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北京历史博物馆时期的展览研究
北京历史博物馆时期的展览研究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北平重新更名为北京，并确定为首都。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历史博物馆随之改名为“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1950年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颁发“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印信；1951年3月，文化部文物局明确指示历史博物馆为“中国历史性质的博物馆”；6月21日，文物局下发文件《所报你馆启用新印日期及印模准予备查由》，“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更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
展览是博物馆的核心业务工作，其他方面如社教、宣传、研究等均需围绕展览来制定相应的计划和落实相关的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馆藏品日渐丰富，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展陈体系也开始逐步确立。20世纪50年代初，博物馆就曾对展览业务提出过三方面的要求：（1）“中国通史陈列”自原始社会起至“五四运动”止，其陈列内容应该正确地反映中国历史的发展；（2）中国物质文化的专题陈列，如历代服饰、生产工具、交通工具以及科学发明等都分别地予以科学的系统的陈列而表现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3）临时性发掘展览，主要与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或其他有关机关共同举办，以宣传伟大祖国的文化灿烂和昌明（这三个方面的任务构成了当时的展陈体系。参见《北京历史博物馆改进草案》，195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经过充分的论证和研究，本着“把祖国的历史形象化”的理念，历史博物馆首先筹备并推出“中国社会发展史展览”。经过数年的实践与积累，结合当时所具备的条件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展览的目标通过建立正常历史分段而逐渐落实下来，具体内容依次分为原始社会、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和近代史。
一、“中国通史陈列”的筹备与实践
为了适应新时代的变化，中共中央号召在全党开展一次马列主义理论学习运动，社会发展史学习即是这次学习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北京历史博物馆，也为了积极配合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开始策划举办“中国社会发展史展览”，并于1950年春开辟东朝房21间为陈列室，筹备“原始社会陈列”。根据规划，北京历史博物馆拟依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理论，借助考古学上的实物，以布景箱、模型、绘画配合实物等方式，来体现“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世界”的精神，使观众能得到远古祖先在原始社会的生产斗争中如何克服自然、用劳动创造出世界的具体认识。这样的陈列方法，在当时的中国尚属创举。
北京历史博物馆为使“原始社会陈列”筹备得更为充分，便开始进行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首先制定出陈列的总体方针：必须确定方向，以符合工农兵的需要；必须作重点表现，以突出核心思想；贯彻劳动创造文化的真义，增强观众对劳动的认识。之后，又参照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裴文中的《中国史前期之研究》、尹达的《原始社会史》及其他报告书及论文，开始起草《“中国原始社会陈列”计划》，内容包括“总的方向”、“先氏族社会”和“氏族社会”三个部分，其中“总的方向”部分有详细的说明：“（1）基于我国新的文化教育政策，以工农兵为服务对象，因此陈列场面必须与观众文化水平密切结合，适合其需要、解决其问题；（2）使观众认识我国原始社会发展的规律、过程及必然走入奴隶社会的具体情况，以便获得系统的知识，而完成‘历史是发展的’教育意义；（3）使观众认识到‘生产与生产力能够决定经济形态及社会形态’，进而领会劳动的可贵性；明了社会的发展即生产的发展，也就是劳动者本来的历史；（4）根据我国原始社会的具体历史背景，指出我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由来。”（参见并引用自《“中国原始社会陈列”总结》，195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同时，聘请郭沫若、范文澜、尹达、翦伯赞、吕振羽等进行方法上的指导，又聘请史前考古学专家梁思永、贾兰坡、苏东琦、郭宝钧、黄文弼、张政?R、安志敏及人类学专家胡先缙、冯家升、林耀华、吴泽霖、费孝通等进行资料方面的指导，徐悲鸿、王朝闻、胡蛮、高庄、王逊、杨鹤汀、孙昌煌等进行美术上的指导，宋泊进行造型方面的指导，以确保陈列的科学性与艺术性。
1950年4月2日上午9时，北京历史博物馆在馆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邀请文物局领导郑振铎、王冶秋、裴文中、王振铎，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林耀华、杨鹤汀、安志敏、胡先缙、张政?R、郑天挺、贾兰坡、孙毓棠、吴泽霖、向达、苏秉琦、孙云铸、尹达、冯家升共18人（另有范文澜、梁思永、宋泊、严京耀、郭宝钧、杨钟健、徐悲鸿、胡绳、艾思奇等9人受邀但未出席）与会，与博物馆工作人员韩寿萱、张文勋及编目、教育、总务各组职员共同探讨“中国原始社会陈列”的具体问题。会上，专家们的一些意见实际上已经为历史博物馆的“原始社会陈列”确立了基本原则，正如考古学家尹达所言：“我们办这个博物馆要注意解决这些问题――要使观众知道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世界；要使人们知道历史是劳动者的历史，是劳动者斗争的历史；我们要表现那时无剥削、无压迫的快乐，但不要忽视生产工具的幼稚及因此而导致生活上的贫困，以免使观众发生今不如古之感。”（引自《“中国原始共产社会陈列室”专家座谈会开会经过及记录摘要》，原文载于《国立北京博物馆工作周报》，1950年3月29―4月5日，第15号。）此外，在陈列内容增添与减少材料方面，郑振铎、张政?R、冯家升等也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经过近一年的紧张筹备，1951年1月20日，“中国原始社会陈列”开始在午门外东朝房举行预展。中央首长及相关领导参观后提出了修改意见，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就专门指出：“对于原始社会的生活极端困难，不加说明，而只说共同劳动、共同享用，似乎原始社会反而比后来进步些，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希予纠正。”（引用自《群众对本馆中国通史陈列的意见摘要（1951―1953）》，195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学者及相关专家也提出了较好的建议，如光线应该更柔和、民族形式不够、未能表现原始生活、用画不如多用模型等方面。适当修改以后，2月6日，“中国原始社会陈列”正式面向社会开放，这是中国博物馆最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组织陈列的尝试。
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部于1951年5月正式成立。根据新的工作计划，博物馆全部的业务力量均投入到“夏商周时代陈列”的筹备与设计工作中（实际上，根据历史博物馆1951年的工作计划，原拟在1951年继续完成“近代史陈列”的“旧民主主义时代”部分，并设计陈列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阶段。考虑到人力、物力的不足，不可能将三个阶段一并完成，因此在计划中拟将旧民主主义时代一阶段尽可能争取于上半年完成，奴隶社会阶段至年末完成，封建社会阶段则定于1952年完成。但在1951年3月间，文物局颁布《1951年改革方案》，历史博物馆为配合这一改革方案，开始重新修改1951年工作计划，决定将“旧民主主义时代陈列”设计工作暂行停止，改为“以人物、事件为主”，从“夏商周时代”起，按朝代布置，并于5月间开始实行。这样，就无形中把将近一年的“近代史陈列”筹备工作完全放弃）。这一陈列原定于是年12月10日布置完成，15日预展，但因陈列偏重于“以实物为主”，不符合文化部“以人物事件为主”的指示，经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口头通知而予以修改【据《北京历史博物馆1951年工作总结》记载，“夏商周时代陈列”的失败，其原因主要在于：（1）因为有些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尚未完全肯定，又不敢尽行臆测该时代各阶级人物的服饰与建筑，设计与表现两方面都有困难，所以画的人物较少；（2）一遇上述困难，大家遂即转移注意于实物，这个转移，恰合于旧知识份子爱好实物的趣味。总之，一则强调了困难，二则表现了自己个人的喜好，加以工作人员思想没有改造好，群众观点也不健全，结果，造成了违反文化部“以事件、人物为主”的正确指示，使整个陈列计划未能如期完成】。在“夏商周时代陈列”试展开放后，考古研究所、北大史学系部分同志及一些观展群众就提出了很多珍贵意见。随后，博物馆群众工作部和陈列部又分别联络了北京中学科研中心组、文化馆负责人、文联代表、全国总工会、市总工会、劳动人民文化官代表、工人，搜集了数百条观展意见，包括原则上的问题、技术上的失误等诸多方面。在汇总研究了诸多意见之后，历史博物馆对“夏商周时代陈列”不断地加以修改完善。1952年5月，“夏商周时代陈列”正式展出。
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工作不断加以完善，更符合人民大众的期待与需求，因此参观人数也逐步上升。1949年3月至1950年2月，参观人数为37598人，每月平均3133人；1950年3月至12月，每月平均数即激增为12778人；1951年全年为176512人，每月平均为14709人；1952年截至12月7日，即为184391人，每月平均数已超过16000余人，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倍（统计数据源于《北京历史博物馆1952年工作总结》，195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1953年，历史博物馆完成“夏商周陈列”的修改工作，专门组织召开“专家座谈会”，并将征求意见形成报告汇报至文物局；“秦汉时代陈列”的重新布置工作也已完成。这一年各陈列室的参观人数为296153人，较1952年增加92145人（统计数据参考自《北京历史博物馆1953年工作总结》，195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同时，经过摸索与实践，历史博物馆在陈列工作上也开始积累一些经验。首先，逐渐认识到陈列工作是博物馆工作的重心，《历史博物馆1953年第一季度工作总结》中便提出：“陈列工作是全馆的中心工作，一切工作，应围绕这一工作进行。各部门应该主动地配合这一工作。”其次，苏联的先进经验对陈列水平的提高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对每一陈列事先制定图样和陈列计划表，然后施工”已在“夏商周陈列”和“秦汉陈列”的修改设计上运用，这不但使工作变得具体切实，也有利于专家的讨论和领导的检查，具体明确且易于提出意见，在实际工作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此外，还特别注意到陈列设计与技术施工的配合，如在规划“秦汉陈列”时，设计人员为技术组讲解秦汉的历史，解释有关秦始皇的资料，而技术组也能去钻研秦汉时代的文献、色调等，这对“秦汉陈列”的技术施工提高了一步；同时，在布置陈列之前，技术组又主动讨论了布置方法，认识到现场布置的责任，所以在布置场面上亦改进了不少；而“夏商周陈列”修改时，从设计开始，便有技术组人员参加，每一个场面的图样，即由技术人员组织绘制，为陈列的具体施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确保陈列中展品的质量，博物馆也非常重视通过收集新的资料来充实内容。在布置“秦汉陈列”时，能随时注意收集各地新出土的文物资料并加以利用，如四川发现的汉砖，除了拓片之外，还制作了模型，又如洛阳出土的汉代谷物，在陈列中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也及时收集有关史迹的照片，如请安徽宿县文化馆代摄“陈胜吴广起义”大泽乡的照片，请河南南阳文化馆代摄张仲景像等，这些都丰富了博物馆的陈列内容，使无法表现的人物事件也能形象化了。争取馆外专家的支持，也是当时做好陈列工作的一个积极的尝试，如1953年，在陈列设计过程中，曾请专家来馆做报告，并召开专家会议讨论陈列计划。另外，还不断地向在京专家请教，如当时来京的刘敦桢等教授也请来馆座谈，解决了陈列中古建筑和甲骨文字等一些问题；对一些不在京的专家，也采用通讯的方式来解决陈列中所遇到的问题。历史博物馆陈列部工作人员绘图工作的质量也随着经验及实践的积累而有所提高，如所摹绘的汉代丝毛织物、战国漆器图案等，都很精细逼真；在模型的制作上，也有新的创造，如以石膏仿制漆器就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其他铜器仿制品，在形制色彩等方面也都很精确逼真。
1953年下半年，北京历史博物馆拟定出《“中国通史陈列”的原则》和《计划步骤》，《原则》主要包括7个方面：（1）“中国通史陈列”，自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北京人”开始，断至“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以后阶段由革命博物馆陈列）。（2）全部陈列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结合中国历史发展具体特点来割分历史阶段，在阶段内以“朝”为基本单位（因一般人对朝代比较熟悉和容易记忆）。（3）“实物”应以有科学根据的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为基本材料。（4）陈列中的“实物”、“人物”、“事件”应使有机联系，说明历史问题，避免名自孤立。（5）无论“实物”、“人物”、“事件”，应选择突出重点，采取“宁缺勿滥”方针，凡可陈列可不陈列的，或尚无把握下结论的，都暂不陈列。（6）应表现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时代在经济、政治与文化各方面特点及其相互关联与发展，避免偏重一方面及勉强凑数、生硬表现的偏向。（7）在表现方法上应力求形象化、深入浅出、鲜明易懂，着重政治思想性的提高，反对偏重形式、忽略内容的形式主义。文化部周扬副部长审查完之后，于11月29日组织专题会议，他在会上首先肯定了这一原则，其次谈了自己对于“通史陈列”的几点意见：（1）博物馆的基本特点是通过实物展览，表现技术和教科书不同，实物是有力的――因它是可感觉的、可信的，有实物作证，就是有历史事实的有力依据。（2）至于地方有的实物，我们没有的，可以集中在中央，宝贵的东西拿来后，作一复制品给他们。（3）陈列中所要表现的人物，请专家开个名单，哪些人需要陈列出来的，请中央批准；人物的内容可分政治家（帝王可归入）、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等。（4）关于政治路线的场面，要避免“外人侵略”等字句，如展示成吉思汗时须考虑，对朝鲜、越南等问题要避免，因在民族情感上使别人看了不舒服，最好是免去这种刺激；对内方面注意民族互相团结，凡刺激民族情感的必须避免，也不算失真。但“张骞通西域的场面”是从文化交流方面表现，很好。（5）实物的判断，多请历史、考古家验定，要多用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我们可以不断的修改陈列。这样从不断的丰富与修改过程中，把博物馆建立起来。（6）博物馆也须进行研究，集中专家（参见《1953年11月29日周部长会议纪要》，195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为了更好地配合当时全国经济建设和满足观众的要求，也为了进一步提高陈列的质量，1954年，历史博物馆重新修订了《“中国通史陈列”的原则》：（1）通史陈列必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来进行划分历史阶段，每一阶段以“朝”为基本单元。（2）陈列的“实物”，基本上应该是有科学根据的考古发掘文物。（3）陈列中所选择的“实物”、“人物”、“事件”应有机地联系并重点突出，着重表现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一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其表现手法，应力求形象化，深入浅出，鲜明易懂，但要宁缺勿滥，不要勉强求全和硬凑，并避免割裂、孤立、概念化、形式化。1954年参观的人数，总计为362185人，较1953年增多66032人，即增加了2%至3%（自1954年起，由于保管员不足，每星期一停止开放，第三季度长期下雨，因此影响了参观的人数。在这些观众中，以工人为数最多，其次是学生、军人、干部，观众中还包括了25个不同国家的外宾866人）。截至1955年止，历史博物馆先后布置出“原始社会陈列”、“夏商周陈列”、“秦汉陈列”、“魏晋南北朝陈列”、“隋唐五代陈列”。而“中国近代史陈列”也于1956年7月上旬得到批准后正式开放，已经初步把中国历史的发展陈列出来。
1956年，党中央号召全社会“向科学进军”，在此背景之下，“中国通史陈列”的详细计划才最终制定出来。具体而言，其背景是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所强调的博物馆“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1956年5月举办的“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博物馆本身既是“文化教育机关”和“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遗存的收藏室”，同时也是“科学研究机关”，科学研究是博物馆一切活动的基础。博物馆各项业务工作都是科学研究的内容）根据总理的指示也起草出具体的方案。北京历史博物馆通过研究学习相关材料，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确定了当时的发展方向，经全馆多次研讨而制订出《远景规划》，并提出“中心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在此基础上，使‘中国通史陈列’能正确体现出我国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能反映我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并尽最大努力为科学研究工作提供资料”（参见《北京历史博物馆的简介》，1956年9月22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中国通史陈列”最终以令人满意的状态呈现在公众面前，在背后做出巨大贡献的两方面专业人员不得不提：其一，历史、考古领域的学术工作者，他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和资料；其二，对各种展览专题进行研究的学术团体与个人，他们为展览的具体内容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如“原始社会陈列”借助了我国学者对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周口店中国猿人、河套人和山顶洞人的研究成果均在展览中有所体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提供了中国猿人、河套人、山顶洞人的石膏化石（模型）以及他们使用的石器，作为用火的证据的烧土烧骨和与他们共生的动物化石。在科学观点的支持下，借助具体而生动的展品，才能确凿地向群众说明我们的祖先由劳动而进化，以勤劳的双手创造了祖国的历史。历史博物馆近代史资料收藏原本是非常缺乏的，又兼研究不甚充分，幸有胡绳先生关于近代分期的论述和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取得的成果，才使“近代史陈列”的分期和重点呈现出合理面貌。
二、专题文物陈列与临时展览
对于当时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央文化部曾有“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指示。落实到博物馆展览方面，就形成了一面整理新旧藏品、举办通史陈列，一面组织并举办专题文物陈列及临时展览的工作格局。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历史博物馆即在文物局的领导下开始考虑各陈列室的分布，专题性文物陈列与临时展览也均在考虑范围之内。
1949年11月16日至12月1日，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局组织的亚洲澳洲工会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苏联、日本、蒙古、朝鲜、印度、越南、缅甸、锡兰、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伊朗、塞浦路斯、黎巴嫩、叙利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工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为庆祝亚澳工联召开并招待与会代表，历史博物馆将华北图片供应社提供的中国人民革命照片加以整理，于11月26日策划举办“中国人民革命照片展”，展览场地在午门楼上第八陈列室，参加开幕式的与会代表有50余人。12月1日，展览正式面向社会开放。“中国人民革命照片展”分为“八年抗日战争时期”、“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北京解放后”三个部分，共计展出12寸照片540张，全面展现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击日本侵略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光辉历程。此次展览原是为庆祝亚澳工联在北京开幕而办，但面向社会开放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很多专家学者认为这样的展览对民众所起的教育作用甚大，“应多延长展期，广事宣传”，历史博物馆也两次邀请各级工会学校和人民团体到馆参观。展览自公开展出至1950年9月11日撤陈，观展人数总计达到157513人（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成立后，此次展览的展品全部由历史博物馆移交）。“中国人民革命照片展”很好地展示出人民新生的力量，大大地提高了观展群众对革命的信心和对国家的热爱。
针对北京历史博物馆的业务发展状况，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于1950年11月17日批复《通知你馆各陈列室布置陈列内容》，规定了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原则：“以东西朝房布置社会发展史过程的陈列，而以楼上作专门的陈列。”此外，经过文物局郑振铎局长、裴文中处长和韩寿萱馆长的讨论，具体规划了历史博物馆楼上陈列室的专题内容为：第一室（东雁翅楼北端），布置陈列雁北及东北西团山发掘之文物；第四室（大殿东之北房），布置陈列钱币发展史；第五室（大殿），布置陈列敦煌古代艺术品；第六室，布置陈列燕下都考古发掘文物；第七室，布置陈列兵器室；第八室（即西雁翅楼北端），布置陈列绍县及景县出土之陶瓷。1951年1月19日，历史博物馆在将楼上大部分陈列室借与“战绩展览会”之后，在原陈列内容基础上重新拟定新的计划：
（一）第五室（大殿）陈列敦煌古代艺术品，墙壁刷成浅米色，室内除少数陈列柜外，补充大批活动屏风；
（二）第四室（大殿东之北房）陈列绍县出土的铜器、货币、陶瓷等；
（三）第一室（东雁翅楼北端）陈列铜器，并以馆藏生产工具、日常用品、造像、货币补充；
（四）第八室（即西雁翅楼北端）陈列史前物品，以寄存的大批彩陶器及第三室的石陶等器物加入陈列。
根据规划，历史博物馆在20世纪50年代组织了很多专题文物陈列与临时展览，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文物展览”“绍兴出土文物展览”“长沙出土文物展览”“中国历代钱币展览”“中国历代雕塑展览”“中国历代陶瓷器展览”“兵器专题展览”“敦煌文物展览”“1950年殷墟发掘品展览”“吉林西团山文物展览”“义县辽墓展览”“雁北文物勘察团文物展览”“京郊汉墓展览”“燕下都文物展览”“陕西斗鸡台发掘品展览”“新疆文物展览”“河北唐山发掘品展览”“北京西郊明墓发掘品展览”“中国历代建筑展览”“楚文物展览”“曹子建墓出土文物展览”“炳灵寺图片展览”“徐州茅村汉画像石拓片展览”“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辉县发掘及望都汉墓壁画展览”等。
（责任编辑：李珍萍）
第二篇：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展览调研报告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展览调研报告
一． 调研对象：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二． 调查的目的与意义：通过对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展览展示的布局实地观察，对博物馆的整体情况进行深入了解。从而分析展示布局合理与不合理之处。提高自身的分析能力。
三． 调查内容：1.博物馆的简介 2.设计师简介 3.总体环境布局 4.功能关系和空间组合 四．1.博物馆的简介：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是遵照周恩来总理的遗愿建设的。位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的小寨东路91号（大雁塔西北侧）。于1991年6月20日落成，是按照宫廷院式布局的一组雄伟壮观的仿唐建筑群。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舍的设计由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筑设计师张锦秋女士担任。
2.设计师简介：
张景秋（1936年），女，四川成都人，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历史和理论研究生。1966年进入中国建筑西北研究院从事建筑设计。其间，她的代表作设计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其中有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大雁塔景区的三唐工程，陕西省图书馆，美术馆建筑群体等作品。并注重将规划，建筑，园林融为一体。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3.总体环境布局：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主要有四部分组成，包括展览区域、广场、停车场、办公区域。以展厅区域为中心，中心广场，停车场以及办公区域四周环绕的布局明显是仿唐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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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展厅
展出面积5051平方米，展线长1247米，在中央大厅，分上下两层，共三个展室，分为七个部分（史前；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后部一、二、三、层是办公区域，两端是附属展厅，东端是藏传佛教展厅和佛教展厅，西端是临时展厅和专题展厅。四个崇楼作为辅助用房。
4.功能关系和空间组合和：
放射建串联的组合方式使得空间组合紧凑，路线灵活。展品陈列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进行，这种陈列方式很好的引导人们从古代走到现代，更好的去了解历史文化。展厅中厚重的墙
体部分掏空作为展台，用玻璃分割，形成虚实对比。走廊的顶部用圆形并突出的灯。、、、、、、、、休息设施缺少，无法满足巨大的人流。洗手间的位置偏僻难找，男女卫生间可以设在同一位置，节省参观者的时间。博物馆的安全设施少，并且不完善，安全通道地板滑，窄小，没有针对残疾人的绿色通道，具有安全隐患。
五．我的建议：1.可以适当添加参观线
2.增加休息设施
3.卫生间可以改建的更简洁，方便 4.完善安全通道等设施
153201班 张 婧 122787
第三篇：北京展览总结汇报[模版]
国际煤炭采矿技术交流及设备展览会总结汇报
时间：2011年10月29日—2011年11月1日 地点：中国农业科技展览馆（北京）目的：交流，学习，借鉴，优化。
我们参加了为期四天的北京国际煤炭采矿技术交流及设备展览会，其中防爆指挥车车展是我们这次了解的重点。现在就了解其他同类防爆指挥车后，对防爆指挥车的优缺点谈谈个人的想法：
1.车身的强度需要提高。毕竟防爆指挥车所使用的环境非一般的环境，有时可能遇到矿井坍塌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保护指挥车内人员的安全应该放在第一位，并且坍塌可能产生高强度的冲击力，防爆指挥车只能抵抗轻度冲击，适用环境相对狭小，相比起来，防爆指挥车给人的感觉就不是很安全。
2.爆指挥车车身使用空间面积小。发动机机仓空间小，很多设备和仪器的添加和优化都受到了空间的限制。比如内外散热器就无法加大散热面积。国内外其他防爆指挥车都拥有较大的散热器。
3.发动机有效功率偏低。主要表现在动力方面比较弱，防爆车在爬坡的时候表现得会尤为突出。国内外同等车型达到了75KW。
4.防爆指挥车的底盘偏高。在车身总高度受到参数限制的情况下，底盘偏高，直接导致指挥车载人空间的降低，影响舒适性。
5.防爆指挥车发动机各个管道接口材料需要提高要求，主要表现在使用寿命方面。
6． 轮胎的强度不够，需要采用专业防滑轮胎。7.干式发动机冷却系统值得我们借鉴，只是国外干式冷却系统完全封闭，无法了解其结构构造。
8.汽车底盘没有防护措施，在矿井下工作时，可能有粉尘等物体顺着底盘间隙直接进入汽车运动部分，直接导致整车使用寿命和维修频率。
总结，此次参观对我们矿用车组今后的工作具有很高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同时也让我们了解了彼此的差距，相信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们在别人优秀的基础上进行学习吸收，使我们的防爆指挥车之路走得更加长远，更加宽广，让我们的特种车做大，做强，做精。
2011-11-3
第四篇：谈博物馆展览研究
谈博物馆陈列设计
中文摘要：陈列、展览是博物馆向社会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也是博物馆向社会展示藏品和研究水平的载体，是博物馆工作者的科学艺术劳动结晶。陈列并非简单随意的摆放，它必须根据一定的条件，并遵照一定的原则来施行。一个新的展览从酝酿、构思到操作实施，都要进行整体考虑、整体策划，一切从观众的需求出发，才能取得较好的展出效果。以下是笔者结合多年从事的博物馆陈列设计工作，谈谈展览的陈列设计。关键字 博物馆 陈列 设计 一．陈列设计的概念
陈列设计（也称展示设计或展览设计）是一门综合性展示艺术，是接触面较为广泛和复杂的工作过程，它包含了文学、美术、音乐、摄影、雕塑、书法等学科，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它要求设计师运用各种艺术手段，把展品、版面、图片、图表、展具、模型、场景和展出场地以及环境氛围按一定的主题、序列和艺术形式科学而有效地组织结合起来，对观众进行直观的教育和信息传播。
陈列设计一词在博物馆学中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陈列设计概括了陈列的总体设计、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狭义的陈列设计只是指陈列的形式设计。在习惯上，人们把陈列的内容设计看作是陈列的研究工作，归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把陈列的形式设计看作是陈列的技术工作，划入博物馆技术的范畴。但陈列的技术工作通常被认为是具有博物馆特点的艺术创作活动，二．陈列设计的要素
每一种艺术形态，都有其形式构成要素。所谓形式要素，即构成艺术形式所必需的最基本因素。通过这些“要素”的运用，才能构成它的“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它的形式美。在现代陈列设计中，时空艺术的表现，声、光、电等科技应用的形式特色等形式构成因素很多，但在这些形式构成因素中，空间、造型、材质、色彩是构成陈列形式最基本的四个要素，也是进行陈列设计时主要考虑的四个方面。
（一）空 间
空间是陈列形式设计的首位要素。没有空间，就不可能有陈列、展览。所谓空间是指展厅的四维空间，即展厅的长、宽、高三维以及人的行动与不同的视点、视角需要的空间。也就是说，只有人的行动，才赋予了第四空间以内容。因此，对于陈列的空间设计，应根据观众的生理、心理特点，从行走参观、视线移动、审美注意等这些现象特征，按观众从外环境进入室内环境这一系列不同的空间变化来进行。它通过屏风、隔断、展板、展台、展柜、场景等展具与有关设备的组织排列，从而对空间进行了再划分，形成了新的界定空间。另外，现代博物馆的设计甚至提倡围绕陈列主题，确定室内陈列设计方案后，再进行建筑的外观设计，使陈列的形式设计与陈列的内容设计更完美更统一。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陈列艺术设计，就是先有陈列，后有建筑的成功范例。例如它的第二展厅《众神之国》，陈列的主题是《神秘的原始宗教》，它由四组场景组成，复现了古蜀先民精神生活的神秘境界。天花利用大倾斜度制成多达七层的仿岩石崩裂状板块，喷涂深褐色彩釉砂毛面，顶隙隐隐露出红光，展柜展台铺红毯，喻示开天辟地、天崩地裂之雄伟景观；四个大型组合场景以坑、架、坛、台的形式层层递进，步步升腾。充分利用空间营造神秘氛围，观众沿着逐级上升的参观路线前进，随着内容的深入，最终到达代表仙界的最高境界，把神秘威凛的古蜀氛围渲染到了极致，取得了极好的视觉效果，陈列的内容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在此，空间的艺术设计，重在体现空间的陈列氛围与该陈列主题的统一。而通常情况下，展厅一般是四方形的，高度一般也不过五、六米，要创造这样的空间造型根本不可能。因此，只有先确定陈列方案，再进行建筑设计，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展览空间的审美设计，不在求过多的变化，而在求多样的统一；不在求刺激，而在求淡化；不在求繁杂，而在求简练，“空间消失”即展览空间设计的最高审美标准。在我国现有的陈列中，上海博物馆的《中国古代青铜馆》、《中国古代陶瓷馆》等陈列堪称“空间消失”的典范。
陈列设计包括展览的室内空间设计和展厅的外环境设计。而展览的室内空间设计主要指序厅的设计和整个展览空间的走向布局设计。
序厅是陈列、展览的开端部分，是给予观众第一印象的地方，它应显示出陈列空间的主体风格和陈列特性，赋予每一位进入序厅的观众深刻的空间感受，而这种感染力要通过简练的陈列语言和艺术的表现形式来实现。序厅的设计必须根据陈列主题，抓住典型的事例特征，用简洁概括、不落俗套、具有震撼观众心灵的表现形式，努力营造出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形式和内容融为一体的、具有高度感染力的过渡空间来引导观众。如南京市博物馆的《六朝风采》陈列序厅，一进门映入眼帘的是仿六朝墓室凤凰砖刻图案的屏风，上有集东晋“书圣”王羲之字体而成的“六朝风采”展标；转过屏风，迎面是一座气势雄浑生动的复制麒麟石像，两旁竖立着复制的神道石柱，背景为大幅的红色晨曦中的六朝古都建康（南京）的城市风景画。设计者抓住了凤凰砖刻图案、麒麟石像、神道石柱这几件最具六朝风采的文物形象，反映该陈列的主题，在灯光、背景的烘托下，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使人一下进入了到那苍凉、遥远而富于神秘色彩的时代氛围中，极好地起到了“序”的作用。
在空间的总体布局上，要求空间结构合理，展示内容排列有序、层次清晰、重点鲜明、主题突出，并在空间显示出平衡但又具重点的层次感。在视觉上给人秩序化的产生、理想化的联想，节奏感与韵律美的感受。如前面提到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的空间设计就达到了这些要求。
（二）造 型 展览是通过展品来表现陈列内容的，它的艺术形象必须通过形式的特定造型来完成。因此，造型是展览形式设计最主要的要素之一。可以说，没有造型设计就没有陈列形式设计。不同的展览造型设计，有着不同的特性，这些特性由以下几个方面决定：第一、展品纷繁各自具有自己的形象造型；第二、展品的陈列必须由特定的空间、展具、装饰等通过艺术排列组织来造型；第三、陈列主题的内容传达，多是陈列科学与艺术门类的综合进行展品组合的造型。这三个方面结合所显示出的陈列艺术造型，就是展示空间陈列形象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当这些造型按展览总体设计的布展结构在展厅空间进行布局组织、艺术排列而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所显示出来的就是这一展览的形象。这一形象的外表形式，即展览的形式。展览形式的各种造型，按应用性质分，可分为三大类：总体设计造型、展品展示设计造型、设备设计造型。
1．总体设计造型
总体设计造型是设计师在熟悉展览陈列大纲的基础上，结合展厅的实际空间，经过艺术思维的形象构思与多次在电脑上修改效果图而最终确定的。这一造型设计必须把握的要领是：
第一、要体现出该展览个性的基本形象特征； 第二、要提炼出该展览内容本质的深刻内涵；
第三、要创造出该展览独特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
这三者统一的目标，是以美的形式突出主题。要达到这些目标，在内、外形式的造型设计上都离不开对自身以及空间、色彩、材料等形式要素的创造性发挥。这样才有可能在陈列特性的造型上，表现出或庄重大方，或活泼生动，或精巧秀美，或朴实厚重等风韵。例如：陈列主题如果是成就展览，总体设计就一定要气氛热烈，催人奋进；如果是反映事件的主题，那就要求相对严肃，起到警示教育作用；如果是历史题材的陈列，那就要体现庄重、典雅，以表示对先人的崇敬；如果是反映民族风情的主题，那就要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一个好的总体设计造型方案，必须是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两者的统一。做总体设计造型时，要突出表现陈列内容中的几个重点，它们既能体现出陈列的最精华部分，又是整个形式空间的重心支柱。处理好一般表现与重点突出的关系，既有利于反映陈列内容，又能产生形式美的节奏与韵律，也有益于调节观众审美心理情感的起伏，以保持视觉兴奋。
2．展品展示设计造型
展品展示设计造型又分为主题内容表现性展示造型设计与欣赏性展品展示造型设计。
⑴ 主题内容表现性展示造型设计
这类陈列多采取文字标题、说明为结构，实物展品为中心，与其他辅助展品相综合的形式来表现主题内容，即主题综合陈列，简称主题陈列。它是我国博物馆陈列最主要的陈列形式。如通史展、图片展等都属于这类陈列。在形式设计上，它主要体现了科学与艺术的综合。这一综合，既可将文字符号的各展品（文献、资料、书刊、报纸、信件、诗文、著述、语录等）相联系，又可将艺术符号的各展品（照片、绘画、雕刻、图表、沙盘、模型、场景等）相结合。因此，编写陈列提纲的研究人员应基本懂得陈列的科学内容与艺术的综合规律，以及这一组合展品的方法反映在陈列提纲上的格式，设计师则根据陈列提纲的结构，对这些展品进行陈列空间的造型设计，通过艺术的升华再创造表现出来。这类设计通常按照提纲，以表现事物现象的内在联系顺序组合，即在室内该具体环境的三维空间中，按人体工程学视觉的最佳角度，确定展板、展柜、展品的摆放，以重点醒目与美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设计师还运用联想、寓意、象征等艺术手法，用新颖的形式进行展品的结构组合,以取得较好的陈列效果。现在，我国博物馆的陈列几乎都属于这类陈列。⑵ 欣赏性展品展示造型设计
这类陈列多是个体展品集成序列展出形式的造型设计，一般属物质文化或艺术类的展品陈列。例如传统文物的陶、瓷、铜、玉、漆器等展品的专题陈列；民俗文化的各种物质产品的陈列；绘画、雕刻、工艺品等艺术类展品的陈列。这些多属于审美欣赏性的陈列，内容的连续性不太强，主要着重形式美的创造设计。这类陈列的设计主要考虑展柜与展台的运用、采光或照明的运用、色彩与装饰材料的衬托运用、特殊展品采取特殊手法展示这几个方面的结合。这类陈列的设计一般遵循现代美学的形式美法则，或按中国传统的美学观来进行。现代美学的形式美法则注重变化与统一，均齐与对称，平衡与呼应，对比与调和，比例与尺度，节奏与韵律等规律的运用；中国传统美学观则考虑立象尽意，章法要变而贯，体势要奇而稳，摆布要重虚实疏密，以宾揖主，前呼后应，高低交错等。至于光、色、装饰材料、特殊手法的运用，要结合实际设计，着重创造整体统一、重点突出、视觉良好、审美愉悦的四维空间。3.设备设计造型
设备设计造型主要指展柜、展板、展台、屏风、实物托板等展具的造型。其中展柜又分单柜结构，通柜结构，框架、展柜、展板合成结构等，而实物托板又可按不同的需要设计各种不同材料的几何造型。这些设计，都应符合陈列设备造型设计总的原则，即实用、美观、经济、安全。设备造型的设计规格必须符合人体工程学，充分考虑观众的视觉习惯及对色彩的情感需要等，不同类型的陈列展览，设备的造型也应具有不同风格的设计。如《长沙三国吴简暨历年出土文物精品展》的陈列设计，设计师为突出表现古文物，设备造型大都采用出土场景复原形式，让观众参观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展出效果生动自然。而《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成就展览》的设计风格就截然不同，设计师为深化主题，展览使用了大量的声、光、电组合成的动画、全景模型、时空列车、幻彩涂绘、宽银幕音乐电视等最现代的科技手段去表现现代的深圳，设备的造型和使用的材料都极具现代感，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也取得了极好的展示效果。
（三）材 质 陈列设备的制作需要各种物质材料来完成。材料在形式设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要满足陈列需要的实用功能，另一方面它要满足装饰陈列的审美功能。因而，陈列设备材质选择的好坏，将会直接影响到该陈列设计的成功与否。现在市场上的装饰材料种类繁多，性质、功能各异，不同的材质会给人产生轻重感、软硬感、冷暖感、光滑或粗糙感、华丽或质朴感、柔美或刚强感等联想。作为设计师就必须对各种材料固有的质感、肌理特征及其审美作用有所认识，有所感悟，以便在设计中结合空间设计、造型设计艺术地运用，使陈列形式趋于和谐、完美。
陈列设计中的用材，切忌过多过杂，在整体上应力求材料品种及表现格调的简练。造型用材应把握实用与审美的原则，服从总体设计风格，遵照人的视觉习惯精心选择，于差异中求协调，对比中求和谐。如墙面、地面、展具系列、顶部天花的色调应达到协调、统一。而反映内容的文字、标题及重点装饰的用材，就应有所不同，即在协调中寻求对比，突出重点，产生层次感。
（四）色 彩
对于形式的构成，色彩和造型同样处于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形式的各种因素中，色调和色彩的配合最能触动人们的情绪，激发观众不同的心理反应。它能够从感觉上影响物体的大小、性质，在一定的条件下，它的自身还具备一种烘托陈列环境气氛、创造意境、感染观众情绪的动人的吸引力，激起人们的感情变化。因此，色彩也是展览形式设计最主要的要素之一。
色彩的运用创造了陈列、展览的艺术风格和情调气氛，色彩是陈列造型的手段。陈列色彩的使用应遵循一定的原理，遵照色彩美的构成原则，不能单纯凭个人的好恶随心所欲地乱用。不同性质的陈列、展览，其内容对形式的要求、色彩的选择和运用也不同。如社会历史性的陈列用色，一般是沉静和兴奋的色调兼而有之；反映自然科学类的陈列用色，一般使用接近自然的青蓝色；反映民族、民俗的陈列用色，必须尊重该民族的风俗习惯或当地的传统用色；反映工业产品类的陈列用色，一般用大面积的灰色衬以鲜艳明快的亮色。
生活中，人们的每一个活动都与节奏有关。美的节奏，会激发人们的感情，引起视觉的快感，给人以美的感受和精神享受。在陈列展览的色彩构成中，色彩的节奏，是在展览环境氛围上有秩序的重复、交替和渐变的明度、色相、纯度、冷暖、形状、位置、面积和材料等要素所产生的空间性节奏。它使人们的视觉在本身静止的环境感受上活动起来。
一个陈列、展览的色彩往往表现为整体色彩和局部色彩。整体色彩的好坏，是局部色彩的表现所致，而整体色彩统率全局，直接影响陈列、展览的艺术设计效果。陈列展览中的色彩设计，要善于掌握陈列主题的深化，依据展品固有色为母体，以烘托展品、突出特色、突出主题为原则来确立整体效果总的感受，探求陈列空间环境、辅助展品设计、展品背景与陈列装饰等的色彩。
一个陈列首先给人的是整体感，而色彩对人的情绪影响最大、最深。陈列整体色彩的形成，就是该陈列色彩的基调、节奏、韵律给观众的感受印象。基调的准确与否是表现陈列主题内容的关键，基调的选择要根据不同的陈列主题，历史性的、文化性的陈列，宜选用稳定、沉着、雅致的基调；自然科学、工业技术以及成就展览就要选择比较强烈、鲜明的基调。展览的基调一般应相对沉着、稳定，使观众的视觉不易疲劳；而为了照顾人的生理特征，又要用鲜明的色彩引起观众的兴趣，设计师就要巧妙的围绕基调处理好局部色彩的对比调和、协调统一的关系，充分运用色彩的魅力来提高陈列设计的艺术效果。三．陈列设计的原则
除了具备上述四大要素，陈列设计还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来实施。国家文物局1997年编写的《博物馆陈列艺术》指出：陈列艺术的基本原则是：把握陈列主题、创造完美形式、满足实用功能、保障展出安全、力求经济合理。
（一）把握陈列主题
不同的陈列展览有着不同的主题思想，主题思想是陈列内容的灵魂，形式设计能不能紧扣主题思想是至关重要的。观众往往把参观博物馆陈列看作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活动，因为每一个陈列都是研究人员将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等人类历史文化的演变进化加以探讨，将人类文化的成就展示于世人面前，它既向人们传播知识，又使人们从传统的文化中汲取新的创造力，其思想教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而形式设计对陈列内容来说是再创作，更应突出表现积极、健康的思想情趣。
陈列形式和内容相统一，也是准确表达主题重要的一点。对于艺术理论上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无论从哲学或美学的范畴都已有了定论。本质上说，内容和形式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离开了陈列主题的陈列设计，形式再美也无意义；而没有优美的艺术设计，无论陈列内容多么精彩，也不能体现出来。因此，陈列设计主张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即要以相应的、贴切的艺术形式来表现各自不同的内容，达到浑然一体。陈列艺术设计在表现形式上有偏重装饰美、偏重外在形式的特点，在设计中处理好内在形式与外部形式的关系，就能比较全面地体现陈列设计——这一综合艺术的特性了。
（二）创造完美形式
陈列、展览的目的就是供人们观看，它在给观众提供知识的同时也给人以美的熏陶、美的感受。只有寓教于美，将主题思想以美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展览，才会对观众有吸引力，才算是成功的展览。因此，参观陈列、展览的过程既是一个汲取知识的过程，也说是一个审美的过程。美观是陈列设计追求的目标之一，设计师能否把握好美观这一原则也是展览陈列设计成败的核心问题。有目的地针对观众的审美心理设计展览，又通过陈列展览去激发观众的一系列审美意识，甚至通过有意识地运用其中一些特性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从而使陈列展览真正“深入人心”，富有活力。要做好这一点，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①．一个有个性特征的展览，不仅含有民族的、地域的因素，也要有时代的风尚，同时也反映出设计师的艺术素养和追求。②．一个好的展览要有独特的个性、有活力，同时还要适应观众求新、求异、求变的心理，在造型的塑造、色彩的运用、线条的勾勒等方面鲜明、新颖。③．设计注重多样统一，在统一中有变化，平衡中有动感，从而使陈列具有生命和活力。
④．在设计中还要考虑面对不同的观众进行不同的设计，如面对学生层次的展览，就要突出寓教于乐，寓教于美，融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于一体；而面对学术界观众层次的展览，形式设计就要侧重明快简洁、结构严谨、层次分明。
（三）满足实用功能
展览是一门综合艺术，它不同于纯学术研究，也不同于纯造型艺术创造。它必须依据大纲内容作出形式设计，既要体现与思想内容完美和谐的内在形式，也要通过设计解决大量的外在形式，解决为数不少的符合布展要求、参观活动中符合人体工程学要求的造型与结构问题。总之，设计应适于陈列形式构成需要，做到科学合理，满足陈列物质功能要求。
从现代艺术构成原理来讲，陈列形式构成是涉及平面、立体、空间和色彩各个部分的。而且这些构成形态又都交融在一起。如版面设计一般是平面构成，设备设计一般是立体构成，而空间设计是空间构成各种原理的汇合。陈列设计要熟练地运用各种构成原理解决形式结构问题，但不能脱离具体陈列对象进行设计，设计时要围绕展品的布置和观众的参观来解决一系列功能性问题。仅展厅内就有空间布局、展品布置、色彩光照、展柜展具设备、版面文字、参观路线等设计。布局是整体问题，是指在限定空间内及空间范围内进行安排，其任务是把一切陈列物件分门别类进行组合配置，分别安排在一定的空间位置上，该连贯的连贯，该分散的分散。布局又同观众参观路线相联系，陈列内容要求连续性展出或非连续性展出，这就决定了布局安排的功能性特征。可想而知，通联式展柜展壁可满足连续展出，散点布陈的中间立柜、展台则适合可独立欣赏的艺术品陈列，这足以说明展具设备也具有特殊的功能要求。
陈列形式构成和物质功能需要有着自然的联系，因此又应注意处理好下面几个方面的问题：布局有变化但要合理；参观路线讲曲折但要通畅便捷；陈列设备展具要结实稳固并便于调整；展品布陈错落有致系统有序；色彩光照应和谐宜人；版面排列高度应合适。总的来说应当是整体性强而不零乱。
陈列艺术设计想要做到科学合理，还应当以人体工程学为出发点，将科学性渗透到各个方面：版面设计范围、文字大小、字形字体以及配色应当以人的视距、视环境多种因素来确定；色彩的冷暖、光照的强度都应以测定的科学数据为准。科学重在严谨，不得丝毫疏忽，施工图一定要一丝不苟，计算中的数据有时要精确到毫米，否则部件之间无法吻合，例如展柜玻璃的推拉轨道设置就要相当精确。展具的设计应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展具结构应符合力学要求。设计中遇到不少结构上的问题，如结构的方式，结构点的部位选择等，都与力学相关。展品的布陈涉及重力、应力和静摩擦力作用，如瓷器放在玻璃台上总有滑落的感觉，但放在呢绒面上就比较稳当。一些特殊的展品、超重的展品的承受关系要经过科学计算，合理安排。另外，展具设备、楼层结构与楼板的荷载力也是设计中不容忽略的问题。
二是展具选材应适合加工条件。陈列设计应用的材料纷繁复杂，加工的方法也多种多样。审美着眼于材料个性特征和肌理效果，科学着眼于材料的性能和加工适应程度，材料性能主要指物理性能、化学性能以及各种参数，对此设计师手边应有材料学依据。
陈列设计既要用到硬质材料，也要用到软质材料。以合金、木料、石材、玻璃等为主的硬质材料一般用在展具和展架等空间环境构筑上，取其性能坚固耐用；软质材料为纺织品、有机玻璃、涂料等，取其有粘附性，一般用在装饰和饰面工艺上。设计师应当熟知材料性能，选择适宜的材料和加工方法。
空间场地是陈列、展览赖以存在的最基本条件。陈列的规模和场地空间大小成正比例，选定场地应当以适用为宜。小不足以容纳展出内容，大则浪费面积，而且过大的空间致使展线过长，造成结构松散，无形中延长了观众参观路线，这不符合人体工程学和陈列结构的合理性。片面强调陈列空间的高大气势是不足取的。
（四）保障展出安全
安全是陈列艺术设计的又一个重要原则。这主要着眼于展品的安全和观众的人身安全。博物馆的藏品大都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有的是稀世珍品，安全防盗设计是陈列设计中的头等大事。设计师应从陈列环境、陈列设备、陈列方式等多方面进行科学的处理，尽量排除人为因素的破坏和自然因素的损害。在设计实践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藏与露”的矛盾，从文物保护的角度看，藏是最重要的举措，而且越严越安全；但从陈列艺术表现看，文物在展出中恰到好处的露，更能呈现其艺术魅力。藏与露是陈列设计中的一对突出矛盾，这个问题大到展厅建筑空间的防盗措施，小到一个陈列柜，甚至一个积木的设计，矛盾的焦点是要解决一切防盗设施的隐蔽性与美观性的问题。因此，设计师在陈列设计时，对于安全防盗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１、在陈列设计中创造对文物展品的科学保护条件
展览的陈列设计必须考虑到展品的保护，一方面要考虑博物馆小气候环境下对文物的科学保养；另一方面要考虑博物馆环境内对文物安全的保护。博物馆气候是一定人控条件下的小气候，常用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表示，这是立足于对展品的防与治，避免温湿度剧变，减少空气污染，防止灰尘、光照、昆虫、微生物等自然因素的损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措施：如安装空调设备，全自动化调节；使用温湿度调节机械设备；采用全封闭展柜；局部（展柜内）加空调或温湿度调节器；调节门窗设施，减缓室外不良气候的干扰等。
２、防盗、防火、防震等技术预防是设计中另一重要安全因素
陈列厅是法规中列出的博物馆重点要害部门之一，它既是文物的存放点，又是观众集散的场所，同时也是筹备陈列、展览的制作场地。水、火、电都在此范围内运作，防盗与防火是不能忽视的。除了行政规章制度的约束，重要的是加强技术预防。应根据不同的情况选用各种不同的防盗报警设备和消防设备，形成点线面空间综合报警系统控制网。设计师应在设计阶段就会同安全保卫部门制定防范措施。３、其他安全因素
陈列设计中的安全方面除了考虑排除展厅内外环境的非安全因素，还要考虑陈列设备的安全系数和陈列布展方式的选择。对环境应考虑门窗护栏、水源、电源的合理调整以及其他污染源的排除。总体布局上应考虑防盗和消防通道、观众疏散通道的畅通，合理布局。
陈列设备应尽量选用安全系数高的材料和结构方式，在布展方法上，应选用艺术而又安全的方式。比如摆在方台上的器物是安全平稳的，但吊挂起来也许更活泼一些，然而吊挂的绳索如果不足以承受长期的重力，就会危及展品和观众的安全。此外，实物展品陈列的高度，地面台座能否护卫裸置的展品，台面的质地会不会造成展品的滑动等细节问题，都应在设计中加以科学处理。
（五）力求经济合理
众所周知，我国博物馆陈列的经费一直较低，如何运用有限的资金，办出真正高品位的展览，就不能不考虑经济的投入和最后的效果。从实质上看，陈列、展览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它的实用性和艺术特征本来就和经济有直接的联系。搞设计，不考虑经济就必然脱离实际。把经济作为一个设计原则提出来，不仅不会限制设计师的思路发挥，而且能使设计思维更趋于全面、更合理。因此设计初期就要做好预算，避免奢华，杜绝浪费。设计师要在经济条件制约下，使陈列设施达到实用、美观、安全等各方面的要求，就需要在调整好下面几个主要关系的过程中筛选出最佳方案。1．选用材料多作对比
充分发挥材料的特点，巧妙运用材料本身的纹理、色泽、质感等特征，放弃一切虚浮多余的装饰，这是选材的着眼点。在材料设计中围绕着实用、美观、安全作大范围的全面的经济核算，它涉及同种材料不同价格的对比，涉及不同种类材料的综合对比，必须货比三家。2．慎重选择制作技术方案
现在科技发达，制作工艺日新月异，如照片的制作就有彩色照片、黑白照片、加色照片、电脑写真照片、灯光照片、油画效果照片、水晶照片等等；而版面中的文字制作也是各种各样，种类繁多。但是哪一种更实用美观、更经济合理，就必须认真的加以选择。
另外，在做方案设计时，应考虑到制作加工的过程及技术环节。比如设计展具的尺寸，除了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要求，还要考虑现在市场上各种装饰材料的规格，采用标准尺码，就能省工省料，否则就要裁切或拼接，既费工又费料。所以设计时要认真研究施工制作中的各个技术环节，避免一些复杂化的工序，选择切实可行的加工技术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经费投入。3．紧凑安排工期
施工周期的长短直接与经济发生联系，因而紧凑安排工期也是陈列设计中需要考虑到的。通常，质量和工期是相互矛盾、相互制约的，对一定的项目应保证有必要的制作时间，但对于整体的展览工程项目绝不能用松弛的施工安排，一定要把各个环节紧密地联接起来，做到同步正常运行，避免一些工序不能很好衔接，延误时间，拖拉工期。四．陈列设计的具体实施
掌握陈列设计的要素和基本原则是陈列设计师应具备的最基本素养，只有掌握了这些基本知识，才能进行陈列设计。一般情况下，陈列设计工作分为四个阶段进行：
（一）准备阶段
当接到新的展览陈列设计时，首先要进行一些调查研究，主要了解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①． 展览的展出要求和目的； ②． 展览的主要观众对象； ③． 观众流量、流速；
④． 展览的主题内容和展品、文字、图片的数量；
只有充分了解上述这几方面的情况，才能按照陈列大纲开始进行陈列设计工作。
（二）设计阶段
陈列设计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在陈列设计的过程中，要有一个认真、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只有在充分了解上述情况后，才能按照陈列的基本原则确立总体设计方案，开始陈列设计工作。
陈列设计首先要明确陈列主题，深刻理解陈列大纲的精神，根据不同的主题采用不同的设计构思，不能雷同。一般情况下，一套设计方案应包括有：方案说明、展出场地平面布置图、序厅效果图、展厅整体环境效果图、主要场景效果图、展览工程计划与经费预算等。
初步方案完成后，设计师应详细地进行解析，让大家能直观地检验这一设计，并提出更好的想法，使方案进一步完善。只有把一个经过反复论证、修改或再设计的，效果好、省时、省力、省钱的最佳方案制订出来，才能算较好地完成了设计这一程序。一旦设计方案确定，就应开始画施工图，然后按设计要求采购材料，以便材料短缺时能及早进行替换，避免耽误工期。
（三）施工阶段
当设计图和施工图确定后，就进入了施工阶段。施工的质量是陈列设计成败的关键。评价一个展览的好坏，一方面需要从整体来看，看它的构思是否精巧，选题是否独特，展品的组合是否恰当，看它的形式表现内容是否完美，空间、虚实的搭配是否富于想象，节奏变化是否合理等等。另一方面，它还有更为直观的，就是组成这个陈列、展览的设备、展具等的制作工艺质量也不能忽略。因为这些工艺质量除直接影响陈列的传播效果外，它还会直接影响陈列的整体美。它可因其精致和严谨把展品映衬得更为珍贵，也可因它的粗陋使本来珍贵的展品黯然失色。可以说工艺质量对于陈列设计的完美实现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从施工开始就予以重视，最后无论多么大的投资、多么理想的设计和多么贵重的材料，一切都会枉费。因此，在施工阶段我们必须注意：
第一，施工单位的选定。这是影响施工质量的第一因素，因为施工单位的工艺水平和技术力量，直接影响施工的质量。
第二，设专职人员负责质量验收。在整个施工过程中，要有熟悉材料、工艺，做事严谨的专职业务人员深入现场进行监督、检查，必须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施工制作，如有变更，需有主管人签署的正式文字通知。无人管理或检查验收不严也会影响施工质量。
第三，材料的使用要适合工艺要求。在制订施工方案时，选定恰当的材料也特别重要。一定的设计需要适合的材料，一定的材料适合一定的工艺，尽量避免必要性不大，工艺难以保证的一些表现手法。
第四，合理安排工期。在设计阶段就要制订施工进度表，科学合理地安排工序，施工中各类工程顺序的复合、衔接安排要周密，杜绝工程交叉发生反复。在施工期间，应保证工程跟上施工进度表，在宏观上控制，防止违反科学的赶进度或出现前松后紧的现象，确保展览按质、按量、按时完工。
第五、安全施工。在整个施工过程中，特别要强调的是安全施工。因为许多制作都是在现场施工的，各种材料——包括某些易燃材料都进入现场，人员也较杂乱，用电的设备较多，有时还会有电、气焊的明火式操作。这一切对于博物馆建筑及整个博物馆的安全都构成威胁。所以在进入现场施工时一定要首先安排专职人员负责安全制度的制订和监督检查，一刻也不能放松。除此之外，设备制作使用的木材类的易燃物，一定要预先涂刷防火涂料，必要时还要做防霉、防虫处理；织物地毯类则应选用阻燃类的。
（四）布展阶段
陈列布置是陈列设计完成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保证陈列设计完成的关键。一切的构想都在这一步来实施完成。
空间改造完成后，第一步是应当彻底全面地对现场和设备作一次清理及清洁工作。展厅清洁完毕后，就可开始布展。从文物进场到布展完毕，都要在展厅门口设立临时门卫，谢绝无关人员进入现场，以免造成展品、文物的碰磕损坏及丢失。
第二步是要熟悉展品。具体进入布展阶段，还要再次对展品进行细致的了解，诸如质量、体积、材质、结构特点、组合状况、牢固程度及其他各种情况都应了如指掌。准备工作完成后，在开始布展前要有一个工作顺序的安排，例如需要等待悬挂上墙、上壁的板面，部分说明、单元说明等应先行处理；较重、较大的实物应当先期到位，过重的展品还应作特别的处理，把这些都安排妥当后，即可开始具体的陈列布置。
布展时还必须注意的是文物的运输、持拿、放置等工作。展品在运输过程中不能挤、压、磕、碰；持拿时必须用双手抄底捧托，轻拿轻放；走动时要先看清地面情况，文物的临时放置点应是比较僻静的地方，切忌放在通道上。展品定位时，要做到平稳、牢固，古旧书画的陈列还应做出支架承托画轴，以免拉损画幅等等。
布展完毕，还要经过审查、开幕和修整、维护，展览的陈列设计工作才算完成了。
总之，陈列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在宏观上控制好整个系统的运作，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做出成功的展览
第五篇：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一、党建立初期的反腐倡廉思想
党的反腐倡廉思想萌发于建党初期。1921年7月，党的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在规定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的同时，提出实行纪律约束和党内监督，“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1]这充分表明党从建立之日起，就为实现党的清正廉洁、取信于民打下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一部分党员在国民政府任职，一些思想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开始投机钻营，出现了贪污腐败问题。中共中央极为重视，1926年8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指出：“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要求党的各级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2]同时，针对共产党员竞相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的问题，12月2日中共中央局在给江西党组织的信中指出：“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绝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并指示江西党组织，对于“几个当县知事的同志，当立刻限期命令他辞职，如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还有不服从党的命令而自由猎官、猎高位的人，亦须严重警告，不听即断然公开开除”。[3]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再次规定：“党员未得党的同意，不得任国家机关内任何的职务。”
中共中央对党内刚刚露出的贪污腐败苗头，及时采取严厉而坚决的措施，充分表明党绝不容许存在贪污腐败，对贪污腐败分子必须坚决惩治，以赢得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二、建设廉洁政府取信于民
中国共产党实现局部执政后，工作人员的廉洁作风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官吏们横行霸道、贪污盘剥的腐败作风，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时，多次将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进行比较。他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5]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6]在事实面前，人民群众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中国共产党以它廉洁为民的形象，赢得了民心，革命战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经济十分困难。本着节省的方针，党加强管理，严禁贪污浪费。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规定，省、县、区三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领生活费的工作人员，省不得超过90人，县不得超过25人，区不得超过15人。[7]1939年6月5日，《中央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中指出：“任何机关部队必须照批准之预算限度内开支，如有浪费或超过情事，概不批准。”“各机关部队学校除自己节省伙食举行会餐外，不得互相请客（外客来宾招待除外）。平时开会不得招待酒菜香烟。”[8]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规定抗日根据地党政和民众团体中的工作人员，全部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百分之三。
对党政军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标准，党和政府也作出明确指示和规定，要求他们与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保持一致，严禁特殊化。如，193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福建省委：“政府人员要成为认真办事的工作者，生活与群众在相同的水平线上，防止腐化。”[9]194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按照城市的条件，取消私人的马匹与马夫及私人勤务员；除部队外，现行的警卫制度，一律取消；所有汽车必须统一地合理地分配，禁止任何私人霸占汽车。[10]
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各级政府勤俭节约、清正廉洁，涌现出了一大批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主力红军长征后，继续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在战斗中突围与组织失去联络之后靠乞讨度日，却从不动用带在身上的党的活动经费，在1937年初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成立时，他将保管了3年的经费拿出来。[11]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正如林伯渠所说：“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务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虽然个别的还存在着浪费与贪污现象，但是用钱少办事多，仍然是我们的工作作风的主要特点之一。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部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从边区到乡级的行政干部，现有×千余人，其中大部分都有长期斗争历史，有着实际工作经验，虽然很多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却能吃苦耐劳，埋头苦干，忠诚于人民解放的事业，因而也为大众所爱护。”[12]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逐渐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给党的反腐倡廉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制定了城市政策，严肃入城纪律。如，部队在解放石家庄时，中央工委向进入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警卫部队宣布：“一切到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士兵，不准私人拿取一点东西，不准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的作风，如有人违犯这些规定立即送出石家庄。所有缴获物资，一律归公，其中可作私人使用者，例如鞋袜牙刷衬衣等，由物资委员会统一搜集或购买，有计划地分配。”这些规定使城市工作人员和部队官兵保持廉洁的作风，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三、依法惩治贪污腐败，纯洁革命队伍
制定法规条例，依法严惩贪污腐败分子，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腐倡廉的重要措施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严格的法规条例，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纪律约束和管理，如有贪污受贿者坚决依法惩处。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的《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中规定：“政府工作人员侵吞公款有据者、受贿有据者，撤职并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侵吞公款三百元以上者、受贿至五十元以上者枪决。”[13]1933年12月15日发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按贪污公款数额分别进行惩处。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此后，凡经查实核准的贪污腐败案件，均依此训令予以严惩。如，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贪污各种公款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被判处死刑，没收其财产。又如，于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干部严重的集体贪污腐败案件中，判处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士祥及刘天浩、李其芬，少共县委书记滕琼，潭头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等5人死刑；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职务、熊仙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14]贪污腐败分子被依法惩处，革命根据地人民拍手称快。正如毛泽东所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5]
抗日战争时期，党内腐败出现了新倾向。部分党员干部“虽是出身于工农，也知道群众的苦难和要求，但他们已经染上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仅不好好地为群众办事，反而企图爬到群众的头上，假公济私，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发财致富”[16]。为惩治这些贪官污吏，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颁布，规定：“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违法收募税捐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诈和收受贿赂者、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以贪污论罪。”其他抗日民主政府关于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法令条例也先后公布，如《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西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至1941年6月，在陕甘宁边区200个县由司法机关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贪污案件235件，占案件总数的5.16%；在晋冀鲁豫边区1943年—1945年由司法机关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贪污案件共1075起，占案件总数的5.45%。[17]对贪污腐败的严惩，沉重地打击了新贪官污吏，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反腐败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贪污腐败形式又发生新的变化。1947年9月，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没有作假报告的，现在有了，贪污腐化也有了，发财的思想也有了，私有制度也就出来了，浪费民力、物力等等现象很严重。”[18]1948年2月12日，杨成武在报告中指出：“贪污浪费非常严重。在三查中发现不少贪污腐化现象，多种多样：如贪污公款、盗卖公物，克扣大家、假造账目，以公款运销、违法走私等等。贪污数目多者竟达××万元以上，并有集体贪污现象。”[19]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根据反对贪污腐败斗争的需要，修改和制定惩治贪污条例，先后颁布《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条例》，华北财经办事处的《关于反贪污浪费的指示》、《修正淮海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这些条例对各解放区严惩贪污腐败分子起到法令效应，有效地保证了解放区的廉洁政治。
四、发挥人民群众的检举和监督作用
充分发挥和依靠人民群众检举和监督的有效作用，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腐败斗争中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正如任弼时指出的，同贪污腐败现象做斗争，“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这种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应当成为我们肃清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肃清贪污腐化和反对其他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以及消除对这些不正确思想倾向采取的自由主义态度的一种重要武器。”[20]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检举运动。1932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布第二号训令，指示“对于被选举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委员，及各级政府委任的工作人员，和各地军事机关及地方武装、独立师团、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等部队的指挥领导人员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官僚腐化动摇消极的分子，要来一个大的检举运动，洗涮他们出苏维埃政府机关及地方武装中去”[21]。大规模的反贪污检举运动首先从中央各机关开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等群众性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央机关一级的贪污腐败案件，大多数是在“工农通讯员的积极工作与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参加之下”被检举出来的。1934年3月，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公布，被检举的机关和企业有中央总务厅、招待所、财政部、劳动部、土地部、中央印刷厂、钨矿公司等，共查出贪污款项大洋2053.66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个；中央机关被检举出的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有29人，开除工作的3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1人，建议撤消改调工作的7人，给严重警告的人，警告的4人”[22]。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对公务人员有功或有过，人民有用任何方式向政府控告及建议之权。”“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得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须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23]在陕甘宁边区，由群众直接揭发检举的、在群众中影响极大的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逼婚未遂后杀人案和萧玉璧贪污公款案，案犯都先后被高等法院判处死刑。
事实证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监督党和政府，以防止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发生贪污腐败，是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成功经验。
五、加强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加强廉政教育是反腐倡廉的基础，是党政干部拒腐防变的根本。民主革命时期，随着革命战争的不断深入，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党的队伍中贪污腐败现象和方式也发生变化。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中，有针对性地对广大党员及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有效地提高了他们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修养，以及廉洁自律的自觉性，使其在反腐败斗争中，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土地革命时期，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规定发展新党员的五个具体条件，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这些规定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对党员廉政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但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企图没有变，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抗日根据地，对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进行拉拢和腐蚀。这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新的考验。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告诫全党，要时刻防止“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并指出党内已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等等现象”，这些新军阀主义“带着特别大的危险性，所以特别值得注意，需要坚决地加以反对”。[24]党的及时教育和提醒，使根据地中的广大党员及干部对国民党企图瓦解共产党采取的卑劣手段加深了认识和警醒，时刻提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解放战争时期，党注重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保持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1946年5月4日，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各地应当教育干部，特别是区乡干部，发挥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要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取得过多的利益，以免引起群众不满，转向同干部作斗争。”[25]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广大党员及党政军干部通过认真学习，深刻地认识到反腐倡廉同党和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同贪污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的这些指示对现在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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