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虚假诉讼的分析与思考研究与分析

第一篇：民事虚假诉讼的分析与思考研究与分析

民事虚假诉讼的分析与思考研究与分析

一、民间借贷中的虚假诉讼

1、名为借贷，实为赌债。在部分借贷案件的审理中，一些被告在接到法院的应诉材料后，来法院反映他们所写的“借条”中所称债务其实是赌债，并且一些当事人在借条形成后也曾至公安机关报过案，但最终因缺乏证据，公安机关没有认定。如原告赵兵起诉被告范武案，赵兵诉称，范武向他借款2万元，却迟迟不肯归还；而范武却大喊冤枉，他说只是在打牌时陆续欠下赵兵赌债1万元，后赵兵带人将他挟持到一酒店逼迫他写下2万元借条，并因此向他要挟。虽然第二天范武即至派出所报案，但终因没有证据，最终不了了之。法院在向公安机关调查时，也只能确认范某报案的事实，对于借款系赌债以及被迫写借条的事实则无法取证认定，最终范武输了官司。后该院又审理了几起类似案件，有些经过法院调查确系赌债恶意更改为借贷。

2、“专业”放贷人现身。据不完全统计，在法院审理的“问题”借贷案件中，有近三成的案件当事人都是“老面孔”，他们重复出现在不同借贷案件的原告位置上，这些案件被告均不相同，同一原告的数个借贷案件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另外在一些类似案件中，还出现了一种间接的“专业”放贷人——律师。个别律师一段时期内专门代理数个放贷人的民间借贷，同时有迹象表明律师在放贷人实施放贷行为的初始阶段即对债权人进行法律指导，这类案件在对债权保障的前期工作上做得十分周全，有的甚至与金融机构的专业化操作相当。

二、经调解结案的案件中诉讼欺诈 民事调解制度的固有局限性成了民事虚假诉讼的温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根据该条规定，法官在民事案件调解中，既要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要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但在民事调解过程中，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合法性审查之间存在矛盾。“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往往因“扼杀了调解的固有属性，抑制了调解功能的发挥”，因而在理论上遭到批判，在实践中也完全遭到否定，在调解中要尊重当事人合意，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已经成为司法界的共识。所以在调解时，争议的最终解决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合意，是以当事人放弃部分权利来实现的。这种调解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同时，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即达成调解协议，是其行使处分权的体现，法院没有必要依职权禁止。正因为如此，民事调解很容易被虚假诉讼者利用，通过诉讼调解的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的目的。

目前笔者所在的人民法庭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其中30％的案件，被告辩称借贷关系中存在赌博之债、高利贷、强迫写借条等非法因素，该30％案件中80％左右的案件经过调节结案。这些案件由于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非法因素发生后，未及时向有关部门反应，只是一度的容忍，在诉讼过程中便无法提供相关证据，或是当事人本身的违法行为导致其在诉讼过程中，投鼠忌器，不敢阐明事实或提供相关证据。综上这些情况，导致这些案件通过诉讼调节程序，将非法之债披上合法的外衣，并赋予了强制执行效力。

第二篇：诉讼证据制度改革与司法公正研究与分析

诉讼证据制度改革与司法公正

高大伟

提要: 在我国的审判方式改革中，诉讼证据制度不断趋于完善。然而，在不断推进法治的进程中，诉讼证据制度的不足和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从而不利于深化司法改革和实现司法公正。因此，应采取有效措施，推进诉讼证据制度改革，从而促进司法公正和法治秩序。

诉讼证据制度是司法过程的重要环节。我国正在努力建设法治国家，深化审判方式改革，促进司法独立和公正也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因此，诉讼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必然日显迫切。

一、我国诉讼证据制度的弊端和不足

1.当事人举证没有时间的限制

举证期限问题是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法律对法院审理案件有审限的限制，但对当事人的举证期限则没有明确的规定，使审判实践中出现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当事人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可以提出证据，使相当一些当事人在庭前故意不提交证据，而在庭审中突然提出新证，或只在二审中才提交关键性证据，以达到“突袭”对方当事人、限制对方当事人的答辩权或上诉权的目的。由此往往导致遭受“突袭”的当事人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中由于对“新证据”缺乏了解而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进而有可能影响到法院裁判的公正性。二是拖延诉讼，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增加诉讼成本。当一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突然提出“新证据”时，对方当事人自然不愿处在被动地位，其通常要考虑用一定时间对对方的“新证据”进行分析研究，并力求找到能够作为反驳意见的相关证据材料。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该当事人向法院提出延期审理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是合法的，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在个别情况下诉讼就有可能无限期地进行下去。这样，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而且扰乱了法院的正常审理秩序，降低了审判效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院公正司法的形象。

2.举证责任不清

实践中，法院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过多地主动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甚至包揽调查取证，致使不少案件在收集和提出证据方面存在较大的任意性和随意性。这不仅造成了个案中当事人之间心态的不平衡，而且使一些当事人认为法院有意偏袒一方，进而怀疑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同时，由于法院力量与任务的矛盾日益突出，尽管审判人员疲于奔命，而案件仍然大量积压。另一方面，助长了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惰性和对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依赖性，从而导致诉讼责任不清，使当事人负举证责任的法律规定没有得到真正贯彻。

3.鉴定的效力认定比较混乱

在司法实践中，鉴定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对同一专门性问题存在着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问题;二是鉴定结论互相矛盾，造成众多案件难以及时下判;三是鉴定、勘验人不出庭接受质询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审判工作的开展;四是鉴定的提起程序混乱，有诉讼前的鉴定，也有诉讼中的鉴定，有法院提起的鉴定，也有当事人委托的鉴定，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着鉴定效力的认定。

4.证人不出庭问题严重

目前，法律只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是公民的法定义务，但对其出庭的费用如何补偿、其人身安全如何保护等等，均缺乏明确规定。实践中，证人拒不作证，或即使作证，出庭率也极低。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证人证言作为证据的认定效力。

5.法庭质证与认证等做法不统一，有损法庭审判的严肃性

各法院对法庭证据的出示和质证上标准不一样，有的法院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全部出示，有的是有选择出示;在质证方式上有的采用一证一质，有的采用综合质证;证据在裁判文书中的表述不一，有的详细表述，有的综合表述，有的仅仅列举了证据名称便得出“足以认定”的结论。无法反映法院对证据的分析和采纳的过程，使当事人难以相信裁判的公正。

二、深化证据制度改革，促进司法公正和效率

1.关于法院调查取证与当事人举证的关系问题应当淡化法院调查取证的职权主义，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一般不主动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法院的职权调查取证活动应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只有在当事人已充分举证，对于影响查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经过庭审质证仍无法认定其效力的情况下，法院方可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证据。一般情况下，调查收集证据的内容不得超出当事人申请的范围。

2.关于举证期限问题

鉴于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可以采用当事人协商的方法解决:一是由当事人对举证期限进行协商，法院确认后，由诉讼各方共同遵守，当事人协商的举证期限应在开庭日之前;二是在当事人协商不一致时，可根据案情的需要，由法院在合理的期限内指定举证期限;三是如果当事人在上述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

难，可以向法院申请延期，是否准许由法院决定。应处理好当事人在上述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证据时的一、二审之间的关系，充分保护及时举证一方当事人的权益。

3.关于证人出庭作证问题

一是将证人出庭作证作为当事人举证的一部分，规定证人除正当理由外，均应当出庭作证，并将“正当理由”予以明确限定，加重提举证人的诉讼方的责任;二是在现有条件下，尽量落实证人出庭作证所产生的必要费用，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所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必要费用，证人要求补偿的，由法院审查决定，并计入必要的诉讼费用，由申请证人到庭的一方当事人先予支付，法院根据双方过错程度予以判定”。

4.关于鉴定、勘验问题

侧重解决鉴定的程序问题，增加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认可度。主要是通过尊重当事人合意意志、减少法院职权的方式实现，规定鉴定机构的确定由诉讼双方共同选择，同时增加对有争议鉴定结论的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的规定。

5.关于建立证据交换制度，突出证据公开性问题

近年来，各法院积极实践，在知识产权、民事、经济和行政审判的普通程序中尝试适用，取得了一定效果。主要表现在:一是使诉讼各方对对方的诉讼证据情况在开庭前能有基本了解，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诉讼一方在法庭上搞“突袭”;二是有利于法院裁判的公开透明，增强了当事人对法院判案的信任度;三是有利于案件的快速审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审判效率;四是促进了当事人间的和解，使相当一些纠纷在开庭前可以得到解决。

6.关于证据的法庭质证与审查认定问题

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证据的质证与审查认证公开性不够。因此，应围绕民主、公平、透明和效率原则，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做出规定:一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所有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公开出示，并由诉讼双方在庭审中进行质辩，凡未经法庭公开出示和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二是突出证据认定与否的说理性，明确证据经过诉讼双方质证后，法院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对之做出认证，说明认定与否的理由，并在法律文书中表述;三是强调认证包括当庭认证和判决书中的认证，并对适用简易程序、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的当庭认证及操作进行规定。

通过这些证据制度改革，可以推进审判方式的完善和司法公正，从而为法治国家的建立提供基础和保障。

第三篇：试论民事诉讼中举证时限研究与分析

试论民事诉讼中举证时限

李小民

摘要：本文以崭新的视角，论述了举证时限制度的基本含义和内容，并简略分析了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基础，同时对举证时限制度作了立法上的比较，在结合审判实践，分析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举证时限制度上的不足后，提出在我国建立举证时限制度的构想。

正文：

民事诉讼离不开证据，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举证时限问题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是否承担不利裁判风险的一个分界,也是影响人民法院办案效率与质量的重要因素。

一般认为，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这个定义揭示了举证时限的两层含义：其一是限定的期间，其二是法律后果，包括逾期不举证时一方当事人应承担的全部败诉或部分败诉的不利后果和另一方当事人相应获得胜诉或部分胜诉的有利后果。笔者认为，第一层含义是形式上的，第二层含义为实质上的，只有以法律后果为支撑，限定期间才有实际意义。因此，举证时限制度设立的重点应在第二层含义上，它不单是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更是一项证据排除制度，即强调举证责任的“危险负担”性质，举证责任并不是一项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的权利，而是一种败诉风险的负担。所以，从根本上说，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置，是为保障举证责任制度落实的手段之一，乃举证责任制度的基石

之一。具体讲，举证时限制度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主体。在一定期限内提供证据的责任主体是当事人，作出举证时限限制的主体是人民法院。

2、对象。举证时限指向的对象是具有举证责任能力的当事人由于种种原因未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在此，对当事人“具有举证责任能力”的限定，就排除了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而必须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

3、客体。举证时限限定的客体是一定的合理的期限。

4、法律后果。举证时限的法律后果是指在限定的期限内不举证，诉讼主体将承担不利于己的后果即全部败诉或部分败诉和另一方当事人相应获得胜诉或部分胜诉的有利后果。

我国民事诉讼法典对此规定含糊，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仅规定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但却没有规定举证时限，即没有对提供证据的最后期限做出规定，这对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无疑是一缺陷，也给举证制度的实施带来一些弊端。诸如有的当事人持有证据但故意不向法院提交，以期在庭审中“突袭”而制胜，这不仅会打破审判人员预定的审判计划，影响到案件的审理进度，也会使对方当事人疲于诉讼;有的当事人在一审中故意不提出而在二审乃至再审中以“新证据”提出，以期达到“后发制人”甚至规避法律的效果，这样不仅浪费司法资源，也增加了诉讼成本。有鉴于此，笔者在此对举证时限的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程序安定理论。所谓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诉讼的运作应依法定的时间先后和空间结构展开并作出终局决定，从而使诉讼保持有条不紊的稳定状态。程序运作的安定必须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庭审是诉讼的中心环节，而证据是庭审的核心，当事人的讼争须围绕证据而展开，法官的裁判也须依据证据作出。如果证据的提出没有时限规定，它可以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随时提出，也可以被任意地推倒重来，那么，法院的终局裁决就具有了明显的不确定性，双方当事人最终的权利义务就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限定举证的有效期间，尽量减少或杜绝程序的回复和重新启动，保证程序的有序性和稳定性，避免随时提出证据带来的程序动荡。程序的安定性，作为诉讼的首要价值，应当将其为诉讼过程追求的目标之一，受到法院的重视。

(二)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不举证而逾期提出了新证据，一方面可能是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能提出新证据，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当事人出于恶意，故意不提出证据而把它当作“秘密武器”，期待出奇制胜。法律不能约束纯粹的道德，但可以通过约束其意图取得的法律上的利益而加以规制。诚实信用原则引入民事诉讼法的目的就在于它可以有效规制诉讼主体地诉讼行为，制约其诉讼权利的滥用。民事诉讼是法律地位平等的主体间的对抗，故双方当事人应当本着真实与信用之准则，不能采取突然袭击这种明显的不正当竞争的方式。如果当事人在法定的期间不行使诉讼上的权能(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基于保护另一方当事人对预期行为的信赖(一方当事人不提交证据，则对方当事人就不必为此作出防御准备)，法官可以不再允许该当事人行使此项权能(禁止逾期提出的新证据)。

二、举证时限制度立法之比较

(一)举证时限制度之纵向比较

法定顺序主义阶段是举证时限制度的最早立法阶段。德国普通法时代，为适应书面审理的需要，当事人必须严格依照诉讼阶段提供相应证据，如果当事人在该举证阶段错失了举证的时机，该证据则产生失权效果，之后永远不能复出当作证明该事实的证据使用。这种做法与书面审理主义相结合，其好处在于使诉讼程序稳定，但由于过度使审理过程失去活力而变得僵化，而且因当事人举证能力受限制而导致诉讼的拖延，所以被抛弃。作为举证实现制度的第二阶段，随时提出主义阶段是对法定顺序主义阶段的一种纠正，它规定证据的提出不限于诉讼阶段，当事人可以按照审理的进度调整辩论的焦点，随时提供诉讼资料和证据，甚至可以在后阶段提出前阶段未曾提出的证据，导致程序的回溯。这种立法规定使得证据提出的自由活泼，但有可能引起举证权利的滥用(如突然袭击)，存在诸多弊端。这似乎有对法定顺序主义阶段的矫枉过正的嫌疑。然而，这种做法在一些国家仍然存在。第三阶段是限制随时提出主义阶段，限制随时提出主义又称适时提出主义，这是当前大多数国家立法中的规定。它对举证时间规定一定的临界点，证据的限制随时提出主义必然要求在民事诉讼中设立举证时限制度，它不仅有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而且有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

(二)举证时限制度之横向比较

1、美国。美国是实行彻底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国家。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6条

第3款第15项规定法院可以在审前会议的事项中确定允许提出证据的合理的时间限制。在法官作出的最终的审前命令中，主要就双方当事人将在法庭审理时所需证据开列证据目录，未列于审前命令中的证据不允许在开庭时提出。若当事人违反审前命令提出新证据，法官可以拒绝审理或者限制当事人的证明活动。美国民事诉讼法的显著特点就是审前准备与开庭审理程序分开，审前准备以证据开示程序为核心，要求双方当事人调查取证，彼此了解对方所掌握的材料。

2、德国。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可以说是大陆法系的典型。它在1976年修改法典前实行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修改后变为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即设立准备性的口头辩论阶段，当事人应当在此期间提出证据并通知对方当事人，否则其证据失效。德国原来的法律规定只要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前当事人都有权提出证据，现在规定为在主辩论期日之前提出证据，在主辩论期日原则上不准提出新证据。

3.法国。法国现行民诉法第134条规定，“法官应规定将证据通知对方的期限，如有需要，并规定通知的方式，必要时可采取强制处分”;第135条规定，“法官可以摈弃那些没有适时通知对方的证据。”在预审程序之后，当事人相互提供的证据被固定封存，即使当事人在事后提出了新的证据，法官也不予审理。

4、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当事人的举证时限制度。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虽然此条为当事人规定了举证期间，却未涉及逾期后证据是否还可以被采纳是否还具有证据证明的效力，所以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并未规定举证期限。民诉法典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第132条规定“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可以延期审理;第153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这里的“查清事

实”，不排除当事人在二审中举证。由此可见，民诉法允许当事人在二审中继续举证，且没有规定举证终结的时限。第179条规定了再审程序的启动条件之一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总的说来，我国允许当事人在一审、二审和再审中都可提出证据，也无相应的证据失效(失权)制度，所以认为我国举证制度采取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当无疑义。这种作法至少有三个弊端：一是影响诉讼的效率。举证无时限，不仅增加当事人诉讼成本，使对方当事人疲于诉讼，而且客观上拖延案件的审理时限，影响人民法院审判效率的提高;二是使人民法院的裁判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三是易导致伪证增多，影响人民法院判案的公正性。由于立法上的不足，客观上给当事人提供了规避法律的条件，司法实践中由于未规定举证时限，使得一些当事人有足够的时间拼凑材料，甚至串通、贿买、指使他人作伪证，而后不断向人民法院提交所谓的“新证据”，严重妨碍司法公正。[

三、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构想

建立举证时限制度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应当对当事人举证时间做严格规定。可以在在司法解释中把举证时限的界标定在一审辩论终结前，在二审中原则上不应该接受新证据，而在终审后，参照世界许多国家的做法，应禁止发现新证据而申请再审。之所以把这种规定先放在司法解释中，是考虑到证据法(下转第105页)(上接第103页)制定的时机问题，因为建立完备的举证时限制度和配套制度须假以时日。把举证时限先规定在司法解释中，一方面可以通过法院的执行立即缓解举证制度目前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司法实践中积累关于举证时限制度可行性的措施，成为立法之鉴。之所以把举证时限的界标定在一审辩论终结前，是考虑到规定在一审开庭之前太过仓促，其它保障制度无法跟上，因而设置过渡性的目标，以此为最终立法的一个尝试阶段。

(二)应当明确举证责任人在规定期间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真正推行谁主张谁举证，不举证承担败诉责任的原则。但应当赋予当事人相应的权利，因为把举证时限定在一审开庭之前对当事人举证能力的要求是很高的，如何保证在有限的时间里收集的证据的质量成为一种隐忧。因此笔者认为，在对当事人举证行为严格规制的同时，应当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为其调查证据的活动给予更多的自由和便利。

(三)关于举证时限的例外问题。程序的不可逆性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但也不能把它绝对化。制度设置一定要考虑影响证据提出的原因，避免失权的绝对化。在现实中也确实存在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举证不能，如不可抗力和其他条件限制。例如美国，也并非以一刀切的方式规定任何证据超过举证时限的皆不予接受，而是有诸多例外，值得借鉴。笔者认为，在当事人非因恶意而举证不能时，不能一味排除逾期提出的证据，而应给予适当的补救。一则法院在涉及专门知识和借助专门技术手段才能收集证据时给予当事人帮助，可以由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二则在当事人有正当理由需要延长举证期间时予以酌情放宽限制，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6条虽然对例外情况作了类似规定，但其不明确性却导致实践中当事人以此为依据多次申请延期，拖延诉讼。因此，法律应对举证时限的例外情况作出明确规定，防止当事人滥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举证时限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如果把举证时限的临界点定在一审开庭前，就意味着必须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冻结双方的争执点，一次性解决证据的集中问题，那么审前程序的证据开示制度就成为配套改革的重点。

笔者认为，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置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是一个不小的变动，在构思改革方案时应综合考虑其可行性，采取稳妥的步骤。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是以法官中立、加强当事人的对抗性为突破口的，因此强调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平等抗辩。由于过去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往往导致“突然袭击”，破坏这种平等性，因此庭审中新证据的提出应当受到限制，而且庭审的集中化要求证据的集中化，所以从程序安定与诉讼公正的高度来看，把举证时限的界标定在一审开庭前应当是证据制度立法的最终选择。

综上，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置不是短时期内就可以实现的，认为只要立法上作了如是规定就可以迅速扭转传统做法的观念忽视了立法与实践之间的距离。从当前广泛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改为把证据提出限定在开庭之前，是一个很大的跨度，必须考虑以中间的过渡性步骤来支撑。任何试图一步到位的做法都可能导致原来程序的紊乱，而只有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举证时限制度才能真正随着立法的完善而落到实处。

第四篇：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诉讼研究分析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诉讼研究分析

引 言

国际金融危机自08年后全球蔓延，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深远。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的严重冲击，往往表现为引发法律风险。今年5月份，国资委曾专门下发通知，要求中央企业注意七大法律风险，积极谋划应对危机的对策措施。包括：①市场需求萎缩、资金链断裂引发的违约风险；②行业整合、企业并购中尽职调查不确定性增加的风险；③“走出去”投资并购时境外法律环境发生变化的风险；④有关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滥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风险；⑤建筑施工企业面临的工程款拖欠风险；⑥妥善处理劳动用工涉及劳动合同的风险；⑦历史遗留的债权债务提前引爆的风险。由此可见，建立健全法律风险的预警机制和法律风险控制体系，对于企业转“危”为“机”，提升自身竞争力至关重要。

一、银行业务法律风险概述

（一）银行的业务种类

银行按照大的结构分为资产业务、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三大类业务。

1资产类业务主要有各项贷款包括住房按揭贷款、二手房贷款、小额质押贷款、消费贷款、短期贷款、长期贷款、委托放款等。

2负债类业务主要有各项存款包括对公存款、储蓄存款、同业存款。3中间业务包括结算类、代理类、信息咨询类以及其他类等。

（二）各业务种类的主要法律风险

1资产类业务主要法律风险

①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订立及履行过程中的法律风险

主体资格：需特别注意一些特别主体不能充当保证人：包括企业法人分支机构、职能部门、国家机关（除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提供保证的除 1

外）、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另外，公司担当保证人需依照公司章程规定，取得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

生效要件及合同效力：（债权与物权区分原则）合同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对于物权的变动，法律规定需要登记或交付的，自登记或交付之日起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需特别注意无效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可撤销合同（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订立的合同）。

诉讼时效：一般为两年

行使担保物权的期限：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债权的诉讼时效结束后，担保人在诉讼时效结束后两年内行使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物权法对抵押权的行使期限作了修订，第202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务诉讼时效期内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因此，在行使担保物权时，需特别注意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行使。

借新还旧：由于担保合同的从属性，签订借新还旧借款合同后，担保合同需要重新签订。特别注意保证担保，担保法解释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除外。

②楼宇按揭贷款的主要法律风险（假按揭）

假按揭的情况下，虽然银行对相关房产仍享有优先受偿权，对抵押物不足清偿部分仍可以继续追讨，但在实务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对业主继续追偿不足部分难以实现，提供保证担保的开发商也往往已经不复存在或名存实亡。

③汽车按揭贷款的主要法律风险

汽车按揭贷款是借款人为购买汽车而向银行申请消费贷款，由保险公司为该笔借款进行保证保险。对保险公司的保证保险是一种财产保险还是保证担保实践中存在争议，保监会曾发文将保证保险认定为财产保险。银行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可以明确约定。

保险事故发生后，银行应及时通知保险公司，这是保险合同的一项基本原则，否则保险公司可以免责。

保证保险合同中往往约定，保险事故发生后，银行在向保险公司索赔前，应先在规定期限内行使抵押权，先行处置抵押物，不足部分才按约定向保险公司赔付。这样的约定，显然对银行不利，如果抵押汽车找不到，银行可能长时间不能收回贷款，银行面临保险公司拒赔的风险更大。因此，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应该做适当约定。

假按揭案例

房地产开发商甲公司开发某楼盘，开盘时的单位售价创当地历史最高价，销售对象主要是香港人，其中也有部分是开发商的员工。有的购买两套，每套在银行的按揭贷款金额达200多万元。

后查实，大部分购买房产的香港人及员工均是名义购房者，房屋实际上仍由开发商在使用，还款也是由开发商向银行还款。

后由于该地区房地产价格回落，开发商经营不善，导致逾期增多，且无能力继续还款，给银行资金带来损失。

2负债类业务法律风险

①储蓄存款法律纠纷而产生的风险。

200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李国光在《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亟待明确的法律政策问题---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法院应当坚持依法维护储蓄机构的信用，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按照严格责任原则，准确认定储蓄机构的责任承担。因此，银行承担的是严格责任，即银行对存折、印签、银行卡或身份证的真伪负有审查义务，事后一旦发现是假的，银行必须向受到损失的客户赔偿损失。在司法实践中，多以银行在存款冒领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责任的大小来划分与客户的损失承担比例。

②违规办理教育储蓄存款的法律风险。

教育储蓄是指个人按国家有关规定在指定银行开户、存入规定数额资金、用于教育目的的专项储蓄，是一种专门为学生支付非义务教育所需教育金的专项储蓄。教育储蓄采用实名制，开户时，储户要持本人（学生）户口簿或身份证，到银行以储户本人（学生）的姓名开立存款账户。到期支取时，储户需凭存折及有关证明一次支取本息。一般有2万元的限额。

教育储蓄的利率享受两大优惠政策，除免征利息税外，其作为零存整取储蓄将享受整存整取利息，利率优惠幅度在25％以上。很多银行以教育储蓄名义进行揽储，不按规定办理教育储蓄，存在储蓄主体不合格，或者储蓄超过最高限额等情况，银行就可能面临被罚款的法律风险。

负债类法律风险案例（银行未尽审查义务赔偿案）

n案情介绍：1998年8月28日，甲公司在乙银行开立账号为××的账户，并分三次存入人民币2000万元。12月9日，甲公司到乙银行取款，得知上述存款已经被他人以甲公司

名义分十次取走，共2000万元。甲公司隧于同年12月11日向当地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乙银行支付2000万元存款本金及利息、滞纳金、并承担诉讼费。同日，乙银行向当地公安局报案，公安局于同年12月4日初步查明，“经刑科所鉴定，取款票据上的印签是伪造的，犯罪嫌疑人丙伪造票据骗取甲公司在银行的存款，涉嫌票据诈骗。”

n法院认为：甲公司在乙银行开户存款，乙银行负有全面履行并保证甲公司所存资金安全的义务，乙银行应当履行审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有效证件的义务，现甲公司的存款被犯罪嫌疑人伪造票据从乙银行骗取，且经公安机关侦查，甲公司与该款被骗没有牵连，因此判决由乙银行返还甲公司存款人民币2000万元，并承担相关诉讼费。

3中间类业务法律风险

①诸多领域的法律空白，导致相关监管部门进行管理和监督时增加了自由裁量权，使监管部门对违规行为的认定及其处罚均有一定的随意性；各商业银行则无法可依，商业银行和客户的许多行为在法律效力上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②金融监管法律中行政干预色彩较浓，审批制度宽泛，监管实践中盛行“法律无明文许可即禁止”的理念，而现行法律对银行开展中间业务还有不少过时的限制，尤其是在中间业务产品创新、产品定价等方面限制较多，因此银行在开展中间业务，常常面临因突破现行法律规定限制而被监管部门和有关行政机关处罚的法律风险。

③分业经营法律体制的限制。由于我国《商业银行法》确立了银行不得经营证券、保险业务的分业经营模式，使得中资银行面对混业经营经验丰富、治理理念先进的外资银行，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通过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打混业经营中间业务擦边球，使得商业银行随时面临可能被央行处罚的法律风险。

④中间业务合同履行中的法律风险。根据不同的业务合同种类，面临不同的法律风险（国际支票托收案例）

中间业务纠纷案例（国际支票托收纠纷）

2008年2月21日甲公司持一张金额为4200元加拿大元的支票到乙银行处委托托收。乙银行采取立即贷记的方式，于3月11日，将托收款项打到甲公司帐户。后该支票因假票被加拿大付款行退票。乙银行在收到退票后，在与甲公司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从甲公司在乙银行开立的银行账户中划扣等额托收款。甲公司后将乙银行起诉至法院。

法院一审判决认为：认为乙银行从甲公司的账户内扣划存款没有依据，侵害了甲公司的财产所有权。同时，甲公司应对支票被退回承担责任，乙银行有权向甲公司追回代垫款。

二、银行法律风险防范核心-——银行公司授信业务的法律风险控制

（一）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的基本认识

商业银行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良资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困扰中国商业银行，也困扰大部分的亚洲银行、欧美银行，甚至有些商业银行因为不良资产问题而垮台。

中国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在全世界都是比较高的。形成因素：有内部管理上的因素，历史的因素，有体制上的因素、有道德风险的因素。

不良资产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银行发展的沉重负担，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不能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将大大削弱中国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中国银行将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二）应用法律手段控制银行公司授信风险

１授信之前的法律审查

贷前的调查是防范授信风险的基础。

①借款人、担保人资格法律审查（如前所述）；

②合同法律审查：合同是否构成无效合同或可撤销合同，合同的变更或解除是否符合法律要求，担保物是否为禁止流通物或不得转让；

③手续法律审查：担保合同是否取得合法的授权手续、需要登记或交付才生效的，是否已经履行了相关手续。

④实地审查：客户经理要加强对企业的现场检查和实地询问，应对企业报表中的主要资产进行实地盘查，可以到税务部门调查企业以前纳税情况，掌握客户的准确财务数据。必要时银行可以指定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会计资料进行真实性审计，防范由于虚假会计资料造成信用等级评定虚高的风险，进而化解潜在的信贷风险。

2担保方及担保方式的选择

①抵押担保的履约率相对较高。借款人做抵押的情况下，特别是自有物业做抵押的情况下，履约率会大大提高。一项调查显示，抵押贷款的损失率一般不超过50%，保证类贷款如果通过诉讼解决，履约率不会高于20%。另外，一般企业拿来抵押的资产往往是核心资产，往往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所以借款人自身就会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②如果采用保证担保，应该对担保人的偿债能力进行调查，尽量避免关联企业担保。关联担保一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贷后监督管理

贷后管理是控制授信业务风险的关键，要严格控制企业信贷资金使用，确保与审前用途一致，严防资金挪用。项目贷款可以根据工程进度发放贷款，实行监督支付。

客户经理要经常深入企业，实地调查经营情况，关注关联交易、资本投资、股权变更等异常动态，及早发现企业的各种风险隐患，便于银行尽快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最大程度减少损失。

此外，要特别注意诉讼时效、保证期间以及行使担保物权的期限。充分利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中止、中断的法律规定，避免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使银行受到损失。还有保证期间需要特别注意。担保物权的行使期限在前面已经讲到，要特别注意。

（三）不良资产诉讼分析

1加强诉前论证工作，制定有效的诉讼方案；

制定有效的诉讼方案是加强诉前论证工作的重点，就是对债务人企业的综合经营情况、财产状况、贷款法律手续情况，合同的效力以及履行情况，以及本案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可能影响程度等进行全面细致的诉前调查与分析，并对起诉后可能遇到的情况进行充分考虑，在此基础上提出填密的诉讼方案，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向法院提起诉讼，包括诉讼对象的选择、管辖法院的选择、诉讼请求的选择、保全措施的运用、诉辩理由的取舍、证据的收集与运用等。

2充分发挥各种中介机构的作用，做好对债务人财产状况的调查工作，并及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为避免造成胜诉后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发生，对决定起诉的案件，要充分发挥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拍卖公司、咨询公司甚至民间调查机构等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利用这些机构社会关系广泛、信息灵通的优势，全方位、多渠道地调查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和转移财产的线索，并请求法院对本案进行诉前、诉中的财产保全。

3灵活运用各种执行手段提高执行效率，最大限度地实现债权回收；

不应将被执行标的物局限在借款人、保证人的有限财产或抵押物上，应当对法定的各种执行手段加以灵活、组合式的运用，例如申请执行第三人到期债权、申请执行被执行人的投资权益，追加、变更被执行人、行使撤销权（案例）等。

申请执行第三人到期债权：如果该第三人在收到法院的履行通知后15日内未提出异议，而且又不履行债务，法院即可对其强制执行。如果该第三人在15日内提出异议，法院将不对该异议进行审查，也不得再执行该第三人。银行需另案提起代位权诉讼。

申请被执行人的投资权益：如果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可要求法院强制被执行人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转让，也可以由法院直接采取拍卖、变卖的方式进行处分，或直接将股票抵偿给银行。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股份，必须经过拍卖。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在处分前应征得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后，予以拍卖、变卖。同时要特别注意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问题。如果被执行人系在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中的对外投资，在转让前必须征得合资或合作他方的同意，并经过外资管理机构的批准。

追加、变更被执行人：有的被执行人会假借改制之名，转移有效资产，以逃废银行债务。在发生上述情况时，应及时追加、变更被执行人。

行使撤销权，恢复原状：有的被执行人为逃避债务，将资产低价转让给第三方。银行可以依据《合同法》（详情可上www.xiexiebang.com查询）的规定，另案起诉，行使撤销权，使被执行人的资产恢复原状。

行使撤销权的案例

2003年7月，甲银行与乙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借款本金逾3亿元。合同到期后，乙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甲银行隧向法院提起诉讼。甲银行在取得胜诉判决后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是乙公司的财产在拍卖后根本无法清偿甲银行的全部债权。

后甲银行调查发现，乙公司曾于2004年10月将其名下的位于某处的一块土地作价人民币2000万元入股到丙公司名下。而该土地的原始登记价逾3000万。经委托评估公司对该土地进行评估，评估价值在4000万元以上。且调查发现，乙公司与丙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2007年3月，甲银行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乙公司以明显的低价转移财产，意图逃避债务，请求法院判令解除乙公司的入股行为，并判令丙公司向乙公司返还该土地。

最终，乙公司与甲银行达成和解，甲银行的权益得到了保障。利用执行和解，实现各方利益的调和。

由于不良资产处置诉讼往往涉及地方利益，因此地方政府介入案件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地方政府一旦介入案件，又常常使得原本属于简单的债权债务关系纠纷变成了“三角债”或“多角债”,如此增加了案件的处理难度，并最终使判决的执行也变得困难重重。在申请执行过程中，应当本着务实的态度，积极主动地协调好与政府、企业的关系。

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提出执行和解方案，或者认真考虑债务人或执行法院提出的执行和解方案，通过给予债务人一定的债务减免达成和解，从而实现对债权的迅速回收，并避免使执行工作陷人僵持状态。

第五篇：信访工作分析与思考

信访工作分析与思考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利益格局的调整，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新旧观念的对撞，公私利益的冲突引发一系列上访事件，进京访、集体访、重复访、非正常上访不断出现，一到重大节庆日子和周一，上访户成群结队聚集政府，严重影响政府的正常办公秩序。如何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维持正常的信访秩序，是摆在当前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一、劲儿当前信访基本状况

信访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计生、土地和农业税等历史遗留问题引发的缠访案件；二是因宅基地纠纷引发的上访案件；三是因刑事案件引起的上访案件；四是因修建集体公益事业受伤抚恤引发的上访案件人；五是因机构改革裁员引起的上访案件；六是因赡养问题引发的上访事件件；七是因用水、用电、邻里关系引发的上访事件；八是因社界、林权边界纠纷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九是因村灾后重建房屋建材和建房质量等引发的事件。十是因农村基地建设与周边村组土地和利益分配引发的群体性隐患。

二、信访问题产生的原因

1、信访群众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信访案件增多。

一是将政府的“以人为本”思想错误的理解为只有群众有什么需求，政府就应该无条件答应，不然就不能体现“以人为本”思想。二是认为以上压下进行信访，就可以促使信访问题得到尽快解决，导致越级上访，只找主要领导上访的事件增多。三是专门选取在国家重大活动和节日期间上访，认识节庆期间政府为求稳定，避免扩大社会影响，可以解决一些无理要求，从而给基层施压，从而信访致富。四是认为走信访途径包治百病，什么事都能解决，从而该走司法程序的全改成了信访。五是认为变换上访对象，可以使信访问题获得更好的解决，从而一些信访户多重上访，甚至极个别问题已解决仍不放弃上访。五是认为人多就是政策，法不责众，人多信访问题就能解决。

2、信访工作机制不健全，给部分人带来可乘之机，靠信访致富。

一是目前信访考核机制不健全，不管什么理由，只要发生越级上访、群体上访，都与该地的平安创建、年终考核直接挂钩，为平息信访，花钱买平安现象不断出现，助长了信访的不良风气。二是一旦上访，有关部门立刻通知属地管理单位派人派车接送，实在缠得不行就特事特办，信访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这就产生了一定的误导作用，导致节庆上访，越级上访案件增多。三是针对无理上访，缠访户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单纯的教育引导，资金扶持无法满足那种一心想靠上访致富的心，一颗耗子屎，搅坏一锅粥，靠上访致富的人越来越多，其仿效者前赴后继。四是个别信访问题责任主体、执法主体不明确，形成相互推诿扯皮，信访问题不能及时落实到责任单位，造成处理不力，监督不力。一些本应由政法部门解决的问题，变为行政直接干预，存在以信访代诉讼、以行政代司法解决的现象，留下了矛盾隐患。

3、个别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执法水平不高或执法不公，不能依法行政，使问题不能合理合法处理到位，造成群众心理上不平衡，导致上访。

一是90年代，计划生育工作、农业税收取采取的方式过激，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让个别农户上访不断，部分上访户抓住当时计生和农业税一些过激行为一事，一访就是十多年，访到现在早已变了质，变成了靠上访致富的专业残访户。二是个别干部工作主动性差，责任意识不强，对信访矛盾排查调处不及时，相互推诿扯皮，致使小矛盾拖成大问题。三是个别干部解决问题缺乏原则性，解答群众疑问时，信口开河，随意表态。解决矛盾时不注意压火，反而火上浇油，甚至鼓动煽动。对有些事件政策性强不能解释的，不懂装懂，给群众乱解释、歪解释，造成群众误解进而出现上访。四是少数职能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存在本位主义，部门利益为重，执行上级政策不到位，甚至存在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现象。

4、由于改革发展的步伐较快，相应配套的法律法规跟不上，有些问题产生后，无政策法律依据，导致矛盾激化，不断升级，产生群众越级上访。

在处理个别信访问题时中找不到相应配套的法律法规，使一些信访问题久拖不决，形成信访积案。信访工作的开展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一些相应的政策法规不能及时出台，信访工作制度转换前后衔接不上，措施不到位，对群众出现过激行为、无理缠访不能有效控制。

三、下步信访工作的思考

1、加强信访队伍建设，提高依法信访意识。

一是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信访工作人员要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待信访工作，加强宗旨教育，树群众观念，主动自觉地通过依法处理信访问题维护人民群众权益。

2、加强信访法律、法规宣传，全面贯彻落实信访条例。

依法信访是做好新形势下信访工作的关键。一是要认真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加强宗旨教育，树立群众观念，增强责任意识和做好信访工作的政治敏锐力，提高工作能力，力争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3、建立并完善依法信访各项工作制度，提高信访工作质量。

切实加强信息预测预报工作，及时掌握情况，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要着重加强初访、初电、初信的处理工作，落实首问责任制；把实现双向规范作为依法信访工作的关键，将维护群众合法信访权利和依法整顿信访秩序结合起来，依法处理信访问题；完善依法信访工作机制和工作制度，健全依法信访工作网络，创新工作措施，制定和完善涉法案件的协调指导机制、依法分流和调处机制、依法排查机制和误事责任追究机制，推行依法上访程序，提高依法信访工作质量。

4、关注民生，切实解决群众的问题。

认真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要为人民群众办的实事，关注群众的急需，维护群众的利益。扎实做好政务公开，给纳税人一个明确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