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民间信仰的几点思考[定稿]

第一篇：对农村民间信仰的几点思考[定稿]

对农村民间信仰的几点思考

——以关中等地农村老人“朝庙子”现象为例

王习明

自1990年代以来，关中、川西等地农村建庙、办庙会之风兴盛。现在，这些地方几乎每个村都有几个小庙，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大多数老人特别是老太太都要到附近小庙烧香；大多数小庙都会在农闲时间举办庙会，每逢做会，都有老年文艺宣传队来表演节目，并提供斋饭。老人赴会（当地人叫“朝庙子”）只需捐1-2元现金或少量的米、菜等实物就可有吃、有玩，打发大半天时间。老人特别是老年妇女特别喜爱朝庙子，大多数老年妇女宁可省吃俭用，也要每月至少朝2次庙子。

关中、川西等地农村建庙、办庙会，其发起组织者都是老人，主要参加者也是老人。这些地方的老人并不富裕，他们之所以热心于建庙、办庙会、朝庙子，是因为他们能在这些活动中找到精神慰藉、获得社会地位。与没有庙会但物质生活水平较高的湖北荆门等地农村相比，民间信仰兴盛的关中、川西等地农村老人福利水平确实要高很多：荆门农村老人自杀非常普遍，但关中、川西农村老人自杀很少。

发达的民间信仰之所以能提高老人福利，首先在于它给老人提供了日常交流的机会，可以让老人消除寂寞、消除对死亡的恐惧。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认为，老年人除了经济问题以外，还有个情绪生活问题。主要是“一种存活的愿望与死亡的恐惧所引起的情绪”。历来解决的途径有三：一是个人功德事业不朽的信念；二是在子孙身上得些寄托慰藉；三是灵魂永生的宗教信仰。另有学者认为，中国民间宗教的社会功能基本上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精神层次上的慰藉功能和行为层次上的实用功能。对执着于务实求存这一价值标准的乡里民众而言，他们固然希望从“诸神救劫”的说教中获得精神支撑，借以消解由于社会压力而引起的心灵焦灼，但他们更希望这种精神慰藉能够落实到社会行为领域，以解决人生的实际需要为归宿。目前，农村老人已基本解决了最基本物质生活需求，但由于计划生育、青壮年外出务工、传统孝道的衰落，老人已经无法在家庭内满足自己的情感精神需求，特别是无法消除寂寞、交流情感、建立人生意义。建庙、办庙会、朝庙子正可以满足老人的这种需求。如，关中农村老人参加庙会的原因大体有四：一是为了到庙里烧香敬神，做善事（即捐钱捐物做义工），认为这样做可给自己和亲人的今生带来好运，并在来世过上好日子；二是为了到庙会散心、看戏，现在大多数老人都很孤独——未成年的孙子在上学，成年子女大多外出打工去了，农村里也没其他场所供老人活动，只能在庙会上与老朋友见见面、谈谈话；三是为了减轻家庭矛盾，现在留在农村的大多是老人和中年妇女，每天都待在家里，容易导致矛盾；四是为了给庙管会某些成员的面子，庙管会成员大多是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有的在大集体时期担任过公社、大队干部，老人们大多认识，既然庙会是由庙管会组织的，参加庙会就是捧庙管会的场子。

其次在于它给老人提供了发挥作用的舞台，使老人获得了较多的社会尊重。西塞罗所说，“威望是老年的最大荣耀”，“实际上，老年的威望，尤其是享受尊荣的老年的威望，其价值相当于青年时代一切快乐的总和”。老人能成为建庙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庙管会的骨干，是因为老人比年青人更具备有关这些活动的地方性知识；老人愿意在这些活动中发挥作用，是因为这些活动使老人享受到了自己所珍惜的“威望”。如，许多村庄的村民小组组长并不是庙管会成员，但庙管会决定的事，组长都会积极支持：建庙时要占地，组长会将地调整好；庙会需要中青年妇女做斋饭，组长会自动安排妥当；唱戏需要小伙子搬运器材、搭戏台，组长会精心组织。凡是涉及庙会的事，组长安排后，人们一般不会拒绝执行，尽管所有这些出工都是不计报酬的。组长和村民乐于为庙会做事，一是出于对神明的敬畏，认为为神做事会带来好运气；二是出于对庙管会成员的尊重，认为他们年龄大、辈份高，组织庙会是造福村民。老人在民间信仰活动中建立的威望还可以延伸到其他领域，如纠纷的调解，甚至整个乡村的治理，关中农村老人能在民间纠纷中发挥较大作用、可以影响村治，村组干部的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其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最重要的是，它营造了尊老敬老的村庄文化，使孝敬老人这一规范成为强有力的地方性知识，成为子女身体无意识的一部分，不容易产生不孝敬行为，即使有了不孝敬行为，也会受到强有力的制裁。王沪宁认为，一个村落家族要维持秩序，保证村落家族能有效的存在，就必须有效地使所有的族员族化——认同村落文化。目前最重要的族化形式是“宗教”（即宗族教化，使家族成员认识宗族的基本状况）和礼教（使家族成员熟知礼俗规范并按礼俗行事），两者已呈结合的表象：“宗教”活动实际上在普及礼俗，礼俗也通过“宗教”活动体现出来。当然，礼教还可通过祭祀、婚丧、灯会、庙会等表现出来。“宗教”和礼教都以村落家族的血缘为基础，都是维持血缘家族秩序必不可少的。维持这种秩序的核心价值是“孝”，包括奉养、恭敬父母和祭祀祖先两个主要方面。年青人参加庙会、婚丧等民间信仰活动，可以培养他们的孝心，是因为所有神灵都主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坏事会带来灾难，做好事会得到神灵保佑，其中孝敬父母是人人都能做的善事。关中流传的俗语“完了粮不怕官，孝敬父母不怕天”就反映了这点。如新庄村关帝庙的石碑就以关老爷的名义劝村人：“敬天地，礼神明，尽忠孝，守节义，奉祖先，孝双亲，守国法，重师尊，爱兄弟，信朋友，和乡邻，教子孙。”并且说村人具备了这些精神，就可“岁岁平安”。大多数年青人（包括一些大学生和部分共产党员）虽然不相信这些，认为这是封建迷信，但也并不反对，并认为信神确实能净化社会空气，减少村民中的不善行为；相信鬼神总比什么都不信好。不论老人，还是年青人，都认为，近几年不孝行为减少与建庙办庙会有关。民间信仰不仅有助于农村老人福利的提高，而且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现代人类学家认为，民间信仰和宗教具有如下社会功能：给人生赋予意义、提供心理上的支持、强化和维持文化的价值体系、减少冲突和增强社会控制、维护社会集团内部的团结和增强集团成员内部的认同感、保存知识文化、促进社会变迁、调节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中国民间信仰是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宗教，有助于保持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维护中国的统一，其中奉祖先、孝父母、和乡邻等教义有助于家庭和睦与邻里友好；重视“风水”和禁止杀生，有助于自然环境的保护和人与自然的协调。如关中农民将蛇视为神明，严禁捕杀；江西赣南农村至今将河边和屋后的大树和古木看作有灵性的东西，严禁砍伐。此外，中国民间信仰具有宽容性，能适应当代世界相互融合的趋势。中国民间是信奉多神的，神与神可以相容：不论什么神，只要保佑我，都可以崇之拜之。多神共处，产生的精神是宽容，宽容才生出和气，才能促进不同信仰的人和平共处，不同民族的人友好相处。现代社会是个变迁越来越快的社会，中国农民仍以农户为单位分散经营，面对市场冲击，更感到无助，更需要信仰来发挥社会功能。中国民间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农村的和谐，国家对其积极引导和规范，发挥其正面功能，消除其消极作用。

第二篇：对信仰的思考

对当前信仰的思考

—《信仰》观后感

电视片《信仰》重现了具有坚定信仰的几代共产党人在民族解放、国家建设中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讴歌了几代共产党人肩负使命，将中国从积贫积弱带向富强民主的伟大历程，这部纪录片让我再一次认识了我们伟大的党，以及那始终引导我们坚定不移的坚定的旗帜，同时，更深刻地认识到了信仰的力量。

片中列举了很多英雄人物，包括：澎湃、陈树湘、陈毅、于蓝、张思德、刘胡兰、朱光亚、孟泰、杨根思、毛岸英、张秉贵、雷锋、王进喜、李改云、焦裕禄、谷文昌、甘祖昌、钱学森、邓稼先、沈浩、吴仁宝、蒋筑英、许振超、吴孟超、郭明义、徐虎、谭千秋、祈友富、叶欣、孔繁森、李林森、郑培民、王瑛、杨善洲等不同时期、不同岗位的共产党人，实际上我们对这里面的很多名字都耳熟能详，坚定的信仰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更加完美，这里面虽然也有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但多数是一些“特殊的人”，要么是我党的创始人，要么是在领导岗位上，要么是知名科学家，对于大多数普通党员甚至群众来说，更想知道的是这些英雄人物在成为“特殊的人”之前到底什么样的人？信仰是什么？有没有普世信仰？信仰有没有时代特征？

关于信仰，查百度网站，有一个说法比较赞同：信仰是一个人的最高操守，是一个人在面对艰难险阻时永不言弃的精神支柱，有了信仰，再大的难事也有坚持到底的理由，有了信仰，再大的苦也有坦然面对的勇气，有了信仰，能耐得住寂寞，能守得住宁静，能扛得起责任，能冲破一切思想的藩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一个现象在较长时间里让人困惑，为什么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巨大发展，民众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相反社会矛盾大量积聚，冲突燃点不断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信仰缺失导致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在信仰的建立和宣扬上没有与时俱进，最显著的例子是曾经先辈们的革命的信仰如何继承为新时代下的信仰。由于革命而把先进共产党员神圣化，形成了宗教信仰之外的政治信仰，这种信仰高度依赖理论和个人的先进性，同时离不开环境氛围的强化，所以，环境条件越残酷，牺牲度越高，信仰愈坚定，这也是革命先驱甘为劳苦大众抛头颅洒热血的重要原因。在当代，鲜明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不再，强化信仰的环境因素改变为多元复杂的环境因素，坚守信仰变得艰难，在现代的中国，精英人物、平凡岗位、普罗大众该以一种什么样的信仰来维护巩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结合《信仰》和其他一些阅读，谈以下三点体会：

一是重新解读信仰。人在社会中有三种状态：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求功利而无精神追求者。确立了新的信仰观，三者各自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就政治信仰来讲，新政治观的产生不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推翻，而是顺应政治生态变化和政治文明发展作出的新解读，即以新解读避免这一终极追求在实现途径和阶段特征上与现实脱节，根本是为了提升其稳定性和恒久性，保证得到更加广泛、更为自觉的追寻。当我们真正清楚共产主义实际是人类的必然选择和终极追求，那么现实的不同制度就不再是障碍，而是阶段性存在，既然殊途同归，也便不再冲撞，更不需要以暴力方式来实现。如果这样的思想为人们所接受，我们与世界也就能实现和谐，同时政治信仰也会稳定下来。

二是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大国崛起于文化和文明，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才敢言崛起，确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就是占领制高点的重要举措。将此视作新时代信仰观的应有之义和必须完成的工作，源于核心价值观直接影响到制度设计和权力的运行，进而影响着思维方式和社会舆论，成为国家认同的载体，也是国际沟通和相互认知的途径。当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真正确立起来，我们便能结合国家利益标准、伦理和法理标准等多种标准评价和解释世界。更进一步，作为中国人民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信仰方面实际是基于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但要更精粹，更大的约束力和更好的示范作用。

三是营造良好一致的社会经济氛围。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并不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会有明目张胆的提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出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出于整体利益的需要，道德和信仰是汇聚国家和民族的主要力量。但反观国内和党内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很多都是利益追求过程中缺失信仰造成的，中央党校徐祥临教授在人民论坛杂志中的《警惕“右倾”歪理邪说》就提到：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奠基之作《国富论》，关于“经济人”，得出来结论介于“大公无私”与“自私自利”之间。显然，经济发展的行为准则必然是先利他后利己。中国传统也强调“君子爱才，取之有道”。现实的矛盾是：学校教育、党员教育强调信仰，社会经济发展中又强调利益至上，注重结果而忽视关联过程和整体利益。另一方面表现在科学研究上就是急功近利而忽视持续发展。

对于个人来讲，没有信仰的人是空的，灵魂和思想将没有依靠！也就是说没有信仰的人，将很难驾驱你的思想你的灵魂！你的灵魂将堕落！将不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或不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尤其我们害怕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另一面浮出水面的时候！就会出现变态，性格分裂！自私！，对价值观、原则没有任何敬畏，表现出“无所畏惧”，具体表现为利益追逐不知廉耻，目标实现不择手段，行为道德无底线，这正是当今社会一些乱像的根源—信仰缺失！看了《信仰》，由衷地感到，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人，应多一点对信仰的思考，那就是在诱惑面前多一点正义和良知，在错误面前少一点纵容和放任，在困难面前多一点勇敢和决心。

第三篇：邯郸民间信仰

巫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殷商甲骨文中就有着大量的巫的占卜记录，从那时到现代，巫在我国流传了几千年。解放后破迷信，批唯心，严禁巫的活动，至文革，巫几近绝迹。文革后信仰自由，巫又渐次兴起。近些年，在农村，许多庙宇重新修建，许多巫立坛祭祀，巫又成了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内容。巫在邯郸有特殊的称呼，女子叫善友，男子叫巫祖码子。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为了为人祈祷治病。其次如求福、求财、求子、求女、求雨等也是他们的活动，但这些活动和祈祷治病比起来要少得多。巫长期为人治病也形成了巫的医学理论，他们认为人的病分为两类，一为实病，一为虚病。所谓实病是指身体的各个器官所生的实实在在的病，所谓虚病，是在由神灵降灾所引起的病。实病要实治，即请医宴药，虚病要虚治，即请神去灾。有事也用虚实结合治疗。过去，在农村，巫和医是合为一体的，巫即是医，医即是巫，所以过去的医生又叫巫医。既然巫医一体，所以虚实结合也是很容易的。

巫医治病。请神除灾在信奉中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在农村信奉神的人很多但并不是人人都能请神，只有那些立了坛的人才能请神。请神的形式也哥不想投，但大都是先烧香磕头，再言请神，神来了之后，身上就有反应，打哈欠，流泪，接着神就要了解你要解决的问题。善友请神说说的话，不管多长，全是韵文，且有声调，听来像是歌曲，像是戏剧，很好听。立坛请神巫医治病用的最多的方式是立坛请神，乞求保佑。先烧香三柱，给神灵磕头，然后请诸神下届，向神灵说明缘由，请众位神灵保佑，最后送众神归位。

神灵信奉者的文化状况，十个有九个没有文化，只有一人有文化，由于这些信奉人员文化素质低，所以他们不可能像基督教那样有自己的教义，有自己的理论，这些人信仰神灵，还属于原始宗教状态。分散性封闭性也是他们信奉的明显特点。这些农村的神灵的信奉者是各信各的神，各烧各的香，他们无限之间没有任何组织关系，他们的信仰方式也和他们的生产方式一样，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一般一个家庭信仰一种神。在神的传承上也是以家庭为单位，一般一种神灵只传给自己的子孙，而不传外人，这也造成了神的传承的封闭性。如果这家人丁兴旺，神就有可能传下去，如果人丁不旺，就有可能失传。就是一家人，如果后代不乐意传承先辈的神，先辈也没有任何强求传承的形式。所以在农村，一代人要产生许多神，一代人要消失许多神。民间宗教没有什么组织形式，纯属个人行为，没有什么教规、教义。是个人行为不向外扩展，流传也只传给自己的后代，如后代不接，就不再流传。

萨满跳神时，头戴系有铜玲的神帽，身着有许多飘带的神衣，腰束一圈铜镜。胸前挂一面护心镜，手持额姆琴神鼓。随着激扬有力的鼓点翩翩起舞。头上的铜铃，腰上束的那一圈铜镜，随着舞蹈的动作，发出有节奏的碰撞声。他越跳越兴奋，跳着跳着，突然放下手鼓，拿起神矛，在院子里横冲直撞，忽而跑进屋里从窗户跳出来，忽而爬山房顶剧目跳远，然后又跳下来，紧握短矛不断猛刺，嘴里发出“哈嘎”的喊声，他越跳越兴奋，甚至发起狂来，最后便昏迷过去。巫舞的舞者在跳舞时，一般都穿着特殊的服装，带有法器和一些特殊的装饰品，如鼓、铃、羽毛等，服饰上坠有金属、珠贝、护心镜等反光器物，舞蹈时，形声色浑然一体，增加了舞蹈的神秘色彩。

第四篇：对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调查通知

关于对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基本情况

进行调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

为加强我市民间信仰事务管理，推进民间信仰活动场所整治工作，根据《中共温州市委、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民间信仰事务管理的意见》（温委发[2011]123号）、《民间信仰活动场所整治工作方案》（温委办发[2011]129号），按照城市转型发展破难攻坚大行动的总体部署，决定在全市开展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基本情况调查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开展全面调查。对全市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进行全面调查，摸清各地民间信仰活动场所数量分布、历史沿革、信仰特征、建筑年代、面积规模、管理组织、资金财产等情况和民间信仰活动类型、方式等情况。

二、及时填表上报。将调查情况按民间信仰活动场所逐个填报《瑞安市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基本情况调查登记表》，并提出“四个一批”的初步甄别意见，于2011年12月30日前报市民宗局政策法规科，联系人蔡一珍，电话。

附件：

一、《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四个一批”甄别基本标准》

二、《瑞安市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基本情况调查登记表》

瑞安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二O一一年

月

日

第五篇：蒙古族民间信仰 论文

喇嘛教对辽西阜新地区蒙古族信仰习俗的影响

摘要：喇嘛教在辽西阜新地区的传播过程中，逐渐渗透到蒙古族人民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使辽西阜新地区蒙古族民间风俗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对佛像的供奉礼拜、向喇嘛求助、丧葬礼俗、宗教节日活动以及建寺庙造佛像等宗教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已成为蒙古族风俗习惯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喇嘛教；辽西阜新地区；蒙古族；影响；信仰

每一种外来文化的传播只有当它深入到人民大众中，才能说它真正的在这个社会中站住了脚跟。喇嘛教在辽西阜新蒙古族地区的传播也是如此。当然，人民大众不可能像少数僧侣和知识分子理解把握深奥复杂的教理，他们只能通过接受通俗易懂的道理，采用纯朴可行的形式完成他们的宗教实践，这就形成了特色的民间喇嘛教信仰风俗和习惯。

一、喇嘛教在辽西阜新蒙古族地区的盛行

辽宁西部阜新地区的蒙古族信奉西藏佛教黄教派（格鲁派）即喇嘛教，阜新地区喇嘛庙多，喇嘛多，可谓蒙古族各盟旗之最。据调查统计，阜新地区在清朝时著名的喇嘛庙宇360多座，旗有旗庙，村有村庙，户有家庙，全县庙宇林立，形成了十里一寺，五里一庙的格局，而皇帝赐予牌匾的喇嘛庙就有4座。

喇嘛教在辽西阜新蒙古族地区的广泛传播并兴盛起来是在清代。顺治八年，土默特左翼旗（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内）在旗治所南4 公里处修建了旗庙，后来康熙皇帝御书了“瑞昌寺”匾额，俗称“黑帝庙”。土默特左翼地方蒙古族民众信奉喇嘛教的人数日渐增多, 康熙八年由清廷出资，在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乡内开始修建“瑞应寺”，直至康熙四十三年总体工程完结,，康熙皇帝御赐金龙镶边用满、蒙、汉、藏四种文字镌刻的“瑞应寺”大匾额，现享有“东藏”美誉，号称“藏传佛教东方中心”。

辽西阜新地区的蒙古族人民，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对喇嘛教的崇信都处于根深蒂固的状态。

二、喇嘛教对辽西阜新地区蒙古族信仰习俗的影响

（一）风俗习惯的影响

喇嘛教在辽西阜新地区蒙古族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逐渐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与喇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婴儿出生后要请**或高僧取名，孩子在生长过程中，要向**、高僧求取护身符，以保佑孩子无灾无病、长命百岁。老人去世后，晚辈无论贫富都要请喇嘛诵经念佛，超度亡灵。由于受喇嘛教的影响，使婚礼也蒙上了宗教的色彩。在男女双方相处时要由喇嘛来定属相是否相克，结婚时请喇嘛占卜吉日等。

喇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后，蒙古族中也有了敬献哈达的习俗。在诞生礼仪、成年礼仪、婚嫁礼仪、寿诞礼仪、丧葬礼仪以及各种祝贺喜庆的礼仪上都会有献哈达的风俗。

喇嘛教在辽西阜新蒙古族地区的广泛传播，改变了许多旧的礼仪制度，也产生了许多新的习俗。蒙古族传统的葬法是土葬，在喇嘛教传入后，有了火葬和天葬，在辽西阜新蒙古族地区主要实行的是火葬。火葬是喇嘛教的仪规，在喇嘛教寺庙**、高僧圆寂之后大多实行此俗。一般的火葬，要邀请以为高僧担任上师，在火葬场举行丧葬仪式，并向燃烧尸体的火中添加芥子等多种物品。喇嘛教认为火葬是将尸体献给神灵，成了贡品，是一种风险行为。骨灰的处理上僧俗也有所区别，高僧的骨灰要供在寺庙灵塔里，而普通人的骨灰，或合于泥中或撒在山上。自从蒙古族人信奉喇嘛教之后，对死的观念也有了重大的转变。因缘和地狱轮回的观念也随之兴起。以前，萨满信仰兴盛时只有受命于天的思想，不谈因缘。佛教传入后，天上有了极乐世界。萨满信仰时期只有人死后灵魂仍保佑其后代或做崇的想象；佛教传入后有了作恶事会下地狱的恐怖，但经过佛法的超度，仍可得到好的轮回。至此人临终时通常亲人们请来一个日常受人敬重的喇嘛给他念经，叫他在经声佛号之中，安然离开人间。同时还派一个人去寺院中，向一位最有名望的喇嘛或**问卜，请他给死者灵魂指条明路，好叫他到西方乐土去，或是转生到一个好的家庭。并且还要尽量布施僧众，请他们为死者诵经超度。为超度灵魂的诵经有三七、五七或七七四十九天连续不断的，最短的也得诵经七日。

（二）节庆民俗的影响

16世纪后期喇嘛教派传入，以喇嘛教信仰为内容的节日逐渐兴起。喇嘛教各寺院的宗教节庆，是宗教法事活动的一种，为了形象地传播喇嘛教教义，吸引教民而床里的。一些大规模的活动集会的形式是讲经说法、艺术表演、作品展览，主要是弘扬教义，增加喇嘛教的公信力。这些法会都在固定的日子举办，最重要的法会有正月的诵经大法会、四月的斋会、六月的夏季大法会等等。法会期间僧人集中诵经、辩经，举行跳神仪规。跳神舞蒙古语称査玛舞。辽西普安寺的查玛舞队,起源清雍正年间，是普安寺二世**罗布桑阿旺扎木苏赴西藏学经时学到的表演艺术, 回寺后广为传播, 兴盛一时, 几经繁衍并融人了许多辽西地域色彩, 形成了辽西独有的阜新藏传佛教中心的查玛舞文化。辽西普安寺的查玛舞产生距今已二百多年的历史, 虽有过中断, 但凡举办法会, 必邀请其它寺庙查玛舞队来表演。

（三）建寺庙造佛像的影响 喇嘛教成为蒙古族全民的信仰，建寺庙、造佛像等佛事在辽西阜新地区也非常盛行。雕塑艺术中的石刻佛像, 其艺术价值令人称绝。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板乡境内海棠山摩崖造像群,是中国“东方藏传佛教黄教中心”唯一幸存下来的蒙古族文化艺术瑰宝。海棠山摩崖造像, 据《阜新县志》记载, 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章嘉**其徒张、王、刘、杨、丁、郭等建造普安寺”,并雕刻造像。雕刻家采用了阴刻、阳刻、高浮雕、内浮雕等多种形式。据说在大大小小裸露的岩石上曾有一千多尊石刻佛像, 至今保存完好的还有260 多尊。海棠山摩崖造像, 是一处极其宝贵的文物遗存, 一个佛教艺术珍品的宝库。当然也是辽宁蒙古族人民的骄傲。

喇嘛教在辽西阜新蒙古族地区的传入到衰败，经历了大约300年的时间，确实对蒙古族人民的信仰习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辽西蒙古族特色的民间喇嘛教信仰风俗和习惯。

参考文献：[1]蔡志纯

蒙古族文化[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9.1 [2]才让

藏传佛教信仰与民俗[ M]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9.1 [3]阜新蒙古族县志[M] 794 页，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8 [4]蒙古族通史[M]，民族出版社,19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