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种子案

第一篇：河南种子案

河南种子案——法院与人大关系

案情：2003年5月27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种子赔偿纠纷案时，遭遇法律冲突问题。在庭审中，就赔偿损失的计算办法，原告（汝阳县种子公司）与被告（伊川县种子公司）争议激烈，原告主张适用《种子法》，以“市场价”计算赔偿数额；被告则要求适用《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以“政府指导价”计算。经审判，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03）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和被告都不服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写道：“《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位阶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抵触的条（款）自然无效。”

洛阳中院判决书的这一表述激起河南省人大的强烈反响，河南省人大认为“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中宣告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这种行为的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违法行为。”10月18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违法宣告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问题的通报》，要求河南省高院对洛阳市中院的“严重违法行为作出认真、严肃的处理，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洛阳市中院党组根据要求作出决定，撤销判决书签发人民事庭赵广云的副庭长职务和李慧娟的审判长职务，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审判员，该决定最终未履行。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向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了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3月30日作出《关于河南省汝阳县种子公司与河南省伊川县种子公司玉米种子代繁合同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指出《立法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性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解释：

（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性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为依据。”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应当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原判。

相关消息：2003年11月19日，肖太福、涂红兵、陈占军、朱嘉宁四位律师依据立法法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递交了“关于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建议书”。建议有两条：一是依法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法律效力，并向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二是尽快审查和清理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各地的地方法规，责令制定机关废止或修改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

问题：人民法院是否有权做出宣布地方性法规无效的决定？地方人大与人民法院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公民是否存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利？

评析：

1、人民法院无权做出宣布地方性法规无效的决定，但具有选择适用更高位阶法律规范文件的职权和责任：第一，按照我国立法法第79条第1款的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上文中的《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属于地方性法规，其法律效力低于作为法律的《种子法》效力。第二，我国宪法第100条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因此，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之类的地方性法规，但前提是，该条例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从该案来看，《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与《种子法》确实发生了矛盾和冲突。第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关于如何理解和执行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8点中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订的法律相抵触，应当执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该文件虽然是针对行政诉讼适用法律的解答，但对本案有借鉴作用。何况上文中，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3月30日作出的《关于河南省汝阳县种子公司与河南省伊川县种子公司玉米种子代繁合同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中也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应当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宣布与法律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无效。第四，我国现行宪法第67条第8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的职权。立法法第88条第2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同时第4项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和批准的不适当的地方性法规”。因此，正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级人大才享有对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权，而省级人大常委会和各级法院都无权直接宣布地方性法规无效。第五，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副主任、北京中孚律师事务所肖太福律师认为，在目前我国宪法框架和司法体制下，人民法院没有合宪性审查权是毫无疑问的，但人民法院有无合法性审查权却是值得深思的。当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时，司法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可以选择三种方式：其一，中止审理，逐级上报，等候裁决。其二，直接使用上位法，避开下位法。其三就是行使“有限司法审查权”，审查下位法的效力，适用上位法。即在判决中明确审查下位法，指出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地方，并根据宪法的精神和立法法的依据宣称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条款无效。（曾金胜：李慧娟事件再调查，人民日报《时代潮》2004年第9期）其中，第1种做法没有体现司法的公信力，不能给当事人以信服的理由，也不符合司法文书以理服人的特点；第3种做法与我国法院的宪法地位不相称，因为我国法院没有明确得到关于违宪审查的宪法授权，不同于美日的司法审判体制；因此，只有第2种才是比较可行的做法。

2、人民法院接受人大的监督，但人大不得干涉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行为：第一，我国现行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根据有关资料，在洛阳中院对本案进行合议前，该案审判人员先后收到洛阳市政府、市政法委、主管院长与副院长转来的批示，以及河南省人大常委会要求省高院对洛阳中院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的意见等，都是对司法独立的挑战。第二，不错，根据我国宪法126条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7条的规定，法院是人大体制下的法院，它必须接受人大的监督，向人大报告工作。可是，人大与法院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人事安排和法律实施方面，体现为事后监督和法律监督，而不是事前、事中监督与个案的具体监督。法院与人大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行政隶属关系。法院首先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担负着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重任。长期以来，我国的法院体制仿照行政体制，带有浓厚的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色彩，地方法院因为财权、人事权等原因受制于地方，往往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对于各级人大来讲，对法院的监督也应通过法定程序通过对本级法院工作、法官的选举、任命与罢免、对法院存在重大问题的质询和调查等方式来进行。人大和其他国家机关与社会组织、个人对法院的监督不能演变为对法院具体行使审判权的监督和干涉。

3、公民享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利。根据《立法法》第90条第2款的规定：“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建议”。4位律师依据立法法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递交了“关于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建议书”,正是公民主动行使宪法和法律监督权的的表现。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法定的违宪法审查权,如现行宪法第67条第1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和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第4项规定其享有解释法律的职权；第7项规定其享有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的职权；第8项规定其享有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的职权。立法法第90条、第91条也做出了类似规定。2003年5月17日《南方都市报》报道：5月14日，俞江、滕彪、许志永三位法学博士，以传真形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认为1982年由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与我国现行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应予以改变或撤销。该事例也是公民享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利的表现。

思考:本案件引发之问题实际上远不是谁对谁错的争论,而是一系列的深层次上的制度合理性问题的思考。

问题之一，法官在第一线判案，而制度上没有给法官充分的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的权力。一是法律的最终解释权不在法院；二是法律适用冲突的决断权不在法院。这样，给法院审判带来的困难是法院的终审判决可能不是终局的，因为它对法律的解释可能是错误的，而最终被立法机关纠正。如果审判中遇到法律法规相冲突时，法官按制度只能中止审判，而将冲突的法规提交有权机关裁决。而这个裁决机关最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而常委会2个月开一次只有5-7天的会期，所以，依此制度运行，很多案件无法审判，要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规合法性的裁决。现在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法官很大程度上回避了这个矛盾，有选择地适用一种法律，有时有抵触的法规也适用，一般也没有人追究。但是，随着法治的深入发展，类似本案的矛盾会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我们这一制度的不适应性更加突出，法官权力分离现象的改革将越来越迫切。

问题之二，这一问题再次提出了法官是国家的法官还是地方的法官的问题。从这一矛盾冲突导致的结果看，在没有国家违宪审查机制的情况下，现行法官任免体制使法官只能是地方性化的。在地方法规与国家法律冲突的情况下，“明智”的法官选择优先适用地方法规更安全。但从我国的法律理论性质上，所有法官都是国家的法官，他们头顶国徽都是以国家的法律名义在审判。随着法制的发展，这一理论上的国家法官与制度设置上的地方性法官的矛盾将更突出。

问题之三，随着人大的地位提高和作用的加强，人大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和规范性问题将更突出。需要对行使权力的界限和程序提出更明确的要求。此案给人们的担心是人大的权力滥用、不慎用也可能成为现实了。地方人大可能利用法律上的权力优势不适当地干预一些事情；再说，一些地方人大行使权力的行政化和权力机关化也是个问题。问题之四，此案更迫切地呼唤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像此案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需要进行违宪审查的争议，如果我们还是视而不见，全国人大的立法和法制统一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也影响宪法的权威。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不能有作为，而立法机关又不去作为，一些违宪违法的法规就会得不到纠正。同样这种状况对执法者也是一种伤害。法制越活跃，法律冲突会越多，它对宪法和法制的损害就越严重。因为它涉及对宪法法治的信念和信心问题

参见法律思想网中蔡定剑贺卫方姜明安等对李慧娟案的相关讨论

反对法院享有审查权的人会主张：依据《立法法》的规定，只有相应的法规制定机关，才有权改变或撤销与上位法相抵触的下位法，而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只能依法判案，根本无权认定任何法规无效；而且《立法法》还规定，特定国家机关以及其他单位或个人认为某些下位法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的要求或建议，由常委会定夺。这也说明法院无权直接认定地方性法规无效。

这种主张，显然是混淆了“立法程序”和“司法过程”的界线。法规制定机关改变或撤销法规，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请求而审查下位法规，都属于立法程序，会产生“法的变更”的普遍效力；而法院确认法规无效，则属于司法过程，是指某项法规在具体案件中不被适用，更准确地说，法院只是“拒绝适用”某项法规，而非使之“彻底无效”，因此并未侵犯立法机关的职权。《立法法》也并未要求法院每当遇到上位法和下位法冲突时必须中止诉讼，提请有关机关裁决。“改变”“撤销”“审查申请”等立法程序并非司法过程的必经步骤，对这些程序的规定也不能排除法院有权在具体案件中对某些法规直接进行审查。

《立法法》倒是的确规定了，当不同的法规之间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应由相应的法规制定机关进行裁决。这里提到了“法律适用”，似乎包括司法过程，若真如此，则法院在审判中在遇到这些情况时，就要中止审理，等候有权机关做出决定。但是，请注意，《立法法》对此只规定了大致两种情况，一是“相同位阶”的法律规定不一致，二是旧的特别法和新的一般法之间规定不一致，而且还是在“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才需裁决。《立法法》此处并没有包括“不同位阶”法律规定不一致的情况，究其原因，是因为这里规定的是“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法律时的疑难情况，是“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原则无法解决的特殊例外，所以需要交由法规制定机关另行澄清。而上位法和下位法不一致，就象新法和旧法、特别法和一般法不一致一样，并不存在“应适用何者”的疑问，因此法院当然可以迳行适用优先的规范，无需提请相应机关进行裁决。

我国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不受理对行政法规、规章等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但并没有排除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可以对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规范进行附带审查，而且《行政诉讼法》还明确规定了法院的“参照适用权”，即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中，“参照”（而非“依据”）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这已被广泛解释为法院有权附带审查规章的合法性。

而在实践中，法院对法律规范的审查权并不局限于规章，而是早已扩展到了地方性法规。最高法院曾在其司法解释中一再澄清：法院有权判定地方性法规是否与上位法不一致，并有权直接适用上位法。

第二篇：种子案分析参考

案情：2003年5月27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种子赔偿纠纷案时，遭遇法律冲突问题。在庭审中，就赔偿损失的计算办法，原告（汝阳县种子公司）与被告（伊川县种子公司）争议激烈，原告主张适用《种子法》，以“市场价”计算赔偿数额；被告则要求适用《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以“政府指导价”计算。经审判，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03）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和被告都不服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写道：“《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位阶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抵触的条（款）自然无效。”

洛阳中院判决书的这一表述激起河南省人大的强烈反响，河南省人大认为“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中宣告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这种行为的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违法行为。”10月18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违法宣告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问题的通报》，要求河南省高院对洛阳市中院的“严重违法行为作出认真、严肃的处理，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洛阳市中院党组根据要求作出决定，撤销判决书签发人民事庭赵广云的副庭长职务和李慧娟的审判长职务，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审判员，该决定最终未履行。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向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了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3月30日作出《关于河南省汝阳县种子公司与河南省伊川县种子公司玉米种子代繁合同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指出《立法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性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解释：

（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性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为依据。”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应当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原判。（参考曾金胜：李慧娟事件再调查，人民日报《时代潮》2004年第9期）相关消息：2003年11月19日，肖太福、涂红兵、陈占军、朱嘉宁四位律师依据立法法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递交了“关于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建议书”。建议有两条：一是依法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法律效力，并向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二是尽快审查和清理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各地的地方法规，责令制定机关废止或修改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

问题和评析：

1、人民法院是否有权做出宣布地方性法规无效的决定？ 人民法院无权做出宣布地方性法规无效的决定，但具有选择适用更高位阶法律规范文件的职权和责任：第一，按照我国立法法第79条第1款的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上文中的《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属于地方性法规，其法律效力低于作为法律的《种子法》效力。第二，我国宪法第100条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因此，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之类的地方性法规，但前提是，该条例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从该案来看，《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与《种子法》确实发生了矛盾和冲突。第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关于如何理解和执行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8点中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订的法律相抵触，应当执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该文件虽然是针对行政诉讼适用法律的解答，但对本案有借鉴作用。何况上文中，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3月30日作出的《关于河南省汝阳县种子公司与河南省伊川县种子公司玉米种子代繁合同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中也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应当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宣布与法律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无效。第四，我国现行宪法第67条第8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的职权。立法法第88条第2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同时第4项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和批准的不适当的地方性法规”。因此，正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级人大才享有对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权，而省级人大常委会和各级法院都无权直接宣布地方性法规无效。第五，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副主任、北京中孚律师事务所肖太福律师认为，在目前我国宪法框架和司法体制下，人民法院没有合宪性审查权是毫无疑问的，但人民法院有无合法性审查权却是值得深思的。当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时，司法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可以选择三种方式：其一，中止审理，逐级上报，等候裁决。其二，直接使用上位法，避开下位法。其三就是行使“有限司法审查权”，审查下位法的效力，适用上位法。即在判决中明确审查下位法，指出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地方，并根据宪法的精神和立法法的依据宣称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条款无效。（曾金胜：李慧娟事件再调查，人民日报《时代潮》2004年第9期）其中，第1种做法没有体现司法的公信力，不能给当事人以信服的理由，也不符合司法文书以理服人的特点；第3种做法与我国法院的宪法地位不相称，因为我国法院没有明确得到关于违宪审查的宪法授权，不同于美日的司法审判体制；因此，只有第2种才是比较可行的做法。

2、地方人大与人民法院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人民法院接受人大的监督，但人大不得干涉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行为：第一，我国现行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根据有关资料，在洛阳中院对本案进行合议前，该案审判人员先后收到洛阳市政府、市政法委、主管院长与副院长转来的批示，以及河南省人大常委会要求省高院对洛阳中院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的意见等，都是对司法独立的挑战。第二，不错，根据我国宪法126条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7条的规定，法院是人大体制下的法院，它必须接受人大的监督，向人大报告工作。可是，人大与法院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人事安排和法律实施方面，体现为事后监督和法律监督，而不是事前、事中监督与个案的具体监督。法院与人大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行政隶属关系。法院首先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担负着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重任。长期以来，我国的法院体制仿照行政体制，带有浓厚的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色彩，地方法院因为财权、人事权等原因受制于地方，往往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对于各级人大来讲，对法院的监督也应通过法定程序通过对本级法院工作、法官的选举、任命与罢免、对法院存在重大问题的质询和调查等方式来进行。人大和其他国家机关与社会组织、个人对法院的监督不能演变为对法院具体行使审判权的监督和干涉。

3、公民是否存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利？

公民享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利。根据《立法法》第90条第2款的规定：“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建议”。4位律师依据立法法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递交了“关于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建议书”,正是公民主动行使宪法和法律监督权的的表现。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法定的违宪法审查权,如现行宪法第67条第1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和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第4项规定其享有解释法律的职权；第7项规定其享有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的职权；第8项规定其享有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的职权。立法法第90条、第91条也做出了类似规定。2003年5月17日《南方都市报》报道：5月14日，俞江、滕彪、许志永三位法学博士，以传真形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认为1982年由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与我国现行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应予以改变或撤销。该事例也是公民享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利的表现。

4:李惠娟法官是否有权宣布《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无效.解析:李惠娟法官在判决书中宣告：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条例》因与国家制定的种子法相冲突而自然无效。因为中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宪法上实际上实行的是人大至上，行政和司法机关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立法、行政、司法有分工，但没有制衡。人大制定法律，同时解释法律和监督其他机关执行法律。法院没有权力审查人大的立法是否具有合宪和合法性。

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在我国，法官在办案时发现地方性法规或行政法规与国家法律相冲突时，应中止案件审理，报告所在法院，由所在法院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立法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和做出决定（或由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审查，向法规制定机关提出审查意见，法规制定机关据此对相应法规进行修改），最后，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或经法规制定机关作出修改后的法规，恢复对案件审理和做出判决。

联系到本案，基层法院和中高级法院只应有权选择适用相应规范，而不宜由它们直接和最终对法规、规章确认违法或宣布无效.思考: 本案件引发之问题实际上远不是谁对谁错的争论,而是一系列的深层次上的制度合理性问题的思考。

问题之一，法官在第一线判案，而制度上没有给法官充分的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的权力。一是法律的最终解释权不在法院；二是法律适用冲突的决断权不在法院。这样，给法院审判带来的困难是法院的终审判决可能不是终局的，因为它对法律的解释可能是错误的，而最终被立法机关纠正。如果审判中遇到法律法规相冲突时，法官按制度只能中止审判，而将冲突的法规提交有权机关裁决。而这个裁决机关最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而常委会2个月开一次只有5-7天的会期，所以，依此制度运行，很多案件无法审判，要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规合法性的裁决。现在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法官很大程度上回避了这个矛盾，有选择地适用一种法律，有时有抵触的法规也适用，一般也没有人追究。但是，随着法治的深入发展，类似本案的矛盾会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我们这一制度的不适应性更加突出，法官权力分离现象的改革将越来越迫切。

问题之二，这一问题再次提出了法官是国家的法官还是地方的法官的问题。从这一矛盾冲突导致的结果看，在没有国家违宪审查机制的情况下，现行法官任免体制使法官只能是地方性化的。在地方法规与国家法律冲突的情况下，“明智”的法官选择优先适用地方法规更安全。但从我国的法律理论性质上，所有法官都是国家的法官，他们头顶国徽都是以国家的法律名义在审判。随着法制的发展，这一理论上的国家法官与制度设置上的地方性法官的矛盾将更突出。

问题之三，随着人大的地位提高和作用的加强，人大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和规范性问题将更突出。需要对行使权力的界限和程序提出更明确的要求。此案给人们的担心是人大的权力滥用、不慎用也可能成为现实了。地方人大可能利用法律上的权力优势不适当地干预一些事情；再说，一些地方人大行使权力的行政化和权力机关化也是个问题。

问题之四，此案更迫切地呼唤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像此案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需要进行违宪审查的争议，如果我们还是视而不见，全国人大的立法和法制统一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也影响宪法的权威。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不能有作为，而立法机关又不去作为，一些违宪违法的法规就会得不到纠正。同样这种状况对执法者也是一种伤害。法制越活跃，法律冲突会越多，它对宪法和法制的损害就越严重。因为它涉及对宪法法治的信念和信心问题

行政法的效力等级

效力等级问题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效力等级，二是规范冲突的处理规则，三是冲突处理权限。

（一）效力等级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

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

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依法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自治地方适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

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

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

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不具有从属效力关系，不存在谁服从谁的当然效力等级。

解释的效力等级。从法律上件，解释的效力等级，与解释机关的法律地位相等，而不是与被解释的法律文件的效力相等。

（二）规范冲突的处理规则

何谓立法或规范冲突？表现形式上就是不同、不一致。但是，这仅仅是表现形式，虽然该表现形式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准，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不同判断规范冲突。规范冲突是一个有实质内容的概念，是指在立法或规范的实质上或内容上不一致。可以由两种情形：一是积极冲突，即此法与彼法都对同一对象有规定，但是，此法规定的内容与彼法规定的内容不一致。另外就是消极冲突，即此法没有规定，彼法增加了规定。无论是积极冲突还是消极冲突，核心就是二者的规范本意不一致，法的内容、精神、原则等不一致。文字的不一致不等于内容和规范本意的不一致，但是规范本意或内容实质的不一致，无疑是规范冲突。

规则之一，高法优于低法。

规则之二，新法优于旧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规则之三，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

对于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文件，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制定机关裁决。

不同机关制定的效力相同的法律文件，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处理规则分别是：

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

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三）处理冲突的权限

制定立法的机关，有权撤销和改变自己制定的法律文件。

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法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或改变本级政府的规章。具体权限如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和批准的不适当的地方性法规；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下一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

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以及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行政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授权机关有权撤销被授权机关制定的超越授权范围或者违背授权目的的法规，必要时可以撤销授权。

上级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附：

《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1997年修正）》

第三十六条 种子的收购和销售，必须严格执行省统一价格政策，不得任意提价。省没有规定统一价格的种子，由市（地）、县级农业行政部门和物价部门共同商定。

地位、效力与冲突

《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

根据该《条例》制定的《河南省主要农作物种子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种子法》 《立法法》

《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属于地方性法规，其法律效力低于作为法律的《种子法》效力。根据该《条例》制定的《河南省主要农作物种子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为规范性文件。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之类的地方性法规，但前提是，该条例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从该案来看，《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与《种子法》确实发生了矛盾和冲突。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应当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级人大才享有对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权，而省级人大常委会和各级法院都无权直接宣布地方性法规无效。

法律的效力高于行 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性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

第三篇：河南种子条例案

河南种子条例案

案情:2003年1月25日，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伊川县种子公司委托汝阳县种子公司代为繁殖“农大108”玉米杂交种子的纠纷，此案的审判长为30岁的女法官李慧娟。在案件事实认定上双方没有分歧，而在赔偿问题上，根据河南种子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种子的收购和销售必须严格执行省内统一价格，不得随意提价。”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立法精神，种子价格应由市场决定。法规之间的冲突使两者的赔偿相差了几十万元。此案经过法院、市人大等有关单位的协调，法院根据上位法做出了判决。然而，判决书中的一段话却引出了大问题“《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文(原文如此)自然无效......”

此案的判决书在当地人大和法院系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此事的通报上指出，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无权对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效力进行评判。目前在河南省人大和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直接要求下，洛阳中院已初步拟定撤销李慧娟审判长职务，并免去助理审判员的处理决定。

问题:李惠娟法官是否有权宣布《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无效.解析:李惠娟法官在判决书中宣告：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条例》因与国家制定的种子法相冲突而自然无效。因为中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宪法上实际上实行的是人大至上，行政和司法机关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立法、行政、司法有分工，但没有制衡。人大制定法律，同时解释法律和监督其他机关执行法律。法院没有权力审查人大的立法是否具有合宪和合法性。

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在我国，法官在办案时发现地方性法规或行政法规与国家法律相冲突时，应中止案件审理，报告所在法院，由所在法院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立法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和做出决定（或由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审查，向法规制定机关提出审查意见，法规制定机关据此对相应法规进行修改），最后，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或经法规制定机关作出修改后的法规，恢复对案件审理和做出判决。

联系到本案，基层法院和中高级法院只应有权选择适用相应规范，而不宜由它们直接和最终对法规、规章确认违法或宣布无效.思考: 本案件引发之问题实际上远不是谁对谁错的争论,而是一系列的深层次上的制度合理性问题的思考。

问题之一，法官在第一线判案，而制度上没有给法官充分的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的权力。一是法律的最终解释权不在法院；二是法律适用冲突的决断权不在法院。这样，给法院审判带来的困难是法院的终审判决可能不是终局的，因为它对法律的解释可能是错误的，而最终被立法机关纠正。如果审判中遇到法律法规相冲突时，法官按制度只能中止审判，而将冲突的法规提交有权机关裁决。而这个裁决机关最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而常委会2个月开一次只有5-7天的会期，所以，依此制度运行，很多案件无法审判，要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规合法性的裁决。现在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法官很大程度上回避了这个矛盾，有选择地适用一种法律，有时有抵触的法规也适用，一般也没有人追究。但是，随着法治的深入发展，类似本案的矛盾会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我们这一制度的不适应性更加突出，法官权力分离现象的改革将越来越迫切。

问题之二，这一问题再次提出了法官是国家的法官还是地方的法官的问题。从这一矛盾冲突导致的结果看，在没有国家违宪审查机制的情况下，现行法官任免体制使法官只能是地方性化的。在地方法规与国家法律冲突的情况下，“明智”的法官选择优先适用地方法规更安全。但从我国的法律理论性质上，所有法官都是国家的法官，他们头顶国徽都是以国家的法律名义在审判。随着法制的发展，这一理论上的国家法官与制度设置上的地方性法官的矛盾将更突出。

问题之三，随着人大的地位提高和作用的加强，人大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和规范性问题将更突出。需要对行使权力的界限和程序提出更

明确的要求。此案给人们的担心是人大的权力滥用、不慎用也可能成为现实了。地方人大可能利用法律上的权力优势不适当地干预一些事情；再说，一些地方人大行使权力的行政化和权力机关化也是个问题。问题之四，此案更迫切地呼唤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像此案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需要进行违宪审查的争议，如果我们还是视而不见，全国人大的立法和法制统一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也影响宪法的权威。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不能有作为，而立法机关又不去作为，一些违宪违法的法规就会得不到纠正。同样这种状况对执法者也是一种伤害。法制越活跃，法律冲突会越多，它对宪法和法制的损害就越严重。因为它涉及对宪法法治的信念和信心问题

第四篇：种子案报道

11月25日，河南种子案主审法官李慧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就种子案审理的前前后后及主审法官如何选择适用法律以及此案给其造成的影响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现择要述之。

记者：你作为此案的承办人，审判长，请你讲一下这一引起法学界广泛关注的种子案的承办过程。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慧娟（下称李法官）：汝阳县种子公司（以下简称汝阳公司）诉伊川县种子公司（以下简称伊川公司）玉米种子代繁合同纠纷一案由我院受理后，于2003年1月25日公开进行了审理。在本案合议之前，作为承办人，我先后接到洛阳市政府、洛阳市政法委、主管院长、常务副院长转来的多份批示，这些批示均要求“依法公正”审理此案，但由此也不难看出案件的复杂性。5月26日合议庭合议后形成了两种意见，主管副庭长赵广云和我一起向主管院长作了汇报，主管院长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认为，此案应提请院审判委员会讨论。5月27日，院审判委员会就该案的法律适用及处理意见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审委会决议。2003年5月27日，作为承办人，我按审委会决议制作了（2003）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并送交主管领导签发。宣判后因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判决，现已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目前该案二审正在审理中。

记者：请你说明一下，在审理此案中有关适用法律问题。

李法官：此案是平等民事主体在正常的民事活动中发生的纠纷，因此处理此案首先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我认为，此处所提及之法律，有其特定含义，即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并通过之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民事活动的民事主体应当遵守；作为适用法律的法官，也概莫能外。因此处理该案时，我首先考虑这两部法律的适用。因为双方当事人诉争之焦点在于玉米种子的价格究竟是按政府指导价还是市场调节，所以还要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种子法》及《价格法》对这个问题是如何规定的。

《种子法》是于2000年7月8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于2001年12月1日起施行的。与此同时，1989年3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同时废止。但《种子法》对种子的经营、使用、质量等问题作了规定，却没有对种子的价格作明确说明，从法理上讲，没有明确规定的即“法不禁止”，允许经营者自主确定价格。为探究《种子法》对种子价格问题之立法精神，审理此案时我们还参阅了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姜春云在贯彻《种子法》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种子法》适应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农业现代化之要求，也适应了当前种子工作的实际情况，各省制定之条例应当按照《种子法》的规定及时进行清理，凡是与《种子法》规定不一致的地方，都要坚决予以废止或者修改。”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在全国种子工作会议上也指出：“《种子法》突出了竞争性、市场性，种子公司可以自主确定自己的经营活动，如果干预就是违法。”从这些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无不渗透着一种理念：种子的经营走向了市场，种子的价格由市场决定。《价格法》第六条规定：“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依照本法规定自主制定。”

但为慎重起见，审理过程中我们还电话请示了国家计委和国家物价管理部门，并调取了《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定价目录》（2001年）的复印件，该文件确实没有将玉米种子列为中央定价目录。在河南省没有地方定价目录，省级以下各级人民政府不得制定定价目录的情况下，我们认为种子的价格在《种子法》、《价格法》实施后应确定为市场调节，即不执行政府指导价。

记者：由于你宣告地方性法规无效，才引起了法律法规碰撞的争议，你对裁判文书中宣告地方法规无效这件事是如何认识的？

李法官：民商事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在民商事案件审理终结后，依据对当事人讼争事实的认定和法律规定，对案件的程序和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作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司法文件，这是对民商事案件全部审判过程的客观反映和理性总结。在裁判文书中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问题的分析，增强判决的说理性，是民商事裁判文书改革的大趋势。在裁判文书中，只有公开裁判理由，才能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的形象，才能成为进行法制教育的范例。

在我所承办的这起案件中，被告伊川公司一直辩解此案应适用《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三十六条及河南省物价局、农业厅依据该《条例》制定的一般性规范性文件中的规定。我院认为上述规定不能适用的理由应该在裁判文书中表述清楚，而不能含糊其辞，简单地只说一句“不能适用”就完事大吉，这是对当事人对法律的不负责任。

综观全案，我认为《种子法》、《价格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上位法，且颁布在后；而《条例》是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规，相对于前者是下位法，且颁布在前。依照《立法法》六十四条及八十三条之规定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条例》中三十六条应该“自然无效”，而河南省物价局、农业厅联合下发的豫价农字（1998）225号文件中第一项规定是依据本条款制定的，亦应是无效条款，更不能作为本案依据。

作为法官，在处理案件时正确适用法律是宪法赋予我们法官的权力。何谓法律适用？从狭义上讲，即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运用法律的一般规定处理具体案件的专门活动。我们诚恳接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但这些监督应依法进行。现在省人大发文件，认为我院在判决中之表述是“宣告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法规有关内容无效，实质是对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要求严肃处理主管领导及直接责任人。法律依据何在？我是一名法官，如果我的行为是犯罪，由法律来制裁；如果我是违法违纪，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惩戒规定》来处分；如果我是认识上的错误，应该接受相应的批评和教育，并做出检讨。“罚当其罪，罪当其刑。”但如果我是对的，这种不正常的监督和给我个人带来的种种压力和损失又该如何弥补呢？

案情： 2003年5月27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种子赔偿纠纷案时，遭遇法律冲突问题。在庭审中，就赔偿损失的计算办法，原告（汝阳县种子公司）与被告（伊川县种子公司）争议激烈，原告主张适用《种子法》，以“市场价”计算赔偿数额；被告则要求适用《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以“政府指导价”计算。经审判，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03）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和被告都不服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写道：“《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位阶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抵触的条（款）自然无效。”

洛阳中院判决书的这一表述激起河南省人大的强烈反响，河南省人大认为“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中宣告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这种行为的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违法行为。”10月18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违法宣告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问题的通报》，要求河南省高院对洛阳市中院的“严重违法行为作出认真、严肃的处理，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洛阳市中院党组根据要求作出决定，撤销判决书签发人民事庭赵广云的副庭长职务和李慧娟的审判长职务，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审判员，该决定最终未履行。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向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了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3月30日作出《关于河南省汝阳县种子公司与河南省伊川县种子公司玉米种子代繁合同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指出《立法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性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解释：

（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性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为依据。”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应当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原判。（参考曾金胜：李慧娟事件再调查，人民日报《时代潮》2004年第9期）

相关消息：2003年11月19日，肖太福、涂红兵、陈占军、朱嘉宁四位律师依据立法法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递交了“关于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建议书”。建议有两条：一是依法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法律效力，并向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二是尽快审查和清

李慧娟----河南种子案

(2009-10-31 12:26:44)转载 标签： 分类： 事件汇总

法律 河南省人大 种子法 司法审查权 李慧娟 杂谈

（一）李慧娟——河南洛阳种子案

本案案例：

2003年来，河南洛阳中院法官李慧娟审理了一宗“种子案”。该案中，甲公司委托乙公司培育种子，双方约定了数量、质量、价款、交货时间等。乙公司培养完种子后，没有依约将良种卖给甲公司，而是高价卖向市场，给甲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甲公司依法将乙公司告到法院。李慧娟法官作为本案的审判长，在确定乙公司的赔偿基准时，遇到了法律难题，依据河南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种子条例，乙公司应依国家指导价，赔偿甲公司经济损失7万元；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种子法，乙公司依市场自由价，赔偿甲公司经济损失约70万元。最后，李法官以河南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种子条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种子法不一致，下位法自然无效为由，判决乙公司赔偿甲公司经济损失70万元。

分析与观点：

法官的法律推理是正确的，但是最终法官与地方人大的冲突所在就在于洛阳中院的（2003）洛民初字第26号判决书中的一句话——“《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理》作为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想冲突的条（原文如此）自然无效……”

就是判决书中的这句话，引出了大问题。

中国的法官并没有宣布法律条款无效的权利，而本案法官作出了此判决，自然涉及到了一个越权的问题。

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向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就该种子案经营价格问题发出一份请示。事隔三月，10月13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室发文明确答复（豫人常法【2003】18号）表示，《河南种子条例》第三十六条关于种子经营价格的规定与《种子法》没有抵触，继续适用。同时，该答复重点指出：“（2003）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中宣告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这种行为的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违法行为。”

本案的关键在于判案法官宣布地方性法规的无效，构成了越权行为。该法官当时需要决定的，就是在相抵触的法律与地方性法规中间选择来作为本案依据。该法官可根据相关法律来避开地方性法规的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79条规定：法律的夏历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北大以为法学博士向记者分析说，从法理上讲法理的无效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法理本身规定的失效时间已到，该法律即告无效；二是国家制定了新的法律，明确宣告旧法失效，此谓“宣告无效”；三是《立法法》六十四条规定之情形，上位法与下位法抵触之条款自然无效。

本案暴露出来的立法漏洞在于地方人大制定的法规、包括国务院行政法规如果违法了怎么办？按照现存法律，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能撤销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地方性人大法规，但是全国人大从来都没有撤销过；其次，全国人大对这方面也并没有任何专门规定具体操作办法，撤销程序也并不明确。

（二）河南种子案——李慧娟事件再调查

一年前，因在判决书中“自然无效”的表述，被地方人大定性为涉嫌“违法审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年轻的女法官李慧娟面临被撤职的命运。

五一黄金周后（2004年5月8日）的第一天，李慧娟如常回到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班。李慧娟事件似乎轻轻划上了一个句号。然而事件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法官的命运问题，更折射出建设法治中国的许多新老问题。法官面对法律冲突的抉择时怎么办，人民法院是否应享有有限司法审查权？

李慧娟事件再调查

第一次听说李慧娟是在去年11月，当时清华大学法学院邀请记者参加一场关于“法院与司法审查”的研讨会，此成为记者关注此起也被称为“河南种子案”的开始，然后就陆陆续续知道，李慧娟事件成为了各大媒体的焦点，并成为“2003年末最热点法治事件”。第一次正式与李慧娟接触，已是在今年5月8日。今年1月初，因为身体原因，李慧娟休假回到北京。4月初，洛阳中院打来电话催促她尽快回来上班。所以五一黄金周刚过，她就乘坐火车回洛阳。返豫前，记者与李慧娟约定了采访的时间。

李慧娟，女，刑法学硕士，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就是外表文静柔弱的她，在去年5月27号对一宗代繁种子纠纷的案件进行审理的判决书说――“《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自然无效……”，此判决一出，开始在河南、继而在全国引发轩然大波。

惹“祸”的判决

事情的起因是一宗代繁种子纠纷的“小”官司，李慧娟是此案的审判长。一份认定《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与《种子法》冲突而“自然无效”的判决，为这位年轻的女法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2003年5月27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种子赔偿纠纷案时，遭遇法律冲突问题。在庭审中，就赔偿损失的计算办法原、被告争议激烈，原告主张适用《种子法》，以“市场价”计算赔偿数额；被告则要求适用《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以“政府指导价”计算。面对摆在眼前的法律抵触问题，承办该案的女法官李慧娟在院审委会的同意下，支持了原告的主张，并在判决书中做了“《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位阶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抵触的条（款）自然无效”的表述。

这一表述激起河南省人大的强烈反响，河南省人大认为这样的表述“其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严重违法行为。” 10月18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违法宣告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问题的通报》，要求河南省高院对洛阳市中院的“严重违法行为作出认真、严肃的处理，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洛阳市中院党组根据要求作出决定，撤销判决书签发人民事庭赵广云的副庭长职务和李慧娟的审判长职务，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审判员。该决定只是尚未履行提请洛阳市人大常委会讨论的法定程序。

“李慧娟事件”由此拉开序幕。

而由于事件在舆论和专家、学者、法律界人士的关注下逐渐发生戏剧性的转折和趋向明朗化，提请洛阳市人大常委会讨论的法定程序就一直没有进行。李慧娟也一直没有收到法院送达的任何书面处理意见。4月初，院里电告她如果身体允许，希望她尽快回来上班。置身繁华的北京街头，呼吸雨后清新的空气，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李慧娟感慨良多，心里甚至漾起不真实的感觉，事情真的就这样过去了吗？ 法官面对法律冲突的抉择

回首往事，李慧娟告诉记者，她自始至终在尽自己作为一个人民法官的责任。但是分析事件的原委，我们不难理解当时的她面对法律冲突的慎重与判决后面临的尴尬境地。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负责种子管理的隋司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种子法》出台的精神就是市场化，现在种子没有政府指导价，都由市场定价。各地有关和《种子法》冲突的规章的条款都应修改、废止。”在这一点上，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冲突无疑存在。

在我国，由法院直接宣告地方性法规某些条款无效并不多见。但近年来，由于下位法即地方条例、规定与上位法即国家法律发生抵触较多，法官该如何选择适用法律的问题却逐渐增加。法院有权拒绝适用地方性法规吗？法官有权宣布地方性法规条款无效吗？面对地方条例与国家法律有抵触的时候，法官该怎么办？“河南种子案”，一桩普通的合同纠纷演变为一场法律“地震”就缘于此。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曾经不止一次的法律冲突摆在众多的法官面前，但他们中大多数不得不选择小心翼翼地绕道而行。在此案中，李法官没有停止审理，她无意中直面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法律冲突问题，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法官的做法。

李慧娟法官惹“祸”，却带来了一场关于司法实践的务实的大讨论。来自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等高校及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专家，以及长期从事法律实务的律师、法官们，纷纷予以极大的关注。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认为，李慧娟事件是我们促进统一法治秩序和统一市场秩序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入世前中央已经在对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包括地方法规进行了清理，而且从2000年至去年的清理力度更大，很有成效。但问题依然很多，具体表现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是一种缺少统一市场秩序的市场经济，没有一个在一个主权国家中应有的以宪法法律尊严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记者最新获悉，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3月30日《关于河南省汝阳县种子公司与河南省伊川县种子公司玉米种子代繁合同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上是这样说的，《立法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性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解释：

（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性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为依据”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应当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这个批复所传达的信息，无疑是比较明确的。李慧娟事件似乎就这样轻轻划上了一个句号。

一个法官的命运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也许算不得什么，但却颇具意味。链接:

人民法院应享有有限司法审查权 2003年11月19日，肖太福、涂红兵、陈占军、朱嘉宁四位律师依据立法法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递交了“关于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建议书”。建议有两条：一是依法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法律效力，并向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二是尽快审查和清理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各地的地方法规，责令制定机关废止或修改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

2000年3月通过的《立法法》为法律冲突提供了解决的途径和机制，即允许有关国家机关或者公民、组织在认为法规和宪法、法律相抵触时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申请处理。但《立法法》实施至今，公民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提出审查法律、法规是否违宪、违法的申请并不常见。

一直参与并关注事件发展的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副主任、北京中孚律师事务所肖太福律师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在目前我国宪法框架和司法体制下，人民法院没有合宪性审查权是毫无疑问的，但人民法院有无合法性审查权却是值得深思的。当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时，司法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可以选择三种方式：其一，中止审理，逐级上报，等候裁决。其二，直接使用上位法，避开下位法。其三就是行使“有限司法审查权”，审查下位法的效力，适用上位法。即在判决中明确审查下位法，指出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地方，并根据宪法的精神和立法法的依据宣称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条款无效。这种方式是对双方当事人的一种同等对待，通过解释法理和法律，明确告诉当事人判决的理由，使当事人心服口服。对于“有限司法审查权”，肖太福是这么定义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人民法院应当享有的对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权力。由于合宪性审查权在我国法律中明确赋予给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因而，各级人民法院没有合宪性审查权，只有合法性审查权，即对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是否符合法律的审查权力。这种只有法规合法性审查权的司法审查权就是有限司法审查权。“与完整的司法审查权相比，有限司法审查权有以下特点：

1、没有合宪性审查权，只有合法性审查权；

2、限于对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以及各种规章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没有对法律和宪法进行评判的权力；

3、对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以及各种规章的合法性所作的审查和评判，效力只限于具体个案，对其他法院和案件没有必然的效力；

4、限于对与法律相抵触条款的效力作出评判，对整部行政法规、地方法规或规章的效力不做评判；

5、所作评判不是最终的，当事人和制定机关有异议，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申请对争议中的法律条款做出最终裁决。”

（三）经济时报：权力攻势下的法律溃退 2004年02月03日18:56 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孙振军

被媒介称之为“2003年末最热点的法治事件”——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李慧娟的个人命运遭遇，近几天一直在我心中萦绕，既无法释怀，又挥之不去。因为我认为，这决非一起简单的法官个体的荣辱升降事例，它折射与反照的，是现阶段我国法官整体乃至全部法律在与权势遭遇的时候，所隐蔽的微妙心态、无奈处境，以及莫名其妙的胆怯和“不战而被人兵之屈”的无条件败退。

认识到这一点，很艰难，也很痛苦；认识不到这一点，则是表象的，浅浮的，李慧娟事件也只能像各领三五天风骚的其它新闻事件一样，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其个人名誉、尊严、职位的丧失与牺牲，也只能轻如片羽、无关紧要，失去它应有的启发、意义与价值。不妨，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李慧娟事件：

去年5月27日，李慧娟审理了一个看似简单的案子：伊川县种子公司与汝阳县种子公司的《玉米种子代繁合同》纠纷一案，并按审委会决议草拟了(2003)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并送交主管领导签发生效。判决书中的一句话后来成了引爆“炸弹”的雷管——“《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很快，河南省人大就对洛阳市中院的这张判决书做出了反应并提出了批评，认为这实际上是宣布河南省的地方法规即《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无效。而李慧娟则是这样解释的：“《立法法》规定，下位法和上位法抵触无效，这种无效不是我说的，是法律规定的后果，是一种实体上的无效，并不是具体一个人去确认无效。”

但是，“根据省、市人大提出的文件”，并“在省人大和省高院的关注下”，洛阳市中院党委仍然对李慧娟做出了处理：免去助理审判员的职务并撤销审判长的职务。主管副庭长赵广云也同时被撤职。谁都清楚，人大是权力机关，立法机关；法院是审判机关，执法机关——至此，权力和法律在经过短兵相接的对峙与博奕后，结局迅速浮出水面，并且泾渭分明(相关报道见2004年1月8日《每周邮刊》、25日央视“今日说法”等)。

但是，无论是事实的真相、河南省人大的认识，还是李慧娟本人的辩解及法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王振民在媒体上的呼吁，都肯定或不能否认李慧娟的行为，是一种忠诚执行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坚守的是一种维护法制尊严的独立审判精神。其失误，只能是一种技术上的失误和文字表述上的疏忽；并且是在有法可依、有理可循的前提下实施的。即使真的出现判决失误，按照法律规定，中国法官实行的是合议制，而不是个人负责制。那么，为什么要匆忙地让这个年仅30岁的、立志献身法律的法学硕士因“护法”而折翼，付出免职、撤职的严酷代价呢？根源只有一种，正如前文所述的：法律遭遇权力后的微妙心态和无条件溃退。

对当今政体不陌生的人稍加推猜便知，洛阳市中院对李慧娟所做出的“从重从快”处理，是不折不扣的非理性行为，主要是为了尽快平息与“安抚”行政阶位较高的河南省人大方面的“震怒”。对法律再不谙熟的法院，在处理涉及本院法官的时候也不会不去研究一下《法官法》；而《法官法》明确规定：法官依法覆行职责，受法律保护。有下列行为之一，才可以被免除职务：一是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二是调出本法院的；三是职务变动不需要保留原职务的；四是经考核确定不称职的；五是因健康原因长期不能覆行职务的；六是退休的；七是辞职或者被辞退的；八是因违纪、违法犯罪不能继续任职的。李慧娟的失误显然不在此列。况且助理审判员的任免是本院院长的职权，根本勿需烦劳“中院党委做出处理意见”。

关于“种子案”的是非近日已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结论是维持洛阳中院的原判。这更进一步说明李慧娟没错。洛阳中院对李慧娟的“初步处理”在媒体及法律界的关注下以及终审判决结果的影响下，也许会得到纠正。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非正常程序下的“关注”呢？如果终审判决与初审判决不一致呢？这不能不让所有的法官沉思、掂量、权衡，也会使一些法官因此而学会察颜观色、变得禁若寒蝉，在“护法”之前必先考虑“护己”与自保。

即使让人大方面自己来裁决，也不能不承认李慧娟主持的一审判决，实质上是合法的；人大受损的，说白了不过是“面子”而已。但与权势交融的“面子”却常常比法律更不容被冒犯与“挑战”。事实上，根据《宪法》和有关人大法规的规定，洛阳市人大、洛阳市中院，与河南省人大、河南省高院之间，均没有任何隶属关系；或者说，前者不仅不是后者的下属，而且从执法的角度讲还是平行的，都是只对法律负责。试想一下，假如对洛阳中院李慧娟主审的“种子案”做出的判决提出批评的是伊川县或当汝阳县人大，洛阳中院的态度会怎样？肯定是不予理睬、束之高阁；再设想一下，对“种子案”做出判决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河南省人大还会以发文件的形式要求“对直接负责人员和主管领导依法处理”吗？在此事件中人大方面发文件的做法，是典型的习惯意

识下权力机关对公权的随意性支配。

别看“权大还是法大”的争论已过去二十余年了，但权与势在某种情势下，依然如海底的磐石，照样坚硬如铁、壁立千仞，不怒自威、一言九鼎，让人望而生畏、不寒而粟！不破除“权”而奢谈“法”，怎一个“法”字得了？！

（四）种子案二审将定 李慧娟“正名”悬念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4-05-12 14:54:12

本报记者 王颖

北京报道

经过20年地方立法的实践，立法的合法性已经成为地方立法机关及立法人员的自觉，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人们还很难明显感受到这些努力的效果。

2004年5月8日，李慧娟走在去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路上，心里有喜悦、希望，也有隐隐的忐忑。

喜悦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纸回复支持了她的判决，使她重新燃起对法官职业的希望，而忐忑则是，她这次回洛阳中院，是想请院长启动复议程序，最终能否为自己“正名”，她有些没底。

最高院答复种子案落定

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河南省高院就“河南省汝阳县种子公司（下称汝阳公司）与河南省伊川县种子公司（下称伊川公司）玉米种子代繁合同纠纷”一案的请示做出答复（【2004】民二他字第6号）。

最高院答复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79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4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的，应当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

紧接着的4月1日，河南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下称“《办法》”），该《办法》

共计28条。第28条宣布：“本办法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下称《河南种子条例》）同时废止。”在《办法》中，原《河南种子条例》）第36条“种子的收购和销售必须严格执行省内统一价格，不得随意提价”被废止了。而当初李慧娟就是因为在一次判决中否定了该条文，从而给自己的法官生涯带来一连串麻烦。

2003年5月27日，根据洛阳中院审判委员会经过讨论形成的决议，法官李慧娟在审理汝阳公司与伊川公司的合同纠纷案后，作出（2003）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

李慧娟在该判决书中认定《河南种子条例》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这一行为被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公室发文（豫人常法【2003】18号）认为“违背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违法行为”，该文还作出“《河南种子条例》第36条关于种子经营价格的规定与《种子法》没有抵触，继续适用”的结论。继而，根据这份文件，洛阳中院党组于11月7日撤销李慧娟的审判长职务，并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审判员资格。

2003年11月初，李慧娟将一份“情况反映”通过中国女法官协会送至最高人民法院。同时，该事件也由此引发了学术界，乃至整个法律界对其中反映出的司法实践和改革问题的讨论。讨论归讨论，李慧娟仍然暂时成了无业人员，而种子案上诉后，河南省高院二审迟迟未下正式判决。两件事情都这样被搁置起来。

“现在最高院既然已经做出了答复，我们河南高院的判决很快就会下来，”河南省高院院长李道民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判决将会依照最高院的答复在这几天内正式宣布。种子案即将结束，按照最高院的答复，二审应该会维持洛阳中院的判决。

悬而未决的法官命运

种子案得到的最高院的答复和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新《办法》给了李慧娟很大的鼓舞和信心，她高兴地告诉记者：“既然最高院做了这样的答复，而没有说我的做法是错误的，那么我就可以认为最高院对我的做法算是默许了吧。”

按照李慧娟的想法，她现在终于有理由请求洛阳中院为她“正名”了。“我也知道大范围的正名不太可能，可至少应该在洛阳中院内部消除影响吧。”

今年1月李慧娟曾交了一份复议申请给洛阳中院，可是到现在也没有回音，说要审阅她的申请的洛阳中院院长王伯勋已于一周前调去新乡中院，刚上任的从南阳调来的院长姚纪周开始答复她说还来不及看她的申请。而5月份，当李慧娟又来到姚纪周的办公室时，姚纪周给李慧娟泼了盆冷水。

李慧娟的心灰了一半，“我需要的是启动这个复议程序，现在还没有想到就会有好的复议结果”，她有些着急地对记者说，复议小组应该是由洛阳中院的几位领导共同组成的，并不是院长一个人说了算。但是她问过几位副院长和其他领导，何时能启动这个复议程序，答复说要院长决定。而现在看到姚纪周的态度，李慧娟对能不能启动复议程序没有丝毫把握。

记者打电话找洛阳中院的新院长姚纪周核实情况，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姚纪周的手机和办公室电话始终都没有人接听。

法官李慧娟能否如她所愿，通过正当公开的复议程序，再次为她的判决和随之而来的遭遇要个说法，目前还不明确。

“河南人大及时修改了《河南种子条例》，不管怎么说，也是闻过而改，让人看到了进步的力量和希望”。李慧娟提起河南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新《办法》，还是很喜悦，但是她认为，当初既然河南省人大法制室提供了“《河南种子条例》第36条关于种子经营价格的规定与《种子法》没有抵触”的意见，现在，在最高院的回复下来之后，法制室应该表态，做出合理解释。

地方立法改革待行

如果说李慧娟的事情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关于种子案的审理过程中，作为下位法的《河南种子条例》与作为上位法的《种子法》的冲突；另一个部分则是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的运用法律的权限和个人人身权利的保障——那么，前一个问题在这一案件中暂时得到了解决。

事实上，种子案中出现的上位法与下位法间的冲突，仅仅是千万个存在这种情况的案例中的一个，在个案中这个问题的暂时解决是相对容易的，而要在全国范围内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则是个庞大的工程，如果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都要通过这么一个漫长的程序逐层报请，所耗费的各项成本将是巨大的。

“由于大量的地方立法主要是相对行政权运用的立法，而行政权的运用又总是以积极主动地干预人们的社会活动和个人生活为特征的，因此，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不同，它在面临的各种矛盾面前有着鲜明的倾向性”。厦门市人大常委会的周军在他的《论地方立法的合法性》一文中这样写道，经过20年地方立法的实践，立法的合法性已经成为地方立法机关及立法人员的自觉，但由于受到一些认识上的影响或法学理论研究不足，也由于对立法内在要求的熟悉程度和对行政权力过度扩张的鉴别能力存在差距，还由于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支持多于制衡，人们还很难明显感受到这些努力的效果。

为了解决这个普遍存在的、严重阻碍法治统一的问题，中央到地方都在想办法。2003年10月中下旬，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北京兴办多期地方立法学习班。“对于全国的地方立法来说，有这样一个交流的渠道是十分必要的。”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王中位深有感触地说。

许娟

许诗谊

【摘要】：裁判文书的说理充分不仅仅只是关涉法官素质的一个简单问题,应该还是涉及到司法改革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从2003年岁末河南种子案中法官为了将所援引的法条明确清楚的加以说明而“惹祸”的事件可反映出: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即建立有限的司法审查制、适当采用先例指导制度、加大制作裁判文书的司法投入、说理不充分作为上诉的理由之一等。

第五篇：2018河南夏季种子信息交流

2018河南省夏季种子信息交流

暨产品展览会

时 间：地 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主办单位：河南省种子协会承办单位：郑州万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邀

请

函

2018年7月3—4日

前 言

由河南省种子协会主办，郑州万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2018河南省夏季种子信息交流暨产品展览会”将于2018年7月3日至7月4日在郑东新区郑州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召开。

本次展会根据《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的总体要求，以“新常态、新种业、新模式、新策略”为主题，旨在提升种业科技创新能力，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供种保障能力，促进交流与合作，促进育繁推一体化，为种子企业提供展示自我发展成果的舞台和供销种子信息交流的平台，共同开拓种业市场，实现互惠共赢，积极服务于现代农业。

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和实践土地流转后的土地托管大三农服务项目，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努力践行提高土地综合利用率和综合产值，在国家中央一号文件和相关政策的有效管理和调控下，以种子为迁入点，以种业为突破口，以农资全程系统解决方案为指导方向和奋斗目标，致力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河南是农业大省、育种强省、产种大省，为适应不同的生态类型区，先后培育了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力有突破性的新品种，近年来种子生产和销售量均超过18亿公斤，特别是河南小麦种子生产质优、量大，已占据全国小麦种子生产总量的五分之一，远销周边省份。郑州，已成为全国商品种子信息交流交易中心，各地商贾纷至沓来，寻找种业商机。河南省夏季种子信息交流暨产品展览会组委会诚邀省内外种子企业、农业科研教学单位及种子相关产业的代表光临盛会。

展览日程安排

布展时间：2018年7月1—2日 展览时间：2018年7月3—4日 展览地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会议日程安排

7月2日晚上7:00 7月2日 7月2日

7月2日下午2:00 7月3日上午8:00 7月3日上午10:00 7月3日下午2:00 7月3日晚 预备会议 企业报到 诚信企业评选

小麦规模化高效优质高产培训会 开幕式

2018中央一号文件解读、种业兼并重组论坛 夏季种子产销信息发布会 河南省种子协会答谢晚宴

宾馆会议室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展览服务中心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展览服务中心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大河厅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广场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九鼎厅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九鼎厅 酒店宴会厅

一、展览范围

A：各类农作物品种种子

B：种衣剂、种子检验仪器，种子加工、包装机械； C：农业科技新技术、新成果、新产品、新项目；

二、会议主题

新常态、新种业、新模式、新策略

三、会议内容

1、经销商领取会刊活动

2、开幕式及诚信企业评选 3、2018中央一号文件解读、种业兼并重组论坛、小麦规模化高效优质

高产培训会

4、企业新品种信息发布会

5、河南省夏季种子产销信息发布会

6、新品种展示暨信息交流

7、河南省种子协会答谢晚宴

四、宣传推广

1、网络媒体和平面媒体：河南科技报、种业大观、种业导刊、农资经销商、农业科技通讯、农资与市场、河北科技报、北方农资、江苏农业科技报、农资导报、山东科技报、山东科技报、种业市场报、中国农资网、一览种业人才网、火爆农资网、中国种业商务网

2、组委会派出5个宣传小组到河南省及周边省市的苏北、鲁南、皖北、襄阳、关中等地区的200多个县3000多个乡进行发放大会门票的邀请工作。并在沿途粘贴展会宣传树贴。

3、组委会适时组织人员到其他省市同类展会上发放门票，扩大展会在全国的影响力。

4、在微信平台上及时发布展会动态、活动日志等

五、展会服务与费用

（一）参会费用

参会人员应提前预定住宿，1200元/标间/三天（含2人早餐、大会会刊2本、信息发布会入场券2张）。

（二）参展费用

●国际标准展位（3m*3m），6000元/个，（如需双开口另加收500元/个），包括三面围板、企业名称楣板、咨询桌一张，椅子两把、灯两盏、电源插座一个（特殊用电请事先说明，另行收费），（大会会刊2本、信息发布会入场券2张）

●微特展位（6m*3m），17000元/个，组委会统一搭建。（大会会刊4本、信息发布会入场券4张）

●机械展区空地（6m*3m），12000元/个，包括咨询桌一张,椅子两把（特殊用电请事先说明，另行收费），（大会会刊

2、本信息发布会入场券2张）●特装展区：（36㎡起租，特殊用电请事先说明，另行收费）组委会提出四套设计方案，供特展企业选择其一，若对方案有特殊要求，可与组委会商议（超出组委会规定的费用自理），由组委会统一装饰制作。●信息发布会（3000元/3分钟 信息发布会入场劵100元/张）注：发布信息的企业，可以用不长于3分钟DVD光盘或PPTH幻灯片，配合信息发布使用。请于6月20日前将资料提交组委会。●大会会刊及大会指南

《大会会刊》与《大会指南》合二为一，尺寸大16开。

彩色封面：30000元 彩色扉页：15000元

彩色封二: 15000元 彩色通版：8000元

彩色插页：4000元 黑白插页：1000元

名录入编费：每位200元（赠会刊一本）

注：

1、凡刊录彩页赠2本、刊录黑白页赠1本：

2、名录入编只登载单位名称、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邮箱、邮编；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广告位价格表

编号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彩虹门 位臵 馆墙喷绘 馆墙喷绘 馆墙喷绘 馆墙喷绘 馆墙喷绘 广场桁架喷绘 序厅桁架喷绘 二楼环廊喷绘 广场

规格 6m*10.05m 4m*10.05m 3m*10.05m 2.5m*10.05m 1.5m*10.05m 6m*8m 10m*3m 20m*1.1m 20m跨度

价格(元/个)30000 20000 15000 12000 10000 18000 15000 10000 8000

（三）赞助项目：

如需在大会手提袋、信息发布会入场券、餐票、代表证、参观证等票证以及现场广告的企业，请与会务组联系，价格另议。

六、协办、合作 项目

第一协办单位：（108㎡）

1、赠送大会现场特装展位

2、赠送大会现场黄金广告位：01（任选一）

3、赠送大会现场“企业品牌榜”

4、赠送大会企业宾馆标房5间

5、赠送开幕式背景板企业署名

6、赠送《大会会刊》彩页通版

7、赠送双交会网站栏目“种业品牌榜”展示

8、赠送信息发布5分钟

特别协办单位：（108㎡）

1、赠送大会现场特装展位

2、赠送大会现场黄金广告位：01（任选一）

3、赠送大会现场“赞助企业品牌榜”

4、赠送大会企业宾馆标房5间

5、赠送开幕式背景板企业署名

6、赠送《大会会刊》彩页通版

7、赠送双交会网站栏目“种业品牌榜”展示

8、赠送信息发布5分钟

第二协办单位：（72㎡）

1、赠送大会现场特装展位

2、赠送大会现场黄金广告位：02(任选一）

3、赠送大会现场参展企业品牌榜

4、赠送大会企业宾馆标房4间

5、赠送开幕式背景板企业署名

6、赠送《大会会刊》通版广告

7、赠送双交会网站栏目“种业品牌榜”展示

8、赠送信息发布3分钟

第三协办单位：（54㎡）

1、赠送大会现场特装展位

2、赠送大会现场黄金广告位：04（任选一）

3、赠送大会现场参展企业品牌榜

4、赠送大会企业宾馆标房3间

5、赠送开幕式背景板企业署名

6、赠送 《大会会刊》彩页通版

7、赠送双交会网站栏目“种业品牌榜”展示

8、赠送信息发布3分钟

合作单位：（36㎡）

1、赠送大会现场特装展位

2、赠送大会现场黄金广告位：05（任选一）

3、赠送大会现场参展企业品牌榜

4、赠送大会企业宾馆标房3间

5、赠送《大会会刊》彩页插页

6、赠送开幕式背景板企业署名

7、赠送双交会网站栏目“种业品牌榜”展示

七、冠名项目

大会冠名单位：(108㎡）

1、赠送大会现场特装展位

2、赠送大会现场黄金广告位：01（任选一）

3、赠送大会现场“企业品牌榜”

4、赠送大会企业宾馆标房5间

5、赠送开幕式背景板企业署名

6、赠送《大会会刊》彩页通版

7、赠送双交会网站栏目“种业品牌榜”展示

8、赠送信息发布5分钟

开幕式冠名单位：(108㎡）

1、赠送大会现场特装展位

2、赠送大会现场黄金广告位：01（任选一）

3、赠送大会现场“企业品牌榜”

4、赠送大会企业宾馆标房5间

5、赠送开幕式背景板企业署名

6、赠送《大会会刊》彩页通版

7、赠送双交会网站栏目“种业品牌榜”展示

8、赠送信息发布5分钟

参观商礼品冠名单位：(108㎡）

1、赠送大会现场特装展位

2、赠送大会现场黄金广告位：01（任选一）

3、赠送大会现场“企业品牌榜”

4、赠送大会企业宾馆标房5间

5、赠送开幕式背景板企业署名

6、赠送《大会会刊》彩页通版

7、赠送双交会网站栏目“种业品牌榜”展示

8、赠送信息发布5分钟

大会奖品冠名单位：(108㎡）

1、赠送大会现场特装展位

2、赠送大会现场黄金广告位：01（任选一）

3、赠送大会现场“企业品牌榜”

4、赠送大会企业宾馆标房5间

5、赠送开幕式背景板企业署名

6、赠送《大会会刊》彩页通版

7、赠送双交会网站栏目“种业品牌榜”展示

8、赠送信息发布5分钟

信息发布会冠名单位：(108㎡）

1、赠送大会现场特装展位

2、赠送大会现场黄金广告位：01（任选一）

3、赠送大会现场“企业品牌榜”

4、赠送大会企业宾馆标房5间

5、赠送开幕式背景板企业署名

6、赠送《大会会刊》彩页通版

7、赠送双交会网站栏目“种业品牌榜”展示

8、赠送信息发布5分钟

现代种业高峰论坛冠名单位：(108㎡）

1、赠送大会现场特装展位

2、赠送大会现场黄金广告位：01（任选一）

3、赠送大会现场“企业品牌榜”

4、赠送大会企业宾馆标房5间

5、赠送开幕式背景板企业署名

6、赠送《大会会刊》彩页通版

7、赠送双交会网站栏目“种业品牌榜”展示

8、赠送信息发布5分钟

八、参展程序：

1、参展企业向组委会确定展位、广告位臵及内容；组委会以先报名、先付款的原则优先安排；

2、选定展位后，参展企业需认真填写《参展申请表》并将《参展申请表》加盖单位公章后连同工商执照复印件、种子经营许可证复印件，邮寄或传真至大会组委会；

3、参展企业确定展位后7日内将所需费用汇入大会指定账号，逾期组委会有权调动展位或者取消；

4、收款单位：

户 名：郑州万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交通银行郑州新区支行 帐 号：4110608000***

九、友情提示：

1、参会企业必须严格执行《种子法》、《广告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已审品种，要标明审定品种名称和审定编号，其广告内容要与审定公告相一致，不得夸大宣传；未经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只能作为种子科技动态进行展示，并标注“尚未审定”，不得交易。

2、会议期间，参会单位举办信息发布、会场及宾馆广告、租用会议室的，请提前与会务组联系，由会务组统筹安排。

3、参展企业应具备参展质资并随展携带种子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并于6月20日前将复印件传真至组委会）。

4、参展企业不得将展位转租或转让他人，亦无权通过任何方式为非参展者宣传，否则大会予以清退。

5、开幕式合作单位（含）以上请组6至12的人员列队参加开幕式

6、会议报到不接站，到郑后请自行乘车前往会议地点。大型车辆入市应自行办理入市通行证。

7、其他相关未涉及、未表达清楚的事宜，请与会务组联系或关注大会提示.联系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联 系 人：苗绍宇

7号楼上东国际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