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传后的读后感

第一篇：李普曼传后的读后感

李普曼一生中直接参与和间接影响了美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的国务和外交事件，从老罗斯福一直到约翰逊的美国历届总统都极为重视他的立场观点。也许正因为他自己所具备的这些对舆论的巨大力量才促使他对舆论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希望美国能追求自身的崇高理想，他孜孜不倦地提醒他的读者们要牢记这些理想。“年轻人的思想要是‘保守’的话，那肯定是荒谬的。他们大概会变成‘墨守成规’的人。年轻时就‘正统’的人，有可能一辈子都会处在中年人状态。”也许正是李普曼坚持了这样的一种理念才促使他的专栏，他的评论具备了更深刻的概念。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是光有正义感就能帮助人，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更需要的是带着正义感和睿智想出更合适的解决之道。憧憬只有通过与真实世界打交道，才能变成事实。的确，再多的想法，只有付诸于实践才会更加凸显出其现实的意义。

李普曼一生中直接参与和间接影响了美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的国务和外交事件，从老罗斯福一直到约翰逊的美国历届总统都极为重视他的立场观点。《李普曼传》的作者罗纳德斯蒂尔所说：“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

也许正因为他自己所具备的这些对舆论的巨大力量才促使他对舆论有了更深的理解，在其漫长的一生中，李普曼曾导致走向社会主义、政治行动主义、怀疑论、淡泊的超然态度、经济上的保守主义、冷战的批评者、社会自由派，最后使他产生了感情上的突变，奋起反对他所认为的帝国野心。他希望美国能追求自身的崇高理想，他孜孜不倦地提醒他的读者们要牢记这些理想。

“年轻人的思想要是‘保守’的话，那肯定是荒谬的。因为这意味着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大概会变成‘墨守成规’的人。年轻时就‘正统’的人，有可能一辈子都会处在中年人状态。”

也许正是李普曼坚持了这样的一种理念才促使他的专栏，他的评论具备了更深刻的概念。这个年轻时代里的李普曼已经清醒的认识到了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更应该有更多的新思想，这样的理念带着他产生一个有一个新的思想，一篇又一篇对舆论具有影响力的文章。

李普曼在攻击制裁卖淫和通奸的法律时写道：“我们必须对这些邪恶现象背后的力量善加利用，而不是力图粉碎它们。”他认为，“对于人们的冲动，我们必须加以引导，而不是禁锢。”

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是光有正义感就能帮助人，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更需要的是带着正义感和睿智想出更合适的解决之道。的确，大部分法律，比如反对酗酒和卖淫的法律，都是力图禁止和处罚人们的冲动，而不是把它们重新引向更健全的目标。如果我们社会对其加以引导而不是禁锢，相信会达到更好的效果，禁锢带来的更多的是被禁锢者的反抗。

在李普曼所交往的名人当中，西奥多罗斯福是他最为敬仰钦佩的人。李普曼在他的书中写道，老罗斯福是他心目中的政治家的楷模，“是第一位接受新的社会思想的总统。”

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英雄，都有一个偶像，在自己的偶像的陪伴和带领下成长着、学习着。老罗斯福是个改良主义者、是个著书修史的知识分子。他敢于打破陈规旧习，请黑人到白宫去，任命了一个犹太人当他的内阁成员。这样的一个偶像对李普曼产生的影响是可想而之的，李普曼的敢于打破常规的精神想必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憧憬只有通过与真实世界打交道，才能变成事实。政治是一场斗争，理想主义要在其中经受现实主义的磨练。李普曼从不相信人类长着神仙的翅膀，但他觉得人类至少应该试着飞翔。的确，再多的想法，只有付诸于实践才会更加凸显出其现实的意义。这样坚持的信念才更加促使他对公众舆论有了更多的认识吧，在与真实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想法才能得到社会的更多的证实其正确与否。人的理想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有经历过现实才有化为现实的可能。

李普曼是个细心并富有创造性的文体大师。他能够摆脱愚蠢荒谬的词汇，这些词汇使大多数政论文章沉闷费解。

他对民族主义的情感的渊源异常敏感。他深有感触地写道：“所谓民族自尊心就是一种认为我们的血统值得尊重的意识。”

就是这样的一个李普曼对很多的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力，就是这样的一个李普曼带领一个时代重新认识了新的社会，新的舆论世界。在世界安稳的时候，在世界**的时候，他的思想一点又一点地得到了进一步地提升。在肯定与否定之中，这样的一个李普曼留给世人无限仰望的空间。

第二篇：李普曼《舆论学》读书报告

《舆论学》读书报告

一.简介

1922年出版的《舆论学》是由美国著名的政论家和报刊专栏作家李普曼写作而成的著作，因其与政治学和新闻学的密切相关性，该书问世后，受到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新闻传播学界和政治学界的极大推崇，几十年来一直被誉为是世界上第一部自成体系的舆论学专著，并被公认为是新闻传播的奠基之作，成了每一个致力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研究与探索的人的必读书目之一。《舆论学》出版之后，引发了社会对于舆论与政治、舆论与媒介、政治与媒介、政府与媒介和公众等关系之间的再思考与再认识，促进了舆论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沃尔特﹒李普曼虽然是报刊专栏作家，却也是美国著名的政论家，他的许多政论、专栏对于美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他为《世界报》和《新闻周刊》撰写的“今日与明日”专栏，是美国报业史上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专栏，同时它也为李普曼赢得了国际声誉。

《舆论学》通过八个章节的论述，“引言”、“探讨现实世界”、“固定的成见”、“兴趣”、“创造一种共同的意愿”、“民主政体的偶像”、“报纸”、“有情报的组织”，对社会认知和舆论形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摧毁了意见自由市场的民主假设，认为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从业人员都是“固定的成见”或者“刻板印象”的囚徒，“舆论”只是人们对于大众媒介构造的“虚拟现实”的一种带有“固定的成见”的意见和看法。有学者说，《舆论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李普曼在书中提出了“固定的成见”和“假环境”这两个概念。

二.一种比较——李普曼与纽曼的“舆论”

前西德学者伊丽莎白﹒诺埃尔﹒纽曼在她的论文中曾说过，对于“舆论”一词的定义有60多种，在“觉得对舆论还是不甚了解”的情况下，纽曼对1965年德国大选的阿兰斯拔研究会的调查进行了分析，她发现人都具有分辨“多数意见”与“少数意见”的能力，并且能够感觉到“支持”与“反对”观点的流动频率，这些因素导致了她开始寻求用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这就是她后来所得出的“沉默的螺旋”假说，并且提出了关于“舆论”的看法，她把“舆论”比喻为我们的社会皮肤，通过社会皮肤的感知作用，人们可以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从而起到社会皮肤的保护作用。

因此，在纽曼的眼里，舆论的操作性定义可以这样给出：那些能在公开场所发表出来，且不会受到孤立的，对有争议问题的意见。（纽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1973年）纽曼关于“舆论”的定义，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来把握。首先，舆论是一种倍受争议的意见。因为是对有争议问题的看法，所以必然会产生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之间有可能是重合的，相同的，也可能存在相反性，排他性，但是需要肯定的是舆论是各种意见的表达。第二，舆论是可以在公开场合表达的意见。这就意味着舆论必须是一种公开表达的意见，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个人的私聊或者是未被公开的个人记录等等。如果在第一层意义的基础上加以深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推论，舆论是一种倍受争议的意见的公开表达，那么舆论就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多样性和公开性。第三，舆论操作性的结果是表达了争议意见的人不会遭受孤立。纽曼将社会心理学中的“对孤独的恐惧感”和“从众心理”等机制引入了舆论学，这是她对传统舆论学考察的一个重要贡献。所以，纽曼将舆论比作我们的社会皮肤，通过皮肤的感知作用，我们可以来决定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从而通过这层社会皮肤的作用，来保护我们免受孤立的危险。

综上可以看出，纽曼所强调的舆论是一种已经被表达出来的意见，这种意见隐含了共识和一致性的因素，“意见被理解为某种被认为可接受的事物的同义词”（纽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而沉默的螺旋的过程只是将这种意见加以强化，通过它可以培育新的，年轻的舆论，或者通过它可以传播含义已经发生了转变的旧意见。

但是，舆论的定义仍然需要加以完善：在一个有着固定的传统、道德以及特别是规范的领域内，如果一个人不想被孤立，他就必须表现和适应舆论中的意见和行为态度。因此在这种社会皮肤的作用下，舆论能够成功的整合社会各种意见，担当起社会导向的作用。所以，已有的秩序能够得以存续，一方面是因为个人对于社会群体孤立的恐惧和对于社会群体认同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共性的价值观念担当起类似法庭的责任，使得我们遵循业已形成的意见和行为态度。纽曼在论文的最后指出，舆论不仅与那些以此为职业的人或据此作出天才评论的人，即哈贝马斯所说的“政治运作的公众”有关，而是涉及每一个人。纽曼考察的是作为一种赞同的和不赞同的舆论之间的关系，“沉默的螺旋”就是一种作为制造和传播舆论的过程。

李普曼在《舆论学》的第一部分中就强调了：舆论分析者必须开始认识清楚下列三者之间的关系：行动的情景、人对那种情景的想象，以及人对从行动的情景中产生出的想象的反应。正因为人们的行为受到他们所处的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一方面按照他们所处的环境来行动，另一方面受到所处环境的刺激而行动，所以对于环境的分析显得尤为重要，李普曼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假环境”的概念，舆论的形成也正是建立在人们对于这种“假环境”的认识基础之上。“舆论基本上就是对一些事实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种看法。对于李普曼和纽曼两个人不同的关于“舆论”的定义，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对比。

第一，环境分析。李普曼着重考察了公众处于一个怎样的环境中，以及这种环境对于

舆论的影响。李普曼提出了“两个环境”的理论，即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为现实环境，一为虚拟环境。前者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体验之外的客观世界，后者则是人类意识或体验到的主观世界。大众媒介的出现和发展，使得虚拟环境的比重越来越大，所以我们都是被大众媒介所创造的虚拟环境包围下的个体，我们的认识、态度、行为都受到这个环境的制约，那么舆论的形成就离不开媒介的功能。而纽曼所说的“舆论”，实际上最初是媒介所提示和强调的意见，在“沉默的螺旋”的作用下，转变成为一种实际表达出来的意见，在这个意义上，她所论述的其实是媒介对舆论实行社会控制的结果，媒介就是人们观望民意分布的消息来源，所以，纽曼也继承了李普曼对于媒介为人们构建世界现实的论点，并且明确指出大众传播媒介有一种营造“意见环境”、“舆论气候”的巨大功能，但是，纽曼更加强调的是个人的社会心理机制在舆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而李普曼侧重的是对环境的形成、环境的形态、环境的真实性以及环境的本质的分析。第二，效果分析。纽曼认为“沉默的螺旋”实际上就是舆论成功整合的结果，通过舆

论创造整合，能够最大限度的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大众媒介在反映和引导舆论的过程中，便形成了一种控制舆论的社会机制，同时，大众传播媒介还可以利用这种机制将社会舆论引导对传播者自身有利的方向上来，所以，舆论引导的最终结果是达到社会整合，并且纽曼相信这种整合是可以实现的。李普曼的观点是，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大众媒介摧毁了意见自由市场的民主假设，民主政治理论下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存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舆论也会不自觉的失去其本身的含义。它虽然达到了整合社会的目的，但是，这种目的的实现是以丧失了民主自由的基础和前提为代价的。在大众媒介与政治联结得如此紧密的美国社会，一种舆论环境的构建是难以反映到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公众的身上的，所以就需要一个有效的“情报组织”来加入到这项工作中。

三.两个概念——“固定的成见”和“假环境”

在《现实世界与我们的想象》一章中，李普曼首先就为我们框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每一个人，包括获知信息的公众，以及传播消息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从业者，都是经历着一个由媒介简单化后的虚拟环境，偶然的事实、创造性的想象、信仰的意志，这三种因素构成了一种虚假的现实，“他们需要知道的世界和他们确实知道的世界，往往是十分矛盾的两回事”，一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现实环境，一个是我们已经感知的虚拟环境，这两个环境之间到底有多大程度上的重合性或者说是接近性，大众传播媒介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所以，不论这种环境的真实与否，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不基于这种环境去行动，这种行为不仅有其自身的真实性，还伴随着真实的结果。这就是李普曼所说的“他的行为是对于虚假环境的一种反应，其后果是在发生行动的真实环境中起作用”，所谓人对于环境的调整也是通过各种虚构作为媒介来进行的。所谓虚拟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的事件或者是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的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虚拟环境”当作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然而，在这种虚假的整体环境里面，每个人都依据能感知和体验到的环境来形成态度和做出行动，这就使得整体的虚假成为了另一种真实，人们对自己行动的情景进行认知，在认知的基础上进行一种情景的想象，然后根据情景的想象做出自己的反应。这一系列的过程都是人们对自己认识到的情景的真实反应，虽然“他们不是把真正的事实作为事实，而是把假定的事实作为事实的”，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虚拟环境创造了新的真实。

伴随着“假环境”而来的就是人们的“固定的成见”。固定的成见也叫做刻板印象，李普曼说“我们处在什么地位和我们习惯的看法决定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同时，“把别人报道的和我们能够想象的拼凑在一起就成为了我们的意见”，由于文化、传统、道德、团体规范等因素的影响，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就存在着一种“固定的成见”，这种固定的成见的体系是有条理的，或多或少是始终如一的对于世界的想象，我们的习惯、情趣、智能、安慰以及我们的希望都根据它来进行调节。在我们去观察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有人告诉了我们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就会带着这种已有的认识的印记。

在“固定的成见”的影响下，我们认识事物的时候，看到的总是与我们头脑中成见相一致的地方，对于那些不符合的地方，相抵触的地方，李普曼认为我们基本上会采取两种方式中的一种，要么“怀疑所看到的”，将它视为例外不加考察，要么“接受新事物而修改成见”，重新考察新事物。所以，固定的成见是我们的传统的堡垒，在它们的防卫下，我们能够继续感到我们自己安全的处在我们所处的地位。正因为固定的成见是作为一种防护的工具在保护着我们的意识、地位，它对于舆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任何一种意见和看法都势必带有由我们的固定的成见所形成的“盲点”，从而影响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稳定而整体的认识。

从舆论的主体、客体、本体这三个方面来考察，在李普曼的《舆论学》中，由于“固定的成见”和“假环境”的共同作用，舆论就是公众对于那些“间接的、看不见的、费解的”事实所表达出来的带有“固定的成见”的一种反映的意见或看法，而这些公众正是处在一个由大众媒介和公众自我所共同构建的“假环境”中。

四．三个关系——舆论与媒介、政治与媒介、媒介与公众

（1）舆论与媒介

通过对社会认知和舆论形成的分析，李普曼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从业者都成了成见或是刻板印象的囚徒，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无法指望公众按照经典自由主义理论的假说，作为有理性和寻求真理的个人，在意见的自由市场努力寻求与自己的意见相同或相悖的观点，通过理性的判断和讨论，修正自己的观点，从而扩大自身在公共领域内的知识，并且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新闻媒介的日常运作“至少也比民主政治理论目前所承认的远为脆弱，它脆弱得难以实现人民主权的全部义务，难以自发的提供民主主义者所希望的天生的事实”，因为新闻的作用只是突出的表明某些事件，而不是对于这些事件的整体的真实的反映，不能够把这些事件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全景式的意义揭示，所以，报道是报道者希望公众看到的报道，舆论也就是制造者所希望听到的意见。

舆论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因为公众对世界的认知是不确切的，不真实的，大众头脑中充塞的图景往往不过是传媒输送的词语和图象的大杂烩，他们只是通过从权威那里得到的种种归类方法和成见，来观察周围的世界。而在现代社会，大众赖以构建他们头脑中的图景的最重要的途径是大众媒介，他们通过读报、看电视、听广播等方式，来了解外部的世界，并认为自己所看到和听到的就是“现实”本身，就是独立于他们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所以，如果对大众传媒加以操控，对它所输送的图景进行塑造，人们头脑中的图像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这也是宣传的实质。

（2）政治与媒介

有关媒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美国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在她的《制造新闻》一书中，提出“新闻是对真实的社会建构”，制造新闻的行为，也就是建构事实本身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建构事实图景的行为。她断定，新闻是法定机构的同盟者，同样使现状合法化，她认为，新闻是一种社会资源，对这种社会资源的建构限制了我们对当代生活的分析性思考。也就是说，大众通过媒介的信息来建构关于世界和社会的“真实的图象”，而精英人士在这个建构过程中的锲入，就会对公众舆论施加巨大的影响。这是政治与媒介关系的第一层意义，即，媒介与政治存在着共生，相互作用而影响公众舆论。

另一方面，李普曼认为：代议制政府不管采用什么选举制度，它在普通的政治中或者工业中都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除非有一个独立的、内行的组织把为发现的事实清楚的提供给必须作出决策的人，因此，我认为认真的接受这样的原则，那就是个人的代表制必须提供未被发现的事实作为补充，这样会容许一种令人满意的分权，让我们避免极端的和不切实际的虚构，使我们每个人都必定会得到关于公众事务的足够的意见。

因为新闻报道的情况与社会的真实情况之间不能划上等号，所以，执政者也就不能够单纯的依赖报纸的报道来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决策，对于政府来说，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锲入一个情报组织，通过专家的活动，未被察觉的外界情况能够有力的被报道出来，能够把这些情况报道给不同集团的人，使他们在某中程度上消除偏见，并且可以克服他们的主观主义。这样，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以最深刻的方式来影响决策。”

（3）媒介与公众

考察媒介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李普曼强调两者都受到了“固定的成见”即刻板印象的影响和制约，舆论是两方面作用的结果。但是从报纸的经济基础来考虑，媒介与公众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报纸靠广告收入来维持成本与赢利，公众支付给新闻的使直接或间接支付的广告费，是一种不公开的“隐蔽的支付”。所以，报纸必定要尊重买主的观点，报纸就是为买主而编辑和出版的。然而，另一种情况是，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职业等来选择自己的阅读对象，这就意味着报纸随时都会面临着公众更换阅读对象的风险，公众对于一张报纸的评价往往会依据他们的经验以内的事件的处理情况来下结论，所以，报纸要做的就是如何赢得读者的忠诚，如何赢得坚定的读者，为了抓住读者的个人兴趣，报纸是根据读者希望读到他们自己的消息这样一些原则来进行编辑的，在阐述《新闻的性质》一章中，李普曼的结论是，新闻应是生活的反常现象的反映，是突出事实的报道，是编辑对事实做出判断后的结果，是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报道。

媒介与公众之间的这种关系，看似是一种临时的，单方面的选择关系，主动权在读者，但是，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现实世界的本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就使得媒介和公众之间的关系便得越来越亲密，大众媒介确实能够成为一种引导舆论和控制舆论的强有力的手段，但是，如果这种舆论引导不是真实情况的再现和反映，而是大众媒介和少数政客制造出来的假象，那么，舆论引导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或者是一句谎言。同时，媒介与政治之间的共生关系，并不意味着只是精英人士通过媒介单方向的向大众施加舆论的影响，实际上，公众团体和公共知识分子也可以借助媒介影响政府的判断和决策。通过大众媒介的作业，能够使“公众议题”转变成“媒介议题”，并进一步进入到政府“决策议题”中，从而影响甚至是改变政府政策。

第三篇：李广田传读后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广田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作家。在李广田诞辰一百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李岫教授出版了《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该书久经磨砺，后出转精，把李广田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是传主的女儿，是传主后半生生活的见证人。这一独特的身份，为该书的写作提供了一个重要角度：这就是她在“自序”中所说的“我愿意叙述最原始的材料，写出我所亲历的场景”。在这种自觉意识的作用下，作者在书中大量再现了鲜为人知的有关传主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很好地展示并丰富了传主的性格；同时，也使之比已出版的同类研究书籍更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场感。如书中写到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遇害后，李广田天黑才回家，悲恸难已：“母亲看他一天没吃饭，递过一碗饭去，我看见父亲的两颗泪珠掉在饭碗里，而饭却一口也咽不下。”当然，书中最充满挚情的还是对父女天伦的描写。40年代后期作者参加清华的剧社演出，“父亲怕我出事，每有演出便去接我回家”。多少年后，李广田被迫害致死。作者从火葬场取出传主骨灰，“这一天正是旧历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而我竟这样把父亲接回了家”。每当叙述到这些鲜为人知的材料、还原这样的历史场景时，作者总是以真实的细节、冲淡的文字出之，而在字里行间却又满注了一腔深情。

作者既是传主的女儿，更是一个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学者，这一“学者”视角，作为对“女儿”视角的补充和延伸，大大增强了本书的理性色彩，该书的学术水准和学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本的对照式、印证式的解读。李广田在《创作论》中曾指出：“文学创作正如蜜蜂酿蜜”，它“所采的是花的甜汁”，但造蜜时还要注入自己的蚁酸。因此，要真正把握李广田创作的精髓，就必须既了解其中所蕴涵的生活本身“甜汁”，还要考察主体所注入的“蚁酸”。作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说出了“我所知道而别的作者不知道”的话。如果说第一章的前两节通过对故乡文化环境的描述，巧妙地交代了《画廊集》和《银狐集》中许多著名的乡土散文所蕴涵的生活“甜汁”的话，那么，在第七章中则更多地考察了传主在作品中所注入的“蚁酸”。这种对照式、印证式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解开了传主文本的生成之谜。二是在中外文学发展的宏阔视野中对传主文学创作特色和成就的厘定。本书作者在许多论述中显示出了相当开阔的理论视野。如第四章第四节考察李广田30年代乡土散文所接受的外来影响。它以英人怀特的著作《塞耳彭自然史》为结点，经过精心梳理，从怀特起中经英人戈斯、何德森等，再到周作人、李广田、刘西渭，在宏阔的中西文化背景下接成了“一个文学生态链”。在分析传主散文《少年果戈理》的坎坷遭遇时，则将它放到了延安整风运动后的大的文化环境中，显示出了在左倾思潮不断膨胀的背景下这一悲剧的必然。

从1940年10月“母亲”怀抱两岁的作者关山万里追随父亲，于今已60余载。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书中随处都弥散着这种岁月沧桑、物是人非之感。该书开篇就写了自己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一次寻根之旅，面对着父亲作品中多次描写过的古老黄河，沧桑之感油然而生：“弹指间五十多年过去了，沧海桑田，父亲去世也已二十年了”。著中不仅有对父女情深的描写，也蕴蓄了作者自己的人生感悟。在漫长的人生路途中，作者与同代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也历经了人生的许多大喜大悲、许多坎坷曲折，这不能不使作者在叙说父亲悲剧命运的同时，也从无情的流水年华中去思考人的命运——尤其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作者在“自序”里说，这是“一本有关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和命运的真实记录”，“希望通过它能引起人们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思索”。

第四篇：李曼的读后感

《教学革命——蔡林森与先学后教》学习心得

王家河中心小学 李曼

2011年8月

上学年，学校着力推进“先学后教，当堂训练”这一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蔡林森以及他所创导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这一最简便、最有效的教学方法，为课堂教学服务，我在暑假期间认真地阅读了《教学革命——蔡林森与先学后教》一书。在学习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蔡林森作为一代教育家的赤子情怀，以及在学校实行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必要性。

蔡林森，一位年近古稀的校长，一位屡屡创造奇迹的传奇人物，我们究竟应该从他身上学些什么？

一、学习蔡林森校长爱教育、能吃苦、会创新的精神。

蔡校长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们，吃苦是福。只有不怕吃苦，敢吃苦，才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吃苦才能学会学习，吃苦才能当好教师，吃苦才能建成名校，吃苦才能终身幸福。他的人生观就是：人活着，就是要吃苦，就是要自学。这样才能成人、成才，才能有所作为，实现人生价值。一辈子吃苦，一辈子自学，一辈子创新，就一辈子幸福，一辈子快乐。

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吃在学校，住在学校，处处以身作则，天天深入课堂听课、评课，对课堂教学极端认真一丝不苟，无论是在困难时、在成功时、在辉煌时、在退休后都能坚持吃苦，不停学习，不停追求„„如此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所钟爱的教育事业的人怎能不取得辉煌成就？同理，我们要搞好教学，就需要老师具有扎根教育事业的心胸与志向，不为困难所动摇，不为世俗所诱惑。老师要能耐得住寂寞，要有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要有蔡林森“吃苦是福”的理念，不斤斤计较工作的轻重、待遇的高低，潜心教学，最终一定能取得成功。

二、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无论是在洋思，还是在永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有了这样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教师才能把目光更多的转向学困生，关注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也唯有如此，教师才能真正实施平等教育，真心实意地用心血、下工夫去培育每一个学生，坚持不懈的把温暖送给每一个孩子，学生也才能从中看到希望，从而努力拼搏，不断进步，走向成功。

三、学习科学的教学方法——“先学后教，当堂训练”。

“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教学法唤醒了每个学生自我改变、自我发展的意识，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成为学习的主人。“先学后教”的可贵之处在于让学生走在教的前头，让学生先探索，先体验，积累经验，发现问题，产生障碍，然后带着问题去学习。“当堂训练”的可贵之处在于对教学负责，对所有的学生的学习负责。教师目睹学生做题的全过程，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更正。同时避免了学生课下抄袭作业的行为。

首先，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蔡校长认为，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教学法使学生在课堂上学会了学习，是我们提高教育质量最根本的法宝。它真正体现了教是为了不教，在学习过程中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其次，先学后教，当堂训练培养了学生的合作精神。在“后教”这一环节中，学生合作学习，依靠团队解决存在的疑难问题，兵教兵，好学生充当小先生给差学生讲，好学生通过讲问题，变得更好，差生通过好学生讲，使得不懂的地方也懂了。他们通过学习上的合作，加强了同学们的团结，培养了合作精神，提高了学生们交流的能力。

再次，先学后教，当堂训练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蔡校长认为，减负的根本出路在于课堂的高效。那么一堂课的高效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高效就是让学生上课象考试一样紧张。先学后教，当堂训练，先学是让学生自己先看书，自己做练习是第一次考试。后教，通过学生合作、讨论又是第二次考试。当堂训练，当然就更是一次对本节知识的考试，每个环节，有要求，有落实，学生不得不紧张起来。让学生在考试中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量来。学生当堂完成了作业，当然就不用把作业推到课后，无形中给学生减轻了学习及作业负担。

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模式真正体现了教育应该育人为本，面向全体学生，不放弃每一个学生的观念，全面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四、学习严格的管理制度——“堂堂清、日日清、周周清、月月清”。“堂堂清”就是要每个学生在课堂上通过自己看书、练习，通过同学的帮助、讨论，通过当堂训练，理解知识，形成运用能力，尽量不把问题留在课后。“日日清”就是把当堂学的功课，该背的要会背，做错的要更正，该运用的要做对。即“今日事，今日毕”。“周周清”就是周末普查本周所学知识点，检查做过的例题、习题，要求人人过关。“月月清”就是月月调查知识质量，查缺补漏。“四清”的重点是后进生，尤其是最后几名学生。“四清”的基础和关键是“堂堂清”。“四清”的核心是“人人清”，只有做到了“人人清”才能杜绝差生或转化差生。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慢慢地，我理解了扉页上这句话的内涵。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努力实践先学后教，当堂训练，不断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第五篇：李聃-《罗素传》读后感

国际关系学院 陈橙 2009200625

伟人即是宝藏

——借经于罗纳德﹒W﹒克拉克《罗素传》

人何时才会认识到，真诚原是坚强不屈的气质？我不知道将来谁是为我写传的人，但是我希望他“顺其天性运用辞藻”，把传记写成多少像这样子：“我不是神态庄严地彩色玻璃圣徒像，只为了教诲别人而存在；我的存在是出于自我中心，我做的许多事令人遗憾，我不尊敬可尊敬的人，有时我装作尊敬他们，那是欺瞒。我说过谎，耍过虚伪，因为假如当初我不这样做，人家早不允许我做自己的事了；可是我死之后再不需要继续虚伪。我憎恶虚伪的谎言：我爱生活，爱生活中实在的人，想除掉妨碍人爱人的虚假一套，去爱那实在是实在的人。我崇尚欢乐和自发；一旦真正的东西能为人容忍，我相信天性定会引发人的真正美德。

——伯特兰﹒罗素致奥托琳﹒莫雷尔贵夫人

罗素生平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社会学家，也是20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生于英国威尔士莫矛斯郡特雷莱克一个贵族世家。父母是思想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祖父罗素伯爵是辉格党（自由党前身）著名政治家，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曾两次出任首相。罗素年幼时，父母相继去世，他是在祖母照管和教育下长大的。家庭的自由主义传统和祖母的独立不羁的性格对罗素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罗素的童年很孤寂，他经常在家中荒凉失修的大花园里独自散步冥思，是大自然、书本和数学把他从孤独和绝望中拯救出来，特别是对数学的迷恋，成为他的主要兴趣。

1890年，他考入剑桥大学，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大学前三年，他专攻数学，获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的第七名。第四年转攻哲学，获伦理科学（当时的哲学）荣誉考试第一名。1908年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910年，任剑桥大学讲师，1914年又任该校三一学院研究员。1949年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荣誉研究员。其间，他多次去美国讲学、访问和演讲。20年代初，曾到中国讲学一年。50年代后，主要是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罗素一生兼有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双重身份，以追求真理和正义为终生职志。作为哲学家，他的思想大致经历了绝对唯心主义、逻辑原子论、新实在论、中立一无论等几个阶段。他的主要贡献首先是在数理逻辑方面，他由数理逻辑出发，建立起来的逻辑原子论和新实在论，使他成为现代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对真理的求索中，罗素从无门户之见，善于向各方面学习，善于自我省察，不断修改自己的观点。但他又从来不是关在书斋里不问世事的学者。从青年时代起，他一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追求并捍卫社会主义。1895年，曾两次访问德国，研究“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同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交谈过。1920年访问苏联，会见了列宁。他还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和平主义者，第一镒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反战宣传而被判刑六个月。50年代，他抗议氢弹试验，发表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1961年，因主持反战静坐示威，89岁的罗素和他的妻子一起被判两个月的监禁。他支持希腊和巴基斯坦人民的解放运动，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1966年他与萨特等人组织“国际战犯审判法庭”。1968年，发表声明抗议苏联入侵捷克。1970年抗议以色列发动中东战争。

罗素一生著书多达七八十种，论文几千篇，广泛地涉及到哲学、数学、科学、偷理学、社会学、政治、教育、历史、宗教等诸多方面，享有“百科全书”式思想家之称。主要著作有：《数学原理》（与怀特海合著，三卷本，1910-1913）；《哲学问题》（1912）；

《我们对外间世界的知识》（1914）；《社会重建原理》（1916）；《神秘主义与逻辑》（1918）；《自由之路》（1918）；《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1920）、《心的分析》（1921）、《物的分析》（1927）；《婚姻与道德》（1929）、《教育与社会秩序》（1932）；《权力论── 一个新的社会分析》（1938）；《西方哲学史》（1946）；《人类知识之范围及其极限》（1948）；《权威与个人》（1949）；《我的哲学发展》（1959）；《西方的智慧》（1959）；《罗素自传》（1967）等。罗素的大部分著作都能把理论的深刻性和表达的通俗性结合起来，既有亚里斯多德、黑格尔的思辨性，又有伏尔泰、达·芬奇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那种文采。其流畅清新的散文在英国文学中也享誉甚高。

1949年，罗素获得英王六世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1950年，为了“表彰他所写的捍卫人道主义思想和思想自由的多种多样意义重大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获丹麦索宁奖。瑞典学院高度评价了他作为“人道主义与思想自由捍卫者”的斗争精神，认为“罗素的哲学具体地体现了诺贝尔先生创立这个奖的初衷，他们对人生的看法是十分相似的，两个人不但都接受怀疑论，而且都怀有乌托邦的思想，并且由于对当前世局的忧虑而共同强调人类行为的理性化。”（《颁奖辞》）1

从罗素的经历来看，有以下几个值得借鉴的关键点。

一．罗素性格的养成罗素2岁时，其母亲和姐姐去世；4岁时，父亲去世。罗素便由其祖母抚养。在祖母构建的教育体制下面，由家庭教师执教，加上独居一室而养成的孤傲，以及祖母怕他染上不良习惯而对他与别的孩子接触的限制，促使罗素只知道一味的看书学习，其专注的程度近乎有害。他年轻时写的文章，每一页都用工工整整有如铜板印刷的笔体写就，已经显示出罗素写作的两大特点：从一个思想过渡到另一个思想的逻辑性以及下笔如行云流水、无需更动一字的腹稿功夫。缺乏感情的寄托，年轻的罗素努力寻求知识的归宿，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探求必然。他的探求首先从数学开始，然后又转向哲学。

但是这种教育方式让罗素缺少和别的孩子打成一片的交往，对性也一无所知。而且，罗素祖上两支都出身显赫，是统领一方的豪杰，这并非天赋权利，而是一种使命责任。领袖的风范要求深藏情感而不外露。“同很多罗素家族的人一样，潜心研究思辨哲理的愿望时刻在和与生俱来的对权利的渴望角逐，在与同样强烈的誓为国家尽忠效力的家族责任感一争高下。”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罗素后来的行为反弹是巨大的。

罗素有本事摆脱人之常情的羁绊而无任何内疚之感，虽然他的冷酷无情常常是出于学术方面的原因而非个人原因，但还是很容易引来铁石心肠的骂名。甚至在早年的情书中“满都是严厉的批评”。

罗素对事物持质疑的态度，并进而溯本穷源。当宗教触犯了他的理性，使他不得不告别宗教可能给人们带来的抚慰是，他即全神贯注于数学的研究。随着他应考数学荣誉学位而深入研究，他发现欧几里得几何学未尽推理证明的疑点，“教我微积分的先生并不了解其基本定理的有效证明，知识试图让我接受这种似是而非的定论，说这是信与不信的问题”，这让罗素非常失望而且无奈，转而进攻哲学领域。

罗素崇尚自然天性，他甚至在给妻子艾丽丝的信中详细讨论未来性交的情节。罗素的信件反映出他与女人的接触与他对学术研究的智慧之火之间有着扯不断的联系。艾丽丝对罗素所产生的影响使罗素得以集中精力于《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一书的写作；与艾丽丝之间感情的破裂促使罗素写成了《自由人的崇拜》这篇名文；他由此陷入了感情的困顿，但却又因此能够全力投入《数学原理》一书的写作；而奥托1 http:///mingren4960

琳夫人，对罗素一生不断产生影响的女性，在罗素将他研究重心从数学逻辑移向哲学的时候给她以极大的鼓励。

二．罗素初上剑桥时（1890），“害羞又自命不凡”，后来怎样成为享有巨大把握听众能力的演讲大师？

让我们看一段关于罗素在三一学院讲课的描述：“颀长挺拔的身躯，合体妥帖的长衣，手中的讲稿，与同他的年龄也许不相符合的坚毅与活力一起走向讲台。他年纪的某种征象，显示在他脸上深深地皱纹和他面部肌肉间歇性的颤动中。但他的举止却永不停息的充满青春活力。课后你留下的印象是，他眼睛生气勃勃地闪动。他快速有力的动作绝没有现实老年中风的任何迹象，显示出的只是他心灵与感觉的旺盛活力。”

剑桥辩论协会的作用是可观的。该会的会员们渴望进一步深入探讨哲学的深层问题。它给罗素一种社会精英的归属感，一种知识界的同志情谊以及为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韬光养晦、秣马厉兵的感觉。这些都开始抵消他在彭布罗克庄园所受的负面影响，至少部分解决了他与同龄人在精神心灵上几乎隔绝的状态。

参与社会实践无疑是一个更大的助力。他在支持反征募团体期间，用尽了他的经历，没有留下任何使他精神不好的东西。而且，当一种情感不再起作用时，他能够抛弃这种情感，并用一种情感之下的冷静理智取而代之；能用个人实践的例子，去为公共目的服务。他到南威尔士做旅行讲演，穿行于那些灰色的村庄，与工人阶层进行广泛接触。他写道：“我自己要把我所期待的斗争进行到底；但这是值得的。我喜欢这一切„„很晚以来我对我自己才有所发现。我沉着而清醒，我自己内部不再有不能实现的东西的情感，它曾经是一种长久的折磨。我不在乎当局会对我做出什么，他们不再能够阻止我。以前，我既感到恶心，又感到只能被动地服从；现在，我感到积极向上，并对我的积极性感到满足。我一点也没有内在的不和谐，没有任何东西真正地让我觉得麻烦。”这真是一种令人欣羡的状态——顺从本性，奉献于追求的事业。“既然选择了前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三．罗素这样指出大学生的弊病：“他们热请而又渴望获得知识，但是他们所知不多，缺乏训练，而且很懒，梦想着别人能够把知识灌进他们的大脑，而自己可以毫不费力。”

虽然罗素对中国的看法非左即右，要么崇拜得五体投地，要么贬得一文不值，但是这句评价是很犀利又贴切的，也许连我们本身还未曾注意到。

我们都知道要广泛阅读，要勤于实践，但是我们从不这样做。我们抱怨没有practice的机会，只是由于我们没有把握机会。我们渴望成为鸿儒，渴望博采众长内外兼修，却又在知识的宏伟殿堂前望而却步。我们想象着成为理想中的楷模需要有哪些品质，也只是想象，抑或YY而已。

以前炒得很火的某种可以将压缩了知识的芯片植入人大脑的构思，现在想来或许就是出于这种惰性思维。

就我自己而言，从小生长于三代信奉宗教的家庭，又耳濡目染着中国传统文化——二者都或多或少有着“避世”“归隐”的思想。“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天人合一”、“浩然之气”等传统哲学思想根深蒂固，这也成为一种抱怨和逃避的借口。相信命格，相信因缘，相信冥冥之中自有真理，固然可以活的更加随和坦荡，但也因此失去了上进拼搏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