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案内人李小牧（本站推荐）

第一篇：谈案内人李小牧（本站推荐）

案内人李小牧——夹缝中成就自我

记得很久之前看过一部电影《新宿事件》，是在拥挤嘈杂的长途客车上看的，百无禁忌的港片特色配上当时困窘的旅途，让当时的我竟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新宿事件》延续以往黑帮枭雄电影格局，走进大洋东岸的日本，开创港片前所未有之大格局，呈现风云突起之势。”豆瓣上的影评如是说。片中吴彦祖饰演的阿杰，本在最后的黑帮斗殴中，腹部被狠狠剜了一刀，死时流出一团血肉模糊的肠子„„当然最后成龙饰演的铁头浮尸东京湾更是让我震撼，但这在当时也仅仅停留在震撼的阶段，并无多余感觉。很久之后，偶然的一次机会，在课堂上观看了李小牧的纪录片，那种莫名的熟悉感，驱使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关注这个案内人。

1988年初，自费来到东京求学的学生李小牧，迫于经济压力，开始在亚洲第一红灯区歌舞伎町打工挣钱。不久，他意外发现那里的外国游客很多，而大多数想花钱寻求乐子的人却不知道该去哪儿玩。有需求，有供给，缺少的是一个清晰的纽带将两者联系起来。在做了几次导游后，他发现既可以挣游客的小费，又能在风俗店那里捞上一笔。于是，他在上课之余干起了“案内人”的工作。所谓“案内人”在日语中就是“导游”的意思，放在歌舞伎町就是“皮条客”。几年后，李小牧终于在日本黑帮、中国东北黑帮、中国福建黑帮、韩国黑帮以及当地各式黑势力的夹缝中，拼出了自己的地盘，并在毕业后，选择与一位日本女人结婚，留在歌舞伎町继续发展案内人事业。最终，李小牧在红灯区拥有了自己的事业，黑白两道对他都会给几分薄面。

对于李小牧这个人，各路评价是褒贬不一的。他曾经是第一个从东京服装学院毕业的中国内地留学生，而在做起案内人的工作后，现在是被黑帮敬重、白道也会给面子的新宿大哥。自从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混，现在已是有着多重身份的人：二十本畅销书的作者，日中韩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湖南菜馆的老板，也是电影《新宿事件》的唯一剧本顾问。《新宿事件》的导演尔冬升曾经说过，这部影片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全部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而李小牧本人也和尔冬升有很深的渊源，他带着尔冬升在新宿了解各路人士的生活，同时启发了尔冬升的创作构思。他也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中直言：新宿事件中成龙的角色原型就是他，成龙在片中在路边拿着纸巾派发的情形就是自己的真实刻画。

李小牧刚创业时的新宿，无疑是一个复杂的、各种势力鱼龙混杂的阴暗角落。有见不得光的交易，有冷血无情的黑帮。他在纪录片中，与自己的儿子在一起互动，却透出了一丝的尴尬。似乎李小牧在红灯区中苦苦讨生活，虽成就了自己一定的成功，却使自己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婚姻失败者。数次离婚，才最终尘埃落定。后来，他也坦言，自己的大儿子通过DNA检测，证实并非自己的亲生儿子，但依然愿意被称为爸爸。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应该是无法接受的事，但他却淡然接受了。

在今天的互联网上，依然能浏览到许多关于李小牧的信息。有艳羡的，有不耻的，有批判的，有称赞的。李小牧这个人，在新宿事件中的确可以看到他的影子，但也绝不希望他的结局与其中任何一人有类似。今日的新宿，虽然已经有了更好的治安，但是依然是一个复杂的地方，而李小牧骨子里已经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案内人，他自己也和朋友说过，有一天他去世了，请要将他自己的骨头埋在红灯区，死了也要看着这块地方。看完了纪录片，身旁的朋友感叹：“这是什么鬼东西，感觉像在洗脑，我的三观都要毁了。”我没有接话。李小牧有一个“在日本最红的中国人”的标签，无论是因为什么而被盖上这样的标记，我想都不能过于片面地去看待这样一个在夹缝中成就了自我的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律法甚至风俗，都会让人形成不同的评价。而对于李小牧这个人，我竟逐渐也有了些当初看《新宿事件》时的复杂感受。

第二篇：案内人执行异议申请书2015版

执行异议申请书（适用民诉法225条）

异议人（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公司）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信息。

被异议人（原申请执行人）：（个人）姓名、地址、身份证号。委托代理人信息。

请求事项：

请求法院停止（或撤销、纠正、中止）

执行行为（或对某财产的执行）。

事实与理由：

贵院在执行（2015）

法执字第号裁定书过程中，查封（或冻结、拍卖等）

财产，因该财产属于异议人生活必需住房，根据法律不得作为执行标的物（或执行行为程序违法）。现提出书面异议，请求贵院停止（或撤销、终止、纠正、中止）对该财产的执行。

（写明理由及法律依据）

此致 XX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

日

期：

第三篇：李小宁案代理词

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受本案原告李小宁丈夫高延林先生的委托，特派我担任李小宁诉陕西广电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分公司（以下简称延安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一审的委托代理人。受理本案后，我进行了必要地调查取证，特别是通过刚才法庭庭审，对本案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下面，我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发表代理词如下，请合议庭充分考虑。

通过本案的庭审，本案争论的焦点有以下六点：

一、康复治疗的相关费用延安公司是否承担。

被告延安公司应承担原告李小宁包括康复治疗费在内的一切合理费用。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受害人因残疾的，其增加生活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地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可见。赔偿损失作为承担民事责任最基本、适用范围最广的一种方式。是指行为人以财产赔偿受害人的全部损失，使受害人的利益恢复到未曾侵害的状态。

从法律关系角度分析，一方面，本案侵权人延安公司与受害人李小宁之间形成侵权法律关系，受害人要求赔偿损失，必然包括康复治疗的费用；另一方面，受害人享有医疗保险是基于受害人与社会保险机构之间形成的保险合同关系，受害人李小宁是否利用医保支付医疗费，与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并无关联。也就是说，受害人李小宁享有医疗保险待遇是否合理、是否合法都不是处理本案侵权法律关系所要考虑的范畴。

北京博爱医院隶属康复中心，是“设施先进，收费低廉”的康复医院，本案中，李小宁到北京博爱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是正当的行为，至于该康复治疗行为是否违反延安市相关医疗保险规定，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因此，被告延安公司提交法庭《延安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陕西省工伤康复费用结算暂行办法》、《陕西省工伤康复管理试行办法》等八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依法不应采纳。

二、延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事故处理中队（以下

简称交警中队）出具鉴定委托书程序是否合法。

交警中队对事故进行调解，完全按照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章《损害赔偿调解》规定进行的。确认伤残等级是进行调解前的前提和基础，否则，调解无从谈起，为此，交警中队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第三章第三节第二十四条规定委托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对李小宁的伤残程度进行伤残评定。而且，延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送达《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程序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

第二款留置送达规定。交警中队进行伤残评定委托程序以及送达程序完全合法。

三、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所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有效问题。

当然有效。

首先，鉴定主体合法。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具有北京市司法局颁发的《司法鉴定许可证》（证号110006008）；

其次，鉴定程序合法，其所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基于交警中队的委托，而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和鉴定意见完全是按照交警中队的《道路交通事故伤残评定委托书》对伤残评定等级、后续治疗费用预算、残疾用具配置年限及费用、残疾护理人

数及护理期限等四项进行评定。

作为代理人，我充分注意到被告延安公司向法庭提交了同样一份《道路交通事故伤残评定委托书》，该委托书委托鉴定的项目也是伤残评定等级、后续治疗费用预算、残疾用具配置年限及费用、残疾护理人数及护理期限四项。只不过这份委托书是2008年2月18日向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鉴定中心出具的。我们网上调取了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鉴定中心的服务项目，其服务项目七：“本中心承担死因、伤情、伤残等级鉴定”，没有后续治疗费、残疾用具配置年限及费用和残疾护理人数及护理期限等法医临床鉴定项目。

另外，北京市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所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已由延安市公安局交通支队一大队民警杨勇，常志刚在冯丽和魏权贵的见证下，向郭志宏送达了。

以上充分说明，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基于原告与被告共同委托，且司法鉴定意见书已经送达给被告及郭志宏，其鉴定结论当作为定案的依据。

四、交警事故处理中队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否有效问题

当然有效。该责任认定书市公安交警部门按照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出具的。关于被告延安公司称其驾驶员“郭志宏驾车三档上坡30码以内缓行，没有超

速的法律事实及其他违章行为，不存在认定郭志宏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的法律事实”。对上述主张被告延安公司并未提供证据和“法律事实”予以证实。相反，按照被告延安公司的主张，郭志宏驾车三档上坡30码以内缓行可能吗？！码是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0.9144米，30码就是27.432米，这个程度基本上是蜗牛速度，这个速度能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吗？显然易见，被告延安公司的辩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交警中队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是有效的。

五、李小宁提出的赔偿要求是否合理问题

李小宁的残疾赔偿金，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偿费、交通费、被抚养人生活费、营养费、住宿费、护理依赖和后续治疗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损失是原告的损失，护理依赖和后续治疗费、护理费是经过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中心鉴定结论所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须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关于被告延安公司提出原告人为扩大损失，“擅自去北京博爱医院进行康复治疗的全部费用由其承担”的观点不成立。康复治疗是法律允许的，法律也未禁止到北京博爱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因此，不存在扩大损失问题。

六、关于被告追加延安广通广电信息网络技术开发中心为本被告问题。

被告的追加申请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首先，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认定肇事车辆为陕J18258号轻型普通货车，而非陕J18257号。

其次，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11）宝民初字第00766号民事裁定书已经认定：“肇事车辆陕J18258号车为被告陕西广电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分公司所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四项规定：“ 为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陕西广电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公司为本案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

再次，作为被追加人延安广通广电信息网络技术开发中心在追加申请上盖章，我认为这堪称我国民商事审判史上的奇迹。

综上所述，请贵院排除干扰，查明事实，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孙海涛

2011年11月16日

第四篇：李庄案

文献综述—李庄案

法学一班101502108葛雯静

案件经过：

2009年，中国重庆黑社会性质团伙主要嫌疑人龚刚模被起诉，原辩护律师为李庄。当地检察院怀疑李庄唆使嫌疑人及证人伪造证据，令嫌疑人谎称被警方刑讯逼供。检察院随后以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这一刑事案件被称为李庄伪证案，俗称李庄案。该案于2009年末2010年初进行了一审和二审，李庄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11年4月进行了李庄遗漏罪行的审理，但最后因证据存疑，检方撤诉。李庄于2011年6月11日刑满出狱。

一：事件中的疑点或者问题：

一：李庄的行为并不符合本条中的“行为要件”，因为李庄只是跟龚刚模的亲友（亲友并不属于证人）商量“找几个警察来作证”。让亲友找警察作证，这是中性的，并不等于指使警察作伪证。另一方面，这些都仅仅处于商量阶段，李庄根本没有接触过证人，龚刚模的亲友也没有具体地实施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的行为，可见指控的事实并不存在，由此，李庄的行为显然构不成306条规定的这一犯罪。法律所禁止的是实际发生的行为，不能仅因预谋而定罪。此处涉及到 的可能只是律师的不当、不得体行为，而非犯罪行为。二：如果从刑法第29条的教唆犯罪规定来分析，李庄可能涉嫌教唆龚刚模的亲友作伪证，但问题还是其亲友没有实际上实施这一行为，即被教唆人未犯被教唆之罪，李庄作为“教唆者”仍然不构罪。并且，检察院也并没有追诉李庄的教唆行为。

二：争议的焦点

焦点1:程序正义还是实质正义？

1：重庆有无该案的司法管辖权？

支持：20名律师上书要求重庆警方回避 ：12月16日下午，11个省市20名律师联名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公安部发送建议书，指出重庆警方与“李庄被捕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理应回避；同时建议公安部指定重庆市以外的警方实行异地管辖。在重庆打黑专项治理活动中，这些律师认为重庆相关部门存在诸多违反《律师法》，侵害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不被监听等执业权利的不法行为。建议书在最后指出，鉴于李庄是被指控唆使龚刚模“谎称被刑讯逼供”，而龚刚模涉黑案又是重庆市公安局直属“打黑办”侦办，律师们认为重庆警方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理应回避，建议公安部比照文强案指定重庆市以外的警方异地管辖，“更

能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反对：西南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潘金贵认为：我国刑诉法没有管辖权异议制度，李庄没有申请管辖异议的权利。不能说，当事人有异议，就可以否掉一个地区法定机关的管辖权，那会造成司法的混乱。”

2：证人不出庭，是否影响证言效力？

支持：贺卫方教授提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人证言必须经过质证才可以加以接受和认定，而他认为，质证一定是当面对质而不可以只是出示一张纸。司法过程中的直接原则、言词原则一直被强调，它们都跟证人出庭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证人不出庭而仅以一张纸呈现在法庭中，律师将无法当面对质，揭露谎言或伪证，这将使律师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

易延友副教授认为，虽然我国刑诉法没有明文规定被告人有对质权，但司法解释规定，当证言发生冲突的时候，是允许被告进行对质的。所以，指控李庄律师的这些证人在开庭时应该出庭，否则，他们的证言将无法得到质证，这是对被告人对质权的侵犯，是违反法律的。

何兵教授认为，证人有出庭的义务，不能仅以“不愿意”为理由拒绝到庭。并且，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来，这些证人中有的是国家工作人员，如看守所人员，还有医生以及其他的同案犯，他们不到庭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另外，何兵教授还提到了龚刚模会不会到庭的问题，他认为，在李庄案中龚刚模是作为物证出现的。因为龚刚模有没有被刑讯逼供，手上是否有伤痕，这些都是应该作为物证的。如果证人不出庭、而物证也不到庭的话，审理就没有意义了。

反对：西南政法大学的潘金贵教授称：“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没有硬性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所以说，检方在庭上使用权用书面证人证言是不错的„„辩护人要求证人必须出庭，没有这种做法”。

按照《刑诉法》规定，证人证言要经过当庭质证才能作为证据，这里面包括证人出庭作证和书面证言。未到庭证人，可宣读书面证言。实际上，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并未强制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本案中，公诉人依法调取了证人证言，法院也通知证人到庭，但对方表示不愿意。因此，公诉人在庭上使用书面证人证言没有过错。事实上，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一直很低，只占所有刑事案件的5%，这是目前中国司法实践的现状，辩护人要求证人必须出庭，不符合惯例。

3：李庄能否申请集体回避

4：在押嫌疑人的证词是否合法有效？

焦点2:实体正义

1：关于李庄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

支持：齐林教授从证据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毁灭、伪造的证据从性质上看应该是具体的有载体的证据，性质上属于物证。如果没有载体就无从毁灭和伪造，“当事人的供述”不属于物证，无法毁灭。王进喜教授也从证据学角度发表了相似的看法，认为李庄的行为并不构成“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赵秉志教授则从律师的职责方面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律师与委托人会见时，核实委托人是否遭遇刑讯逼供是律师的职责与义务所在，不存在违法问题。从本案的主要证据即龚刚模的供述材料看来，龚刚模对律师李庄说被打了，几天没有吃饭等，律师让龚刚模将这些事情在法庭上说出来，这是合法的。所以，从目前材料看来，赵秉志教授认为李庄的行为并不属于“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反对：公诉机关认为，李庄在履行刑事辩护职责中，为帮助他人开脱罪责，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其行为干扰了孟英挪用资金案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应当以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被告人是否属于306条的“证人”范畴？

不知所云者：李庄被抓后，重庆本地一致叫好。“李庄太坏了，把重庆人当傻子。”

三：争议后的梳理

支持程序正义的合理性：我认为：无论是申请回避，还是申请管辖权异议，无非是因为被告人与公诉方及审判方在此案件中存在的错中复杂的关系，“重庆打黑”如火如荼，且媒体对李庄案的报道早已铺天盖地，在这种情况下，重庆所有的司法工作人员均与李庄案有利害关系，若然依据法律，当事人没有权利申请管辖权异议，但司法机关应当承担起这个责任。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二）项，重庆所有的司法工作人员均应回避，从而重庆司法机关客观上无法行使管辖权，应当移送异地法院管辖，或由上级法院指令异地管辖或更为合理，这样有助于树立司法的公信力，彰显其审判的公平正义。

不合理性：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刑事诉讼法教研室主任洪道德对于这个问题指出“在刑诉法中，无论当事人还是辩护人都没有管辖异议权。”李庄的这个申请，法院完全可以不予理睬，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申请的权利。“既然当事人连申请权都没有，更谈不上要求法院把案子移到其他地方审理。”“在我国，之所以没有管辖权异议制度，还是基于国家政权的考虑。

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并未强制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本案中，公诉人依法调取了证人证言，法院也通知证人到庭，但对方表示不愿意。因此，公诉人在庭上使用书面证人证言没有过错。事实上，我国刑事案

件证人出庭率一直很低，只占所有刑事案件的5%，这是目前中国司法实践的现状，辩护人要求证人必须出庭，不符合惯例。

支持实体正义的合理性：陈忠林给出的划分辩护技巧与伪证的标准没有错，可是，在刑法中还存在行为人的认识错误。具体到李庄案，按照龚钢模自己的说法，李庄在问他是否受到刑讯逼供时，他看到李庄用“那种暗示的语言和语气”并通过“眨眼睛的过程”暗示他，他告诉李庄说自己受到了刑讯逼供。作为一个多年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对于实践中重大疑难案件多半存在刑讯逼供的事实必然是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李庄如果有理由确信龚钢模所说的刑讯逼供属实的话，他让龚钢模在法庭上说出来、演示出来，本来就是辩护技巧啊，怎么成了把黑说成白。除非有证据证明李庄明知龚钢模没有受到刑讯逼供，而诱导龚钢模编造受到了刑讯逼供，才能说李庄违背了律师的职业道德，引诱被告人说假话欺骗法庭。但是，控方提交的法庭的证据却无法证明这一点。何况，引诱被告人本人改变供述，本来就不属于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犯罪构成。

事实上，控方所谓的证人，实际上并非证人。按照控方的指控内容，这些人本身就是李庄案的同案犯。控方指控李庄教唆他人伪证，妨害证人作证，可李庄除了接触过被羁押的这些人以外，却没有接触过其他任何证人。如果李庄的伪证能够成立，只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这些人在李庄的教唆下向司法机关提供了伪证或者做假证，二是这些人在李庄的教唆下让别人提供伪证或者做假证。无论属于哪种情况，被羁押这些人都同样涉嫌犯罪，尽管罪名可能不一样，但与李庄属于同案犯，应当一同接受审判。重庆司法机关却人为将案件割裂开来，把同案犯的供述变成为证人证言，而且分案处理，避免法庭上对质，其目的就是为李庄治罪。

不合理性：李庄教被告人如何回答法庭提问及展示伤口，究竟是教授辩护技巧还是教唆伪证，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认为：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就是，不能把假的说成真的，把真的说成假的。具体地说，辩护技巧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尽可能去找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前提必须是真实的证据，不是篡改甚至捏造的证据。

四：总结

法律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运行的规则，还是一种信仰，一种社会的价值观。律师、法律工作者知法犯法，表明在当前社会中，精神、正义和良知已经出现被物欲践踏的倾向，这应该特别加以注意。要使被歪曲的价值观“重新归正”，莫过于重罚。当前的法律，大都是在出现犯罪行为后，才会给予当事者以严惩，这实际上是一种过度的宽容。政法部门应该建立一种防范机制，司法改善，促进司法公正，建设和谐司法。加强理论学习，把好法律职业道德素质关加快法律职业化建

设步伐，加大法律职业的监督力度做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无论如何，在政治上，不管对谁，“民意”都正在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即使是当局也无法忽视它；以律师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时评家等精英阶层为主体的利益团体，以罕见的完整性和透明度完成了一次对舆论的操控，我不对这事件本身做过多评价，在更高的层面上，一种精英主义的“民主政治”正在逐渐绽开它的雏形，不同于权贵阶层的一种全新的“利益团体”正在茁壮成长，以前只会出现在西方政治学教材中的现象，也逐渐在中国显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应当是一种政治文明的进步，但从另一些角度，这种“进步”具有潜在的巨大危险，甚至可以说，这种危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第五篇：李牧《教会维权申请书》(2012-08-17)

教会维权申请书

我叫李鹏，是广东东莞教会的一位牧师，1978年10月出生，原籍河南省桐柏县，属于家族中第四代基督徒，12岁时受洗，1996年全职侍奉作传道人，被教会差派到东北做福音的工作，之后也做过三年的神学培训班老师，2000年到广州牧会做门徒训练，2005年元月结婚和同样全职侍奉的妻子黄瑞来东莞做工厂宣教，由于种种的原因七年间我搬过十次家，其中有三次是因为派出所、治安队国保大队、社会事务局的人屡次去找我们，借口说消防不合格，人数多了、害怕会出事等，让教会搬走，并给房东施加压力，声言若再租房给我们就封掉出租房的门，房东被迫无奈只好赔偿我们一个月的房租，请求我们搬走。

2011年四月，我们在东莞塘厦的教会是在莲湖村七楼，就是因为有关部门背后给房东施加压力，迫使房东要我们退房，我们只得离开，重新找到房子，搬到现在所住的塘厦新头村二楼，教会聚会也只有几十人。谁知一年时间不到又有公安分局派出所民警来找我们，说是深圳开大运会怕有坏人混进教会，要我们人员身份登记，每次我们都主动配合。

圣诞前夕，又来了许多民警问我们如何过圣诞节？时间如何安排？甚至还要走了我们的节目单，圣诞节那天还派了几个人来维持治安，实际上就是为监督我们，直至一天的节目结束。

今年七月份又有辖区民警前来登记，态度都很好，我们也要求弟兄姐妹配合。八月上旬他们又来了两次，并且事务局的人也来了，因为当时我不在教会，他们留下电话号码就回去了。

8月12日上午在我们主日敬拜的时间，辖区民警又来了好几个，要教会信徒登记身份证电话、详细地址什么的，因为是聚会时间，我夫人要他们聚完会后再来登记，前来登记的人只好把本子给了我太太，说下个周还来让我们都带身份证，并交一份身份证复印件。

8月14日早上房东阿姨打来电话说，因为教会没有办营业执照居委会的人要我让你们在一个月内搬走，若不搬走他们就要封掉我的房子等。

8月16日下午我和教会两位同工去找所属辖区民警队长，他只得坦然承认说，是他要房东赶我们走的。我说，我们教会的人在塘厦住，也在这里工作，有些都在这里工作十多年了，有的还买了房子，我们不可能不在这里聚会。就算我们搬走我们还会找房子聚会，你们还是会找到我们的，这有什么用呢？再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我们也愿意接受你们的监督管理，这总比我们东躲西藏让你们找不到好吧？我们现在找不到房子，找到了也没有用，你们还会干涉，我们只有去镇政府广场聚会了，如果下雨我们就去信徒自己买的房子里聚会？ 队长只得说是上级领导给他们施加的压力，让我们去找他们。随后我和教会两位同工又去了

镇政府找到了事务局的两位局长，他们对宗教常识简直毫无所知，口口声声说要我们去东莞市宗教局申请登记办证，还说塘厦只有他们一家教会（“三自教堂”），要我们都去那里聚会，因为那里的人还坐不满。

我拿了国家宗教局下发的有关教会申请登记的条件的资料对他们说：“我们教会只有几十人，也无固定房产，远远达不到登记的条件，宗教局是不可能批的，他们认为教会不是开商店，办证就可以开，而是要先达到一定的人数和条件才可以的。你们不给我们发展的时间，现在就不让房东租房给我们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发展够人数？”李副局长说：“一个镇上只能有一个教会，就是我们批准的那个教会。”我说：“塘厦镇有大超市也有小商店，有大公司也有小工厂，你能告诉那小的都去给那大的合并的吗？哪个教会都是从小到大增长起来的，我们还没有增长你就让人把我们吞并了，还怎么增长？而且那个教会有牧师，我也是牧师你能说让他走我做牧师吗？你怎么不让他们跟我们合并呢？”李问我：“基督教不都是一样的吗？”我说：“信仰的对象都是一样的，可对真理的认识和信法却有不同。各种宗教都分有不同的派别。你有什么权力吩咐我们信仰哪一派或不信仰哪一派？你所说的教堂是以新派神学为主的“三自会”，他们的宣言与圣经不合，我们是持守圣经真理的家庭教会，我们不可能去那里，也不可能申请登记加入“三自”受其辖制，我们教会信徒也不可能去。同去的同工说，我们老一辈的基督徒和传道人宁可坐牢，宁可死都不肯加入“三自”，要登记早就登记了，还会等到今天？不过我们却愿意以独立教会的名义向政府备案注册，接受政府的监督，并且一直以来我们都配合有关部门的登记和调查，但是你们不应该给房东施加压力不叫租房子给我们，有事应该跟我们谈，并且前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说，传统的家庭教会不要求登记。”

塘厦事务局叶局长（女）她说：“家庭聚会是以亲友为主，你有这么多亲友吗？房东租房子给你们是居住用的，不是聚会用的。”我说：“教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亲友，教会住的也有人，每周聚会一两次这很正常，没有法律规定不可以在自己家里聚会，如果我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你可以让警察来抓我，也不用着你们出面。”

那位李副局长说：“家庭聚会有五、六个人就可以了，你们为什么那么多人呢？”。我说，“我们是持守圣经真理不与”三自”妥协的家庭教会，这不是多少人数和在哪里聚会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信仰道路与“三自”不同，我们也不能接受他们的“三自”章程和宣言。并且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有“三自”，1954年吴耀宗发起三自革新运动时，声明“三自”是民间组织，是志愿加入的，不是强迫的，前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说，登记是政府行为，这种登记是依法的不是非法的，无论登记与否他们都可以进行祈祷和读经活动。„有一些因条件不成熟尚未登记，并不是一下就取缔，而是等待他们具备条件后再登记。——来源《答问实录》第58页

„对不完全具备设立条件或在管理上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的宗教活动场所，政府部门予以暂缓登记或临时登记。——来源《条例相关法律手册》第807页

我说：“家庭教会盖了教堂，有上千人聚会，也是家庭教会，“三自会”的人分散到家庭中聚会，他们也还是“三自会”。中央有文件规定，基督徒聚会只能有五、六个人吗？

五、六个人那是家人聚会，是以亲友为主的家庭聚会吗？我自己一家人都不止五、六个人。如果家庭教会不违法，人数多少都不违法。你们说，一个镇只能有一个教会，如果信的人都在一起，能装得下吗？你们不是担心聚会人多不安全吗？我们多开聚会你们又说分散不好管理，只能有一个聚会；我们在一起聚会，你们又说人太多，只能五、六个人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东莞的黄江、樟木头、横沥、常平都没有批准的教堂，我们去申请你们同意吗？聚会是信教公民的正常需要，我们不可能不聚会的，这也是宪法赋于公民的信仰自由的具体体现，建国都六十多年了，作为执政党的政府总不能还搞阶级斗争，保护一个打击一个吧？你们不让房东租房给我们，因为办不了证就取谛我们，这严重伤害了信教群体的宗教感情，你们要我们去“三自”聚会，这也违反了宪法三十六条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

《刑法》第251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人民检察院也在《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决定》中规定，对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他人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如干涉他人正常的宗教活动或者强迫教徒退教，强迫公民信教或信某一教派，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影响很坏的行为，以及非法封闭或捣毁合法宗教场所及其他宗教设施的行为等，应予立案。

我们如果是被迫去公园和广场聚会无疑破坏了和谐社会，这与你们有什么好处呢？总而言之，我们教会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不可能搬家，你们干涉我们正常的宗教活动，搬家也没有用。不过我们愿意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和管理，愿意以独立教会的名义向政府注册备案，但我们死也不会登记在“三自”的权下，接受“三自”的管理。最后我们真诚的呼吁政府：请把我们不肯加入“三自”组织的家庭教会基督徒当作一般正常的公民对待，我们爱国守法、殷勤工作、诚实纳税、热心公益事业，主动为灾区捐款，我们不是阶级敌人，从未反对过政府今后也不会，当然更不会放弃信仰，我们将誓死捍卫法律赋予我们信仰的权利，我们如果违法可以用法律制裁我们，如果我们只是正常聚会希望政府不要打击我们，因为八千多万的家庭教会基督徒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大力量。

东莞市家庭教会代表：李鹏牧师

公元2012年0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