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杂志关于曲江新区的文章（本站推荐）

第一篇：求是杂志关于曲江新区的文章（本站推荐）

文化遗址保护与民生建设和谐共生的

生动实践

《求是》杂志文化编辑部 西安曲江管委会联合调研组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向凤池头。”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笔下描写的大明宫气势辉煌的宏大画面。可惜，大明宫的昨日辉煌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到陕西视察时明确指示“严禁破坏”西安的文化大遗址，包括大明宫大遗址在内的文化遗址由此被保护起来。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西安的历史文化遗址保护得怎么样，世人普遍关注。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组成联合调研组进行实地调研。

一、西安大遗址的“超大规模”与“高度重叠”，增加了保护难度。

大遗址即大型古文化遗址，由遗存及其相关环境组成，一般指在考古文化上具有重大意义或在历史上占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重要地位的各类遗迹。作为世界四大古都之一和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西安拥有极其丰厚的大遗址文化遗产，仅周秦汉唐四大古都遗址保护区总面积就多达

环境整治和绿化、人口搬迁和聚落改造等都需要大量经费。如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范围内，保护改造的拆迁面积达350万平方米，动迁2.5万户居民、约10万余人，仅拆迁费用达83亿元，文物保护经费和财政投入可以说是杯水车薪，远远无法满足实际需求。

大遗址保护机制差，遗址未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城市规划、园林绿化、经济发展、就业安臵等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但由于缺乏专项配套政策支持，缺乏专业保护技术支撑，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缺乏有效合作的工作机制，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矛盾日益突出。

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出了一条大遗址保护与民生建设和谐共生的新路径。

近几年来，为落实国务院批准的第四次城市总体规划，西安在大遗址保护的实践中，通过“规划景观环境以提升资源价值”、“调整产业结构以臵换人文空间”、“利用经济发展以反馈文化传播”、“增加公共产品以保证持续发展”，走出了一条大遗址保护与民生建设和谐共生的新路径。

址本体，改善了遗址周边环境，凸显了遗址的人文精神、人文价值和人文环境。

因地制宜，形成了以大遗址保护促进民生改善的有益探索。近年来，西安在大遗址保护方面因地制宜，对不同的遗址采取不同的保护模式。主要有：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和秦始皇陵遗址公园为代表的国家公园模式；以西安城墙景区和曲江池遗址公园为代表的市民公园模式；以大唐西市博物馆为代表的民营投资模式；以汉杜陵遗址公园为代表的退耕还林模式，将遗址环境保护、生态景观建设及发展现代都市农业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实践，西安丰富了文化“看点”、提升了文化“亮点”、破解了文化“难点”、改变了游客过去“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的习惯，解决了文化遗址保护利用中长期存在的“有说头、没看头；有看头、没品头”的难题。2010年西安旅游接待量首次突破5000万人次，实现了遗址保护与提升生活质量的良性互动。

改革创新，制定了改善民生的基本原则。大遗址保护涉及人口调控、征地、移民、拆迁、环境整治、土地利用、经济结构调整等问题，在运作模式上同样必须勇于尝试、大胆创新：一是政府主导。大遗址具有“不可逆性”，其保护属于文化事业范畴。如果完全走市场，难免走偏；仅靠文物部

多古迹遗址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之一，以保护文物、弘扬文化、传承文明、改善人居为主旨的大明宫遗址保护展示项目，是一项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很强示范性的文物保护工程。

极大地改善了遗址区居民的生活条件。3年来，大明宫遗址区完成了2.5万户、10万人的拆迁任务，是西安市拆迁历史上范围最广、人数最多的一次。但整个拆迁过程中没有出现群众聚众闹事、团体上访事件，拆迁群众赠送的锦旗数以千计。这源于遗址区居民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以前，大明宫遗址区“一家三代拥挤于9平方米”的现象随处可见，户均住房仅20多平方米。拆迁后，被拆迁群众在安臵区的住房面积翻了好几番。

大幅提高了遗址区居民的经济收入。以前，西安大遗址区人口密集，居民生活水平低下，又没有像样的产业，很多年轻人无所事事，成为懒汉和“闲人”，社会不安定因素较多。通过拆迁安臵，遗址区居民的经济收入大幅提高。在大明宫遗址区拆迁安臵过程中，西安提高补偿比例，并出台奖励费、过渡费、低保减免费、困难补助费等优惠政策，平均一个拆迁户就比原来要多拿几万元。

全面完善了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西安大遗址保护，坚

生，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西安特点的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新路径。西安的做法和经验启示我们：第一，造福人民是保护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这是西安大遗址保护最可贵的经验。第二，必须科学处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新的关系。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应该仅仅是看护，而应最大限度地释放文化遗产的社会效益，使原来的“文化遗产包袱”变成了泽惠百姓的“聚宝盆”。第三，必须把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到整个社会发展系统之中，不是为保护而保护，而是把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城市建设等结合起来，既当做一种文化事业，也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利用多种手段、多方资源进行保护。

第二篇：《求是》文章

《求是》文章——大部制改革：科学发展的有力保障

《求是》杂志2013年第1期刊登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署名文章：《大部制改革：科学发展的有力保障》。全文如下：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作为这一改革的试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探索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着力创新行政管理理念，转变职能，有力保障了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

在改革实践中，我们从基础抓起，坚持在“六个注重”上狠下功夫。

注重科学优化机构设置。坚持精简统一效能，整合优化内设机构。将过去由十几个部门分管的行业，综合设置为原材料、装备、消费品、电子信息4个管理大司局，推进管理职能的有机整合。根据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在要求，设置主要负责节能与资源综合利用、军民结合、信息化推进等机构。兼顾信息通信网络发展、管理和安全保障的现实需要，设置主要负责通信发展、电信管理、通信保障、信息安全协调等机构。

注重全面正确履行职责。认真履行管规划、管政策、管标准以及指导行业发展的职责。按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提出了工业转型升级、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通信业转型发展等战略举措，狠抓企业技术改造、自主创新、产业基地建设，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着力攻克“三网融合”、淘汰落后产能等难点。

注重加强政府管理创新。坚持把转变职能作为改革的着力点，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减少微观干预，精简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注重增强行业管理的科学性和全局性。积极探索加强和改进行业管理的新途径，强化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和行业自律管理，努力为行业发展创造开放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改进财政资金支持方式，支持受惠面广和公益性强的新型工业化基地、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建设，加强信息发布等公共服务，健全行业服务体系。

注重健全协调配合机制。坚持权责一致原则，建立健全部门间协同配合机制，加强重大问题会商和沟通。充分利用跨部门合作机制，有效推动一批涉及面广、任务重、难度大的工作，促进产业政策与财税金融土地等政策的衔接配套。加强部省战略合作，与23个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加强规划衔接、项目推进和信息沟通，确保相关政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促进各项目标任务的分解落实。

注重完善行业管理体系。坚持发挥和利用好各方面的力量，建立统一高效融合的工业和信息化管理体系。按照相互沟通、协同配合的思路，完善司局职责分工，理顺工作流程。发挥地方贴近基层贴近行业的优势，依托和支持地方主管部门开展行业管理。始终把行业协会作为加强和改善行业管理工作的重要支

撑，建立健全购买服务、政策征询、信息交流等机制。发挥部属事业单位和高校在决策咨询、人才培训、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支撑作用。

注重加强机关队伍建设。通过学习培训、双向挂职交流、竞争上岗、关键业绩指标考核等形式，改善干部队伍素质和结构，适应履职需要。加强反腐倡廉和作风建设，培育机关文化，提高干部队伍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二

大部门制改革不仅精简了机构，更重要的在于初步建立了有利于工业通信业与信息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有力推动了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快步前行。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按照“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污染环境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内在要求，及时提出工业转型升级等重大战略思路；针对一段时期内工业行业管理分散的情况，着力建立工业和信息化规划体系，加强工业经济运行监测协调，不断夯实行业管理基础；着眼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全局，及时提出重点产业振兴改造、工业结构调整、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重大政策建议并组织实施。2008—2011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4%，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40%左右，制造业规模跃居全球首位，2011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7.5%，“十一五”期间工业领域规模以上中小企业数量增长了50.1%。有力夯实了工业作为实体经济主体的地位，信息化作为现代化战略举措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加快推进工业发展方式转变。我们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突出抓好技术改造、兼并重组、产业转移和集聚发展等关键环节，坚决打好淘汰落后产能、工业节能减排等攻坚战。“十一五”期间，淘汰落后产能占全部落后产能的50%左右，6大高耗能行业占工业比重从2005年的32.7%下降到2010年的30.3%，钢铁、汽车等规模经济行业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中西部工业占比分别提高了2.1和3.7个百分点，工业发展层次稳步提升；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水耗分别下降26%和36.7%，工业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分别下降17%和15%，工业发展方式转变取得积极进展。切实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工业由大变强，关键在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加强核心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攻关，推动组建一批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加快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积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技术路线图，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启动一批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生物、信息、节能环保等产业年均增速超过20%。加强标准化和知识产权工作，4年多来共复审2.4万项标龄超过5年的行业标准，制定完成近万项标准，基本扭转了长期存在的标准滞后局面，积极推动第三代移动通信TD-LTE-A（时分双工模式增强型长期演进技术）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为国际标准。

大力推进两化融合和军民融合。我们积极探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军民融合的路径。深化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集成应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研发设计、生产过程、生产装备、经营管理信息化水平，推动制造模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变，主要行业大中型企业数字化设计工具普及率超过60%，重点行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超过50%。以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切入点，推动信息技术在商务、物流、交通、金融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为产业结构调整注入了新活力。不断完善两化融合工作与服务体系，健全两化融合区域公共服务平台和中小企业信息化服务体系。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初步建成，国防科技工业民品产值占比超过75%。

全力推动通信业健康发展。我们坚持统筹规划、政策引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加快提升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覆盖能力和技术水平，努力探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行业监管模式，不断推动行业转型发展取得新成果。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农村地区实现了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网，全国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3.35亿户，其中移动用户达到10.52亿户，固定宽带接入用户达到1.64亿户，互联网网民达到5.38亿人。电信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互联网应用迅猛发展，市场格局持续改善，企业竞争力明显增强。在推动行业发展的同时，我们高度重视信息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带来的网络和信息安全问题，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有力维护了基础网络、工业控制系统、重要信息系统的安全运行，保障了用户信息安全，净化了网络环境，提升了网上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为社会稳定提供了支撑。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相协调。把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作为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渠道，重点支持创新型、创业型和劳动密集型小型微型企业发展。近年来，中小企业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成为改善民生和推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狠抓工业产品质量工作，组织开展质量品牌年活动，推动企业建立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质量管理体系。推动建立区域性、行业性的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坚决查处电信行业恶性竞争、阻碍互联互通、资费违规等行为，2008—2011年电信服务综合资费水平累计下降30%左右，老百姓得到了真正实惠。

三

总的看来，大部门体制改革仍处于探索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力推进，才能突破制约，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实质性步伐。

促进科学发展是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大部门体制改革是在以往政府机构改革基础上的深化，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目标的关键步骤，是为科学发展提供体制保障的战略举措。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对大部门体制改革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着力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为促进科学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体制保障。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的关键。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大部门体制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也在不断加大，必须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扩大共识为动力，寻求改革的新进展新突破。一方面，要直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问题新任务，积极探索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式；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改革中碰到的困难和问题，坚持用改革的方法解决改革中碰到的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转变政府职能是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核心。深化大部门体制改革，必须牢牢把握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核心，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着力推进管理创新，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市场主体加强自我管理和行业自律，更加注重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和改进工作作风，不断完善管理制度、管理手段和人才队伍等基础建设，提高行业管理能力。

加强协调配合是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的保障。加强相关理论研究、经验总结和国外做法借鉴，搞好顶层设计，促进大部门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衔接配套。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科学设计、分步实施、由简入难、逐步深化，积极稳妥推进改革。要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巩固与拓展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成果。文章来源：移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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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卢展工书记接受《求是》杂志书面采访文章重要精神

卢展工书记接受《求是》杂志书面采访文章重要精神

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发挥福建独特优势、努力建设科学发展的先行区和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区进行阐述

■经过多年发展，目前整个海峡西岸的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各种要素的集聚互动效应越来越突出，它已经作为一个经济区域客观存在并发展着。

■目前，已先后有50个国家部委、中央企业与福建签署了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的合作协议、会议纪要或备忘录，给予了实质性支持。在中央的领导下，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正在由构想转化成为生动的实践。

■建立选人用人公正机制，提出“五重五不简单”的用人方法和要求，即重发展实绩、但不简单以数字取人，重群众公认、但不简单以票数取人，重“四化”方针、但不简单以文凭和年龄取人，重干部标准、但不简单以求全取人，重竞争激励、但不简单以考试取人，努力把真正为民办事、注重实干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作为沿海地区，作为对台工作前沿，福建有责任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有义务更好地承担起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历史使命。

【编者按】

日前，省委书记卢展工接受中共中央主办的《求是》杂志的书面采访，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发挥福建独特优势、努力建设科学发展的先行区和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区进行了阐述。今年8月16日第16期《求是》杂志全文刊发了书面采访文章，现予转载。

记者：“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经济发展”已写入了党的十七大报告。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进程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支持。追溯这一发展进程，您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呢？

卢展工：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是福建干部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共同实践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历届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探索符合省情实际的发展思路。从“大念山海经”到“建设闽南金三角”，再到“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这些都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我们认真贯彻中央精神，从福建实际出发，于2004年初提出建设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这一发展思路秉承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理念，力求在促进福建又好又快发展中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中央对这一发展思路给予充分肯定，党的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党的十七大，以及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和近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提出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发展。这是中央对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最大支持，对福建发展的殷切希望，全省上下深受鼓舞，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中央的充分肯定，推动这一发展思路从区域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局部共识上升为全局共识，为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提供了巨大动力。目前，已先后有50个国家部委、中央企业与福建签署了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的合作协议、会议纪要或备忘录，给予了实质性支持；许多省市特别是与福建接壤的周边地区主动融入对接，全省9个设区市加上周边的广东、浙江、江西三省一些城市的区域经济联盟正在形成；台港澳侨对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也是热切关注，台湾百大企业在闽投资已增加至40多家，台商在福建掀起了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在中央的领导下，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正在由构想转化成为生动的实践。

记者：按我们理解，“海峡西岸经济区”应该是个区域经济的概念。目前，这个区域在全国经济大格局中处于什么位置？

卢展工：你的理解是对的。我们所提出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就是以福建为主体，面对台湾，邻近港澳，北承长江三角洲，南接珠江三角洲，西连内陆，涵盖周边，具有自身特点、独特优势的经济区域。近年来，随着国内区域经济蓬勃发展，在我国沿海区域经济布局中，已经形成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北部湾等经济区，而地处东部沿海的海峡西岸地区在这个布局中的作用还不够突出。事实上，这一区域在人文历史、环境条件、生产方式、发展水平等方面，具备同质合作、异质互补的基础。经过多年发展，目前整个海峡西岸的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各种要素的集聚互动效应越来越突出，它已经作为一个经济区域客观存在并发展着。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既推进区域内部的发展，又促进区域之间的合作；不仅对福建自身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服务全国发展大局也具有重大意义。一是有利于完善我国沿海区域经济布局，可以依托自身所具有的联接台港澳和两个三角洲的区位优势，通过承北接南、东拓西联，与长三角、珠三角对接，逐步形成从环渤海湾到珠江三角洲整个沿海一线的完整发展布局；二是有利于在加快东部发展中发挥福建后发优势，充分发挥我省生态资源、沿海港口、外向带动、对内联接等优势，实现经济社会在新的起点上更高水平、更优效益的发展，更好地促进东部率先发展；三是有利于更好地服务中部崛起和西部开发，充分发挥福建对外开放“窗口”作用，通过构建海峡西岸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促进中部崛起、西部开发提供一条快捷顺畅的东南沿海新的对外开放综合通道；四是有利于推动两岸经济融合，“海峡西岸”对应着“海峡东岸”，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对于海峡经济区的最终形成是有力促进和推动，这将使我国的区域经济布局更加完整，有利于打造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极。记者：与其他经济区相比较，海峡西岸经济区有什么特殊优势？

卢展工：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所具有的优势是多方面的，但最独特、最突出的还是对台的优势，我们归纳为“五缘”优势。一是地缘近，闽台隔海相望，是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省份，平潭岛距离台湾新竹仅68海里。二是血缘亲，台湾同胞有80%以上祖籍在福建。三是文缘深，闽台两地语言相通、民俗相近，福建的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等祖地文化在台湾有着广泛的影响。四是商缘广，闽台经贸往来历来十分密切，目前国家批准的4个台商投资区都在福建，在闽落户的台资项目有9300多项，累计吸引台资超过126亿美元，在全国排第3位，农业利用台资居首位。五是法缘久，台湾从宋朝开始在行政区划上就属福建一部分，时间长达600多年，直到清朝光绪十一年也就是1885年，台湾才单独建省，还称为“福建台湾省”。

独特的“五缘”优势，使得福建人民对于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终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曾在几个地方工作过，到福建后对此感受更深。福建的对台优势十分宝贵。我们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就是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努力在加强经贸联系、两岸直接“三通”、旅游双向对接、农业全面合作、文化深入交流、载体平台建设等方面积极作为，构建服务祖国统一大业的前沿平台，增强台湾同胞对祖国的向心力和认同感，为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从这一点来讲，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不仅经济意义突出，政治意义也十分深远。

记者：我们了解，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4年多来取得了明显成效，您认为取得这些成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卢展工：几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坚持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运作、重在实效，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不断推进，发展思路开始完善，发展定位开始明晰，发展效应开始显现，发展氛围开始形成，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形势、态势、趋势和气势。全省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全省生产总值从2002年的4468亿元增加到2007

年的9160亿元，年均增长12.9%；人均生产总值从12938元增加到25424元，超过3000美元，年均增长12.2%；财政总收入从476亿元增加到1284亿元，年均增长21.9%，均提前实现“十一五”目标。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数位列全国第一。

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能够取得这些成效，首先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得益于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得益于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致、注重实干。我们着力跟进举措，按照总体发展思路，制定了《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纲要》，相继推出实施项目带动、发展县域经济、加快产业集聚、壮大中心城市、提升民营经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海洋经济强省、建设文化强省、实施品牌带动、深化国企改革等一系列重大举措，积极构建产业发展、城乡统筹、基础设施、闽台合作、扩大开放、改革创新、社会事业、生态环境、和谐社会支撑体系。这样，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有了把构想蓝图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有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举措的支撑。我们着力夯实基础，坚持重心下移，在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中注重做好基础性工作。加快推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交通和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建设和长远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制定实施《农村乡镇工作纲要》和《城市社区建设纲要》，建立健全科技特派员、下派村支书、专家服务团、农村“六大员”等制度，进一步加强基层工作力量；积极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扎实推进“平安福建”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我们着力提供保障，坚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建立选人用人公正机制，提出“五重五不简单”的用人方法和要求，即重发展实绩、但不简单以数字取人，重群众公认、但不简单以票数取人，重“四化”方针、但不简单以文凭和年龄取人，重干部标准、但不简单以求全取人，重竞争激励、但不简单以考试取人，努力把真正为民办事、注重实干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现在，围绕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全省上下创新、创业、创造的热情与活力进一步迸发，广大干部群众谋求发展的意识、攻坚克难的精神、应对风险的气势、服务全局的合力、拓展创新的气魄、锲而不舍的韧劲不断持续，风正气顺、人和业兴的良好氛围已经形成。

记者：面对新的发展形势，福建在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方面，还有哪些新的设想？卢展工：党的十七大后，省委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顺应科学发展的大势，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趋势，在去年底召开的省委八届三次全会上提出要努力把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成为科学发展的先行区、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区。我们提出建设“两个先行区”，一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必须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在这方面，福建有基础有条件，要继续坚持好字当头谋发展、改革创新谋发展、以人为本谋发展、统筹协调谋发展，在科学发展上率先探索，先行一步。二是为了更好地凸显福建的对台优势。当前，两岸关系发展面临着重要的历史机遇，为福建更好地服务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了良机，明确提出建设“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区”，有利于福建充分发挥对台的“五缘”优势，通过先行先试国家有关对台政策措施，更好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三是为了更好地尽到福建的责任。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亲临海峡西岸视察时，明确要求福建抓住难得机遇，加快发展步伐，努力走在全国前列。作为沿海地区，作为对台工作前沿，福建有责任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有义务更好地承担起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历史使命。

推进海峡西岸“两个先行区”建设，必须着眼长远，抓好当前。现在，全省上下正在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抗震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做好支援灾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切实做好支持北京奥运会各项工作，切实做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各项工作，以建设“两个先行区”的实际成效，为服务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作出积极贡献。

第四篇：求是杂志文章精华(申论必备)经济篇

、坚定不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这一重要讲话是指导我们做好新时期财政工作的指导方针,全国财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

一、提高认识，增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坚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国家财政实力显著增强，财政支出结构不断优化，财政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为保持和稳定改革发展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我国财税体制还存在一些需要认真对待并抓紧解决的突出问题，主要是财政收入制度不够完善，财力与事权不尽匹配，政府预算制度还不够完整，财政管理的法治性和绩效尚需提高，财政宏观调控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等等。

所有这些，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以解决。

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

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积极运用财政政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深化改革，统筹规划，分步推进，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更好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二、加快完善税收制度，规范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秩序

加快完善税收制度，要坚持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三、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

按照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原则，在保持分税制财政体制框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

调结构也要勇敢走出去

我认为，“转方式、调结构”主要做两件事，一是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重点，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二是以创造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为重点，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准。

经济结构调整主要应调整什么

需求管理是近期经济结构调整的主线,但国家长期综合实力的提升和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则在于供给管理和供给结构调整的成效,即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为什么决策者在当前的背景下如此空前强调加快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当说,这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对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具体判断。从国内情况看,在政府投资主导的需求逐步退出之后,如何激发市场的需求,激发中国经济自身的增长需求空间成为一个必然的任务。而从国际环境看,全球经济在后危机时代必然逐步进入结构调整阶段,一些发达国家陆续提出的所谓经济再平衡、再工业化等其实是这一趋势的一个方面。、、、。从增长动力的角度看,中国之所以强调逐步扩大内需,在更大程度上来自于外需过大使得中国企业在许多关键环节丧失了主动权,企业和产业发展因过度依赖国际市场而出现的波动,从而激活中国经济自身存在的巨大需求空间；从战略意义上看,更多的是激发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为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发展打开一个新的增长空间。

从具体的经济政策角度看,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需求管理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都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从历次经济危机期间各国政府的表现看,需求管理都被委以重任。在应对本轮危机过程中,中国采取的需求管理政策成功地刺激了内需,保证了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实现经济结构的顺利调整,中央明确强调要总结此次应对危机积累的经验,继续激发中国自身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最雄厚、最具潜力的需求空间。可以预计,如果对这些潜在的增长空间进行适当的政策引导,这些潜在的增长空间很可能是未来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重点领域。

同时,随着全球需求结构开始出现变化,中国的外需同样面临结构调整。危机过后,全球主流的消费市场结构正在出现变化,如比以前更加强调绿色、低碳、环保、节能等,这些领域的投资增长将很快,需求也将继续明显增加。作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大国,应当顺应全球化新的需求特点。需求管理是近期经济结构调整的主线,但国家长期综合实力的提升和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则在于供给管理和供给结构调整的成效,即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尽早成为支柱产业。放松产业准入的管制,激发市场的获利,使得民间资本可以有更为广泛的投资空间,从而在持续发展中掌握主动权和制高点

转变发展方式还要靠改革来推进

中国需要从需求角度调整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这样一种结构失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从需求上看这种结构扭曲，其实来源于生产结构的扭曲。

中国从需求方面调整自己的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问题要从生产着手。这也就是说，要从一种依靠资源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所驱动的增长转变到靠技术进步、靠效率提高所支撑的增长，在中国称之为转变增长方式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我们要实现现在中国政府所决定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结构优化的方针需要两条：第一条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第二条是一定要用改革来改变这种制度障碍，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归根到底还要靠改革的推进。

省管县，正悄然提速

所谓“省直管县”，我的理解是，减少行政层次，使省直接把转移支付、资金调度等经济权限“下放”到县，推进“扩权强县”。，“省直管县”对于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加快城市化进程都具有重大意义。我国是一个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没有“县域”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

当前和今后几年，我国正处在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大背景下，推进“省直管县”改革，需要把统筹城乡发展、扩大内需作为重要出发点。农村消费长期低迷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相关。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长期缺失严重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欲望。未来几年，实行“省直管县”的改革，应当加大省级财政对县乡公共服务的投入，着力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件大事情做好。

增加省对县级财政的一般性转移的比重

江苏走出三着好棋

成为全国区域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

人才战略:变引资为引智

“江苏（湖南）的发展必须从资源依赖向人才和科技支撑转变、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罗志军省长高度概括了江苏增长方式的这一重要转变。

大手笔:从“江苏制造”到“江苏创造”

决心与智慧:非低碳不引进

低碳经济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走“低碳经济”之路,抢抓新一轮经济发展先机,是当前各地经济发展的共识。江苏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列。

中国经济需根本转型才能维持长期增长

首先，经济增长源泉的调整。

其次，加强服务业的发展。尽管在未来几年里制造业仍将是中国的主导产业，但服务业有望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服务业在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此外，服务业的碳足迹一般也小于制造业。在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已成为产出和就业机会的主要来源，也提供了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数的最大份额。在发展中国家，充足的服务供给，尤其是交通运输、电信、物流和金融服务，是确保和维持经济增长的一个先决条件。规模更大的服务业能吸纳制造业和农业中的过剩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消化大部分每年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

第三，改革劳动力市场。要确保成功实现再调整，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必不可少，相应的政策措施支持也是必需的。如放宽户籍限制有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是推动未来共享式发展的关键力量之一。此外，充足的教育、职业培训和社会保障投资可以提高劳动力素质，尽量减少负面作用。这些措施将有助于减少预防性储蓄，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而人口老龄化是国际社会即将面临的关键性挑战之一。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会削弱经济竞争力，抑制生产力发展，并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在中国，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老龄化尤其具有挑战性。

促转变“加快”二字重千钧

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这一重要论断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充分暴露了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第二产业带动、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传统发展方式的脆弱性，从而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更加紧迫。

加快”二字重千钧。它意味着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全党全国必须增强紧迫感、使命感，齐心协力落实党中央部署，通过果断举措和扎实行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以转型构筑经济新格局

每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带来经济格局调整的机遇；能否抓住这些机遇，更检验着一个国家主动变革的勇气。

中国经济的巨轮之所以能越过金融危机的激流险滩，之所以能书写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的“中国答卷”，就是因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准确研判，深刻思考，认识到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由此作出了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求新的“发展机遇点”的战略决策。

推进结构调整 转变发展方式

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是转变工业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

通过改善民生拉动经济发展

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也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提高居民消费率需要采取综合性对策，根本举措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

公共服务在我国仍是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要把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作为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的重点，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要按照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要求，把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发展的重点放在农村，使城乡居民逐步享受到大体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与公共资源配置效率

委托－代理层次越多，代理成本就越高；由上至下的层次越多，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而会产生高昂的信息成本；当同一个主体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时，还将大大增加“道德风险”：上级政府缺乏监督下级政府的积极性，下级政府又可能欺瞒上级政府。因此，减少财政体制的层次，一方面可提高体制的运作效率，另一方面可减少机构及其人员的数量，进而将增加直接提供给公共服务的资源，并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第五篇：西安市曲江新区文化产业发展考察报告

西安市曲江新区文化产业发展考察报告

编者按 22日至23日，市委副书记魏小东率领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市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负责人，赴西安市曲江新区学习考察。本报今日刊发相关单位向市委提交的考察报告全文，敬请关注。

为了推动我市文化产业发展，进一步把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2010年12月22日至23日，市委副书记魏小东率领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市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负责人，赴西安市曲江新区学习考察，实地参观了曲江新区规划馆、大唐不夜城、大唐芙蓉园、大明宫国家大遗址公园，并与曲江新区城建、文化、金融等方面负责人交流探讨了曲江文化产业运作模式，深受启发，获益匪浅。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西安市曲江新区文化产业发展概况

曲江新区是以文化和旅游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新区，在西安市“五区一港两基地”整体发展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2002年以来，曲江新区实施“文化立区、旅游兴区、产业强区”战略，立足于曲江文化产业核心集聚区，坚持集团化建设和企业集聚并行的发展模式，突出盛唐文化特色，着眼国际化视野，通过大项目带动、大集团引领、大产业聚集，规划开发了大唐芙蓉园、曲江海洋公园、大唐不夜城、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等30多个国内知名的文化旅游项目，组建了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曲江会展集团、曲江影视集团、曲江演出集团、大明宫投资集团六大文化产业集团，形成了“曲江文化”、“曲江旅游”、“曲江影视”、“曲江演艺”等系列文化品牌，全面提升了曲江文化产业园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2007年，被文化部命名为首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2009年，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20亿元，被各界誉为文化创新和城市发展的曲江模式。近年来，曲江模式加快向外辐射发展，形成了曲江文化景区、大明宫遗址保护区、法门寺文化景区、西安城墙景区、临潼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楼观中国道教文化展示区等六大文化板块竞相发展的跨越式发展格局，总辐射面积达126平方公里，奠定了整个陕西省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基础，加快了西安市“文化高地、引领西部、示范全国”的文化产业战略步伐。

二、曲江模式的成功经验

通过实地学习考察，我们认为，曲江模式中最值得我市借鉴的运作模式，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经验。

第一，整合文化旅游资源是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的基础。曲江新区生存的大环境是古都西安，而西安的大部分文化遗址也都分布在曲江新区，大唐芙蓉园遗址、大雁塔、曲江池遗址、唐大慈恩寺遗址等相对分散但又相隔不远，曲江新区管委会以盛唐文化为主题，面向国际招标，高端策划创意，超前规划设计，通过文化遗产保护和产业开发两种形式，把这些分散的、有关联的文化遗产“纵横联通”，形成了一个唐文化气息浓郁的大曲江文化景区。曲江新区管委会运用城市经营理念，牵头开发与各景区配套的大型公共文化场馆、商业设施、基础设施，通过城市价值兑现反哺文化产业发展，提升了产业园区的文化品位和生态环境，使曲江迅速成为西安文化旅游的重要集散地，每年来曲江新区旅游参观考察的人数达到3000万人次，进而带动了影视业、演艺业、会展业、衍生产品运营和房地产业。此外，曲江新区还着力用文化创意激活文化遗产，将民营的“大唐芙蓉园”打造成为“全文化产业生态链”的典型代表，2009年，入园人数首次超过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极大地增强了曲江文化产业园区的总体竞争力、话语权及领导力。第二，坚持民生优先是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的根本出发点。为解决遗址保护开发过程中的拆迁难问题，曲江新区坚持民生至上，优先保障拆迁户利益。大明宫遗址保护工程共投入120亿元，其中仅拆迁安置费就达90亿元，按照每人补偿15万元和置换面积30平方米的标准，以每户4人计算，每户赔偿安置金额都在100万元以上。尽管拆迁范围广，还涉及

10万群众生计问题，但是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拆迁量148万平方米，拆迁过程平稳，不但为保护开发腾出了土地，又进一步优化环境，改善了民生。曲江新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注重文化惠民，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让人民群众共建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在曲江新区最繁华的大唐不夜城内，除了吸引国际知名商业娱乐、零售业集团进驻外，专门规划建设了西安音乐厅、西安美术馆、陕西大剧院、曲江电影城等大型公共文化场馆，定期安排曲江演出集团、西安秦腔剧院在此进行公益演出。借助一流的文化活动场馆，曲江新区举办了曲江论坛、中国诗歌节、曲江文化大讲堂、中国西部文博会等大型公共文化活动。此外，曲江新区还建成了5700亩开放式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和12个市民休闲文化广场，把曲江新区从“旅游景点”提升为“文化景区”，实现了文化事业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的价值回归和城市价值的快速提升。

第三，依靠资本运作是破解文化产业资金难题的基本手段。近年，曲江新区管委会通过“文化＋旅游＋城市价值”运作方式，不依靠政府投入，挖掘土地的文化资源，实现土地的增值和利用。曲江新区开发初期，地价每亩20万元无人问津。曲江新区投资建设雁塔北广场、大唐不夜城，并引进大唐芙蓉园等重点工程，随着区域环境的优化和城市品位的提升，地价飙升至每亩50万元，解决了曲江新区初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问题。同时，通过设立文化基金和融资基金两大基金体系，依靠资本运作拓宽文化产业资金融资渠道。除了每年2亿元文化产业扶持资金外，还通过创新资本运作模式，积极探索银行授信融资、银企合作的有效途径，吸引了30家投融资企业落户曲江，其中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公司等龙头企业注册资金都在5亿元以上。我国首个城市发展基金——开元城市基金也花落曲江，每年融资超100亿元以上。曲江新区还瞄准国际前沿，相继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进行合作签约，以大明宫、法门寺、曲江会展产业园等重大项目为核心，双方建立了合作的对接班子和磋商机制，开展了一揽子金融打包服务，解决了全球金融危机下文化企业融资难问题。

第四，政府扶持是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的可靠保证。早在产业园区成立之初，为吸引和留住优秀文化企业，曲江新区努力搭建国家级文化产业发展孵化平台，出台了 “文化资金+贷款担保+风险投资+财税补贴+房屋补贴”五大扶持政策，推出了服务文化企业的“注册登记直通车”、“信息资源直通车”、“跟踪服务直通车”、“全民创业直通车”、“重点项目直通车”、“行政指导直通车”等六大服务措施，提高了企业和重点项目的运作效率。在产业聚集过程中，曲江新区采用“大小通吃”的运营手段，一方面，吸引巨人集团、新华集团、华侨城集团、陕西广电集团等国内外行业龙头入驻曲江，形成50家大型文化集团和3个年产值超百亿元的核心企业，实现产业园区年文化主营收入300亿元。另一方面，打造中小企业文化产业孵化平台，形成快速聚集效应，曲江新区投资建设10万平方米的陕西文化大厦、曲江文化大厦、智慧大厦、文化产业孵化中心，以非常优厚的税费提供给中小文化企业，形成了曲江创意文化产业聚集区。

第五，体制机制创新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强大动力。2003年，西安市成为全国第一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城市，赋予曲江新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为曲江新区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更加灵活自主的发展空间。曲江新区率先打破政府包揽文化资源开发的格局，实行管办分离，将文化、广电、旅游、文物、出版等部门掌握的行业资源聚集起来，吸纳民营资本，组建股份制的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其构成和投资运营已基本涵盖文化产业各个重要领域，成为西部最大、位居全国前列的超大型文化企业集团。2009年，曲江文投出资11.4亿元控股运营陕西省文化产业投资公司，赢得了在陕西省范围内整合文化旅游资源的发展先机。该集团作为曲江文化产业发展投融资运营的大平台，还带动了一批相关产业链条的文化企业和项目快速发展。2009年末，集团旗下已有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西安曲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11个全资子公司和西安曲江国际会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西安曲江大秦帝国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6个控股企业，总资产由成立时的600万元增长到目前的170亿元，被中国企业联合会评为中国服务业500强。此外，曲江还实施“国有民营”运行模式，将西安音乐厅、西安美术馆、曲江电影城三大文化场馆交给运营能力强的文化产业公司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公共文化设施的作用，并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三、曲江模式对洛阳文化产业发展的启示

洛阳与西安同为著名文化古都，在发展文化产业领域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当前，我市已把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摆到了重要位置，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新的要求。曲江模式的成功运作，为洛阳市破解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难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是大手笔、高起点做好文化产业规划。对我市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的规划设计，要立足洛阳文化特色，按照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标准，聘请国内外顶尖专家参与论证和实施，确保论证一个、实施一个、成功一个。

二是制定更加灵活优惠的文化招商服务政策。制定专门的文化产业招商引资政策，建立文化企业服务直通车体系，把文化产业招商纳入全市招商引资平台，通过环境创优拓宽文化产业的招商渠道。借脑、借力、借势，广泛引进智力，敢于把好的项目交给体制外文化人才去运营，为懂经营、懂文化的复合型高端人才在洛创业提供政策支撑平台。

三是加快挖掘整合文化旅游资源步伐。洛阳文化资源由于分散、零星，尚未形成规模效应，产业集团优势不明显，急需形成大文化格局，打破部门条块分割，整合文化要素，形成文化、文物、旅游联合开发、统一运营的市场运行模式，打造一批代表洛阳水平，符合产业生态链条要求的优秀文化产品。

四是实施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在洛阳新区拓展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文化产业核心集聚区，利用优厚的环境政策优势，打造文化企业孵化平台和金融支持平台，培育扶持一批重点文化产业项目，不断积累经验、资金、人才，带动相关产业链滚动发展。五是创新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进管办分离，把可参与市场经营的文化资源分离出去独立运行。政府部门主要是加强监管和服务，充分发挥文化企业在市场运作中的主体作用，激发内在活力。引入竞争机制，允许民营文化公司参与国有文化资源的管理和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