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郑谷诗歌“诗史”探微的论文

第一篇：试析郑谷诗歌“诗史”探微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郑谷诗史内容艺术手法风格

论文摘要:晚唐诗人郑谷，创作了大量堪称“诗史”的诗篇。他通过运用典型化的手法，将叙事、抒情巧妙地结合，广泛而深刻地揭示了唐末的社会现实及世人的心理状态，呈现出沉郁的风格，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

郑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人，生于宣宗大中年间，卒于唐尽梁初之时，主要经历彭、嘻、昭、哀四朝。生逢乱世，际遇坎坷。在其现存的诗歌中，约有三分之一反映了唐末的社会现实及世人的心理状态，堪称“晚唐咸通后禧、昭宗时代的诗史。

在中国诗歌史上，“诗史”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晚唐孟菜的《本事诗·高逸第三》:“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由此可见“诗史”最早是用来评价杜甫诗歌创作的。自孟茶后，历来对“诗史”的解释众说纷纭，总体说来，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认为“诗史善纪事”(邵雍《诗史吟》)。即“诗史”应广泛反映时事，可以诗证史或补史之网。如黄宗羲《姚江逸诗序》云:“诗之为史相表里也”，《万履安先生诗序》云:“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谓一代历史，未闻以诗补史之网o”另一种则认为“诗史”不仅记载时事，还通过个人生活遭遇及情感体验，多方面反映时事，是广阔的时代背景、深刻的历史内涵、生动的精神世界的统一，是一代历史与心灵史的结合。如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云:“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疾，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浦起龙《读杜心解》亦云:“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为全面，因为‘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刻，……它能‘急剧地改变几乎所有人的生存状态’，从而活生生地发生在几乎每个人的行为中，发生在每个人的喜怒哀乐中。因此，“诗史”既包含诗人生活时代的社会现实，也包含由此而产生的情感体验，是用诗的形式来反映历史生活的真实面貌和诗人敏锐感受到的时代氛围，在揭示社会的本来面目和心理状态的同时，从更高层次上把握历史精神。

基于上述“诗史”标准，根据严寿澄、黄明、赵昌平《郑谷诗集笺注》，经初步统计，郑谷现存诗三百二十余首，其中堪称“诗史”的有百余首。这些诗作广泛而深刻地展现了唐末社会动荡、王室衰微、民生疾苦的时代风貌，并将亲身经历和主观感受融汇其中，扣人心弦，感人至深。

晚唐末期，战乱频繁发生，人民四处逃亡，到处呈现出一片衰败景象。在郑谷的诗歌中，有大量关于战争及其战后景象的描写。“高秋军旅齐山树，昔日渔家是野营。牢落故居灰烬后，黄花紫蔓上墙生。”(《诸宫乱后作》)反映了黄巢攻破长安前，江陵两遭兵火的破败景象。《梓漳岁暮》:“江城无宿雪，风物易为春。酒美消磨日，梅香著莫人。老吟穷景象，多难损精神。渐有还京望，绵州减战尘。”揭示了黄巢被镇压后，中和四年东西川杨、陈交兵，嘻宗及从难臣民归途阻绝的史实。《长安感兴》所记“落日狐兔径，近年公相家”的景况可视为史载乱后“荆棘满城，狐兔纵横”的印证。‘旧暮寒擎急，边军在雍岐。”(《摇落》)表现了对新的战事的隐忧。此外，《镁破》《漂泊》《初还京师寓止府署偶题屋壁》《奔问三峰寓止近墅》《壬戌西幸后》《黯然》等，也均对唐末战争及战后的凄凉景象有所反映。

战争的频繁发生，势必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加之赋税的沉重，地主富商的盘剥，百姓生活贫困、流离失所，与之相反，权贵们却仍旧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郑谷关心民生疾苦，并对此进行了广泛反映。《感兴》:“禾黍不阳艳，竞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卖花人。”通过描述百姓荒废田园，竞相种花的奇特景象，揭露了富豪之家奢靡的生活。《偶书》:“承时偷喜负明神，务实那能得庇身?不会苍苍主何事，忍饥多是力耕人。”反映了百姓的贫困生活，并流露出深深的同情。而《锦二首》其一:“布素豪家定不看，若无文彩人时难。红迷天子帆边日，紫夺星郎帐外兰。春水灌来云雁活，夜机挑处雨灯寒。舞衣转转求新样，不问流离桑拓残。”将贫苦百姓的雨夜挑机、清灯荧荧、饥寒交迫，与达官贵人的舞衣旋转、香风阵阵、仙乐飘扬，进行对照，愤慈之情溢于言表。

同时，郑谷对统治者的昏庸、官场的黑暗、科场的不公也进行了揭露与批判。《顺动后蓝田偶作》:“小谏升中谏，三年侍玉除。且言无所补，浩叹欲何如。宫网飞灰烬，殡墙落里间。蓝峰秋更碧，沾洒望变舆。”悲叹帝王不听取臣下意见，一意孤行，导致倾覆的可悲下场。((蜀江有吊》:“孟子有良策，惜哉今已而。徒将心体国，不识道消时。折槛未为切，沉湘何足悲。苍苍无问处，烟雨遍江篱。”痛斥宦官对朝政的掌控及对忠良的迫害。《早人谏院二首》其一:“玉阶春冷未催班，暂拂尘衣就纷眠。孤立小心还自笑，梦魂潜绕御炉烟。”反衬官场的污浊与险恶。《赠杨夔二首》其二:“时无韩柳道难穷，也觉天公不至公。看取年年金榜上，几人才气似扬雄。”揭露科举舞弊的盛行及对人才的埋没。总之，末世的种种弊端几乎都在郑谷诗作中有所体现。此外，长期的科举和仕宦生涯，使郑谷四处漂泊、颠沛流离。在这一过程中，他已深深感受到李唐王朝日趋没落、无可挽救的现实。统治者的闭目塞听，官场的黑暗污浊，世风的浇薄腐化……这些，他都无力改变，只得在风雨飘摇中保持自己不与奸候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并最终选择隐退。这从“谁知野性真天性，不扣权门扣道门。”(《自遣》)“坐看群贤争得路，退量孤分且吟诗。”(《春暮咏怀寄集贤韦起居衰》)中均可体现出来。尽管诗人的这种洁身自好思想及归隐志趣，显得十分消极和软弱，但亦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体认，亦是对黑暗社会的抗争，在唐末朝政日非的情况下，难能可贵。

综上所述，唐末的社会现实及时代风貌几乎都能在郑谷漂流江湖的一叶扁舟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这些诗歌，堪称唐末“诗史”。

与诗歌的“诗史”性质相适应，郑谷在艺术手法和风格上也力求创新，别具一格。

他不单纯的以事感人，而是注重主观情感的抒发，将叙事、抒情融为一体，记叙的是时事，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抒发的是一己情怀，从而更具感动人心的力量。《送进士许彬》:“泅上未休兵，壶关事可惊。流年催我老，远道念军行。残雪临晴水，寒梅发故城。何当食新稻，岁稳又时平。”在记叙徐、洒一带连年征战及乱后城池荒废的同时，抒发无限的痛惜及对河东唐师讨李克用失利的忧虑。《奔避》:“奔避投人远，漂零易感恩。愁髯霜飒飒，病眼泪昏昏。孤馆秋声树，寒江落照村。更闻归路绝，新寨截荆门。”记录了秦宗权久围荆南，道路阻绝，诗人滞留蜀中的史实，并表达了内心的愁苦和绝望，巧妙地将客观的真实叙述与主观的强烈抒情相结合。

同时，他善用典型化的手法，选取富有代表性的事件和意象，进行细致人微的叙述和描写，充满真实感。《巴江》:“乱来奔走巴江滨，愁客多于江激人。朝醉暮醉雪开雾，一枝两枝梅探春。诏书罪己方哀痛，乡县征兵尚苦辛。鬓秃又惊逢献岁，眼前浑不见交亲。”通过避乱人蜀、嘻宗罪己、乡县征兵等典型事件，从侧面反映唐末的第二次大**及其对社会的破坏。《江际》“杳杳渔舟破嗅烟，疏疏芦苇旧江天。那堪流落逢摇落，可得潜然是偶然。万倾白波迷宿鹭，一林黄叶送残蝉。兵车未息年华促，早晚闲吟向沪川?”选取了“渔舟破嗅烟”“芦苇旧江天”“白波迷宿鹭”“黄叶送残蝉”四个萧条冷落的意象，反映了战乱带来的凄凉色彩，传达了流落江湖的落寞情怀。通过对具体事件的叙写及对细微景象的描绘，使诗歌的表现力大大增强。

沉重的现实主题、悲伤的孤寂情怀、凄凉的场景选择，使得郑谷的“诗史”带有沉郁的风格。唐王朝的摇摇欲坠，使得大唐盛世终成历史、中兴之梦化为泡影，晚唐的诗人们已不可能再拥有盛唐文人的昂扬雄风和中唐士子的矫激不平，他们只有怀着浓重的悲哀走向自我心境的挖掘。郑谷虽力矫“浮华重发作，雅正甚湮沦。”(《故少师从翁隐岩别墅乱后棒芜感旧枪怀遂有追纪》)的时风，亦不免染上末世的衰飒，因此二者的沉郁并不相同。“杜诗之沉郁如雪中之松，苍劲挺拔;而郑谷诗的沉郁则如‘霜中之菊’，凄凉悲切。

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每当社会处于剧烈动荡之际，“诗史”的出现就会成为时代的必然。(诗经》如此，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如此，杜甫如此，郑谷亦如此。尽管他的成就不及前人，但亦是构成“诗史”链上的必要一环，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亦晚唐巨擎矣。

第二篇：李白女性诗歌探微

李白女性诗歌探微

李浩保

摘要：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人只是供男人赏玩的“尤物”，很少有人知道她们的酸甜苦辣。李白却把她们反映在诗歌中，把封建社会中严重被忽略的一个方面反映出来，把几千年来常被遗忘的二分之一的人类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展现在我们眼前。

关键词：

思妇

弃妇

勇妇

《李太白全集》中，关于妇女的诗歌共有八十余首，几乎占全部作品十分之一。历代诗人作品中写妇女的，再没有比李白更多的了。

李白关于妇女的诗歌中写得最多的是“思妇”，即思念远别的丈夫的妇女。她们主要是这两种人：一种是从军戍边的征人之妻，一种是南来北往的商人之妻。关于前者有《乌夜啼》、《子夜吴歌》、《塞下曲》、《捣衣篇》、《北风行》等；关于后者有《长干行》、《江夏行》等。

人们都知道，唐代国势强盛，经济发达，前有“贞观之治”，后有“开元盛世”，确是“虽秦皇与汉武兮，复何是以争雄”，堪称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唐代的文治武功，自然要归功于“英主”和“贤相”们的励精图治，要归功于“凌烟阁”上的英雄，但归根结底应归功于“男耕女织”的劳动人民。没有劳动人民创造的大量物质财富作基础，根本谈不上任何文治武功。而在创造有唐代文治武功的物质基础中，广大的妇女付出了何等的代价？多少妇女贡献了辛勤的劳动？多少妇女牺牲了她们的青春？多少妇女洒尽了痛苦的眼泪？这就没有人或很少有人知道了。李白却把她们反映在诗歌中，把封建社会中严重地被忽略了的一个方面反映了出来，把几干年来常被遗忘的二分之一的人类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展现在我们眼前。

请看《乌夜啼》：“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孤房泪如雨”。再看《子夜吴歌》（其四）：“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还有《北风行》：“烛龙栖寒门，光耀犹旦开。日月照之何不及此？惟有北风号怒天上来。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幽州思妇十二月，停歌罢笑

双娥摧。倚门望行人，念君长城苦寒良可哀。别时提剑救边去，遗此虎文金鞞钗。中有一双白羽箭，蜘蛛结网生尘埃。箭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不忍见此物，焚之已成灰。黄河捧土尚可寒，北风雨雪恨难裁！”

这几首诗中的“思妇”，都是征人之妻，她们或从事农业劳动，或从事家务劳动；有的经历的是生离，有的经历的是死别。虽然她们并没有建立什么丰功伟绩，但“盛唐”一代的丰功伟绩中也有她们的劳动和血泪。当我们缅怀我们伟大祖国历史上这一黄金时代，也看看这些织机上的秦川女、絮征袍的长安人，和泪尽空闺的“幽州思妇”吧！

《长干行》和《江夏行》中的“思妇”都是商人之妻。两诗的内容也基本相同，都是写商人之妻想念远别的丈夫。所不同的是：《长干行》中的女主人公是长干（今南京）人，想念的是她在四川经商的丈夫；《江夏行》中的女主人公是江夏（今武汉）人，想念的是她在杨州一带经商的丈夫。而且人物性格各有特点，前者夫妻感情深厚，女主人公望眼欲穿；后者则丈夫一去没有消息，女主人怨恨之情，溢于言表。都写得真实动人。

“„„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预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从长干到长风沙有七百里路，女主人公准备到七百里外去迎接她丈夫，还说不远，其情之深，其心之苦，就可以想见了。《长干行》中的女主人公的痴情，固然令人感动。而《江夏行》中的女主人公面临着被抛弃的命运，更是令人同情。

“„„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只言期一载，谁谓历三秋。使妾肠欲断，恨君情悠悠。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

“作个”（即今四川话“作个（怎样）”。“作个音书能断绝！”写女主人公焦急、担心、怀疑、恐惧之情，使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

只有真正关心妇女命运，同情人民疾苦，而又善于向民歌学习的诗人，才能写出这样真实动人的诗篇。

李白关于妇女的诗歌中，多次写到的还有“弃妇”。如《白头吟》、《寒女吟》、《妾薄命》、《长门怨》、《悲歌行》等，都是被遗弃的妇女舒幽愤鸣不平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弃妇”，有被遗弃后却无路可归的妇女，有始乱终弃的富家妇女，还有“以色他人，难得几日好”的贵族妇女，反映出在封建社会中，妇女卑贱被遗弃，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一个严重存在的社会问题。

“锦水东北流，波荡双鸳鸯。雄巢汉宫树，雌弄秦草芳。宁同万死碎绮翼，不忍云间两分张。”写人不如禽。

“兔丝因无情，随风任倾倒。谁使女萝枝，而来强萦抱。两草犹一心，人心不如草。”写人不如草。

“莫卷龙须席，从他生网丝。且留琥珀枕，或有梦来时。复水再收岂满杯，弃妇已去难重回„„”“弃妇”幻想丈夫能够和她重温旧梦的深情密意，可谓入木三分。这种幻想越写得深刻细致，它的难以实现的悲哀也就越强烈感人。

假如被遗弃的是贫寒之家的妇女，那“弃妇”的情景就更难堪了。请读〈寒女吟》：“昔君布衣时，与妾同辛苦。一拜五宫郎，便索邯郸女。妾欲辞君去，君心便相许。妾读靡芜书，悲歌泪如雨。忆昔嫁君时，曾无一夜乐。不是妾无堪，君家妇难作。起来强歌舞，纵好君嫌恶。下堂辞君去，去后悔遮莫”。“靡芜书”，即古诗“上山采靡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亦弃妇诗也。诗中有“新人不如故”之句，此诗亦有“纵好君嫌恶”之句。反映出妇女之被弃，并不是她本身有什么不好，而是由于丈夫从“布衣”变成了“五官郎”，责任在“多异心“的男性，责任在造成男性“多异心”的社会。因此，要改变妇女这种悲惨命运，只有改变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才有可能。李白关于“弃妇”的诗篇，使人最后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这些诗篇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高度的思想性又是和高度艺术性——女主人公的生动的形象描写和深刻的内心刻划分不开的。

李白关于妇女诗歌中，不仅有对“思妇”的深刻同情，有为“弃妇”的强烈不平，还有对一些敢于反抗封建社会秩序的“侠女”与“勇妇”的大胆歌颂。

如《秦女休行》。《秦女休行》原是古“乐府”民歌。李白根据它写出了自己的《秦女休行》。篇幅短于原作，而诗中女主人公的形象却比原作更鲜明：“西门秦氏女，秀色如琼花。手挥白扬刃，清昼杀仇家。罗袖赤血，英气凌紫霞„„犯刑若履虎，不畏落爪牙„„”

《秦氏休行》写的是古“侠女”为父报仇。还有一篇，《东海有勇妇》，则写的是“勇妇”为夫报仇： “„„东海有勇妇，何惭苏来卿。学剑越处子，超腾若流星。捐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白刃耀素雪，苍天感精诚。十步两跳跃，三呼一交兵„„”女主人公的飒爽英姿，可谓跃然纸上。

李白关于妇女的诗歌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对劳动妇女的描写。他把她们的劳动生活、声音笑貌、思想感情都写得很美。

古代诗歌中写妇女美貌的并不稀奇。一部《玉台新咏》，大量篇幅写美人，但所写的多半是贵族妇女的病态美。和梁陈的“艳辞”比较起来，李白笔下的劳动妇女的美，就显得健康多了，清新多了。

试读几首《越女词》：“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其二）“镜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新妆荡新波，光景两奇绝”。（其五）

在李白的诗歌中，常常在江山如画的背景中描写妇女的天然的美。因此常有“光景两奇绝”的镜界。

再读一首《秋浦歌》（其十三）：“绿水净素月，月明白鹭飞。郎听采莲女，一道夜歌归。”

诗中的“采莲女”虽然没有“出场”，但是，清清的溪水映着明亮的月光，月光下飞着一行行白鹭，这一片美丽的夜景自然使人想见歌声之美，想见歌者之美，想见采莲女及其歌声也象这一片夜景一样的美。采莲女就象映在清溪中的素月，采莲女的歌声就象月光下的白鹭在飞。

还有一首《采莲曲》也值得一读：“若耶溪边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袂空中举。岸上谁家游冶郎。三三五五映重阳。紫骝斯入落花去，见此踟蹰空断肠。”“见此”者，岸上“游冶郎”“见此”“采莲女”也；“踟蹰”者，徘徊不能去也；“空断肠”者，可望而不可即也。诗中的女主人公属于古“乐府”《陌上桑》中罗敷一流的人物。艳若桃花，冷若冰霜。美妙动人而又不可侵犯。因此，岸上三三五五的“游冶郎”，都只有“空断肠”了。

李白的诗如“清水出芙蓉”。李白诗中的妇女亦如“清水出芙蓉”。李白笔下的妇女之美，其境界之高，在三干年来的诗歌中是少有的。

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妇女甚至不被当人看待。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在中国古代：“女子”也总与“小人”（奴隶）相提并论的。唐代政

治开明，文化发达，妇女也比较自由解放一点，但是距离男女平等还远着呢！毕竟还是男尊女卑的社会。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李白能够在他的创作中大量地反映妇女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而且把他们写得这样美丽，这样纯洁，这样聪明，这样善良，这样有胆有识，这样可亲可敬，这就等于向社会宣告，妇女绝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不是供男人赏玩的“尤物”。她们也是人，活生生的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能够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因此，她们应该和男人一样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

男女平等的思想，是一种先进的思想。李白正是从这种先进的思想出发，才能如此关心妇女的命运，写出大量的反映妇女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诗篇。

参考文献： 《李太白全集》

第三篇：初中语文诗歌教学方法探微

初中语文诗歌教学方法探微

我国是一个诗歌的王国，古代诗歌的宝库有极其丰富的瑰丽珍宝。诗中情、诗中景、诗中物、诗中人，犹如天上璀璨的明星，闪发出迷人的光芒。长期以来，由于诗歌教学策略滞后的发展，严重影响了对我国悠久诗教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也影响了学生语文素养的进一步提升。如何切实提高诗歌的有效教学，成为我们当前最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

一、媒体创境，激发诗歌学习兴趣

所谓的“情”，就是教材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境”就是教材中所描绘的形象及景物画面。教育家夸美纽斯指出：“兴趣是创造一条欢乐和光明的教学环境的主要途径之一。”在平时的诗歌教学中，我们可根据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充分发挥电教媒体手段的优势，创设趣味学习情境，激发学生诗歌学习的兴趣。例：教学《过故人庄》一诗时，可放一段农家生活小录像，景物由远及近，村边绿树环抱，郭外青山相依，溪水潺潺，菊花灿灿，村庄坐落平畴，而又遥接青山，幽静闲适。小院内鸡在叫、鸟在鸣，轩窗小开，主客饮酒交谈，窗前的打谷场和菜圃黄绿相间，宽敞而舒展。临别在即，率真的主人再次相邀重阳赏菊，客人含笑点头应允。一个普通的人家，一餐鸡黍的款待，鸟鸣鸡叫的悦耳，泥土稻花的清香，农家田园的和谐景致，在平淡中蕴涵了深厚的情味，自然引起学生的诵读兴趣。

二、反复诵读，领会诗歌情感之美

诗歌是抒情言志的，是通过抒情来反映社会生活的。《诗经》的《大序》中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以诵读著称的著名特级教师韩军说：“有时，诗文中的感情需要诵读的人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去填充。”实践表明，在疏通文字的基础上，让学生反复吟读，细细品味诗歌的节奏、韵律，不仅能让学生体味到诗歌的语言美，更能让学生很好的理解诗意，达到审美情感的升华。例：《观沧海》这首诗是曹操追歼袁绍凯旋而归，途中登临碣石山时而写。当时作者面对洪波涌起的大海，触景生情，那种踌躇满怀，壮志凌云的气概凝聚于笔端，挥洒在字里行间。“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诗人以想象奇特的诗句，描绘了大海吞吐日月，包蕴万千的壮丽景象，抒发了自己统一中国，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指导学生朗读时，同学们采用高亢喜悦的语气，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诵读，读出了诗人的沉浮、诗人的

豪迈，以及力挽狂澜、主宰一切的雄心。再如，读《春望》一诗时，应指导学生把握其忧国忧民、沉郁顿挫的情感基调；读《过零丁洋》一诗时，可指导学生把握其气壮山河、慷慨悲壮的情感基调；读《渔家傲》一诗时，可指导学生把握其壮志难酬、苍凉悲怆的情感基调；而读《归园田居》一诗时，可将情感基调定位为与世无争、清新自然等等。

三、学会分析，把握诗歌表现手法

分析诗歌的表现手法，有助于学生把诗歌读懂。诗歌创作运用的表现手法比较多，比兴是很常见的一种，运用比兴，可于事物的微妙处来产生学生感情上的共鸣。如，“梅”、“兰”、“竹”、“菊”、“松”等意象常用来表达诗人忠贞、高尚的品格。见元稹《菊花》一诗：“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就是借菊花来表达自己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清高的节操；如，“花草”、“春风”、“莺燕”、“泉溪”等意象多是用来抒发诗人的闲情逸致。见白居易《钱塘江春行》一诗：“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诗人就是选取了“早莺”“新燕”“乱花”“浅草”等意象，来表达自己对早春的喜爱及喜悦之情。再如，“杨柳”、“舟船”、“长亭”等多用于抒发离别之苦。见柳永的《雨霖铃》一诗：“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就是借杨柳来表达诗人的离别愁绪的。

四、尝试练笔，延伸诗歌学习能力

新课标强调淡化文体，鼓励学生自主写作、自由表达。“写作要感情真挚，力求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目的就是提倡学生作文中写我所想，写我所感，而诗歌写作的特点正与新课标的写作理念相契合，这就为诗歌写作提供了理论依据。青少年是人一生中感情最为丰富和活跃的阶段，这也为诗歌写作提供了可能条件，用诗歌记录学生的丰富情感，记录成长的烦恼和喜悦，不但可行，而且有益。实践表明，在诗歌学习的过程中，进行练笔尝试是对学生知识、能力的检验。在具体练笔时，可采用仿写、改写、创作等各种练笔手段，以此更好地实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例：一位教学《石壕吏》后，引导学生将其改写为散文。改写后，文章中不但增加了一些如背景的交代，差吏抓人的情景，人物神态的刻画，开头和结尾的环境描写等内容，还增加了一些细节描写，如孩子的啼哭声、门被踢开的情景、老妇人被抓走时满腹心酸的回望等等。如此情节的增补，不但忠实于原作的精神，而且使原作的诗意得到充分体现。

同时，对于拓展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起到了不可多得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当学生的写作能力到达一定程度时，教者应积极鼓励学生学写古典的格律诗以及现代自由体诗歌。

总之，古诗词作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影响深远悠长。诗歌教学作为语文阅读教学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在今后的教学应不断加大其有效教学策略的思考与研究的力度，从而更好地为诗歌教学服务，让“诗歌营养”充分浸润学生初中时代的五彩生活。参考文献

[1]张波；中学古典诗歌鉴赏教学模式论 [D]；华中师范大学；2004年 戴军；

[2]古诗词教学的有效方法[J]； 语文教学与研究； 2005年11期

第四篇：贞元诗歌的总体特征及诗史意义论文

论文摘要:贞元时期的诗歌创作长期以来为学界所轻视。其实，它是有其独特风貌及诗史意义的。诗歌思想格调的“由上返下”、情感指数的“由冷变热”、审美趣味的“由平转奇”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在勾勒出贞元诗歌疏荡奇崛的总体特征的同时，也显示了其从大历诗风向元和诗风过渡的诗史意义。

论文关键词:贞元诗歌 总体特征 诗史意义

唐德宗李适在位二十六年(780-805)，其中贞元(其年号)时期长达二十一年(785-805)，因而整个德宗一朝的诗坛可以被称为贞元诗坛。早在中唐时代，李肇就在其《国史补》中从诗歌创作角度指出“贞元之风尚荡’}m。可惜的是，后世在此基础上对贞元诗风的进一步申说却中断了，仿佛只是一段没有代表性诗人因而缺乏个性可言的过渡时期，贞元诗坛长久地被绝大多数诗论家和文学史家所漠视。他们或以“大历体”、“元和体”来遮蔽贞元诗坛的客观存在;或视之为处于“大历之后”、“元和中兴“之间而”流于委靡;微不足道的阶段，甚至在近年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如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之《唐代文学史》、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等)和学术专著(如蒋寅著《大历诗风》中这种偏颇的看法依然存在。少数论著(如许总著《唐诗史》虽然提及贞元诗风，可惜语焉不详。实际上，这一时期的诗坛既具有由大历诗风向元和新变的过渡性，又呈现出自身的鲜明风貌。

钱起(贞元元年，即785年卒)、李端(贞元二年卒)、韩栩(约贞元三年卒)、刘长卿(贞元四年卒)、戴叔伦(贞元五年卒)、司空曙(贞元六年卒)、韦应物(约贞元七年卒)等大历诗坛宿将中的大多数人随着各自人生暮年的来临，在进人德宗朝以后诗歌创作进人了低沉期(韦应物在晚年仍有不少佳作，是个例外)。换句话说，这些诗人诗歌创作的辉煌期主要在大历时代。到贞元十一年(796)至贞元十六年(800)间，孟郊、韩愈、张籍、李翱等先后在汁州和徐州会合，作为此后元和诗坛两大派别之一的韩孟诗派才初步形成。除孟郊以外，韩愈等人在贞元后期(尽管韩在这一时期已逐渐成为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诗歌创作的成就还不算很大CsC。而元白一派的兴盛比韩孟一派还要晚些，迟至贞元十八年(802)，年轻的白居易、元棋在长安应吏部试期间方始订交，其时二人作品还不多，名气也小。其他如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创作状况和文学地位也与元白相差无几。显而易见，除了年纪较大的孟郊以外，韩、白、元、刘、柳等人到了元和时期才在诗坛大放异彩。

其实，贞元诗坛还是有其鲜明的风貌和支柱人物的。上述唐人李肇所云“贞元之风尚荡”，语言虽嫌简略，却十分明确地将贞元视为唐诗流变中的一个独立阶段。此时诗坛的面目既有异于大历时期的风格趋同，又不同于元和时代的千姿百态，石氏柱其间的诗人为数虽少却各具一副笔意。在这二十多年中，“大历十才子”与地方官诗人群凋零较早(卢纶是个例外，他在贞元年间久佐军幕并创作了一些优秀的军旅题材诗篇);方外诗人群主要是顾况、皎然在支撑门户，台阁诗人前有包信，后有权德舆引领风气;李益则北上边塞南游江淮，诗名扬于天下;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韩孟诗派先驱的孟郊也在贞元后期脱颖而出，“寒”气逼人。

在上述这些诗人中真正具有创作实绩，具备诗史意义的当属从大历时代走来的顾况、李益与崛起于贞元后期的孟郊三家。顾况在建中初至贞元末先人韩混幕为判官，再人朝为校书郎等职，不久被贬为饶州司户参军，最终归隐受道篆。在这期间，顾况先后创作了大量的题画诗、音乐诗、山水诗和感怀诗，风格“俗”、“奇”互见，充分反映了诗人的生活热情和放旷情怀。孟郊从建中元年至贞元二十年经历了漫游、应试、为漂阳尉及辞官等人生转变，却因拙于生事，潦倒始终，所以其诗“寒”、“怪”相融，好古守拙的寒士之风洋溢其中，从而引导了韩孟一派的创作风气。而李益则自建中元年至贞元十六年五度北上从军，在随后的几年中又南游江淮一带。这二十余年是李益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其间他创作了数十首悲壮苍凉的优秀边塞诗和多首清新优美的描写江淮风光和反映南国风情的动人诗篇，诗风刚柔相济。三人在当时鼎足而立，尽管诗风各异，但都精神饱满，元气充沛，以各自的优秀诗篇交相辉映，充分展示出贞元诗坛“尚荡”的独特风貌。

如果说，李肇把大历诗风概括为“浮”，把元和诗风概括为“怪”都有失公允的话，他用一“荡”字来形容贞元诗风则是比较恰切的。按照笔者的理解，在这里，“荡”首先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处于低沉与振奋之间的临界性的心理状态。随着历史由“大历低谷”向“元和中兴”攀升，人们的内心也由一潭死水逐渐荡起涟漪而终至波涛澎湃，而贞元时代人们的心态恰恰就处于这个微波荡漾的阶段。进而，这种心理状态反映到诗歌创作中，便呈现出一种奇崛放任、疏荡磊落的诗歌风貌，这就是“荡”字在文学批评方面的主要内涵。这是从“气骨顿衰”的大历诗风到百婀争流的元和诗风之间必然要经历的重要阶段。对于“尚荡”的贞元诗风，可以从“由上返下”、“由冷变热”、“由平转奇”三个方面作具体分析。

首先，诗人的生活道路、诗歌思想格调“由上返下”。大历时代的主要诗人，无论是“十才子”还是江南地方官诗人，其生活范围基本上是在社会的中上层;而到了贞元时代，处于中坚地位的诗人们则差不多都有社会下层生活的体验。李泽厚认为，以两税法的国家财政改革为法律标志，世俗地主日益取代门阀世族，中唐世俗地主在多方面开拓世俗化，在文艺美学领域贵族气派也随之逐渐让位于世俗风度川。顾况家门不显，一生大部分时间是隐居，而他的隐居(晚年人道后除外)只是远离名攻利夺之地，对于民间的世俗生活却是非常亲近，这既与他的出身有关，也是受当时盛行于南方的洪州禅之类主张融人日常生活的“世上禅”影响的结果(当时许多的方外诗人如秦系、于鹊、刘方平、皎然等人都是这样)。就李益而言，虽然出身陇西大姓，但到他的父辈那一代已经门柞衰微，他早年又长期沉迹下僚，尤其是贞元时代北上边塞南游江淮的经历使他接近了下层百姓特别是戍边士卒的生活，深刻体验到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思乡之苦。和李益有些相似，“大历十才子”中的卢纶在仕途遭到挫折后，于贞元元年人河中浑城幕为判官，在长达十余年幕僚生涯中，既亲见军旅之威武，又深知士卒之苦辛。孟郊一生穷愁潦倒，在人生的绝大部分旅程中，生计甚至比平常百姓还要艰难。“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借车》)，“一步一步乞，半片半片衣”(《送淡公》)，正是诗人窘困生活的生动写照。

贞元时代的诗人们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和生活体验就能写出反映民生甘苦、士卒哀乐以及其他人间真相的诗篇，就能够在诗歌中写出民间气息和民歌风味。他们的诗作，有的关注百姓命运，如顾况的《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孟郊的《寒地百姓吟》、《织女词));有的描写边塞将士之勇敢、军旅生涯之苦乐，如李益的众多边塞诗以及卢纶的《逢病军人》等军旅题材诗;有的同情遭遇婚恋不幸之妇女，如顾况的《弃妇词》，李益的《杂曲》、《江南曲》等。民间风味和理俗气息在顾况的诗作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石苔鲜歌》明白如话，《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诙谐土气，《古仙坛》戏谑天真。在顾况的诗集中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所载的顾况替秀才续诗的那则轶事，尤其可见顾况诗风理俗放诞的一面。这种理俗气息在卢纶诗中也有反映，以致于许学夷对他的《与张摧对酌》有“读之诚欲呕吐之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他的《王评事验马花烛诗》以及《送道士》也有“颇涉俗格”之评。显然顾况等的粗豪理俗之作已经开启了“元轻白俗”(苏轼《祭柳子玉文》)的先声。而在上述李益的几首妇女诗中，民歌风味也是很浓郁的，“殊有汉魏乐府之遗’。

其次，诗人的生活态度和诗歌情感指数“由冷变热”。由于国家形势的衰弱和人生前途的迷茫，大历诗人们对国家、社会甚至对自身都表现得相当漠然。他们的心态从总体上讲是暗淡无光的，甚至是未老先衰的。这种情况到了贞元时代则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国家整体形势的好转，诗人们开始有了希望，心中也平添了不少热情。他们开始关注现实，尽管现实还并不算美好;他们开始关注自身，尽管人生还有很多的不如意。顾况虽然被目为方外诗人，但他对世俗生活却充满热情。除了在晚年受道篆以后，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融人现实生活之中，尤其是满怀热情地追求生命自由和人生理想，痴迷地构建自己瑰丽迷人的艺术世界。他为人绝不为名疆利锁所束缚，相反，活得很张扬、很痛快。且看作为诗人兼画家的顾况在作画时是何等的激情四溢:“每画，先帖绢数十幅于地，乃研墨汁及调诸采色各贮一器，使数十人吹角击鼓，百人齐声吠叫。顾子着锦袄缠头，饮酒半酣，绕绢帖走十余匝，取墨汁摊写于绢上，次写诸色，乃以长巾一，一头覆于所写之处，使人坐压，己执巾角而曳之，回环既遍，然后以笔墨随势开决为峰峦岛屿之状。”李益从军边塞近二十年，边睡大漠的偏远荒凉，军旅生涯的奔波艰险并没有使他为国靖边的热忱和建功立业的热望有丝毫的消磨。“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塞下曲》)，“幸应边书募，横戈会取名”(《赴邻宁留别》)，正是李益的热诚自白。孟郊长年饥寒交迫，厄运相仍，但他的心底还是热的。他孝敬老母(《游子吟》)，爱恋妻子(《结爱》)，痛悼夭子(《杏荡》)，牵挂兄弟(《忆江南弟》)，惦念朋友(《沛州离乱后忆韩愈李翱》)。贞元时代诗人们心头的种种热情，反映到创作中来，便是顾况诗之放旷，孟郊诗之冷硬，李益边塞诗之悲慨。究其实，这放旷，这冷硬，这悲慨，皆是诗人们各自生活热情的不同表现罢了。而这种种创作热情的进一步生发，则开启了此后元和时代孟、韩、元、白、刘、柳、长吉诸人千帆竞渡各逞诗才的兴盛局面。最后，诗人的生存方式和诗歌审美趣味“由平转奇”。蒋寅指出:“大历诗人有个普遍的倾向，就是共性突出而个性平淡。”仁川换句话说，大历诗人的生活是比较低调的，甚至是平庸的。而贞元时代的诗人们则力图在生存方式上打破平庸，活得更为张扬，更有个性。顾况思想深受道教和禅宗的影响，为人狂放不羁。早在大历时代就与被流放江南的放达之士李泌、柳浑“为人外之交，吟咏自适”(《旧唐书》卷一三0《李泌传》)。建中末，顾况人韩混幕，主要是因为与幕主及僚友戴篙、张符等在艺术(主要是绘画)趣味方面的投合。贞元五年，当柳浑举欲荐他人朝为校书郎时，他竟以“此身还是笼中鹤，东望沧溟叫数声”(顾况《答柳相公》)狂诞诗句相辞。虽然对于这个为人艳羡的清望之职始辞终受，但他却依旧我行我素、不自检束，终因“作《海鸥咏》嘲消权贵帕3口，被贬为饶州司户参军。数年以后，顾况彻底脱离官场，人茅山为道士，寿近期颐。

由此可见，顾况是一个莱鹜不驯的“狂生”(顾况曾多次如此自称)，一个无功无名的奇士。与顾况不同，孟郊的生平特征是“寒”与“直”。“寒”主要是指他生活的贫寒;而“直”主要是指诗人甘于这种贫寒生活的寒士风范。他幼年丧父，生活窘困，屡试不第，至贞元十二年四十六岁时才中进士，五十二岁始为漂阳县尉。在任上仍以游览赋诗为务，出薪傣之半请人代理曹务，终因贫困至极而辞职。此后他又有丧子之痛，最终在六十四岁时暴病而卒。其实，穷愁潦倒的生活并不完全是命运的安排，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孟郊正道直行、视富贵若浮云的人生操守有关。在《伤时》一诗中他曾自言君子固穷之志:“常闻贫贱士之常，草木富贵莫相笑。”在黄缘攀附成风的中唐时代，孟郊这种古直高洁的品性是难能可贵的，以致于在五百年后元人辛文房对孟郊的为人仍然满怀敬意:“郊拙于生事，一贫彻骨，裘褐悬结，未尝俯眉为可怜之色。”匕’‘〕与顾况之“狂”、孟郊之“寒”不同，李益的生活主调是“刚”。李益性情之“刚”主要表现在他北上边塞、“五在兵间”(李益《从军诗序》)的人生选择上。李益五度从军，前后历时近二十年，次数之多，时间之长，不要说在中唐，就是在盛唐的边塞诗人中也极为少见，而这恰恰凸显了他勇武坚毅的襟怀。

诗人们个性突出、不甘平庸的生存方式，使得他们的诗歌在审美趣味上也发生了由平到奇的转变。贞元诗风之奇，首先表现在顾况诗歌的奇幻上。顾况之诗从形式上讲以古诗和歌行为最多，这类诗体限制最少，最易表现放旷不羁的情怀;从题材内容上讲，顾况写得最好的是题画诗、音乐诗、山水诗和咏怀诗，诗中多表现他对艺术的钟爱，对自然的阪依，对尘世的唱叹，以及对神仙缥缈之境的向往。奇幻放荡的内容配以最少约束的形式真可谓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想象过人，笔致纵横，意象新奇，境界奇幻是这些诗作最为突出的特点。韩门弟子皇甫提对顾诗所作的“偏于逸歌长句，骏发掉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的评价，并非虚誉。贞元诗风之奇，同时表现在李益边塞诗的悲壮上。正如苏雪林所指出的大历诗歌可以说是“优美”而不能说是“壮美。而从建中初到贞元末，李益在边幕中陆续创作了大量的寥廓悲慨的边塞诗。尽管诗中的情调不如盛唐边塞诗那样高昂，但却掩不住凛凛的阳刚之气。贞元诗风之奇，还表现在孟郊诗作的怪诞上。孟诗在内容上多写某些极端的事物，如寒冷、饥饿、疾病等等。诗人这种以丑为美挑战传统的审美趣味主要是由他穷愁潦倒、厄运相仍的生平遭际所造成的。他选择这些令人不快甚至恐惧的事物作为吟咏对象，“企图通过对丑恶事物的描述，在理性上给予否定，从而达到对美的肯定。同时，在心理感受上，又努力以丑怪、奇异、荒诞、突兀的形象和画面，使读者震惊;震惊之余，使读者在回味中思考这些形象和画面所留下来的哲学因素。”与此相应，孟诗在用词、造句、修辞等方面也有不少一反常态之处。总括来讲，李益诗风的悲慨是对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的新变;顾况诗风的奇幻是对李白诗歌飘逸气息的发展;孟郊诗歌之怪诞则比顾况更进一步，直接开启了元和诗坛的尚怪诗风。

综上所述，在世俗地主社会地位日益上升的贞元时代，诗人们与社会下层的关系较之大历时代更为密切，下层生活的体验也就更为深广。这无疑会激发出他们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生命热情和饱满的艺术活力，并促使他们创作出或放旷或悲壮或怪诞的元气充沛的优秀诗篇，不但成为从大历向元和过渡的诗史纽带，同时也呈现出贞元诗坛自身疏荡奇崛的独特风貌。

第五篇：郑谷海棠古诗翻译

在大自然的百花园里，海棠花素以娇美著称。本文的内容是郑谷海棠古诗翻译，欢迎大家阅读！

郑谷海棠古诗翻译

原文

海棠

唐代:郑谷

春风用意匀颜色，销得携觞与赋诗。秾丽最宜新著雨，娇饶全在欲开时。莫愁粉黛临窗懒，梁广丹青点笔迟。

朝醉暮吟看不足，羡他蝴蝶宿深枝。

翻译

大地春回，诗人放眼望去，只见微风过处，洒下一阵阵雨点，海棠新沾上晶莹欲滴的水珠，尘垢洗尽，花色格外光洁鲜妍。此时此刻，诗人惊讶地发觉，“新著雨”的海棠别具一番风韵，显得异常之美。人们知道，海棠未放时呈深红色，开后现淡红色，它最美最动人之处就在于含苞待放之时。海棠花蕾刚着雨珠而又在“欲开时”，色泽分外鲜红艳丽，看上去有如少女含羞时的红晕，娇娆而妩媚。前人形容海棠“其花甚丰，其叶甚茂，其枝甚柔，望之绰绰如处女”(明王象晋《群芳谱·花谱》)，唐人誉之为“花中神仙”。

作品赏析

诗人善于捕捉海棠“新著雨”、“欲开时”那种秾丽娇娆的丰姿神采，着意刻画，把花的形态和神韵浮雕般地表现出来。诗情画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第三联诗人又从侧面对海棠进行烘托。那美丽勤劳的莫愁女为欣赏海棠的娇艳竟懒于梳妆，善画海棠的画家梁广也为海棠的娇美所吸引而迟迟动笔，不肯轻易点染，唯恐描画不出海棠的丰姿神韵。则海棠的美丽和风韵也就可想而知，真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了。

末联写诗人面对海棠，饮酒赋诗，留连忘返。看不足，写不完，甚至对蝴蝶能在海棠花上偎依抚弄而产生了艳羡之情，简直把诗人对海棠的赞美与倾慕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从艺术家对海棠的审美活动中突出花之美与魅力，用的是一种推开一层、由对面写来的旁衬手法。这种手法从虚处见实，虚实相生，空灵传神，既歌颂了海棠的自然美，也表现出诗人对美的事物的热爱与追求。情与物相交流，人与花相默契，真不愧是一首咏海棠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