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有感
读《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有感
宋太祖赵匡胤（927年3月21日-976年11月14日），祖籍涿郡。五代至北宋初年军事家、武术家，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在位期间，依据宰相赵普的“先南后北”的策略，致力于统一全国。赵匡胤先后两次“杯酒释兵权”,罢去禁军将领及地方藩镇的兵权，解决了自唐朝中叶以来地方节度使拥兵自擅的局面。
对于这类书，我原本是拒绝的，我跟朋友讲，我拒绝是因为，我想读第一手的史料，不愿接触这类前人咀嚼而再吐出来的东西。我不想读了这类书，duang,自己好好像就成了专家，批评人家两个不对——“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但朋友执意推荐，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翻阅了一遍。
荀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也”.当我读过之后，duang,深为前辈的学识所折服，特别是他们认真的态度，让我辈后生汗颜。也为曾经的坐井观天而自愧，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
一 带着问题意识读历史
邓小南教授开篇即点明读书的要求：以问题意识为研究导向。对我辈小子来说正如醍醐灌顶，道理虽然浅显，人人都懂，但未必人人会做。我以前看历史，只沉浸于其中的故事权谋，对事件、人物的品评，而忽略了更多的为什么，可谓只见树叶而不见森林，这对历史的研究来讲显然是不够的。更需要从历史的横向、纵向扩展研究，才有助于从历史中了解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比如玄武门之变，我们不能仅看到骨肉相残的人伦惨剧，而应该问问为什么，事件的发生是偶然还是必然？对唐中期的历史影响？作为李渊他如何才能避免儿子相残？又比如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在为太祖的谋略所折服的同时，更应该问问其中的意义，他为什么会发生？对后代的影响？
这种种问题都是历史研究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西方其实已走在我们的前面，如《旧制度与大革命》、《论法的精神》等著作，都是史学研究的典范，对问题的分析堪称经典。在今天，只有提出更多的问题，徜徉于浩瀚的史料之中，才能有所得、有所获。
二 历史真实与历史想象的辨别
邓小南教授提到的第二个观点：某些历史信息不过是“历史想象”的表述，与真实的历史是存在差异的，而我们所获得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其真实性是需要我们审慎的打个折扣。真实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可能更复杂，但我们作为后人，研究历史又只能依靠这些史料。所以在阅读这些史料的时候，必须保持清醒，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需要从多方面还原历史。
比如现代对历史文物的挖掘，真实的还原历史场景，同时从逻辑上推导事件的经过。做到这些，才能避免闭门造车，想当然的推导历史的发展过程，把今人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强加给古人。这般主观的臆测，其价值恐怕是难以说服人的。
三 祖宗之法对两宋政治的影响——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两宋祖宗之法的精髓就在于“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八个字。惩于前代之失以及种种亡国的因素，从而提出这八字方针。北宋自太祖赵匡胤便开始打造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大体上“专务以矫失为得”,比如集中于如何防范文武权臣的篡夺之祸；防止人事、财政、军事等大权旁落；禁制百官朋党比周，以致蒙蔽主上；消除地方上已存在或潜在的割据势力。这些种种因素集合起来就形成文武相制衡、上下相轧、强根本弱地方的原则，体现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精神。
两宋后代君主都把这些归纳为祖宗之法的范畴。前代外戚、宦官、权臣、藩镇所引发的朝政动荡，甚至改朝换代，都没有在两宋发生，皇权基本上呈现为稳定的状态。然“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作为一套制度，成为基本的治国之法之后，也必将带来致命的弱点，比如守内虚外，两宋都对此缺乏深刻的反省，以致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
祖宗之法始终强调保持对意外事变的警惕之心，强调防范于未然，同时加强制度上的建设，以制度来保证政治的稳定。这一原则有效的禁绝内部重大变局的发生，但也形成一系列负面影响，比如朋党问题，就是因为皇权刻意制造分权造成的，但却没有形成朝政的良性循环；比如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军政部署，这种稳定超过一切的政策，注定是守成犹显不足，更谈不上进取了。而一旦外部有强敌崛起，则将造成亡国覆种的命运。毕竟这只是皇权下的制度，核心只是围绕一家一姓，这必将带来制度根本上的缺陷。
但我们也要看到祖宗之法好的一面，对于国家政事及君主皆形成一定的制约，因而宋代的皇权并没有走向极端，这些方面远超明朝的制度，同时形成一个较为开放自由的政治风气，这也是后代皇权难以比肩的。
对于祖宗之法，我们应该认识两宋君主的“说法”与“做法”之间的差别，特别是南宋，对祖宗之法奉行拿来主义，为自己的所做所为寻求合法依据，而对于祖宗之法中存在的矛盾视而不见，这种“说法”与“做法”的区别，我们需要仔细的体会，万不可根据臆测而想当然的认为祖宗之法完全左右了两宋格局，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祖宗之法也如同历史一样，只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已。
结语
今天的我们很容易理解祖宗之法救不了两宋的灭亡，而生活在当时的人们或许对此却抱有很大的信心，这其中的无奈我辈岂能感受？我们应当认识到祖宗之法在历史上只是其中的一环而已，一套守成犹显不足，更谈不上进取的理论罢了，这套理论难以跟上时代的发展，当外族强敌崛起之时，便是他覆亡的日子。而当代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八字方针才是历史中亘古不变的道理，没有永不变的法，永不革的制度，今人当识之。
由《祖宗之法》看北宋前期政治
《祖宗之法》作为儒家礼制的核心，祖宗崇拜的原则与实践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社会等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宋代，这种原则与实践凝聚为所谓“祖宗之法”.围绕“祖宗之法”,在宋代曾有许多不尽相同的提法，例如“祖宗法”、“祖宗家法”、“祖宗之制”、“祖宗典制”等等。前不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便探讨了这一问题。
作者邓小南把“祖宗之法”处理为一个核心明确稳定、而外缘宽泛富有弹性的综合体，其基本精神是“事为之制、曲为之防”;它既包含着若干“做法”,如守内虚外、以文驭武、压制宦官外戚、尊重士大夫等；同时也包含着各种“说法”,呈现为一个“话语的集成”,由“涂抹”、“层累”和“叠加”而形成，对之的理解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其立意有匠心独具处，其阐发是“立体”的，手法娴熟、剖析细腻又富于分寸感；其所揭示的政治与文化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为从文化角度透视中国政治，提供了新鲜启示。
赵宋王朝的所谓“祖宗之法”,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论题。遵行“祖宗之法”,说得浅白一些，就是“一切按祖宗的既定方针办”.“祖宗之法”在宋人看来，是治理国事的“法宝”,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统治者该有的治事态度；既包括维系制约精神的规矩设施，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该书就是讨论“祖宗之法”与宋代基本政治格局之间的关系，宋代的政治格局在与“祖宗之法”的互动中得以最终确立。通过这种讨论，不仅揭开了宋代政治史的奥秘，同时也抓住了宋代制度史的精髓，揭示了北宋专制官僚文化精神的特点。（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图书信息：
书名：《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作者：邓小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内容简介：
本书论述“祖宗之法”在宋代的发展与变化，虽以北宋前期为重心，实则阐明两宋君臣因时事变异，选择祖宗言行，做出不同的解释和利用的过程，既塑造可供仿效的祖宗形象，也为其为政施治的护身符。作者以丰富的资料，精练的文字、严谨的态度，深度挖掘宋朝祖宗之法话语背后的涵意与事实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有叙述，有分析，有议论，不仅是理解宋朝政治特性的主要线索、整体把握宋代政治发展的主要课题，更是近年来对宋代政治与文化透析最深、最具创见的学术专著，值得深思细读。
作者简介：
邓小南，1950年6月生于北京，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多年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科研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史、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史、唐宋妇女史。
第二篇：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这些天小阅了钱穆先生所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描绘了中国史上重要的制度，是钱穆先生在1950年代据其讲稿所整理的一系列国史制度知识。
全本书说了中国史上五个最重要的朝代：汉、唐、宋、明、清，从这五朝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主要讲五个时代：汉、唐、宋、明、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主要讲两个方面：人事、制度。两者又是相互关联的。
其中，制度不能离开人事，离开人事制度就只是条文，无可讲。其次，制度是各项配套存在的；然后，制度随人事变动而变动，变动必有渊源，制度的成熟必是有人事上的需要；再次，制度没有绝对的利弊，所谓利弊，是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判断制度利弊的标准只能是当时的历史意见（比如可以从“历代名臣奏议”中参考），而非后世的“时代意见”；制度要注重地域性，即国别性；最后对制度的考察要深入到全部文化史。
钱穆先生所认为其分析中国历代制度中有七大原因，而我印象最深的便是 “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扩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以及“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这两大点。钱穆先生试图客观地看待历史，客观地分析某一朝代的制度得失，认为“单凭异代人主观的意见和悬空的推论，决不能恰切符合该项制度在当时实际的需要和真确的用意。”对制度利弊分析的意见，应该是“历史意见”，而不是“时代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即如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了，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同时，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该项制度获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国家与另一地区，则就不一定这样了。正因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 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谈论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制度，也当如先生所说：“正该重视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若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像我们当前学术界风尚，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中国的一切都要不得，那只是意气，还说不上意见，又哪能真切认识到自己以往历代制度之真实意义与真实效用呢？”
这样的立场逐渐渗透给我。也许我们在回顾和反思中国文化的时候，凭借自己对历史如同冰山一隅的见解，误解了很多传统文化。看着本书的时候，在一段段历史、制度被分析中，透露的是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在中国文化，可以说整本书都是活史记。
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在读这本书之前，在学习历史课程的过程中我潜意识的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就是一部封建专制的历史，没有任何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而钱穆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凡是能够经历几百年时间考验的制度一定有其长处，一定能与当时的人事相配合，是绝对不能简单粗暴地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的。
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演变历史。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必不可少或者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科举制度来说，从汉代的“乡举里选”、“选举孝廉”起，中国的科举制度就一直在朝着“民主”的方向前进着。“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而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士人政府。”隋唐时期的科举选官制，做官开始不需要地方长官察举，不需要中央九品中正评定，只需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的考试即可。这一制度扩大了选官范围，有利于下层庶族地主参与政治，也基本可以使有才之士脱颖而出，提高统治阶级的素质，大体上说比以前是进步的。但是到明清时期，随着皇权的加强，其逐渐演变皇帝控制社会思想的得力工具，八股取士钳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学术丧失活力。但这却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时代发展的使然。“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钱穆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是走向中央集权而社会阶层又是一天天走向 2平等的。从某一方面讲，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经历从四分五裂到统一集中的过程。中国的中央集权在历史上是必然的，并且应当得到正面评价。“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提防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的第一事”。尽管中国经历了千年“封建帝国”，但是中国的社会各阶层确实在一天天走向平等的，中国是这样一个事实：政府始终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平民百姓可以通过考试得到管职，得到“坐观”的机会。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逐步走向繁密化的，正是这种制度化的过程，“让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而西方政治则是走向人事化的，他们依靠选举，法治由人来决定。故中国的政治逐步走向了人才束缚之路，这直接导致了其没有起色的根源。
关于中国的未来，钱穆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简化，使人才自由发展，这是最紧要的”。他还强调，我们不能成为西方潮流的跟随者，而是应当学会用自己的旧经验为自己打开一条出路，寻找一条属于中国的，属于这个龙的国度的正道。
“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比谁都还短浅——能说这话的只有中国人”。历史终究是客观事实，无论世界怎样变化，历史总会有自己的定论。错误的人不把历史当做参照，“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的一门，我们回头历史再看一看，总还不是要不得”。
在总论中，钱穆先生谈到历史的作用：“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我想，以后我也许会忘记书中所写的内容，但是钱穆先生看待事物的视角和方式会一直影响着我。世间本就没有绝对真理，在看待某一件事时，多思考当事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约束、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观的评价，最终以史为鉴，以他人为鉴，对当前、对未来，做更好的把握。
第三篇：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花了两个星期终于将钱穆老先生的这本书看完了，看起来有点费力，毕竟现代的语言与当时的还是有区别的，他的年代还带着部分的文言文语言，有的句子要细细琢磨才能理解。要具体说这本书好不好，还是要自己去感受的，因为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就像菜肴，名菜并不是所有人都爱吃的。
我一直以为只有历史书，或者是百家讲坛才能够将历史生动化，却没想到钱穆老先生能将历史演讲的如此深刻，如此有意思，他不像历史课本一样的平淡，感觉学术性强一些，纵横上下五千年的东西，像是信手拈来的一样，着实很让人佩服。
下面讲讲我对此书的几点感受：
先说说政治和制度，很显然，首先要建立了一个国家，才能有其政治，才能有其相应的制度。如果将文化作为一个广泛的概念，那么政治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机构，一个国家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某一制度，必须有了政治才能产生制度。古今中外的一切制度，都不会也不可能一直都保持不变一直好下去，如果一项制度能永远的好下去，就不需要我们来努力搞好政治了，只有制度不会永久的好下去，我们才需要在政治上继续努力，不断改进，维持一个历史一个国家的繁荣。但是在政治上犯错误的话，结果不是改进制度，不是国家进步，反而会导致国家的退步甚至是灭亡。
那么究竟制度是怎么样的呢？其次我就讲讲制度。一个国家，不可能是一个无制度的国家，想象如果中国没有了制度，那么社会会变得多么的混乱，没有秩序，没有目标，因此现实要求我们不能没有制度。并且每一个制度，它都是针对现实的，而且任何制度都不会二三十年不变，它必须要适应现实的变化，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动，因此，制度的变动一定要与现实相配合，如果不配合，而是想要现实来迁就制度，说的好听点叫革命，其实是不对的，就像钱穆老先生说的“革命的本质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并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看看今天的中国，一味的模仿国外的制度，一味的想与国际接轨，不考虑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和现实，明知道或者可能知道这些制度与当今的中国现状是不符合的，却仍然一味的去崇洋媚外，甚至用现代的制度去批评千余年前的制度，这是相当的不合理的。每一个朝代的制度在其背后都会有必然的理论和思想，说的通俗点，就是前面所说的由当时的现实情况来决定的。钱穆老先生说“理论是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从一种理论中产生，而这种理论往往就是从现实中产生的，这也可以说明制度是依赖现实才产生的。如果光按照理论，忽略现实环境中的真实要求，那么这种制度可能会是大家希望的制度，但却是不切实际的制度，是蔑视现实的制度，并且也否定了理论在制度背后的现实作用，温家宝总理说过，中国如此之大，尽管人人都知道或者懂得理论，但是创建中国政治制度理论应该如何着手，从哪着手？所以，理论和现实是制度产生的基础，脱离他们的后果就是一个无制度的国家，一个混乱的国家，制度必须在理论和现实的环境下成长和发展。
其次是制度与制度之间的联系，钱穆老先生说“任何一项制度之成立与推行，决不是孤立的，他必然须和同时几项制度相配合，它必然会受其他某几项制度之牵动和影响。”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时期的各个制度都是相互配合，相互牵动，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另外，每一制度必须同其他情况相配合，若其他情况变了，那么此项制度的功效以及性能也会随之改变。在我看来，制度与制度之间的牵制影响是历代政治中的闪光点，例如：以汉代的土地制度和租税制度来说，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私有，封建时的井田制早已经废弃，当时的农民可以自由使用，也可以自由买卖，虽然这个起点是公平的，也显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但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发展不同导致结果也不同，很多农民因为经济困乏，便将田地卖出，由此就形成了兼并，此刻的地主占有大量的田地。而当时的租税制度是，地主只需向政府缴纳很低的税，佃农却要向地主交纳高额的田租，政府减轻赋税，往往只是便宜了地主，农民根本没有收到丝毫的好处，关键是政府只按田收税，不管田地是谁。从汉代的两种制度看，政府为了简化税收制度，便将封建时期的井田制破坏了，形成了当时自由的土地政策，但是自由主义并不是用在每处都是正确的，汉代的自由反而加深了两极分差；唐代的租庸调制，由于账簿制度的淆乱而结束了，开始了两税制，因为种种实际困难，政府只注重税收，将土地制度抛弃了，但又因为唐代的两税制在全国制定的田租额轻重不等，结果导致穷苦的更穷苦，富裕的更富裕，贫富差距一直影响至今。有田就有租，再加上分摊税额，这也是与当时的均田制有很大的关系。总之，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着，但也要相互配合，一方变化，另一方也应随之改变。
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所以每个国家的制度也不同。例如西方地区靠近沿海的国家较多，没有一定的耕地种植，无法发展农业，因此就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才打开仕途，预闻政治；而我们中国则不一样，我国是农业社会，一直依赖土地，因此我们是先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鼓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同时压抑工商资本，所以，从这不同的两方面就可以看出我国跟西方国家的差距不仅仅在制度上。但恰恰是因为制度差距大，导致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历经的时间比西方国家长，也比西方国家的繁密，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就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结果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束缚就愈紧，最终导致了我们国家的缓慢前进。
最后再说说为什么每个朝代最终都会灭亡，通过阅读钱穆老先生的这本书后，了解到每个朝代都有其繁荣辉煌的时期，但往往这个时期是最关键的时期，由于社会太过太平、自由、平等，导致了国家军队的懈怠，没有足够的力量和精力去应付突来的外地；第二，就如上文所说的一个国家的制度持续时间太久了，不随社会现实去改进，那么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漏洞和弊端，如果不改革、不创新，就是阻碍一个国家的前进，最终导致一个国家灭亡；第三，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不能用中央集权这种方式来统一国家，一旦中央将权力都集中于一处，不留一点在地方，那么地方就会日趋贫弱，中央一失败，必然导致整个国家的瓦解，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一点，中国是万万不能由皇帝专制的，但我认为在制度和法律下，一个国家是可以有合理的专制的，因为制度和法律都是国家政策的开明化和透明化，在合理开明透明的情况下，皇帝专制还是不会使国家瓦解的。
现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也没有了，我们现在的是民权社会，我们的政治已经与几千年的历史不一样了，但其实实质还是一样的，就是要求的国家的统一，钱穆老先生说：国家的统一，便要中央集权。但建立中央时，又要顾及地方，那一个国家该怎样来合理进行呢？历史终究是历史，它已成为一个客观事实，我们不能改变它，但我们可以以它为参考。
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政治权利在人民手里，但试问中国十几亿的人，究竟有多少人民可以实施这项权利呢？尽管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但事实我们这群人民享有的权利根本无法利用，无法利用的权利为何还要我们付出同等的义务呢?或许这些问题都可以从我们的历史中获得。
第四篇：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兰因小舍
我始终觉得，对像我这种读书不勤的人来说，与一本书的相遇很需要缘分，就像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尽管粗略知道钱穆先生其人，但却是前不久才接触他的著述。而每每凭借这一点浅缘，却能领略往者光辉厚重的思想，于我真是平凡生活中一大乐事。虽常觉相见恨晚，但更多是“毕竟没错过的”喜悦而知足。
这本书很薄，是钱穆先生将其在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所做“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演整理而成，择汉、唐、宋、明、清略举大纲，陈述历史上传统制度的机理和演变。本是闲闲地翻看，越看越入神，态度也愈发郑重。一是自感之前所受教育，将自秦至清的政治传统用“封建专制”四字一笔带过，是如此轻率取巧，粗暴斩断传统文化根基，抹煞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智果，实则这“故纸堆”中有于今很多领域都可以借鉴的大智慧。二是感佩于钱穆先生平心客观的历史态度，讲史条理性极佳，文字不锋芒，却让人觉得从容大气，诚恳宽厚。虽非学术专著，但也叫人如灌醍醐。
历代政治制度，这一题目已极宏大，又与文化、人事相连结，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本书单就制度，从四方面限定在一个范围去研究，其余不再涉及，我觉得是相对谨慎合理的，有其内在结构机理。一是政府的组织，也即政府职能分配的角度，二是考试与选举，政府与社会连结流动的角度，三是赋税制度，财政经济的给养角度，四是国防和兵役制度，军事的保障角度。四个角度不是单独割裂，而是互有连接影响，用连系的角度看待问题。
（一）政府的组织
自秦至清，一共同特点是都有皇帝，若因此即判定其专制黑暗，未免武断，因一制度的由来和形成，都是要结合其国情来讲。如希腊城邦，小国寡民，市民集合至广场民主公选领袖，有其现实的可行性。而中国立国规模大，小农经济发展早，散布全国，当时要来推行民选制度几乎不可能，况且民众是否真能有效操纵政权，民意多大程度上切实还另当别论。
就中央政府来讲，历来有皇权与相权之争的问题，因自大一统局面开始，皇室便和政府是分开的。从历代相权的演化过程，我们也能看出皇权地位逐渐提高，相权逐渐衰落的局面：汉制宰相作为政府领袖，掌握政府实权；唐宰相由领袖制变为委员制，分而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已分割相权互为制衡；宋撤门下尚书，仅留中书在内廷，军事财政用人全不在宰相；明则中书亦废，六部分头而治，形成多头政府；至清军机建立，六部仅作执行机关，无权对下直接发命。这也与上述皇权世袭相关，皇权世袭宰相却非世袭，皇权地位尊严不断升，政府的权不断降。这也是中国政治史上一大问题，制衡越来越薄弱。
就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来讲，自汉代官级扁平，转换灵活，至清中央在地方层层下派官员，不许地方有真正权柄，则是中央日益集权，地方政权逐渐衰落。这从某一程度是好的，由四分五裂至统一集中，有一凝固的中央，利于政令集中高效，保障执行。然而极而复衰，地方政权衰微也带来地方发展滞缓无持续性，不利于长远。
（二）考试与选举
自汉以来，除皇权世袭为制度正统外，政府里便无世袭制，可以说，历代政府是崇尚文治的士人政府，中国历史上“考试”与“选举”两项制度，其原旨是在政府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预闻政治和运用政治。自汉举孝廉，至唐将进士之门扩大打开，凭事实讲，其显然是在开放政权，这也是科举内在精神。一项制度能延续存在几千年，必有其生命力，但运行越久，也像机器年久折耗一般，有其积弊。一方面，形成重文求仕的社会风气，加之传统政治“节制资本”的政策，引导民间才智竟求政治发展，抑制工商资本发展，造成政治上的臃肿病。另一方面，进士及第即可入仕途，人人有入仕的希望和机会（虽不论这机会大小与公平），再加上刻意地重农抑商，逐渐形成一平铺的社会，无法形成有力的团体组织，这于中央加强统治自是好事，但却使得社会没有力量，长久下来不利于推动社会的总体发展。
（三）赋税制度
财政经济是政治制度得以存立和延续的养料，自是有其重要地位。中国自来是农业社会，土地制度又可以说是经济制度的根基，赋税制度与土地制度紧密相连。汉井田制已废，对土地采取自由买卖，轻徭薄赋却未能平均地权，无法抑制土地兼并之风，贫者无立锥，使减轻租税政策失去功效。汉扩大版图需财政支持，由此衍生出“盐铁官营”的政策。唐由租庸调到两税制演变，虽方便了征收，但一任农田自由转移，失却为民置产的精神，亦造成重复征收随地摊派现象，致使贫者愈穷。宋明清以下也基本沿袭两税，政府多在税收制度上着眼用心，而把整顿土地制度这一本源问题放弃了。土地制度的变迁改革本书未多加涉及，感觉也是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
（四）国防和兵役制度
养育政府靠经济，保卫政府靠武力。如前所说中国社会崇尚文治，以文统武，但历代大多对军事这一块亦重视亦注意限制军队权力，尤其唐藩镇割据安史之乱以后。汉全农皆兵，分为卫戍，属民众对国家担负的义务。唐全兵皆农，府兵自给，武官立功，以功名奖励无实职。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中央文臣兼地方事，军权则集中中央，募兵制与长期防御政策不匹配，导致冗兵冗吏，加重财政负担。明卫所制度重归唐制，军队自给，但承平太久，军队制度亦有松懈衰落。清朝由于满族民族特性以及部族政权的巩固需要，初期军事力量较强盛，然也有和明同样的问题，国运隆盛，承平太久，有的八旗子弟一辈子不打仗，优渥特权自然会滋生松懈偏废。这个话题又是好大，强军事、定军心，在当代也是个重要议题吧。这块自己懂得实在太少，不能强加议论。
也像钱穆先生自己说的，历史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本书也只是从几个角度截面来看历代政治制度演变得失，更多是科普读物，不是学术专著，里面的各种说法也未必准确，但作为入门级对历史并无专研的读者来说这本书还是很合适的。我觉得，它所带来最大的启示，不在于学术方面的准确性有多高，对具体制度的解读有多精准，而是教我们郑重对待历史的态度以及启迪我们减少武断的思考。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的文化传统本是延续传承的，历代政治制度之得，之失，于社会，于组织，于个体，应该都是一笔巨大而宝贵的财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意义挖掘在于对待的态度，减少一些武断，多一些重视落实，旧经验里面寻求一些新问题的解决之道，也不失为一件很好的事。
第五篇：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有感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有感
最近我读了钱穆先生写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这本书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百官、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一些叙事与比照。这本书既概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读完钱穆先生写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之后，我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使我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也对我产生很大触动，让我感觉到制度力量的可怕，但可怕之中也充满了可敬，因此我也喜欢上了历史书籍。
以前的时候我总以为中国历史就是皇帝集权的历史，皇帝拥有无限的权力，但自从看了这本书之后，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每个朝代都很注意政府和皇家的分权，宰相拥有很大的权力，对皇帝有很强的制约作用，所以说历史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
以前的时候，每当我看完一本历史书或与历史有关的电视剧、电影，我总是喜欢对朝代的制度经行评价，但每次都是根据当时百姓的生活情况来经行评价，往往都是片面的、带有主观情绪的。从钱穆先生写的这本书中，我学到了看待一个制度，不能孤立的看，也不能从我们现代人的观点出发去随意评价一本历史书，我们应当多注意一点当时情况下生活的人是怎样评价的，对这种制度是赞成还是反对。其实一套制度，创立之初，必有它的来龙去脉，必有因由，不可能凭空而起，所以很可能当时是适当的，但随着朝代的延续，这种制度对当时的人也许就不再那么适当了，如果人们还是僵化的守着不变动，那么这种制度必定给人们带来灾难，流弊也就不可避免。
我感觉钱穆先生的一个很中心的思想就是，一切制度都应该迁就现实，而不是离开现实而迁就一个制度。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人们围绕自己生活的现实建立了种种制度，汉唐的皇权和相权的分立，明代废相权，清代学之。种种都是现实的产物，虽说制度一次比一次退步，但都是迁就现实的。
书中还有一观点让我印象深刻：应改制度适应现实，而不应改现实而适应制度。不得因从西方引进一些“先进”的制度，就推翻历史丢掉传统。这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很相似。近现代的中国的确有点过于激进，想丢掉过去的一切，其实传统力量之大，不是说丢就可以丢的。况且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是个案和特例，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因为历史背景相差太大。
我觉得评政治得失也就是从这两方面来考察，一个制度，一个人事。制度性的东西才是发生持久影响的，人事只是偶然性的因素，钱穆先生指出我们传统上重“法治”讲规矩比较务虚，而西方社会重变通讲实效所以他们重的是“人治”，讲的也就是这么个道理。通观自汉至清的制度演变，可以看到皇权不断加强的历史趋势，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中央权力日益增强，地方权力日渐虚弱，进而地方制度不是在改进，而是变得更差。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政治制度，可以发现中央日益集权、皇帝日趋专制的发展趋势，历史是不断演化的，另外，也应看到，中国政治制度总是面临着执行难的问题，由于人事的原因，很多制度最终都走向异化，这在地方制度上体现的很明显。
读罢此书，明白一事，秦汉以来，直到明清，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实际的制度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不过是一个人事系统维持不下去了，换一批人事而已，其制度始终是封建制度，在组织的组成和各项制度的内容上略有变化，实质却始终未变，终有不能适应时代发展彻底崩溃的一刻。也正是因为这一制度最初建立的形式非常符合中国国土广阔的特点，儒家文化的广博深厚，才使得中国的封建制度得以充分发展，享有盛世和辉煌；也正是因为这成功之处，使得中国始终未能实现制度的创新和突破，即使最初的皇相分权、地方自治早已开始走向越来越强的中央集权、皇权独大，早已不再适合中国的发展，而单凭人事的更迭、道德的约束和偶尔的几个英雄人物，便可以维持中国的地位和封建的延续。
尽管我还是有些问题没有弄明白，不过这本书对我来说很有启发性，看待历史要更全面地看，不要仅仅局限于一个视角和立场，不然难以理解很多事件制度背后的缘由；其次就是要全面客观地了解和评价中国文化，就必须要了解传统政治。
我就认为从来一个政权的崛起，不是帝王将相的崛起。而是它代表的一个利益集团的兴起。在开初的时候，这个集团大抵是看到了以前上位利益团体的诸多弊端。然后自己上位以后，就堵塞这些弊端。。。同时也防止有其他人走自己走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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