国前总统里根曾毫不隐讳地说：“美国每年经济总收入的49％至60％是图书馆创造的。”有关专家学者也认为，美国的经济与科技之所以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时间居领先地泣，不可否认得益于重视图书馆的建设。所以，重视和加快党校图书馆建设，不仅可以发挥其在党校教学科研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对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作者：中共大丰市委党校 周惠芳）

第五篇：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税制改革论文

中国农村义务教育水平的税制改革

摘要：今年来中国农村义务教育取得很好的成效，但是与城市依然有很大差距，中国的学生教育关乎中国未来的命运，就几个方面对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税制改革提出不足和完善的建议。这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可以缺少的环节，关乎社会公平问题，矛盾必然存在，如果制定政策者能够平衡注重农村教育的发展，给予应有的支持，社会才能更和谐安定。农村的教育应当引起财政部门的高度注意，农村作为弱势单位，应当受到政府在税收方面的特殊优惠，应当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达到世界级应有的水平，这样才能给予国家强劲的后续发展动力，使得农村能够涌现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农村自身的农业模式本身缺少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有心而力不足，需要财政特殊支持。日本教育财政制度值得我们借鉴与反思。

关键词： 中国农村教育不足和完善 存在问题税制改革 中日对比

目录

一.。。。。。。。。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及国际比较1„„„„„中国教育经费投入比重和日本的教育经费投入比重

2„„„„„中国农村学生就餐营养存在问题和日本的现有学生午餐财政制度

二。。。。。。。。。中国农村教育不足出现的原因

三.。。。。。。。。。中国农村教育税制方面的改革措施和日本借鉴经验

四．。。。。。。。。。结论

内容

一.。。。。。。。。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

1教育投入存在问题

联合国建议教育投入的标准是应占国家或地区GDP的6%。目前，世界平均水平为4.9%，欠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4.1%。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衡量，占GDP比例4%都是低水平的目标。中国教育投入占GDP比例4%的目标，不仅和发达国家差距很大，而且还落后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只能和非洲国家的穷国相比，实在令人汗颜。（中国新闻网）《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五，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这些数据足以表明我国的财政政策制定不合理之处，有失公平公允之处，长此以往，农村必然会更加落后，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农民子女没有像城市子女那样的教育机会和改变命运的机会，违背社会主义公平与正义，是对农村学生教育权利的剥夺。

科技兴国，科教兴国。在这个年代，是否已经变成了一句空谈，或者只适用于城市学生，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口号，国民义务教育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凡是日本国民都有义务教育以上的学历，我们跟日本比较，经济总量旗鼓相当，在税收分配方面似乎有很多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

（中国期刊网： 2000 年日本国家预算支出的文教及科学振兴费用约占国家总预算支出的8%

战后重建初期，义务教育免费制度的落实，成为日本各级政府的一项艰巨任务，许多战后初期地方政府首脑因为无法完成法律规定的举办义务教育学校的职责，而辞职甚至自杀。日本的义务教育史被称之为“血泪的义务教育史”，不止一位政府官员因为筹集不到义务教育资金，以自杀以谢国民。

日本文部省统计的2002 年全部教育经费支出的概况，其中学校教育经费占到总教育经费支出的84.6%，而学校教育经费支出中义务教育经费支出占37.2%，是学校教育经费支出中比重最高的。而国家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支出占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的28%，地方为69.9%）(中国期刊网)

小结：中国与国际有明显差距，执行力度不够和制度制定不科学。没有深入思考。

2农村学生仍受营养不良困扰，约一成常年挨饿，这是我国农村存在的问题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九阳希望厨房公益项目等机构均发布了营养午餐改善状况的阶段报告。报告称，营养不良依旧困扰着农村学生，约1/10中西部农村学生每天仅吃一两顿饭，而中西部农村学生吃不饱饭的主要原因是没有食堂。

营养不良依旧困扰农村学生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昨天联合发布了《中国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报告2013——加强学校食堂建设打破营养改善瓶颈》蓝皮书。蓝皮书显示，农村学生营养状况明显改善，但城乡差别仍较为显著，农村学生生长发育水平偏低，隐性饥饿普遍存在，存在“吃不饱、吃不好”的问题，约1/10中西部农村学生每天仅吃一顿或两顿饭，很多贫困农村学生只能吃米饭、馒头和咸菜。营养不良依旧困扰农村学生。虽然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

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但多份报告指出，很多中小学校因为缺食堂或者食堂存在问题，出现“有米无锅”的现象。蓝皮书指出，目前“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县近一半的中小学校没有食堂，即使有食堂，也存在基础设施差、厨房设备简陋、缺乏就餐场所，食堂工作人员不足和技能低下、食品安全缺乏保证等问题，制约了学校食堂供餐的推广。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昨天发布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评估报告》中也指出，没有合格的食堂是农村学生吃不饱吃不好的主因。（腾讯教育 新闻滚动京华时报[微博]孙雪梅 2013-05-21 03:50）评估报告认为，营养改善计划在供餐形式、食堂建设、食品安全、资金监管、学校与教师负担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中国网）农村学生占据中国学生的大部分，尤其是打工农村父母，常年不在外，农村子女教育还受到户口的局限性，农村学生的上学营养问题函待解决。农村学生在营养方面明显落后与城市学生。从宏观角度看，丧失基本的社会公平。城乡差距依然明显。我国存在城乡差距，农村尤其落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的教育中孩子的营养情况：日本营养午餐在中小学普及率分别为99.4%和82.2%，已成为一项普惠制度

学校营养午餐的价格约为市场价格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特困生午餐免费

国家与地方财政对学校营养午餐给予经费补贴，中央财政负责提供配餐中心及学校配餐室的硬件与设备，地方政府（县、市、町、村）提供配餐中心及学校配餐室工作人员的工资及运输费用等、学生家长只交营养配餐的原材料费。固此，学校营养午餐的价格约为市场价格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约250—300日圆（合人民币19-23元）。对特困学生，免费为其提供午餐，免费午餐的费用由国家和地方财政各支付50％。

父母经济困难而无力支付午餐费，学生可获得地方政府提供的午餐和学费援助

在营养午餐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的情况下，日本文教大臣2009年在接受“Japan Times”采访时透露，营养午餐制度所面临的一大问题还是有的家长不愿付钱。日本文教省的调查结果显示，在2005财年，有98993个学生的家长没有支付营养午餐费，占全国学生总数的1%。调查中，60%的小学和初中认为，不支付营养午餐费的家长没有责任心和道德感。文教大臣说，以前人们不支付午餐费是因为经济困难，现在可能是其他原因。2008年，包括神奈川县政府在内的一些日本地方政府决定向因为父母经济原因而没有支付午餐费的学生提供午餐和学费援助。

日本的“营养午餐”始终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网易新闻）（网易新闻：日本营养午餐从制度到执行都贯彻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可能日本作为一个小国家，容易治理，但是作为领土大国，我国也应当积极借鉴，日本从落后的二战时期的战败国，同样百废待兴，但是日本从制度到执行，甚至卫生标准，配

送标准，消毒标准，检查标准，都是值得我国学习的。

小结：中国的教育投入和学生具体的营养情况不容乐观。中国农村学生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农村学生是中国的未来吗？

二。。。。。。。。。中国农村教育不足出现的原因

1．教育拨款体制不透明，教育经费使用情况缺乏相应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使相关人员使用教育经费状况出现不当。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长期以来没有达到法定的4％的比例，最关键的原因是没有建立合适的教育拨款体系与透明的学校财务管理体系，教育拨款和用钱都缺乏监督、约束机制，由此造成教育部门的“要钱花”、“讨钱花”和“乱收费”、“乱花钱”现象并存，教育一边缺钱，一边乱花钱，形成恶性循环。

2．税收支出政策制定缺乏对农村教育的关注。

3．地方经济实力比较落后，无力支持地方教育的发展，农村作为基层单位，收到财政支持时，已经受到层层削减，教育建设工作落实不到位。

4．形象工程很多，地方做样子，没有实际行动在教育方面。

5．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温饱问题刚刚解决，无力解决教育问题。

三.。。。。。。。。。中国农村教育税制方面的改革措施

1．加强立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推行农村教育投入落实情况，中央

采取抽查方式，不定期以及随时随机抽查农村教育投入落实情况，对于没有落实财政支出建设农村教育的地方，地区，依照相关法律予以惩戒。

2．中央要对地方进行调研，设立独立部门，给予权力，对地方教育经费使用进行监督。

3．调整税收支出结构，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的支持力度。

4．财政支持农村的学校，住宿，食堂的建设。

5．政府专项投入食堂的教师学生的就餐补贴。

6．地方政府自主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

7．政府拨款解决农村教师的工资，住房，子女上学就业问题，给予优惠政策，吸引高校毕业生农村支教。

8．适当增加新税种，支持对教育工作的投入。

9.政府实行对义务教育学生免除所有费用，每月还要发放学生固定最低生活费。

10.支持地方自主私人办学，给予减免税收政策的支持。

11．政府财政与法律并行，切实抓好教育工作

12.将政府教育费用的投入占总财政收入保证百分之四以上，保证教育经费中百分之五十以上用于学校教育经费，学生用餐费，学校建设费用上，始终与经济发展同步甚至高于经济发展速度

（尽管目前日本的义务教育经费制度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纵观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日本政府对义务教育进行强有力的财政和法律支持，才使得其义务教育得到较早、较快、较好地发展和普及，才使得其整个社会的劳动力素质得到普遍的提高，为其经济腾飞奠定人力资源的基础。

我国面临着人口多、资源少的现实，义务教育的普及更是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没有足够的财力，很难实现高质量的义务教育普及。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历史尽管不长，但是义务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并且各地义务教育与普及程度已经形成巨大差

异，这与通过对日本义务教育经费制度的探讨，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首先是在理论上，要明确义务教育责任在政府，政府要明确“教育先行”的可持续发展思路，加大对义务教育经费的预算，并同时制定合理、高效的义务教育与经费管理政策和机制。我国当前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采取的是“以县为主”，然而事实上，我国目前还有1400 多个财政贫困县，包括400 多个财政极端贫困县，县级财政很多是属于“吃饭财政”，甚至还有不少是“欠债财政”。这样的财政状况何以支撑义务教育这一项巨大的工程呢？笔者前面也提到过，日本当前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中，中央、都道府县和市町村的负担比例一般保持在3∶4∶3，中央和都道府县的投入总共占70%左右。而我们的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又占多少呢？

其次，在行动上，要明确中央和地方在义务教育经费负担上的责任，对义务教育经费负担进行法律规范，制定可行性、可操作性的义务教育经费筹集管理的法律制度，并确保义务教育经费得到有效的利用。鉴于日本当前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的现状，笔者认为当前我国义务教育普及过程中的教科书免费的做法，还有待考量。这种低效率使用义务教育经费的所谓改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我国政府对义务教育发展和普及还缺乏思考，没有从根本上去考虑问题。）（中国期刊网）

四．结论：

中国的农村子女占据中国子女的很大比例，解决农村子女的教育问题势在必行，农村教育现在已取得示范性的成就，但是和发达国家依然有差距，要继续提高农村教育的条件，提高农村的师资教育水平，为社会源源不断的输送人才，人力资源是十分重要的资源，不能一味从城镇出发，在大多数的农村更是不能忽视，农村有自己的落后性和局限性，需要充分依靠党和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充分利用财政的作用，切实发挥财政的效力，将资源和资金做出应有的平衡决策和分配，落实到乡村，行政部门应当积极分权制约，避免教育资金和资源的浪费和滥用，甚至以权谋私，国家切实要加强反腐力度，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近年来一直很快，如此多的资金伴随着高税收，调整税收支出结构势在必行。

日本除了教育经费中，家庭负担较重以外，这是一个弊端。很多方面是值得中国学习的，并且要贯彻，日本是我们中国很好的学习例子。中国要对义务教育做出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以期制定出适合我国的国民义务教育财政政策，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作用不可估量。因为义务教育的责任在于政府，政府要做的是发挥财政作用和执行力，制定法律法规，坚决贯彻方针政策，才能有效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水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