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功德的造句
功德拼音
【注音】： gong de
功德解释
【意思】：（１）功劳和恩德：歌颂人民英雄的～。（２）佛教用语，指行善和诵经念佛等事。
功德造句：
1、中国河南少林寺塔林中有231座高僧的神龛，其中两位的墓铭上写着“在战争中修得功德”。
2、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资格成为一名能够摆脱一切尘世困扰的和尚是需要大量的功德和智慧的！
3、东南亚包括印尼人民至今还在追念郑和的功德，称颂这位友谊与和平的使者。
4、与逝者和解的人也可以分享其福祉功德。
5、当您积累到了足够的“功德”时，您可以将它们捐赠给一系列的善因。
6、哈哈，我甚至愿意购买一大堆真实的“功德”放在我们的活动中让人们来争抢和传播。
7、日本人民告诉他们的子孙，铁眼禅师刻印了三版大藏经，两版无形大藏经的功德更胜于实物版。
8、尽管峰会前角力不断,但外交界专家指出,全球领袖向有追求会议功德圆满的传统,以便对民众有所交代,因此这意味着终究仍有可能达成协议.9、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得到这种智慧—累积功德。
10、是的，其实想一想，自己的确没有积下什么功德，做事也极端。
11、我们不需要担心行善是白费工夫，即使死后，我们所创造的功德仍会留在世上。
12、我们不需要积累金钱、物业或孩子，而是需要积累更多功德。
13、功德很容易就被散乱的心偷走。菩萨若失去正念，痛苦就会跟来，那么要马上把正念唤回。
14、面对石琴，我却有一丝困惑：它有何功德？
15、得救的信心是唯独领悟基督，祂的义和功德。
16、四对人就是八个人，这个诫命是对释尊弟子有价值的礼物，服务，尊敬，是对世界无可比拟的功德。
17、烦恼临头时，要「检查自己的心」，否则瞋怒的火焰会焚毁自己的功德。
18、亚拿尼亚没有告诉保罗要爬山，付出钱，背诵经典或积功德。都不是的。
19、我做功德、供养并持戒，不管是有多麽困难，我都努力地做，并且一直那样想望著。
20、在我遇见他之前，我从来就对宗教、做功德、持戒不感兴趣。
21、感谢智宣对此企画所做的努力。愿此功德使大家早日成佛并且带给他的家人极多安乐！
22、一切功德皆源自见法，这亦是寂灭之所在。
23、她说人们应该相信Curriki这个教育社区是在做一件功德之事。
24、而慈济功德会的发起人证严法师宁可等呆帐的主人自动前来，而不愿采强硬的手段。
25、四十亿菩萨，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
26、弟子祝愿我们每个人积累功德及回向所有功德给所有众生。
第二篇：善行功德榜事迹材料
善行功德榜事迹材料
善行功德榜>事迹材料
勤俭的孩子
生活中的马佳明人缘极好，他把每个人都当做自己的朋友，从不因自己学习成绩好而歧视成绩差的人；从不因自己家庭条件优越而瞧不起那些家庭条件差的学生，相反他总是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曾经他每天从自己的饭钱中省出一元钱，积攒起来，就是为了给那些条件差的孩子买几本作文书，他曾经好久没有添新衣服，就为了省钱给贫困的孩子填一些学习用品。还记得汶川大地震时候，他把自己默默捡到的饮料瓶矿泉水瓶等等卖掉换钱，他想考自己的力量来帮助灾区的人们，他长提醒周围的同学都能珍惜'盘中之餐'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马佳明今年11岁，我校五年级的学生。在三四年级连续两年获得三好学生的称号，四年级下学期获得进步标兵的称号，五年级一直担任学习委员，成绩名列前茅。他爱好体育，乐于助人，他的人缘极好。在老师和同学眼中他是个勤俭的好学生。
孝敬的孩子
在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还在三年级的时候他就学会了洗衣服，四年级时就学会了做饭。从小就知道使用礼貌用语，向长辈问好，深受大家的喜爱。他的父亲经常外出打工，母亲也是一天到晚忙在田地里，看到父母这么苦、这么累，他悄悄的把父母的脏衣物揉洗干净，把屋子打扫的干干净净。放学后他还抢着为父母做饭、盛饭、洗刷锅碗。有好吃的他首先想到的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中午两个半小时后的午休时间忙完家务后，他还要到田地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玉米、水稻拔草。
他叫马书悦，今年11岁，我校五年级的学生。他是少先队中队长，他爱好广泛，学习成绩优异。他在三四五年级连续三年考试成绩都是前三名，曾连续两个学期获得三好学生的称号。五年级期中考试获得了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在老师和同学眼中他是个性格内向，懂事好学的学生。
敬业的孩子
闫可心，系我校五年级学生，在班级工作中，能出色地完成老师交给的任务，并多次受到表彰。她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都有突出表现，作为一名班长，她尽心尽职，是老师的得力助手，是同学们学习的榜样。
她勤勤恳恳地为班级为同学服务，成了老师的得力助手，对老师交给的任务，她总是做得有条不紊。身为英语科代表，除了帮助老师收发作业，还经常帮老师给其他同学讲解辅导，真正成了老师的得力助手。她作为一名班干部，认认真真管理好班级，她总能将班级管理好好的，多年来一直获得'优秀班级'的光荣称号。
诚信的孩子
张佳婷，女，汉族，系应各庄小学五年级的一名班干部，品学兼优、多才多艺、诚实守信。连续四年被评为优秀班干部、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是老师身边得力的小助手。
作为班干部，她能以身作则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并能帮助中队长认真检查同学们背诵规范。在学习上，她苦下功夫，遇到不懂的问题就问，因此她的成绩总是非常突出。
在平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她总是会认真帮助同学们。她待人真诚守信，全校师生都认同她这一点，说她有同情心，有爱心，更是一个诚实守信的好学生。用他质朴的言行，向我们展示了当代小学生的风采。
平时生活中，张佳婷还是一位拾金不昧的好学生，今年十月份，他在路边捡到20元钱，来到学校主动交给老师。这种行为感染着我校每一位师生。
互助的孩子
孝敬的孩子
张智恒，男，汉族，2005年4月11日出生，现就读于应各庄小学，是五年级的学生。他品学兼优、多才多艺、乐观向上，是一个全面发展、学有所长的孩子。四年来他连续被评为'三好学生'、'学习标兵'.张智恒除了自己认真学习之外，他还乐于帮助身边的每一个人。在班上，有几个学习成绩落后的同学，他们觉得很自卑。平时下课总是不自觉地在一起，而与成绩好的同学保持着一段距离。张智恒知道后，主动跟他们聊天、和其他几个成绩好的同学，一起帮他们补课，鼓励他们不懂就要问，大大增强了同学的自信心，在他的帮助下，那几个同学的成绩进步不少。
在班里，大家都愿与他交朋友，平时，若遇同学的学习用品缺了，他总是第一个帮助解决；同村同学要是有病或有事请假不来上课，他总会到那个同学家去给他补课，告诉他学校的情况。他是老师的好助手，他是学习小组长，每次老师布置的任务他都要认真完成，而且督促帮助小组成员尽快完成，在他的带动下，他们的小组学习气氛浓厚，各项活动都冲在前面。
张智恒就是这样一个有爱心，团结互助的少先队员。
田智勇，今年10岁，我校四年级的学生。他爱好广泛，学习成绩优异。他在一、二、三年级连续三年考试成绩都是前三名，曾连续三个学期获得学习标兵、三好学生的称号。在老师和同学眼中他是个性格内向，懂事、孝顺的好学生。
他是个孝敬师长、积极向上的好学生；在家是一个孝敬父母、尊老爱幼的好孩子；在社会上是一个遵纪守法、注重公德的小公民。
从五岁起，他的父母就长期在外打工，他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从那时起，小小的他就知道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照顾他不容易，他从来不气人，还懂事的帮奶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稍胀大点后，就帮奶奶烧火做饭洗衣服。有好吃的他都要给爷爷奶奶留着，爷爷奶奶不吃他绝对不吃。
第三篇：修路功德碑记序言
序言
隔海车村绿水环绕，竹林苍翠，土地肥沃，稻菽芬芳，薪火两旺，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勤劳智慧，民风淳朴；唯通村公路，狭窄而高低不平，雨天泥泞水洼，通往艰难，铺路富民，众民所望。今逢盛世，沐浴党恩，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乡贤张成灿、袁祝贵、张清、梁岳、张成建、张华金等贤人志士，立弘志，捐巨资，付心血以及众村民慷慨捐助，齐心协力，于二0一二年初夏动工兴建八百余米长总投资七十余万元的水泥村路于同年十二月廿七日竣成通车。如今坦途通达，出入便捷，村民齐心奔小康，邻里和谐业兴旺。大道贯通，造福桑梓，利泽千秋。为彰显精神，传承美德，勉励后人，刻碑铭记，谢贤人，赞功臣，彰其德，以期百世流芳。亦昭示后人弘扬善德，共建家园，再创辉煌。
筹建小组：张成厚 张成河 张林生 袁国忠
张成沛
梁
桂
袁福仁
捐款芳名榜
张成灿 96500 袁祝贵96500 张
清 30000 梁
岳20000
张成建 15000 张华金10000 曾惠杏 3000
张帝岳3000
袁木贵 2000 张康贵 2000 张成栋 2000
张成华2000 张
谷 2000 张兆强 1500 张成何 1000
袁国华1000
张土金 1000 张
仲 1000 张兆民 1000
张劲松1000
张成美 1000 张兆祥 1000 张兆云1000
张华发1000 张华庆 1000 梁
帮 1000 张成之1000
张兆保1000 梁亚炎 1000 张成厚 1000 袁国森1000
张
喜1000 张成源 1000 张
炳 800
张林生 680
张金海 668
张
仁 600
梁华芬 588
张兆坚 500
张成翔500
袁国仲 500
梁全芬 500
梁
福 500
梁德芬500
梁端汉 500
梁康贵 500
张华炎 500
张兆光500
梁振芬 500
梁华帝 500
袁国忠 500
张康荣500
张成春 500
张木荣 500
张成伟 500
张玉桂500
梁
桂 500
张成沛 500
张成志 500
袁华学500
张兆东 500
梁何生 500
袁日胜 500
张任贵500
袁国俊 500
张兆丰 500
张康允 500
以上捐款按捐款额大小和捐款时间顺序排列，捐款单位：元。
二0一三年七月
第四篇：农民修路功德碑文
农民修路功德碑文范例
维公元二00八年元旦，岁次丁亥，瑞雪迎春，紫气呈祥。国律鸿策，村出贤能。王峰雄飞，卓立新容。谨以锣鼓雅乐，聊表感激之意，欢欣之情，立碑铭之曰：
莽莽沃土，巍巍山峦。人杰地灵，名号卓立。民风淳厚，夜不闭扉；睦处以礼，人勤物阜。唯路难行，坎坷凹凸。雪雨泥淖，出行不畅。铺路富村，与民谋利。政通人和，群策群力。卓立后嗣，辈出精英。时人亚军，采矿挖煤，经营有方，家业兴旺。心系桑梓，感念乡亲。捐资六万，造福乡里。纵横交通，衔接枢纽。共建家园，同奔小康。
于是干支大道，井井条条。八方通衢，交通畅达。阔直平坦，行路无忧。货车驰奔，行人漫步。种甜瓜于良亩，丰收在望；掘清泉于千尺，饮水思源。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值此道路竣工之际，欲彰义道，而励后昆，谨勒石为碑，以纪功德，名垂青史，万古殊荣。
安家村街道不堪其行久矣，早欲修建，唯财以约。村两委多方筹资（数额）万余元，长一千七百余米、宽近五米的安家小康之路于辛卯年（月份）月落成。为彰修路之功，表村民之意，特立此碑，以启后人，铭曰：
洪武二年，迁定吾村。六百余年，福泽绵长。民风淳朴，邻睦如宾。唯路凹凸、进出不畅。晴扬尘土，雨溅泥浆。数辈父老，深受其苦。铺路富民，众期所望。适逢盛世，沐浴党恩。两委班子，运筹奔忙。干群同心，汗洒筑路。吾辈乡党，慷慨解囊。归真至善，功高德厚。村路通达，世代恒享。子孙永志，百世流芳。
第五篇：从功德会到基金会
从功德会到基金会
——佛教慈善组织现代转型问题探析
邓莉雅
摘要：近年来，许多佛教慈善功德会改名或命名为“慈善基金会”，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佛教慈善组织逐步向现代慈善公益组织转型。中国的佛教慈善要转变为社会性慈善，价值观念与指导理念需从传统宗教信仰驱动的行善积德，转为公民意识、公益意识基础上的志愿参与；慈善公益领域要从单一的救济向多元综合拓展提升；组织管理与行为方式上要走向制度化、专业化、规范化；信仰性的自律机制要转为公共责任，建立现代化的治理机制，接受来自政府和公众的监督。
关键词：慈善 公益 佛教慈善 基金会
佛教慈善在中国曾有过悠久的历史和非凡的作为。“慈善”一词便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才使用的。新中国从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后，佛教逐渐复兴，同时也接续了太虚“人间佛教”的旗帜，积极入世，发挥佛教弘法利生、慈悲救世的大乘精神，各地佛教协会或寺院纷纷成立慈善功德会，开展慈善活动，服务社会，展现了佛教强大的社会功能。近年来，各地的佛教慈善功德会纷纷改为“慈善基金会”的形式，这一变化并不仅仅只是名称上的改头换面，实际上，它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佛教慈善组织在适应社会发展潮流的过程中，逐步向更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的现代慈善公益组织转型。本文试图追溯佛教慈善功德会与现代慈善基金会的渊源，传统佛教慈善与现代公益慈善的区别，探讨中国佛教慈善组织现代转型中的自我调适问题。
一、从慈善功德会到慈善基金会
自从佛教在中国建立寺院，便开始从事慈善救济活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专门用于救济贫穷的慈善基金——无尽藏。南齐时佛教“设六疾馆，以养贫民”，北魏创“僧祇户”，至唐代开始在寺院建立固定的慈善机构“悲田养病坊”，成为全国性的佛教慈善组织，收养社会上贫病孤残的老人，施药义诊、救济穷困，堪称世界上最早的民间慈善机构。佛教慈善的内容还包括赈灾、收容难民和孤儿、修路造桥等，佛教寺院集宗教与慈善于一身，对社会贡献良多。到明清时期各地的善会、善堂常常创设于寺院并由僧众管理。及至近代，太虚大师针对时弊，提出“人间佛教”的口号和 蓝图，引导信众重视现实人生，建设人间净土，影响了当时以及随后中国佛教的发展。在这种思潮下，佛教慈善组织迅速发展。尤其是当代台湾，不仅民间佛教慈善团体数量众多，还呈现出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态势。例如台湾最大的佛教慈善基金会——慈济功德会，被认为是慈善事业全球化的典范。
“基金会”这一名称和形式来源于西方。现代西方宗教慈善组织多采用基金会的形式，也是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的。
在西方历史上，慈善事业也是首先由宗教推动的。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徒以基督教义为价值基础，培育出的慈善意识和行为模式，深刻影响了西方的慈善传统。基督教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主张不分远近亲疏的“普遍之爱”，并特别强调对弱者的爱，不嫌弃罪人、妓女、税吏等被社会遗弃的人。鼓励人们慈善行为的论述在《圣经》中比比皆是。例如《圣经﹒旧约﹒申命记》中载有：“耶和华的子民们，在每年年底，农民应将田地收获粮食十份取一份，牧民应将牛羊群十份取一份，或将其换成银子送到城里，给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并孤儿寡妇。”又“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基督教还传播一种原罪文化，慈善与谦卑成为赎罪的形式，从反面激发信徒从善的动机。例如《圣经》中说到：“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在基督文明的熏陶下，在西方，富人乃至普通人都有参与捐赠的积极性和行为习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宗教与有组织的慈善几乎是合二为一的。教会是慈善事业的主持者和中介人，捐赠者不是直接捐助给帮助对象，而是把财产交给教会，由教会根据需要和实际情况进行发放。
随着社会发展，慈善和宗教逐渐分离，各自有了不同的内涵和领域。宗教改革带来了神圣与世俗的分离，使“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近代民族国家建立，宗教权威逐渐撤出社会公共领域，回归于精神层面，世俗化成为潮流，国家代表世俗权威承担起更多的公共责任，一部分原来由宗教慈善组织承担的任务也被国家所承接。政府开始介入慈善事业，促使慈善活动在扶危济困之外有了更多的社会目标，并注入了调节税收、社会公益、社会监督、民主推进等新的内涵，传统慈善形式由此过渡到现代慈善形式。伴随现代工商业的发展，巨大的财富累积又为慈善捐赠提供了新的源泉，工商业者成为大额慈善捐助的主体。社会日趋分化带来社会多元化、专业化，社会公共服务也逐渐走向专业化。有组织的、专业化的慈善组织成为慈善事业的主流，更进一步加速了慈善与宗教的分化。“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危机下促发了“社团革命”，民间非政府组织（NGO）大量涌现，被认为是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社会的又一次大调整。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使公民社会承担起更多的公共责任。民间力量和普通公民以志愿结社的形式，在政府公共 权力以外追求公共利益与价值，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尤其在社会公益和慈善方面发挥了巨大功能，成为市场和政府之外的“第三部门”。各种类型的社会公益组织成为慈善事业的主要载体，而基金会的出现，使慈善事业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快速发展，公益事业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在推进经济、社会事业以及民主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国作为现代意义的基金会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初，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学习借鉴西方基金会的形式，在我国设立以“振兴教育、培养人才”为宗旨的基金会，期望以此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危机。新中国后，政府包揽了所有社会事务，基金会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民间公益慈善事业也基本停滞。改革开放后，思想和政策的调整，推动了公益性基金会的诞生，整个20世纪80年代还出现了基金会热。随着一系列的管理法规的出台，基金会的发展步入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佛教及其他宗教所成立的慈善组织也直接采用或相继转型为基金会形式，被纳入更为正式的体制内予以规范。当今中国，民间慈善基金会以规范、透明、灵活的管理与运行机制，已在多次危机救援及不少慈善公益项目中崭露头角，显示出高效、专业的优势，越来越为国人所认同。
二、传统佛教慈善与现代公益慈善
佛教慈善组织，一般是指由佛教信众发起成立或参与运作，志愿从事慈善公益活动、提供社会服务的民间非营利团体。它以慈善为主要目标，以社会公益服务为主要面向，并不是纯粹的宗教团体。但它的发起与佛教紧密相关，带有佛教背景，必然体现佛教的特色。佛教慈善组织一般取名为“佛教慈善功德会”，其中“功德”一词便集中和鲜明地体现了佛教信仰的诉求。
佛教的慈善以佛教信仰为基础，是佛教精神和本质的开演。首先，慈悲济世的精神和理念是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的中心。《观无量寿经》上称“佛心者大慈悲是”。《大智度论》卷四
十、北本《大般涅槃经》卷十五记载，慈悲有三种层次：一是生缘慈悲，即观一切众生犹如赤子而生之慈悲；二是法缘慈悲，即由领悟诸法无我之实相所起的慈悲；三是无缘慈悲，即远离了差别之见解，由无分别心而发的平等绝对之大慈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乃佛教信仰崇奉和追求的极致境界和修行目标。《大智度论》卷二十七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拨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正是以大慈大悲的本怀为基础，才有为众生无私奉献的佛教慈善。慈善行为构成了佛教徒的修行内容，慈悲的具体实践便是“布施”。在大乘佛教中，实践佛法的修行项目称为“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其中以布施为首。布施又分为财布施、法布施和无畏布施。佛教的布施概念，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后来的救济观念。其次，因果业报和福田思想是佛教慈善的基本动力机制。因果业报思想是佛教的基本义理。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有“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思想，但佛教的因果业报观有其自身的特点。它认为善恶之报不是由上天主宰，而是自身的业力所感召，因此自己必须对自己行为的善恶果报承担责任。这种善恶报应是在六道轮回中实现和体现的。关于六道，尤其是对地狱情景的描述，曾被编成故事，广为流传，引起人们的怖畏，对民众产生巨大的道德约束力。与此相关的是佛教的福田思想。经纶上记载有“八福田”：造路美井、水路桥梁、平治险路、孝事父母、供养沙门、供养病人、救济苦厄、设无遮大会等，析为二即是敬田和悲田。敬田即护持佛教，尊重师道人伦，供养父母师长等；悲田是对病者、贫穷、孤老、动物的爱护、收养、救济，以及利益他人的公共福利事业等。种福田是为了圆满福德，因为佛陀的福德是圆满的。虽然佛教主张布施时“三轮体空”，在心态上不求功德，不期回报，但在客观结果上，则是通过积功累德，获得成佛的资粮。福田思想对南北朝及唐宋佛教慈善事业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这些理念与思想的融合，成为佛教“慈善功德会”名称的来源。由于以信仰为基本动力，佛教慈善对信众的动员、募款能力很强，参与者具有高度的志愿性与奉献精神，一般来说慈善组织自律性与信誉度高，这是佛教慈善组织的优越之处。
在现代社会，公益组织作为慈善事业载体，以实现某种社会利益或提供公共服务为其核心理念，其运作机制灵活高效，与政府运作的国家机制和企业运作的市场机制协同工作。而公益组织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基金会。按照我国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依法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基金会可以为了使基金保值、增值而开展经营活动，但这些活动的收益必须用在公益事业上。
基金会具有一般非营利组织的特征：公益性、非营利性、非政府性，还具有不同于一般非营利组织的特性，即基金的信托性。基金会是以捐赠为基础形成的公益财产的集合，由独立于捐助人的董事会或理事会管理，拥有自主的运作权。基金会作为公益财产的受托人，必须维持良好的诚信和公信力，并遵循捐赠人的意愿和公益宗旨有效地使用公益财产，保证受益人的满意度，实现公益财产的保值增值，接受相关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捐赠人及社会公众的监督，从而保证基金会公益使命的完成。
现代公益慈善在观念与组织层面都着与传统慈善不同的特征。在现代语境中，公益与 李红艳著，《非政府组织管理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第194页。慈善并不是一个概念。慈善在西方语言中有两个对应的词，一是charity，一是philanthropy。Charity来自拉丁文caritas，其含义有：1.给穷人提供的帮助、救济和施舍；2.用于帮助处于需要中的人的东西；3.为帮助处于需要中的人而建立的机构、组织或基金会；4.作为爱的一种美德，由对上帝之爱转化为对邻里和人与人之间的爱。Philanthropy来自希腊语的两个词“philein”（爱）和anthropos（人）。其含义是：1.增加人类福祉的努力和倾向；2.对全人类的爱；3.为了提高人类福利的活动或机构。相较之下，前者更强调对弱者的救济，后者更强调对公共物品的捐赠。目前国际上更多使用后者。
而公益（public welfare）中的“public”是指“公共的”、“公众的”，“welfare”指的是“公共的健康、幸福和繁荣等”。可见“公益”一词侧重于一主体对其他主体带来好处，以及受益对象的广泛性和公共性；而慈善侧重强调主体内心所具有的的仁慈、善良、同情及以此为基础而实施的施舍救助行为。慈善体现内在性，旨在对行为性质的说明，公益凸显外在性，旨在对活动目的的交代。
传统宗教慈善是宗教性信仰行为的表现，具有个人性、内在性、道德性特点。即它是基于个人信仰的，由个人主导的自发行为，更注重施善者的主观动机，以及通过善行所达到的心灵境界和内在修养的提升。现代慈善公益具有社会性、全民性、公共性、外在性的特征。个人自发的行为变成有组织地进行的社会性行为；不再以宗教信仰为基础，而是以现代公民社会的公共精神为基础，强调慈善是公民应担当的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和义务；慈善公益成为公民参与的社会公共事业。
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慈善公益已丧失了传统宗教慈善的道德性。事实上，传统宗教的慈善理念和思想已经融入或转化为现代公民社会的道德资源，只是它褪去了宗教信仰的神圣色彩，回归人本位思想，从崇拜神性转为崇尚理性，凸显人自身的价值，基于对人类自身“类”的认同和对社会公共秩序及环境的责任，进而成为普通公民应尽的义务。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参与慈善公益是公民日常的生活态度和行为习惯。
三、佛教慈善组织现代转型的自我调适
宗教慈善组织兼具有宗教性与社会性的双重身份和特性。中国佛教慈善要转化为社会性慈善，必须与现代社会公益机制接轨，进行自我调适。价值观念与指导理念要从传统宗教信仰驱动的行善积德，转为公民意识、公益意识基础上的志愿参与；慈善公益领域要从单一的救济向多元综合拓展提升；组织管理与行为方式要走向制度化、专业化、规范化；
232 刘国华主编，《慈善是一种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第17页。
杨道波著，《公益性社会组织约束机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8页。3 信仰性的自律机制要转为公共责任，建立现代化的治理机制，接受来自政府和公众的监督。
1、观念形态的转变
私人特征的信仰无法体现为公共型社会信仰及其价值规范，只能建构出一种亚社会生活方式。要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慈善公益事业，必须超越信仰的差异，寻求更广泛的、互享的公共文化及价值观基础。现代慈善不仅是一种社会事业或社会机构，它已经发展为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它是建立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团结互助，互济互爱、共同进步，它倡导更多新的精神价值，如人际关怀、社会责任、自主精神、民主价值等。
佛教宣扬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慈善理念，其慈善范围具有广泛性、平等性、无条件性的特点。它与现代公益慈善理念具有某种内在的相通性，能够和现代社会的民主意识、公益意识相契合，这是佛教慈善能够突破信仰、文化、地域、种族等界限向全球普及的基础和优势。因此应该对佛教慈悲观进行现代诠释，把基于宗教性的平等观转化为作为社会成员的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平等性，使之成为增益中国公民慈善意识的文化因素；发掘、转化大乘佛教入世修行的思想资源，尤其是深入探索“人间佛教”的内涵与实现形式，寻求佛教宗教使命与社会使命的统一性。
2、慈善公益领域的拓展与提升
传统慈善往往是宗教性的爱、慈悲的释放，以救助弱者为主要活动方式。而现代公益慈善已向多元综合发展，除了救济更转向针对产生贫穷的根源。《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指出，今天中国的志愿服务和慈善活动所满足的层次还比较低，主要用来满足温饱和安全，例如“抗灾赈灾、救急救难”、“安老助孤、扶贫济困”。而后才是“社会福利、公益援助”，即使是公益活动也多针对残障重病、生活困难的人和学生，还仅仅停留于关注弱势群体层面的需要上。随着社会发展，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社会福利将切实保障弱势群体的温饱和安全，而志愿服务应更多地着眼于较高层次需要上。美国的一些基金会便多投资于全民教育、高校建设、图书馆和福利医院上。
佛教慈善也应打破单一救济、布施的形式，拓展、提升到公益的领域，关注社会现实发展所产生的问题，开发更有针对性的慈善公益项目，全面展现社会性慈善事业多元化的格局与胸怀。其次，佛教除了作为仪式化的宗教融入了民俗传统之外，它本身还是一种具有高度智慧的古老文明。两千多年来，它曾经成就璀璨的东方文明，到了近现代又被西方
454 李向平，《从“宗教文化”到“公民文化”——兼论当代中国宗教社会角色的转变》，马建钊、印顺、李大华主编，《宗教的现代社会角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5 高丙中、袁瑞军主编，《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356页。杰出的科学家、哲学家所推崇。在西方强势文明日显局限的今天，也将成为对治现代社会生活与环境危机造成的多种心理危机的良方，佛教以其博大精深的义理，有效的实践方式，尤其是针对心灵、灵性指导方面的优越性，已越来越为西方人所青睐。中国佛教应继续发挥其作为一种高层次文明的优势，提炼、转化自身的文化资源，使之成为与现代科学、民主的文化形式相融合的现代文明，创新慈善公益的形式，除了传统的物质救济，更转向救济现代社会民众的“心灵贫困”，开发科研、医疗、教育、保健、环保等高端公益，提升现代人的文化品质和心灵修养。
3、建立现代化、专业化的治理机制，实现公共责任
传统佛教慈善组织一般结构简单、治理模式单一；主要采用卡里玛斯式的宗教性权威模式，制度化程度不高；组织活动主要依靠信众的志愿奉献精神，专业性凸显不足；组织约束机制以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自律机制为主，这样的结构与机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慈善公益复杂的性质。
现代慈善公益组织具有公共性质，而不仅仅是民间组织，它承担的不仅是契约责任，更包含公共责任，必须接受来自社会与民众的公共问责。所谓公共责任，按哈奇的说法分为两个层次，低层次的公共责任意味着“避免违规、避免不当行为和账目的完善管理”；高层次的公共责任则体现为“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实现所追求的目标”。从低层次公共责任向高层次公共责任转移，已成为当前公益组织监督机制的发展趋势。慈善是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其行为的外在效果和效益应受到重视。基金会是建立在公益产权基础上的非营利组织，涉及多元的利益主体，对公益财产形成复杂的权责关系，而受益权与控制权分离导致所有者缺位、使用权受限以及受益人虚拟化等，容易造成约束力、激励不足，责任不清等治理缺陷，因此要建立完善的治理模式，以实现基金会的使命和对公众的承诺。首先必须要有明确的实现社会公益使命的组织宗旨和项目开发规程，通过透明、规范的制度保障捐赠人意愿及虚拟受益人权利的落实，和对资金运作过程的监督。其次应具备一套专业化的运作机制和管理团队。建立现代理性的权威模式，理事会作为基金会的决策单位，理事会职责合理安排、理事成员具备志愿精神、责任意识、决策能力和沟通能力，以保证理事会运作的效率。组建具备一定数量专职人员的工作队伍，使用现代化、专业化的方法技术有效地使用公益财产。良好的治理机制，已成为现代佛教慈善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杨道波著，《公益性社会组织约束机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41页。
参考文献：
［1］马建钊、印顺、李大华主编，《宗教的现代社会角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2］王守杰著，《非政府组织从传统慈善向现代治理转型研究--发达国家第三部门变迁的经验与启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 7月第1版。
［3］李红艳著，《非政府组织管理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4］高丙中、袁瑞军主编，《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5］杨道波著，《公益性社会组织约束机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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