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情况(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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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情况

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情况

“>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情况2007-02-02 21:56:06

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和深化,以减轻农民负担为首要目标的农村新型税费制度正在建立过程中,以税费改革为契机的新的分配制度正在逐步完善。取消农业税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举措,为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制度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是税费改革这样的重大制度变迁,涉及面广,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特点。因此要巩固税费改革成果,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为了了解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民负担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深入基层,在黔西县的大关镇和绿化乡

以及毕节市的朱昌镇走访乡镇政府和农户,对有关问题展开了实地调查,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一、取消农业税是深得民心的重要举措

农业税是我国延续多年的制度,历史上曾是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农民,压迫农民的重要工具。新中国建立以后,农业税对建立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税制度存在着很多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制约。尤其是一些地方,借收农业税费之机,大兴农村“三乱”之风,加重农民负担,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为此,中央在关键时刻决定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从制度建设着手,彻底消除农民负担问题。经过农村税费改

革前一阶段的工作,农民负担得到了减轻。我们在调查中,乡镇政府和农民都反映在税费改革前一阶段的工作过后,没有乱收费的行为发生,遏制住了以前的农村“三乱”行为。这说明,制度建设富有成效。农民普遍反映,税改过后,他们向政府交的钱比以前少了很多,确实获得了实惠。而且不用担心干部上门催款催粮了,心里踏实了许多,能够专心做地里的农活了。农民群众打心眼拥护和支持中央的税费改革政策。很多农民听说今年取消农业税的政策之后更是欢欣鼓舞,他们当即表示要安心干好农活,一心一意发展生产,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自己创造幸福生活。乡镇干部也表示,取消农业税之后,他们将更加集中精力关注于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农民服务的工作,过去那种因为催缴农业税费而紧张的干群关系必将进一步得到缓解和发展,工作上将更加投入。所以,取消农业税的政策不仅得到了农民群众的一致拥护和支持,而且受到了广大基

层干部的积极响应。在调查中我们深切感受到取消农业税政策确实给农民的生产和基层的工作增添了新的希望和活力,农村中积蓄已久的生产力正在逐步得到释放,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后劲很足,农业和农村经济正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

二、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民负担问题仍然存在

通过我们的调查了解,应该说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负担现象已经基本不存在,但是农业和农村中所表现出的一些问题还是反映了三农问题的很多共性。税费改革前,农民负担主要表现就是“三乱”导致的农民不满意以及由此导致的基层干群关系紧张和政府以及部门与农民之间的冲突。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和农业税的取消,伴随着过去那种向农民伸手为主要表现的农民负担现象的消失,新形势下农民负担就是表现为目前农民对很多问题依然存在疑虑甚至不满意。一是对市场价格的变化,农民的

反映非常敏感。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今年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农产品价格的下滑和农资价格的上涨。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今年初开始农产品价格持续下滑,以干辣椒为例,去年价格曾达到元斤,一些农民把家里的干辣椒存放起来,以期今年卖一个好价钱,但是今年价格不仅大幅度下跌,而且一直在低位徘徊,价格仅为元斤,很多农民叫苦不迭。此外,生猪价格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三分之一,上半年农民收入增长的确受到了农产品价格下跌的严重影响。与此相对应的是,今年农用物资价格涨幅较大,以尿素为例,去年多元的价格上涨到了多元,上涨了三分之一。这一降一升令农民大感困惑,很多农民对今年市场的变化猝不及防,蒙受了损失。上涨最厉害的是煤炭,与以前相比,涨了倍,今年烤烟生产的成本将因此大幅度上涨。市场价格的变化对于我区这样的贫困地区来说,相对于发达地区影响更为严重,因为我区农民收入本来就

不高,尤其是现金收入更低,对价格变动非常敏感。另外,农资价格上涨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还引发了其他问题,比如煤炭价格上涨的局面如果再发展下去,部分农户就只有回到烧柴的时代了,到那个时候,上山砍柴将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区脆弱的生态又将面临考验。因此,市场价格的变化是我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在新形势下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很多农民希望政府能够干预市场,稳定物价。二是承包土地政策和法律还有待落实。农村税费改革前一阶段的工作结束之后,随着农民负担的逐步减轻,农村承包土地在转包、征用、权属等方面的问题正逐步成为农村的热点问题。在这次调查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绿化乡小海子村三组农户王发齐的部分承包土地被村组占用修建村组公路,没有获得补偿,该村的另一位农户谢开红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他们对此很不满意。朱昌镇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过程中涉及

到对被占地农户进行补偿的时候,也引发了一些矛盾。另外,朱昌镇与比邻的千溪乡还存在土地权属争议,曾一度引发两地村民冲突,好在被两地政府及时制止,是当地政府难以处理和解决的一个热点。三是农村税费改革前一阶段工作结束后,农村公益事业缺乏资金来源。在朱昌镇宋伍村,当地村委会为了修建田间便道和桥梁,向当地群众每人收取了元的建设费,工程完工后没有向群众公开,群众有意见。四是在朱昌镇宋伍村,部分群众反映已经公布过的农业税减免款没有兑现,而且存在救济款物分配不公的现象,该得到救济的没有得到,不该得到救济的得到了。五是宋伍村群众反映,在农网改造过程中,他们交钱改造过后,旧变压器不知去向,对此部分群众还有疑虑。六是在没有实行农网改造的地方,电费仍然很高,群众用电负担依然很重。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调研过程中农民和基层政府反映的主要难点和热点问

题,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的确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负担有很大的区别。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负担是集中反映在政府或者部门“伸手要钱”导致了农民的不满,这是传统意义上农民负担最重要的表象。我们此次调研发现的这些问题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负担现象相比,存在着同样一个表象,那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仅仅是政府或者部门“伸手要钱”)导致了农民对政府的意见或者期待。我们可以据此判断:农民负担问题并不因为税费改革前一阶段工作和取消农业税政策的出台就消失,相反,农民负担问题是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表现形式更加复杂,这个现象值得各级党委和政府给予关注。

三、正确认识农民负担问题,处理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

农民负担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通过调查我们可以看出,影响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因素

有很多,既有市场的也有政策的。我们其实很难完全理清楚到底哪些应该归咎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决策,哪些归咎于政府决策。但是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中出现问题后往往把责任归咎于政府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现象的成因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也与计划体制长期形成的“万能政府”息息相关。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政府确实对区域内经济发展负有责任。我们不能以改革的滞后或者市场的变化莫测推卸自身责任。

(一)农村税费改革前一阶段工作以及取消农业税过后,农民负担问题仍然存在。

农村税费改革前一阶段工作过后,部分地方和部分领导确实产生了麻痹和松懈,认为税费改革通过建立新的制度,封堵了农村“三乱”体制漏洞,农民负担问题已经解决。这次我们省出台的取消农业税政策更加强化了这种心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我们在这次调研过程中所看到的问题却不是这样,正如前面说 的一样,政府仍然对农村中的各种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农民负担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根本缓解,而且表现形式更加复杂化,监管难度更大,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仍然任重道远。同时,我们在这次调研中虽然没有发现农村“三乱”现象;但是据我们通过了解,在其他地方,向农民身手要钱已经改头换面悄然出现了;所以,减轻农民负担的“四项制度”必须坚持,并且要经常化,制度化。

(二)为基层松绑,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保证

财政体制改革滞后是农民负担问题的重要根源,我们现行的财政体制仍然是计划体制下的“吃饭财政、建设财政”,还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在这种体制下,基层政府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财税指标疲于奔命,催钱催粮成为了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导致了基层政府一方面缺乏足够的资金完成本职工作,另一方面引发了与农民的利益冲突,进一步导致了农民对政府的不

满情绪,基层干群关系紧张。在这次调研中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在大关镇,当地政府财力相对充足,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他们开展各种扶持农业生产的工作,农民群众得到了实惠。在朱昌镇,由于当地政府财力紧张,连正常的办公经费都很困难,也就很难挤出经费用于支持农业生产。前面说过,当地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引发的一些问题就与此有关,本来镇政府为了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支持农业生产的发展,通过上级部门争取到了资金用于基本农田建设。但是对于建设中的沟渠占地,上级并没有配套相应资金,当地政府又没有足够财力进行补偿,这就难免造成农民的不满情绪。所以,我们必须看到的是,政府要落实各项方针政策,完成好本质工作,充分发挥政府职能,是需要足够的财力来支撑的。现行制度下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倒挂确实是基层政府正常开展工作的重要制约,取消农业税后,部分此前以农业税为主要财政来源的乡镇必然更加

感到财力紧张。所以,上级政府要从制度上和数量上提供基层政权正常运转的财力保障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保证。

(三)转变政府职能,切实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措施

土地承包权和集体资产的收益权等权益是农民的重要合法权益,直接关系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其他行业的收益。这些权益是否按照政策和法律得到落实是农民收入的重要制约,关系到农民是不是增收,农业是不是增效等重大问题。在这次调研中我们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存在欠缺。重要表现就是土地承包工作还有待完善,土地承包的各项法律和政策还有待落实。绿化乡小海子村的情况就是这样,据我们了解,这个村在修建通村道路的过程中没有按照规定办理承包土地的变更手续,农民的合法权益就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监督。不仅导致了农民的不满,而且为以后的纠纷和冲突埋下了隐患,既制约了被占

地农户增收,又不利于当地的社会稳定。朱昌镇与千溪乡的土地权属争议说明了上级政府部门的确没有切实履行好相关职能。朱昌镇农网改造过程中变压器的归属也反映了这个问题,旧变压器的产权归属本应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是这种界定在实际工作中是非常缺乏的。在这里尤其要说明的是,计划体制时期我们形成的一个观念应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相应进行调整:计划体制时期,我们在利益分配上总是强调牺牲个人利益来保证集体利益,这种观念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确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市场条件下,更加强调的是公平交易。中央反复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无不与此关系密切。因此,我们在未来的工作中必须注重以土地承包权的界定、仲裁以及集体资产的登记和监管等为代表的产权保护工作,做好了这些工作就是保护了农民权益,就是增加了农民收入,就是减轻了农民负担。

(四)搞好村民自治,建立基层减

轻农民负担的制度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农村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可以保障群众的知情权,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乡村事务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农村税费改革前一阶段工作结束后,农村公益事业建设资金的缺乏是一个大问题,各地普遍反映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农业部门出台了相关办法。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这些行政措施还有不足的地方,还存在监管困难等问题。各地在建设农村公益事业的过程中往往不按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又不履行有关程序,导致一些矛盾和问题。例如朱昌镇宋伍村的例子,修建田间便道和桥梁本来是为了大家着想,而且事情也办了,但是由于没有按照相关程序办事,结果反而引发了群众的不满情绪。该村在办理民政救济手续和农业税减免过程中也缺乏透明度,导致了群众的意见。在实际工作中,乡村事务非常繁杂,情况千差万别,政府很难一一理清其中 的是非。这就导致了乡村事务难办、难管更难断。所以,切实落实村民自制制度,让农民自己管理自己,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是弥补农村公益事业不足,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举措。

通过这次调研,我们总的感觉就是减轻农民负担工作面临着新形势和很多新问题,总结起来就是不管什么工作都必须让农民满意,只要农民对政府的工作满意了,说明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就是富有成效的。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要以取消农业税政策的出台为契机,继承过去工作中好的传统和作风,转变工作思路,迎接挑战。

第二篇:县取消农业税后的调查报告

**县属**市最北端的山区县,是国家级的贫困县,24个乡镇、188个村。2005年全部免征农业税,农民基本上无负担,但村级债务已成为广大群众关心、各级领导关注、基层干部焦虑的一个突出问题。化解村级债务是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措施,刻不容缓。探索化解村级债务的途径与对策,已成为农经工作的当务之急。

一、村级债权债务状况。据调查,全县村社1985年以前的积累作为生产底垫划给农户长期使用。1986年至今的新积累(提取公益金、公积金)一是被乡镇政府借支挪用;二是农户欠缴。空壳村较为普遍。村级债权320万元属农户历欠款。债务384万元,涉及130个村,占村总数69,村债务最高的12万元。村级债务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是农村不稳定的隐患。

二、村级债务形成的原因:一是税费收缴“上清下不清”。近来年,乡镇税费收取都是由驻村干部和村干部包干负责,在完成时间和金额方面实行严格的考核,且与年终奖金挂钩。因此每年一到缴款截止时间,驻村干部和村干部不得不借款、贷款为尚未缴款的农户垫交,这样形成村级债务220万元。二是兴办公益事业,如村级公路、村办公室、兴办学校、“普九”、人畜饮水等项目建设借款形成村级债务120万元。三是支付村干补助形成村级债务45万元。根据乡镇调查情况,修建村办公室和“两基普实”乡镇资金缺口相当大,各乡镇全面实施这些项目,将形成较大的新一轮村级债务,从而增重农民负担。

三、化解村级债务的对策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化解村级债务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量大、乡镇要成立领导小组。由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任领导小组组长,抽调乡镇财政所、农经站的工作人员组成。在化解村级债务过程中,首先各乡镇选择1个村作试点,其次在开展试点的基础上再制定化债实施方案,最后在各村全面推开。

(二)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化解村级债务是涉及广大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坚持民主、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才能顺利推行。一是要相信群众,把政策交给农民;二是在债权债务清理核实时,每个村都要成立村民代表参加的核查小组,依靠农民进行清理,清查结果要经过村民主理财小组和村民代表的逐笔核对、审查,并将审查的结果公布,农民有异议和反映突出的问题,要进一步调查核实;三是在制定化债措施时,要符合村实际和农民的意愿,认真征求群众意见,得到农民的认可,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四是在实施清收过程中,对农民税费尾欠实施减免的,一定要经过村民代表评议,得到大多数群众认可后才能进行减免。

(三)严格执行政策、规范操作。化解村级债务工作政策性强,各地在开展化债工作时一定要严格把握政策。一是对税费改革前的农民税费尾欠要登记造册暂停清收(即2001年12月31日前),税费改革后农民新欠缴的农业税及附加,凡不符合减免条件的要依法逐步清收,在清收税费欠款过程中注意工作方法,严防涉农恶性案件的发生;二是严禁超越农民的承受能力的突击清欠;三是杜绝加重或变相加重农民负担行为;四是禁止擅自立项筹资还债,不得平摊村级债务;五是不得收回农民承包地抵债;六是强化村级收费管理,严格执行筹资筹劳的管理规定,不准超限额筹资,不准强行以资代劳。在消化村级债务工作过程中,要严格按照“一清理、三核实、三公示、两核定、一锁定、再化解”的程序进行。“一清理”就是全面清理村级财务;“三核实”就是全面清理核实村级债权、债务和集体资产。“三公示”就是在清理前将村级财务进行第一次公示,清理后进行第二次公示,根据第二次公示情况和群众的反馈意见对帐目进行核对、调整,并将结果进行第三次公示。“两核定”就是债权债务公示后,经债权债务人确认,分别签订《村级债务核定书》、《村级债权核定书》。“一锁定”就是建立村级债权债务台帐,全面锁定村级债务,切实控制债务增长,并逐村签订《债务锁定化解责任书》。“再化解”就是利用可行措施,实现3至5年基本化解村级债务的目标。

(四)建立制度、规范管理。加强财务管理是防止新增债务的有效手段,各乡镇要按照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帐目。**乡村分散偏远幅员面积大,交通、通讯不便,经济业务量发生少,且村帐应村管,乡镇加强监督,确保不发新增债务。

(五)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各村在化债工作中首先要制订化债方案,其次要针对不同村情采取不同的化债措施。可采用财务清理化债,划转债务降债,削减高息减债,清收债权还债,债权债务抵冲化债,盘活存量资产、资源还债,发展村级经济化债,落实减负政策清债,以及其它可被群众接受且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措施化债。

(六)争取项目、国家扶持。对于贫困山区因修村级公路、人畜饮水、“两基普实”等原因形成的债务。要根据不同情况,镇、乡财政应积极

采取向上争取项目资金的办法,帮助村级化解债务。

(七)兴办事业、量力而行。**县虽然扶贫验收合格,但是农民整体收入水平还不高,地区之间、农民之间收入差距大,贫困农民比例不小,农民总体还是比较贫困,经济承受能力很弱小。乡村公益事业国家补助有限,乡镇政府无财力支持,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有限且实施困难。因此乡村公益事业发展

要分轻重缓急安排发展。让农民修养生息,积极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构建农村和谐社会。

第三篇:关于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工作的调查报告

取消农业税是党中央、国务院贯彻落实1号文件精神、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重大举措,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这一新政策的贯彻落实,给农村基层工作带来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最近,我室组织人员对全县农村基层工作现状作了一番调查,总的感觉到取消农业税后基层各项工作运行较好,但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需引起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取消农业税给农村基层工作带来了可喜变化

取消农业税作为我国农村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对农村基层工作极具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调研过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这项改革给农村基层工作带来的可喜变化。

一是干群矛盾得到有效缓解。过去,农业税征收是基层干部的一项中心工作。由于现阶段农民群众收入普遍较低,自觉纳税能力有限,且少数群众依法纳税意识淡薄,使开展这项工作具有较大的难度。多年来,尽管基层干部绞尽脑汁,采取了许多措施,想了许多办法,但部分群众拖欠、拒缴农业税的现象仍然较为突出。农业税的存在一度成为农村工作的“老大难”问题,既影响了干群关系,又损害了政府形象。随着农业税的取消,这一“老大难”问题也随之迎刃而解,干群关系得到有效缓解,政府形象得到有效维护。据县信访局统计,今年以来,该局共接待涉农上访32起,比去年同期减少9起,下降22%。宝田乡党委书记徐华军反映,农业税取消后,由于农民群众实现了“零负担”,并且还享受种粮补贴,从而极大地缓解了基层干群矛盾。坪宝公路自开工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阻工事件。坪村镇五星村六组曾维绍老人告诉我们,现在的干部到村里不再是收钱要粮了,而是给群众出谋划策,帮助致富,与群众的关系亲近多了。

二是经济工作得到进一步强化。过去,乡镇干部很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农业税征收工作中,导致抓经济建设的力度不够,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取消农业税后,广大基层干部从过去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成效十分明显。一是服务功能明显增强。各乡镇党委、政府根据新形势的变化,紧紧围绕农民增收的目标,把为农服务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服务质量明显提高。坪村镇成立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心”,实行“农户+协会+客户”的运作模式,大力发展订单农业。通过中心的运作,该镇的农业生产势头强劲,西瓜、柑桔、草莓、枇杷、梨、袖珍菇等特色农产品成为农民增收的新渠道。二是产业开发力度加大。各乡镇党委、政府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加大产业开发力度,地方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广坪镇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凸显石材资源丰富优势,投资50余万元进行石材深加工,产品畅销全国各地。三是基地建设蓬勃发展。各乡镇党委、政府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大力加强各类产业基地建设。蒲稳乡党委书记、乡长分别投资XX元,到村上办烤烟生产示范点,带动了该乡烤烟基地的快速发展,生产面积比去年翻了两番。炮团、蒲稳、宝田等乡镇依托资源优势,建立了5000亩贤胜植物油原料基地。

三是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取消农业税打破了原有体制运行模式对新形势的束缚,我县以此为契机,积极推进取消农业税后的配套改革。县农税部门着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扎实开展了“村财乡(镇)管”和“零户统管”工作,进一步加强了村组和乡镇机关的财务管理。朗江镇积极推进站所管理改革,在原来的基础上,对站所人员实行以上级拨付资金缴纳养老保险,以服务农村发展求生存的体制,不仅解决了站所人员的后顾之忧,而且促进了站所工作的效能化建设。

四是服务职能逐步转换。各基层组织积极转换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职能转变,较好地适应了取消农业税后基层工作的需要。一是大力发展公益事业。据统计,今年以来乡(镇)一级共投资3600余万元兴办公益事业,村(组)一级共投资1600余万元兴办公益事业。仅坪村镇五星村就多渠道投资5万余元,兴修村林区公路、组级公路各一条,小型桥梁一座,为农村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二是深入搞好政策宣传。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着力提高群众掌握、执行政策的能力。若水、高椅、金子岩等乡镇一改过去管理事务为搞好服务,纷纷组织干部下到村组开展政策宣传和科技服务,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

二、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工作面临的一些新问题

在调查中,我们也看到取消农业税后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直接影响到农村基层工作的有效开展。

(一)改革难深化。目前我县正在着手推进基层财政体制改革,包括“村财乡管”和“零户统管”,由于村级欠帐过多等方面的原因,影响了这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据调查,全县有22%的村在基层金融机构有债务,担心设立帐户后仅有的一些资金被用于偿还债务,难以保证正常运转,目前仍有很大一部分村实行报帐制。同时,村级组织报帐使用的票据难统一、难规范也是影响村级财务改革的瓶颈。

(二)实事难兴办。我县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时规定,村级兴办集体公益事业实行“一事一议”制度,但这一制度在具体实践中遇到了一些实际困难。一是缺乏群众基础。在一些偏远、经济落后的乡村,群众认为“一事一议”制度名义上是给自己民主权利,实际上是要群众出劳出资,因此对“一事一议”制度不热心。二是资金矛盾突出。一方面,近年来农村经济发展速度不快,农民增收缓慢,生活较为困难,集体公益事业实行“一事一议”制度,出劳出资超出了农民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另一方面,每人每年15元的负担标准,对于需要投入数万元甚至更多资金的公益事业,也显得杯水车薪。三是审批程序繁琐。“一事一议”需先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报请乡镇人民政府审查,再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如果哪一级不被批准,村民议定的事情就难以实施。实事难兴办,使基层组织和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难以提高。

(三)债务难化解。由于基金会贷款、“普九”欠帐、农业税垫付、经济实体亏损等历史原因,给乡镇、村级形成了一定的债务。仅我县25个乡镇债务就高达5041万元,平均200余万元,90%以上的村级为负债运行。取消农业税前,乡镇、村两级还可通过统筹提留等渠道来化解这些债务,债权人也感到有希望。取消农业税后,其尾欠实行挂帐处理,加之现行的财政体制,使很多乡镇财政成为“吃饭财政”,甚至为“讨饭财政”。基层财政实力较差,只是尽力保运转,更不用讲偿还债务和发展公益事业,甚至可能引发债务纠纷,形成新的债务危机。同时,村支两委换届选举后,债务的连续性也将成为新的矛盾。

(四)政策难落实。主要是种粮补贴政策难落实,具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农田实际面积大于计税面积。为降低税费负担,农民和基层组织在灾欠减免中多报受灾农田面积,新增和恢复性农田没有申报税赋,使得农田实际面积大于计税面积。据调查,我县50%的乡村存在这一现象,累计超过计税面积8%左右。由于这方面的误差,使得基层在落实补贴政策时难以实现平衡,将成为引发农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诱因。另一方面,公益事业占用农田没有得到补偿。上世纪50至60年代,我县大搞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减免占用农田税赋,国家和财政以农业税返还等方式予以补偿。现取消农业税后,因公益事业占用农田的补偿何去何从也成为政策难落实的一个突出问题。

三、取消农业税后要进一步强化农村基层工作

取消农业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基层组织深化体制改革的重大机遇期。理性思考新形势下的农村基层工作,我们认为要突出优化“四权”。

一是要突出优化人权,进一步加大对基层干部的管理力度,不断提高执政能力。要健全培训机制,着力提高综合素质。在培训机制的促动下,基层干部要通过加强经济科技知识学习,做群众致富的带头人;通过强化政策法规知识学习, 做农村工作的明白人。当前,要突出加强“三级联创”、公务员“四个一”等素质工程建设,着力提高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夯实服务基础。要健全激励机制,大力倡导干事创业。可在基层组织中实行工作业绩与工资挂钩的激励机制,把财政拨付的乡镇干部工资,国家转移支付的村干部工资分为基础工资、岗位工资和奖励工资,奖励工资的比例可适当大一些,结合年终考核评估,奖惩兑现,真正实现奖优罚劣。要改革用人机制,畅通用人渠道。坚持重民意选干部,凭实绩用干部,把适应农村新形势发展要求的复合型人才选拔到基层领导岗位。遵循的原则以“唯贤”用人,重“实绩”用人,凭“专长”用人。在民主选举过程中,要采取“两个结合”的办法,即民主推荐与平时测评相结合,与组织考察相结合。

二是要突出优化事权,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加快农村各项事业发展。农村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善于理清头绪,找准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工作的切入点,就是要主攻工作重点,实现新的突破。要突出发展经济。基层组织要加大基础性产业的研究和培育力度,研发出一批效益好、前景广、门槛低的基础性产业,尽可能地吸引农民参与开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如当前我县发展较好的蚕桑、楠竹、中药材等,就是一批好的基础性产业群。要加大农民的转移力度,通过加快小城镇建设,搞好劳务输出等办法,引导农民从事和发展二、三产业,科学、合理地将农民从土地上分流和转移出来。要加大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力度,通过大力推广“支部+协会+农户”、“订单农业”等经济模式,发展高效农业。要加大典型培植力度,通过发挥典型在发展中的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农村经济发展。同时,也要大力倡导基层干部办点示范,加强引导。要努力搞好文明创建。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从最实际的利益与最朴素的情感出发,对国家的认同感进一步增强。农村基层组织要以此为契机,在农村和群众中深入开展文明创建活动,通过创建活动进一步激发农民群众的创建热情。要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牢固树立“社会要发展,稳定是关键”的大局意识,进一步增强维稳工作的责任感,为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保驾护航。要始终保持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通过严打整治活动,进一步增强农民群众的安全感。要加大不稳定因素的排查力度,将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要着力健全突发性事件的应急预案,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三是要突出优化财

第四篇:取消农业税后中国农村的治理状况

取消农业税后中国农村的治理状况

田雨露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税费时期,农村工作主要由乡镇政府负责管理,乡镇政府是一个全责政府,它包揽了一切,什么都管。后税费时期,乡镇虽然也管理农村工作,但管理工作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使乡镇工作由一个全责政府转变成了“难为政府”。

取消农业税后的农村工作现状

1、取消农业税后的财政分税制,乡镇失去了公共服务的职能

乡镇财政是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预算。在后税费时期,特别是农业乡镇,它们的本级财政收入几乎为零。财政经费主要是上级安排,乡镇没有可以安排的本级经费,财政只是一个报账制的单位,从职权上削弱了乡镇的权力。乡镇的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建设也只能由上级的安排来做,上级对乡镇小项目的公益事业建设是不可能做到的。在税费时期,乡镇政府有农业税减免款和提留款,可以预算安排公益事业建设,如农田基本建设、乡镇道路、桥梁、街道硬化、乡镇便道等。乡镇每年预算公益事业建设经费,并由人代会确立公益事业的建设项目。现在,乡镇财政没有这些收入,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也就丧失了,乡镇政府很难为群众提供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的建设,由从前的“全责政府”转变为“难为政府”。

2、乡镇干部难以面对人民群众

乡镇干部是低层次的公务员,他们同样是为人民做事公仆。面对群众的困难和公益事业建设的瘫痪,乡镇干部都十分揪心,个别心急的干部还明确表态,一定尽早为群众办好这些公益事业,让群众放心。一回到政府,才知道财政没有这笔预算,他们的表态成为了一句空话。长此以往,他们在村干部和群众中就失去信任和威信,进而对下一届的选举和进升都造成新的不利因素。因而害怕下村,不敢下村,怕面对群众。这样一来,我们的干部就同群众失去了交流和联系,从而脱离了人民。另一方面,一些乡镇干部也习惯了表态,没有依法治乡的理念,还没有从“全责政府”转移到“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上来,工作全凭个人的主观情感去做,不了解财政的现状和预决算报告,也不去了解。对工作没有指导方向,把握不住原则,这也是乡镇干部中十分普遍的现象。

3、后税费时期,乡镇失去了部分社会管理职能

在税费时代,乡镇是什么都管,如计划生育、收粮收款、播种收割、灭犬防疫、栽桑养蚕、抓贼防盗、群众纠纷、毒鱼电鱼、溪河污染等等。现在这些社会管理工作,乡镇不知从何做起,就拿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工作也成了天下第一假了。一方面,群众对计划生育有了普遍的认识,生育二胎三胎的人少了。另一方面,计划生育的内部运作,需要必要的管理经费,在乡镇财政没有经费预算安排的情况下,乡镇政府也不得不睁只眼闭眼。对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个别群众怀孕放任不管,以保证经费来源。对于农业生产,因一家一户的自由农业,农民完全按自己的意图种植和生产,乡镇对农业的管理已不知从何下手。对于抓贼防盗、群众纠纷、毒鱼电鱼、溪河污染等社会事务工作又推给派出所和法院。因而现在的乡镇干部处处处于“难为”和“无为”的尴尬的境界。

4、招商引资成为了农业乡镇经济发展工作的一个神话

经济发展本是乡镇的一大职能,但大多数乡镇只把招商引资作为发展本地经济的唯一工作。从现象上来看,乡镇是在为本地经济发展而努力工作。其实,乡镇招商引资大多是欺骗上级的晃子。作为乡镇,特别是农业乡镇。在市、区没有规划工业园区的地方,乡镇是没有权力征占土地的,仅这一点招商引资岂不空谈。别外,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大国,不是什么企业都能引得来、安得下。还要受交通、环境、地形、地貌、能源等的限制。结果各镇都在招商引资,届届都在招商引资,把工作时间花在了招商引资的考察、学习上,个别乡镇还敢想敢干,以各种名目侵占农民的耕地。实质上是以招商引资为名进行公费旅游,破坏和侵占农民耕地的做法。招商引资成为乡镇的一大神话,同时也是最能体现乡镇政绩的一件工作,也能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同。因而乡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上级的考核,仅仅体现在统计上。多年来,从临近农业乡镇的情况来看,都没有一个乡镇引进什么企业。农业的发展水平还仅仅保持在87年的水平上徘徊。在没有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和新体制的情况下,农业的更高发展是不可能的。各乡镇的经济发展水平,扣除物价因素,农业产值是没有较大增长的。

后税费时代乡镇怎样走出“难为政府”这一困境

1、增强乡镇职能,进一步合乡并镇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一方面,乡镇(特别是农业乡镇)不收税费后,没有了收入来源,乡镇财政成为了一个报账制的出纳单位,失去了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预算的前提条件。从而削弱了乡镇的公共服务和管理的职能。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进一步合乡并镇,增强乡镇职能和权限,让有限的资金相对集中,增强乡财财力,实现一级财政一级预算。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农业乡镇的投入,真正实现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政策,给农业乡镇留有一定的财力空间,实现一级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能。

2、调整区划结构,合理配置资源

从现在的区划结构来看,分不清农业区县和工业区县。工业区县在搞工业、在招商引资,而农业区县也在搞工业,也在招商引资,甚至农业乡镇也在招商引资,大有全盘工业化之势。他们(农业乡镇)把招商引资作为他们经济发展和政绩考核的唯一思路,忽略了作为一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主要原因是,各省市没有硬性规划工、农业发展的区域。各地方政府为了抓政绩,把经济指标作为了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因而,纯农业的乡镇走入了这一工作误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再进行一次区域规划,合理配置资源,明确农业乡镇必须以农为主,充分发挥农业乡镇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职能,大力扶持农业乡镇的发展。

将工业乡镇和农业乡镇的考核条件区别开来。这更是走规模农业的前提基础。

3、从具体工作上乡镇怎样走出“难为政府”

总的来讲,人民需要我们做的,才是我们的根本职责任和任务。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又该怎样做呢。如农民卖菜难,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农民修建沼气池,农业新技术推广,群众邻里矛盾,田边土角纷争,打井治水,防洪抗灾,村干部在职几十年,离任后无生活保障和无生产技能、贫困农户和贫困党员的扶贫和养老,不孝子女的教育等问题。农民需要我们提供帮助,这些事我们现在做得很少,除了以上讲的怕接触群众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从农民的需求出发,没有把农民需要我们做的当作我们的根本任务。进而行成农民抗旱而无水、堰沟失修而断流。江河湖泊毒鱼、电鱼而人管;溪河、湖泊污染而无人问,清泉之流成污水之源,蚊蝇生长之地。市霸、车霸独享国家资源,阻止外来车辆载客,独霸一方,严重超载危及人民安全而无人问津;强盗横行霸道,发现后,竟与民抗横,人民常惊惶于强盗进屋,报之而无人理之现状。不孝子孙不尽赡养义务,致使老人留篱失所,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而无人管理的现象。解决好这些事,乡镇政府也就不再“难为”和“无为”了。

第五篇:取消农业税后的乡镇财政危机及其对策

取消农业税后的乡镇财政困境及对策

摘要:中央取消农业税后,乡镇财政,特别是以农业为的主地区的乡镇财政将更加困难,这严重影响了乡镇的公共服务水平和政府的有效运转,所以乡镇财政困境急需解决。本文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针对造成现行县乡财政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县乡财政;困境;农业税

一、问题背景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今年起,除烟叶外,取消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这项政策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9亿农民的关爱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各地农民为之欢欣鼓舞。废除几千年来的农业税制传统,从根本上破解了“黄宗羲定律”,对此,社会各界都曾予以高度评价。然而东边日出西边雨,取消农业税后却使本已处在窘境的广大乡镇财政更加捉襟见肘。如何解决乡镇政府财政困难,已经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1999年,农村税费改革从安徽省开始试点。自那时起,乡镇财政的常规收入一般是由3部分组成:一是由财政局收取的农业税费部分,这部分以农业税为主体;二是地税收入,包括地方工商税收和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三是国税收入(增值税)留存部分,一般占国税收入的1/4。在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区县,税费改革后的农业税一般占当地财政收入的30%以上,有的甚至可以达到70%-80%。据了解,有的地区农业税收入直接并入乡财政,有的地区则是上缴县财政后再根据实际需要返还乡里。对于农业为主的地区和中西部贫困地区来说,地税和国税收入所占比重是很低的,所以取消农业税对当地财政的影响比较大。根据当时的调查资料显示,2001年皖北濉溪县祁集镇农业税收入343万元,地税和国税收入只20万元,合计财政收入363万元1。同样的例子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存在。应该说,减免农业税对乡镇财政,特别是对中西部地区那些主要以农业为主的乡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由于这种乡镇财政收入过分依赖农业税,导致了取消农业税后,许多乡镇出现的农村社区内的道路修建、河沟整治、水利建设、五保供养等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突出,甚至有的乡镇还出现了“断炊”的现象。2所以说取消农业税后的乡镇财政危机已经到了异常严重的地步,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下面作者将从几点分析造成乡镇财政危机的原因,以为我们更好的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二、问题原因

1、乡镇财政危机发生的的根本原因在于乡镇公共管理体制本身。这个体制的深刻矛盾在于:一方面是传统农业和农民对公共品的低水平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产值”巨大而效率低下的政府对公共品的供应。这种供需间的不平衡 才是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如果说上级政府对乡镇财政危机要负责任,那也不是上级政府抽取了资金,而是它维持着乡镇的不合理的公共管理体制。这种公共管理体制使得由于农业剩余和农民收入低下,“农民对公共品的需求很少会表现为货币化的需求”,即农民“买”不起现代意义上的公共产品,同时,政府又超量“生产”公共产品,并强“卖”给农民;结果一方面使得农民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又使得县乡政府在和农民进行公共产品的交易过程中处于“亏损”状态;这就是国家取消农业税后乡村治理和乡镇财政危机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

2、当前的乡镇财政体制和政府运作机制是导致乡镇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据统计,全国县乡两级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70%,但是县乡财力却仅占全国地方财力的40%。省级财政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由1994年的16.8%上升到2000年的28.8%4。这说明省级财政集中的收入速度过快,但是省级财政、地市级财政对县乡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明显不足。1994年我国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较好地促进和完善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体制,独立的乡镇财政和“承包式”财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调动了乡镇的积极性。但是这一体制在不同地区所发挥的功效却大不一样,在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发达地区,由于蓬勃增长的非农产业,这一体制有助于积聚财力。但农业为主的乡镇,由于财政支出远远高于财政收入,并且有限财力的分配更容易受权力所支配,这就必然使得这些地区的财政为短缺型财政,甚至由“吃饭型”财政变为“讨饭型”财政。另一方面,由于分税制,上级政府往往从自身角度出发,将自身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部分或全部转移到乡镇。如义务教育、民兵训练、计划生育等纯公共产品应当由国家或省级政府提供,却通过层层转移,最后由乡镇承担。乡镇无力承担,就只好转移到农民头上。而未履行自身应有职责的上级组织却又堂而皇之地下来督查乡镇不许增加农民负担。据统计,我国县乡两级的财政收入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1%,而县乡两级财政供养人员却约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71%。5经济基础本身就十分薄弱的乡镇背负着如此重担,如何能不是“吃饭财政”甚至“讨饭财政”?

3、农村经济发展不景气,乡镇经济基础较差是导致当下乡镇财政危机的又一基本原因。由于没有支撑能力较强的企业,已有的乡镇企业近两年又进入发展低谷,新增的个体私营经济尚未能充分发挥效益,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影响财政收入目标的实现。没有形成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农业发展规划问题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近年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低潮期,农村的金融体制缺陷导致的农村资金供需矛盾突出,农产品的市场流通体制适应市场化的能力差,农民土地制度不完善影响农民积极性的有效发挥等综合性因素的影响,使得农民陷入了增收缓慢、收入水平增幅不大的困境。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长期稳定快速发展,这是乡镇财政危机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解决办法和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分析,笔者将在下文有针对性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来提出相应对策:

1、改变乡村治理模式,增加监督力度、缩小政府规模、完善乡镇公共管理体制和政府运作机制,提高政府运营效率,走好“节流”第一步。传统的乡村公共管理体制不仅使得农民负担过重,更重要的是直接导致了政府在和农民进行公共产品的交易过程中的“亏损”状态;这是国家取消农业税后乡村治理和县乡财政危机问题的根本原因。所以改变现行的公共管理体制势在必行。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公共品供需平衡的乡村治理结构。在现阶段,乡村公共品的供应必须要依靠乡村社会内部的非货币化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在政治上便是乡村社会的高度自治。在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品中,只有少量的公共品交易采用货币化的形式,而且其中的一部分还要免费供应。农民只对一些具有“俱乐部”性质的公共品(例如教育、医疗),找到经济的付费方式支付货币。6在这个基本思路下,我们要改变一味地希冀政府的财政支持这种不现实的做法,对政府财政的“等、靠、要”必将延缓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步伐。我们吸引农民和其它社会成员参与到某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来,将一些公共产品改由民间提供或转化为私人产品,形成乡村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农民适当缴费以及民间主体的市场供给多元供给格局,将有助于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失衡问题。作者以为,“后农业税”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最关键的问题是“明晰公共设施的产权”,保护私人资本的产权收益和居民合法私产。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乡村治理主体才能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最终拥有独立和有效的决策权,也才能真正“财为民所用”。具体来说我们要把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和推动乡村民间组织的发展这两项工作结合起来。努力打造一种货币化的公共品交易的社区合作机制,使得乡镇一级社区将成为农民进行公共品交易的基本平台。当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乡镇一级自治政府的行政经费要由上级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解决。在这个基础上大力推动乡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开拓农村公共事务方面志愿者活动的空间。大量的公共事务在民间组织那里也可以得到处理。民间组织不需要农民纳税;其领导职位常常能吸引志愿者充任。民间组织活动越是广泛深入,政府活动的成本就越少。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致力于政府运作机制的改革和完善,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缩小政府规模、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尝试实行委托服务制,减少县级政府在乡镇一级所设立的垂直控制、上下对应的机构,把县政府服务农业的公共活动通过委托的办法交给乡镇自治政府和民间组织办理同时将经费划拨给承办机构。现在 “七站八所”的上级单位大多可以用这个办法实现自己的工作目标,而不必设立专门的机构。如果县级机构没有经费给农民提供服务,宁可撤销也不能在乡镇设立一个机构用收费的办法养活自己。将那些不承担公共服务职能乡镇机构推向市场,由农民在市场上用这种“准货币”购买服务,促成有关组织的竞争。

2、建立乡村公共财政体制,规范地方财力分配关系,走好“节流”第二步,同时开始“开源”的第一步工作。现行的中央的转移支付主要是为了填补税费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政空洞,但实际上,乡镇财政的支出要远远大于以农业税为主的财政收入,而这个落差部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覆盖到。而且据了解,目前国务院并未对因免征农业税和取消农业特产税后的具体转移支付比例作出具体规定,因此一些省份转移支付的金额要视中央转移支付的比例来定。总的来说,现行转移支付对于缓解乡村两级的财政困难是杯水车薪。所以我们应该在分税制的整体框架下,进一步改进现行的税收返还、定额补助、专项补助及专项拨款等形式的转移支付办法,建立健全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为目标,以标准收入、支出作为分配基础,严格按编制和费用定额来确定个人经费,安事业发展任务和标准确定公用费用,按项目和目标确定事业发展专项经费,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和公正性。把与财政预算内资金分庭抗礼的预算外资金切实管起来,做到预算内外收入一个径口,管理一个渠道,支出一个漏斗。将原来的全额预算、差额预算和自收自支三种预算管理模式,一律改为不分预算内外,统一预算,统一编制,统一管理。同时中央应该尽快审慎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减轻地方财政风险,这就要从政策和制度层面上来加以解决:这主要应该包括对于财政周转金的死账,呆账的核销处理政策、粮食政策性亏损县级财政无力弥补部分的核销处理政策、农村不良化债务化解政策,以保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按照财权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的界定地方各级的收支范围,确保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和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按照谁出政策谁拿钱的原则,避免“上级出政策,下级拿票子”。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关系,把财力多留给基层,特别是针对我国的基本国情,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比例不能搞“一刀切”,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区别对待。对于中西部的农村,中央应该提高税收返还比例,调整增值税共享比例。在新旧体制交替运行的过程中,中央应该重新核定基数,取消税收指令性计划,从考虑地方教育、科技、文化、基础设施等社会公益性事业建设着眼,给予地方更多的财力支持,加大地方对这方面的投入。从而建立起现代的县乡公共财政体制,不但有利于提高公共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而且对于扩大乡镇的公共财政的来源大有益处,既是“节流”的基础,又是“开源”的保障。

3、发展农村经济,从而大力扩大税源,做好“开源”的基础工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实施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虽然宏观意义和长远意义重大,但给县、乡经济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县、乡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少影响。关闭“五小”企业,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草),使原来作为中西部大部分县、乡经济发展支柱和主要财源的资源型乡镇企业纷纷停产、关闭。在传统经济增长点消失或弱化,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这些地区的财源增长出现了“断档”,财政收入增长开始出现徘徊甚至下降的情况。8所以说发展农村经济是县乡财政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当前的县乡财政大多是“吃饭”财政,没有多少动机投入经济建设,现在的农村的资金供求矛盾非常突出,行对县以下的贷款逐渐萎缩,因此要发展农村经济,一定要加大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国家的金融政策应该考虑到县乡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采取综合措施,多方面筹集支持农业、直接向农户贷款资金;探讨建立农民贷款担保体系,分散农民贷款风险。国家要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建立一个由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金融等多样化的金融机构组成的、相互竞争又各有特色的、具有内在互补功能的农村金融体系,以满足农民不同的金融需求,同时要确保县级以上的各级政府要通过必要的财政支持(如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等来帮助贫困县乡走出困境。我们政府要进一步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市场化步伐,具体来说要努力打破以往的国家在进出口的贸易体制上的一家垄断的局面,制定市场准入政策,开展市场竞争,促进农场品市场的繁荣。积极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农民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分散经营,势单力薄面临着进入市场难和保护自身利益难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政府确定一个明确的政策导向来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势在必行,当然在发展合作化经济组织时,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维护农户经营主体和财产主体的利益,不搞土地和财产“归大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坚持进入和推出自由不搞强迫命令;坚持“民办、民管、民利”,不搞行政干预。9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明确界定土地承包权的性质,推动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转。通过以上分析我们部难看出现行的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许多障碍,农村经济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在上述的几个方面认真落实,才能真正为农村经济的发展繁荣和乡镇财政困境的根本解决提供物质基础和保证。

四、结论

现行的乡村治理,由于财政严重不足,已经出现了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各方面的足够重视,我们政府部门更应该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来寻找问题解决的途径和方法,从而为我们农村的繁荣和稳定以及国家稳定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李芃.乡镇新政:破解财政危局(两会聚焦)[N],国际金融报.2005年03月07日,第三版

2彭兴庭.农业税取消后农村公共产品如何供给[N],大众日报.2005年12月30日,第三版

3党国英.论取消农业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J],税务研究.2005年第6期

4韩俊.县乡财政危机的影响与治理[J],中国发展研究.2004年1月

5程晖.快有快的难处[N],中国经济导报.2004年12月17日,第四版.6党国英.论取消农业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J],税务研究.2005年第

7付光明等.解剖“七所八站”资金流向[J],县市领导内参.2004年

8刘乐山 何炼成.取消农业税后的县乡财政困难问题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05年3月

9韩俊.农业、农村经济新发展阶段的体制创新[M],载《中国发展2003》.2004年1月

附注:本文首刊于经济类核心期刊《乡镇经济》2006年第7期,后被《中国学术论坛》、《三农中国》等网站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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