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防范逃废金融债权的法律完善

第一篇：论防范逃废金融债权的法律完善

摘要：

逃废金融债权行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信用制度和正常的信用秋序，造成社会信用缺失，并且损害了金融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法律是解决逃废债权问题的最后防线，在当前形势下防止逃废金融债权的首要问题，就在于加强金融立法，完善有关改制、破产和市场管理等方面配套制度，建立一个有机的、系统化的防止逃废金融债权的法律体

系。

关键词：防范； 逃废； 金融债权

一、现行有关立法出现的问题

一）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律制度体系从整体制度层面上而言，现行有关防止逃废金融债权的立法繁杂混乱，没有形成系统制度体系，立法空白较多，现行的立法之间存在冲突。我国现行立法关于防止逃废金融债权的规定散见于法律体系的各个地方，民事立法、行政立法、刑事立法中都有关于普通债权的保护性规定，金融债权同样能够可以作为普通债权获得它们的保护。但由于我国法制自身建设和部门法自身建设的缺陷和不足，在这些保护债权的法律法规之间也存在着固有的配套制度上的缺陷与不足；除了受民事法律中关于普通债权的规定以外，还受一些专门防止逃废金融债权的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调整。这些规范性文件法出多家，规定繁杂凌乱，之间并不具有彼此的关联性，规章与规章之间、规章与规范性文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法律空白区，为债务人逃废金融债权提供了很大的可乘之空间，无疑不利于对逃废金融债权行为的防范。

金融法律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应该保持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之间的和谐，下位法不得违背上位法，同位阶的立法之间应该衔接一致另外，现行立法中没有专门的防止逃废商业银行金融债权的单行立法，这是现行立法没有形成体系化，存在大量立法空白，立法间冲突的根本原因。

二）专门立法内容片面或不健全就具体制度层面而言，关于逃废金融债权规制的专门立法，由于其立法主体和立法目的的限制，内容多具有片面性且规定过于笼统简单，有的只有几个具体条文（例如<关于加强金融债权管理、建立防范和制裁逃废金融债务行为制度的通知》只有四个条文），多是给出几个粗略的方向性的规定，缺乏内容上、执行上、程序上的细节性规定，不利于对逃废金融债行为的规制，不利于彻底防范逃废金融债行为。配套的一些单行的民事法律法规中本身存在着缺陷和问题，在规制普通债权时尚存在法律漏洞和不足之处，则对具有特殊性质的金融债权的保护方面也就必然更为不利。

三）配套法律制度不健全程序性配套制度不健全，使得即使实体制度设计很完美，也因为不具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而达不到预期的制度效果。关于逃废金融债权规制的专门立法内容多是一些原则性和目的性的条文规定，不具有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也就没有法律威慑力，导致其形同虚设。有些专门立法即使规定要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这些实施细则也多由各金融机构或金融监管分支机构以机构内部制度的形式自行制定、自行执行，不具有公开性、普遍性，效力极低。此外，民事诉讼法律领域中，过于机械取证和举证责任制度，使得金融债权人

取证困难，不利于债权人债权的实现。

四）缺乏完善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缺乏完善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惩罚力度不强，是债务人敢于逃废金融债权的成本性原因。在 中国的金融实践中，因为缺乏完善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或责任追究制度有漏洞，逃废债行为人很少被追究民事责任，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更少。笔者认为，之所以逃废金融债权行为屡禁不止，就在于违法成本的计算问题，关键点就在于对违约行为的处罚太少，违约的收益太大，而且违约的收益大家可以分摊[23（PIu）。一方面，损失相当的民事赔偿原则体现不出惩罚性，民事违法成本等于零；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中缺乏关于金融犯罪的完善规定，对逃废债行为人的刑事处罚往往缺乏法律依据，刑事违法成本也几乎等于零。当逃废金融债行为几乎没有任何违法成本时，债务人就会肆无忌惮地实施逃废债行为。因此，即使是在一些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防止逃废金融债权的根本措施也是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和处罚机制，带有惩罚性的巨额违约金制度和严厉的刑事处罚措施使债务人不敢逃废金融债权。

五）司法执行领域出现的问题商业银行通过司法途径防范和遏制逃废债行为，是其保护自己债权实现的一个主要手段，而司法执行程序是债权保护的最后一道工序，其法律完善直接影响到了金融债权能否最终实现的问题。但是由于司法环境本身出现的问题，以及其外部政策环境的问题，目前银行业金融债权法律执行的效果不甚理想。第一，诉讼执行成本过高。执行费用成本与实际执行效果不成正比，使得许多金融债权人基于成本考虑而求助于其他的救济途径，不利于对债权人的保护。第二，司法执行没有完全独立。司法执行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在执行过程中容易受到来自各方的干预，特别是来自政府权力的干预。尤其是地方政府往往为了保全地方利益而选择牺牲银行债权，例如它们会直接授意法院进行破产清算，压制债权银行的申辩，干预其他机构对法院破产的正常监督等。第三，执行过程中，执行难，执行收回率低，使得债权在既使胜诉的情况下也难以得到实现。

二、逃废金融债权的立法完善有关防止逃废金融债权法律制度本身的立法完善间题，就是指该制度的体系架构、制度内容等静态上的完善，是通过对现行制度内容的填补和体系架构的调整来实现的。建立健全完善的金融立法制度体系，是保护商业银行债权权益的根本要求，是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重要法律措施，有利于防止逃废金融债权的发生，有利于维护商业银行资产安全，有利于金融经济和运行的稳定与发展。

一）有关实体立法的完善在实体立法面，建议重新架构防范逃废金融债权的制度体系，制定专门法规，弥补现行法的空白与漏洞。如前所述，现行有关防止逃废金融债权的立法繁杂混乱，没有形成系统制度体系，立法空白较多，现行的立法之间存在冲突，这就为逃废金融债权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不利于对该行为的防范。所以，在立法完善上，首先要重新架构防范逃废债权的制度体系，弥补没有专门全面立法的缺陷，只有这样，才能最大

限度地降低逃废金融债权的法律风险。

制定专门性立法，避免现行立法冲突鉴于逃废金融债权行为的危害性及其对商业银行和金融业务的冲击程度，笔者认为，应该以法律或至少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制定一部统一的防范逃废金融债权的规范性文件，对逃废金融债权的行为进行统一规制。在该立法性文件中，要把散见于各处的逃废债规定系统起来，全面规范各种逃废债的行为，这样就避免了因为没有专门性、权威性的立法而产生的逃废债行为。此外，加强对现行规章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管理制度，要定期审查它们的法律效力，避免它们的冲突，防止失效的法律文件仍然适用的现象发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应该将一些重要的金融规章、条例和合理的银行内部控制制度上升为法律、法规，通过改变

效力等级，以提升其规则的约束力和权威性。

配套制度的法律完善对配套法律制度的完善，是重新架构防范逃废金融债权的制度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最难以完善的环节。因为配套制度涉及到了各个立法领域，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制度的法律完善，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庞大的法律建设工程，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由哪一个部门能够单独解决的。对配套制度建设的完善，在合同法、担保法、破产法、证券法、票据法和保险法等制度方面，都应该加强对金融债权人的权益保护。例如，就银行金融债权担保问题，因其不同于其他担保债权的特殊性，建议应在《担保法》中设立专章加以规制。着重建立担保物实际价值评估制度、直接人员责任追究制度，对于虚假担保骗贷或串通骗贷等实践中经常出现的行为做出立法规制，最大限度地降低逃废金融债权的风险。

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处罚制度加强对逃废金融债权的责任追究机制建设，统一逃废金融债权的认定标准、明确追究责任主体和承担责任主体、明确逃废金融债权的法律责任，并制定严格的惩罚性措施，实行巨额惩罚性违约金制度和贷款主体资格限制准人制度。这样就加大了债务人的违法成本，使得债务人通过成本比较分析，慑于严

惩而不敢逃废金融债权。

二）加强配套程序性立法 不管实体法律规定的多么严谨完备，程序性配套立法不完善，商业银行的债权同样得不到切实保障。鉴于整个立法体系中的配套程序性制度建设都明显滞后，这项工作也不是立即就能够完成的。建议尽早修改现行1991 年的《民事诉讼法》，特别是随着我国加人世贸及一系列国际公约，对现行民诉法的修改势在必行，目前关于民诉法的修改已经提上日程。另外，在实体制度的条文中要避免一些空洞的概念性和目的性的文字表述，尽可能地使用细节性和步骤性的描述，增强其条文的可执行性。在修改民诉法过程中，要注意关

于举证责任制度和司法执行程序制度的完善。

三）提高司法执法水平建议加强司法和司法执行领域的法律完善，提高司法水平，加强司法监督，降低执行成本，提高执行效率，保证执行效果。商业银行通过司法途径防范和遏制逃废债行为，是其保护自己债权实现的一个主要手段，而司法执行程序是债权保护的最后一道工序，其法律完善直接影响到了金融债权能否最终实现的问题。但是，我国至今未有系统的、全面的、完整的执行立法。司法部门要站在维护法律独立行和权威性的前提下，严格依法裁判有关逃废金融债权的问题，要把商业银行与企业平等对待，公平、公正、合理地处理案件，避免人为造成金融债权的流失。同时要发挥人大、检察院和上级法院的监督职能，力保司法公正。另外，在司法执行领域：第一，要降低诉讼执行费用的收费标准，并保证提高执行的效率和执行的效果，使执行费用成本与实际执行的效果成正比，这样才有利于金融债权人行使执行请求权，进而有利于对金融债权的保护。

第二，加强对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执法队伍的素质。同时，在制度上加强对执法程序和执法行为监督的机制建设，完善严格责任追究机制，保证执法人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执法、规范执法。第三，加强法律制度外部运行环境的制度建设，为司法执行提供良好的外部运行机制，摆脱执行过程中执行难的现状，提高执

行收回率。

三、法律制度运行环境的法律完善最佳的制度设计需要良好的运作环境，才能达到制度本身预期的立法目的。笔者认为，关于现行防范逃废债法律的完善问题不仅仅是静态的制度内容和结构设计问题，还包括了该制度外部运行环境的改善，以及对运行该制度体系的人的规制。关于法律制度运行环境的完善，就是指对法律制度的运行及运行环境动态的改善，它包括制度运行本身的完善和制度外部的运行环境的完善。

一）内部运行环境的法律完善即防止逃废金融债权法律制度自身运行机制的完善。有些制度在内容体系上规定近乎完美，但是在具体运行实践中，却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能够达到预期目的但制度运行成本过高，制度运行成本低但运行状态不佳等等。因此，要建立法律制度的运行追踪监督机制，立法者应该加强对防止逃废金融债权法律制度运行的监督，对具体制度的运行情况、运行成本、运行质量、运行效果以及能否达到预期目的等各方面进行监督，并做出分析评价，以便及时发现制度本身或制度运行上的缺陷，通过建立相配套的有效运行机制或加强制度本身的修改完善等实现相关法律制度的真正的完善。

二）外部运行环境的配套法律完善任何一项制度的运行和运行的效果并不仅仅归因于其本身的制定，还受到运行该制度的外部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人文等大环境的影响。要想完善逃废金融债权的法律制度，还必须依法构建其运行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机制、社会人文机制和其他影响运行的法律环境机制。

政治运行环境的配套法律完善就政治环境的制度完善而言，应保证行政权力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严禁行政权力干预司法，严禁行政权力干预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政府对经济的强烈干预，政府的触角几乎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因此在分析银企之间的经济关系时，应首先考虑政府在其中发挥的影响。从多年的金融实践中可以看出，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始终在影响和操纵着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据调查，截至年，真正属于银行自主经营发放的贷款不到以上的贷款是政府行政权指定发放的，这其

中很大一部分最终形成了银行的不良贷款。

第一，通过有关行政法及配套制度的建设完善，加大行政权依法行使的监督力度，严禁滥用、乱用、越权行使行政权，制定严格的违法处罚措施，建立对行政违法直接责任人员的惩罚性的责任追究机制，进一步确保行政权力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行使。这是对政治环境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逃废金融债权法律制度有效运行的根本保

证。

第二，加强政治环境建设，保证司法的独立性，严禁行政权力干预司法。司法的不独立是逃废金融债权法律得不到有效运行和达不到预期立法效果的根本障碍。实践中，出于行业利益、区域利益或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权力特别是地方行政权力经常直接干预或间接影响司法权对逃废金融债纠纷的裁判与执行，导致逃废金融债法律制度无法得到有效的运行，无法实现预期的防治逃废债行为、保护金融债权 的立法目的。要在法律上明确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相对独立，保证司法系统的人事、财务、组织等各项制度独立于行政以外，这样才能根本上杜绝行政

权越权。

第三，加强政治环境建设，还表现在立法上要明确金融机构的独立法人地位，严禁行政权干预金融机构具体贷款业务。实践中，金融机构贷款业务不独立，当地行政权的直接或间接干预业务中贷款对象、贷款数额、贷款期限甚至还款方法与还款计划等各个具体环节，为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行，以及逃废债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制造了大量人为的障碍。这就要求在政治环境建设上，首先通过立法明确严禁地方政府干预金融机构的人事制度，并制定严格的处罚办法，对行政干预金融业用人权的行为进行惩罚性处罚，保证金融机构独立的人事权，这样才能进一步保证其独立的业务权；其次，要保证金融机构独立的财产权，这是保证金融机构能够独立运作的前提最后，法律要制定责任追究和处罚措施，禁止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强制摊派，迫使当地金融机构发放扶贫性、救济性等政策性贷款和一些政府担保贷款，这些在逃废债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社会人文运行环境的配套法律完善长期以来，我国的信用制度法律化的进程并不顺利，原因就在于我们缺乏支持法律良性运作的道德资源环境，缺乏人心深处的信用意识的复苏，信用陷人了不守信的恶性循环。因此，要

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并制定社会信用的惩罚机制。

逃废债务行为大量出现且越演越烈，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业务的干预，对司法裁判权和执行权的干预，司法领域裁判不公、执法不严的现象，都反映了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的缺失。要根本改变这种现状，首先要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从各级政府做起，先要立信，对个人和商业主体要采取信用评级制度，并建立各种信用调查公司，保证金融机构贷款时获取最大的信息，及时摒除资信不良的借款人，防范逃废金融债权的发生；然后，要建立配套的社会信用惩罚机制，强调严厉的惩罚措施，通过惩罚制度的威慑力减少和防止逃废金融债权的发生。

同时，要增强社会公众的法制意识，建立一个由全体社会成员各个主体参加的社会监督体制。第一，建立和加强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监督机制建设，保证其贷款行为的合法合规性；第二，建立和加强商业银行对借款人的日常监督机制，保证其及时发现问题，防范逃废其债权的行为发生；第三，通过建立奖励机制，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对借款人、借款人对借款人之间的监督体制，最大限度地监督债务人的行为，充分防范债务人逃废金融

债权的发生。

经济运行环境的配套法律完善就经济体制环境而言，完善现代企业法律制度建设，确保借款企业独立的法人资格，有助于借款企业（主要指国有企业）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和还款意识，最终防范逃废债行为发生，保护金融机构债权。经济体制环境是存在逃废债行为的本质的外部原因，现代企业制度的不健全，产权不明，责权不分，是导致借款企业还款意识差、敢借敢不还、能拖就拖，可赖则赖、利用改制的手段逃废金融债权的深层次原因。加强对借款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制度上真正把政府与企业分开，防止企业对政府的依赖，使企业树立独立承担责任的意识，必然会提高企业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有利于对逃废债行为的防范，有利于保护金融

债权。

第二篇：完善企业法务管理机制 加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能力

完善企业法务管理机制 加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能力

2008-05-03 11:39:40|分类： 律文转载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转贴自：财经商道原作者：王震林

我国企业法制建设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发展仍然很不平衡，特别是国有企业在经营管理中还存在着许多法律漏洞和法律风险。国务院国资委在组建初期的半年中，收到中央企业报送的请求协调的法律纠纷案件涉及82家企业，涉案金额250亿元，涉案金额之大，涉案范围之广，令人震惊，引起国家高层的高度重视。这些法律纠纷案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内部责任不清、制度不健全、监管失控、法律意识淡薄等，反映出企业在依法经营观念、风险防范意识和内部制度控制等方面普遍存在较大差距。国资委由此把“建立和完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加快提高运用法律手段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的能力”作为加强中央企业监管的切入点。

为了更深入了解国有企业法务管理的情况，笔者对上海十三冶建设公司等几家中央企业的下属企业进行了调研考察。以上海十三冶为例，该公司在法务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每年涉诉金额近亿元，债权债务纠纷、劳资纠纷等各类诉讼案件每年有一百多起。作为施工企业，该公司所属工程项目部大部分法务意识不强，施工中大都不太重视现场签证，合同意识不强。只有个别项目法务管理较健全，他们一般在施工中注意证据收集、索赔意识强，所以产生很大效益，据2004年公司经营管理分析会不完全统计，2003年工程签证及索赔增加值约占工程总结算收入的5～8％，而该公司当年利润率仅为1%，可见索赔是否得当对企业的经营业绩影响很大。

2、该公司目前债权债务总计达十几亿元，每年安排1亿元左右的资金清欠指标，落实起来涉及的法律问题都非常复杂。

3、下属投资性子公司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不但成为效益不佳的主要原因，而且对总公司的正常经营也造成一定的影响。

4、公司每年签订的合同所涉及金额达数十亿元之巨，特别是物资采购合同、工程承发包合同很多。但在操作中，公司对合同双方的主体地位是否合法有效、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明晰、条款是否公平合理、履约是否适当适时等问题的审察和管理的力度不到位。

5、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公司遇到的劳资纠纷、决策风险、安全质量风险等等也在增加。

据笔者了解的情况看，该公司在法务管理上存在是上述问题，是国有企业的普遍现象。总体而言，国有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正在完善和探索过程中，对于如何强化法务工作的企业管理职能，各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很迫切，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笔者试图结合自己的认识，就当前国企法务管理机制方面存在的普遍问题、所做的探索以及国内外通行解决方案谈点看法，求证于方家。

一、建立专门法务机构，配备专职企业法律顾问是国企发展的必然之路

根据国企存在的问题和实际情况，我认为加强法务管理工作，建立法务经营管理机制，成立专门法务机构，配备专职企业法律顾问，是非常迫切的一项工作。从社会发展的趋势看，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面临的法律事务越来越多，因此国企也必须高度重视企业法务工作。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人们一般常从宏观理解，但就微观而言，企业的依法经营对企业的发展也是据有根本性意义的。这一点，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加入WTO后政府以西方法治国家管理模式为取向的职能转变，其意义会更加明显。目前，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调整和规范。政府对企业的指导和管理，已经从过去的行政政策手段过渡到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企业与企业作为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只能靠合同法等民商法律进行调整和规范；企业内部各种关系，包括劳动关系、财务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等，都要依据劳动法、会计法、产品质量法、安全生产等法律来调整和规范。笔者认为，“依法经营”对企业而言包含以下几重含义：

（一）过去企业主要靠“找市长”，现在主要靠“找市场”，而市场已逐步走上法治轨道，法律已经成为一种经营管理资源，被运用于企业经营管理始终，因此具有一定的法律素养，能利用法律的思维处理经营业务，也成为企业决策层和管理层人士的一种必备基本职业素养；

（二）因为涉及法律的事务增多，违法、违约和被违法、违约侵害的机会就随之增多，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就越来越大；

（三）要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应当灵活选择法律工具，建立完善的企业法务管理机制越来越必要。

（一）、国企法务管理的主要内容和价值：

从上海十三冶等公司看，国有企业法律事务的主要业务有：合同管理、股权管理、产权鉴定、经营决策涉及的法律问题、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合法规范性问题、企业改制投资涉及的法律问题、工商登记注册、商标专利和商业秘密的利用保护、债权债务纠纷、劳资纠纷处理、安全质量事故处理、保险索赔等。目前在国企中有一种片面的理解，认为企业法务管理就是 “打官司”。事实上，企业法律事务绝不是仅仅“打打官司”，参与诉讼是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目前我国的法治大环境下，也是风险最大，成本最高的选择，最好的办法是让精通法律和企业经营管理的人员参与到企业决策和管理过程中，保证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经常处于有利的法律地位。这样才能把握主动权，防患于未然，一旦发生纠纷，企业也可把握有利时机，拟定有利策略，灵活选择协商、谈判、投诉、复议、仲裁、诉讼等多种途径，更为专业地化解风险。

企业法务管理对企业的价值主要在于成功防范企业法律风险。上海十三冶面临的法律风险主要有诉讼风险和非诉损失。诉讼风险，也就是败诉和无意义胜诉，败诉的原因主要是缺乏证据，保留和收集证据材料应贯穿在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但如何使证据材料成为有利证据，是十分专业和经验性很强的工作，因此保留、收集和提交证据材料必须要有专业人员指导。无意义胜诉是指败诉方无财产可供执行或找根本不到被执行人，对于胜诉方而言，胜诉并无实际意义。非诉损失，一般是潜在的、间接的“机会损失”，企业有时可能没有意识到，但可能隐藏着更大的风险或损失。如企业被起诉，可能有败诉的诉讼风险，人们一般比较重视，愿意重金聘请律师参与诉讼，但在某种意义上讲，被告至少是“被认为占了便宜”，未被起诉很有可能是“已经吃了亏”，因为获利者是不会提起诉讼的。如企业认为自身利益受损，一般选择非诉途径较为有利，中国有息讼、厌讼的历史传

统和现实制度缺陷，受害者 “怕打管司”，非至无奈一般不愿意起诉，因此，善于操纵法律者往往依仗“法律技巧”能获得更大额外利益，使对法律不敏感者常常处于不利境地，非诉风险很大，但受害者往往还并不知晓。另外，企业在劳动合同签订、工商登记、商务谈判、技术保护等日常管理中也可能存在大量非诉损失。

（二）、国有企业法务管理机制的发展概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有企业的法务管理机制普遍是从90年代后期开始建立的，为数不多的大型企业雇佣自己的律师，但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养律师既不经济，也无效率，而且也很难让律师本人安心企业工作，因此，一般企业都“利用外脑”——以外聘律师兼为法律顾问，上海十三冶属于后者。

“外包”企业业务，尽可能利用社会资源，是目前流行的企业管理思路，有的甚至于将物流、财务等企业的主要业务也外包。其优点是可以减少企业资源占用，降低管理成本，也可以缓解企业资源不足压力。但外包是有前提的，外包委业务的特征是：

（一）零散性业务，企业没必要雇用专职专业人员，如：广告策划；

（二）灵活性较小的规范流程，给定一个较为固定的工作程序和标准，就可以完成整个流程，如财务、物流、客户服务等。那么，企业法务是否适合外包呢？我认为，不适合，因为企业法务贯穿在整个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业务量较大，而且较为复杂，常常很难预测，并不符合外包的条件。我国企业之所以走上外聘律师这条路，主要是当时法律人才严重不足和法制环境不佳等因素造成。以上海十三冶的情况看，外聘法律顾问的主要职责是提供法律咨询意见和代为诉讼，他们不可能较深参与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很难防范，因此常常充当“救火队”，“打官司”成为主要任务，公司也常常陷于纠纷和被动，不可能做到规避“法律陷阱”或争取更多权益，法律不但不能保护企业，反而经常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给企业带来巨大显性损失和无法估量的隐性的损失。

目前，上海十三冶公司在法务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企业法律事务由业务部门和下属单位多头管理，无专门法务部门统一把关，预测不到企业行为的法律风险，常使企业处于不利的法律地位。因为法律风险是无形的，对非法律专业人员而言，往往是出现纠纷时才想到去咨询法律顾问，缺乏必要的防范意识和手段，只能被动应付和补救。

（二）、法律没有成为一种经营手段，企业缺乏“法律是一种管理资源”的意识，法律顾问没有参与到企业的经营管理全过程。作为经营手段的法律与其他经营手段一样，你不利用它为自己服务，对手就会用它来对付你，纠纷自然会多些。

（三）、外聘律师不大懂企业经营或不熟悉企业实际情况，提供的法律意见不一定完全适合该公司实际需求，同时其工作的目标是追求一事的****，基本不会考虑更多的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因此在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规避和化解法律风险的效果不明显。

（四）目前，律师行业竞争激烈且不规范，律师“不忠于”被代理人的案例并不鲜见，实践中有很多纠纷是有人有意制造出来的，毕竟诉讼代理才是我国律师的主营业务，从实际看，律师受聘企业顾问往往是一种营销手段，其目的是争取其他的代理业务，企业反而要因此增加额外的法律风险。比如：有时明知有法律风险，但律师不事前阻止，专等事后代理诉讼；或有意为企业设立法律圈套；或凭借法律顾问的优势，开高价代理诉讼等等。

国际通行的企业法务管理机制是企业设立专门法务管理部门，配备自己的专职法务人员，统一处理企业法律事务，如：参与重大经营决策、规范企业改组改制、健全企业规章制度、处理诉讼非诉讼事务、防范企业经营风险等。专职法务人员

必须具有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由企业聘任并经注册机关注册，是企业领导人在法律方面的参谋和助手，其提供法律服务的宗旨是：以事先防范为主，事后补救为辅。其优点是：

（一）法务人员属于企业内部管理人员，熟悉企业经营管理状况，其自身利益和声誉与企业利益和声誉密切相关；

（二）从专业上看，他们是既懂法律、又有企业管理经验的复合型人才；

（三）通过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将企业的法律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在我国，开始是一些“三资”企业采取这种国际通行的法务管理模式，后来随着原国家经委、体改委、司法部及其后的国家经贸委、中央组织部、中央企业工委、中央金融工委、人事部、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和一些省市等的积极推动和试点，这一模式逐步被各类企业普遍接受。“国家重点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试点是2002年7月在部分国家重点企业开展的，全国有1000多户企业参加。中央企业参加试点工作的73户企业一年多来没有发生因自身经营原因引发的重大法律纠纷。据抽样统计，试点期间，28家企业通过法律手段挽回损失约37.3亿元，避免损失约16.55亿元”。目前，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大都设立“法务部”，人才市场上法务专业人员已成为热门人才。

国资委成立以后，把完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做为完善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企业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应对WTO挑战的主要措施之一，强调要建立“两个机制”，即：建立防范投资风险的对出资人的法律监督机制，建立防范经营风险的所出资企业的内部法律监督机制；搞好“两个结合”，即：企业法制建设要与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维护出资人的合法权益结合起来，与依法维护所出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依法进行企业经营管理结合起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以法规的形式贯彻了这一思想，明确要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促进企业依法经营管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应当加强内部监督和风险控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财务、审计、企业法律顾问和职工民主监督等制度。国资委作为特设机构，在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中，有责任指导和推动国有企业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企业法律顾问制度。2004年国务院国资委颁布了《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作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的主要配套规章，其中规定：“大型企业设置专门的法律事务机构，其他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设置法律事务机构。企业应当根据工作需要为法律事务机构配备企业法律顾问。”“本办法所称企业法律顾问，是指取得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由企业聘任，专门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企业内部专业人员。” “ 大型企业设置企业总法律顾问”。“企业应当建立科学、规范的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规定企业法律顾问处理企业法律事务的权限、程序和工作时限等内容，确保企业法律顾问顺利开展工作。”并具体规定了企业总法律顾问、法律事务机构、企业法律顾问的地位、权利、职责、执业资格等。《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颁布以后，2004年4月国家重点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试点工作总结会议上国资委明确提出：争取用2-3年的时间在53家中央企业和其他具备条件的部分中央企业、部分省属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建立总法律顾问制度。2004年下半年以来，中量集团、中石化集团、宝钢集团等企业都规范执行此办法的有关规定，使企业法务管理工作有了积极进展。上海十三冶对这一法律尚未认真研究，对其确立的“总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重大意义未有足够重视。

二、国有企业创新企业法律顾问机制的实务操作

根据国资委的有关精神，结合国内外企业的实践，笔者认为国有企业建立企业

法律顾问制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具体操作：

（一）、建立并准确定位法务部门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1、法务部门的性质、任务和工作原则。

法务部门是企业内部从事法律事务管理的职能部门。其应当遵循以下工作原则：（1）自觉维护国家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依法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和其他出资人的合法权益；（2）依法维护本企业的合法权益、为本企业服务原则，企业法律顾问不得担任本企业之外的法律事务兼职；（3）法务部门是企业领导的法律参谋，为企业领导决策提供法律咨询服务；（4）法务部门是企业的管理职能部门，对企业行为和员工职务行为负有合法性管理的责任。

2、法务部门的职责。

（1）协助企业领导人正确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参与企业的战略规划、改组改制、投资、招投标等重大经营决策活动。法务部门应通过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活动，为决策提供可靠的法律分析论证报告，保证企业合法权益最大化，避免企业落入“法律陷阱”。（2）参与起草、审核企业重要的规章制度。法务部门参与起草、审核企业重要的规章制度，有利于企业规章制度的合法性，也有利于国家和有关管理部门赋予企业的权利和倾斜政策用好、用足。（3）管理企业合同，参加重大合同的谈判和起草工作。此项职责是法务部门最主要的职责，日常工作量较大，也最重要。（4）参与企业的合并、分立、破产、投资、租赁、资产转让、抵押担保、招投标及进行公司改建等涉及企业权益的重要经济活动，处理有关法律事务。（5）负责办理企业工商登记以及商标、专利、商业秘密保护等有关法律事务。（6）安排企业法律顾问或外聘律师参与企业的诉讼和非诉讼活动。

3、法务部门的工作方式。

（1）参与会议、调研、文件起草，对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提供法律意见；（2）参加合同谈判、审核、管理等，督促有关方面适时履约，确保企业利益最大化；

（3）根据工作需要查阅本企业有关文件、资料及财务报表、统计报表等，依法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情况、收集证据、提出意见；（4）向企业有关方面和人员提供法律咨询服务，配合企业有关部门对职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二）、健全法律纠纷防范和应变制度。健全企业法务工作急需完善以下几种工作制度：

1、重大经营决策法律论证制度。

重大经营决策出台前应经过法律论证，由法务部门出据法律意见书,特别是企业面临着深化改革改制，实现企业的创新提升式发展，遇到的法律适用和政策选择问题很多如有专业人员来具体操作，就能减少损失、少走弯路。

2、合同管理制度。

签订合同应经过法务部门的审核，重要合同应有企业法律顾问参与谈判和起草；法务部门应跟踪掌握合同的履行状况，督促各方面适当履约，对重要合同的关键“履约节点”要有评审程序。

3、企业资产权利变更审核制度。

企业资产权利变更[5][5]涉及到很多法律和政策问题，处理不当很容易带来法律风险。

4、企业商标、专利和商业秘密管理制度。

企业应积极注册申报商标、专利，重视对企业无形资产的开发、经营和保护。对于企业商业秘密，目前虽没有专门适用法律，但还是可以得到一定的法律保护，关键是取决于企业自身是否采取了适当的保密措施，因此建立商业秘密保护制

度，为员工设立严格的保密义务，可以有效防止员工出据不利于企业的证词，泄漏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和技术信息，从而维护企业经营管理的正常秩序。

（三）、逐步提高企业决策和管理骨干的法律经营管理水平。

1、法务专业人才的培养与选拔。

企业法务人才必须具有法学和企业管理诸方面的知识背景，我国学校目前的专业设置中还没有法律和企业管理相结合的综合专业，所以法律专业从业人员大都缺少企业管理知识，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普遍缺乏系统的法律知识。针对此种情况，以前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现在的国资委在设计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时主要考虑的就是企业法律顾问从业人员应是具有法学和企管两种知识背景和工作经验的复合型人才。目前，企业法务人才培养极为紧迫，最好的途径是对一些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进行系统的法律专业培训。这里之所以要强调“系统的法律专业培训”，是因为法律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仅仅懂一些法律知识、看几部法律条文是不够的，只有经过系统的基础理论学习才可能培养起法律思维能力，才有可能为企业提供专业服务。

2、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素养培育。

目前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依据政策办事的习惯仍未改变，常常循规蹈矩，坐等上级精神，其实，加入WTO后，政府的管理职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以后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凡事都有“政策”、“精神”供企业执行，企业面临的更多的是法律选择而非执行政策，也就是说摆在企业面前现成的路不再存在了，企业决策层面临很多“如何防止被侵害”和“如何避免违法”的选择。我国法制尚不够健全，企业的法律选择空间相当的大，风险也相应地多，所以企业应提高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素养，积极培养和鼓励他们学法、懂法、用法，把法律作为一种资源充分用运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所谓法律素养，概括而言包括两方面，即：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和灵活运用法律的主动性。两者均不可缺，缺少前者，易使企业陷于被动，缺少后者，企业的潜在利益得不到保障；前者利于“守”――可以确保基本利益不被侵害，后者利于“攻”――可以争取更大范围的利益。这种素养应当成为企业经理人员的基本职业素养，否则再好的制度也不可确保万无一失。比如，企业员工有时提供的证词可能会不利于企业，如何规范员工作证较难把握，把握不当，要么可能侵犯员工言论自由权和阻碍履行作证义务，要么企业的商业秘密得不到保护，克服这种两难选择除了企业需采取适当的商业秘密保护措施外，还有赖于员工法律素养的提高。

结束语

我国企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体制转轨和机制创新是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其中也包括法务管理制度的创新。良好的法务管理制度对企业改变“广种薄收”、高产值低效益的局面意义重大，特别对于施工企业而言，“低价中标，高价索赔”是行业流行的营销策略，而这一策略能否有效实施，关键取决于企业是否有良好的合同管理机制和法务应变机制。随着，企业改革、改制的深入，企业股权结构设计、工商登记、债权债务处理、企业与股东和员工的关系处理、规范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等等一系列事务，都需要有企业法律顾问提供专业支持，都需要有良好的企业法务管理机制作为制度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讲，建立和完善企业法务管理制度，对国企今后的发展腾飞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三篇：完善企业法务管理机制加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能力

完善企业法务管理机制加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能力

我国企业法制建设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发展仍然很不平衡，特别是国有企业在经营管理中还存在着许多法律漏洞和法律风险。国务院国资委在组建初期的半年中，收到中央企业报送的请求协调的法律纠纷案件涉及82家企业，涉案金额250亿元，涉案金额之大，涉案范围之广，令人震惊，引起国家高层的高度重视

。这些法律纠纷案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内部责任不清、制度不健全、监管失控、法律意识淡薄等，反映出企业在依法经营观念、风险防范意识和内部制度控制等方面普遍存在较大差距。国资委由此把“建立和完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加快提高运用法律手段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的能力”作为加强中央企业监管的切入点。也有类似通病。近几年公司每年涉诉金额近亿元，债权债务纠纷、劳资纠纷等各类诉讼案件每年有一百多起，这些案件处理是否得当对企业的经营业绩影响颇大。比如，一些项目部证据收集得当、索赔意识强，产生很大效益，据2004年公司经营管理分析会不完全统计，2003年工程签证及索赔增加值约占工程总结算收入的5～8％。又如，公司每年的资金清欠指标都在1亿元左右，落实起来涉及的法律问题都非常复杂，利用法律手段进行清欠有立竿见影之效。再如，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不但是投资性子公司效益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对上海公司的正常经营也造成一定的影响。还有，公司每年签订的合同所涉及金额达数十亿元之巨，特别是一些采购、分包合同，双方的主体地位是否合法有效，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明晰，条款是否公平合理，履约是否适当适时，对公司的经营成果都影响巨大。总的来说，上海公司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正在完善和探索过程中，对于如何强化法务工作的企业管理职能，各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很迫切，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本文试图结合自己的认识，就当前国内企业法务管理机制方面存在的普遍问题、所做的探索以及国际通行解决方案谈点看法，求证于方家。

一、建立专门法务机构，配备专职企业法律顾问是必然之路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人们一般常从宏观理解，但就微观而言，企业的依法经营对企业的发展也是据有根本性意义的。这一点，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加入WTO后政府以西方法治国家管理模式为取向的职能转变，其意义会更加明显。目前，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调整和规范。政府对企业的指导和管理，已经从过去的行政政策手段过渡到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企业与企业作为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只能靠合同法等民商法律进行调整和规范；企业内部各种关系，包括劳动关系、财务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等，都要依据劳动法、会计法、产品质量法、安全生产等法律来调整和规范。笔者认为，“依法经营”对企业而言包含以下几重含义：

一、过去企业主要靠“找市长”，现在主要靠“找市场”，而市场已逐步走上法治轨道，法律已经成为一种经营管理资源，被运用于企业经营管理始终，因此具有一定姆伤匮芾梅傻乃嘉砭滴瘢渤晌笠稻霾卟愫凸芾聿闳耸康囊恢直乇富局耙邓匮欢⒁蛭婕胺傻氖挛裨龆啵シā⑽ピ己捅晃シā⑽ピ记趾Φ幕峋退嬷龆啵笠得媪俚姆煞缦站驮嚼丛酱螅蝗⒁婪逗突夥煞缦眨て笠档暮戏ㄈㄒ嬗Φ绷榛钛≡穹晒ぞ撸⑼晟频钠笠捣ㄎ窆芾砘圃嚼丛奖匾?o:gt;

企业遇到的法律事务主要有合同管理、经营决策涉及的法律问题、企业规章制度的合法规范性问题、企业改制投资、企业登记、商标专利和商业秘密的利用保护、经营纠纷、劳资纠纷处理、安全质量事故处理、保险索赔等。企业法律事务绝不是仅仅“打打官司”，参与诉讼是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目前我国的法治大环境下，也是风险最大，成本最高的选择，最好的办法是让精通法律和企业经营管理的人员参与到企业决策和管理过程中，保证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经常处于有利的法律地位。这样才能把握主动权，防患于未然，一旦发生纠纷，企业也可把握有利时机，拟定有利策略，灵活选择协商、谈判、投诉、复议、仲裁、诉讼等多种途径，更为专业地化解风险。

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主要有诉讼风险和非诉损失。诉讼风险，也就是败诉和无意义胜诉，败诉的原因主要是缺乏证据，保留和收集证据材料应贯穿在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但如何使证据材料成为有利证据，是十分专业和经验性很强的工作，因此保留、收集和提交证据材料必须要有专业人员指导。无意义胜诉是指败诉方无财产可供执行或找根本不到被执行人，对于胜诉方而言，胜诉并无实际意义。非诉损失，一般是潜在的、间接的“机会损失”，企业有时可能没有意识到，但可能隐藏着更大的风险或损失。如企业被起诉，可能有败诉的诉讼风险，人们一般比较重视，愿意重金聘请律师参与诉讼，但在某种意义上讲，被告至少是“被认为占了便宜”，未被起诉很有可能是“

已经吃了亏”，因为获利者是不会提起诉讼的。如企业认为自身利益受损，一般选择非诉途径较为有利，中国有息讼、厌讼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制度缺陷，受害者“怕打管司”，非至无奈一般不愿意起诉，因此，善于操纵法律者往往依仗“法律技巧”能获得更大额外利益，使对法律不敏感者常常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非诉风险很大，但受害者往往还并不知晓。

我国企业的法务管理机制普遍是从90年代后期开始建立的，为数不多的大型企业雇佣自己的公司律师，但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养公司律师既不经济，也无效率，而且也很难让律师本人安心企业工作，因此，一般企业都“利用外脑”——以外聘律师兼为法律顾问。“外委”企业业务，尽可能利用社会资源，是目前流行的企业管理思路，有的甚至于将物流、财务等企业的主要业务也外包。其优点是可以减少企业资源占用，降低管理成本，也可以缓解企业资源不足压力。但外包是有前提的，外包委业务的特征是：

一、临散性业务，企业没必要雇用专职专业人员，如广告策划；

二、灵活性较小的规范流程，给定一个较为固定的工作程序和标准，就可以完成整个流程，如财务、物流、客户服务等。企业法务贯穿在整个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业务量较大，而且较为复杂，常常很难预测，所以并不适合外包，我国企业之所以走上外聘律师这条路，主要是当时法律人才严重不足和法制环境不佳等因素造成。以现在的眼光分析起来，外聘法律顾问的主要职责是提供法律咨询意见和代为诉讼，他们不可能较深参与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很难防范，因此常常充当“救火队”，“打官司”成为主要任务，企业也常常陷于纠纷和被动，不可能做到规避“法律陷阱”或争取更多权益，法律不但不能保护企业，反而经常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给企业带来巨大显性损失和不可估量的隐性的损失。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

一、企业法律事务由业务部门和下属单位多头管理，无专门法务部门统一把关，预测不到企业行为的法律风险，常使企业处于不利的法律地位。因为法律风险是无形的，对非法律专业人员而言，往往是出现纠纷时才想到去咨询法律顾问，缺乏必要的防范意识和手段，只能被动应付和补救。

二、法律没有成为一种经营手段，企业缺乏“法律是一种管理资源”的意识，法律顾问没有参与到企业的经营管理全过程。作为经营手段的法律与其他经营手段一样，你不利用它为自己服务，对手就会用它来对付你，纠纷自然会多些。

三、一般外聘律师不懂企业经营，提供的法律意见不一定完全适应企业实际，很难在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规避和化解法律风险。

四、律师受聘企业顾问往往是一种营销手段，其目的是争取其他的代理业务，如果遇到职业道德差的外聘律师，企业反而要增加额外的法律风险。目前，律师行业竞争激烈且不规范，律师“不忠于”被代理人的案例并不鲜见，实践中有很多纠纷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毕竟诉讼代理才是我国律师的主营业务。

国际通行的企业法务管理机制是企业设立专门法务机构，配备自己的专职法务人员，统一处理企业法律事务，如：参与重大经营决策、规范企业改组改制、健全企业规章制度、处理诉讼非诉讼事务、防范企业经营风险等。专职法务人员必须具有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由企业聘任并经注册机关注册，是企业领导人在法律方面的参谋和助手，其提供法律服务的宗旨是：以事先防范为主，事后补救为辅。其优点是：

一、法务人员属于企业内部管理人员，熟悉企业经营管理状况，其自身利益和声誉与企业利益和声誉密切相关；

二、从专业上看，他们是既懂法律、又有企业管理经验的复合型人才；

三、通过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将企业的法律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在我国，开始是一些“三资”企业采取这种国际通行的法务管理模式，后来随着原国家经委、体改委、司法部及其后的国家经贸委、中央组织部、中央企业工委、中央金融工委、人事部、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和一些省市等的积极推动和试点，这一模式逐步被各类企业普遍接受。“国家重点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试点是2002年7月在部分国家重点企业开展的，全国有1000多户企业参加。中央企业参加试点工作的73户企业一年多来没有发生因自身经营原因引发的重大法律纠纷。据抽样统计，试点期间，28家企业通过法律手段挽回损失约37．3亿元，避免损失约16．55亿元（《人民日报》2004年4月21日第二版）”。目前，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大都设立“法务部”，人才市场上法务专业人员已成为热门人才。

国资委成立以后，把完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做为完善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企业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应对WTO挑战的主要措施之一，强调要建立“两个机制”，即：建立防范投资风险的对出资人的法律监督机制，建立防范经营风险的所出资企业的内部法律监督机制；搞好“两个结合”，即：企业法制建设要与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维护出资人的合法权益结合起来，与依法维护所出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依法进行企业经营管理结合起来。2004年国资委出台《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作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的主要配套法规，其中规定：“国有独资和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的大型企业应当设置法律事务机构，中型企业应当配备企业法律顾问”。“大型企业可以设置总法律顾问。总法律顾问是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全面负责企业法律事务（比照“三总师”的作用设置）。”“企业设置企业法律事务机构的，在其机构内应当配备具有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的人员；未设置企业法律事务机构的，其聘用的专职独立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这些规定的立法精神是：

1、对于大型企业是否设置企业总法律顾问，是选择性规定，企业可以不设置；对于中型企业是否设置企业法务管理部门和配备具有执业资格的企业法律顾问，是肯定性规定，企业应当从其规定；对于独立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人员应否取得执业资格，是强制性规定，企业必须执行。）这一制度设计为国有企业建立和完善法务机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规范，企业微观上是积极利用还是消极应对，取决于自身的经营理念，若还象以前那样，等国家有关部门下来督促检查时再执行，恐怕是等不到了。

二、国有企业创新企业法律顾问机制的实务操作

根据国资委的有关精神，结合国内外企业的实践，笔者认为国有企业建立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具体操作：

1、准确定位法务部门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1）、法务部的性质、任务和工作原则。法务部是企业内部从事法律事务的职能部门。其应当遵循以下工作原则：A、自觉维护国家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依法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和其他出资人的合法权益；B、依法维护本企业的合法权益、为本企业服务原则，企业法律顾问不得担任本企业之外的法律事务兼职（有的国家法定禁止此种兼职）；C、法务部是企业领导的法律参谋，为企业领导决策提供法律咨询服务；D、法务部是企业的管理职能部门，对企业行为和员工职务行为负有合法性管理的责任。

（2）、法务部的职责。A协助企业领导人正确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对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提出法律意见。法务部应通过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活动，为决策提供可靠的法律分析论证报告，保证企业合法权益最大化，避免企业落入“法律陷阱”。B、参与起草、审核企业重要的规章制度。法务部参与起草、审核企业重要的规章制度，有利于企业规章制度的合法性，也有利于国家和有关管理部门赋予企业的权利在得以充分利用。C、管理企业合同，参加重大合同的谈判和起草工作。此项职责是法务部最主要的职责，日常工作量较大，也最重要。D、参与企业的合并、分立、破产、投资、租赁、资产转让、抵押担保、招投标及进行公司改建等涉及企业权益的重要经济活动，处理有关法律事务。E、负责办理企业工商登记以及商标、专利、商业秘密保护等有关法律事务。F、安排企业法律顾问或外聘律师参与企业的诉讼和非诉讼活动。

（3）、法务部的工作方式。A、参与会议、调研、文件起草，对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提供法律意见；B、参加合同谈判、审核、管理等，督促有关方面适时履约，确保企业利益最大化；C、根据工作需要查阅本企业有关文件、资料及财务报表、统计报表等，依法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情况、收集证据、提出意见；D、向企业有关方面和人员提供法律咨询服务，配合企业有关部门对职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2、健全法律纠纷防范和应变制度。健全企业法务工作急需完善以下几种工作制度：

（1）、法律论证制度。重大经营决策出台前应经过法律论证，由法务部出据法律意见书。

（2）、合同管理制度。签订合同应经过法务部的审核，重要合同应有企业法律顾问参与谈判和起草；法务部门应跟踪掌握合同的履行状况，督促各方面适当履约，对重要合同的关键“履约节点”要有评审程序。

（3）、企业资产权利变更审核制度。企业资产权利变更涉及到很多法律和政策问题，处理不当很容易带来法律风险。

（4）、企业商标、专利和商业秘密管理制度。企业应积极注册申报商标、专利，重视对企业无形资产的开发、经营和保护。对于企业商业秘密，目前虽没有专门适用法律，但还是可以得到一定的法律保护，关键是取决于企业自身是否采取了适当的保密措施，因此建立商业秘密保护制度，为员工设立严格的保密义务，可以有效防止员工出据不利于企业的证词，泄漏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和技术信息，从而维护企业经营管理的正常秩序。

3、逐步提高企业决策和管理骨干的法律经营管理水平。

(1)法务专业人才的培养与选拔。企业法务人才必须具有法学和企业管理诸方面的知识背景，我国学校目前的专业设置中还没有法律和企业管理相结合的综合专业，所以法律专业从业人员大都缺少企业管理知识，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普遍缺乏系统的法律，国务院有关部门在设计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时主要考虑的就是企业法律顾问从业人员应是法学和企管都懂的复合型人才。目前，企业法务人才培养极为紧迫，最好的途径是对一些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进行系统的法律专业培训。这里之所以要强调“系统的法律专业培训”，是因为法律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仅仅懂一些法律知识、看几部法律条文是不够的，只有经过系统的基础理论学习才可能培养起法律思维能力，才有可能为企业提供专业服务。

(2)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素养培育。目前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依据政策办事的习惯仍未改变，常常循规蹈矩，坐等上级精神，其实，加入WTO后，政府的管理职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以后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凡事都有“政策”、“精神”供企业执行，企业面临的更多的是法律选择而非执行政策，也就是说摆在企业面前现成的路不再存在了，企业决策层面临很多“如何防止被侵害”和“如何避免违法”的选择。我国法制尚不够健全，企业的法律选择空间相当的大，风险也相应地多，所以企业应提高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素养，积极培养和鼓励他们学法、懂法、用法，把法律作为一种资源充分用运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所谓法律素养，概括而言包括两方面，即：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和灵活运用法律的主动性。两者均不可缺，缺少前者，易使企业陷于被动，缺少后者，企业的潜在利益得不到保障；前者利于守――可以确保基本利益不被侵害，后者利于攻――可以争取更大范围的利益。这重素养应当成为企业经理人员的基本职业素养，否则再好的制度也不可确保万无一失。比如，企业员工有时提供的证词可能会不利于企业，如何规范员工作证较难把握，把握不当，要么可能侵犯员工言论自由权和阻碍履行作证义务，要么企业的商业秘密得不到保护，克服这种两难选择除了企业需采取适当的商业秘密保护措施外，还有赖于员工法律素养的提高。

上海十三冶建设的下一步战略目标是实现企业的创新提升式发展，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制度创新是关键，其中包括法务管理制度的创新。良好的法务管理制度对企业改变“广种薄收”、高产值低效益的局面意义重大，因为“低价中标，高价索赔”是工程建设行业流行的营销策略，而这一策略能否有效实施，关键取决于企业是否有良好的合同管理机制。随着，企业改革、改制的深入，企业产权结构设计、工商登记、债权债务处理、企业与股东和员工的关系处理、规范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等等一系列事务，都需要有企业法律顾问提供专业支持，都需要有良好的企业法务管理机制作为制度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讲，建立和完善企业法务管理制度，对上海十三冶今后的发展腾飞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四篇：完善企业法务管理机制 加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能力

完善企业法务管理机制加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能力

我国企业法制建设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发展仍然很不平衡，特别是国有企业在经营管理中还存在着许多法律漏洞和法律风险。国务院国资委在组建初期的半年中，收到中央企业报送的请求协调的法律纠纷案件涉及82家企业，涉案金额250亿元，涉案金额之大，涉案范围之广，令人震惊，引起国家高层的高度重视。这些法律纠纷案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内部责任不清、制度不健全、监管失控、法律意识淡薄等，反映出企业在依法经营观念、风险防范意识和内部制度控制等方面普遍存在较大差距。国资委由此把“建立和完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加快提高运用法律手段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的能力”作为加强中央企业监管的切入点。也有类似通病。近几年公司每年涉诉金额近亿元，债权债务纠纷、劳资纠纷等各类诉讼案件每年有一百多起，这些案件处理是否得当对企业的经营业绩影响颇大。比如，一些项目部证据收集得当、索赔意识强，产生很大效益，据2004年公司经营管理分析会不完全统计，2003年工程签证及索赔增加值约占工程总结算收入的5～8％。又如，公司每年的资金清欠指标都在1亿元左右，落实起来涉及的法律问题都非常复杂，利用法律手段进行清欠有立竿见影之效。再如，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不但是投资性子公司效益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对上海公司的正常经营也造成一定的影响。还有，公司每年签订的合同所涉及金额达数十亿元之巨，特别是一些采购、分包合同，双方的主体地位是否合法有效，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明晰，条款是否公平合理，履约是否适当适时，对公司的经营成果都影响巨大。总的来说，上海公司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正在完善和探索过程中，对于如何强化法务工作的企业管理职能，各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很迫切，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本文试图结合自己的认识，就当前国内企业法务管理机制方面存在的普遍问题、所做的探索以及国际通行解决方案谈点看法，求证于方家。

一、建立专门法务机构，配备专职企业法律顾问是必然之路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人们一般常从宏观理解，但就微观而言，企业的依法经营对企业的发展也是据有根本性意义的。这一点，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加入WTO后政府以西方法治国家管理模式为取向的职能转变，其意义会更加明显。目前，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调整和规范。政府对企业的指导和管理，已经从过去的行政政策手段过渡到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企业与企业作为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只能靠合同法等民商法律进行调整和规范；企业内部各种关系，包括劳动关系、财务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等，都要依据劳动法、会计法、产品质量法、安全生产等法律来调整和规范。笔者认为，“依法经营”对企业而言包含以下几重含义：

一、过去企业主要靠“找市长”，现在主要靠“找市场”，而市场已逐步走上法治轨道，法律已经成为一种经营管理资源，被运用于企业经营管理始终，因此具有一定姆伤匮芾梅傻乃嘉砭滴瘢渤晌笠稻霾卟愫凸芾聿闳耸康囊恢直乇富局耙邓匮欢⒁蛭婕胺傻氖挛裨龆啵シā⑽ピ己捅晃シā⑽ピ记趾Φ幕峋退嬷龆啵笠得媪俚姆煞缦站驮嚼丛酱螅蝗⒁婪逗突夥煞缦眨て笠档暮戏ㄈㄒ嬗Φ绷榛钛≡穹晒ぞ撸⑼晟频钠笠捣ㄎ窆芾砘圃嚼丛奖匾?o:p>

企业遇到的法律事务主要有合同管理、经营决策涉及的法律问题、企业规章制度的合法规范性问题、企业改制投资、企业登记、商标专利和商业秘密的利用保护、经营纠纷、劳资纠纷处理、安全质量事故处理、保险索赔等。企业法律事务绝不是仅仅“打打官司”，参与诉讼是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目前我国的法治大环境下，也是风险最大，成本最高的选择，最好的办法是让精通法律和企业经营管理的人员参与到企业决策和管理过程中，保证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经常处于有利的法律地位。这样才能把握主动权，防患于未然，一旦发生纠纷，企业也可把握有利时机，拟定有利策略，灵活选择协商、谈判、投诉、复议、仲裁、诉讼等多种途径，更为专业地化解风险。

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主要有诉讼风险和非诉损失。诉讼风险，也就是败诉和无意义胜诉，败诉的原因主要是缺乏证据，保留和收集证据材料应贯穿在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但如何使证据材料成为有利证据，是十分专业和经验性很强的工作，因此保留、收集和提交证据材料必须要有专业人员指导。无意义胜诉是指败诉方无财产可供执行或找根本不到被执行人，对于胜诉方而言，胜诉并无实际意义。非诉损失，一般是潜在的、间接的“机会损失”，企业有时可能没有意识到，但可能隐藏着更大的风险或损失。如企业被起诉，可能有败诉的诉讼风险，人们一般比较重视，愿意重金聘请律师参与诉讼，但在某种意义上讲，被告至少是“被认为占了便宜”，未被起诉很有可能是“已经吃了亏”，因为获利者是不会提起诉讼的。如企业认为自身利益受损，一般选择非诉途径较为有利，中国有息讼、厌讼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制度缺陷，受害者“怕打管司”，非至无奈一般不愿意起诉，因此，善于操纵法律者往往依仗“法律技巧”能获得更大额外利益，使对法律不敏感者常常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非诉风险很大，但受害者往往还并不知晓。

我国企业的法务管理机制普遍是从90年代后期开始建立的，为数不多的大型企业雇佣自己的公司律师，但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养公司律师既不经济，也无效率，而且也很难让律师本人安心企业工作，因此，一般企业都“利用外脑”——以外聘律师兼为法律顾问。“外委”企业业务，尽可能利用社会资源，是目前流行的企业管理思路，有的甚至于将物流、财务等企业的主要业务也外包。其优点是可以减少企业资源占用，降低管理成本，也可以缓解企业资源不足压力。但外包是有前提的，外包委业务的特征是：

一、临散性业务，企业没必要雇用专职专业人员，如广告策划；

二、灵活性较小的规范流程，给定一个较为固定的工作程序和标准，就可以完成整个流程，如财务、物流、客户服务等。企业法务贯穿在整个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业务量较大，而且较为复杂，常常很难预测，所以并不适合外包，我国企业之所以走上外聘律师这条路，主要是当时法律人才严重不足和法制环境不佳等因素造成。以现在的眼光分析起来，外聘法律顾问的主要职责是提供法律咨询意见和代为诉讼，他们不可能较深参与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对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很难防范，因此常常充当“救火队”，“打官司”成为主要任务，企业也常常陷于纠纷和被动，不可能做到规避“法律陷阱”或争取更多权益，法律不但不能保护企业，反而经常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给企业带来巨大显性损失和不可估量的隐性的损失。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

一、企业法律事务由业务部门和下属单位多头管理，无专门法务部门统一把关，预测不到企业行为的法律风险，常使企业处于不利的法律地位。因为法律风险是无形的，对非法律专业人员而言，往往是出现纠纷时才想到去咨询法律顾问，缺乏必要的防范意识和手段，只能被动应付和补救。

二、法律没有成为一种经营手段，企业缺乏“法律是一种管理资源”的意识，法律顾问没有参与到企业的经营管理全过程。作为经营手段的法律与其他经营手段一样，你不利用它为自己服务，对手就会用它来对付你，纠纷自然会多些。

三、一般外聘律师不懂企业经营，提供的法律意见不一定完全适应企业实际，很难在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规避和化解法律风险。

四、律师受聘企业顾问往往是一种营销手段，其目的是争取其他的代理业务，如果遇到职业道德差的外聘律师，企业反而要增加额外的法律风险。目前，律师行业竞争激烈且不规范，律师“不忠于”被代理人的案例并不鲜见，实践中有很多纠纷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毕竟诉讼代理才是我国律师的主营业务。

国际通行的企业法务管理机制是企业设立专门法务机构，配备自己的专职法务人员，统一处理企业法律事务，如：参与重大经营决策、规范企业改组改制、健全企业规章制度、处理诉讼非诉讼事务、防范企业经营风险等。专职法务人员必须具有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由企业聘任并经注册机关注册，是企业领导人在法律方面的参谋和助手，其提供法律服务的宗旨是：以事先防范为主，事后补救为辅。其优点是：

一、法务人员属于企业内部管理人员，熟悉企业经营管理状况，其自身利益和声誉与企业利益和声誉密切相关；

二、从专业上看，他们是既懂法律、又有企业管理经验的复合型人才；

三、通过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全过程，将企业的法律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在我国，开始是一些“三资”企业采取这种国际通行的法务管理模式，后来随着原国家经委、体改委、司法部及其后的国家经贸委、中央组织部、中央企业工委、中央金融工委、人事部、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和一些省市等的积极推动和试点，这一模式逐步被各类企业普遍接受。“国家重点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试点是2002年7月在部分国家重点企业开展的，全国有1000多户企业参加。中央企业参加试点工作的73户企业一年多来没有发生因自身经营原因引发的重大法律纠纷。据抽样统计，试点期间，28家企业通过法律手段挽回损失约37．3亿元，避免损失约16．55亿元（《人民日报》2004年4月21日第二版）”。目前，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大都设立“法务部”，人才市场上法务专业人员已成为热门人才。

国资委成立以后，把完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做为完善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企业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应对WTO挑战的主要措施之一，强调要建立“两个机制”，即：建立防范投资风险的对出资人的法律监督机制，建立防范经营风险的所出资企业的内部法律监督机制；搞好“两个结合”，即：企业法制建设要与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维护出资人的合法权益结合起来，与依法维护所出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依法进行企业经营管理结合起来。2004年国资委出台《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作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的主要配套法规，其中规定：“国有独资和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的大型企业应当设置法律事务机构，中型企业应当配备企业法律顾问”。“大型企业可以设置总法律顾问。总法律顾问是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全面负责企业法律事务（比照“三总师”的作用设置）。”“企业设置企业法律事务机构的，在其机构内应当配备具有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的人员；未设置企业法律事务机构的，其聘用的专职独立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这些规定的立法精神是：

1、对于大型企业是否设置企业总法律顾问，是选择性规定，企业可以不设置；对于中型企业是否设置企业法务管理部门和配备具有执业资格的企业法律顾问，是肯定性规定，企业应当从其规定；对于独立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人员应否取得执业资格，是强制性规定，企业必须执行。）这一制度设计为国有企业建立和完善法务机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规范，企业微观上是积极利用还是消极应对，取决于自身的经营理念，若还象以前那样，等国家有关部门下来督促检查时再执行，恐怕是等不到了。

二、国有企业创新企业法律顾问机制的实务操作

根据国资委的有关精神，结合国内外企业的实践，笔者认为国有企业建立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具体操作：

1、准确定位法务部门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1）、法务部的性质、任务和工作原则。法务部是企业内部从事法律事务的职能部门。其应当遵循以下工作原则：A、自觉维护国家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依法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和其他出资人的合法权益；B、依法维护本企业的合法权益、为本企业服务原则，企业法律顾问不得担任本

第五篇：论完善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制度（推荐）

[正文]：党和国家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描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时，提出四条标难。其中的第二条就是在未来的小康社会中，社会主义民主将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将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将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将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由此可见，社会主

义民主法制建设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公安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在2010年要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宏伟目标以后，公安部在《公安部关于加强公安法制建设的规定》中也提出了：“争取到2005年建成以人民警察法为主体，以公安刑事法规、治安法规、公安行政管理法规，公安组织人事法规、警务保障法规、监督法规、国际警务法规等为主要门类，由公安法律、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规章组成的比较完善的公安法规体系”的工作目标。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在日臻完善。正是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向前的发展进程中，我们还应当关注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因为，在全社会大力呼唤“依法治国”的今天，在我们反复强调依法从严治警的同时，却忽视了对维护人民警察的合法权益方面相关法律的完善工作。以2003年公安部重点立法项目为例：当年立法项目为26件，其中只有《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抚恤办法》这一项和人民警察的权益相关，而其他的法律法规都是规范人民警察的执法行为，也就是常说的“从严治警”，却忽略对人民警察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制度的完善。

一些公安战线上的老同志在谈及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的事情时，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在法制不健全的年代，侵害民警权益并不十分突出，而在法制日益走向健全的今天，却因为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的缺陷，使得人民警察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日益增多，为此有必要完善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制度”。倾听这些较为相似又颇为沉重的心声，作为一名学法和执法之人，我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思索，于是便有了今天的这个选题。

一、完善维护警察合法权益法律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一)完善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保障制度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从表面上看，把自己所要论述的论点和“依法治国”联系起来，似乎有些牵强，但只要仔细思索和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要看“依法治国”的内涵是什么?这里所说的“治”，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包括依法惩处各种犯罪行为，也包括维护每个公民的法律权利。提到依法惩处各种犯罪行为，人们就会立刻想到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警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十分重要的武装力量。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警察是指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依靠国家暴力强制手段，并运用公开的和某些特殊的手段，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机关。我国宪法赋予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依法犯罪活动”；其二是维护每个公民的法律权利，而人民警察也是血肉之躯，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也有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不能因为由“自然人”成为的警察就弱化了其“自然人”自身的合法权益。相反，正因为警察具有强制性、公正性、社会性、时效性和艰巨性等多方面的独特的职业特点，则更应该注重对人民警察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

其次，实行“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这个工程的建设中，约有160多万民警的人民公安队伍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由于民警执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不但使民警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害，而且还严重影响到公安队伍的执法形象和公安工作的正常开展。一方面，民警执法威信受损，弱化了公安机关打击职能。近年来，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民警在维护治安、打击犯罪过程中，震慑力有所减弱。犯罪份子听到“不许动，我是警察”这一标志性警示后，就地伏法的越来越少，更有甚者竟然回应“打的就是警察”，气焰十分嚣张。另一方面，民警工作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公安机关代表政府行使行政执法权，民警在依法行使职权的同时会不可避免地和群众发生摩擦，从而造成一些**事件。个别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将民警的“作为”与“不作为”行为一概而论。当其自身利益受损时，便把不满情绪发泄到民警身上，到处**告状，甚至一状多投。部分基层民警整天疲于应付行政、司法等部门的审查，分散了很多工作精力，有时还会导致正常的工作无法开展。由于民警自身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严重挫伤，致使一些同志产生了“不干没毛病，多干毛病多”、“因为工作受审查和处分实在不值得”等消极思

想。因而在工作中表现出畏首畏尾，工作不大胆，不敢积极、有效地行使法律赋予人民警察的合法职权。该开枪的不敢开枪，该抓的人不敢抓，该审查的不敢审查，该打处的不敢打处。从而导致了公安机关的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大打折扣，严重影响了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弱化了公安机关打击职能。

再次，实行“依法治国”，必须增强广大人民的法律意识。社会主

义法制是建立在人民自觉遵守和维**律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依法治国”的根本问题是提高人的法制观念。首先要有法，才能谈依法。所以说建立完善的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制度，和依法“从严治警”是相辅相承的，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由此可见，完善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制度和“依法治国”是一个统一的总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可以说完善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制度是“依法治国”的保障，“依法治国”是完善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制度的理论依据。

(二)现今社会中，公安民警的合法权益正在遭受多方面的不法侵害

1、人民警察的执法实践要求完善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制度

近年来，暴力抗法和暴力袭警案件日益增多，人民警察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只要我们常常翻阅报纸或者常听新闻，几乎天天都能看到或听到公安民警牺牲的消息。建国初期，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人民警察在十分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中同敌对分子、各类违法犯罪人员进行斗争，但是伤亡相对较少；在改革开放初期，公安机关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组织开展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打击处理了大批违法犯罪分子，由于犯罪分子慑于严打声威，暴力袭警现象不多，民警的伤亡仍然较少，(曾有一位民警仅靠一绳一铐，就将九名犯罪嫌疑人徒步压押到公安局的事例)。最近几年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进程不断加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日渐完善。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进一步深入，利益群体出现了多元化，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治安形势日趋复杂，暴力刑事犯罪愈加严重和增多，公安队伍面临着“天天有牺牲，时时有流血”的严峻事实。以无锡市公安局北塘分局为例，2001年查处袭警案件13起，处理侵害公安民警执法权益的不法分子19人；2002年以来此类案件发生36起，处理不法分子59名，攀升趋势十分明显。2002年震惊吉林市的“3．18”袭警案件就发生在我的身边，牺牲的公安部二级英模渠慎革和身负重伤的一等功臣董洪波就是我们丰满公安分局的同志。到现场后，当他们表明警察身份时，平均年龄只有18．7岁的三名犯罪嫌疑人，竟然公开持刀、枪拒捕，造成我们的同志一死一伤。以上的种种事例表明，在和平时期，在各种法律、法规日益健全的今天，人民警察是为公共利益牺牲最多的一个群体。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共有八干余名民警为因为民英勇牺牲，十几万民警因公负伤。特别是近几年来，民警伤亡的数量与日俱增，2001年和2002年均有443名民警因公捐躯，六干余名民警负伤，平均每天牺牲1．2人。残酷的斗争现实、血淋淋的案例提醒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的合法权益笼罩在时时都可能被非法侵害的巨大阴影之下，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而又亟待解决的课题。

2、侮辱、殴打、诬告、诬陷等侵害人民警察合法权益的案件屡屡发生。

据调查，一线执法的交警、巡警、外勤民警几乎每人都有过被侮辱、殴打或被诬告的经历。民警在执法中面对的不法分子，有些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背景。他们在没有走通“说情路”的时候，便开始通过诬告等手段来打击办案民警，阻碍执法行为的正常进行。公安机关的110报警服务台、监察、纪检和信访部门接受的百姓投诉中，有相当一部分投诉表明，有一部分投诉的老百姓并非都出于恶意，而是因为对有关法律法规不了解、不知道而对民警产生了误解和想法，对民警实施了诬告。当然也存在一些治安案件当事人和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出于泄私愤、本着“就是告不倒你，也要把你搞臭”的意图，对执法民警进行恶意的诬告和诬陷。河北省有一位民警在“扫黑除恶”斗争中，被告索贿3，000元，并被检察机关逮捕，最后经多方查证，子虚乌有，才得以洗清冤屈。“五条禁令”实施以来，老百姓都知道了公安机关加大了“从严治警”的力度。于是，有一些人只要民警纠正其违法行为时，就会打电话诬告执法民警是酒后执法。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一告，公安机关的督察部门等相关部门就会立刻介入，取证调查。轻则使用验酒器，重则拍血化验。就是你没喝酒，也让您紧张上一回。反正只是打电话的事，也不浪费什么，也没有什么责任可追究，象这样的事例很多。另外，由于公安机关内部管理的一些缺陷及少数民警素质相对较低，一些民警不能正确处理和领导、同事的关系。为了谋私利、泄私愤，他们便不惜诬告或陷害自己的“战友”，导致警察内部的诬告、陷害事件也时有发生。2001年，四jr[省南充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政委段俊升在办理一起特大贩毒团伙案件中，遭到报复，被诬陷有受贿、**及霸占吸毒女等问题。有些涉案的民警不惜使用暴力，威逼利诱吸毒女揭发段俊升所谓**的事实，南充市纪委对段俊升实施了“两规”。在被隔离审查期间，其禁毒大队政委职务被免去，家人经常接到恐吓电话和信件，儿子被挟持殴打致伤。后在四jr[省公安厅厅长的亲自批示和督办下，才成立了专案组，做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终于查清了事实，严惩了诬陷者。

3、来自各级检察机关的不合理干预及非法审查、关押等事件也时常有发生。

我国《宪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监督权。由于近年来受社会大气候的影响，检察机关的某些人员为了私利，经常无故地对公安民警进行非法审查、关押，致使民警的合法权益受到很大程度的侵害，而侵害后又大都不了了之。大多数民警及所在单位的领导都认为“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家权力大，今天这事告赢了，明天那事找后帐，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也就不得不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有少数想讨说法的同志，也都感到无处申冤，而受气吞声。例如，我市某检察院无任何法律手续将某分局派出所所长非法留置六天放回去后也无任何说法；某分局刑警大队五中队队长赵某涉嫌拘私枉法罪被捕，区检察院提出公诉，法院一审判赵某无罪，并当庭释放，刚走出法院大门，该区检察院又以抗诉为名，将赵某当场逮捕。还有少数检察官竟然充当黑势力的保护网，利用国家给予的权力来打击本应该是同志、战友的公安民警。如河南省南阳市检查院批捕处处长不但不批准对黑社会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进行逮捕，而且还先后刑拘和逮捕了两名打黑民警。据河南省公安机关民警介绍，类似南阳打黑民警遭到打击报复的情况很多。一些在打黑工作中负责专案的领导和民警，被检察院以陈年旧帐等各种理由在办案关键时刻拘捕，或者是秋后算帐。有的地区检察院的检察官甚至扬言：“公安局抓我一个，我就抓他十个；公安局搞倒我一个，我就搞倒他十个”，极大地破坏了本应当是相互配合、相互协助的关系，客观上给公安执法带来很大的干扰。

4、合法权益受到了不法侵害的主要原因就是法律的保障不力

分析上述的暴力袭警、暴力或非暴力抗拒执法，诬告诬陷民警等侵害人民警察正当合法权益的案件，原因有以下几项：

一是传统观念、舆论导向、媒体宣传的负面影响。我国在警察前面加上了“人民”二字，这在全世界也是独此一家，其用意就是要求我们民警要做人民的公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因为过于强调集体主义和无私奉献，才忽视了对警察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这种思想导致许多地方部门，乃至在公安机关内部都出现了脱离社会大环境的、左的观念和作法，认为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受到伤害是正常的职业风险，能干这行就要应该承担得起，使侵害民警权益案件得不到有效、及时的处理。

二是民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意识和能力不强，许多民警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知道，也不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一些民警心理素质、法律素质较差，遇到自身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首先是自己方寸已乱，不知如何是好；有的民警息事宁人，自认倒霉；有的民警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却又不知道应该采取何种方式，不知道用法律的哪条哪款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是来自日益复杂化的社会执法大环境的负面影响。当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物欲横流，使得公安机关的执法环境复杂、恶化。首先，社会普遍存在着浮躁心理。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矛盾日渐尖锐，有些矛盾政府又无力化解，导致一些群众心里极度浮躁，非常不稳定。在群众中，公安机关是政府的重要代表，是同群众接触最广泛的部门。在维护社会治安管理中还会涉及到群众的许多切身利益，因此极易成为群众的宣泄对象，导致侮辱、殴打和诬告诬陷人民警察的案件时有发生；其次，社会和群众的理解度、宽容度降低及正义心态失衡。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和治安案件，当事人的行为往往容易被广大群众接受和理解，甚至被支持。民警对这些事件和案件依法采取的强制手段及措施，却难以得到理解和宽容。当今社会，某些群众事事都从自己的私利出发，正义感普遍减弱，正义心态严重失衡。有这样一个事例足以说明问题：某地区的一个拥有2，000余名群众的村子，在一天深夜被11名歹徒连续洗劫，竟然没有一名群众(包括被害人在内)反抗和报警。还是这个村子，在抢劫团伙被打掉，六名匪徒被判处死刑的第二年，当五名民警查处一非法制造销售烟花爆竹窝点时，却遭到村里数百名群众的围攻，一名民警被打伤，警车被砸坏。如此鲜明的对比，原因何在?盖因亡命之徒与公安民警相比，殴打后者更安全，没有生命之虞!由此可见群众正义心态失衡之一斑；再次，“金钱万能思想”盛行。在一些人的眼中，钱可以通天，可以买通高官的干预、买动职能部门的保护。既然有钱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又怎么会把一个小小的公安民警放在眼里。经常有人对一线执法的民警叫嚣：“我认识某领导，明天就扒你的‘皮777，连民警的存在都会受到漠视，侮辱和打骂民警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对而言，以上三种观点比较全面的、合理地分析了人民警察合法权益屡遭侵害的原因，但我个人认为，这三个方面的原因究其根本，溯其源头，就是我国现有的法律对民警合法权益保障不力。在《人民警察法》和《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中，只对严重侵害公安民警人身安全的行为作出了处罚规定。而对一般的揪打、抓挠民警、撕坏民警衣服、警用标志，唾骂、侮辱民警，诬告民警等行为如何进行处罚，却没有法律规定，对违法的当事人和不法分子起不到强有力的震慑作用。特别是法律赋予人民警察的执法自卫权很小、执法自卫手段不足。与国际上通行的对警察执法遭受威胁时赋予警察强力自卫权的做法不同，我国着重于强调文明执法、规范执法，而对现场处警中遇到妨害公务的行为，没有赋予人民警察可以强力处置的法律权力。这就导致司法部门在认定和查处暴力抗法、暴力袭警行为人是否构成妨害公务罪时，在相当程度上会首先考虑执法民警的执法行为是否规范，首先注意的是被侵害的民警在执法方式上是否有过错，而不是看行为人是否对抗了国家的执法管理活动，把执法与抗法行为混淆在一起。由于立法滞后带来的法律空白，或是己出台法律的相关条文呈高度概括式，致使民警的执法活动得不到法律的有力保障，人民警察的合法权益屡屡遭受不法侵害。

二、我国现有法律在维护警察合法权益方面的缺陷及负面影响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第五章(警务保障)规定的过于模糊，缺乏具体性1995年2月28日，由第八届全国人大常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是确立我国警察法律制度的主体。它的立法目的，即立法宗旨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加强人民警察的队伍建设，从严治警，提高人民警察的素质，保证人民警察依法行使职权，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由此可见，人民警察的职责和权限，是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所赋予的。这种法定职权，赋予人民警察代表国家行使警察权，履行治安管理和惩治犯罪的职能，它集中体现了工人阶级、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因此，人民警察依法行使职权，理应得到全社会的组织和个人的支持。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形成了许多积极因素的同时，众多的消极因素也随之出现。不但人民警察所承担的治安管理和惩治犯罪的任务加重了，而且执行职务的难度也加大了。人民警察在日常的执法活动中，经常遇到暴力抗拒，以至直接威胁到了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同时，由于社会执法环境较差，金钱欲、权力欲的驱动力增大，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意识膨胀，致使人民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常常遇到来自外部的各种形式的干扰，影响了人民警察职能的正常行使，直接冲击了治安管理和打击犯罪的力度。相对“从严治警”而言，《人民警察法》关于警务保障方面的规定就显得有所不足了。《人民警察法》共有八章五十二条，而仅有第五章《警务保障》中的第35条(拒绝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才是给予人民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法律保障。这一条中也只有第一款(公然侮辱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是维护人民警察自身合法权益的，此款也有明显不足。此款规定并没有明确何谓“侮辱”及“侮辱”的具体形式，举例说：“撕扯警服和警衔等标志是否算是侮辱?”另外，对推搡和抓挠正在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的行为进行如何处理，也没有给予明确的规定。对这些十分常见的违法行为的处理，虽然可以归纳入本条第五款(有拒绝或者阻碍人民警察执法职务的其他行为的)，但对上述行为的处理也都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罚的。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也只能依照第十九条七款(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和第二十二条一款(殴打他人，造成轻微伤害的)及二十二条三款(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了)之规定进行处罚。通过相关法律的规定可以看出，在处罚的时，几种处罚都是将人民警察视为普通的“自然 人”，却忽视了人民警察在执法活动中所代表的是国家法律和国家机关

这一重要特征。试问，殴打正在执法的人民警察和殴打自然人的处罚标准相同，那么法律的尊严何在?法律的权威何在?即“无法可依”，又何言“违法必究”呢!可见作为公安法律体系的主体法一一《人民警察法》，在关于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方面的相关法律保障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这一不足严重影响了公安部门其他法律、法规的制定，特别是影响了公安立法工作者的立法思想。我们的立法思想一直都偏重于“从严治警”和依法打击犯罪、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等方面，常常忽略了对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方面的立法和现有相关法律的完善。从社会的发展及执法的现实环境来看，我们必须走出立法思想上的重“严治”轻“维权”这个怪圈。多年来，我们在公安工作中经常受到一些旧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的困扰，而这些束缚我们思想的旧框框突破不了的原因有很多。因此，公安工作和公安法制建设要取得进步，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自觉地把思想意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立法观念上要改革，旧理念的影响要破除。特别是公安法制建设，它的一切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围绕人民警察来开展，都要由人民警察通过执法来实践。所以一定要从“从严治警”和“从优待警”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入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使人民警察这一执法队伍既能够严明纪律，又能充分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的高概括性式规定，使其缺乏可操作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共有五章十条，其中第二章警械的使用包括二条；第三章武器的使用包括五条。其中可分为使用驱逐性警械的八种情形；使用约束性警械三种情形；使用武器的十五种紧急情形。单独对该条例进行分析并不直观，我们可以通过对下面的案例来进行分析：1998年10月13日凌晨，根据群众报警和指认，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分局刑警大队民警刘韧对三名持刀实施抢劫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时，犯罪嫌疑人吴某拔腿就跑，在被刘韧擒获后，仍挣扎着企图再次逃跑，被刘韧用手枪柄击打头部后，才安稳下来。刘韧将三名犯罪嫌疑人挡至警车旁边，正准备对其搜身时，吴某突然扑向刘韧，刘韧闪身后退一步，但还是被吴某死死地抱住了腿部。面对如此紧急情况，为确保武器、警械不被抢夺及自身安全不受威胁，同时还要防止另两名犯罪嫌疑人趁机暴力抗拒或逃脱，刘韧果断地按照《警察查辑战术教程》中的查缉方法，使用警棍对吴某进行击打，最终在群众的帮助下将三名犯罪嫌疑人彻底制服。其间愤怒的群众也对吴某施以拳脚，刘韧及时劝阻了个别群众的过激行为，并将三名犯罪嫌疑人送至辖区派出所。当发现吴某伤情严重时，立即将其送往院救治，后吴某因医治无效死亡。然而，刘韧却被死者吴某的家属告上法庭。2002年12月7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终审裁定维持一审原判：以滥用职权罪判处被告人刘韧有期徒刑2年、缓刑两年。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民警刘韧在依法执行公务时，并且是孤身一人面对三名持刀抢劫的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嫌疑人拒捕、脱逃、隐匿作案工具和阻挠、妨碍执行公务的情况下，按照查辑战术进行自我防卫和制服犯罪嫌疑人，有效地保护了群众的安全并一举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应属于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那么，刘韧为什么还被定罪判刑了呢?笔者认为：第一、刘韧是先用手枪柄击打了吴某的头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中规定的警械中没有手枪柄，严格按照该条例中的武器的定义，手枪应属于武器之类；第二、虽然刘韧没有开枪，只是使用了手枪柄进行打击，但吴某等人的行为却不属于应该使用武器的十五种紧急情形中的任何一种。试想一下，面对三名持刀抢劫的犯罪嫌疑人，刘韧不用手枪何以能控制住局面，制止犯罪，抓捕犯罪嫌疑人呢?手中握着枪，犯罪嫌疑人挣扎拒捕，刘韧在不能使用武器的情况下(指开枪射击)，不用枪柄击打犯罪嫌疑人，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当然最好的办法不一定是合法的，刘韧的行为是否合法，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中，找不到答案。

其次，吴某在被擒获后，仍然挣扎，妄图逃跑，这种行为应该属于拒捕行为，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没有规定拒捕时应该使用警械和武器。勉强可以靠上的一条就是第七条五款(以暴力方法抗拒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的)。提及此处，问题就又出现了，何谓“暴力”?它的具体形式又有哪些?吴某拒捕时的挣扎是否为暴利?高概括式的法律条文再一次让我们疑惑不解。

再次，在刘韧准备对犯罪嫌疑人搜查时，吴某反扑，并且抱住了刘韧的腿。此时，刘韧用警棍击打吴某是否合法?这个问题也只能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来衡量。对照再三，也只 有两条可以勉强靠上，第一还是上面提到的第七条五款，如果应用这一

条，同上的问题就又会出现一一“反扑和抱腿是否算是暴力?”第二就是第七条六款(袭击人民警察的)，参照这一款法条，让人再次难判断的是“反扑和抱腿是否算是袭击行为?”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当时的紧急情形，一个手拿枪支和警棍的警察，被一个犯罪嫌疑人死死地抱住了腿，而在他面前还有两名犯罪嫌疑人，并且都是刚刚持刀实施抢劫的犯罪嫌疑人，他的处境是何等危险。如果不果断地进行处理就有可能付出血的乃至生命的代价。更何况，一但武器被夺流失于外，其隐患无穷啊!但是，法律不容许推测和假想，因此说：刘韧是败在了高概括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上，败在了还不完善的法律保障上。如果刘韧负伤或是牺牲了(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暴力”行为也就明确了，“袭警”也就形成了，他也就不会被定罪判刑了，但是他有可能伤残或是死亡，为什么我们总是需要用流血和牺牲来换来警醒和思考呢?从这个角度说：刘韧还健康地活着应该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的不足之处给民警带来的负面影响，使战斗在生与死第一线的民警怕使用枪支和警械。以至于在和犯罪分子短兵相接时，顾虑重重，宁愿用血肉之躯和一身赤胆、两只拳头迎战手持刀枪的早已丧失人性的犯罪分子。个别单位甚至刀枪入库，导致发生了很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流血牺牲，而犯罪分子却越发肆无忌惮。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缺少对打击暴力抗法、暴力袭誓犯罪行为的相应规定

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民警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比较适用的刑罚罪名有以下几种：第一是妨碍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第二是故意杀人罪；第三是故意伤害罪；第四是诬告陷害罪；第五是侮辱罪、诽谤罪等。虽然现行《刑法》规定只要实施暴力抗法就可以构成妨碍公务罪，但在司法实践中，除要求有暴力、威胁行为外，还要求必须“造成严重后果”才给予定罪处罚。这种以结果来判断罪与非罪的做法，使得大量应当定罪处罚的暴力抗法行为作为一般的违法、违规行为对待。暴力抗法妨碍公务的行为往往不是单独实施的，大都是行为人在实施偷盗、抢劫、伤害等犯罪后为逃避抓捕而暴力抗法。但对这类暴力抗法行为，如果未造成执法民警重伤或者死亡，司法实践中仅作为前罪的一个从重情节的处罚，妨碍公务罪与其他罪行数罪并罚的很少。如果行为人的暴力行为造成了执法民警重伤或因重伤导致死亡的结果，甚至故意杀害执法民警的，应按牵连犯的处理原则，以重罪吸收轻罪，按故意伤害(重伤)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量开lj。

另外，行为人如果未采用暴力或威胁方法，而是用其他方法干扰执法民警执行职务(例如：谩骂、吵闹行为)，虽然对执行法定职务行为有一定程度的妨害，但不能构成犯罪。对上述行为相关法律解释规定：可以进行批评教育，或进行治安管理处罚，其情节恶劣者，则可能构成侮辱罪或其他犯罪。

以上法律规定都没有充分地考虑到人民警察的职业特点及特殊的执法环境，如果将暴力抗法、暴力袭警行为和一般普通的伤害、杀人案件一样，得到类似的刑事评价，就无法突出暴力抗法和暴力袭警犯罪的本质特征和危害，有损于法律的尊严。不仅不能有效地维护人民警察的合法权益，而义不能很好地发挥刑罚本身应有的震慑和预防作用。《刑法》作为国家基本法律之一，它的立法思想直接指导着和它相关的部门法律的制定与完善。马克思主义认为，刑法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为维护其政治、经济上的统治，以国家的名义规定什么行为是犯罪，并应处以什么样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我国刑法第一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公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这是我国《刑法》制定的宗旨和根据。由此可以看出，承担打击违法犯罪职责的人民警察是《刑法》的主要实施主体之一。《刑法》关于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的法律规定是否完善，对《刑法》是否能够有力实施有着极大的影响。

三、完善维护警察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制度的具体措施

(一)转变立法观念，加强关于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方面的立法工作

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是新时期公安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对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予以正确的认识，才能有力地转变观念，把加强关于维护警察合法权益保障的立法工作做的更好。

首先摆正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与公安机关特殊工作性质的关系一公安机关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是具有刑事执法和行政执法双重职能的执法部门。这一特殊工作性质决定了公安工作必将站在打击违法犯罪的第一线。近年来各级公安机关在警力匮乏、经费短缺、装备落后的条件下艰苦的工作着。广大公安民警超负荷工作，积极投身各种战役和专项行动中，身心极度疲惫。在这种严峻的现实条件下，我们感到只有有效地保护自己，才能更好地行使职责，打击犯罪，“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不能再发生了。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只有更好地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使广大民警在充分行使职权的同时，免受不法侵害，进而增强公安机关的行政执法权威和打击力度。其次，要走出“从优待警”就是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的误区，进一步明确维权和“从优待警”的关系。民警维权是贯彻“从优待警”方针的重要表现形式，但是“优警”指的是对民警政治上的关心、精神上的鼓励、工作上的帮助、业务上的培训和生活上的体恤等，而“维权”则是以政策法规为依据，以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成立相应的机构和建立相关的运行机制为手段，确保人民警察的合法权益免遭不法侵害。再次，要将“维权”与“从严治警”有机地结合起来。工作中只讲“维权”不讲“严治”，容易导致民警的宗旨意识淡薄、奉献意识弱化，少数民警可能会有恃无恐、放松要求、甚至违法乱纪，也就会出现公权过大而侵害私权的现象。所以在“维权”的同时，一定要建立相关监督和制约机制“从严治警”，也就是说：“维权”不是为了“包庇护短”，而是要维护的人民警察合法的、正当的权益。

(二)在《刑法》中加入“袭警罪”，为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奠定重要基础

是否应在刑法中增加“袭警罪”，我国法学界曾有过争论，据悉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这种声音认为，公权过大，不利于公民的私权。其实大可不必为公权过大而担心。一方面，我们可以用完善有效的机制对公权进行监督和制约，严格要求拥有公权的执法行为人依法办事；另一方面，给违规者以严厉的处罚，以此强化和督导人民警察依法按章行使权力。从而教育提高人民警察的各方面素质，提高对公权的认识和使用能力。更何况，公权和私权并非是对立者，多大的公权都是保护私权和服务于私权的。还有的人反对增设“袭警罪”的理由是认为执法的权威应靠文明执法、严格执法来树立。应该说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俗话说：“打铁还须自身硬”。文明、严格的执法一定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认同，会很大程度地减少一些妨碍公务及侮辱、诽谤、诬告的事件发生。但是对于暴力抗法和暴力袭警的行为，文明、严格的执法不会产生多大的作用。绝大多数暴力抗法和袭警的行为人都负案在身或是说负重(要)案在身，这些人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敢于公然暴力抗法和暴力袭警，就已经暴露了凶残的本质，就已经站在了法律和人民的对立面，再文明、再公正、再严格的执法形象对他们来说，都早已视而不见。

笔者认为，在《刑法》中单列“袭警罪”，可体现警务活动与其他公务活动的区别，将有助于加大打击袭击警务人员、暴力抗拒执法活动的力度，保障民警的自身权益。同时，也提高了公安机关和民警执法的权威，为民警的正常执法活动营造了良好的执法环境，有效地震慑各类违法犯罪分子。大多数民警认为，若在国家基本法一一《刑法》中增设“袭警罪”，可以说是莫定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的法律基础。不但体现了“法”的规范作用，而且将公安民警的职业特性和“自然人”的权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对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人民警察特别是一线执法民警的士气。

(三)弥补现行法律在维护警察合法权益方面的不足，制定专门法律保护警察合法权益

1、《人民警察法》是公安法规体系的主体，只有在《人民警察法》中增设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的章节，将该法警务保障章节中关于对人民警察在执法活动中进行人格侮辱及人身侵害的相关处罚规定提捡出来，并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形成独立的章节。直接明确人民警察在执法活动中，是代表国家机关和国家法律，其合法权益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按照相关法律对侵害人民警察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处理时，应当予以从重处罚。也就是在《人民警察法》中，要明确地告知社会：人民警察在履行职能时，他不再是一个“自然人”，而是国家法律、法规的执行者，是执法主体。在明知是人民警察的情况下依旧侮辱或者暴力袭击，无疑就是公然藐视国家法律，此类行为必然要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惩。另外，要参考国际上通行的对警察执法遇到威胁时，赋予警察强力自卫权的做法，在《人民警察法》中，明确赋予人民警察更大的自卫权。如：美国警察执法具有绝对权威，美国相关法律规定警察执行公务时，任何与其身体上接触都视为违法，警察有权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向对方采取行动。

《人民警察法》的立法精神及法律规定是否完善，对于公安部门法规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如果《人民警察法》都不能把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作为公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那么势必会影响关于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其他法规的立法工作和对现有相关法规的完善工作。

2、《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制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正确使用警械和武器，及时有效地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法律赋予人民警察的特殊权力，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人民警察的自身安全；另一方面又是为了规范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的行为，避免滥用权力，侵害公民的人身安全。现有的《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规定并没有与实际情况结合、细化，可操作性不强。应将《警察查辑战术教程》中的相关内容和《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之规定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之规定在各种具体情况下都具有可操作性，让人民警察在使用强制手段时有据可查、有法可依。这样更有利于保护公民、公私财产和人民警察自身的安全，同时也有利于对犯罪行为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警察查辑战术教程》是一部实战能力十分有效的教材，它分解且细化了人民警察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如何使用警械和武器或是其他器械。但是，尽管如此，教材终究是教材，它并不属于法的范畴，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纵然，全国公安民警都在遵照其执行，然而在执行的时候必须和现有的成文法律相结合，也就是说运用教程中的方法就有如行走在法律的边缘，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打着“擦边球”，如有不慎，就会重蹈“刘韧”的覆辙。将《警察查辑战术教程》与《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相结合，使得《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更加细化、完善，也使教材中的合理且实用的行为具有法律效力，从而弥补《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的不足。

3、认真分析暴力抗法和暴力袭击案件及其他侵害人民警察合法权益案件(如：侮辱、诽谤、诬告和诬陷等)的特点，紧密遵循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立法精神，在《刑法》和《人民警察法》得以更加完善的同时，在其基础上，制定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的专门性法律，这必将成为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的最有效的途径。

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要学会用法治的理念来思考问题、研究问题，于是便有了以上关于“完善维护人民警察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制度”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