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辖区法院刑事裁判文书存在问题的调查与分析

第一篇：关于辖区法院刑事裁判文书存在问题的调查与分析

制作规范的高质量的第一审公诉案件刑事判决书，不仅是从事刑事审判工作法官主要的具体的工作之一，而且是法院提高整体法律文书制作水平，确保公正高效司法的一项具体而又意义重大的工作。最近，海南中院刑二庭在认真查阅了近500份辖区基层法院2001年刑事判决书和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后，认为有必要提出来加以说明和指导，以期在今后的工作中作进一步的努力和改进，使一审刑事判决书的质量有一个显著的提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编写的《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以下简称“样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以下简称“解答通知”）和《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判决书等4份补充样式的通知》（以下简称“补充通知”）的规定，刑事判决书的制作分为首部、事实部分、理由部分、判决结果、尾部五部分。以下就按这五部分的制作顺序，就判决书中存在的普遍的和典型的问题有选择地进行列举、评析和研究。

一、首部

（一）对被害人或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监护人的表述不规范。按照“样式”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系本案被害人的监护人或亲友的应在写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职务”“住址”之后接写“系本案被害人#215;#215;#215;的#215;#215;”，然而不少判决书却写成，如“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陈#215;#215;（被害人之母）”。

（二）对被告人所犯前科和因涉嫌何罪所受强制措施，表述不规范，比较混乱、冗长、抓不住主要内容。如：有一份判决书对被告人基本情况的表述是“被告人李#215;，男，1966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系#215;省#215;县#215;乡人。1998年4月20日因故意伤害被刑事拘留，1998年9月14日被依法逮捕。1998年11月24日#215;县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轻伤）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在上诉期间，#215;县看守所以被告人李#215;服刑期满为由，于1999年4月19日将李#215;释放回家，2001年2月5日被告人李#215;因本案重新被捕收押。现关押在#215;县看守所。按照”样式“和”解答通知“的规定被告人曾经受过刑事处罚、劳动教养处分、或者又在以上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间内逃跑、可能构成累犯或者有法定、酌定情节的，应写明其事由和时间。因本案所受强制措施情况，应表述为”因涉嫌犯#215;#215;罪于#215;年#215;月#215;日被刑事拘留、逮捕。“如有变更强制措施的，也应写明，以便折抵刑期。因此，这份判决对被告人基本情况的表述只要抓住被告人曾经受过的刑事处罚和现在所受的强制措施的起止时间、罪名、强制措施种类，即可作出规范、简明扼要的表述为：被告人李#215;，男，1966年8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215;省#215;县#215;乡人。1998年11月24日因故意伤害罪被#215;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1999年4月19日刑满释放。2001年2月5日因涉嫌犯#215;罪被#215;县公安局依法逮捕，现押于某县看守所。另外，有的判决书在表述被告人依法被逮捕的起止时间前，还写了一段”#215;年#215;月#215;日经#215;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按照”样式“的规定，对被告人所受强制措施的表述，只要求写明强制措施的种类及起止时间即可，没必要把强制措施的程序写出。还有的判决书不写强制措施的执行机关只表述为”被告人于#215;年#215;月#215;日被依法刑事拘留，于#215;年#215;月#215;日被依法逮捕“。我们认为这也是欠妥的，因为哪个执行机关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依法都要通知被告人家属，所以判决书应写明执行机关以明示案件当事人。

（三）对辩护人系被害人的亲友的表述不规范。大多数的判决对辩护人是律师的表述都比较规范，但对辩护人系被害人的亲友的身份和关系的表述则与“样式”大相径庭，大都不表述辩护人的工作单位和职务，只表述辩护人与被告人的关系。如：辩护人（法定代理人）#215;#215;，系被告人之父。

（四）在案件由来和审理经过段，没有客观反映法院在起诉后的立案日期和延期审理的情况。这一点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仅只是告知当事人案件立案日期和案件审理期限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便于当事人和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法院对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执行情况，体现审理案件的公开和透明度，提高办案效率的问题。按照“解答通知”的要求，公诉案件在“#215;#215;#215;人民检察院#215;年#215;月#2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之后，续写“本院于#215;年#215;月#215;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需要延长审限的，属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民事部分，应当写明：“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两个月”，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则应当写明：“经#215;#215;#215;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再延长审限一个月。”如果案件是经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则在经过的“#215;#215;#215;人民法院二审后，于#215;#215;年#215;月#215;日作出（#215;#215;#215;#215;）#215;刑终字第#215;#215;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之后，续写：“本院于#215;年#215;月#215;日立案，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如有延期审理的情形，则按照以上所述写明。

（五）案件由来和审判经过段未说明不公开开庭审理的理由。一审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其一为有关国家秘密的案件，其二为个人隐私的案件，其三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审判实践中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案件比较少见，大部分是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补充通知”专门在刑事判决书样式的案件由来和审判经过段规定了不公开开庭审理的理由是“因本案被告人系未成年人（或本案涉及未成年被告人）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但所制作的未成年被告人的判决书中却没有写明这一理由，应引起重视。

二、事实部分

（一）叙述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时，层次不清楚，重点不突出，文字语言不够精炼准确，时态助词的运用过多。如有一份判决书对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是这样表述的：1996年11月12日晚上9时左右，被告人罗某酒后在甲镇乙村与他人发生争执被打后，便回家拿一支长管火药枪（已装弹药）前往乙村报复，当时其妻文某劝阻无效后，怕他出事就陪同前往乙村。当俩人行走到保令田时，被告人罗某丢失手电筒后前行时突然向前摔倒，手无意中触动火药枪的扳机使枪走火，枪响后击中在前面的文某腰腹部致其死亡。这段不足二百字的经审理查明的事实的表述，时态助词“后”出现了五次，给人以强烈的时态混乱的感觉和表述的单

一、乏味。若能按照语言精炼、逻辑严谨的记叙文章的写作要求作些修改，则该段表述层次就较清楚，重点便较突出，时态助词运用也得当，语言文字也显得精炼许多。如1996年11月12日晚9时许，在甲镇乙村，被告人罗某酒后与他人发生争执被打，便回家拿一支长管火药枪（已装弹药）返回乙村报复，其妻子文某劝阻无效，担心出事遂陪同罗某前往乙村，二人行走至保令田时，罗某因丢失手电筒突然摔倒，手无意中触动枪的扳机使枪走火，击中走在前面的文某的腰腹部致其死亡。

（二）例举经审理查明的证据时，往往出现如下一些问题：

1、关于投案自首的认定。不少判决书只例举公安机关证明某一被告人或某几个被告人投案自首的证明材料，而不例举被告人投案自首的笔录。我们认为，认定某被告人是否符合投案自首的情形的权力在法院，法官只有通过对被告人当时投案自首的具体情况也就是公安机关制作的投案自首笔录加以了解、分析、审查，才能确认投案自首是否成立。

2、关于被告人身份证明的确认。不少判决书对被告人的身份证明极其简单的表述为，“被告人#215;#215;的身份证明或被告人的常住人口登记表”。这种证据表述毫无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效力和说服力，只不过说明被告人有一张身份证而已。我们认为，被告人的身份证明对被告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是十分重要的，它关系到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和法定的从轻或减轻情节的适用。因此，在例举这一证据时应写明：被告人的身份证编号和出生年月日，并说明被告人犯罪时是已达到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还是达到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还是属于不负刑事责任年龄。

3、对鉴定书的表述极不准确和规范。刑事案件所涉及的鉴定书的种类是比较多的，如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司法技术鉴定书、物证鉴定书、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司法会计鉴定书等。应当说，鉴定书在故意伤害、涉毒、贪污等案件上的证明效力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主要证据，而且也是法院判令被告人赔偿受害人如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赔偿费用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依据。因此，判决书例举证据时，对鉴定书的表述一定要具体、准确引用鉴定书的全称和编号，切不可泛指，如“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或“法医鉴定结论”之类。正确的表述应当是：如#215;检技鉴会字［200#215;］#215;#215;号司法会计鉴定书，#215;厅［200#215;］公物证鉴字第#215;#215;号物证检验报告，#215;司法鉴字［200#215;］第#215;#215;号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215;刑技法医［200#215;］字第#215;号刑事技术鉴定书等。

4、少数判决书将事实部分和证据表述成一事实一证据，最后又综述证据。这样将事实和证据割裂开来的表述方式，不仅有悖于“样式”的规定，而且导致叙述的事实不连惯，犯罪行为脉胳不清，证据重复。在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有个别判决书将审理查明的刑事部分的事实叙述完了后紧接着就例举刑事部分的证据，然后再叙述民事部分的事实，接着例举民事部分的证据。这样的写作方式也是不符合“样式”的规定的，“样式”要求，“经审理查明„„（既要写明经法庭查明的全部犯罪事实，又要写明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事实；其次写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及其来源„„）。因此应当按照”样式“规范行文。

5、按照”样式“的要求，对证据之间有矛盾或者主要根据间接证据定案的，还应进行分析论证。这一点，大部分判决书都没有做到。

6、”补充通知“在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用的刑事判决书的样式中明确要求：在例举证据的自然段后另起一行写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本院了解到„„（概述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平时表现等同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密切相关的情况，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如果可能判处被告人非监禁刑罚的，概述所具备的监护、帮教条件等情况）。这一段落的叙述，是”补充通知“中最能体现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判决书特点的部分，然而在所制作的一审未成年人刑事判决书中，却没有这一段落的叙述，也就没有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反映不出”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的特点。这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以后制作未成年被告人刑事判决书时，务必加以规范和充分体现。

三、理由部分

（一）说理不用法律术语。如有一份判决书是这样说理的：“本院认为，被告人代某目无国法，贩卖毒品海洛因48.559克，数量极大，影响极坏，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为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净化社会环境，维护社会治安„„”像这样不用法律术语，不运用刑事法律规范和犯罪构成原理分析、说明被告人的行为为何构成犯罪，而只堆砌标语口号套话的判决，尽管是个别现象，但也表现出说理不用法律术语也相当于完全不说理的判决还存在，必须坚决予以杜绝。

（二）说理没有针对性。刑事案件，由于案件性质的不同而导致个案在犯罪构成要件上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案件，也存在犯罪主体（如特殊主体，犯罪时的刑事责任年龄，犯罪主体是否存在法定从重情节如累犯，或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如从犯、未遂犯、预备犯、中止犯等）和犯罪客观方面的具体情形（如故意伤害案的犯罪结果是重伤﹖轻伤﹖伤残等级如何﹖犯罪手段是否属特别残忍等）以及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如何等个案特点。判决书的说理只要紧紧围绕犯罪构成这个中心并抓住特点进行论述，可以说判决书就起码具备了说理的针对性。然而，以下的“说理”在判决书中却比比皆是。如有一判决书对盗窃罪的表述为：“本院认为，被告人林某和林小某，乘他人不备之机，盗窃他人财物20500元及存折一本，盗窃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盗窃罪。”这样的“说理”姑且不谈它只对盗窃罪的四大构成要件之一的犯罪客观方面作了论述，且就这一点论述而言，也混淆了盗窃罪与抢夺罪在犯罪客观方面即行为方式上的区别。这一“说理”如果能围绕犯罪构成四大要件中的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这个中心，并抓住盗窃的数额特点进行论述，应当说是具有针对性的。如：本院认为，被告人林某和林小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窃取的手段窃取某人（应当将被害人具体化）财物价值人民币20500元和存折一本（存入金额人民币#215;元），盗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且两被告人属共同犯罪。又如一判决书对贪污罪的表述为：“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某，利用职务之便，虚开报销发票11张，侵吞公款11236.70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这样的“说理”尽管也围绕贪污罪的客观方面进行论述，但漏掉了构成贪污罪的另两个主要要件即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对犯罪客观方面的论述也不能笼统叙述为“利用职务之便”，而应具体例举犯罪行为属利用职务之便三情形（主管、经手、管理）中的哪一种情形。只有清楚地阐明了个案犯罪构成的特点，判决书才具有针对性的说理。另外，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的有：

1、在驳斥被告人辩解时，应着重证据的说服力，而不是像有的判决书所述：“与被害人的陈述也不符，不予采纳”。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与被害人的陈述均是两种不同的刑事诉讼证据，它们在证明案件事实的全部或某一部分时也许是相同的，也许是不同的，法院（法官）是否采纳被告人的辩解并不以其是否与被害人陈述相符而定。

2、大部分的判决书，在叙述被告人的抢劫、盗窃、诈骗、强奸犯罪行为时，往往不列出具体的被害人，而泛指“他人”。如“劫取他人财物”、“窃取他人财物”、“骗取他人财物”、“强行与他人发生性行为”等。一般而论，案件的被害人在判决书的首部和经审理查明段落已经非常清楚地写明了其姓名，然而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却隐去姓名而代之以“他人”，这是非常不妥的。这样不仅使被害人在整个判决书中不连惯，而且个案中具体的被告人的加害行为也缺乏相对应的被害人。

3、“补充通知”的刑事判决书样式在理由部分中明确要求“结合庭审查明的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轨迹，剖析未成年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然而所涉及未成年被告人的判决书均没有这一有针对性的原因剖析。

（三）说理没有充分反映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特点。“样式”明确规定，在制作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的理由部分时，首先必须论证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犯罪的指控是否成立，能否认定被告人有罪，被告人犯什么罪，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其次必须论证被告人（包括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及其应承担多大的民事责任。最后再写明适用法律的依据，即判决所依据的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的条款。在检查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说理没有充分反映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特点，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有的判决书在论证应予追究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后，对造成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及其应承担多大的民事责任的论述为“被害人李某某因此主张赔偿其经济损失，应予支持”这段论述首先是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某这一诉讼主体称之为被害人，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诉讼主体混淆于一般刑事案件的诉讼参与人，是不符合“样式”的规定的。其次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某某因何事由主张赔偿其经济损失不加阐述，只用“因此”两字带过，这不仅不符合“样式”的要求，且在文理上也是不通顺的，当然就更谈不上对被告人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说理了。又如“被告人吴钟某应承担被害人吴斌某的经济损失”这段论述也是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写成被害人，没有分清诉讼主体与诉讼参与人的区别。同样不阐述被告人承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的理由。又如“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诉讼赔偿的项目及数额参照《关于2001年度海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通知》的有关规定，除去已赔偿的数额，被告人继续赔偿下列款项„„”这段论述一是不阐述法院支持和为何支持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请求赔偿的理由。二是将最后才写明的适用法律的依据，写在了论证被告人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段落里面，使说理部分层次不清，条理不明。

综上，要制作好一份一审刑事裁判文书，必须纠正如本文所述的制作一审刑事裁判文书中存在的弊病，要使这些弊病得到彻底的或最大限度的克服，其一，必须严格按照“样式”、“解答通知”、“补充通知”的要求制作裁判文书；其二，切实夯实制作裁判文书的法理和文理基础。只有这样，一审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才能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篇：辖区法院再审民事裁判文书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对策

辖区法院再审民事裁判文书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对策（海南中院审监

庭）

为了全面贯彻最高人民法院法［２００１］１６１号《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的通知精神和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的《再审民事判决书写作标准》的要求，使辖区基层法院的再审民事裁判文书的样式改革步入规范化，最近，海南中院审监庭先后深入到东、西、中线的１０个市县法院对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３年７月的再审民事裁判文书进行了详细调查。现就辖区基层法院再审民事裁判文书的样式与质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采取的对策谈几点意见。

一、再审民事裁判文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在制作提起再审民事裁定书样式中存在的问题。

１、关于在当事人称谓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据《纪要》的通知第２４条“关于制作民事再审裁定书”的规定和《纪要》中附

（三）、附

（五）规定的样式，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称谓，在民事再审裁定书中应表述为“申请再审人”，相对的原审当事人在民事再审裁定书中称为“被申请人”。而辖区法院在制作民事再审裁定书中还是比较普遍地表述为“原审原告”、“原审被告”，甚至有的法院在民事再审裁定书中却表述为“原告”、“被告”，根本不能体现申请再审人的地位，这与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是不符的。

２、关于民事再审裁定书中案号的写法存在不规范的问题。根据《纪要》的通知中附

（三）规定的样式要求，对于当事人向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经院长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再审的案件，其民事再审裁定书中的统一案号为“（ＸＸＸＸ）Ｘ民监字第ＸＸ号”，而多数基层法院在制作民事再审裁定书中的案号还写为“（ＸＸＸＸ）Ｘ民（再）初字第ＸＸ号”或写为“（ＸＸＸＸ）Ｘ民（再）字第ＸＸ号”，容易造成决定再审的民事裁定书案号与决定再审后的民事判决书案号无法区分，也与《纪要》规定不一致。

３、关于民事再审裁定书中的内容存在表述不规范的问题。申请再审人（即原审当事人）对生效的裁决申请再审，经过复查符合再审立案条件的，应当根据《纪要》的通知中附

（三）规定的样式要求，在制作民事再审裁定书的内容时表述为“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该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７９条第Ｘ款第Ｘ项（调解案件为第１８０条）再审立案条件”，而辖区法院在制作民事再审裁定书时普遍表述为“ＸＸＸＸ年Ｘ月Ｘ日，原告（或原审原告）或被告（原审被告）提出再审的申请，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决定对本案进行再审”，甚至有个别法院却表述为“本案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本案程序违法，应予再审”或表述为“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ＸＸＸＸ）Ｘ民初字第Ｘ号民事判决书在认定事实方面确有错误，决定对本案进行再审”，根本不符合《纪要》的通知中第２４条“在制作民事再审裁定书时，不再表述„原判决（调解、裁定）确有错误‟或„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等文字”的要求。

４、关于民事再审裁定书中存在遗漏适用法律条文的问题。根据《纪要》的通知中附

（三）规定的样式要求，即不论是针对申请再审人对生效裁判不服申请再审，还是人民法院院长依职权决定再审，其民事再审裁定书中适用法律条文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７７条第１款、第１８３条、第１８４条第２款的规定，而辖区法院在制作民事再审裁定书中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７７条第１款、第１８３条的规定，普遍存在遗漏适用第１８４条第２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８４条第２款，是人民法院决定再审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案件的法律规定，如果遗漏适用该条款，则造成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再审案件缺乏法律依据。

５、案外人对生效民事裁决不服提出异议，如符合再审立案条件的，在再审民事裁定书中表述存在的问题。如案外人对生效裁决不服向本院提出异议，经审查，如符合再审立案条件的，其制作再审民事裁定书的当事人称谓与内容如何表述，虽然《纪要》的规定中没有具体的样式，但案外人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不享有申请再审的权利。如案外人对生效裁判提出异议，经复查认为符合再审立案件的，应当以院长的名义依职权决定再审，即可以参照《纪要》中的附

（三）规定样式要求，在制作再审民事裁定书中可以表述为：“……（写明原审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和案由）一案，本院于ＸＸＸＸ年ＸＸ月ＸＸ日作出（ＸＸＸＸ）Ｘ民初字第ＸＸ号民事判决（或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认为，该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７９条第１款（Ｘ）项规定的再审立案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７７条第１款、第１８３条、第１８４条第２款、第２０８条的规定，并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裁定如下：……”，而辖区个别法院在制作再审民事裁定书中却表述为：“案外人ＸＸＸ对（ＸＸＸＸ）Ｘ民初字第ＸＸ号的民事判决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或案外人ＸＸＸ对本案的执行标的物提出异议），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案外人ＸＸＸ向本院申请再审（或案外人ＸＸＸ对本案的执行标的物提出异议）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０８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裁定如下：……”。这样表述与《纪要》的通知中附

（三）规定的样式要求不相符。

（二）在制作再审民事判决书样式与写作标准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施行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中“关于再审民事裁判文书样式”已不能适应当前审监工作改革的需要，但根据《纪要》的通知第２５条“关于民事再审案件判决书改革的几点要求：“（１）首部要规范，程序要公开，判决书应当反映原审及再审程序提起的过程；（２）原审诉辩要表述，再审理由要具体，主要证据要列明，争执焦点要明确；（３）正确运用有效证据，区别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对案件事实予以认定；（４）再审判决书内容紧紧围绕争议焦点、再审申请的主要理由展开、案件争议的焦点可采用多种论证方法、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适用要准确规范；（５）判决主文的表述顺序为：先维持、后撤销、再改判”的规定和省高院印发的《再审民事判决书写作标准（试行）》的要求，在制作再审民事判决书样式与写作标准时，应当按照上述规定与要求来制作，才能突出再审的特点。从中院此次调查及审理２００２年以来的再审上诉民事案件中，发现辖区法院的再审民事判决书的样式与写作标准，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１、再审民事判决书中当事人的称谓表述不当。个别辖区法院在制作再审民事判决书中对申请再审人的称谓没有改变，仍保留其原审中当事人的称谓，即原审原告、原审被告、原审第三人，造成原审与决定再审后的当事人称谓没有区分。

２、再审民事判决书中普遍没有将原审生效判决的认定与判决结果概要写明。经过这次调查，发现辖区法院在制作的再审民事判决书中，普遍存在没有概要写明原审生效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理由和判决结果的情况以及没有在再审民事判决书中写明申请再审人提出申请再审的主要理由与请求。

３、对案外人提出异议而符合再审条件的，在再审民事判决书中的称谓表述不当。案外人对生效民事判决不服提出异议，如符合再审立案条件并以本院院长名义决定再审后，该案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审普通程序规定进行审理。在再审审理期间，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９条的规定，可将案外人追加为本案中的原告、被告或者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此，案外人在再审民事判决书中的称谓应表述为原告，或者是被告，或者是第三人。而辖区个别法院制作的再审民事判决书，对案外人的称谓普遍表述为：案外人、申请再审人。

４、民事再审判决书的首部普遍没有写明原审及再审程序提起的过程。对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经过叙述不全，甚至有个别法院对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经过在再审民事判决书中根本没有叙述。根据《纪要》的通知第２５条规定“判决书应当反映原审及再审程序提起的过程”的要求，制作民事再审判决书的首部时，应当写明原审及再审程序提起的过程，即“申请再审人ＸＸＸ与被申请人ＸＸＸ因ＸＸ纠纷一案，本院于ＸＸＸＸ年Ｘ月Ｘ日作出的（ＸＸＸＸ）Ｘ民初字第Ｘ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ＸＸＸＸ年Ｘ月Ｘ日，申请再审人ＸＸＸ向本院申请再审，经审查，该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７９条第１款第Ｘ项规定的再审立案条件，本院于ＸＸＸＸ年Ｘ月Ｘ日作出（ＸＸＸＸ）Ｘ民监字第Ｘ号民事裁定书，决定对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本院提起再审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而辖区法院普遍存在再审民事判决书中的首部根本没有按照上述要求进行叙述，对这一表述很不规范，即“ＸＸＸ与ＸＸＸ因ＸＸ纠纷一案，本院于ＸＸＸＸ年Ｘ月Ｘ日作出（ＸＸＸＸ）Ｘ民初字第Ｘ号民事判决（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申请再审人ＸＸＸ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ＸＸＸＸ年Ｘ月Ｘ日作出（ＸＸＸＸ）Ｘ民监字第Ｘ号民事裁定书，决定对本案进行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再审。”甚至有个别法院却表述为：“ＸＸＸ与ＸＸＸ因ＸＸ纠纷一案，本院于ＸＸＸＸ年Ｘ月Ｘ日作出（ＸＸＸＸ）Ｘ民初字第Ｘ号民事判决（裁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申请再审人ＸＸＸ向本院提出再审请求，经听证审查，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对本案进行再审”。

５、再审民事判决书中的判决主文普遍不依照“先维持、后撤销、再改判”的规定顺序的要求表述。根据《纪要》的通知第２５条第（５）项“先维持、后撤销、再改判”的规定，对民事再审判决主文必须表达准确、规范。辖区法院的再审民事判决书中的判决主文不依照上述顺序的要求表述，且辖区各法院之间对这一判决主文的顺序表述很不规范，还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主要体现在：在不对生效民事判决主文作出是否维持或作出是否撤销的情况下，直接在再审民事判决书的主文中作出判决，导致原审民事判决还继续生效。如果双方当事人对再审判决均没有提起上诉，造成一个法院对同一法律事实作出两种不同处理结果的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也往往会给再审民事判决中败诉的一方当事人将原审作出的生效民事判决主文来对抗再审生效民事判决的执行，严重影响法院的公信力和法律的严肃性。

６、在再审民事判决书的主文判决中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主要是，在判决主文中直接判决驳回ＸＸＸ的起诉。对于作出“驳回当事人的起诉”的处理结果，是属于民事诉讼程序方面解决的问题，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４０条第１款第（３）项之规定，作出“驳回当事人的起诉”的民事裁定书，不应适用民事判决作出驳回当事人的起诉。

二、应采取的对策

（一）狠抓队伍建设，提高审监人员的业务水平。

我国三大诉讼法设立的审判监督程序，目的是使确有错误的裁判得到纠正，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是确保司法公正的一种司法救济手段与措施。因此，辖区法院的领导特别是第一把手要重视审监工作，认识到位，充分考虑审监庭的人员配置，挑选一些具有较强业务素质、办案能力较强、具有良好工作作风和奉献精神的审判人员到审监庭工作，改变目前审监庭审判人员年龄老化、人员配备不齐的被动局面。从事审监工作人员，要充分认识到审监工作涉及的业务范围广、难度大的特点，只有加强业务学习，才能不断提高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与写作再审裁判文书的水平。同时，要充分发挥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作用，发挥庭长、主管副院长审批案件的监督作用，严格把好再审裁判文书的质量关。

（二）严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制作再审民事裁定书。

不论是针对申请再审人对作出生效的民事判决不服申请再审，还是以本院院长名义决定再审，或是上级法院指令再审，辖区法院制作再审民事裁定书不外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当事人申请再审，经审查，该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１７９条第１款第Ｘ项（调解案件为第１８０条）规定的再审立案条件，应当严格依照《纪要》的通知中附

（三）的样式要求，制作决定再审的民事裁定书； 第二种情形是人民法院对本院判决（或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案件发现确有错误，需依本院院长名义决定再审的，其制作决定再审的民事裁定书的样式，可以参照《纪要》的通知中附

（三）的样式来制作，但申请再审人、被申请人在原审中的称谓可删掉原审原告、原审被告，即表述为：ＸＸＸ（当事人）与ＸＸＸ（当事人）因ＸＸ纠纷一案。

第三种情形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生效民事裁判提出抗诉的案件，不论其抗诉的根据和理由是否充分，也不论其有无可能改变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都应当进行再审。目前，对于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海南分院对辖区法院作出生效民事裁判提出抗诉的案件，海南中院审监庭在启动再审程序方面的具体作法是：一是可以根据《纪要》的通知第１６条“人民检察院根据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一般应由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裁定进行再审。……再审裁定书由审理抗诉案件的人民法院作出”的规定，并依照《纪要》的通知附

（四）２的样式要求，将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海南分院对辖区法院作出生效民事裁判提出抗诉的案件，函转由辖区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因此，辖区法院制作决定再审的民事裁定书时，应当参照《纪要》的通知附

（四）１的样式。二是海南中院审监庭对于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海南分院对辖区法院作出生效民事裁判提出抗诉的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１８６条、第１７７条第２款的规定，直接制作民事裁定书，指令该案由作出生效民事裁判的法院进行再审。

（三）严格依照省高院的要求，制作再审民事判决书。

由于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施行的《人民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中“关于再审民事判决文书样式”已不能适应当前审监工作改革的需要，在最高人民法院还没有制定出新的再审民事诉讼文书样式之前，为了规范辖区法院制作再审民事诉讼文书，我们认为，不论是针对申请再审人对作出生效的民事判决不服申请再审，还是以本院院长名义决定再审，或是上级法院指令再审，目前辖区法院的再审民事判决书，暂时可以参照《纪要》通知中的第２５条规定和省高院印发的《再审民事判决书写作标准》的要求制作。

海南中院审监庭

第三篇：当前法院裁判文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当前法院裁判文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雷鑫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 黄文德

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文书作为人民法院文明和公正司法的载体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长期以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均认为，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缺乏认证断理，看不出判决结果的形成过程，缺乏说服力，严重影响了公正司法形象。”[1]为规范裁判文书．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今年上半年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两次组织人员对全市两级法院的裁判文书进行了评查。本文拟结合评查的情况与审判实践．就目前法院裁判文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结合法院裁判文书改革情况进行研究，期望能够对裁判文书的进一步改革和规范有所裨益。

一、民商事案件中案由的确定不准确、不规范

所谓民事案由，实际上是对民事案件法律关系的高度概括，也是对民事案件所反映的法律关系在整个民事法律大坐标中的准确定位。准确地确定案由，对于裁判文书事实的叙述、说理、适法能起到一个导向性的作用。但在评查中却发现民事案由的确定不准确、不规范，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讼争案件的法律关系界定错误

与刑事案件的定性相比较，民事案件案由的确定复杂得多。关于案由，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是民事案件审理以及制作裁判文书中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涉及到对当事人诉的准确把握，涉及到对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更涉及到法律的准确适用和案件实体的正确处理。准确地识别和理清法律关系并以此确定案由是审理一个民事案件最基础性的工作。评查中发现对讼争案件的法律关系界定错误的突出表现在：一是不能正确解读、把握当事人的诉。只有诉才能启动诉讼程序，没有诉就没有诉讼。但在评查中发现．很多办案人员往往不认真审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甚至撇开当事人诉讼请求来确定案由。在实践中，笔者认为不仅要正确解读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还要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来确定案由。二是办案法官能力不够，无法准确识别法律关系。怎样从纷繁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准确地界定所办案件的法律关系．这是最能体现一个办案人员素质和能力高低的水准。如当事人以劳动争议纠纷起诉，承办法官却把案件作为一般损害赔偿案件来审理；当事人因企业内部承包问题与企业发生纠纷，明明是企业内部承包合同纠纷，只因该当事人是企业的职工，就把它作为劳动争议来处理；等等。三是当一个案件多种法律关系交结在一起的时候理不清法律关系。任何一个纠纷，一般不会只存在单一的法律关系，往往是多种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什么样的法律关系是体现案件本质的基本的法律关系？这就需要从众多法律关系中进行识别。譬如，一个案件，公司股东因为股权发生纠纷，但股东之间又有合同在约束彼此的权利义务，很显然，公司的行为是由公司法来调整的，本案是涉及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不是简单的合同纠纷。如果把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就错了。评查中就有一个案件，把涉及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定性为合同纠纷，而且是作为一般的合同案件来处理。案件存在本诉和反诉的情况下对法律关系的识别尤为重要，这涉及到分案和并案审理的问题。如果本诉与反诉所体现的法律关系是一个法律关系，用一个案由可以包容的，那自然要合并审理；如果是两个法律关系，并案审理有利于纠纷解决，可以合并审理；其他的则应分案审理。

（二）案由的内涵把握不准确

任何一种法律关系所对应的案由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和用法，但实践中我们往往把握不准。譬如，有一个案件，当事人因被打伤要求赔偿．按照新的案由规定[2]。应当确定为健康权纠纷，承办法官却把它定为身体权纠纷，出现这样的错误是由于办案人员对于 身体权的内涵把握不准，身体权是指自然人有在不影响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保持身体完整的一种权利。该案保护的显然不是这样一种权利。有一案件把案由定为样品买卖合同纠纷，而2008年颁布的新《民事案由规定》里没有这样一个案由，只有一个“凭样品买卖合同纠纷”，它是指当事人约定按货物样品确定买卖标的物的买卖合同所引发的纠纷．而且这一案由也与案件实际的法律关系不相符。按照婚姻法解释，[3]当事人以解除同居关系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有一个案件．法院就受理了，并以解除同居关系作为案由。这种案件本质上是同居财产的析产以及小孩的抚育所产生的纠纷，新《民事案由规定》就明确了这类案件的案由即“同居关系析产、子女抚养纠纷”。

案由问题最多最复杂的是。在案件审理中经常把劳动关系、雇佣关系、加工承揽关系与劳务关系混淆了。劳动关系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劳动关系．就是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也就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广义的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概念相近似．劳务关系是一个比较笼统而模糊的概念，除去由劳动法调整的这一块，剩下的部分就被雇佣关系、加工承揽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劳动关系所充斥，再剩下的则可称之为劳务关系。但这些关系的界限都不是很清晰。怎么去区分它们？笔者认为．一是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来区分劳动关系与其他关系：二是认定雇佣关系要紧紧把握几个特征即基于主体的不平等所形成的人身依附性以及被管理支配和服从的关系。在雇佣关系中，报酬与工资的支付相对比较固定，雇员与雇主的关系也相对比较稳定：三是加工承揽关系和劳务关系中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所参加的劳动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前者所完成的劳动具有较高的技术成分，后者的技术含量则较低。

（三）民事案由适用原则使用不当

民事案件案由的表述方式原则上应是法律关系的性质加纠纷构成，一般不再包含争议焦点、标的物、侵权方式等要素。新《民事案由规定》将案由分成四级，一级案由由十部分组成，二级案由有三十类，三级案由有三百多种，三级以下有一些四级案由。案由的确定首先要明确界定法律关系．再由低到高逐级适用，即最先适用第四级案由，没有的再适用第三级案由，依此类推；涉及两个法律关系，属于主从关系的，以主法律关系确定案由；不属于主从关系的，确定两个案由；法律关系竞合时依当事人自主选择的请求来确定。

（四）习惯性思维定势影响严重

2008年2月颁布的《民事案由规定》对2001年颁布实施的旧的案由规定作了较大的改变，但由于思维惯性的作用，在确定案由时仍然经常适用旧的案由名称。例如，现还经常看到把案件定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由的情况。其实。这一旧的案由，已经细化成若干个案由，包括：人格权纠纷中的生命权、健康权纠纷以及该三级案由下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等七个四级案由；债权纠纷中二级案由下的特殊侵权纠纷中的饲养动物致人损害赔偿纠纷、雇员受害赔偿纠纷、雇主损害赔偿纠纷等多个案由。

（五）裁判文书中存在案由名称不规范等其他问题

在确定案由的过程当中随意性很大，案由经常多一字少一字．甚至杜撰案由。如有的把“离婚后财产纠纷”定性为“财产分割纠纷”，把“共有纠纷”定为“按份共有纠纷”，把“抚养纠纷”定为“抚养费纠纷”，这都是不规范的。类似这样的不规范的情形相当多。评查中就出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案由，诸如：返还纠纷、欠款纠纷、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林木损害赔偿纠纷、合伙侵权纠纷、装修装饰合同纠纷、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等等，不胜枚举。另外，审判实践中，审理查明的事实与起诉时确定的案由不相符时，应在文书说理部分明确，或直接在案件由来经过中予以明确。

二、查明与认定事实部分存在事实表述不规范、事实认定错误或不清、证据不足等 问题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审判工作的基本原则。事实没有查清，就谈不上正确地处理纠纷。评查中发现裁判文书中查明与认定事实部分主要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及事实表述不规范等问题。

（一）事实要素不完整，表述不规范

主要是有事实没有证据．事实缺乏证据的支撑或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或只是简单地罗列证据，而没有对证据进行认证分析。目前裁判文书还有相当一部分仍沿用旧的文书格式。从评查情况来看，大约还有半数以上的文书是这种模式，这类文书基本上是平铺事实，然后简单地罗列证据，有的甚至连简单的罗列证据都没有，最根本的问题是对证据的分析认证不够．对证据事实的关联性缺乏推理、分析和判断，没有对主要证据的采信与否进行分析说理，对双方争议的关键证据的认定未置可否。

事实问题的核心就是证据，这也是一直以来裁判文书的一个薄弱环节．大多裁判文书或多或少存在这个问题。过去的裁判文书，由于平铺事实，对证据一笔带过，把最核心的问题，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处理。这样也招来了众多的对司法裁判的质疑。道理很简单：事实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或是捏造出来的，它是通过证据认证分析后所再现的法律真实。事实是需要证据来证明的。是通过证据来推断认定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的存在，但体现在裁判文书写作上，简简单单，反映不出当事人对证据的举证、质证以及对证据认证分析和事实认定的过程。

（二）事实表述过于简单，案件中的重要、关键事实表述有误或遗漏表述

事实表述该繁则繁．该简则简。但不能过于简单。如一个贩毒刑事案件，其审理查明的事实不足50个字，其全文为：“某年某月份以来，被告人某某数十次在某地贩卖毒品给吸毒人员某某、某某、某某等人吸食”，贩卖的具体时间、地点、数量、次数、卖给了多少人等重要犯罪事实都不很清楚。还有一个故意伤害的刑事案件，审理查明“某年某月某日，被告人某某在某某县某某镇竹山坳，将本村村民某某打伤，经法医鉴定为轻伤”，事件的起因、经过等一些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情节也都不清楚。有些案件中的重要、关键事实是必须表述清楚的，却没有表述。例如有一个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案件，按理说这样的案件都会有一个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这是案件的一个关键事实和证据，但在该案的裁判文书当中，除了证据罗列中有这样一个证据外．在事实部分遗漏了交警部门事故责任认定的内容，且说理部分完全撇开了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而对事故责任直接进行了认定。

（三）裁判文书中事实叙述与说理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

查明的事实与案件没有关联而文书中予以表述，案件查明的事实不能为说理服务，或在事实部分未查明。但在说理部分却出现未查明的事实。例如，一个离婚案件．在事实部分，不是查明当事人双方感情是否破裂，夫妻共同财产状况和小孩情况等关键事实，却查什么彩礼送了多少以及其他的事实。说理中出现的事实并未在事实部分查明，许多裁判文书的“本院认为中”经常出现“经查”的字样，但不在事实部分查明，却在说理的时候查明。

笔者认为，裁判文书要做到事事清楚、证据确凿，有三点是必须注意的：一是真正发挥庭审应有的查明事实的功能．不要使庭审沦为形式。庭审中的法庭调查就是为查明事实设置和服务的，庭审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然后法院认证，查明案件事实。要善于抓住当事人争议的主要事实、关键事实来展开调查。在庭审中真正把事实查清。最后体现在裁判文书中的查明事实就是对法庭调查进行浓缩后的文字再现。二是强化证据分析意识。强化对证据规则的运用。现在普遍存在证据分析意识不强，运用证据规则的能力欠缺，体现在办案中就是举证责任分配不明确，不清 楚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对证据是否采信以及是否排除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按照法律的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有举证的义务．法律明确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除外。一般情况下。在确定当事人争议的事实之后。可按法律的规定和日常生活的经验法则，确定当事人各自的举证责任。举证不能，自然要承担败诉的结果。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提供了证据，则有一个证明力比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善于运用盖然性优势证据的规则，采信优势证据一方的事实主张。当然，针对弱势当事人，作为一个法官必须尽到释明的责任，必要时还应主动依职权调取证据。三是要提高文书的写作技巧和能力，做到把案件事实有序地组织起来。

三、说理欠缺或说理不充分

裁判文书的说理是一篇裁判文书的灵魂。文书的说理就是要把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所适用的法律有机的结合起来。一篇好的裁判文书，简洁明快，说理丝丝入扣，如沐春风，自然而然就得出了案件的处理结论。我们在评查中发现的问题有这么几种情形。

一是不讲理

有的案件为什么这样判，根本就不讲理。有一案件，当事人提出自己不是合伙人的事实主张，结果承办法官在事实部分既未查明是否存在合伙的事实并予以认定。承担责任的理由也没有阐明，就直接判决当事人承担连带责任。还有就是蜻蜓点水，用几句冠冕堂皇、不痛不痒的话一笔带过。这种情况在二审裁定发回重审的案件中比较普遍。此外．在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判决民事赔偿的部分经常存在不说理的情况。

二是乱讲理．也就是说理不当

有一故意伤害致死的案件，被告人与死者家属就赔偿问题达成了协议。被告人主动进行了赔偿。死者家属也表示了谅解，这本是被告人的一种悔罪表现。可以考虑从轻减轻处罚，但判决却说“社会影响已消除”，以此理由来减轻处罚。有一受贿案件，给当事人判处了较轻的刑罚，其理由是：被告人“且在本案犯罪活动中未损害国家、集体利益，未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其表述明显不当，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构成犯罪了，给人的印象就是，似乎法官在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在另一个贪污刑事案件中则这样说理：“且三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积极退赃，确有明显悔罪表现，可依法认定三被告人情节显著轻微，对三被告人减轻处罚”。如果是情节“显著轻微”，那么就不构成犯罪了，这与最后有罪的判决明显矛盾。再如，一民事案件中，一老太太从一危墙下经过，碰巧危墙倒塌，将老太太压成重伤，老太太遂起诉到法院。状告危墙主人．请求赔偿医药费及各种损失费用。一审判决认为，危墙的所有人和管理人要承担民事责任，接着又说老太太在经过该危墙时，“疏忽安全，警惕性不高，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故应自负一部分责任，一审法院于是判决原告自负30％的损失。墙系危墙，围墙所有人即本案被告没有维修和采取必要的措施，导致围墙倒塌压伤人，其过错是明显的，按照《民法通则》第126条的规定，应承担过错责任。老太太从墙下经过时，无法预见墙会倒塌，因此她是没有过错的，要其承担责任便无道理。

三是说不清理

因为案件承办人水平和能力问题．不能根据事实和法律充分地说理。有的裁判文书的说理完全不按照案件当事人争执的焦点来进行，不知所云，即所谓的跑题。有的撇开主要事实和关键证据来说理，有的说理与法律规定明显相背离。如有一房屋权属纠纷，房屋的共有人之一将房子卖给善意第三人．法院认定买卖合同无效的理由是房屋未办理过户登记，很明显混淆了合同的效力与物权效力的区别。此外，有的判决结果中涉及金钱数额却不知从何而来，依据何在：有的判决对双方当事人未作责任划分；有的裁判未阐明适用法律的理由以及适用法律条款与案件事实关系；有的裁判对当事人的诉请和辩解未作评判，或者二审、再审对原判未作评判等等．这都是说理不清的表现。

四是说理矛盾

说理东拉西扯。经常出现说理前后矛盾，说理与查明的事实矛盾，或者裁判结果与说理矛盾，说理这样，判决又是那样。如一个案件，明明案由为劳动争议，在说理中，又将其定性为损害赔偿，但却拿劳动者和用工单位的劳动法律关系进行说理，自相矛盾，不知所云。再如，有一个案件既然把案由定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那么就应该按照合同纠纷的处理原则进行说理和处理。所适用的责任形式应是违约责任，而非过错责任。但是，该裁判书在说理中却又按照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规定来说理和处理。

四、法律适用不准确、不规范

通过这次裁判文书评查，我们发现裁判文书的法律适用不准确、不规范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适用的法律错误

本应适用此法却适用彼法或漏引、多引、错引法条，甚至有的未适用法律就作出判决。如有一个判决，对案件实体作出了处理，因不知道适用什么法律，于是，在适用法律时表述为：“依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显然不严谨。还有，当事人虽然没有出庭，但其委托代理人出庭了，有的法官把这种情况也作为缺席审理来处理并适用缺席判决的条款。这显然是不对的。有的刑事裁判文书被告人无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却错误适用《刑法》第62条。

二是不遵守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则

裁判文书的依据应当严格限于法律、法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行政裁判文书可以参照规章。其他的规范性文件原则上可以在事实部分和裁判理由部分引述，但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譬如，有一个判决，在适用法律的时候，把省高院的一个规定，作为裁判的依据，这是不当的。裁判依据引用的法律应当准确、完整、具体、层次分明。符合一定的逻辑顺序。评查中的裁判文书不遵守法律适用一般原则的问题非常普遍．主要表现有：不按先程序法后实体法的顺序引用；重复引用特别法和普通法的相关规定或有特别法规定却引用普通法的规定：适用法律不按法律位阶的高低顺序来引用：既有原则性条文又有具体法律条文时不引用具体条文：未按先主后次的顺序引用或引用法条未具体到款、项、目：涉及共同犯罪的刑事判决书未对各被告人所适用的法条分别引用；等等。

在二审中，上诉人经传票传唤没有到庭应诉，是否可以适用民诉法第129条、157条的规定，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目前法院这样的做法很多。其依据是参照民诉法对一审案件的规定．但民诉法对二审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样做确实简单．但也容易留下后遗症。当事人会以法院剥夺其诉权而缠诉。笔者认为应该以判决结案，理由有三：一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可以这样做：二是一审这样做是因为法律规定一审必须要开庭，二审可以进行书面审而不开庭；三是上诉人只是放弃了出庭的权利而没有放弃上诉的权利。其缴纳了上诉费用．办理了上诉的相关手续，完全有理由要求得到一个二审判决的结果。

关于案件中牵涉到其他的法律关系，如何引用法条的问题也值得注意。如有一个案件系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涉及车辆所有权转移的问题，因此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就适用了合同法的相关条款。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如果涉及的法律关系很多，那岂不是要引用大把的条款，这无疑模糊了案件最根本的法律关系。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说理部分可以引述相关法律的规定来论证说理的正确。而不是作为裁判适用的法条。

此外，法律修改以后。具体法条的位置、顺序往往发生了改变，因此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如适用旧的条款．则极易造成法律适用错误。如民诉法修改后，再审应引用第186条而不是第184条，涉及金钱给付内容的，应引述第229条，而不是第232条等，不一而足。

注释: [1]肖扬：《全面推进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1998年12月2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

[2]参见法发（2008）1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由规定）的通知》。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法释（2003）19号）第1条规定：“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四篇：刑事裁判文书瑕疵的订正问题分析

刑事裁判文书瑕疵的订正问题分析

吴仕春 张春阳

在近年来针对裁判文书的部分研究成果中，对裁判文书存在问题分析可以概括为以下九个方面：一是裁判文书的主体结构问题；二是合议庭不同意见的公开问题；三是裁判理由阐述问题；四是引用法律条文的规范问题；五是裁判文书署名问题；六是裁判文书针对程序性事项的表述问题；七是裁判文书繁简分流问题；八是裁判文书附加判后语问题；九是裁判文书文字风格问题。但针对裁判文书中出现瑕疵后如何订正的问题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在此次修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关于近年来裁判文书的研究成果，可参见张锡敏著：《裁判文书改革的若干法理思考》，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2期，第70-73页；张文录著：《现代司法理念与裁判文书的改革》，载《河北法学》2006年4月，第152-155页；韩红俊著：《法院的职能分工与民事判决书》，载《河北法学》2006年9月，第117-122页；韩鹏华著：《基层民事判决书写作方式探究》，载《山东审判》总第187期，第109-122页；付悦余等著：《合议庭少数意见公开——行走在价值与现实的结合点》，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2期，第72-75页；张泽涛著：《判决书公布少数意见之利弊及其规范》，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第182-191页；胡云腾著：《论裁判文书的说理》，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3期，第48-52页；何良彬、钟宏著：《论裁判文书中法律适用的公开》，载《法律适用》2006年第3期，第17-20页；王刚著：《民事裁判文书繁简分流的标准与形式》，载《法律适用》2006年第4期，第95-96页；王松著：《民事裁判文书应繁简分流》，载《法律适用》2006年第12期，第58-60页；王松著：《民事判决书主文的表述方法》，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9期，第46-50页；王启庭著：《判决不同意见书的法律价值与制度建构——司法公开与裁判文书的创新》，载《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110-114页；孙长春、戚军伟著：《判决理由说明——现代司法判决正当性的内在要求》，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76-80页；王贵东著：《判决书署名形式之比较》，载《山东审判》2006年第6期，第107-109页；王仲云著：《判决书说理问题研究》，载《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第84-86、156页；巍伟著：《判决书写作模式再思考——以理论重构和制度保障为视角》，载《东方法学》2008年第4期，第146-152页；张霞著：《判决书中的法律论证》，载《政法论丛》2005年第5期，第14-18页；戴璇著：《司法判决书难以文学化》，载《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15-

17、22页；王长江著：《“马锡五审判方式”之裁判文风》，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161-163页；以及部分硕士论文：李文霞著：《反思与建构——对我国民事裁判文书的思考》、刘岩著：《论法院裁判文书改革》，均系山东大学2008年硕士毕业论文；陈文丽著：《裁判文书说理的法理分析》，苏州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另外，关于裁判文书文字风格及语言特型，参见杨海明著：《两岸三地刑事判决书语言程式比较研究》，载《修辞学习》2006年第6期，第30-33页；董敏著：《论当前中国民事一审判决书的语类结构潜势》，载《修辞学习》2006年第4期，第33-36页；张清著：《判决书的言语行为分析》，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3期，第144-149页；吴婉霞著：《浅议裁判文书语言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108-110页；唐师瑶、王升远著：《中日刑事裁判文书的法律语言比较研究》，载《修辞学习》2006年第4期，第37-39页。综合上述研究成果，还没有从文书瑕疵订正角度进行的分析。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院解释》）内容中，新增了关于刑事裁判文书对身份信息记载有误的订正问题，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刑事裁判文书瑕疵订正问题加以规范。尽管相关规定只涉及到身份信息记载有误的情况，内容仍显单薄，但充分反映出随着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不断发展，法院诉讼文书特别是刑事裁判文书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从1999年颁布《法院刑事诉讼文书统一样式》到现在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范裁判文书瑕疵订正问题，针对刑事裁判文书实践运用的总结规范以及理论研究的逐渐深入，更多涉及到刑事裁判文书的问题进入研究视野。本文将从刑事裁判文书瑕疵订正问题的角度尝试进行分析，探讨如何尽可能及时、规范、有效地弥补裁判文书的错漏，最大限度维护司法公信力，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并希望引发大家对文书订正问题的关注，以期抛砖引玉。

一、刑事裁判文书瑕疵的含义及分类

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是指人民法院在审判刑事案件过程中依法制作和使用的，或者诉讼当事人在进行诉讼活动中依法制作并递交的具有法律效力或者法律意义的文书。刑事裁判文书属于刑事诉讼文书范围，主要包括判决书和裁定书两类。

瑕疵，亦作“瑕玼”，原指玉的斑痕，后用作比喻人的过失或事物的缺点。本文所指的刑事裁判文书瑕疵，主要是技术性错漏，既包括被告人身份信息表述错误、事实查明描述不当、法律条文引用 周道鸾：“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努力提高制作刑事裁判文书的水平”，载《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第1页。

错误以及判决主文载明错误等文书内容上的不当之处，也包括在文字、标点及数字等方面出现的技术性错漏。不包括事实叙述不清、证据论证不足、法律适用有争议以及裁判说理不充分等实质内容不足的情况。

本文以《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4中适用普通程序的一审公诉案件刑事判决书和二审维持原判的刑事裁定书为分析样本，梳理刑事裁判文书瑕疵的分类。根据《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的内容，适用普通程序的一审公诉案件刑事判决书与二审维持原判的刑事裁定书结构均由首部、事实、理由、判决结果和尾部五个部分组成。

（一）关于首部的瑕疵

首部包括法院名称、文书种类、案号以及诉讼参与人相关信息等内容。首部瑕疵比较集中地出现在案号与诉讼参与人相关信息两处。案号由年份、法院名称简称、案件类型、文书种类和案件序号组成，如：（2012）X法刑初字00XX号。实践中案号瑕疵多表现为年份错漏和案件序号错误。诉讼参与人相关信息瑕疵多表现为性别、出生年月、采取强制措施时间、辩护人及诉讼代理人相关信息等出现错漏，比如2012年的案件错为2011年、“刑初字”误写为“民初字”或者“刑终字”，以及案件序号数字错漏等。因本部分涉及案件编号、参与人基本信息，因此一旦出现瑕疵后造成的影响比较严重，必须以适当的形式及时订正，否则小瑕疵都会造成直接否定全案的 3

这里指裁判文书主文内容出现了与合议结论、审委会决议结果不一致的情况，也属于技术性错漏的一种。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编：《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后果。

（二）关于事实的瑕疵

事实包括起诉事实简述、证据举示情况、指控罪名、被告人及辩护人意见、法庭审理查明事实、经庭审质证证据列举等部分。事实部分的瑕疵主要是一些字句、标点上的错漏，还包括证据列举中数字序号编排错误等。本部分的瑕疵虽影响较小，但如果出现在审理查明事实和证据部分，会造成事实不清、证据有误的后果。特别是对证据列举数字编号出现错漏，会引起当事人法院擅自隐匿经质证证据的怀疑，由此质疑司法公信力，因此也不能忽略。

（三）关于理由的瑕疵

理由部分是刑事裁判文书的精华，是法官通过梳理证据、重建案件事实后进行辨法析理的主要板块。法官审判业务水平的高低主要体现在这个部分。本部分的瑕疵也主要是字句标点方面，但出现在此处的任何细小瑕疵都会使当事人产生对法官水平和司法公信力的严重质疑，极大损害刑事裁判文书的严肃性和权威，比如将“可从轻处罚”误写为“应从轻处罚”、将“某某行为已构成某某犯罪”误写为“不构成某某犯罪”等，会直接改变案件定性及处理结果。

（四）关于判决的瑕疵

判决部分包括法律条文引用和判决主文叙述，是刑事裁判文书的核心。本部分的瑕疵包括字句错漏、条文错误以及主文内容错漏，尽管属于技术性错漏，但这里的任何瑕疵都直接否定整个判决结果。比如将故意杀人罪条款即刑法第三百二十三条误写为第三百二十四条，差别巨大，直接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再比如主文字句出现错漏，甚至由于疏忽导致主文结果与合议结论不一致，就属于判决结果有误，都是二审法院应直接发回或改判的范围，后果相当严重。

（五）关于尾部的瑕疵

尾部包括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署名、判决日期和法院印章，记载了做出裁判结论的主体、时间以及法院。本部分瑕疵主要表现在人员职务表述错误、姓名错漏及判决时间数字错漏，比如将“审判员”误写成“代理审判员”、将审判人员姓名误写或者判决时间出现数字错误等。该部分的瑕疵对案件审判也是致命性的，因为审判人员的职务、姓名出现错漏可能会导致该案审判主体不适格。判决时间出现错漏会直接影响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上诉权的实现。

二、刑事裁判文书瑕疵订正的意义

人民法院制作的诉讼文书特别是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体现，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件，是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它关系到国家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关系到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关系到人民法院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秉公执法、公正不阿的公正形象。制作裁判文书是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官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法院审判业务的一项基本建设。„„要充分认识制作好裁判文书的重要意义，用改革的精神，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那种认为“只要把案子办好了就成了，裁判文书写得好不好没关系”的思想是十分错误的、有害的。

最高法院关于制作裁判文书重要意义的论述界定清晰、概括准确，在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裁判文书体系中，刑事裁判文书显得尤为关键：它是正确实施国家刑事法律的重要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真实记录；衡量办案质量的重要标志；考察法官素质的重要尺度；指导审判业务不可缺少的案例；宣传法制的生动教材；国家的重要专业档案6。从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上看，刑事裁判文书本身质量的好坏，还可以充分反映出刑事诉讼理念发展程序和人权保障进步水平。

但从唯物论角度讲，错误总是无法避免7。要在一方面强调提高制作刑事裁判文书质量的同时，另一方面必须高度重视刑事裁判文书瑕疵的订正问题。及时、准确以及采取适当程序订正刑事裁判文书的瑕疵具有重要意义。

（一）确保审判信息准确传达

这是刑事裁判文书瑕疵订正的首要意义。刑事裁判文书是刑事审判结果的载体，是刑事诉讼程序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出现瑕疵，就意味着拟传达的刑事审判信息出现一定程度的扭曲，将对案件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造成无法预估的误解。因此，订正瑕疵，就是为了确保刑事审判信息在出现疏漏后还能够通过主观努力继续准确予 56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的通知》。

参见周道鸾：“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的修改与完善”，载《人民司法》1999年第7期，第7页。7 据笔者所在地区高级法院2012年刑事法律文书带错出门情况通报显示：检察机关向高级法院通报了2012年上半年法院系统刑事法律文书带错出门情况及案件明细，经逐件核查，发现涉及25个中、基层法院的共计56件案件确实存在文书带错出门的情况。尽管一再强调法律文书校对程序与质量并将其计入绩效考核项目，但由于案件数量递增及工作疏忽原因，裁判文书瑕疵仍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因此，研究瑕疵订正问题成为“不得已”的当务之急。

以传达，尽力维护刑事程序前提运转成果。

（二）确保司法公信明确有效

刑事裁判文书属于依法生成的法律文件，是特定的官方文献，具备明白无误的公信力是其本质属性。出现瑕疵，就会降低刑事裁判文书自身的严肃性以及审判机关的司法公信力，最终殃及国家法治建设的发展。因此，订正瑕疵，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弥补已经遭受损害的裁判文书严肃性和国家司法公信力，确保司法公信明确有效。

（三）确保人权保障落到实处

刑事裁判文书的特殊重要性就在于它涉及到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出现瑕疵，就意味着可能会导致公民人身自由和财产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不当干涉。因此，订正瑕疵，就是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宪法原则和刑诉法任务进行具体贯彻，确保人权保障落到实处。

三、关于瑕疵订正形式问题

刑事裁判文书瑕疵订正形式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校对订正；二是裁定订正；三是审判纠正。前两类是裁判文书制作主体的自我订正，第三类是通过二审或者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更改。严格意义上看，第三类订正已不属于订正范畴，实质是通过上诉审或者审判监督程序来纠正出现无法更改错误的裁判。本文为了扩大研究外延，还是将该其纳入订正形式之中。

（一）校对订正

这是一种不太规范的裁判文书订正方式，在学理上没有支撑点，在法律上也缺乏依据，目前只存在于司法实践中。实践中主要是通过对文书瑕疵处通过人工删改后加盖“某某人民法院校对”字样的印章来进行订正。优点在于可以实现对瑕疵的快速订正，尽可能地减少裁判文书带错出门的时长和减轻由此带来的影响。缺点在于该方式缺乏必要依据，既影响裁判文书本身的严肃性和权威，也存在较大的使用局限。实践中，一般掌握的标准是只能用来订正极个别的文字标点类错误，对于大多数瑕疵，比如法院名称、裁判文书种类、案号、证据名称、法律条文、判决主文以及署名和日期等均不能采取这种方式进行订正。

（二）裁定订正

用裁定订正刑事裁判文书瑕疵在这次《法院解释》修订出台前并没有专门的法律或司法解释依据。只有在2007年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关于裁定适用范围的第（七）项中规定了裁定可适用于“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关于“笔误”的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六十条将其解释为“法律文书误写、误算，诉讼费用漏写、误算和其他笔误”，也即本文前述“技术性错漏”的含义。因此，从法律依据看，刑事法律领域中没有关于裁定订正内容。刑事审判实践中笼统地以“刑事裁定书”形式对文书瑕疵进行订正的做法应属于刑事领域“借用”民事立法的规定，也是缺乏有效依据的。

（三）审判纠正

这是对刑事裁判文书瑕疵最具法律效力也是最为规范的订正方式，实质上不再属于瑕疵订正，而是一种对实质错误的纠正。从理论上讲，刑事裁判文书作为正式法律文件，其一切瑕疵都应当通过再次审判方式进行纠正。法院对于自己制作的刑事裁判文书所出现的瑕疵都不应该享有直接予以订正的权力，否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裁判文书的法定效力和公信力。至于损害程度的大小取决于法院自我订正的形式选择。审判纠正的形式包括通过上诉审进行纠正或者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纠正。二审法院对提起上诉的刑事案件，发现裁判文书瑕疵后应当主动在二审裁判文书中予以纠正。刑事审判程序当事人可以在提起上诉时一并要求对裁判文书瑕疵进行更正或更改。裁判文书制作法院自行发现文书瑕疵后，对于其中涉及到案件编号、当事人基本身份信息、案件事实及证据、法律条款以及判决主文的，应当主动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四）适用范围分析

笔者认为，理想状态下，所有瑕疵都应当通过审判纠正方式解决。但考虑到司法效率因素，以及上诉审或审判监督程序对一审或原审裁判公信力造成的客观影响，实践中应当作一定变通。

根据瑕疵类别，原则上涉及案号、当事人身份信息、证据名称、法律条文、判决主文、审判人员署名以及裁判日期内容等瑕疵，不适宜通过校对方式订正。校对订正只能针对出现在事实、证据内容叙述中的文字或标点错漏进行，且从裁判文书严肃性考虑，一份裁判文书原则上不能出现超过两处瑕疵采取校对形式予以订正8。超过此限，就应该考虑以裁定或审判纠正形式解决。

关于裁定订正形式，根据审判实践，可以适用于案号、当事人身份信息、证据名称、定罪量刑理由、审判人员署名以及裁判日期内容等瑕疵，同时对于事实、证据叙述内容中两处以上的文字或标点错漏也可以通过此种形式予以订正。但是，涉及到法律条文、判决主文的瑕疵，由于其已经属于判决实质内容发生错误，因此不能再适用裁定形式予以订正。此时只能通过审判形式完成纠正。

四、关于瑕疵订正时限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公正、及时、公开基本原则以及法治国家人权保障宪法原则，刑事裁判文书的瑕疵订正应当在一定时限内完成。瑕疵订正无期限或者超期订正，不仅是对各方诉讼参与人尤其是被告人、辩护人以及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严重损害，也是对案件处理本身埋下“后患”，预留了案件出现更严重问题的可能。

关于刑事裁判文书瑕疵订正时限，目前仍然缺乏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依据，实践中也是做法不一，反映出极大的随意性。订正时限问题，可以跟前述瑕疵种类和订正形式问题相联系，具体标准如下：

（一）校对订正时限

根据校对订正的形式与适用对象看，其时限应该仅限于宣判结 8 对于这里提出两处为限的观点，没有理论的依据，只是根据实践中的习惯做法。在笔者接触到的司法实践中，如果同一份判决书出现超过两处瑕疵，一般就考虑出“补正裁定”来订正。按照一线办案法官的说法，判决书中出现两处以上红色“校对”印章痕迹，对判决来说太不严肃了，还不如下裁定正式些。同时，笔者认为两处为限的观点也符合汉语习惯中“三者为众”的说法。三处瑕疵以上就属于瑕疵数量过多，有必要以专门文件刑事加以解决。

束后随即向诉讼当事人送达裁判文书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如果审判人员或书记员及时发现了裁判文书事实与证据叙述部分出现细微文字、标点错漏，要立即告知合议庭成员并征求意见。若取得同意当场订正的一致意见，还要注意当场向诉讼参与人进行解释，并对出现错漏表示歉意。之后方可当场通过校对订正形式进行弥补。应当注意的是，如果诉讼参与人特别是被告人、辩护人或这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不同意采用此方式订正且意见强烈的，不要强行校对订正，应转而采用其他方式。一旦裁判文书送达完成，各方诉讼参与人离开审判场所，校对订正的时限就应当终结，不宜再将相关人员通知回来补行该手续。

（二）裁定订正时限

根据裁定订正的形式与适用对象看，其时限应当与上诉期限一致，也即在法定上诉、抗诉期限内对案号、当事人身份信息、证据名称、定罪量刑理由、审判人员署名以及裁判日期内容等瑕疵以及两处以上细微文字标点错漏可以采用裁定订正形式予以弥补。在法定上、抗诉期限内，如果审判人员或书记员发现了裁判文书的瑕疵，应当立即向审判长报告。后者应随即召集合议庭进行专门评议并取得合议结论，然后根据结论制作刑事裁定书，以书面文件形式对裁判文书中的瑕疵进行统一订正。各诉讼参与人发现瑕疵后向审判人员或书记员提出的，后者要立即按照上述程序办理。在此时限后，不能再通过裁定形式纠正文书瑕疵。

（二）审判纠正时限 一旦诉讼参与人提起上诉或抗诉，或者法定上、抗诉期限届满后才发现裁判文书存在瑕疵的，只能通过审判纠正形式进行。审判纠正时限应不超过二审审判期限或者审判监督程序法定期限。

如果在上述时限还未纠正或者还未发现原裁判文书瑕疵的，又要分几种情况来考虑：一是二审或审判监督程序已经否定了原有裁判事实或结论，且相关瑕疵也属于被改变内容的范围，可视为瑕疵问题一并解决；二是二审或审判监督程序部分否定原有裁判事实或结论，但相关瑕疵并未包含在被否定的内容范围，且瑕疵不属于文字标点错漏，而是出现在案号、当事人身份信息、法律条文、判决主文、审判人员署名和裁判日期等关键部位，表明瑕疵没有得到实质纠正，应当由二审法院或审判监督程序法院以出具补充裁定书的刑事对相关瑕疵进行订正；三是经审判监督程序发回原审法院重审的案件，且瑕疵出现在案号、当事人身份信息、法律条文、判决主文、审判人员署名和裁判日期等关键部位，重审裁判文书并未对原审文书瑕疵进行纠正的，应当由作出新结论的合议庭以补充裁定的形式对原审文书瑕疵进行纠正，否则重审的结论就会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四是经二审程序后维持一审结论的，应当由二审法院以补充裁定的形式对一审文书中的瑕疵进行纠正。

五、结语

刑事裁判文书作为严肃的、具备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出现任 99 例如原审文书案号错误、或者审判人员署名错误，重审文书若不加以纠正，就属于重审的对象不明确，本身存在的基础都出现问题。因此，必须引起重视，采取适当方式解决。

何瑕疵都是不应该的。但我们不能将理想状态当作实然状况，不能在出现瑕疵后仅仅是严厉指责、追究责任，更应该在正视刑事裁判文书瑕疵目前还无法彻底杜绝的现实基础上，合理规范瑕疵订正的形式，如何及时、有效、规范、合法地弥补相关错漏，尽可能地将因瑕疵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第五篇：裁判文书存在的问题对案件执行的影响

裁判文书存在的问题对案件执行的影响

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难”的问题，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障碍，也是困扰法院执行工作的难题。执行工作作为法院行政审判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审判工作密切相关，审判时执行的前提和基础，执行时审判的当然延续。要做好案件的执行，就要从规范裁判文书着手，从严要求；在语法逻辑层面上的要求是：作为执行依据的裁判文书的主文，其内涵必须具体明确，规范准确；外延必须周延，具有确定性、排他性、要列举全面、没有歧义。从司法角度的要求，应叙明该案的诉讼主体、诉讼标（即执行标的）、给付内容、方式。时限、权利归属等；有的主文无执行内容，对于有执行内容的则应区分为：

1、执行标的特定的，则要明确标的物理性状（如型号、规格、颜色、新旧程度等）及化学性状、数量、价值、现在所处位臵，以及由谁控制等；

2、执行标的不特定的，应视情况表述清楚相关内容。

总之，裁判文书的主文既要合法规范、叙事清楚、内容精炼、逻辑严密，又要内容具体明确、无歧义、便于执行操作，还要尽量覆盖个案所有的执行可能，并视情况增加执行时权利义务分配可能产生副作用的预防性判词，判决生效后到执行终了过程中遇情势变更的处分原则，以充实裁判文书 的各种内在功能。然而笔者在具体执行实践中发现许多因裁判文书不规范而导致的难以执行或无法执行的案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裁判文书中主体遗漏或信息不明。

作为执行依据的裁判文书主文必须指明双方当事人即民事执行行为的对象和民事执行结果的归属；有的裁判文书仅仅明确了债权人，而没有指明履行已取得债务人；有的裁判文书遗漏当事人或没有追加当事人，有的裁判文书当事人基本信息不明。

例一：遗产继承纠纷案件，裁判文书表述为“王某遗产9万元由法定继承人李某、王甲、王乙分别继承，即每人各分得3万元”，该主文只明确了遗产数额、各自继承份额，对遗产有谁控制、由谁给付没有明确，导致无法执行。

例二：婚姻存续期间，夫或妻一方签订借款合同，对方以借款人为被告起诉，审理中只查明双方借款事实，即予以判决，若该执行人难以找到或无执行能力时，不能直接执行案件的妻或夫，需追加被执行人，从而导致案件执行时间长，财产有可能被转移而无法执行。

例三：裁判文书中错写、漏写当事人的基本信息，或不写明当事人的现居住处或现租住处，只写明其户籍所在地，致使查找当事人困难或难以找到，案件无法执行。

有的裁判文书中列举了几个被告，而在主文中遗漏了部

分被告，只有部分被告承担责任，执行中被执行人就此提出异议，导致案件无法执行。

例四：建筑类纠纷中，建筑队拖欠材料款或融资借款，审理中只是以欠款人为被告处理，遗漏了其他当事人，加之建筑队多是外地来的，等案件审理后进入执行，已是人去楼空，无形中增加了案件执行难度。

二.涉及合同纠纷案件。

此类案件一般判裁时首先要明确合同的效力是解除还是继续履行，在此前提下再叙明该案争执的具体内容。

例一：土地租赁合同纠纷，裁判文书主文中未明确是否解除合同，就直接裁判给付拖欠的租费，并恢复原状。执行中申请执行人提出合同未解除，要求给付判决后至执行前一阶段的租费，给执行工作造成不应有的障碍。

例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没有叙及合同的效力，甚至没有明确房屋是否买卖，就直接为双方分配另建楼梯，并协助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导致该案件无法按裁决文书确定的内容执行。

三、涉及返还（交付）财产的案件

此类案件应明确给付物的品名、种类、数量、价值、规格、新旧程度、由谁向谁交付等。有的裁决文书标明的给付内容不明确具体、界限不清、产权不明、归属不清，导致执行难。

例一：车辆租赁（占有）返还纠纷，裁决文书中仅表述

“被告将承租的车辆返还原告”，而对该车辆是否能行驶或已磨损、是否维修、维修达到何标准等没有涉及，在车辆交接过程中发生争执，致使案件的执行工作陷入僵局。

例二：涉及婚姻家庭纠纷产分割，一般只登记大件贵重物品，其他小件仅用等来表示，转入执行时，由于双方感情已破裂，甚至反目成仇，寸步不让，常为一件衣服、一双皮鞋争执不休、矛盾激化，给案件的执行增加难度。

例三：有些案件对要求给付的实物未做调查核实，便促成调解执行中发现该物早在审查之初就已损毁或遗失，不得不中止执行对该案启动再审程序。

四、不动产分割、交付的案件。

涉及不动产（房屋、土地、树木等）的分割、交付，裁判文书主文必须明确该不动产的具体内容、确切位臵、四 边界、由谁占有等，以便在执行中具体操作执行。

例一：租赁房屋的滕交及拖欠租费的纠纷中，往往忽略了修缮、装修、材木等附着物的处理，一般情况下，由于租赁期限长，承租人都要进行修缮、装修改造，由此而产生的费用应一并裁判，避免因忽略这些费用而造成被执行人的抵触情绪，导致难以执行。

例二：婚姻家庭纠纷中，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往往表述为“XX归原告所有，XX归被告所有”，若该房屋被一方占有居住，则表述不全面，没有具体的执行内容，只是一个

确认之诉。故应进一步明确由谁何时滕交、如何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以便于执行。

五、排除妨害、恢复原状的案件。

此类案件，一般裁决文书主文中只明确排除妨害、恢复原状的时间，不履行的结果，而忽略了具体内容和由此而产生的费用负担等细节，给执行工作留下隐患。

例一：在妨害通行纠纷中，主文表述”甲于某日前开通通道”，在哪里开通、道路的宽度、费用的负担均未叙及。执行中法官无法执行。

例二：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中，主文只表述“被告给付拖欠原告的土地租赁费用XX元，并恢复原状”，执行中发现该土地位于几十米高的山崖下，当初为了开路挖开山崖而压占了原告的部分土地。对此恢复原状显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此案中原告的诉求目的及裁判的本意应是清理因修路而压占原告土地上的土。

六、保全措施不到位或没有保全。

有些案件被执行人原本有履行能力，但审结后财产被转移藏匿，对此应及早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有的虽然采取了保全措施，但措施不到位，不能与执行衔接。

例一：物权保护纠纷中，原告要求返还被告非法扣押的车辆，审理时该车还在被告处，未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执行时被执行人躲避不见踪影，车也被转移，致使该案件的执行

陷入被动。

例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中，原被告协商转让该地并交付了土地转让费，由该地方政府征收。原告起诉要求退还土地转让费，审理中采取了保全措施，冻结政府付给被告的土地补偿金，但只给政府送达了裁定书，而未对政府的银行账户采取冻结措施，该款被被告领走，案件执行陷入僵局。

例三：不动产分割中，未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致使审理后至执行前这段时间，被执行人利用该房产证在银行抵押贷款或转卖给善意第三人并办理过户手续，给申请执行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七、确定履行的内容与现行法律、行政规定不相适应。案件裁判涉及的相关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政策等尚在不断调整完善中，加之一些领域程序繁杂、操作心性强，法官对该领域的法规、政策实务虽有所了解，但理解不够深刻，因而在处理案件时不能准确把握，对案件执行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使案件难以执行。如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调解达成如下：

一、原告于某日前以一至三楼另建室外楼梯，费用自理，被告使用原楼梯；

二、待原告楼梯建造完成后，被告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分析该主文发现有以下诸多问题：一是房屋买卖合同未确定把谁的那些楼房卖给谁；二是协商建造的楼梯是否符合建筑发法的规定，与设计图纸和城镇规划是否相符；三是建造室外楼梯是否损害了一至二层住户的相

邻权；四是把谁名下的哪些楼房过户到谁名下；五是建造楼梯用什么材料，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由于有以上诸多问题，该案无法按裁判文书确定的内容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八、其他常见的几种错误表述。

（一）利息的计算。

1、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周期贷款利率计算。利率到底是多少，计算的起止时间是什么，不能以执代审去确定。

2、被告应付原告2万元及逾期利息，按什么利率计算，从何时计算？

3、利随本清。具体如何计算，利率、起止时间都未表述，若申请执行人在再提出给付迟延履行金，则计算更加无据可依。

（二）遗产继承人中涉及遗产份额，分配计算往往表述不清。

（三）分期给付，逐年（月）给付，往往对给付方式、时间等表述不清。

（四）执行顺序不具体，在表述顺序性履行义务时没有严格与选择性义务区分，为确定履行的先后顺序。如涉及多个债权人之间的权利冲突，就应明确参与分配的原则和受偿顺序。

（五）有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案件，应当一并明确其

追偿权，具体数额，并应包含连带责任人预先追偿的权利，急发现主债务人有能力履行且可能转移财产、规避执行时。

（六）裁判前已履行的部分，在裁判文书中未涉及，或只在事实认定部分表述，而在裁判文书主文中仍按全额裁判，执行中应予以认可。

综上所述，许多案件都是由于作为执行依据的裁判文书不准确，缺乏可操作性而导致当事人权利得不到执行，造成了执行难，而影响了法院的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对此笔者建议：

一、统一裁判标准，规范裁判文书格式。统一裁判标准，法律运用标准和司法尺度。准确运用法律，规范自由裁量权及裁判文书格式，把握裁判文书明确、具体、完整原则。

二、严格执行依据审查制度。根据《民诉法若干意见》弟258条规定，在裁判文书交付执行前，启动文书评查程序，确保文书质量。发现裁判文书存在事实或法律的瑕疵，则不能启动强制执行程序。

三、加强审判与执行内部协调配合。审判阶段注重提高文书质量，准确评析表述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充分考虑文书可执行性。执行阶段则及时与审判部门沟通研讨，及时反馈各种信息。

四、建立执行依据不明的救济途径，对执行依据不明、不具体的问题，首先由当事人协商进行解决，或参照事实理

由部分解释，即根据诉讼目的、诉讼请求、权利性质、法律规定予以解释。或者要求审判庭应作出补偿裁判，若属于漏判的启动再审程序，若无法做出是否可接受的解释，则裁定驳回执行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