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征地拆迁难的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征地拆迁难的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临港开发区国土房管局 陈 皑
一、我区征地拆迁工作的现状
近年来，我区在港、城、园统筹发展进程中，全区各级干部群众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城区的面貌日新月异，工业园区建设突飞猛进，道路基础设施建设进展顺利，取得了累累硕果，广大群众有目共睹。2010年完成了宜宾港志城作业区3976亩土地的征地工作。及时提供志城作业区急需用地交付港口公司使用，为宜宾港安全渡汛和年底开港抢得了时间。突击完成了烟草基地、民政仓库、车辆检测中心、临港大道一期（顾湾路）、宜南路路面工程整治等一批项目征地拆迁工作。2010年共计拆迁房屋678户，拆迁房屋面积12.7万平方米，安置征地农转非人员1300余人，完成征地拆迁补偿面积5128亩（其中，港口用地1609亩，商住用地107亩，基础设施建设用地440亩，机关团体用地138亩，产业园区及储备土地2834亩）；兑付征地补偿资金3.5亿元。2011年以来，我区正在实施中心组团、临港大道二期、轻工产品专业市场、宜南快速通道拓宽、纺织业用地、“金川电子”搬迁、产业园区用地、沙坪村四社危房拆迁、宜宾港志城作业区危房拆迁、“志城家园”补征地、专用设备制造用地、长途汽车客运站、临港医院等13个项目的征地拆迁工作和处理项目涉及的历史遗留问题。截至10月底，我区已完成轻工产品专业市场、美顺达印务、麦加乐食品、医药商贸、“志城家园”补征地、专用设备制造用地、长途汽车客运站7个项目的征地拆迁工作，并基本完成临港大道二期、宜南快速通道拓宽、沙坪村四社危房3个项目征地拆迁工作，征地面积3554亩。目前，“龙顺小区”即将竣工，“志城家园”、“河湾苑小区”已开工建设。
二、我区征地拆迁工作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被征地拆迁户集中反映补偿标准偏低。总体上看，我区的征地补偿标准在全市是较高的，但是一些被征地拆迁户利益期望值不断膨胀，面对政府不断增加的补偿标准，仍然向政府提出超乎常规的补偿要求，政府无法也不可能满足其要求。特别是对同一地类判断标准、丈量方式不一样，对经济林木、青苗判断标准不一样，造成部分被征地农户在补偿上的不统一、不均衡。
（二）失地农民享受的保障性政策滞后。土地是农民赖于生存的基础，失去土地后，有些农民生计、生活成了问题，形成了“生活难、就业难、入保难”。近年来，新城区农民土地基本上被征用，成了失地农民，但对失地农民安置保障政策滞后。
（三）被征地拆迁人思想认识存在偏差。被拆迁人希望通过征地拆迁使原有财产增值，有的甚至搞突击加层、突击装修、突击种植；也有一些被拆迁户存在持久战心理，认为拖到最后实施主体会妥协，补偿金额会上调；还有部分被拆迁人缺乏法律意识，对征地拆迁工作存在偏见，过分强调个人利益，不按法律程序进行维权活动，采取过激行为阻挠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四）舆论引导失当，放大“强拆”问题的严重性。在征地拆迁工作中，正确的舆论导向可以为征地拆迁工作提供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也能纠正拆迁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反之则不仅阻碍工作进程，而且还会影响大局，激化矛盾。特别是对强制拆迁的报道，一些媒体缺乏对整个事件的客观了解，没有坚持从维护大局和稳定的社会责任出发，一味地迎合大众群体同情弱者的心理，对拆迁户大肆渲染，失去了理性分析和自主判断能力。媒体的过度聚焦和非理性报道，将群众与政府对立起来，激化了干群矛盾。作为拆迁工作执行者的政府与法院被舆论完全孤立，失去了应有的公信力，不仅提高了执法成本，同时也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五）群众主动参与的积极性难于调动。当前，各地的征地拆迁工作都是政府主导，老百姓是被拆迁人。虽然征地拆迁安置依法依规进行，但是被拆迁户对征地拆迁程序的运行没有控制权，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从这一层面上讲，拆迁人扮演了相对强者角色，而老百姓属弱势群体，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两个主体之间形成了不平等关系。基于此，群众主动参与征地拆迁工作的积极性很难调动。一旦有抵触情绪，征地拆迁工作很容易受阻。
（六）相关部门配合协调不够，难于形成合力。征地拆迁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相关部门通力合作。我区征地拆迁工作大部分由国土牵头负责，相关部门在做农户思想工作、威慑执法等工作上配合协调不够，导致工作被动。特别是没有很好地发挥村级组织的重要作用，甚至有的干部与被拆迁户因种种关系在做反面工作，与政府背道而驰。
三、新形势下对我区征地拆迁工作的思考
（一）切实抓好城乡规划，从源头上防止不当拆迁。一是科学制定规划，严格执行规划。制定规划要立足当前，面向未来，要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多方比较，反复论证，增强科学性，使其跟得上时代发展潮流，经得起历史检验。规划一经确定，具有法律效力，必须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任何人不得随意变更或“朝令夕改”。在确定房屋拆迁规模时，要根据本区的财力、物力的实际状况和城市建设的实际需要，量力而行，减少或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和拆迁纠纷。二是加大查处力度。对违章建筑、违法建筑、乱搭乱建行为要加大查处力度，严格规划和土地审批制度，严厉打击土地私下交易行为，重点打击对在征地拆迁公告后突击加层、突击装修、突击种植等行为。
（二）完善政策，统一标准，切实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一是进一步完善和充实征地拆迁文件政策。涉及征地拆迁的《征地管理办法》、《基准地价》、《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等文件政策，应根据当前征地拆迁的实际情况，该调整的调整，该完善的完善，该细化的细化，努力形成一套操作性强、补偿标准切合实际、有利于征地拆迁工作的文件政策体系，以保障征地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二是征地拆迁单位，在征地拆迁丈量评估、安置补偿等问题上要统一标准，一视同仁，不能乱开口子，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不徇私情，不给那些不依法征地拆迁的被拆迁户获得不当利益，以维护大多数被拆迁户的切身利益。
（三）正确引导媒体的舆论导向。媒体既负有宣传和维护公民权利的职责，也负有化解社会矛盾和引导公众向善向美的重任。因此，在面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时，媒体应当保持理性客观的态度，冷静全面地把事件的来龙去脉予以报道，不能偏听偏信，不能为追求自身效应盲目炒作、煽情甚至参与其中，以免对社会公众产生误导，推动事情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不利于矛盾纠纷的解决。通过媒体做好法制宣传、政策解释和化解矛盾等工作，在切实维护好群众利益，解决好群众实际困难的同时，引导公民适当降低对原有财产增值的期望值，充分做好协调沟通工作，争取群众对合法征地拆迁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四）整合力量，建设一支有责任心、战斗力的征地拆迁队伍。一是建立灵活高效的征地拆迁工作组织体系。在管委会的领导下，国土牵头，抽调财政、监审、规建、公安、执法、社事、镇（街道）等部门得力人员，成立征地拆迁工作组，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好基层乡村干部与群众的“纽带”作用，利用他们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制定科学严谨的工作程序和工作制度，建立丈量测算、补偿资金的审核拨付“一站式”服务，形成各有关单位密切配合的工作体系。二是加强学习，讲究方法，提高征地拆迁队伍综合素质。征地拆迁政策强，要赢得被拆迁人理解、配合和支持，工作人员必须熟悉我区的征地拆迁法规，并把它原原本本地宣传到群众中，善于与群众沟通，善于在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中，让群众充分拥有对征地拆迁的知情权、监督权，让群众懂得如何运用政策维护好自身合法权益，从而达到支持政府征地拆迁工作的目的。同时，组织征地拆迁工作人员到外市考察，学习先进经验和做法，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五）加大依法强制征地拆迁的力度。对提出无理要求，漫无要价，工作人员多次反复做工作无效的被征地拆迁户，建议选择典型，在程序合法、补偿到位的情况下，依法实施强制征地拆迁，以打开征地拆迁工作的被动局面。
（六）创新征地拆迁新模式。目前，各地征地拆迁往往都是先发公告，后做被征地拆迁户的思想工作，最后签订协议，这种程序最大的弊端在于所有矛盾纠纷都暴露在拆迁公告之后，政府的“单方”意愿往往不被征地拆迁群众理解和接受。一是工程项目逐步推行听证会制度，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将城乡建设与群众意愿紧密结合起来；二是积极尝试“先安置后拆迁”的工作模式，改变过去先拆迁后安置的弊端；三是借鉴外县市“模拟拆迁”的新方式，按照“成熟一块、拆迁一块”的原则逐步铺开，实现“要我拆”向“我要拆”的根本转变。
第二篇：农村集体土地征地拆迁难的原因分析
农村集体土地征地拆迁难的原因分析(1)
［摘 要］ 农村集体土地的征用和拆迁难问题，是现实社会的一个普遍问题。其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城乡二元土地管理体制和政策与现实的矛盾方面的原因，也有政府和基层组织或执行者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有拆迁双方对土地所有权、补偿标准、个人利益和成本等方面认识上的原因，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用合理的方法解决。
［关键词］ 城市化；集体土地；拆迁
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全国各地对土地的征用越来越多，拆迁难度也随之越来越大。土地问题成为农村中矛盾频发的焦点，其中尤以土地征用问题比较突出［1］。随着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工作的进行，人们总是自然而然地将之与“扯皮”和“暴力”挂钩。很多拆迁人（国家职能部门、用地单位、建设单位、拆迁单位等单位的统称，下同）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消耗在拆迁工作上，少则一年半载，多者三年五年。征地和拆迁堪为“天下第一难”，其中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用和拆迁尤其如此，备受各方关注。
拆迁难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原因，同时还有许多现实的具体原因。有的认为主要是征地补偿被各级政府及集体经济组织截留、征地程序缺乏透明和协商、农民参与度低、以“公共目的”为由征地用于盈利活动等［1］144-145，结合十堰市农村集体土地的征用拆迁难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有下面10个方面的原因：
一、城乡二元土地管理体制所致
我国的土地所有制分国有土地所有制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两种形式。城乡二元土地管理体制，在现实中产生了诸多问题，如同样备受争议的小产权房问题、户籍管理问题、就业、社会保障问题等等。农村土地征用和拆迁的结果是土地所有制性质的变化，农民因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作为“农民”身份的依据，意味着融入城市社会的开始。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实质上意味着城郊乡村社会的拆除，是乡村城市化的开端。从表面上看，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是拆除了城乡间的隔离墙，拉近了农村和城市的距离，但实质上却集中和突出暴露了城乡“二元”土地管理体制的矛盾。在“农民” 完成向“市民”身份转化的长长链条中，要完成这个过渡，在中国的各项法规缺失、各种社会保障极不健全的情况下，拆迁难是自然的。一方面，城乡“二元”体制的某些历史遗留问题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中凸显出来，如由户籍制度引起的“农嫁居”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等；另一方面，农民并没有因征地和拆迁变成真正享有5大福利保障的市民，而是沦为既非农民又非市民的“边缘人”，这在城乡结合部表现得尤为突出。拆迁矛盾突出的地方，几乎都是城乡结合部，有的甚至就是“城中村”。十堰市由于特殊的地理状况，对农村的拆迁几乎都是在城市中心进行的。城市的拆迁难，主要源于补偿标准；农村拆迁难，除了这方面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没有了衡量身份标准的土地。因此，集体土地征用和拆迁难实质上是城乡“二元”土地管理体制瓦解前的阵痛，是农民对被人为地分为“农村人”而区别于“城市人”并享受不平等待遇的呐喊。
二、补偿标准问题所致
这是影响拆迁工作是否顺利和进度快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补偿标准高，能及时到位，拆迁进度就相对快些；反之，就要大打折扣。但问题的关键是：补偿的标准到底是多少才能令各
方满意。低了，被拆迁户不乐意；高了，拆迁方不乐意。关于补偿标准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
面的问题：
1.补偿标准片面强调市场化
应该说补偿以市场为标准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对双方而言都是公平的。但在现实社会中，房
屋及附着物的补偿标准或补偿价值的确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理论上说补偿价应该是市场
公允价值，但这个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却有很大的区别。如某个被拆迁人的房屋，按标准只能补
偿15万元，但他偏偏要价50万元，双方根本没有协商的余地，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根本就没
有实现公平的市场化基础。所以拆迁补偿片面强调市场化是不妥的。
2.补偿标准不统一
由于区位、环境和项目性质等原因而产生的补偿标准的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正常的，但如果补偿标准过于参差不齐，甚至差距极大，就易造成群众的互相攀比，造成拆迁困难。如十
堰市2006年到2007年对襄渝铁路复线、十漫高速公路、工业园区、高校园区和其他建设用地的拆迁补偿标准上，差距就较大，同一个村，甚至相距不到100米，由于用地单位的不同，补偿标
准不同，容易引起问题。
3.补偿标准不合理、偏低
现实中，也确实存在一些由于拆迁补偿过低而引起的问题。从理论上讲，拆迁补偿应是完全
充分补偿。房屋拆迁的补偿应该是损失多少补偿多少，补偿的价格是客观市场价格，并且符合等
价有偿原则。被拆迁人不能要求额外的补偿，拆迁人也不能是不完全补偿。但实际上在某些领域
和某些地方、某些项目中，拆迁补偿的标准是较低的，拆迁户抵触情绪很大。这将直接引起被拆
迁户生活水平的下降，引发社会矛盾，造成拆迁难。如十漫高速公路和襄渝铁路复线的拆迁补偿
标准就比一般工业园区的补偿标准低很多。在操作中，不能上调，也不敢上调。即便可以调整补
偿标准，往往是没有上限，一般情况是，只要没有补偿上限的，被拆迁户总是嫌低，拆迁方总是
嫌高，总是达不成一致意见。根据调查，73.96%的农户表示应提高土地补偿标准［1］。
4.无补偿标准
征地拆迁过程中，涉及的补偿项目非常宽泛，既有土地、房屋、树木等大宗财物，还有许多
其他财物，如玫瑰花树、爬山虎等之类，政府制定的补偿标准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一旦没有标准，补偿就只能由拆迁双方讨价还价，“摸着石头过河”。其结果，要么是被拆迁户狮子大开口，拆
迁方咬牙同意，形成补偿标准的“步步高”；要么拆迁方不同意，以耗时间、延长工期为代价维
持原有的补偿标准，但问题是：这对拆迁方来说，合算吗？
三、政策与现实的矛盾所致
一般人可能认为，在拆迁工作中只要坚持原则、坚持政策、按章办事，拆迁工作的矛盾就少，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很多问题恰恰就在于政策的规定和现实的矛盾。对于所有被拆迁人来说，他
们不管什么法律和政策，只认一个浅显的道理：生活只能因拆迁变得越来越好，不可能因拆迁变
差。
对于拆迁中的多数问题，必须按原则办事，各方也可以接受。但对于局部的、个别的甚至是
特殊的问题按原则办就很难进行，如被拆迁户的房屋无土地使用证或无房屋产权证。按政策规定，对这样的被拆迁户，补偿按临时房屋补偿，且不能偿还新宅基地。但事实上行不通，不说被拆迁
户不同意，村组和地方政府都不会同意。希望通过征地拆迁，改变当地的经济环境和改善村民的生活状况，不仅是被拆迁户的一致愿望，也是基层和地方政府的愿望。其结果只有一个，按正规
房补偿，同时提供宅基地。有人会说，这没有按原则和政策办事。可是这些被拆迁户祖祖辈辈就
居住在这里，或者至少在这生活了几代人，仅仅因为没有房产证或土地使用证就不给宅基地，就
因为拆迁人要用地，就使他们房子都没有了，谁会答应？再如“农嫁居”问题。农村女性嫁入城
市，上个世纪90年代前难以转为城市户口，90年代以后转为城市户口又失去了原来的经济意义，这种情况在十堰较为普遍。所以，很多“农嫁居”尽管在城市生活、就业了几十年，但户口包括
其孩子的户口仍在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时，这部分“农嫁居”的房屋安置利益如何解决？享
受，老农民有意见，不享受，“农嫁居”有意见。
现在处处讲和谐社会，处处讲人性化管理，处处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你不满足要求，就
有矛盾，就会不和谐，就会有人上访、告状、阻挠施工，这又是哪一级政府都忌讳的，都尽量回
避的，其结果就是拆迁难。
四、对土地所有权的理解不同所致
土地是不是商品，其所有权最终归谁？谁有最终的处置权？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也是拆
迁双方难以达成共识并造成拆迁难的原因。
村民认为，土地归集体所有，集体就有所有权，即拥有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村民与集
体签订了土地使用承包合同，也同时拥有了使用权、收益权和一定限度的处置权。有的法律工作
者就认为土地使用权不应仅仅体现为承包经营权，还应是独立的物权［2］。既然是独立物权，村集体和土地承包人就有权决定土地是否出让，拆迁人要征用土地就必须取得被拆迁人的同意，就必须按被拆迁人的标准提供补偿；如果被拆迁人不同意出让，即使拆迁人出“天价”，拆迁工
作可能也难以顺利进行。
而拆迁方则认为，不管是土地国家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土地实质上都是国家的，国家要
征用，你就得按国家规定执行，按既定的标准获得补偿，不能讨价还价，多要多补。根据有关法
律规定，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主要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权利除具有物权的一般效力外，主要是占
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优先继承权、处分权、相邻权和获得补偿权［3］。其中的处分权也仅
仅是出租、转让、互换和转包等有限的处分权，并没有赋予“卖与不卖”的权利。
五、政府行为弱化或偏差所致
政府在拆迁和补偿中的角色问题一直是困扰理论界和实际工作的一个难题。有的主张政府必
须充分介入，政府不参与城市房屋的拆迁工作是不正确的，仅依靠拆迁方是不行的［4］；有的又反对政府介入，认为由行政强制力来干预民事合同的订立过程，调整民事权益的做法不符合《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建议按市场规则进行［5］。
2001年11月以前，我国执行的是《城市房屋拆迁安置管理条例》，农村的拆迁工作比照城
市拆迁工作进行。那时虽然也存在着拆迁矛盾，但问题还不是太突出，拆迁工作从全国来看总体
上还是相对平稳的。但自从新的拆迁法规于2001年11月1日开始执行后的几年时间内，拆迁矛
盾开始在全国大面积爆发。各地纷纷反映政府在拆迁中的强制手段过于频繁，拆迁户的利益受到
侵害，各地拆迁矛盾逐渐激化，人民群众上访不断。在这种形势下，2005年的全国人大会上许
多人大代表大声疾呼，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于是中央采取紧急措施，严格限制拆迁中使用强
制手段，拆迁矛盾突出的城市拆迁甚至被叫停。但事物的发展往往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
端。由于整个拆迁工作被质疑，强制手段被限制，在强大的社会舆论作用下，政府在拆迁工作中的作用逐渐弱化，补偿标准形同虚设，拆迁工作犹如一根不能触及的红线，人人避之不及，征地
拆迁及补偿工作只能由拆迁双方自行协商，政府只起“协调”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被拆迁户开始
抬高要求，拆迁人开始让步。一旦不能满足被拆迁户的要求，拆迁工作就受阻，从而形成了现在拆迁工作举步维艰的现状。
事实上，拆迁工作如果没有了政府的支持和强制力，没有了政府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仅凭拆
迁方和被拆迁户“单打独斗”、“斗智斗勇”、“死打蛮缠”，要按期完成整个拆迁工程和保证拆迁
工作的顺利实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六、基层组织或执行者行为不当所致
在市、区、乡、村四级机构中，乡村等基层组织或干部的行为往往对拆迁工作起着直接的作
用。基层单位干部素质低下，操作方法失当等均有可能引起拆迁矛盾的激化。集体土地的征用和
村民房屋的拆迁又大多是在一个熟人社会里进行的，当地基层干部或其他乡镇（街办）甚至少数
上级领导干部的家庭或亲朋好友很可能就是被拆迁人，工作压力、熟人关系、自身利益交织在一
起，任何向基层干部及关联方利益的微小倾斜，都有可能给其他拆迁户授之以柄，成为其他拆迁
户要挟获取个人更大利益的筹码。同时，虽然有统一的拆迁补偿标准，但因具体情况复杂且有的补偿标准本身就有一个浮动范围，所以拆迁方一般对补偿标准都设有一个可操作的弹性空间，拆
迁方不能不给予乡村基层干部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在实际工作中，自由裁量权本身不易把握，而且褒贬不一。基层组织和干部对自由裁量权的任何不当使用，都将会引发农民的攀比和悔约，引发拆迁难。
同时，基层组织或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要为当地群众谋福利，争取尽量多的利益和政策。
由于所处位置不同，这种争取未尝不可，但往往就是这些争取，被拆迁户认为是为自己撑腰，为
自己做主，从而有恃无恐。另外，也有些基层组织在实际工作说一套做一套、对自己有利就干，对自己无利就消极对待，对群众补偿落实不到位、工作不得力、办法不多、从中揩油等，这些问
题都会加大拆迁难度。
七、拆迁户博弈个人利益最大化所致
对拆迁与被拆迁双方来讲，总体情况是被拆迁一方是弱者，但小部分又是“强者”，拆迁难的原因一般不在大部分拆迁户，而是由这一小部分拆迁户即所谓的“钉子户”造成的。“钉子户”的要
求是否合理，是否值得同情与支持？这是目前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笔者在此暂不述及。
小部分被拆迁户片面强调个人利益，常常有意刁难和从中作梗。这部分人，人数虽少，但“本
事”和“能量”很大，甚至能呼风唤雨。对大多数被拆迁户而言是“争取利益”，对这部分“钉子户”
而言则是一种“利益赌博”。继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之后，深圳又一位“最牛钉子户”获得1 000
多万元的“天价”补偿。这到底是维权的楷模，还是无赖的典型？在这个过程中，“钉子户”事实上
是在玩一场赌博，结果是他们赢了。如果都像这样，拆迁就会形成一种“牛钉”与“天价”之间的相
对固定的因果关系，如果是这样，维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的正义，就可能变异为某些人牟取额外利
益的非正常手段。这两件事都是在事闹大了的情况下，由许多复杂的外力干预下结束的，这更容
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把事闹得越大，得到的补偿越多”。而这样的结论一旦形成，不管是否符
合实际，拆迁户得到的一个经验便是“闹、扯”。舆论对“最牛钉子户”的报道及讨论，更引起了被
拆迁户的群起效应，进一步加剧了拆迁工作的难度。
八、拆迁单位对于机会成本的考虑所致
机会成本是指在决策时从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选择某一种方案而放弃另一种方案所丧失的潜在利益。这种成本在拆迁中虽不是实际付现成本，但却是拆迁方必须考虑的一个现实问题。
如拆迁过程中有回迁安置、工期要求、支付超期过渡费等等问题。由于政府严格控制使用强制手
段，只要遇到一户“钉子户”需要强拆，所需时间最少半年以上。拆迁方一方面要支付已搬出住户的过渡费（超期过渡费还要逐日递增或付双倍），又不能对剩下的住户在补偿上作太多让步，因
为一旦让步，已签约搬出的住户很可能又会返回或毁约。再者拆迁方很多人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长期拖下去，也使人身心疲惫，精力难以为继。所以，拆迁方出于避免拆迁纠纷、不在拆迁上耗
费太多时间、让项目早日启动早日见效益，少付后期各种高额补助，降低各种潜在机会成本等目的，就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大幅提高补偿标准。其结果是该次拆迁可能较快，但又会对别的拆
迁点带来极大的冲击和连锁效应，造成拆迁补偿的“步步高”，进一步加剧拆迁的难度。典型案例
就是十堰市武警支队的拆迁补偿对我院拆迁补偿的负面影响。
九、对《物权法》的理解不同所致
《物权法》的颁布和实施，是中国法制的一大进步，对保护各方物权意义重大。很多被拆迁
户也总爱拿《物权法》说事，动不动就搬出《物权法》，摆出维权的架势。其实这是对《物权法》的片面理解和认识的偏差，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理解《物权法》，甚至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物权法》有很多重要特征，其中至少有两个特征在拆迁工作中是需要注意的：第一，物权
法平等保护物权。《物权法》对各类主体的物权的保护是平等的，无论国家、集体还是个人的物
权都同样保护，没有谁先谁后这个问题，既不能片面强调拆迁方的权利和利益，也不能片面强调
被拆迁方的权利和利益；第二，没有绝对的物权。有权利必有义务，物权也同样应负有社会义务，这种权利不是绝对的。如政府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需要对公民和集体的房屋进行征收，那么无
论是单位还是公民都要自觉服从，个人物权不可对抗公共利益，有义务来服从公共利益［6］。《物
权法》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为用益物权，既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又是
一种特殊的物权［7］。现实中，许多被拆迁户总拿应享有的权利说事，不管自己应承担的义务。
对法律的不同理解和认识程度的不高，也给拆迁工作带来了难度。
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客观必然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的市场机制基本形成，相对于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系和思
维方式也逐步形成。人们看问题、做事情都会打上深深的市场经济的烙印。拆迁工作过去的拆迁
人基本上是政府，配合拆迁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而新的房屋拆迁安置管理条例是建立在市场经
济体制上的，有的拆迁方就是开发商，征地拆迁的目的就是开发商品房赚钱，体现的是私人和个
人利益。在此情况下，还指望被拆迁的农民像过去那样为支援国家建设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既不
现实，也不合适。农民争取自身的利益，从根本上说也没有什么不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客观
必然。基于这种认识，拆迁工作比过去难既是客观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各自不同利益要求的体现。
总之，拆迁难从总体上讲主要是由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
长远利益等各种利益冲突所致，但在现实中，却有多种不同的原因，需要在拆迁工作中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1、李剑阁.中国新农村建设调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徐 涛，高玉林.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和失地农民权益保护法律问题探析
3、张平华.土地承包经营权 ［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4、王国元.创建解决城市房屋拆迁难的新机制
5、张安照.关于征地拆迁稳定工作的情况及对策
6、梅家骝.城市房屋拆迁与城市建设问题
7、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国土资源部土地争议调处事务中心.土地物权常见问题专家解答中国法制出版社
第三篇：农村党员发展难的成因及对策分析（推荐）
农村党员发展难的成因及对策分析
农村基层党支部是党在农村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保证党员质量，为党输送新鲜血液是其最基本的一项常规工作。农村党员作为党组织的基本细胞，其作用发挥如何，关乎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宣传、贯彻和具体落实。就我县而言，现有的农村党员队伍中仍然存在党员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女党员数量偏少、结构不合理、作用发挥不明显、党员意识淡薄等问题，特别是35岁以下的青年党员数量更少，有些基层党组织甚至出现了长期不发展党员、无党员可发展的怪现象，农村基层党组织后继乏人的状况令人担忧，这严重削弱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这些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一、农村党员发展难的成因
1、农民信仰多元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人们价值取向日益趋于多元化，农民的政治热情淡化，甚至部分农民信仰缺失，认为入不入党无所谓，只要自己经济搞上去了，老婆孩子能吃好喝好，能过上好日子，就是自己最大的追求；狭隘的个人意识占据主导地位，缺乏奉献精神，认为入党后就要积极为人民做贡献，就得为人民服务，为他人做好事，就要使自己吃亏，这就造成部分人从心里不愿入党；竞争意识、率先意识淡薄，缺乏自信心，认为入党就要在群众中起到模范作用，就要在平时的生产生活中能体现出来，在关键时刻能站出来，认为自己入党后难以达到这个要求，还是平凡些，不入党好。
2、部分农民思想不端正。认为入党目的就是为了能在村里当干部，就是为了“光宗耀祖”，就是要在农村中不受欺负，甚至“称王称霸”。眼看自己当干部无望，“夺位子”不能，就打消了入党念头，有的甚至自暴自弃，放弃了政治信仰，甚至转而与基层组织作对，处处起阻碍作用。
3、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缺乏主动性。一是部分村级党组织希望所有渴望进步的农民能积极主动地向党组织靠拢，但他们工作不靠前、不主动，不能自觉地做好农民的培养教育工作。二是部分基层党组织从家族因素考虑，担心外姓农民入党后会在工作(如选举、议事等)中不听话，给自己工作造成 被动；发展本族青年入党，又担心丢掉位子，尤其是对发展青年农民入党不热心。三是少数村党支部对发展党员工作认识不够端正，有的存在“关门主义”倾向，有的搞“裙带型”发展等。四是一些村由于大多数青年外出务工，发展党员成为“无米之炊”。
4、部分基层党组织战斗力下降。近年来，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如吃喝风、贪污腐败等不良现象，与党的要求背道而驰，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降低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削弱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在农村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致使部分农民对党敬而远之，不愿向党组织靠拢。
二、发展农村党员的对策
（一）广泛宣传、积极引导，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一是努力增加基层党组织的感召力。把群众威信高、综合素质好的党员选进支委班子，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号召力。建立农村贫困党员帮扶机制，设立帮扶基金，让贫困党员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关心和爱护，增强归属感。二是坚持“三会一课”学习形式，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宣传党的知识，宣传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例如我镇结合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和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组织宣讲队，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让老党员讲传统、青年党员讲科技、党员老板讲创业，努力在农村营造政治上的良好环境，启发群众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的主动性。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大张旗鼓地宣传各行各业优秀党员的先进事迹。三是基层党组织要多开展党内活动，通过活动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例开展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等活动。
（二）转变作风，关心群众，增强党组织的感召力和亲和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务必转变工作作风，要努力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党的惠民政策带来的变化。同时要着力解决发生在老百姓身边、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大力增强广大群众对党组织的信任感和依赖感。另外，党支部应坚持党员发展早谋划、早部署的原则，积极做好引导群众入党工作。通过变“等上门”为“引进门”，把培养教育工作安排在申请人递交入党申请书之前，通过依靠组织生 活的吸引，党员先锋作用的感召，党内关爱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把广大非党群众“引领”进入党组织的大门。
（三）多措并举，拓宽发展农民党员的渠道。一方面按照党员应具备的标准对优秀的种养大户、积极带领群众致富的能手进行摸底、考核，一旦符合要求，要鼓励他们递交入党申请书，努力向党组织靠拢。另一方面，要把外出务工的青年作为党员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青年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够吃苦耐劳，综合素质比较强，村党支部可以在这些外出务工人员返乡期间与他们交流沟通，让他们充分了解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促使他们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三要依托行业协会积极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可依据行业协会的特点，分别成立党支部或党小组，这些党的组织要在指导农民发展生产、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注意从行业协会中发现优秀人才、培养优秀人才，并逐步把他们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四要突出工作重点。从农村中致富农民、村组后备干部、外出务工经商农民中发展党员，并明确专人跟踪培养，有意识地吸引他们向党组织靠拢，促使他们尽快成长为合格的党员。五要建立流动农民档案，在流动务工人员中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对流动农民的年龄、务工单位、联系方式、工作状况等建立统一档案，安排专人管理，及时把握他们的思想动态，积极教育引导他们向党组织靠拢。通过在务工人员中培养发展对象，可有力地解决农村党员老化的问题，推动农村党员年轻化发展。
（四）把握关键环节，确保发展农村党员标准不降低
一是把握时代要求，明确选拔标准。积极发展农村党员，要防止降低标准、盲目发展。必须坚持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突出时代特征，把党性原则与时代要求结合起来。注重确定发展观念强，能带头致富、带民致富的优秀分子为发展对象。二是着力于重点培养。要把具有高中以上学历，思想品德好，开拓创新意识强，有一个稳定的致富项目，并在近几年内家庭纯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农村致富能手确定为重点培养对象。各支部要给这部分人建立专门的档案，安排一些素质高、党性强的党员与他们结成对子，积极向他们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其向党组织积极靠拢，特别优秀的培养对象还可以打破常规，大胆把他们启用到村级班子中来。
二要突出工作重点，改善分布结构。注重向农村生产一线倾斜，向35岁 以下优秀农村青年倾斜，向“两新”组织中的优秀分子倾斜。针对个体私营经济迅速发展的实际，注意发展壮大“两新”组织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另外，还要发挥妇联和共青团的作用。坚持党建带妇建，紧密联合基层妇联组织，及时培养和吸收那些在带头致富、典型示范、移风易俗等方面做出成绩的优秀妇女，充分发挥妇女在党员队伍中的作用。始终坚持党建带团建，联合基层共青团组织通过团员推优，把那些有文化、有理想、事业心强、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年轻人及时充实到党员队伍中来。
（五）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发展农村党员责任制
一要建立健全责任制。把发展农村党员作为各级党组织负责人落实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党建目标考核体系，做到年初有目标、半年有检查、年终有考核。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一年不发展党员的村，在年终评优中实行“一票否决制”，连续两年不发展的要实行诫免谈话，连续三年不发展的，要作出组织处理。
二要加强宏观指导。对村级党组织提出发展农民入党工作的长期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应明确要求在具备条件的前提下，每年每村至少发展1名党员，尤其要注重发展35岁以下青年农民入党，力争经过几年努力，使农村中青年农民党员比例有明显增长。
二是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建立党员议事会制度，充分发挥党员在管理村级集体事务中的作用，村内重要事务及时向党员通报。增强基层党员的共产党员意识，把基层党员与普通群众区分开来，让基层群众在实践中深刻感受到身边党员的先进性，主动向党组织靠拢。
三是规范发展党员程序。保证发展党员质量，把好发展党员“入口”，逐步建立农村发展党员“公推制、公示制、票决制”，防止基层党组织因片面追求发展党员数量而降低质量。加强对农村党支部书记发展党员工作的业务培训，克服其怕麻烦、图省事心理，把好培养考察关，特别是要防止突击入党和在个人小圈子内发展党员。注重在实践中发现和培养优秀青年，积极开展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训，为党储备后备力量。
四是落实好发展党员工作责任制。建立发展党员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增强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责任意识。要把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做为发展党员工作的 直接责任人，真正把发展党员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发展党员工作奖惩制度，对长期无故不发展党员的支部予以通报批评。
农村党员年龄老化、文化素质低、发展困难等问题都不可怕，任何困难只要重视就不难。只要我们各级党组织正视问题、加强研究、创新工作方法、循序渐进开展农村党员发展工作，就一定会在农村发展党员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就能为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一支新型的高素质的党员队伍，为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四篇：各类困难大学生就业难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各类困难大学生就业难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姓名：廖铭凯
学号：146725003
性别：男
所在院系：金山学院农生系
所在年级专业班级：2014级林学专业1班
联系地址：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凤城镇百盛华府2D1703室
联系电话：***
摘要：新形势下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是社会热点，而家庭经济贫困、有各种心理问题、学业困难的学生群体的就业更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文章分析了造成其就业难的外因和内因，并从学校、社会层面及就业困难群体等层面提出了相应的指导对策。
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的时代，大学生就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和挑战。现如今大学生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和价格都在发生变化，大学生就业难是不争的事实，毕业即失业也显得极为平常。而家庭困难、心理困难、学业困难的学生群体的就业更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各类就业困难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分析
（一）外部因素
1.社会整体就业形势严峻。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方面来说，近年来，经济体制转型，需要的人才层次有所变化。对人才的要求标准也与以前有所不同。从社会解决就业的途径来说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企业解决；二是国家政府行政机关及其所属事业单位，包括教育单位解决；三是大学生自主创业。其中企业解决的就业问题占社会解决就业问题的80%以上，可见企业是解决大学生就业的主力军。然而，企业需要的是有能力、有经验、稳重、可靠的人才，而刚毕业的大学生不具备这些条件，至少是大多数人很难具备。此外，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各大城市，加之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精简机构和企业减员增效等因素，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出现大量的企业裁员和大批“海归”的“回巢”，使社会提供给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极其有限，全国劳动力总量严重供大于求，就业竞争极其激烈。
2.各类就业困难大学生的家庭社会资源相对匮乏。近几年来，随着高校大规模的扩招使得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绝对人数急剧增多，现在全国大学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比例将近30%，特困生比例达10%-15%，成为大学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在目前我国的就业市场不规范、用人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公平、公正、公开的平等竞争就业环境并未完全建立。比如，有些单位的用人信息不对外公布，需要有一定的人际关系才能获取。社会资源逐渐成为毕业生顺利就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有关调查数据显示，毕业生家庭背景越好，其工作的落实率和工作质量相对越高；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多来自穷乡僻壤或者城镇低收入家庭，社会资源相对匮乏，就业过程缺乏家庭和社会关系的“人脉”支撑，成功就业的几率必然低于家庭条件好的毕业生。
3.高校传统教育管理模式制约着各类就业困难大学生的教育。目前每个学校基本上都有一个就业指导中心，这个机构的职责应该是指导大学生如何成功就业，而不仅仅是采集毕业生信息。但是一些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开个动员大会，组织个报告会，让学生了解一些相关信息等等。当然部分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与企业结合，让企业招聘走进校园，为学生创造就业机会，提供就业便利。但是这些远远不够，就业指导中心要做的应该是让学生具备更高的综合素质，走出校门，走进社会，更深刻的了解社会，做到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接轨。此外，针对各类就业困难大学生就业心理的专门研究和辅导仍然相对欠缺。许多高校虽然有心理咨询教师，但进行的心理辅导大多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面，往往以思想教育代替心理辅导，专门针对就业过程中的心理研究和跟进辅导不够深入。这使得不少就业困难大学生的就业心理障碍无法得到及时解决，就业心理压力无法得到有效释放。
（二）大学生的个体原因
1.个体综合素质能力欠佳，就业竞争力较弱。在求职过程中，用人单位非常重视毕业生的个人综合素质能力。但就业困难大学生，尤其是来自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学业困难学生，英语、计算机的应用能力薄弱，也没有条件进行各类兴趣特长的培养。进入大学后，一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缓解沉重的经济压力而不断奔波于各种兼职之间，在选择兼职时也是经济考虑优先，对自身专业素养、个人能力的提高帮助不大，而一些学业困难学生则忙于应付功课而忽视对个人能力的培养提高，此外，由于缺乏必要的实践锻炼，各类就业困难大学生在语言表达、组织协调、创新思维方面都要逊色于其他同学，在求职过程中容易给用人单位高分低能、综合素质较差的印象，从而就业竞争力大打折扣。
2.就业定位不够合理，求职期望过高。考大学是绝大多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途径。学业困难的学生始终陷于繁重的学业之中，而沉重的心理负担促使其对前途充满迷惑，这就使得各类就业困难大学生急于找到能够迅速改变自身状态的工作，这也限制了他们的就业视野，使其对就业市场缺乏理性认识，盲目寻找稳定的工作、高报酬的工作。
3.就业心理复杂，产生消极就业观。由于成长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各类就业困难大学生比一般大学生存在更加复杂的就业心理。经济上的困窘和综合素质能力的欠佳，容易使他们在就业过程中产生自卑、胆怯心理，导致他们在求职过程中不能充分展示和推销自己，无法从竞争中脱颖而出；或者害怕竞争、害怕求职，不敢主动出击，而一味等待机会。沉重的经济压力还会使贫困大学生往往急于求成，希望一锤定音，一旦求职不顺，就容易产生焦虑，甚至对其他顺利就业的同学产生嫉妒心理；有心理困惑的学生尤其对就业过程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十分敏感，容易对同学、对社会产生敌对情绪，甚至做出过激行为。这些不健康的就业心理，往往人为地造成各类就业困难大学生的就业困难。
二、改善各类困难大学生就业情况的对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愈来愈高，社会职业发展趋势、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知识经济创新趋势、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人才市场竞争趋势均要求大学生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
（一）学校和社会方面
1.继续加大对各类困难群体的资助力度。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奖、助、贷、减、免，缓交学费、特殊困难补助等多层次的困难资助体系，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随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队伍的不断扩大，需要国家加大资助力度，也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的帮助，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缓解经济压力、完成学业的同时，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培养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提高综合素质，为顺利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2.加强对各类困难群体的就业指导，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各类困难群体就业必须建立在对自我、对就业形势、对职业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培养其动手能力、开拓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决策能力。动手能力是知识转化为物质力量的重要保证，是高级专门人才所必备的一种实践技能。对毕业生而言，无论今后是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还是在生产第一线，动手能力的强弱都将直接影响到其能量的发挥程度。开拓创新能力其实质是一种综合能力，它是各种智力因素和能力品质在新的层面上融为一体、相互作用、有机结合所形成的一种合力。竞争能力是在人们身上变成顺利完成某种活动所必备的一种心理特质，因而也成为文明人类所追求的一种能力品质，要注意在竞争中保持健康的心态。决策能力是在面临多项选择及时、果断作出最佳选择的一种能力。
3.加强对各类就业困难大学生的心理辅导，及时解除其就业心理困惑。高校心理辅导机构应当重点关注此三类学生的就业心理，通过开设课程、举办讲座、讨论会、现场咨询、一对一心理辅导等方式，通过针对个性倾向和内在潜质的分析，帮助他们挖掘自己的职业能力、职业兴趣，正确认识自我，做好规划，避免就业的盲目性。及时纠正各类就业困难大学生的就业认知偏差，解答他们的就业困惑，树立择业的信心和勇气，以健全的心理素质迎接职场的考验。
4.提供完善的就业信息服务，促进各类就业困难大学生顺利就业。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可以主动向用人单位推荐优秀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其创造就业先机；争取将各类就业困难大学生信息网络化，积极请用人单位“走进来”，搭建就业平台，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减少异地求职的风险和费用；广泛发动校内的职能部门、专业教师积极参与就业工作，充分利用校友资源，积极开拓校内外就业市场，广开就业渠道，重点扶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
（二）大学生自身方面的努力
1.转变就业观念，树立正确的择业观。现代社会竞争异常激烈，传统的就业观念已经严重不适应现在的就业形势，大学生要想在毕业之后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不妨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就业观念，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社会不会为个体而改变，要想融入这个社会，要想成功，必须是个体为这个社会而改变。为改变现状，各类就业困难大学生往往对就业有过高的期待，因此，各类就业困难大学生要通过各种努力树立起正确的就业观。
2.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各种锻炼机会，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能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该端正学习态度，积极参加各种校园文化活动和各种竞赛活动，在活动中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提高沟通、组织协调能力，培养团体协作精神，在活动中成长，树立信心，提高自己的择业竞争力；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的大舞台接受锻炼，开阔视野，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沟通交往能力，培养社会责任感；积极参加各种培训、创业设计大赛、模拟双选会等活动，切实提高自己的就业能力和创新思维；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加强学生特色能力培养，塑造学生的核心竞争力。
3.各类就业困难大学生应当及时主动地调整自己的心态，理性认识自己，客观评价他人。大学生应端正择业心态，培养主动经营人生的信心、培养应对挫折的能力、培养敬业的心理素质。调查显示，目前，大学生因职业选择而引发的心理障碍，已位居心理问题的第四位。所以，大学生应多读一些从失败走向成功的就业案例，并从中寻找自己的不足，及时改正。大学生对就业的期望值不应该太高，应根据自己的实际，去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把第一份工作作为择业的起点，而不可期望一步到位。
参考文献：
［1］ 刘荣军.当今贫困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原因及应对措施［J］.当代教育论坛，2008，（7）：47-48.［2］ 朱勉.贫困毕业生就业问题的思考［J］.大众科技，2008，（6）：193-194.［3］ 龙晓峰.浅析当今我国高校贫困生的就业问题［J］.学习月刊，2008，（2）：116-117.
第五篇：难教孩子的成因及对策
难教孩子的成因及对策
在每个班级里都有学习困难的孩子？这些孩子是如何产生的？该如何帮助这些孩子呢？下面我将用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梳理这一问题。
难教学生是怎么炼成的？
1、可追溯到孩子的童年，孩子不在父母身边或者由不懂教育的父母带大。这些孩子的抚养者和孩子交流的时间少，特别是没有用儿歌、故事浸润孩子的童年；这些孩子的抚养者没有教会孩子观察的能力，因此智力没有发展起来（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孩子有天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其实不是这样的，孩子的好奇心是需要父母培养的）；这些孩子在幼年阶段没有和同龄的孩子交往。
2、小学阶段，关键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不牢固，而这些是学习一切知识的基础(工具)。这些“关键知识”指的是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第一套大纲，以语文为例，核心知识就是一套语文知识和技能体系（语文技能往往包括在语文知识内或者说在学习语文知识的同时可以形成语文技能），涵盖字词句短篇语法、修辞、逻辑等。“基本技能”指的是学习的最基本的能力，比如自动化读的能力（学生在读书的时候不用关注字是不是认识）和自动化写的能力（学生写字是不用考虑哪个字该怎么写）。
3、中学阶段是由于学生缺乏课外阅读、教师使用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对基本概念把握不牢固，理解不深入，对关键知识缺乏结构感。
4、由于家庭的变故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让孩子自暴自弃，丧失了进取心和自我教育的能力。
如何帮助这些孩子呢？
主要是应该补充第二套大纲，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广阔的智力背景。先明白以下连个概念：
什么是第一套大纲？这里所说的“关键知识”，就是指反映本门学科特点的、重要的结论和概括、公式、规则、定理和规律性，这些知识抽象性概括性强。学生不容易一下子把握。
什么是第二套大纲呢？就是为更好地学习核心知识的课外阅读和其他的资料（比如观察、实验、谈话内容、视频等）来源。第二套大纲是形象的、便于理解的、便于引起学生兴趣的。
第二套大纲和第一套大纲，说的是同一个知识，只是用不同的语言说。前者用形象的语言说，用浅易的感性的语言说，或者停留于现象；后者用更精确的语言说，虽提供例子，但其旨在概括了的知识本身。可以说，第二套大纲，是第一套大纲的经验基础，二者只有概括或抽象化程度的差异。第二套大纲是盐水，第一套大纲是食盐。
对于以上第一种情况，教师和父母要大量补充儿歌、绘本、故事等，让学生自然而然的积累背诵一部分。上课时尽量用幻灯片和实物，在抽象词语和词语表示的事物、动作间建立联系。带孩子到大自然中去，补充“思维课”。
对自动化读写差的孩子。父母或老师要加大孩子的阅读量，进行有一定速度的阅读训练和概括训练、复述训练及其他书写方面的训练。阿莫纳斯维利曾这样训练一个不愿阅读的孩子：先给他推荐一个好的故事让她在全班学生面前读，然后偷偷辅导她如何做到有感情地朗读，偷偷告诉班里的学生，当这个学生读完后要给她鼓掌。这个孩子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接着给这个学生推荐一些有趣的童话让她读，让父母和她一起读。
对中学阶段的后进生，要给他补充大量的课外阅读资料，特别是数理化差的学生。苏活密林斯基说：“学生学习越感到困难，他在脑力劳动中遇到的困难越多，他就越需要多阅读：正像敏感度差的照相底片需要较长时间的曝光一样，学习成绩差的学生的头脑也需要科学知识之光给以更鲜明、更长久的照耀。不要靠补课，也不要靠没完没了的“拉一把”，而要靠阅读、阅读、再阅读——正是这一点在“学习困难的”学生的脑力劳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第四种情况，就不是本文所谈的内容了。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