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人对司法责任制及审判中心主义的一点个人思考[5篇范例]

第一篇：公诉人对司法责任制及审判中心主义的一点个人思考

对司法责任制及审判中心主义的一点个人

思考

大家下午好！结合工作实际情况，我谈一下对司法责任制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的浅薄之见：

一、司法责任制：我们准备好了吗？

对司法责任制大家也谈了很多，我只想谈一下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司法责任制，我们准备好了吗？这个纠结的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原因我觉得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外部环境因素，也就是司法改革越来越近，现在可以说近在咫尺了。司法责任制的各类要求无论是对员额内的检察官也好，还是检察官助理也罢，都是前所未有的高。但从我接触的一些青年检察官来看，大部分对于可能面临的责任和挑战并不是很在意。原因何在？其中有不少人觉得这次司法改革有着那么多困难与历史问题，“换汤不换药”的可能性太大了，既然是换个包装，那这时候的首要任务是看能不能趁机上个位，另外还有不少的人认为搞到员额检察官太难了，既然只能做助理，钱拿的也少，挂名也是检察官的事儿，那就更不用太费心了。至于司法责任，没改之前我会办案，难道改了我就不会办案吗？

我个人认为这种微妙的心理是很致命的，在与他们交流时我曾举了“反四风”与“群众路线教育”的例子，刚开始时有几个人对活动的效果持乐观态度？但短短几年还真就没有什么公务员敢趾高气昂的大吃大喝了！这在我进检察院前是不敢想象的，公款消费、大吃大喝不算历史问题吗？但中央只要有决心，还真就能两三年内解决得七七八八。司法责任制同样也面临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司法改革就是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展开，确实可能会有过渡期，但那是针对年纪大的检察官，对我们青年干警而言，迟早要面对司法责任制条条框框的约束。不管是员额内的幸运儿，还是大部分助理和书记员，在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之前，我们很容易变成司法责任制的反面教材。

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内部原因，这才算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就是我们的检察官尤其是青年检察官，职业再培训的程度远远不能适应司法责任制发展的要求。现在比前几年好很多了，至少培训越来越多，向年轻人也倾斜了不少，但各类培训的质量参差不齐，而且案多人少的原因也造成青年干警的职业培训还是太少，即便培训的老师很不错，又很有可能论资排辈，青年干警靠边站了。与其他同龄人交流时也感触很深，有的司法解释出来一两年了，还在用老的解释打天下，我自己参与培训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在这次做岗位责任统计时，我就发现三年来没有一次正规培训占用了宝贵的工作时间。要求越来越高，我们的能力却总是只能靠拖儿带女之余的自学成才，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我的结论是，司法责任制，至少对于我而言，还远没有准备好，相信没有准备好的人也不止我一个。也许有人会觉得，大家都没准备好啊，有什么好怕的，总要有人干活，总不能把我们都淘汰吧？我觉得过于乐观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现有的经验已经逐渐不适应目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我们太习惯于领导最后拍板，太习惯于抛开律师，与公安、法院协调，就案子中的证据问题达成统一认识来遮掩过去，从长远来看，我觉得这些经验都是与改革趋势背道而驰的，抱着这些所谓的办案经验，还是那句话，我们就离反面教材的距离越来越短了。

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应将平衡侦诉关系摆在首位

接着说说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我想谈的问题对领导而言可能有点逆耳，但作为一个马上到八年的公诉人，我想帮助我所在的公诉部门来说几句话。

以审判中心主义最终采用的模式目前应该还不算非常明确，从试点来看，以后的庭审模式极有可能是法官开庭前不能提前阅卷，不能将审判职能前臵，辩诉双方以庭审交锋来直接影响法官的判断。其实无论是陈卫东教授建议的“侦检一体化”、龙宗智教授提倡的“侦检双重领导制”，还是樊崇义教授多次强调的加强检察提前介入侦查、完善检察对侦查的法定监督，指向的都是为了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应当尽量限制目前过于强大的侦查权，并使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时将证据标准向法院靠拢。

公诉部门是刑事案件进入法院审判前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既有打击犯罪的国家使命，同样也有保障人权，防止冤假错案的神圣职责。现在都提倡不要再将无罪判决视为洪水猛兽，但对于被告人来说，有罪无罪是当然是天大的事，但量刑情节同样也是天大的事，对我们而言，判十五年与判九年都是有罪判决，但对被告人而言，就是六年的自由时光，量刑情节同样应该是我们审查的重点。公诉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在面对侦查权时，甚至可以用薄弱来形容，因为你发出的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是否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取决与你与侦查机关或部门的关系好不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如何改，改成什么模式，会不会在立法层面对于现有公检法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线性结构”有所改变，是上层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事情。我觉得在此之前，我们可不可以在检察机关内部，在逐步提升公诉人业务素质与能力的同时，更为重视公诉部门的意见。趁着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活动时，真正抓一两个利益驱动办案的典型来落实侦诉双方的责任，以此作为切入点来完善检察机关内部关于侦诉关系的一些规定是否合法、是否科学。还可以考虑逐步推进，将公诉部门在职务犯罪中提前介入侦查落到实处，要通过操作规程来细化提前介入的程序与方法，让侦诉双方能够换位思考，公诉部门不仅要去发现问题，还要帮着侦查部门去解决问题，同时将公诉部门要求的或是说法院要求的证据标准交流给侦查部门，也让他们慢慢接受。过于强势的两反侦查部门与过于弱势的公诉部门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真正全面推行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先天不足，与其看着法院改来改去，不如先做自我调整，自己内部的侦诉关系还未明确的时候，过多的去要求公安机关显然事倍功半。当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基本完成的时候，那时候检察机关面临的压力与挑战是我现在很难想象的：交叉询问、更宽范围内的证人当庭作证、法官真正开始居中裁判不再接受我们的各种协调会议，这些都是我们还未开始掌握的技能与经验。也很感谢游检与各位领导能够未雨绸缪听取我们的看法与意见，我的发言可能更像是发的牢骚，希望领导能够多担待，谢谢。

第二篇：从“侦查中心主义”到“审判中心主义”

审判中心主义，是指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将刑事审判阶段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侦查、起诉等审判前程序则被视为审判程序开启的准备阶段；只有在审判阶段，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充分的维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才能得到最终的、权威的确定。

2014年10月30日，国新办举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重大意义等情况新闻发布会。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是落实刑事诉讼法“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基本原则的重要举措。按照法律规定，案件侦查终结的证据标准、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都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审判阶段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要求是一致的。

姜伟指出，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要求从侦查环节开始，就必须全面、规范地收集、固定证据，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和证据经得起法庭调查、质证、辩论的检验，从源头上防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进入审判程序，确保案件裁判的质量，有效避免冤假错案。

陈光中、于增尊、卞建林：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与适用

文章来源：《法学家》2014年第1期

【摘要】 冤案是指已生效的裁判对无罪者判定为有罪的案件。冤案是最大的司法不公。冤案难以避免，但不能以此为借口而不加严防。为此，必须杜绝 刑讯逼供，保证辩护权的充分行使，运用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坚持疑罪从无原则，正确处理三机关关系，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关键词】 冤案，刑讯逼供，辩护权，准确认定事实

公正是司法的核心价值，但并非所有案件都能实现公正。冤案就是最大的司法不公。最近在媒体上曝光的若干冤案，如浙江省张氏叔侄冤案、萧山冤案，引起了社会关注，也引起了高层领导的关注。防止冤案是当前司法机关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保障司法人权的标志性要求。本文就冤案若干问题略抒己见。

一、如何对待冤案的发生

（一）冤案的界定问题

对冤案的界定存在不同标准。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从赔偿角度来定义冤案，比如新西兰法律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下列情况将作为冤案而得到赔偿：遭逮捕、羁押却未受指控而释放„„”。[1]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詹姆斯·S·利布曼（James S.Liebman）教授就全美1973年1月1日至1995年10月2日这23年间死刑的适用情况开展研究，在其研究报告中，死刑错判的认定标准是，死刑判决因为错误被推翻并经重新审理之后改判轻罪或无罪的案件。[2]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6款规定：“在一人按照最后决定已被判定犯刑事罪而其后根据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确实表明发生误审，他的定罪被推翻或被赦免的情况下，因这种定罪而受刑罚的人应依法得到赔偿，除非经证明当时不知道的事实的未被及时揭露完全是或部分是由于他自己的缘故。”[3]根据联合国的上述规定，结合中国实际，我们认为冤案是指已生效的裁判对无罪者判定为有罪的案件，即“无过而受罪，世谓之冤。”[4] 因为刑事诉讼是一个过程，从立案、侦查到起诉，从起诉到审判，后面的环节总是在审查、纠正前面的环节，程序尚未结束，就不能说是冤案。因此通常所说的错捕、错诉乃至一审的错判均非严格意义上的冤案。只有如佘祥林案、杜培武案、李化伟案，以及近期发生的赵作海案、张氏叔侄案等，才是已生效裁判认定其为有罪而后平反的典型冤案。

司法实务中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有的案件程序进行得过于缓慢，甚至是在证据不充分、无法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时将案件先挂起来，尽管最后可能宣告被告人无罪，但作出判决的时间却非常之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0年组织的“刑事诉讼法执法大检查”中，发现了大量久拖不决、超期羁押的案件，这一问题仍然存在。如河北杨志杰涉嫌爆炸罪一案，被超期羁押7年后才被起诉，进入审判程序后又被关押了5年之久，最后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了不起诉决定。[5]河南李怀亮案也是被关押了近12年才宣告其无罪。此类案件，即便被告人最终未被法院定罪，但长达十几年的关押已经与有期徒刑的执行类似，公众对他的社会评价也是负面的，他们是“无罪而受过”，因此这种案件不叫冤案也近似冤案。

（二）冤案多错在事实认定上

司法实践证明，冤案多错在事实认定上。所谓事实认定上的错误，是指已生效裁判根据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与案件的客观事实不一致或完全背离。或者是犯罪事实没有发生，但判决认定发生了，如佘祥林案；或者是犯罪事实客观上发生了，但行为主体不是判决认定的被告人，如杜培武案。

在中外的认识理论中，论者对“事实”大多持客观存在说，认为事实是“事情的实际情况，实有的事情”。但也有一些学者不承认事实包括案件事实（案件本原事实）的客观存在，认为事实总是与人的主观认识相联系的，其典型表述 如：“事实是认识主体—人所获得的一种认识，也就是人所把握的一种知识形式„„事实乃是对呈现于感官之前的事物的一种断定。”[6]这种观点把人的主观认识与事实的客观存在混为一谈，显然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理论。就刑事诉讼而言，犯罪事实是否已经发生，是谁实施的犯罪，如何实施犯罪等等，是不以办案人员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办案人员不能否认它、改变它，而只能发现它、认识它。办案人员发现、认识案件本原事实的过程，就是证明的过程，或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过程，而证明的唯一手段就是证据。因为案件对办案人员来说永远发生在过去，只能通过证据来再现过去的案件事实。当然对再现的案件事实需要用法律来衡量，例如发现了一具死尸首先要判明是他杀还是自杀，只有在他杀的情况下根据法律才可能存在犯罪，需要进一步立案侦查。侦查的结果可能是发现了真凶，也可能长期破不了案，在后一种情况下并不是客观上没有真凶，只是办案人员主观上还没有发现真凶。办案人员主观上已经认定的真凶也可能是假“真凶”，如果这种认定成为已生效裁判的结论，就是冤案。冤案就是在收集、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发生了背离案件客观事实的错误。如果像有的学者所说的案件事实必然要与办案人员的主观相结合，那就没有案件事实真相，也没有冤案可言了。然而，从司法实践来看，诸多悲惨的冤案昭示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美国一名冤案受害者曾经创作了一首感人至深的名为《你好，真相》的诗，其中写道：“你好，真相！你一直在那里，却有人对你视而不见，„„你好，真相！他们在你与证据之间玩起捉迷藏的把戏，你已被谎言和欺骗所包围，以致耗费漫长的时间才能找到你”。[7]可见，蒙冤人的内心是多么渴望真相大白！

（三）应当严防冤案的发生

冤案，特别是判处死刑的冤案，一方面是对无辜者权利的残酷侵犯，另一 方面放纵了真正的罪犯，而且对司法公信力造成巨大的伤害。从理想的角度，我们希望任何一起冤案都不要发生，但处在现实的世界中，冤案又难以避免。古今中外，没有哪个国家、哪个历史时期从未发生过冤案，只是有多少的区别。一般而言，制度越民主、科学、法治，冤案就越少；反之，冤案就越多。冤案发生的多少与诉讼程序保障直接相关，但程序再完善，也难以完全避免发生冤案。

但是，承认冤案的客观存在，并不意味着可以用时下学术界流行的所谓“可错性”、“难免论”作为借口来推脱办案者的责任，而不主动严防冤案的发生。相反，我们的任务是要通过制度的完善、办案人员素质的提高和观念的转变等举措，千方百计地防止冤案错案的发生。两大法系主要国家也不断发生冤案，但他们大多会面对现实，将其视为改进本国司法制度的重要契机。例如，日本“世纪冤案”[8]的发生推动了侦查制度等多项变革，包括在全国10966个审讯室内安装单向可视观察镜，并由新设立的审讯监督部门的人员在审讯室外监督审讯过程等；[9]加拿大“亨利案”的纠正推动了DNA认证操作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等多项防错机制的构建。[10]事实上，近年来我国一些冤错案件曝光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公安司法机关是能够积极面对的，也注意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完善法律的规定，特别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从多方面完善制度，以期防止冤案的发生。

理性对待冤案，还涉及对冤案中司法人员的责任追究问题。应当承认，冤案的发生，往往与司法人员的不同程度过错有关，但也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因此，并非所有涉及冤案的司法人员都要承担法律责任，只有在司法人员具有主观过错的情况下才能追究其责任。具体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故意徇私枉法造成冤案；二是疏忽大意、没有尽到谨慎义务，即因为渎职 导致冤案。至于在办案过程中的认识问题，不应作为追究司法人员责任的理由，因为只要是事实与法律的评价者、裁判者，都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只要其根据法律和案件证据确信被追诉人有罪就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表现，而不应该追究其责任。至于有的案件司法人员曾主张无罪处理，只是迫于压力服从领导决定，办了冤案错案，则更不应由其负责。

二、如何严防冤案发生

导致冤案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如何预防冤案，实难全面论述。但我们认为，转变理念，切实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真正树立被称为刑事诉讼中“皇冠之珠”的无罪推定意识，是有效防止冤案的前提条件。对此作者已著文论述，此处不赘。[11]本文主要结合我国冤案发生的实际情况，从以下几方面谈谈冤案的预防问题。

（一）杜绝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是人类司法文明的一大毒瘤。两大法系的刑事诉讼制度史，都绕不开刑讯逼供这一重要问题。早在200多年前，贝卡里亚就指出，“这种方法能保证使强壮的罪犯获得释放，并使软弱的无辜者被定罪处罚。„„刑讯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奇怪的后果：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12]美国加州伯克利警察局的一名前副队长W.R．基德也承认，“在三级审讯之下，对犯罪嫌疑人而言只会发生三件事：1．告诉你你想要的一切。2．在暴烈的三级审讯之下发疯。3．死亡。”[13]美国在近期的反恐中，对恐怖分子“合法”使用水刑之类的刑讯手段，也是举世皆知的但是总体而言，随着美国刑事法制的进步，刑讯逼供特别是肉体逼供已经不再是导致错案的重要因素。根据美国学者安耶·拉特勒教授的一项针对205起错案的分析，只有6.8％的案件涉及检察官与警察的不当行为。[14]

我国过去发生的冤案中，几乎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可谓“有冤案必有刑讯”。这与我国的案件侦破方式有很大关系。侦查机关总是习惯于走“破案捷径”，从口供入手，然后以其他证据来印证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进而得出有罪的结论；但无罪的人极少会承认自己有罪（除非是故意顶罪等例外情况），即便是真正的犯罪分子也会为自己开脱，于是侦查讯问人员就采用各种方法逼取口供。这是我国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根源所在。

对于遏制刑讯逼供问题，公安部于1992年制定了《关于坚决制止公安干警刑讯逼供的决定》；最高检于2001年发布了《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两院三部”于2010年联合出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上述文件对防止刑讯逼供起到了较大作用。2012年《刑事诉讼法》则用多个条文构成“组合拳”，形成有力预防刑讯逼供的措施体系，包括：拘留、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被逮捕人送交看守所羁押；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对严重案件的讯问采取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以及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这些措施体现了立法机关杜绝刑讯逼供的决心和努力，客观上也确实在遏制刑讯逼供方面起到了显著作用，目前刑讯特别是表现为肉刑的刑讯现象已经明显减少。但是也要看到，刑讯逼供仍未绝迹，特别是变相的刑讯逼供时有出现，因而不能放松警惕。特别需要指出，现行法律规定仍然存在漏洞，让办案人员有空子可钻，举其要者如，在犯罪嫌疑人进入看守所之前仍有实施刑讯逼供的可能；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讯问如何合法进行，是否必须在指定居所内进行、是否需要同步录音录像等，刑诉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均缺乏明确规定；对于取保候审和在住处执行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有权传唤到其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进行讯问，在讯问中也可能发生刑讯逼供行为。这些程序漏洞如不及时修补，很可能削弱立法遏制刑讯逼供的效果。

（二）辩护权的充分行使

辩护权是被追诉人的核心权利，是实现司法公正、避免冤假错案的有力保证。我国2012年刑诉法修改在辩护问题上作了很大的改进，如确认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完善会见程序，扩大阅卷权限，扩大法律援助适用的阶段和案件范围等。当前的问题在于，一方面要落实刑诉法关于辩护制度的新规定，另一方面要弥补现有制度的某些不足。

1．保证法定辩护权真正到位。新刑诉法生效实施后，各地公安司法机关对律师辩护活动更加重视，也给予了更大的理解和支持，如为律师阅卷、会见等活动提供更多便利、[15]在审查批捕等环节更加注重听取律师的意见等，[16]使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能更好地发挥保障被追诉人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作用。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律师辩护质量仍然有待提高，辩护权的落实尚需不懈努力。

首先，辩护质量不高。罗伯特·奥尔逊在分析“正义流产”的原因时认为，其中一项就是辩护不力。“如果律师懒惰或者水平有限，就很难发现控方证据的漏洞，无法阻止冤案的发生。”[17]我国的律师数量仍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但更主要的问题是律师专业素质参差不齐，有的律师职业能力有限，无法提供有质量的辩护服务。在法律援助案件中，律师责任心不强、怠于履行辩护职责，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律师权利实际上受到一定限制，有时难以有效开展辩护活动。例如，由于侦查阶段律师取证权的法律规定模棱两可、相互矛盾[18]，使侦查阶段律师的取证权遇到困难。又如，法律规定辩护律师有权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但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启动程序不易，成功排除的更为少见。

更重要的是，公安司法机关的少数办案人员对辩护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辩护人警惕有余、信任不足，对合理的辩护意见不仅不采纳，反而认为其影响惩罚犯罪而打击辩护人，如此等等。近期发生的广西北海四律师案就比较典型。[19]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刚刚实施，又发生在法庭审理中辩护律师被强行带出法庭[20]或被处以司法拘留[21]，导致法庭上出现的不是控辩对抗而是审辩对抗的不正常现象。尽管律师队伍中确有个别律师素质不高、自律不严，应当加强教育，但律师队伍总体上说是值得信任的。不正确地对待律师辩护，是造成司法不公乃至铸成冤案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指出，“公正司法是人民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题、任务和价值追求。这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紧紧依靠法律界包括法学专家和律师，齐心协力，共同推进公正司法，落实依法治国的要求。”[22]一位常务副院长也撰文，称律师“是实现公正审判、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23]

2．辩护律师的介入范围需要扩大。顺应辩护制度发展的时代潮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辩护律师介入时间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并将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展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的案件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从防范冤错案件的角度看，律师的介入范围仍需扩展。一是要逐步扩大适用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从案件性质上，强制辩护只适用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极其严重的犯罪案件，这是受制于目前社会条件作出的限定。但随着法律援助经费的增加，应当进一步扩大适用的案件范围，使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受到免费的法律服务，减少这些案件错判的可能。二是明确将死刑二审案件和死刑复核案件纳入法律援助范围。笔者一直认为，案情越重，辩护律师介入的必要性就越大。因此只要是死刑案件，从侦查阶段一直到死刑复核阶段都应当有律师参与，而且要有好的律师。根据刑诉法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 处死刑的案件，如果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院应当为其指定法律援助律师。但对死刑二审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是否属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情况，存在歧义。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个批复中明确指出：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情况也应当适用于第二审，[24]但最高人民法院的新司法解释中却未重申此批复的内容。至于死刑复核程序中的法律援助问题，司法解释从未作出规定。鉴于死刑判决后果的严重性乃至不可逆转性，应当在法律文件中明确，在死刑二审案件和死刑复核案件中，如果被告人没有辩护人的，法院应当为其指定法律援助律师。

（三）运用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正确运用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依法定程序收集、审查判断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是实现司法公正，防止出现冤假错案的关键性保证。

1．要全面、合法地收集证据。为保证实现司法公正，刑诉法第50条要求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但在办案实践中，有的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办案人员往往重打击、轻保护，更重视收集不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而忽视有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甚至伪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例如，在李化伟杀妻案中，由于作案凶器上留下的指纹和现场足迹均与李化伟对不上号，办案人员于是将案发现场提取的属于重大破案线索的指纹、足迹全部隐匿起来；为解决犯罪嫌疑人没有作案时间的问题，将原来的法医现场勘验结论推倒重来，作案时间被大幅度提前到中午12时许；以“给犯罪分子作证，是包庇罪”威胁欲为李化伟作证的人，迫使其改变证言。[25]又如在杜培武案件开庭阶段，“杜培武把被刑讯逼供时的血衣穿在外衣里面，当庭出示了这件刑讯逼供的物证„„然而，这件物证交给法庭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就此消失 了„„”。[26]应当说，如果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能够客观全面地收集、对待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那么很多错误就会及时暴露，冤案也就不会发生。

2．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展示、质证。现代法治国家根据证据裁判原则的精神，为保证事实裁判者正确评价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均要求在法庭上出示证据并经过控辩双方的质证、辩论，这也就是所谓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或直接言词原则。

我国1996年修改刑诉法将庭审制度改革作为一大重点，改革措施之一就是强化控辩双方在庭审阶段针对证据的质证和对抗。此后多年来实物证据一般都能在法庭上出示，但是由于立法的缺陷，证人出庭率一直在低水平徘徊，检察机关主要采取宣读证言的方式，导致针对言词证据特别是证人证言的当庭质证很难开展。为解决这一问题，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增加多个条文对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情形、证人保护、作证补助等问题作了规定，相关解释又做了细化。但目前来看，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证人出庭比例并无明显提高。[27]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关键原因还是该法第187条对证人出庭三个条件的规定。按照此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这一规定实际上赋予了法官决定是否通知证人出庭的裁量权。如果法官轻信询问证人笔录，而控方又对通知证人出庭不积极，哪怕辩方强烈要求，法官也可以拒绝通知证人出庭。

为切实减少乃至杜绝冤案的发生，必须明确，控辩双方对于言词证据有分歧并且影响定罪量刑，而辩方要求证人出庭的，一般应当让证人本人出庭接受询问。这样做有利于向审判者揭示案件事实真相，防止无辜者被错误定罪。实 际上，证人不出庭是有利于控方而不利于辩方的，因为公诉人在开庭之前对有利、不利辩方的证人都有权进行询问，而辩方在庭审前对部分证人没有当面询问、对质的机会，只能依靠在法庭上的询问对证人不真实的证言进行辩驳。正因为如此，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戊）项规定，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讯问或业已讯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并使对他有利的证人在与对他不利的证人相同的条件下出庭和受讯问”。[28]

如果说防止冤案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审判，那么防止事实错误的最重要程序就是将定案证据在法庭上出示并质证。越是重要的证据、越是控辩双方有分歧的证据就越需要经过质证，越是言词证据就越需要其提供者接受当庭质询。也只有这样，才能把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从侦查中心主义真正转变为审判中心主义。值得称道的是，2013年10月14日至15日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刑事审判工作会议强调，要逐步实行直接言词原则，应当通知当事人有异议的重要证人、鉴定人到庭，从而弥补刑诉法在此问题上的缺陷。

3．正确把握证明标准，坚持疑罪从无。

第一，证明标准的把握问题。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保留“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有罪证明标准的同时，对“证据确实、充分”作了三点解释：一是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是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是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细化有利于实务部门在办案过程中的具体把握，但如何理解运用“排除合理怀疑”是保证案件质量的关键和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

有人有意无意地认为，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就是允许法官追求法律真实，不必将案件证明到确定的程度。这是对法律的一种误读。首先，从逻辑关 系上讲，刑诉法修改对“证据确实、充分”的细化是为了增加证明标准的可操作性，“排除合理怀疑”虽是“证据确实、充分”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但并非否定原有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其次，不能一提排除合理怀疑就简单地按照西方95％的标准来把握，并据此套用西方理论否定达到确定性、唯一性的要求。况且在英美法系国家，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具体标准也存在很大争议。特别是对死刑案件，很多学者主张不能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其中的代表人物仙德（Sand）教授建议：“陪审团在决定是否对被告人适用死刑前应当重新衡量有罪判决的正确性。如果陪审团排除所有可能怀疑（beyond all possible doubt）地认定被告人有罪，那么判处被告人死刑。否则，应当对被告人判处死刑以外的其他刑罚。”“排除所有可能怀疑要求陪审团在死刑案件进入量刑程序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绝对确定（absolutely certain）的程度。”[29]我们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排除合理怀疑”是指排除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不仅包括“最大程度的盖然性”，而且包括结论之“确定性”、“唯一性”。通俗地说就是办成“铁案”、“零差错”。一些重罪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只有对于犯罪事实已经发生、犯罪分子是谁等主要事实的证明达到确定无疑的程度，才能严防冤错案件的发生。至于被告人实施犯罪的主观动机以及其他与定罪量刑关系不大的情节则另当别论，因为主观方面事实要证明到确定性确实很难。一些次要的情节要求都达到确实充分，实际上不可能，而且与诉讼效率价值相左。

就办案实际情况而言，许多案件中对于主要事实、关键事实的证明达到确定性、唯一性是可以做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5条第4项也指出：“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结论具有唯一性”。联合国《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 第4条规定：“只有在对被告人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30]所谓“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与结论唯一的标准是一致的。问题的关键不是无法证明到唯一性，而是在何种严格程度上把握这一标准。因为证明标准降低，就容易产生误判，使得无辜者被定罪，进而影响司法公信力；反之，证明标准越高，疑案的数量就越多，就可能放纵真正的罪犯，而且放纵犯罪过多也会影响社会秩序的维护。不放纵罪犯与不冤枉无辜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关键要看愿意付出何种代价，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但总体而言，民主法治国家采取宁可放纵犯罪、不可冤枉无辜的价值取向。

第二，坚持疑罪从无而不是疑罪从轻。疑罪，包括因证据不足导致的事实疑罪和对法条适用存在疑问的法律疑罪。这里讨论的疑罪仅指因证据不足导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犯罪存在疑问的情况。如李怀亮涉嫌故意杀人案件，既有有罪证据，也有无罪证据，是典型意义上的疑案。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基于已有证据不能证实被告人有罪的，应当推定其无罪。我国古代就有“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31]的训诫，《刑事诉讼法》第195条也规定，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如果合议庭认为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但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故意杀人案件中，受种种因素制约，在罪与非罪存疑时法院往往不敢直接作出“从无”的认定，而是选择疑罪从轻，采取一种降格处理、留有余地的判决。如赵作海案件，“对于杀人碎尸这类恶性案件，一般应该判死刑立即执行。但是当时合议庭合议后认为，这起案件尚存疑点，本着‘疑罪从轻’的原则，并没有判决死刑，而是判了死刑缓期执行。”[32]疑罪从轻的做法与现代司法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因为从轻建立在定罪的基础上，只是在量刑时降格处理，实质上仍然是疑 罪从有、有罪推定。而且现在看来，留有余地的判决中确实有一部分属于冤错案件，某些案件之所以没有发现错误可能是由于“死者未复活”或真凶尚未落网。

显而易见，在疑案问题上采疑罪从无还是疑罪从轻，乃是产生冤案与否的关键所在。必须承认，不是每一个案件都能侦破。“命案必破”的要求不仅违背诉讼规律，而且强压之下必然增加刑讯逼供和冤案的概率。面对不能侦破、不能查明事实真相的案件，只能在宁枉不纵或宁纵勿枉两种相对立的价值取向中选择其一。要充分认识到冤枉无辜的危害要比放纵罪犯大得多，不仅严重侵犯了人权，而且损害司法公正，破坏司法公信力。因此，在不枉不纵不能兼得的时候，应当选择宁纵勿枉，对“疑案”坚决作出“从无”的裁判。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冤案的发生。

（四）正确处理三机关关系，确保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宪法》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此项宪法原则是总结我国司法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三家合一家”造成许多冤案的惨痛教训而确定的。三机关的关系中，分工负责是前提；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并重，是辩证的对立统一。但在实践中出现的偏向是重配合、轻制约；三机关各自把关不严，对其他机关的办案质量瑕疵又不能坚持原则地加以纠正，导致侦查中的错误无法在起诉、审判程序中得到纠正。这是冤案错案的一个重要成因。

还应指出，三机关的关系不限于《宪法》第135条的规定，更重要的是《宪法》第126条、第131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之所以将审判独 立、检察独立作为宪法性原则加以规定，是由司法不同于行政的特点以及司法运行的规律所决定的，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的需要，公正司法的需要，维护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的需要。其中审判独立更是全世界法治国家通行的重要原则。如果法院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就无法在控辩双方之间维持中立，无中立就无公正，就不可能严防冤案错案的发生。

但在司法实践中，不仅法、检、公三机关的关系往往不能正常展开，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更难以得到确保。为此，应着重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1.党委政法委领导司法工作的方式需要改进。近些年发生的一些冤案，或多或少的都与党委政法委的不当介入有关。特别是政法委召集公检法三家开会协调办案、拍板定案，办案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例如，在佘祥林案件中，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之后，荆门市委政法委召开了由荆门市法院和检察院、京山县政法委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议，决定对佘祥林判处15年有期徒刑，从而导致了“亡者归来”冤案戏剧性地发生。在案件纠正后召开的“湖北省政法工作座谈会”上，荆门市委政法委认为佘祥林“杀妻”冤案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其中第一项就是“要深刻汲取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指导、协调、督促政法部门开展T作，支持、监督政法部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33]

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完全必要的，但具体的领导方式有待改进，特别是政法委协调办案、拍板定案，原则上应当取消。中央政法委书记也指出，“要进一步理顺党委政法委与政法各单位的关系，支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支持政法各单位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2．正确处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诉求。在刑事案件特别是故意杀人等严重刑 事案件发生后，被害人及其家属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具有强烈的追诉欲望。如果公安司法机关不能理性对待、正确处理这种诉求和压力，就可能酿成冤案。如佘祥林案之所以政法委出面协调，就与“死者”张在玉亲属上访要求严惩杀人凶手的压力有关。河南李怀亮案件中，法院甚至为被害人亲属出具了“死刑保证书”。正确处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诉求，一方面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必须顶住压力依法办案，特别是法院的有罪裁判必须严把事实关、证据关；另一方面公安司法机关必须做好相应的安抚救济工作，向被害人及其家属宣传疑罪从无的道理，防止出现“冤平而事不了”的局面。另外应当尽快制定刑事被害人救助法，帮助被害人及其家属摆脱因遭受犯罪侵害而陷入的生活困境。

3．理性对待社会舆论。与来自被害人家属的压力类似，可能导致司法机关无法独立做出正确处理的还有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也就是俗称的“民愤”。特别是当今社会进入自媒体时代，借助网络与新闻媒体的宣传，社会舆论的影响日益巨大，党政机关和司法人员的压力空前增加，使得司法人员对某些疑案不敢下决心做无罪处理。前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院长汉斯-约尔根·帕皮尔也承认：“现在的媒体公共报道和评论产生一种压力，不仅政治家在决策时无法避免它，它也会对法官和法院产生影响。政治家为了迎合民意，有时也会向法院提出他们的期待，从而给法官造成更大的压力。”[35]

应当清醒地看到，涉及刑事案件的社会舆论存在诸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非理性。作为舆论参与者的个人往往不是根据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结合自己的经历、感情表达观点。二是偏颇性。自媒体时代公众对案情的了解主要基于各种报道和网络爆料，获取信息的完整度、可信度存在很大问题，作出的评论难免偏颇。三是易变性。随着网络爆料和新闻报道的进一步展开，舆论可能会在被追诉人和被害人之间来回倾斜。

为保证公正司法，必须理性对待社会舆论。一方面，要看到社会舆论的形成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的结果，也是其道德情感的一种宣泄，应当予以尊重并择其善者而纳之。另一方面，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努力培养全社会的法治思维，对社会舆论予以正确引导，提高其法律理性成分。现在强调办理案件要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其中社会效果的重要标志就是舆论。但如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无法兼顾，则必须坚持法律效果优先，不能为迁就社会效果而违反法律底线作出疑罪从有的处理。

总之，要通过各种措施确保独立、公正司法，使法院、检察机关敢于直面各种压力，以“天大地大不如法大”的信念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这才是严防出现冤案的正道。

【注释】

[1]转引自赵琳琳：《刑事冤案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2]See James S.Liebman, The Overproduction of Death, 100 Colum.I.Rev.（2000），p.2030.[3]《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内》，载联合国人权网，littp://www.xiexiebang.com/CH/Issues/ Documents/International_ Bill/3.pdf,2014年2月14日访问。

[4]王充：《论衡》

[5]参见晏耀斌、刘宪明：《超期羁押：有罪无罪关十年》，《法律与生活》2003年第15期，第2-6页。

[6]彭漪涟：《论事实—关于事实的一般涵义和特性的探讨》，《学术月刊》1991年第11期，第13-42页。[7][美]特蕾莎·马丁内斯-莫尔韦恩主编：《你好，真相！蒙冤者的告自和他们的故事》，陈效、苑宁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页。

[8]1990年5月12日晚，日本枥木县足利市一名父亲玩弹子机时，4岁的女孩真美在停车场失踪。次日，真美的尸体在离弹子机房500米的河边被人发现，衣服散乱在周围，还有被猥亵的痕迹。1991年12月2日，住在该市的幼儿园巴十司机菅家利和以“猥亵绑架目的杀人”嫌疑被逮捕，主要根据是真美内衣上残留的体液和在管家垃圾中找到的纸巾上的体液DNA一致。1993年7月，法院依照控方求刑，判处菅家利和无期徒刑，二审维持原判。在上诉至最高法院之后，日本最高法院于2000年7月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2008年2月，管家利和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再审请求，东京高等法院于2008年底决定重新进行DNA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菅家利和与凶手的DNA不相符，2009年6月初菅家利和被宣布无罪。由于该起案件是日本首例因DNA鉴定引发的错案，因此在日本引起了广泛关注，甚至有媒体称该案为日本的“世纪冤案”。参见《DNA鉴定引发的日本“世纪冤案”》，《晚报文萃》2010年8期，第42-45页。

“以审判为中心”的概念、目标和实现路径

时间：2015-01-14 10:19:00作者：新闻来源：人民法院报 评论投稿打印转发复制链接小|中|大字号 分享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 作用”。这一段论述，明确了以审判为中心的目标、任务、措施。但是，《决定》发表后，公、检、法、司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认识、理解众说纷纭：有的说今后的刑事诉讼主要是看法院的，公安、检察、律师辩护无所谓了！有人说以审判为中心是法院胜利了，检察院失败了，公安完蛋了！更有人说，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阶段论告辞了，要转向“中心论”了！还有人说，贯彻以审判为中心，重点就要放在检察院了，公诉的质量决定着审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鉴于此，如何对“以审判为中心”进行解读呢？笔者简论如下。

概念

笔者认为，以审判为中心，是在我国宪法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前提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要以法院的庭审和裁决关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要求和标准进行，确保案件质量，防止错案的发生。

以审判为中心不是颠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亦即“中心论”与“阶段论”是辩证的统一，二者并不矛盾。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指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必须坚持。”因此，侦查、起诉等审前阶段，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前提和基础，要实现以审判为中心，脱离了侦查、起诉等环节，审判就成了空中楼阁。所以，必须在坚持阶段论的基础上加强审判。

以审判为中心的实施主体，不仅仅是人民法院，而是由法院、公安、检察、辩护律师形成合力，才能贯彻实施以审判为中心。就整个诉讼法律关系而言，尤其是庭审的成功与失败，它是控、辩、审三种职能的总和，缺少任何一方，这一诉讼就是一个不完整的诉讼，就是一个失败的诉讼。从这一意义而言，以 审判为中心是一个综合指标，是一个综合公、检、法和辩护律师正能量的合成。

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和要求，是控、辩、审三种职能都要围绕审判中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的标准和要求而展开，法官直接听取控辩双方意见，依证据裁判原则作出裁判。其内涵有三：一是审前程序的侦、诉两种职能，即公安和检察机关要形成合力，执行控诉职能；二是要充分发挥刑事辩护职能的功能和作用，坚持有效辩护、实质辩护，充分行使诉讼权利；三是审判法官要坚持审判中立原则，做到兼听则明，认真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严格依法断案，作出公正裁判。以上三种职能的发挥，其中关键是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坚持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目标

所谓目标，就是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价值目标，其总目标，总书记在《决定》的说明中解释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是促使办案人员树立办案必须经得起法律检验的理念，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项改革有利于促使办案人员增强责任意识，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

根据这一论述，笔者认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目标，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理解：一是总目标是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的实体公正，或曰其总的价值目标为司法公正；二是直接目标是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或曰庭审的决定权；三是间接目标是促使树立办案必须经得起法律检验的理念，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这两个检验其实就是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对 于刑事裁判的功能和作用，必须用现代司法理念来理解，它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关卡，它对整个社会起到一种引领作用。因此，它必须具备公平、正义的价值，要实现这种价值，就必须坚持以上“两个检验”。

任务

总书记在《决定》说明中指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有利于促使办案人员增强责任意识，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的实体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由此可见，以审判为中心的总任务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在完成这一总任务的过程中，应当重点把握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第一，规范侦查行为，严格取证规则，为公正审判打下坚实的基础。

侦查是诉讼的第一道工序，是审查起诉和法庭审判的前提和基础。由此，侦查环节的功能作用不言而喻。笔者认为，必须推进严格执法，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侦查中拘留逮捕必须送往看守所羁押；二是讯问必须在看守所进行；三是讯问的方法要由刚变柔；四是讯问全程录音录像；五是侦查模式必须由“口供为本”转向“物证优先”和“实物证据为本”；六是调整办案程序，先取证后讯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必须坚持执行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严禁刑讯逼供的机制，一是对证据的收集必须做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二是对非法证据一定要排除；三是讯问要全程录音录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打牢刑事诉讼的基础，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刑事错案。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侦查，即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还存在问题。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必然要改革自侦案件的侦查模式和方法，以适应以审判为中心之需要。检察机关必须进一步转变观念，加快实现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以证促供”“供证结合”的模式转变，弱化口供对案件侦查的决定作用，更加重视侦查活动中以客观证据为核心。与“由供到证”式侦查模式只需要在室内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相比，“由证到供”模式会涉及更广泛的侦查空间和复杂的侦查操作，因而也就需要各方面的司法投入。今后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侦查人员的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切实转变执法观念，不断优化侦查队伍的专业结构，并应坚持科技强检，增加侦查工作的技术含量，强化秘密侦查措施和技术侦查手段的规范运用，充分发挥科技手段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作用，利用新的技术装备及时发现、收集、固定各种证据，摆脱对口供的过分依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决定》中提出的“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的目标。

第二，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中间环节，也是防范冤假错案的屏障。因此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然要求检察机关提高公诉质量，把好出现刑事错案的关口。

公诉检察官应当从庭前证据审查和庭上举证辩论两个方面寻找改善工作的切入点：首先，应当更加重视庭前的证据审查工作，对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与案件的关联性、取得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全面、细致、严格审查，充分考虑证人出庭作证可能引起的证据变化和对案件定罪量刑产生的影响，围绕案件焦点做好出庭应对准备。其次，庭审实质化使得庭审活动更具对抗性和不可预测性。公诉检察官必须不断增强业务素质，提高交叉讯问能力和当庭应变能力，真正通过扎实的证据和严密的论辩，履行好对犯罪的追诉职能。

第三，庭审是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核心，更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关键环节。

所谓庭审中心主义，根据全国第六次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的文件称：审判案件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判决结果形成 于法庭，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们要按司法规律办案，要全力维护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裁判，尤其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不只是走程序或办手续，人民法院的庭审是刑事诉讼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刑事诉讼的结果。庭审过程和结果的价值目标是公平和正义，审判的亲历性、中立性、程序终局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公检法三机关在诉讼中的职能和职责，并非平分秋色，不是做什么饭就吃什么饭，端什么饭就吃什么饭，更不能形成什么弱势的法院。司法规律和诉讼规则要求必须坚持庭审中心主义，以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只有这样，才能把审判定位为最后一道防线，形成的裁判才具有权威性。只有这样，人民群众通过庭审才能感到审判的公平和正义！

为落实以审判为中心，公检法如何应对这一历史性变化，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笔者认为要从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培育现代司法理念，准确为审判权定位。应该说庭审是刑事诉讼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实现公平正义、防止错案的最后一道防线，最后的决定，生效裁判必须具备既判力和权威性。人民法院的庭审必须排除一切干扰，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长期以来，个别人主张以侦查为中心，以监督为借口，无视审判，从而形成弱势的审判，这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符，也是违背司法规律的。

二是坚持对抗式诉讼模式。即法官居中，控辩平等。审判长是一庭之长，要领导法庭、指挥法庭、控辩双方听从法庭指挥，要准确为自己定位，尤其是在诉讼法律关系上，作为执行控诉职能的控方与辩方是平等甚至是对等，刑事庭审程序的安排上，也是把最后陈述这一权利交给了被告方。

三是要正确处理庭审的公诉职能和法律监督职能，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只具有建议性和事后性，在庭审过程中，尤其在法庭上，不能借口法律监督而 影响庭审进行，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何时提出纠正意见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五百八十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违反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特别强调要以检察机关的名义提出，还要向检察长报告后才能提出。

四是审判为中心对控辩双方参与公诉以及证据的运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提高出证、质证能力。实现证据出示、辨认、认证各个环节的直接性、言词性，严格限制书面审理的传统做法。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书面证言和鉴定结论质证的传统方法与做法。(2)律师辩护的实质化应当引起公诉机关的高度重视。(3)证明标准中“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要求一切以庭审为标准。(4)正确处理“在卷证据”与“在案证据”的关系，要从“在卷证据”转向“在案证据”。以庭审为中心，倒逼检察机关对证据正确审查与运用，要从三方面着手改革：一是审查范围从“在卷证据”扩大到“在案证据”，只审查书面证据已经不符合实际需要；二是审查方式从“书面审查”转向“亲历性”审查；三是倒逼公诉机关必须紧紧抓住证据的合法性，深入审查排除非法证据。

第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然要求刑事辩护工作实现实质化。

刑事辩护是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辩护职能是近现代刑事诉讼三大职能之一，而且是不可缺少、更不可忽视的一种诉讼职能，更是防范刑事冤假错案的一支重要力量。刑事辩护制度贯彻情况，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尊重和保障人权、民主与法治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

当前，我国的刑事辩护工作距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民主与法治的进程，还有相当差距：一是刑辩不到位，尚有50%至70%的刑事审判辩护律师缺位；二是到位的刑事辩护尚未达到实质化，实体辩护和程序辩护均残缺不全；三是法律 援助工作还处在艰难的推进中，缺人、缺钱、缺经验，无效辩护制度尚未建立。

实现刑事辩护工作实质化不仅要建立健全案件的实体辩护，而且要完善案件的程序辩护，以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为目标，全面推进刑事辩护工作。刑事辩护实质化的要求，就是要确立有效辩护制度。有效辩护包括以下三层意思：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应享有充分辩护权；二是应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请合格的辩护人为其辩护；三是国家应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充分行使辩护权，设立法律援助制度，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

从“侦查中心主义”到“审判中心主义”

王琳 《 中国青年报 》（2014年11月07日

02 版）

比起文件的洋洋洒洒数万言，民众对于法治的认知，可能更多地还是来自鲜活的个案。近年来，冤假错案频现报端，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十八届四中全会就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推出了一个系统化的升级，自然也关注到了防冤纠错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这段论述正是要借助制度改良去实现防冤纠错。所谓“以审判为中心”，直指法制建设初期的“以侦查为中心”；“保证庭审发挥决定性作用”，则意在防止侦查环节的“破案”成为“决定性”环节。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刑事司法是一条从公安到检察院再到法院的流水作业线。也有学者曾用“公安做饭”、“检察端饭”、“法院吃饭”来形容三家的不同分工。所以，公安方面会出现一抓获犯罪嫌疑人就立即召开“××大案破案立功授奖大会”这类情形。也正因为“做饭”的公安方面太过强势，检、法两家在很多时候就难以对公安的侦查工作形成真正的制约，冤假错案才有了滋生的土壤。

1979年颁行的刑事诉讼法的职权主义色彩浓厚，在“公检法流水作业”的模式中，我们甚至很难看到辩方的影子。但经过1996年和2012年两次刑事诉讼法大修，我国的刑事司法模式，已从当初的“公检法流水作业”向“控辩审三角架构”大踏步迈进。以前，公安逮到了人就直接称“人犯”；现在，连普通人都知道，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并确定某人有罪之前，应视其为无罪——在侦查阶段，哪怕真是案犯，也只能称其为“犯罪嫌疑人”；在审判中，则称为“被告人”。刑事司法的主要任务，是在法庭上用证据证明嫌犯有罪，而不是在侦查人员认定某人有罪之后，履行一个有罪判决的包装。

“公检法流水作业”之弊，常常通过一些个案集中显现出来：审判并非中心，也非关键环节，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抓错了人，当地法院认为判不了，却有隐性制度协调法院按公安的意见来判。

在一些冤假错案的反思中，全国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却没能促使这些个案进入再审程序。媒体介入个案报道，常被指责为媒体审判或舆论绑架，这些 个案的重审之难让我们真实地看到了媒体监督的乏力。由此看来，预防和纠正冤假借案，主要仍靠制度本身的改良。

今年年初，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上提出了“100-1=0”的司法理念。100宗个案，99个都实现了公正，但只要有1宗个案存在错误，对该案的苦主而言，都是100%的伤害。1例司法不公，都可能给司法的整体公信力带来致命的影响。

每一宗个案都关乎民生与民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司法具有权威和公信的基础。当然，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不可能在所有个案中都做到百分之百的公正。有冤假错案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存在不断制造冤案的土壤，以及明知个案有冤，却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纠正。

从根本上看，关键的防冤纠错，仍有待于制度本身的改良。去年7月,中央政法委曾出台了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从执法理念、素质能力、工作作风、制度落实等方面,对执法、司法工作提出了严格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制定了《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三家都在全力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但要看到，从过去的“以侦查为中心”向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以审判中心”转变，仍需要一个过程。

尤其是，侦查部门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的能力，还远不能适应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需要。确保司法公正，一方面要预防冤假错 案，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侦查的懈怠及侦查能力的欠缺，而导致大量案件无法侦破，或虽有嫌疑对象却无法证明。所以说，“以审判中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促使侦查部门按照审判时的证据认定规则，去提升自身侦查水平和能力，并指导整个侦查行为的展开。

树立和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

2014-12-04 08:35:59 | 来源：人民法院报第二版 | 作者：陈学勇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符合诉讼规律、符合司法规律、符合法治规律的发展目标，也是重塑刑事司法形象、重树刑事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各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要树立和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理念，惟有如此，刑事司法工作方能达至总书记提出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方向——以审判为中心。这是党从推进严格司法，保证公正司法，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需要和长远考虑作出的改革部署。

总书记在今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司法活动具有特殊的性质和规律，司法权是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的判断权和裁决权。”可见，在刑 事诉讼中坚持以审判为中心，根本上讲是由司法审判的最终裁判性质所决定的，强调刑事诉讼各环节都要围绕审判中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的标准和要求进行指控和辩护，取证、举证、质证最后都要落到审判环节的认证上来，都要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规则、证明标准为指引。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并不取决于人为的好恶，也不涉及各专门机关地位高低、作用大小等问题，它是程序法治应有的一个标准，更是法治社会应有的一种状态。坚持以审判为中心，有利于加强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有利于提高刑事诉讼的整体水平，有利于各司法机关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共同维护刑事司法公正。

切实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是当今世界各国法律普遍确认的刑事诉讼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的涵义及范围是开放性的，它要求司法办案人员不能先入为主、主观臆断，通过一系列派生规则制约司法人员的权力，最大可能地防止无辜者遭受冤屈。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的基本精神就是诉讼程序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同时也是审判中心主义的体现。以审判为中心，切实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关键是广大刑事司法人员要彻底摒弃“重打击、轻保护”、有罪推定、重刑主义等陈旧落后观念，牢固树立依法惩罚犯罪和依法保障人权并重的司法理念，在强化打击犯罪的同时，更加注重规范和制约司法权力，不管是在侦查阶段、检察阶段还是审判阶段，直至法院依法判决有罪以前，都要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诉讼权利，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严禁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办案，既要让有罪的人受到公正合法的审判，也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作为根据。我国侦查程序、起诉程序、审判程序实行统一的刑事证据证明标准，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是促使办案人员树立办案必须经得起法律检验的理念，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以审判为中心，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要求在诉讼活动中，所有办案机关和诉讼参与人，都要树立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意识，坚持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确保侦查程序和公诉程序的办案标准符合审判程序的法定定案标准，从源头上防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违反法律程序的案件“带病”进入审判程序，从而确保侦查、起诉的案件经得起法律的检验，防范冤假错案。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不仅要坚持有罪则判，而且要坚持疑罪从无。疑罪从无是无罪推定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贯彻证据裁判原则的必然要求。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决地理直气壮地依法宣告无罪。要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案件经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法律规定的非法取证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坚决予以排除，排除非法证据后定罪证据不足的，就应当依法宣告无罪。

保证庭审发挥决定性作用。庭审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关键环节，是诉讼参与人参与诉讼活动、行使诉讼权利的主要场所。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是要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保证庭审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办案机关和诉讼参与人都要围绕庭审开展诉讼活动，确保案件证据展示、质证、31 认证在法庭，证人、鉴定人作证在法庭，案件事实调查、认定在法庭，诉辩和代理意见发表、辩论在法庭，直接言词原则体现在法庭，当事人及其辩护、代理律师的诉讼权利行使在法庭，公正裁判决定在法庭，裁判说理讲解在法庭，等等。坚持以庭审为中心，关键在于推进庭审的实质化、克服庭审的形式化，重点在于防止将侦查、起诉中带有明显追诉倾向的意见简单地、不加甄别地转化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的有罪判决。坚持以庭审为中心，必须强化庭审中心意识，全面贯彻落实直接言词原则、法庭辩护原则、司法中立原则、公开审判原则、集中审理原则，充分发挥庭审的功能作用。坚持以庭审为中心，必须强化程序公正优先观念，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案，使诉讼各方能够围绕定罪量刑问题，充分提出证据、发表意见，充分进行交叉询问、开展辩论，充分发挥举证、质证、认证各环节的作用，使庭审真正成为确认和解决罪、责、刑问题的关键环节。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错案产生。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是符合诉讼规律、符合司法规律、符合法治规律的发展目标，也是重塑刑事司法形象、重树刑事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各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要树立和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理念，全面落实无罪推定、证据裁判、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和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惟有如此，刑事司法工作方能达至总书记提出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几个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陈光中

2015-01-21 08:40:56 | 来源：人民法院报第五版

编者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司法诉讼改革举措中，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处于关键地位，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以审判为中心”要求侦查、起诉和辩护等各诉讼环节都须围绕审判展开，做到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判决结果形成在法庭。与其不相适应的制度设计和工作惯性，均需作出调整和改变。毫无疑问，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将对防范冤错案件、推进司法公正起到根本保障作用。目前，对于何为“以审判为中心”，如何推进“以审判为中心”，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尚有一些不清晰的认识，本报理论版继上期刊出樊崇义教授的文章后，本期刊发陈光中教授的文章，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深入阐释。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为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提出了一系列司法改革新举措，其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特别引人瞩目。

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解读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理论界前几年已有此提法，也有称之为审判中心主义，是针对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过分看重案卷移送的侦查中心主义倾向而提出来的。《决定》提出的“以审判为中心”，我认为其内涵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指审判在公诉案件刑事诉讼程序中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公诉案件的刑事诉讼分为互相联系、先后衔接的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四大阶段。其中，只有经过审判才能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说明审判在实现刑事诉讼的惩罚犯罪任务方面具有结局性的作用。当然，立案和侦查为刑事诉讼之开局，其收集运用证据之质量关系到从源头上保证案件审判质量，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审查起诉是把守案件审判质量的重要闸门，而且根据不告不理的现代司法原则和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不提起公诉，法院是不得自行受理公诉案件进行开庭审理的。尽管如此，侦查、起诉毕竟都是为审判做准备的诉讼活动。而执行则是对法院审判结果——判决的兑现。可见侦查、起诉和执行都是围绕着审判中心而展开的。

其次，是指在审判中，庭审（开庭审理）成为决定性环节。在庭审中，刑事诉讼各项基本原则，如公开、辩护等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得到最有效的行使。庭审要真正成为审判的决定性环节，必须使庭审实质化而不能流于形式。为此，既应当防止法官在开庭之前受到检察机关移送至法院的案卷材料的影响，形成“预断”；又应当防止在庭前会议上提前研究与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关的实质性问题，以及强行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导致庭审功能前置；还应当注意规范法官的庭外调查活动范围，防止庭审功能外移。总之，在庭审中，一定要做到控辩双方平等对抗，法庭居中公正独立地审理裁判。双方举证在法庭，质证在法庭，非法证据排除在法庭（必要时程序可相对独立），辩论说理在法庭，进而使案件的公正裁判形成于法庭。正如《决定》指出的，要“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证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当然，以审判为中心重在第一审的法庭审理，因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一审应当全部开庭审理（有的依法不公开），第二审只是部分案件依法应当开庭审理，而且发展的趋势是二审重在解决控辩双方争议的问题；死刑复核则不开庭审理。

基上可见，审判中心体现了刑事司法规律，是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是严格司法的题中之义，是对宪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完善和发展。这里，需要强调指出，严格司法是此次《决定》提出的富有本土特色的新概念，意指对司法各个环节都应当严格规范严格要求，保证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通过健全制度实现三符合，即“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从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探索贯彻直接言词原则

审判中心必然导致探索贯彻直接言词原则。该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直接审理原则和言词审理原则的合称。直接原则的要求有二：一是法官（包括陪审法官）必须始终在法庭上亲自接触证据材料、直接感受证据材料。二是法官应当尽可能接触原始证据材料，而不是第二手或者更远离原始的材料。因为在诉讼中，法官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是以证据为根据的，唯有要求法官对于证据调查具有亲历性，要求证据尽可能具有原始性，才能使法官更准确地判断证据和案件事实。言词审理原则，又称口头（审理）

原则，“要求以言词陈述或问答形式而显现于审判庭之诉讼材料，法院始得采为裁判之基础”。直接审理原则和言词审理原则的综合作用，就是通过公正审判程序保障实现实体审判公正，特别是通过庭审查明案件事实真相。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直接言词原则，但是其中有的规定特别是司法解释关于庭审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直接言词原则的精神。不过目前证人出庭率非常低，辩护方的质证权无法保障，这个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坦诚地说，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证人出庭的规定上是有缺陷的，其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第一百九十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意见、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这无异于是说证人是否出庭完全由法庭说了算，且承认了未到庭证人的证言笔录具有证据能力，这是导致当前证人出庭率难以提高的致命伤。因此，必须遵照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的要求，修改法律和司法解释，大力提高证人出庭率，使被告人的对质权获得有效保障。当然有人担心，证人出庭多，证人可能改变证言，公诉人当庭陷于被动，并且拖延开庭时间，法院人力财力难以承受。但是我们切莫忘记，公正是司法的生命线，证人是否需要出庭应当以是否能实现庭审查明事实真相，保障诉讼当事人权利、实现司法公正为主要考量标准，而不能把诉讼效率放在第一位。公正和效率可以并提但不是并重。何况，我们并非要求所有案件的一切证人都出庭，而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对此加以规制和贯彻。具体而言，我建议，在一审庭审时以下三种情况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第一，在

非简易程序案件（此类案件在基层法院约占三分之一）中，控辩双方对重要证人证言有异议的证人；第二，被告人可能判死刑、无期徒刑的案件的重要证人，此类重刑案件，即便辩方无异议，也有必要让重要证人出庭接受质证，以示慎重，以防证言失真；第三，法庭在其他情况下认为有必要出庭的证人。以上三种情况下法庭通知证人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法庭可以强制其到庭作证，否则，其书面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证人出庭作证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那就是近亲属出庭作证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公民一样，只要知道案件情况，“都有作证的义务”；而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在法庭审理时，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享有不被强制到庭作证的特权。这样的规定看似出于人道考虑，实际上是对被告人对质权的剥夺和人权司法保障的损害。修改之路不外两条，要么在第六十条规定近亲属没有作证义务；要么在第一百八十八条取消近亲属可以不出庭的规定。从走向现代化的趋势来说应当作出第一方案的选择，但对恐怖犯罪等个别犯罪案件可作例外规定。

完善辩护制度

对于被告人而言，在面临着被定罪处刑的关键性审判阶段，其辩护权应当得到充分和有效的保障。尽管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使辩护制度取得较大进步，然而我国刑事庭审中律师出庭辩护率仍然比较低，大约在30%左右，发达地区略高一些。试想，在法庭上公诉人对被告人进行强有力地犯罪指控，而辩护席上空荡荡的没有辩护律师与公诉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抗争，庭审中的程

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能够实现吗？我国刑事诉讼法将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形限于“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范围明显过窄。《决定》提出，“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援助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已有一些地方为扩大法律援助范围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例如浙江省人民法院一年前已将应当为被告人指派法律援助律师的案件范围扩大到“被告人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以及“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情形，从而大大提高了该省的律师出庭辩护率，这是值得称赞和推广的。我们应当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修改尽快扩大法律援助范围。还须强调指出，按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在该程序中允许被告人聘请辩护律师，但是没有提供法律援助。我们认为被告人被指控的罪行愈严重愈迫切需要法律援助。在生命攸关的最后审判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中，必须实行法律援助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对死刑案件的被追诉人提供全诉讼过程的法律援助是国际的通行做法。我国已批准加入的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5条规定：“任何被怀疑或被控告犯了可判死刑之罪的人有权在诉讼过程的每一阶段取得适当法律协助后，才可根据主管法院的终审执行死刑。”

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

推进审判中心的改革主要是为了公正司法，严防冤假错案发生，提高司法公信力。这就必须努力做到庭审所作出的“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案件事实客观真相或者称案件本源事实是指客观存在的案件发生时的事实情况。它不以办案人员的意志为转移，办案人员不能否认、改变案件的客观真相，而只能对其加以发现、查明和认定。但是案件本原事实是过去发生的，办案人员只

能以证据作为唯一手段来认定案件事实、还原案件事实真相。依据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这就是证据裁判原则之要义。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在刑事司法中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这一要求实际上仅指对被告人有罪事实的认定而言，即在证明标准上达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至于无罪的事实认定，能达到符合客观真相固然理想，但是一部分案件的事实认定，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无法达到符合客观真相，只能按照疑罪从无原则作无罪处理，以免冤枉无辜。冤假错案绝大多数错在司法机关认定的案件犯罪事实不符合客观真相。或者案件犯罪事实客观上没有发生，却误认定为存在犯罪事实，如佘祥林、赵作海“亡者归来”的冤案；或者案件犯罪事实确实发生了，但错误认定了犯罪人，如张氏叔侄、呼格吉勒图等冤案。可以这样说，冤假错案的具体情况是各色各样的，而司法机关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背离客观真相则都是一样的。美国一名冤案受害者曾经创作了一首感人至深的名为《你好，真相》的诗，其中写道：“你好，真相！你一直在那里，却有人对你视而不见，„„你好，真相！他们在你与证据之间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你已被谎言和欺骗所包围，以致耗费漫长的时间才能找到你。”可见，蒙冤人的内心是多么渴望真相大白！

行文至此不禁要提及法律界多年争论的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问题。两派的争论虽论点纷呈，其焦点则在于公安司法机关认定案件事实是否有必要以及是否有可能符合客观真相。由于诉讼证明的复杂性以及诉讼价值追求的多元性，笔者认为，在司法中法律真实应当有其适用空间，如特定情况下需要适用推定以解决争议事实等；但客观真实更不容否定，否则难以实现实体公正，严防冤假错案的发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推进严格司法”一文中指出

“绝不容许脱离案件的客观真相满足于所谓的法律真实”。在我看来，此话与其说是介入学术争论，不如说是对全国法官在办案中如何运用证据认定事实的严肃告诫和警示。

审判中心主义如何实现？

2015-01-05 09:53:33 | 来源：中国法院网 | 作者：徐贤飞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我国司法改革和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结合2013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提出的“审判案件应以庭审为中心”，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建立健全刑事冤假错案防范机制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新时期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提出的“牢固树立庭审中心理念”，“两个中心”已经成为刑事司法程序发展的基本方向。

一、什么是“审判中心主义”？

审判中心主义尽管在我国有立法上的规定，但是并不为司法实务人员熟知，对此也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概念。但是，一般认为，审判中心主义意味着整个诉讼制度和活动围绕审判而建构和展开，审判阶段对案件的调查具有实质化的特征。相对而言，侦查是为审判进行准备的活动，起诉是开启审判程序的活动，执行是落实审判结果的活动，也就是说侦查、起诉、执行都是为了使审判能够进行或者落实审判结果，都是在围绕审判在进行，因此，审判是整个诉讼活动的中心环节和核心活动。

审判中心主义与庭审中心主义是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两个概念。审判中心主义主要是解决审判活动与侦查、起诉、执行活动的外部关系，即审判居于中心地位，而侦查、起诉、执行都服务、服从于审判。而庭审中心主义主要是解决审判机关内部如何进行审判活动进而对被告人定罪量刑问题，亦即审判案件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全面落实直接言辞原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两者的密切联系体现在：审判中心是庭审中心的前提和保障。因为只有树立了审判的决定作用和核心地位，才能使侦查、起诉等活动服从于庭审活动。庭审中心是审判中心的逻辑推演和主要实现路径。因为，“对于事实认定，审判中心相对于侦查中心的优越性，主要是通过庭审体现的，因此，确认审判中心，必然要在逻辑上推演出庭审中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以庭审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审判活动，审判中心主义的诉讼地位不可能确立，审判的正当性和权威性也无以产生和存在。

审判中心主义是“侦查中心主义”或“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反动。侦查中心主义或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含义大致相同，是指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体制和实践中，侦查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笔录、卷宗在诉讼中实质上处于中心的地位，即侦查搜集的证据材料及认定有罪的案件对起诉、审判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种体制下，法官普遍通过阅读侦查机关的案卷笔录开展庭前准备活动，庭审主要通过阅读案卷笔录进行，法院在判决书中甚至普遍援引侦查人员所制作的案件笔录作为判决的基础。因此，审判活动只是对侦查机关搜集的证据材料进行简单的检验，没有发挥应有的制约功能。显然，侦查中心或案卷笔录中

心，导致庭审“走过场”，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实行审判中心主义的核心要求是庭审实质化，庭审实质化的关键是让侦查机关搜集的各类案卷笔录、书证、物证等证据都要经过“呈堂”，在庭审聚光灯下充分“曝光”，通过诉讼各方的举证、质证，充分发表意见，最后判断证据的证明力。因此，要实现庭审中心，必然要改造庭审查证、认证方式，解决制约庭审中心的“软肋”，防止庭审虚化。

庭审中心主义主要针对的是重大、复杂、疑难及被告人不认罪的一审案件。首先，案件事实比较简单、争议不大、轻微且被告人认罪受罚的案件，应实行简易程序快速办理，不宜也没有必要实行庭审中心。其次，庭审中心是以一审程序为中心。相当于二审、再审等审级而言，一审是事实审，一审提供的证据信息具有可靠性、全面性、干净性等特点，更能够查明案件事实和认定证据。且从功能上看，一审是回应全部公诉与辩护主张的全面审理和充分审理，而二审及再审等是纠错审，难以实现其保证案件质量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只要有坚实可靠的一审审理，案件质量即可保障。

“以审判为中心”的概念、目标和实现路径

2015-01-14 09:26:13 | 来源：人民法院报第五版 | 作者：樊崇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一段论述，明确了以审判为中心的目标、任务、措施。但是，《决定》发表后，公、检、法、司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认识、42 理解众说纷纭：有的说今后的刑事诉讼主要是看法院的，公安、检察、律师辩护无所谓了！有人说以审判为中心是法院胜利了，检察院失败了，公安完蛋了！更有人说，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阶段论告辞了，要转向“中心论”了！还有人说，贯彻以审判为中心，重点就要放在检察院了，公诉的质量决定着审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鉴于此，如何对“以审判为中心”进行解读呢？笔者简论如下。

概念

笔者认为，以审判为中心，是在我国宪法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前提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要以法院的庭审和裁决关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要求和标准进行，确保案件质量，防止错案的发生。

以审判为中心不是颠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亦即“中心论”与“阶段论”是辩证的统一，二者并不矛盾。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指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必须坚持。”因此，侦查、起诉等审前阶段，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前提和基础，要实现以审判为中心，脱离了侦查、起诉等环节，审判就成了空中楼阁。所以，必须在坚持阶段论的基础上加强审判。

以审判为中心的实施主体，不仅仅是人民法院，而是由法院、公安、检察、辩护律师形成合力，才能贯彻实施以审判为中心。就整个诉讼法律关系

而言，尤其是庭审的成功与失败，它是控、辩、审三种职能的总和，缺少任何一方，这一诉讼就是一个不完整的诉讼，就是一个失败的诉讼。从这一意义而言，以审判为中心是一个综合指标，是一个综合公、检、法和辩护律师正能量的合成。

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和要求，是控、辩、审三种职能都要围绕审判中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的标准和要求而展开，法官直接听取控辩双方意见，依证据裁判原则作出裁判。其内涵有三：一是审前程序的侦、诉两种职能，即公安和检察机关要形成合力，执行控诉职能；二是要充分发挥刑事辩护职能的功能和作用，坚持有效辩护、实质辩护，充分行使诉讼权利；三是审判法官要坚持审判中立原则，做到兼听则明，认真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严格依法断案，作出公正裁判。以上三种职能的发挥，其中关键是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坚持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目标

所谓目标，就是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价值目标，其总目标，总书记在《决定》的说明中解释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是促使办案人员树立办案必须经得起法律检验的理念，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项改革有利于促使办案人员增强责任意识，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

根据这一论述，笔者认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目标，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理解：一是总目标是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的实体公正，或曰其总的价值目标为司法公正；二是直接目标是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或曰庭审的决定权；三是间接目标是促使树立办案必须经得起法律检验的理念，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这两个检验其实就是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对于刑事裁判的功能和作用，必须用现代司法理念来理解，它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关卡，它对整个社会起到一种引领作用。因此，它必须具备公平、正义的价值，要实现这种价值，就必须坚持以上“两个检验”。

任务

总书记在《决定》说明中指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有利于促使办案人员增强责任意识，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的实体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由此可见，以审判为中心的总任务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在完成这一总任务的过程中，应当重点把握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第一，规范侦查行为，严格取证规则，为公正审判打下坚实的基础。

侦查是诉讼的第一道工序，是审查起诉和法庭审判的前提和基础。由此，侦查环节的功能作用不言而喻。笔者认为，必须推进严格执法，做到以下

几点：一是侦查中拘留逮捕必须送往看守所羁押；二是讯问必须在看守所进行；三是讯问的方法要由刚变柔；四是讯问全程录音录像；五是侦查模式必须由“口供为本”转向“物证优先”和“实物证据为本”；六是调整办案程序，先取证后讯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必须坚持执行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严禁刑讯逼供的机制，一是对证据的收集必须做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二是对非法证据一定要排除；三是讯问要全程录音录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打牢刑事诉讼的基础，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刑事错案。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侦查，即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还存在问题。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必然要改革自侦案件的侦查模式和方法，以适应以审判为中心之需要。检察机关必须进一步转变观念，加快实现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以证促供”“供证结合”的模式转变，弱化口供对案件侦查的决定作用，更加重视侦查活动中以客观证据为核心。与“由供到证”式侦查模式只需要在室内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相比，“由证到供”模式会涉及更广泛的侦查空间和复杂的侦查操作，因而也就需要各方面的司法投入。今后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侦查人员的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切实转变执法观念，不断优化侦查队伍的专业结构，并应坚持科技强检，增加侦查工作的技术含量，强化秘密侦查措施和技术侦查手段的规范运用，充分发挥科技手段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作用，利用新的技术装备及时发现、收集、固定各种证据，摆脱对口供的过分依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决定》中提出的“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的目标。

第二，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中间环

节，也是防范冤假错案的屏障。因此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然要求检察机关提高公诉质量，把好出现刑事错案的关口。

公诉检察官应当从庭前证据审查和庭上举证辩论两个方面寻找改善工作的切入点：首先，应当更加重视庭前的证据审查工作，对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与案件的关联性、取得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全面、细致、严格审查，充分考虑证人出庭作证可能引起的证据变化和对案件定罪量刑产生的影响，围绕案件焦点做好出庭应对准备。其次，庭审实质化使得庭审活动更具对抗性和不可预测性。公诉检察官必须不断增强业务素质，提高交叉讯问能力和当庭应变能力，真正通过扎实的证据和严密的论辩，履行好对犯罪的追诉职能。

第三，庭审是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核心，更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关键环节。

所谓庭审中心主义，根据全国第六次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的文件称：审判案件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判决结果形成于法庭，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们要按司法规律办案，要全力维护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裁判，尤其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不只是走程序或办手续，人民法院的庭审是刑事诉讼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刑事诉讼的结果。庭审过程和结果的价值目标是公平和正义，审判的亲历性、中立性、程序终局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以审判为中心，公检法三机关在诉讼中的职能和职责，并非平分秋色，不是做什么饭就吃什么饭，端什么饭就吃什么饭，更不能形成什么弱势的法院。司法规律和诉讼规则

要求必须坚持庭审中心主义，以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只有这样，才能把审判定位为最后一道防线，形成的裁判才具有权威性。只有这样，人民群众通过庭审才能感到审判的公平和正义！

为落实以审判为中心，公检法如何应对这一历史性变化，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笔者认为要从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培育现代司法理念，准确为审判权定位。应该说庭审是刑事诉讼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实现公平正义、防止错案的最后一道防线，最后的决定，生效裁判必须具备既判力和权威性。人民法院的庭审必须排除一切干扰，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长期以来，个别人主张以侦查为中心，以监督为借口，无视审判，从而形成弱势的审判，这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符，也是违背司法规律的。

二是坚持对抗式诉讼模式。即法官居中，控辩平等。审判长是一庭之长，要领导法庭、指挥法庭、控辩双方听从法庭指挥，要准确为自己定位，尤其是在诉讼法律关系上，作为执行控诉职能的控方与辩方是平等甚至是对等，刑事庭审程序的安排上，也是把最后陈述这一权利交给了被告方。

三是要正确处理庭审的公诉职能和法律监督职能，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只具有建议性和事后性，在庭审过程中，尤其在法庭上，不能借口法律监督而影响庭审进行，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何时提出纠正意见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五百八十

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违反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后提出。”特别强调要以检察机关的名义提出，还要向检察长报告后才能提出。

四是审判为中心对控辩双方参与公诉以及证据的运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提高出证、质证能力。实现证据出示、辨认、认证各个环节的直接性、言词性，严格限制书面审理的传统做法。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书面证言和鉴定结论质证的传统方法与做法。（2）律师辩护的实质化应当引起公诉机关的高度重视。（3）证明标准中“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要求一切以庭审为标准。（4）正确处理“在卷证据”与“在案证据”的关系，要从“在卷证据”转向“在案证据”。以庭审为中心，倒逼检察机关对证据正确审查与运用，要从三方面着手改革：一是审查范围从“在卷证据”扩大到“在案证据”，只审查书面证据已经不符合实际需要；二是审查方式从“书面审查”转向“亲历性”审查；三是倒逼公诉机关必须紧紧抓住证据的合法性，深入审查排除非法证据。

第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然要求刑事辩护工作实现实质化。

刑事辩护是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辩护职能是近现代刑事诉讼三大职能之一，而且是不可缺少、更不可忽视的一种诉讼职能，更是防范刑事冤假错案的一支重要力量。刑事辩护制度贯彻情况，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尊重和保障人权、民主与法治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志。

当前，我国的刑事辩护工作距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民主与法治的进程，还有相当差距：一是刑辩不到位，尚有50%至70%的刑事审判辩护律师缺位；二是到位的刑事辩护尚未达到实质化，实体辩护和程序辩护均残缺不全；三是法律援助工作还处在艰难的推进中，缺人、缺钱、缺经验，无效辩护制度尚未建立。

实现刑事辩护工作实质化不仅要建立健全案件的实体辩护，而且要完善案件的程序辩护，以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为目标，全面推进刑事辩护工作。刑事辩护实质化的要求，就是要确立有效辩护制度。有效辩护包括以下三层意思：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应享有充分辩护权；二是应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请合格的辩护人为其辩护；三是国家应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行充分行使辩护权，设立法律援助制度，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

审判中心主义的实质与表象

2014-07-25 16:16:32 | 来源：人民法院报0620第五版 | 作者：张建伟

核心提示：我国是少数以诉讼阶段论布设刑事诉讼格局的国家。要不要将诉讼阶段论转为审判中心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诉讼总体结构的重构，成为学术讨论的话题之一。审判中心主义不仅要求在形式上突出审判活动的诉讼地位，重塑法院的社会形象，更重要的是审判活动必须实质化。它要求：其一，切断与侦查的联结，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其二，摈弃卷宗依赖主义，贯彻直接、言辞原则；其三，让民众真正参与司法，使民众制约司法的功能得到

第三篇：对铁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点思考

对铁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点思考

【摘要】 铁路司法机关从改革开放初期恢复，经过上世纪80年代末的变革，一直围绕着程序公证和司法公正的争议跌跌撞撞走到今天，至今已有23个春秋。作为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环节，长期以来铁路司法机关改制后的身份为何始终是改革争议的焦点。在地方化还是国家化冲突间，铁路司法改革的决策者睿智地选择了一条温和的出路--加强地方司法同行政分离逐步实现自治。【关键词】司法权地方化 铁路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独立

铁路司法机关从改革开放初期恢复，经过上世纪80年代末的变革，一直围绕着程序公证和司法公正的争议跌跌撞撞走到今天，至今已有23个春秋。去年以来，铁路司法体制改革已经部分启动，改革后铁路司法工作人员的身份曾在媒体上引发无数讨论。2009年7月，新京报以《期待铁路转制为司法去地方化探路》为题跟进了当时正在进行的铁路公安机关改制。在无数媒体和公众的翘首以盼下，铁路公安机关干警身份由企业职工转变为国家公务员。公安机关作为司法行政部门，由中央垂直领导的试水对铁路司法机关改制不能说没有借鉴，但其作用实在有限。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机关，铁路司法人员转制后的身份应该为何不容回避。

一、铁路司法改革的艰难抉择

（一）“司法权地方化”与“司法地方保护主义”

“司法权地方化”是近年来学术及司法界频频提及的一个概念。人们往往将这个概念与民众深恶痛绝的行政对于司法的干扰及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之间划上轻易的等号。从而生出司法系统垂直领导的呼声，和强调司法是一种中央权力、地方法院是司法系统和国家中枢的派出机关的论调。

对于“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姚中秋先生总结为两点：受到地方利益掣肘，地方法院往往很难对异地公民与本地公民的纠纷作出公平裁决；更严重的是，本地公民之间的纠纷，如果涉及到

①地方政府，或者直接与地方政府发生纠纷，则法院往往更难以持平之心进行裁决。比如,在正式的诉讼法之外,还有一套规章文件规定的司法运作程式；重大案件的裁判甚至要由地方党委作出决定。让政党及其负责人能够直接处理和干预最基层的法律事务,“书记管帽子,市长管票子,政法委管案子”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如果不给地方党政充分的司法自主权,如何维护社会稳定的问题。现在的许多地方党政官员,就是以社会稳定为名来为其不依法行政提供理由的。以行政诉讼为例，在一些官员看来,民告官案件较一般民事案件要特殊,如果判了官输就会“严重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就会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威严,就会为制造社会不稳定。在这样一种思路之下,法官就得屈服于

②“现管”,法律就得让步于稳定,政治就能代替审判,全局就得让位于地方。

（二）“司法权地方化”问题的成因

第一，直接原因是行政权力的干预，司法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44条第12款规定：“地方各级法院院长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副院长、审判员则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根据党管干部的原则，地方各级 ①② 秋风：《以司法创新约束地方保护主义》〔N〕，南方周末，2004-8-12 《维护司法权威 对最高法院是可以想见的挑战》〔N〕，南方周末，2010-5-27 党委和政府实际上拥有对地方法院主要领导干部的推荐权、罢免权和建议权。在党和司法机关的关系上，由于检法两院的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检察官（法官）都由地方党委提名决定，两院在办理案件时就不得不考虑到地方党委的意见。另外，各地方政法委统一领导地方司法工作，政法委的意见往往可以左右法官裁判的方向。另外一方面，地方司法机关与当地行政机关的关系也不可谓不密切，政府掌管着它们的财政大权，政府可以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限制司法机关，加之检法两院的人员编制是由当地政府决定的，在具体的干部考核和人事管理上，检法两院也都受同级党政机关的领导，两院不可能忽视地方政府的意见进行案件的办理和裁判，相反，案件的办理和裁判往往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意志。

第二，我国司法机关的管辖区域和行政区域在设置上是重合的，这给司法权随行政区域的划分而日益“地方化”提供了一个可能和前提。我国检察院和法院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种, 其中地方各级检察院和法院的数量最多、涉及地域最大、管辖权也最为广泛。地方各级检察院和法院分为省级、地市级和基层三类, 其建置完全与地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相对应：省级人民法院设在省级行政区与省级人大和人民政府相对应；地市级人民法院设在地市级行政区，与市级人大和人民政府相对应；基层人民法院设在县级行政区，与县级人大和人民政府相对应。“中央和地方的司法建置模式本无可厚非, 我们也不能说检察院和法院设在地方就是司法地方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管辖区域完全重合的模式使司法机关与其它机关，尤其是行政机关之间形成隶属关系，从而客观上导致前者依附于后者，为司法权‘地方化’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三）避免“司法权地方化”的思辨

王旭教授在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遏止司法权地方化倾向》一文中开宗明义的将司法权定位于一种中央权力。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都是国家设在地方的法院，应当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适用统一的法律规范，平等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然而他的这一说法却无法回避下列事实：

第一，检察院和法院办理案件、作出判决和执行判决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得地方上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有无法脱离的关系。司法权正当和公平的行使首先要做到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法官作出判决，必须要有客观的案件事实基础。在我国，未实行对抗制诉讼模式，法官可以依职权收集证据查明案情，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政府信息的共享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基层法院，在交通和通讯都不方便的地方，对于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都有很强的依赖性。在检察院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也是需要地方政府协助的，特别是在基层或者在具体办案中出现冲突事件，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保障。所以司法机关的职能和本身条件的限制也决定了它们和地方政府必然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在司法权行使的过程中，在面临中央和地方上立法冲突的时候，司法权的行使者如何取舍，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措施。地方人大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有权制定政府规章、政策和发布行政命令，目前，虽然赤裸裸地在地方立法中规定地方保护主义不多见了,但通过地方政府规章、政策、行政命令等方式规定地方保护的,还是很普遍的现象。而地方法院审判案件不得不对地方立法进行参考和适用，2003年轰动一时的李慧娟案正是最好的一个例证，所以司法权的独立，还需要对法院违宪审查的权利进行合理的设置，以期使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活动的法律法规依据都符合宪法的规定。

王教授本人在该文的最后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尽管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实现法院系统内部在人、财、物等方面的垂直管理，但应当明确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之间是审级监督关系而非行政领导关系。事实上，司法权的行政化是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中存在的另一个严重弊端。它的主要表现是：下级法院不断地就具体案件的审理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上级法院不断地向下级法院发布指示、命令，严重违反了审级制度的内在要求和直接审理的原则，影响了各级法院和法官在司法活动中的独立性，导致两审终审制形同虚设，不能发挥其监督纠错功能。因此，克服司法权行政化倾向，保证上下级法院独立行使职权，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又一重要目标，决不能因为实行

③司法系统内部的垂直管理而加重行政化倾向。

上面的表述究竟是何用意，作者没有明言，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是对全文结论的否定。从法理角度上讲，“司法权地方化”只是一个中性词。因为，第一，排除理念上的一统江湖，具体的、形而下的司法生活，只可能是地方性的。法典、法条由中央颁发，全国通行，但落实到各个地方，因其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差异，必将因地制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从“秋菊打官司”的迷局，看到了“送法下乡”的必要。其次，按照政治学原理，谁赋予地方司法机关权力，该司法机关就该对谁负责。我们看到，从1982年《宪法》规定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各级地方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由地方人大产生，并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请注意，不是对上级法院和检察院负责，这便在制度上确立了司法的地方性。

二、铁路司法改革——理性的回归

如上文所述，我们避免司法权地方化的努力似乎陷入了某种怪圈：我们看到了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横行，而呼声很高的解决方案却是用中央权力进行干预，形是反对司法权地方保护主义，实则是为最高司法机关争取更多的权力。将区域司法机关的地方性质看作“地方保护主义”的源头，是一种意在维护和方便中枢垂直指挥系统、并在全局视角下对地方独立利益立场进行自上而下的牵制和否定的努力。如果说将区域司法权力理解为地方化的权力，就必然会导致地方政府的粗暴介入。假想一下，如果最高司法机关事实上掌握下级检察院和法院的财政权、人事权，形成一个以两高为首的封闭体系，那么，会不会产生由上级司法机关通过人事权和财政权来干预下级司法机关的办案呢？那么，是不是又以一种新的干预代替了原来的干预呢？就中国现在的情况而言，由中央财政直接管理也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央和地方已经实行分税制，中央财政在总比重已经下降，实际上并不能完全保证全国所有司法机关的财政经费，相反，地方财政更可能保证地方法院④的经费。在我看来，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地方法院的人事财政由地方控制，而在于有没有建立严格的地方控制方式和程序。

现代政治体制下，并没有地方权力绝对从属于中枢的单一制。辛亥之前帝制时代的政治架构，才是绝对单一的，即地方的一切长官（同时亦是法官）完全由中枢进行任命和委派。地方的行政和司法权力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中央权力，与当地社会及其民众间没有丝毫合法性的纽带。这是大一统君主制及其道统的一个核心。孙中山在辛亥时期提出了地方自治和建立美式联邦的思想，上世纪20年代地方自治思潮和联省自治运动一度风云交汇，对几千年君主集权造就的根深蒂固的的垂直政体传统产生了一定的降解作用，并为未来从地方到中枢的自下而上的现代权力脉络留下了伏笔。这一运动影响剧烈，中共在“二大”确立了“自由联邦制原则”和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革命思路，到《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发表，地方自治和联邦构想一直作为时代主流思潮被中国共产党看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目标。建国后我们实行了以代议制的全国人大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社会主义宪法体制。作为从辛亥到1949年间地方自治成果的一个保留和影响，地方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从此不再完全从属于中枢，而形成了地方司法机关同时向同级权力机构和上级司法系统负责的混合体制。加上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③④ 王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遏止司法权地方化倾向》〔J〕，体制改革，2002（1）

侯猛：《最高法院与地方法院的分权逻辑》，北大法律信息网，2003 和一国两制构想的初步实施，地方国家权力完全从属和来自于中央的授予，这样一种完全的单一制理念已不复存在。世界上也找不到一个实行代议制的单一制国家，不是以某种程度的地方自治为基础的。这是因为代议制是比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区分更为重要的一个前提。因为民意是从地方逐层过滤的，一个建立在民意代表投票表决之上的宪法体制，必然以地方权力的某种自洽性作为国家权力的一个合法性来源。如果不将单一政体与复合政体的区分放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观照，就容易过分夸大单一制下地方司法权力对中枢的完全依附地位。而实现司法权力的中央化，必然通过将地方司法整合在一个垂直的司法体系中的步骤来完成，这对真正的司法独立是一种伤害而非促进，并势必加剧司法的行政化特征。

值得庆幸的是，此次铁路司法体制改革方案在酝酿多年之后并没有施以猛药，将铁路司法机关转变为中央利益在地方的代言抑或附庸。

三、解决司法权地方化的设想

实际上，司法权地方化问题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重大课题。司法权地方化问题实质上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失衡在司法体制中的表现，同时司法权地方化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和巩⑤固了这种失衡状况。将解决“司法权地方化”的宪政重任冀于司法体制改革完成，将本身应谋而后动的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排头兵，让我们看到了决策精英力挽狂澜的魄力和面临深化改革开放的体制瓶颈“毕其功于一役”的迫切需求。然而治大国若烹小鲜，司法独立的第一步不妨从加强地方司法同行政分离，逐步实现自治做起。

个人以为具体操作中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1.改革司法机关经费管理体制，加强司法的经费保障。司法经费开支是必须支出的正当的司法成本，是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属于国家预算开支的一部分。充足的经费保障是确保司法公正、高效、廉洁的重要物质保证。最优的方案是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将在年末将下一的司法经费预算统一报各级人大审批，由省财政部门设立单独帐户保证第二年依照预算执行。考虑到地方司法机关同权力机关的关系与申请司法经费的实际困难，经费管理体制暂时可以改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预算统一由中央财政部门会同两高审核后，由省级地方财政严格依照预算进行支付。待地方民主化进程同步后，再进一步完善。

2.严格法官、检察官任用资格制。按照我国《法官法》、《检察官法》的规定，担任法官和检察官的条件是“具有本国国籍、年满23岁、拥护宪法、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具备在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学历”，和国外“法官、检察官必须是大学法律系毕业”比较相去甚远。法官、检察官素质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独立程度，必须进一步提高法官、检察官任职资格的条件，铸就一支品行良好、业务能力强的司法队伍，为司法独立提供主体上的保证。司法人员素质包括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两个方面，而要做到司法独立进而达到司法公正之目的，仅有专业素质的要求是不够的，必需要求司法人员具有高尚的品德。史尚宽先生曾经说过：“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诱，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附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切要，而品格修养尤为切要。”⑥我国现阶段的司法考试相比以前的法官选拔机制有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报考条件还应更严格。另外，法官、检察官的选任应由专门的司法委员会操作，其组成人员应以法官或者律师界知名人士为主，其设置应该能保证作为司法人员的委员会成员发挥绝对的主导作用。⑤⑥郭殊：《论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司法体制的权力结构》〔J〕，浙江学刊，2008-6 史尚宽：《宪法论从》，台湾荣泰印书馆，1973年版，第336页 3.建立必须的生活保障制度。较高的物质待遇既可以吸引大批的优秀人才投身司法队伍又能使其过上较为优越的生活，免除其后顾之忧，使其不至于“向他们主要的诉讼当事人乞讨”，从而保证其客观、独立、公正的地位。让司法人员具有“在国家公职人员中具有较高或中上水平”的收入并不是提倡“高薪养廉”，一方面我们的财政状况不允许这样，另一方面高薪也不一定能够养廉，因为“饥饿的人不会很好的为国家服务，饿了不能工作；吃的太饱的人容易懒惰，适度的饥

⑦饿者是最好的人民公仆。中等水平或者稍高一点的法官工资收入最好”。抬高司法系统的门槛并给法官以良好的待遇，就会使司法人员以自己的身份为荣并切实珍惜这一荣誉，不为外界的物质所诱惑，不为外界的权势低头，从而有利于保证他们的思想独立和行动独立。

4.建立司法人员职务保障制度。为了排除外来干扰，使法官、检察官保持独立的地位，具有必要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学历、经过考核获得司法人员从业资格并具备足够司法实践经验的人，一旦被任命为法官、检察官，只要不是有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法定的失职行为或者违反法官检察官的职业操守，即应享有终身的法官、检察官资格。被正式任命后的法官、检察官的调迁、升降、惩诫等应排除由地方行政机关和领导个人独断决定的各种因素。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有法定事由和依法定程序，不得降低或免除职法官、检察官的职务，并且要求法律对这些事由和程序做出严格的限制，如法官、检察官不应因工作失误而被免职，只有司法腐败或者重大失职行为才能引起其被免职的后果。

⑦傅德：《德国的司法职业与司法独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页

第四篇：强化对审判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思考

[内容概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是有效预防腐败的关键，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必然要求。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对审判权力的制约监督显得尤为重要。强化对审判权力的制约监督将有效促进司法公正高效，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逐步形成以制度管理法院的长效机制。纪检监察机关派驻人民法院机构

要明确自己监督制约职责，敢于制约监督，善于制约监督，强化制约监督。必须扎实推进审判权力规范透明运行建设，构建符合司法工作实际、具有法院特色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切实发挥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在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是有效预防腐败的关键，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必然要求。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对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促进权力规范透明运行提出了具体要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的人民法院必须扎实推进审判权力规范透明运行建设，构建符合司法工作实际、具有法院特色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切实发挥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在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试结合自身的工作体验，就强化对审判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作一粗浅探讨。

一、强化对审判权力的制约监督的重要性

（一）强化对审判权力的制约监督是促进司法公正高效的需要。人民法院被视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人民法官如产生不廉行为，不仅是个人的品质问题，而且关系到损害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玷污人民法院形象的重大原则问题。受社会不正之风的影响，人民法院和法官时常处于各种利益、关系的交叉点上，要维护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就必须使人民法院能够严格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对审判权力失去制约，没有监督，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将时有发生。案件久拖不决、久拖不执，违法违纪事件得不到查处，从而造成一些法官枉法裁判，亵渎司法权威，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公正与效率的主题将难以实现。

（二）强化对审判权力的制约监督是加强队伍建设的需要。人民法院人才建设的目的就是让法官成为社会的精英，成为公平正义的化身，成为专业知识素质、专业观念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三者兼备的司法专业人才。对审判权力的制约监督可以为法官职业化建设营造健康向上的环境。在新时期强化对审判权力的制约监督尤为重要，经常开展警示教育，做到警钟长鸣，防微杜渐，帮助法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教育他们判重如山、持正守廉，始终保持权力在手、重任在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审慎态度，从思想上筑牢防止权力滥用的铜墙铁壁，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三）强化对审判权力的制约监督是以制度管理法院的需要。制度是管理法院的重要武器，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当中，各个环节都应有制度的约束。大到裁判案件，小到一言一行，都要靠制度去规范。人民法院的制度建设，是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司法能力的必然选择，但是制度建设并不仅仅是制度的设计和制定，重要的在于执行。有了好的制度，执行不了就形同虚设，设计和制定的再好也会前功尽弃。强化对审判权力的制约监督，给权力戴上“紧箍咒”，是制度贯彻执行的最有效手段，对不按制度办事者严格追究其责任，真正使制度发挥作用，形成由制度制约权力的良好局面。

二、强化对审判权力的制约监督的几点建议

“制约”一词，百度词条解释为：限制约束。“监督”一词解释为：对现场或某一特定环节、过程进行监视、督促和管理，使其结果能达到预定的目标。

加强对审判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把制约和监督贯穿于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链条。笔者认为，做好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工作，坚定不移地惩治司法腐败，强化对审判权力的制约监督，当前应特别注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纪检监察机关派驻人民法院机构要明确自己监督制约职责，敢于制约监督。

“教育、监督、惩处、保护”是纪检监察机关的四项职能，四者有顺序，也有偏重，但不可偏废。教育是基础，监督是关键，惩处是手段，保护是目的。纪检监察机关派驻人民法院机构是党和国家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法院纪检监察工作责任重大，要求严格。做好人民法院纪检监察工作，首先要理顺好工作关系，把目标统一到抓党风廉政建设，促进法院事业健康发展上来，真正做到“一岗双责”，“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凡

遇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党组汇报，争取支持，把依靠党组领导与独立负责开展工作结合起来。当前尤其要注意克服“做老好人”思想，杜绝对违纪问题绕圈子、转弯子的现象。纪检干部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正确行使监督权，弘扬公正无私、刚直不阿、不徇私情、敢于碰硬的精神。在遇到与党组对某一问题认识不一致时，首先要分析原因，不要急于下结论，该

说明的情况要说明，该坚持的正确观点要坚持，该服从的也应服从，立党为公，光明磊落。

（二）抓好反腐倡廉工作机制的创新，善于制约监督。

要建立制约监督制度，制约监督的主要任务应当是：监督党组领导班子成员有无不廉洁的行为，其配偶子女有无打着领导干部的招牌牟取私利的行为；主要领导干部对反腐败的态度是否坚决，敢不敢碰硬，在用人方面是否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办事，是否公道正派、自觉遵守政治纪律等。强化制度创新意识，以严密制度体系，狠抓制度执行。应认真研究腐败滋生的根源，总结监督工作的经验教训，从规范权力运行、制衡权力行使等环节入手，建立起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同时，加强制度教育，确保各项制度深入人心；加强对执行制度的监督，严格责任追究，确保各项制度落实到位。应突出以制度管理人事，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制度，并接受群众的监督。制定责任追究办法，对违反制度规定的行为，坚决追究责任，以确保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建立全方位制约监督体系，强化制约监督。

1、要加强对审判行为的纪律制约监督。各审判业务部门和审判人员在审判活动中的行为受审判业务监督的多，而受到审判纪律制约的少，致使少数审判人员滥用职权，以案谋私，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徇私枉法，损害法院形象，走上违法违纪的道路。纪检监察部门要重点监督审判人员在从事审判活动中所实施的行为是否严格遵守审判纪律，是否廉洁执法守法，是否存在吃拿卡要，以权谋私，徇私舞弊，贪赃卖法，是否有欺压群众、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严格以党纪国法、审判纪律为依据，震慑个别越轨者，促进办案人员正确执行党纪国法和审判纪律，模范遵守党章，防止和减少违法违纪的发生，树立人民法院公正、高效、文明、廉洁的良好形象。

2、要加大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力度。纪检监察部门应对出现的违法违纪问题毫不手软、持之以恒地严肃查处，坚决彻底地清除法院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对于其他违纪违法行为，也要按照有关纪律，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一人，处理一人，绝不姑息迁就。不能寄希望于家丑不外扬，而是要做到防患于未然，发现问题要及时采取措施，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同时，要坚决支持保护审判活动中的合法行为，对秉公执法、清正廉洁的法官要予以保护，对那些诬告法官、打击报复办案人员的要依法进行处理。

3、要加强宣传教育，营造浓厚的制约监督氛围。某些领导干部之所以走上违纪违法之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放弃了理想信念，成了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阶下囚。因此，必须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党风廉政教育的重要性，坚决纠正和克服“教育无用”的倾向，通过加强教育，筑牢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防线。一是建立健全党风廉政教育的工作机制。把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纳入党的宣传教育的总体部署，各部门协调合作，形成合力。二是建立廉政教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实现党风廉政教育的制度化、经常化。明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教育内容、目标和要求，进一步健全党组学习制度、党课教育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坚持不懈地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思想道德、党纪国法和艰苦奋斗等教育，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三是改进党风廉政教育的方法。紧密结合领导干部的思想实际，把自律与他律、教育与管理、示范教育与警示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注重运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手段，增强教育的针对性、灵活性、实效性；善于运用典型案例，以案说法、以案说纪，使党风廉政教育真正入脑入心。

4、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制约监督水平。“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切实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提高监督者的整体素质，是提高制约监督水平的基础。应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按照“政治坚定，公正清廉，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要求，切实抓好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自身建设。一是树立制约监督者必须接受监督的意识。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应自觉接受党组和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制约监督、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制约监督、媒体舆论的制约监督以及社会各界、各方面的监督，自觉改进工作。二是强化内部约束机制，严明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工作纪律。“打铁还须自身硬”，要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并认真贯彻执行，对内部出现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必须严肃查处。三是改善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工作条件，充分保障工作经费，加快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装备现代化建设，大力改善交通、通讯、网络、办公等方面的条件，提升执纪执法能力，加强干部队伍培训，不断提高纪检监察队伍的素质和能力。

5、强化制约监督落实，确保各项措施取得实效。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加强监督制约，是促进党员法官正确使用审判权力，不犯或少犯错误的重要保证。一是引导每位党员法官树立自觉接受制约监督的意识。每个党员法官都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内监督条例，把自己置于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监督之下，做自觉接受监督、敢于监督他人的表率。二是健全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和追究责任的制约监督机制。及时发现党员法官存在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对于不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应严肃追究其责任。三是进一步完善民主生活会制度。倡导正确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坚决纠正不讲党性讲人情、不讲真理讲面子、不讲原则讲关系、不讲正气讲和气的错误倾向。四是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人民群众是反腐倡廉的主体。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参与，反腐败斗争才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应认真受理、及时查处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各种问题。切实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批评、建议、控告、检举等权利，以保护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

第五篇：对司法行政机关警务督察的思考

对司法行政机关警务督察的思考

一、警务督察的含义及意义

警务督察是对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是符合警察工作要求的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是保障公安、司法等机关政令、警令畅通，促进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重要举措，对加强警察队伍廉政建设和规范化建设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1997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220号令《公安机关督察条例》发布施行，这是共和国警察制度史上的一个路标：它标志着具有中国公安特色督察制度的建立。

监狱警务督察是应司法部警务督察部门应运而生的，是对监狱人民警察履职执法过程及其结果的约束、监督、纠正和保障，是确保监狱执法工作公正、文明、廉洁的有效措施之一，是保证监管安全的有利武器，为保持队伍战斗力提供了有利保障。因此，相关部门分别制定了《公安机关督察条例》、《司法部关于加强警务督察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为保证警务督察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依据。湖南省司法厅在《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司法行政机关警务督查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把警务督察作为“一把手工程”，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与监管安全、队伍建设工作一起研究、部署，要建立健全党委（党组）定期研究警务督察工作制度。从而将我省司法行政机关的警务督察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司法行政系统警务督察与公安警务督察的区别

在2011年修订后颁布的《公安机关督察条例》中第四条：督察机构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的下列事项，进行现场督察：

（一）重要的警务部署、措施、活动的组织实施情况；

（二）重大社会活动的秩序维护和重点地区、场所治安管理的组织实施情况；

（三）治安突发事件的处置情况；

（四）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受理、立案、侦查、调查、处罚和强制措施的实施情况；

（五）治安、交通、户政、出入境、边防、消防、警卫等公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

（六）使用武器、警械以及警用车辆、警用标志的情况；

（七）处置公民报警、请求救助和控告申诉的情况；

（八）文明执勤、文明执法和遵守警容风纪规定的情况；

（九）组织管理和警务保障的情况；

（十）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的其他情况。

司法行政机关立足本职工作，也制定了《司法部关于加强警务督察工作的意见》指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监狱管理局的警务督察工作。在此意见中进一步明确了警察督察的任务和工作职责，督察事项主要包括：重要警务部署、措施、活动的组织实施情况；监狱、劳教所突发事件处置情况；监狱、劳教所规范执法情况；警察执勤现场履行岗位职责情况；警察使用武器、警械及警用车辆、警用标志的情况；警察文明执法、执勤和遵守警容风纪情况等，并提出要结合贯彻“双六条禁令”，重点加强对监狱、劳教所落实各项监管安全制度和措施、监狱劳教人民警察遵守工作制度和纪律情况的督察。

三、监狱警务督察的重点

1、重要警务部署、措施、活动的组织实施情况。对监狱来说，重要警务部署诸如武器弹药库、民警值班室等直接关系到监狱监管安全的部门，应建立二十四小时值班制以确保监管安全稳定。这些部门理应成为警务督察的重点，以确保各相关工作人员二十四小时在岗。

2、警容风纪督察。民警警容风纪、文明执法是警务督察的常态化督察重点，督察人员要对民警是否按规定穿着警服、佩戴警用标志，是否存在警便服混穿，警容是否端正，是否佩戴与授予警衔不相符的警衔标志。在我狱存在着警便服混穿的现象主要体现在“上身警服，下身便裤”，其次就是警衔佩戴与实际授予警衔不符。最后就是新入职民警，往往要等上一段时间才能领上警服，因此在监管区内存在着“便衣警察”。其次、对民警素质养成、文明执法、警务礼仪等方面进行督察。对八小时以外着警服问题，应由警务督察部门下发《警务督察通知》向全监民警重申着装要求和纪律，杜绝穿着警服“饮酒，扯皮，打架斗殴”等严重影响警察形象的问题。

3、罪犯三大现场的管理警察履职情况、罪犯劳动以及生产安全等情况。在罪犯劳动现场，学习现场、生活现场等三大现场必须有民警二十四小时直接管理，重点督查民警能否公正文明执法，避免执法差错，是否存在“警囚不分”现象。其次，在办公、监管区域内发现违禁物品或疑似违禁物品，可责令当事人交出,如手机，牌具等。个别民警为了蝇头小利，给犯人传递违禁物品，此种行为以往都是由纪委来查处，但现在可以先由警务督察部门进行督察处理后再交由纪委调查。再者，随着监狱经济的转型，外协技术人员入监次数逐渐增多，应同时督察民警对外协人员的管理工作。

四、司法行政系统警务督察有待建设完善之处

首先，建立专业的警务督察队伍

《意见》中指出，要建立健全警务督察机构，并指定了人员结构组成，但是我们要看到警务督察应成立专人专门的队伍，配齐配强警务督察人员，而非由其他人员兼任。督察人员首先要有一定的从警经验，要有较好的职业素质，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工作认真负责，吃苦耐劳，有较强的心理压力承受能力、自我控制能力。《意见》要求：警务督察人员行动先于一般干警、标准高于一般干警、要求严于一般干警，定期组织督察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出警务督察是一种信任，是一种责任，是一种管理，是一种监督，更是一种关心和爱护。同时，要对督察人员进行教育学习，并制定相关考核内容，以真正的起到督察的作用，而不能只做“老好人”，表面上指出问题的存在，根本上则不能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其次，要对警务督察机构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警务督察人员按照执法勤务类进入警察职务序列套改工资，对基层警务督察人员实行“三同”，即警务督察人员的执勤岗位津贴、加班补贴标准和一线警察相同，评优评先比例和一线警察相同，从而充分调动警务督察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使警务督察不在流于形式，确保警务督察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其次，民警集中学习相对于公安机关来讲，司法行政机关的警务督察一直是薄弱环节，民警普通认为警务督察只是公安机关的事情，而《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的对象也是针对公安民警。因此，在全面推行司法行政机关的警务督察时，必须先制定出相关条例内容，对民警进行一次集中教育学习，给大家一个适当的“缓冲期”，以便以更好的姿态来迎接督察。

第三、警务督察结果与考核挂钩。

警务督察结果充分运用与否，是决定督察工作成效的关键所在。在实际工作中，首先将督察结果与监狱民警考核挂钩，与中层领导干部管理考核挂钩，与年终评优评先挂钩，同时作为监狱领导研究决策部署有关问题的重要依据；要求警务督察人员每月汇总督察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上报监狱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以此对所有督察小组进行排名，对排名末尾和督察问题较少的督察小组成员进行调整或谈话教育，连续三次排名末尾的一次性取消督察人员资格；要求主管领导和分管领导对督察出的问题进行追踪关注，督促整改落实。要根据不同情况提出处理意见，要重视、听取、采纳警务督察人员的意见和建议，要针对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防止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第四、及时巩固督察成果

及时公布警务督察结果，不仅能让当事人敲了警钟，也让广大民警充分认识理解警务督察的重要性，并能以此为鉴，从中反省发现自身所存在的问题，继而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有利于巩固警务督察成果。